《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上網前言：

　　何干強

　　2014年7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明確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自覺認識和更好遵循經濟發展規律，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①]。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者們理應為貫徹總書記十分重要的講話精神自覺承擔義務和責任。

　　最近，企業管理出版社出版了筆者撰寫的著作《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何干強著，企業管理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此書是筆者撰寫的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托重大項目“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規律研究”（項目號：05@ZH005，主持人：李長征）的中間成果。為了推進更多的讀者學習和應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振興公有制經濟，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而共同努力，筆者認為有必要將本書內容上網。感謝“烏有之鄉網站”的支持，從今日起，本書將分章節陸續刊登。歡迎讀者們提出寶貴意見。

　　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

　　第一章 振興公有制經濟的緊迫性

　　當前為什么中國必須提出振興公有制經濟的要求?因為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受到嚴重削弱，這關系到新中國的生死存亡。

　　本章遵循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首先客觀反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呈現的向上和向下的經濟現象;由此出發，依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必須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兩大基本歷史前提，確立生產資料所有制、市場社會分工制度和經濟管理體制狀況三個分析視角，揭示近些年兩種對立現象產生的深層原因，闡明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重要性;接著，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進一步論證，要標本兼治地解決人們目前普遍關注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通貨膨脹、經濟結構失衡、外資侵占國內市場等重大現實經濟問題，惟有振興被嚴重削弱的公有制經濟;在此基礎上，以憲法為準繩，強調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是中國社會主義根本經濟制度的基礎，絕不容削弱，當前振興公有制經濟時不我待。

　　一、從兩種對立的經濟現象談起

　　(一)改革開放以來向上的經濟現象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強調要“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②]從那時起，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開始進入揚棄計劃產品經濟體制[③]、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放歷史新階段。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逐步出現了兩種對立的現象。用科學發展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來衡量，一種是向上的經濟現象：

　　——改革前國有企業那種“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經濟單位和社會單位合一的狀況得到了根本改變，公有制企業顯現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活力和較強的市場競爭力。國有經濟同商品貨幣關系實現有效結合，經濟效益明顯提高，2002至2009年，中央國有企業不算上繳利潤，上繳的稅金總額，就由2914.8億元躍升到11474.8億元，年均增長率達到21.80%。[④]

　　——包括商品市場、多種生產要素市場和信用制度在內的結構比較完善、覆蓋全社會的統一、競爭、有序和開放的現代市場體系基本形成;國民經濟的基礎設施，如道路、鐵路、航空等交通運輸和信息網絡已開始邁入國際先進行列。

　　——出現了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的格局，國民經濟整體發展活躍，持續增長，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新中國建立初期的1952年，國內生產總值只有679億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億元，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經濟總量迅猛擴張，2008年達到了300670億元，年平均增長8.1%;而1961-2008年世界年平均增長速度只有3.6%。[⑤]2007年以來，資本主義世界以美國“次貸”危機為發端，爆發至今余波未平的世界金融、經濟危機，中國雖受到影響，但是從2007年到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年增長的速度仍分別達到11.4%、9.0%、9.1%、10.3%、 9.2%。[⑥]這被譽為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

　　——國家對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宏觀經濟管理機構已經建立并正在健全;財政實力明顯提高;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顯著增強;城鄉統籌發展已經拉開序幕;城鄉人民平均收入有了較大提高，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等等。

　　(二)向下的經濟現象

　　上述向上經濟現象令人鼓舞，然而，同樣用科學發展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來衡量，近些年來在國民經濟生活中也出現不少令人焦慮的、向下的經濟現象。如：

　　——涉及生產關系方面的有：城鄉發展差距和貧富差距拉大、普通老百姓存在“三難”(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經濟腐敗屢禁不止、一些產業部門被外資控制、相當多民族產品品牌在市場上消失、股市投機性過旺等。

　　——涉及生產力方面的有：經濟發展粗放(靠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求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失衡、農村發展滯后、生態環境質量變差等。

　　(三)面對復雜經濟現象應防止認識的片面性

　　如何正確認識這兩種對立現象的成因，這關系到能否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能否真正促進國民經濟的科學發展。

　　如果只看到向上的現象而忽視或否認向下的現象，就會讓成績掩蓋問題，助長實踐中發生的失誤，迷失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使經濟發展偏離科學軌道;反之，如果只看到向下的現象而忽視或否認向上的現象，就會懷疑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對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喪失信心。不過，即使能夠同時看到向上和向下這兩種對立現象，但是不能正確地揭示這些現象的成因，也同樣會陷入認識誤區。例如，把產生向上現象的原因全都歸結于不問姓社姓資的“市場化改革”，那就無法解釋為何會產生人民群眾抱怨的諸多向下的經濟現象;而那種把向下現象的原因完全歸結于“市場化改革”，則無法解釋為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能夠產生諸多向上的經濟成就。又如，有人用西方經濟學的所謂“倒U型”曲線假說來解釋向下現象產生的原因，[⑦]這就無異于排斥了向下現象的產生有工作失誤的主觀原因，廣大人民群眾對此是不能認同的。這些認識誤區，顯然不利于人們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總結改革開放實踐的經驗教訓。

　　“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到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⑧]我們要防止認識的片面性，正確地認識產生兩種對立現象的成因，惟有運用唯物史觀的辨證方法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對向上或向下經濟現象的因果關系作具體分析。

　　二、從對立現象的成因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重要性

　　(一)明確分析經濟現象的指導思想

　　唯物史觀的辯證方法要求我們，必須把上述經濟現象放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來分析。為此，必須確立科學分析的基本歷史前提，這就是：

　　1.中國已經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有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才能獨立自主地穩定發展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上，深刻地分析了中國的國情、世情，指出在當代，帝國主義阻止中國實現民族獨立自主，國際上已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功經驗，中國已形成一定的機器大工業生產的物質基礎及其相應的先進的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已經領導中華民族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歷史實踐已證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具有軟弱性，不可能領導中華民族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這就無可辯駁地論證了，中國絕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1977年10月，鄧小平在接見加拿大外賓，談到列寧批判考茨基庸俗生產力論，論證落后國家也可以搞社會主義時，又重申了1949年新中國建立后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現實可能性，他說：“當時中國有了先進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有了初步的資本主義經濟，加上國際條件，所以在一個很不發達的中國能搞社會主義。這和列寧講的反對庸俗的生產力論一樣。”[⑨]今天，中國已經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雖然在社會生產中仍然存在手工工具這種生產方式，但是，機器工業生產已經成為占主體地位的生產方式，而且還形成了更加有利于社會化生產和聯合勞動的計算機信息網絡技術條件下的模塊化新生產方式，這就使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公有制有了更加堅實的物質基礎。建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偉大成就，從實踐上證明，新中國建立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文明進步的必然要求。這是我們分析當今中國經濟現象的最基本的歷史前提。

　　2.“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⑩]

　　中國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形態中還存在著相當大的自然經濟因素，發展商品經濟勢在必行，而現代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11]市場經濟就其作用機制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通過商品交換間接實現的、空間上可以廣泛拓展的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盡管說，市場社會分工制度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發性，但是，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不可逾越的;它與自然經濟那種封閉的、狹隘的、從主體條件出發、只能在家庭、村落等小范圍內形成的分工方式相比，對生產力的發展能夠產生很大的推動力。市場分工制度并不姓“資”，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也可以利用。中國只有發展市場經濟，才能擺脫舊中國遺留下的自然經濟形態對社會生產力的束縛，為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高級階段，為最終形成自覺的社會分工制度和自由人聯合體經濟，創造物質前提。充分認識新中國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仍然處于商品生產的經濟形態，需要建立健全市場社會分工制度，這是分析當今中國經濟現象的又一基本歷史前提。

　　從這兩大基本歷史前提出發，我們有必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確立三個分析經濟現象的基本視角：

　　其一，生產資料所有制狀況的視角。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經濟的社會形態的最深層的經濟關系，其實質是經濟利益關系，它是決定包括經濟現象在內的一切社會現象的最深層的本質因素。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指出的：“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隱藏著的基礎。”[12]這里，“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指的就是物質生產領域中的生產資料所有權關系或簡稱所有制。我們分析經濟現象的成因，理應深入到所有制關系層面。在今天的中國，也就是要分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涵蓋的所有制層面。

　　其二，市場流通關系或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狀況的視角。在商品生產社會，市場流通關系是生產與分配、消費的中介。市場的運行狀況是否通暢，關系到社會分工發展的深度和廣度如何，關系到勞動生產率能否提高，關系到勞動者生產出的物質財富的經濟價值能否順利實現，也關系到整個社會再生產規模能否穩定擴大。在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拓展市場流通關系的歷史階段，分析經濟現象，理應重視市場流通關系的狀況。

　　其三，經濟管理體制狀況的視角。如果說所有制狀況和市場流通狀況是由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和國際經濟環境的歷史狀況決定的，具有客觀性;那么經濟管理體制，則是人們根據自己對國民經濟運動的認識，所制定的規范經濟主體行為的一系列制度規則，具有主觀性。經濟管理體制是否符合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的是否健康向上。因此，分析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經濟現象，不能不認真分析經濟體制的現實狀況是否符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發展市場經濟兩者有機結合的客觀要求。

　　從上述兩個基本歷史前提和三個經濟分析視角來看，分析上述兩種對立經濟現象的成因，就應當注重綜合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有制經濟關系、市場流通關系和經濟管理的具體體制這些經濟因素發生的變化。

　　(二)向上經濟現象成因

　　從這些視角來分析，可以得出，改革開放以來，促進國民經濟向上的經濟因素，主要是：

　　1.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根本作用

　　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核心。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具有勞動者處于自主地位、能自我調節生產關系、保證“全國一盤棋”、促進人們形成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提高發展經濟的總效率、促進走共同富裕之路等優勢。[1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運行雖然有過波動，但是始終保持穩定的較高增長的態勢，這是公有制為基礎的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支撐的結果;在經濟體制大轉換的過程中，作為公有制經濟主力的國有經濟，做出了有利于國民經濟全局的重大貢獻。像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在經濟體制改革開始之后的較長一段時期，服從國家計劃調控，低價出(為全國提供礦產資源上游產品)，而高價進(購進其他地區放開價格之后的輕工業產品)，由此支援了全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經濟發展。我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如此之快，沒有國有經濟促成的強大物質基礎是根本不可能辦到的。而統籌城鄉發展措施的提出和實施、統一市場體系建設規劃的設計等，都是公有制這種優越性的具體體現。全國農村經濟的穩定發展，更離不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支撐。可以說，公有制經濟，尤其是體現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產生向上經濟現象的最根本的因素。

　　2.所有制結構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有利于國民經濟整體增長的變化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還不可能覆蓋全社會，從壯大民族經濟的要求看，還需要發展一定的非公有制經濟;公有制自身的實現形式，也有待完善。新中國到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偉大勝利，但是，后來強調“一大二公”的優越性，所有制結構趨于單一公有制經濟。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1975年國有經濟占83.2%，集體經濟占16.8%，兩者合計為100%。1979年，國有經濟占81%，集體經濟占19%，兩者合計仍為100%。實踐表明，這不利于從國情出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活躍和發展國民經濟。改革開放對所有制結構進行多元化調整，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格局，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到1993年，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經濟占46.95%、集體經濟占34.02%、私營外資經濟占11.05%、個體經濟占7.98%。[14]1992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23938億元，比上年增長12.8%;1993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31380億元，比上年增長13.4%。[15]1992年，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狀況的城鎮居民吉尼系數和城鄉居民全體吉尼系數分別為0.211和0.377;1993年兩種吉尼系數分別為0.218和0.407。[16]到這時，國民經濟增長很快，居民收入差距也不大(吉尼系數基本上處于0.4以下)，證明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是正確的、有利的。

　　3.市場流通制度的形成和發展

　　這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促進國民經濟產生向上現象的新因素。黨中央在改革伊始就強調，“改革是為了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其實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17]，這也就是要從中國生產力較為落后的國情出發，在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優越性的前提下，破除自然經濟觀念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缺乏活力的僵化經濟管理體制，創建公有制為基礎的、宏觀計劃調節與微觀市場社會分工制度自發調節相結合的經濟管理體制。為了發展和適應市場社會分工制度，公有制經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諸如：對國有經濟實行“兩權分離”，國家代表全民掌握的國有資本所有權和投入企業的國有資本經營權實行相對分離;賦予國有企業面向市場的自主經營權，包括自行投資、自行招工和分配、自主設置內部管理機構;與此同時，要求國有企業自負盈虧，承擔市場風險;對包括集體企業在內的所有公有制企業，都要求實行廠務公開、民主管理，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力求做到“干部能上能下、職工能進能出，工資能高能低”等等。這些推動公有制經濟同市場社會分工制度有效結合的改革措施，連同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實施，經濟主體的多元化，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為國民經濟的運行和發展帶來了生機。

　　毫無疑問，市場社會分工制度具有自發性的一面，它在有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也潛藏著導致宏觀經濟比例失衡的負作用，積累到一定程度會造成現實的危害。但是，我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注意在公有制基礎上實施宏觀計劃調節，對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自發性負作用起到抑制作用，使其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向上作用得到較好的發揮。

　　這里必須把市場社會分工制度與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兩層經濟關系嚴格區分開來。前者體現人們生產勞動社會性的間接實現關系，[18]發生在流通領域;而后者體現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產生于直接生產過程。前者不能決定直接生產過程中誰來指揮生產、占有產品這種所有制關系;反過來，后者也不能決定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存在與否。在這樣區別開來之后，就可以明白，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決不能歸功于私有制有多大能耐，而是它利用了市場社會分工制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民經濟顯示出明顯高于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時期的活力，這是由于破除了僵化的經濟體制，正確地利用了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結果。

　　(三)向下經濟現象的成因

　　改革開放發展到目前，為什么會產生不少向下的經濟現象呢?這主要起因于以下因素：

　　1.私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結構調整過程中所占比重超過了基本經濟制度允許的限度

　　必須充分認識，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私經濟社會性質不同，既有統一性，又有對立性(代表不同階級的利益，會相互爭奪市場);它們各自對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其中國有經濟的壯大，是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保證。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則具有兩面性，在一定限度內，能成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有利于民族經濟整體發展，但是超出一定限度，就會削弱公有制經濟，對民族經濟整體發展起阻礙作用。非公有制經濟中的私營經濟采取雇傭勞動形式，具有資本主義性質。[19]這種經濟能適應局部范圍的社會性協作生產，比個體經濟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它在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它發展的條件下，能增強民族經濟的實力，是一種促進民族經濟向上發展的因素。但是它就在起這種作用的同時，相對于社會主義經濟而言，同時也會產生一定的向下作用。這是因為，私營制助長私營觀念，是腐敗現象屢禁不止的根源;私營經濟的本性必然產生勞資對抗性矛盾，拉大居民收入差距;它擴張自身的內在沖動，會增強社會再生產的無序性;它會與公有制經濟競爭市場占有率，爭占資源;其比重越大，導致國民經濟發展向下的這些作用力就越大。不可否認，近年來經濟發展的向下現象，尤其是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收入差距過于拉大，[20]與私營經濟比重的急劇增大有著必然的聯系。

　　經濟數據表明了這個道理。1993年以來，相當多的地區在國際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推行私有化“改制”，導致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削弱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變化。據全國經濟普查的數據，從1996年到2004年末，在第二、第三次產業的企業實收資本中，國有資本所占全國實收總資本比重從58.6%降到48.1%。[21]此后，隨著私有化“改制”有增無減，各地片面強調發展“民營經濟”，導致私營、外資經濟急劇增長，而公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中的比重進一步降低。據全國第二次經濟普查資料，“2008年末，企業法人單位495.9萬個，比2004年增加170.9萬個，增長52.6%。其中，國有企業14.3萬個，減少3.6萬個，下降20.0%;集體企業19.2萬個，減少15.1萬個，下降44.0%;股份合作企業6.4萬個，減少4.3萬個，下降40.2%;聯營企業、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共65.9萬個，增加22.7萬個，增長52.5%;私營企業359.6萬個，增加161.4萬個，增長81.4%;其他內資企業11.9萬個，增加6.4萬個，增長116.3%;港、澳、臺商投資企業8.4萬個，增加1.0萬個，增長13.5%;外商投資企業10.2萬個，增加2.4萬個，增長30.2%”[22];到此時，盡管我國國有企業資本總額絕對量在增長，但是私營企業資本總額絕對量增長更快，導致國有、集體經濟在總資本中的比重進一步下降。所有制結構變化已為“國家資本占33.4%，集體資本占3.0%，法人資本占25.5%，個人資本占22.9%，港澳臺資本占6.1%，外商資本占9.1%”。[23]其中的法人可以理解為多種投資主體構成的企業組織，由于統計數據顯示國有和集體企業數量明顯下降，可以認為，法人資本的主要成分是私人資本。有學者計算，2008年末包括企業和農戶的全國直接經營性資本所有權結構是：國有資本占24.35%，集體資本占7.24%，個人資本占52.56%，外商資本占15.85%;[24]就是說，全國公私直接經營性資本的總量比例，已降為31.59 ：68.41。

　　與所有制結構這種不良的變化相對應，我國城鎮居民吉尼系數和包括農村在內的居民全體吉尼系數，也顯示出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不良態勢，兩種吉尼系數1996年分別為0.208和0.38;2004年分別為0.323和0.444;2007年分別為0.323和0.454;[25]居民全體吉尼系數到2009年已達0.47，估計如果加上漏計的高收入、灰色收入、隱性收入，已超過0.5;2009年，中國百萬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數達67萬戶，居世界第三;資產超十億美元的富翁人數僅次于美國，名列全球第二，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而按聯合國關于貧困和低收入的標準，我國有1.5億的人口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屬于絕對貧困，有31%的人口即四億多人每日收入在2美元以下，屬低收入窮人。[26]上述數據有的可能不絕對準確，但是，居民收入存在差距越拉越大的態勢，這在理論界和群眾中已沒有爭議。

　　這里需要強調，由吉尼系數表現的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態勢，取決于收入高低不同的各類從業人員的數量結構變化。從這個角度看，由于中國國有經濟的生產力水平高于私營經濟，因而人均資本占有量高于私營經濟，從而在同量資本中，國有經濟的從業人員少于私營經濟，所以，隨著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比重的顯著下降，其中的從業人員就會下降得更多。據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到2008年末，在工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這4個部門或行業中，公有制企業(國有+集體)中的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的比重，都明顯低于非公有制企業，只分別占12.1%(9.2% + 2.9%)、19.4%(12.7% + 6.7%)、12.9%(8.3%+ 4.6%)和14.9%(11.8% + 3.1%)，[27] 最高的比重也沒有超過20%。這意味著，在這些產業中，已有80%以上的勞動者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就業，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由此可見，中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正是由于所有制關系中私營經濟比重不斷擴大、公有制經濟比重不斷縮小造成的結果。

　　2.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自發性明顯增長

　　只要是發展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完全消除其固有的自發性，只有到消除了商品貨幣關系的自由人聯合體經濟階段，才能消除這種自發性。在需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我國現階段和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必須借助于公有制基礎上的宏觀計劃調控，把市場分工制度的自發性向下作用控制在有限范圍內，其向上的作用才會得到較好的發揮。目前，出現的產業結構失衡、樓市房價暴漲、消費品物價上漲、股市波動較大、腐敗現象屢禁不止等，都是與沒能有效控制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自發性相聯系的。近些年來，國家一再強調要貫徹科學發展觀，把調整經濟結構作為轉變發展方式的主線，但是收效卻不顯著。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國民經濟二、三產業的所有制結構中，私有制經濟比重已經顯著超過公有制經濟，這種變化已經嚴重削弱了國家宏觀計劃調控的有效性。須知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都是從追求自身盈利出發進行經營活動的，它們的增長發展和布局，并不服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國家計劃調控的政策措施對它們并沒有強制性的約束力;它們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越大，市場社會分工制度對經濟運動的自發性向下作用就越強烈?？梢?，這種助長向下經濟現象的作用，仍要歸結為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嚴重削弱。

　　3.某些新實施的具體經濟體制存在弊病

　　目前計劃產品經濟體制對全局已不起大的作用了。有人把當今向下經濟現象的原因，仍然都歸結為舊體制，這是牽強附會的。應當充分認識，破舊立新是一個過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各方面的具體體制，往往不是一次性實踐就能成功的。應當承認，某些向下的經濟現象，是在破除舊體制之后，受國際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而建立的某些“新”具體體制下發生的。例如群眾反映很大的“住房難”問題，就是1990年代以來推行“城市居民住宅私建私有體制”的不良后果。

　　“城市住宅商品房私建私有體制”實施初期，廣大租用城市公有房產的居民通過住房制度改革，獲得私人房產，不少人居住面積擴大，有較靈活的購房選擇權，這使人們形成“住宅私有體制”優于“福利分房體制”的感覺。但是，在房屋建設私有化、住宅私有化推行10多年后，其真實效果越來越顯現出來。除私人房地產商、有能力購置高檔房和投資多處住房獲得很大私人利益的少數人之外，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埋怨了。普通工薪階層從居住權應當有保障的角度看，反而覺得現行住宅體制比原先的“福利分房體制”倒退了?？陀^事實是：房價與所謂“土地財政”交織在一起不斷上漲、高檔房越蓋越多、投機性的房產投資不斷攀比、工薪階層購房困難、房地產私商暴富、政府官員因地產受賄腐敗案接連不斷、收入差距兩極分化在居住領域明顯表露;盡管國家政府不斷出臺調控措施，但是實施起來阻力重重，收效不大。原因就在于這種“城市住宅商品房私建私有體制”推行商品房生產的私有化，城市土地的管理背離了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制)的土地應當讓全體人民享有平等使用權的基本規定。考慮到讀者普遍關心住宅體制，這里不妨對這種私有化的住房體制的弊端，做些展開分析：

　　——它造成私人房地產商暴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決定房價上漲的主要因素是土地價格的上漲;土地價格的本質是地租的資本化，地租包括絕對地組和級差地租，城市級差地租必然隨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上漲，由此必定引起土地價格上漲。正如馬克思所揭示的，“建筑投機的主要對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28]級差地租的實質是土地租賃期內土地經營者獲得的超額利潤，租賃合同期滿，超額利潤即應作為級差地租轉歸土地所有者。現在的問題是，國有土地在房地產上的土地“拍賣”，其經濟關系的實質，本來只應是一定時期一定面積的土地使用權或經營權的租借，而不是屬于全民所有的這塊土地所有權的轉讓，但是，現在房地產私商獲得土地經營權的時期很長，在其獲得的土地經營期內，他們就可以長期因土地價格上漲獲得超額利潤，于是，大量的原本應當屬于全民所有的土地級差地租就落入私人房地產商的腰包;而級差地租的實體，是“虛假的社會價值”，是作為“消費者的社會對土地產品支付過多的東西”。[29]這就意味著，地方政府把土地“拍賣”給私商，等于放任他們無償占有整個社會勞動群眾創造的剩余價值。這就是房地產商能夠暴富的根本經濟原因。對于把住房當作投資轉賣對象的購買者來說，實質也是投機于土地價格上漲，通過占有本應歸屬國家的級差地租來謀取高額利潤的。

　　——它滋生房地產投機腐敗。建房私有化，這為私商“空手套白狼”謀取暴利提供了溫床。人們看到，私商通過一定辦法取得大塊地皮;以此向銀行抵押貸款;接著預售住房，讓購房者預交房屋款項，并邊蓋房邊出售，由此取得收入，然后償還銀行。現代中國的這種私人建筑投機方式，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2卷引用1857年倫敦一個建筑業主證詞中描述的投機方式，竟然如出一轍，[30]差別似乎只是，150多年前英國建筑商投機支配的資本可以超過他財產的20倍到50倍，而當今中國某些私人房地產商經營的資本可以超過他自有資本的千百倍以上!私人地產商就是這樣利用市場經濟的信用制度和現行“住宅私有體制”，“使他可以不用自己的資本而用別人的資本來預付、來冒險”[31]。而私商行賄為了獲取地皮，腐蝕了我們多少以權謀私的干部，這更是駭人聽聞、眾所周知的。

　　——它造成人們對土地所有權占用的不平等。我國憲法總綱第10條規定，“城市土地屬于國家所有。”[32]也就是土地所有權歸全民所有。本來，人們平等的土地所有權決定平等地享有土地使用權。但是，住房的私有化必定造成人們在住宅上使用土地面積的不平等。這并不是說，在土地全民所有制的條件下，人們只能絕對地居住占用同樣面積土地的住房。問題在于，對于購買了多處住房的人，對于住房占用土地面積很大的人，他們享有了較多的土地使用權，卻并沒有理應向社會交出因社會經濟發展而形成的級差地租。

　　——它造成土地利用的無計劃并阻礙可持續發展。私人投資購買多處商品房，為了待價而沽，又囤積居奇，這就造成那些想正常購房的人因房價不斷攀升而購房困難，同時又造成有購買力的購房需求旺盛、房屋供不應求的假象。而那些只注意到表面現象的社會輿論，乃至由私商操縱的某些輿論，又要求地方政府盡可能多地提供蓋房土地，而地方政府一旦被動地接受這種要求，就勢必難以計劃控制城市住房的占地總面積。在現有財政體制下，地方政府選擇住宅群的建筑地點，往往會從增加土地財政收入考慮，私人房地產商則必定要追求利潤，這樣一來，對于城市土地的利用，就很難把優化生態環境和社會文化建設放在首位，勢必阻礙可持續發展和社會文明發展。

　　這樣看來，城市居民“住房難”也就不足為怪了。這是城市住宅體制這一具體改革搞私有化，偏離了正確方向導致的結果?？磥?，要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居民“住房難”的問題，需要堅決改革現行私商建房、私人購房體制，遵循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即國家管理公有制土地)的憲法規定，逐步建立起人民平等地享有公有土地使用權，由國有企業建房，實行住宅公有、居民租用商品房住宅的“新住房租賃制”。[33]

　　完全可以說，一旦在具體經濟管理體制上偏離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客觀要求，必然會造成向下的經濟現象，必然給國家和大多數人民群眾帶來不利。對于這些導致向下經濟現象的成因，采取不承認的態度，這不是實事求是。認為是新建的具體體制即使有弊病也不能改，這是新的思想僵化。從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來看，唯有解放思想，敢于解決新問題，朝著公有制與市場社會分工制度有效結合的方向進一步破舊立新，才是正確的態度。不能認為，具體體制只要與舊體制不同，就能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須知，科學的具體體制往往要經過若干次肯定、否定的揚棄過程，才能真正確立起來的。對于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結合這種前無古人的事業，就更是這樣。由此也就可以知道，那種把人們對改革中某些具體做法尤其是實踐證明已經顯示出弊端的某些措施提出不同意見，說成是“反對改革”，這是多么的膚淺和不負責任。當然，我們也要反對另一種極端，不能看到某些具體體制出現了新的問題，就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失去信心。

　　(四)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應確立的基本認識是：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產生向上的現象，這是由于遵循唯物史觀的正確指導，建立起適應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優越性發揮了根本性作用;這是由于公有制經濟同市場經濟結合，使市場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得到自覺利用，而它的自發性則得到了一定的控制。而近些年來出現的久拖不決的向下經濟現象，其深層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國際國內私有化思潮影響下，受到了嚴重削弱。可以說，公有制主體地位能否鞏固，公有制經濟能否穩定地發展，事關國家的興衰存亡，事關人民群眾共同富裕的目標能否實現。

　　“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34] 既然國民經濟產生向下現象的癥結問題在公有制的削弱，我們要消解向下的現象，培育對中國經濟起向上作用的因素，促進國民經濟科學發展，就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維護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努力推進市場社會分工制度與公有制基礎上宏觀計劃調控實現有效結合。

　　(待續：第一章之三：解決當前重大經濟問題必須振興公有制經濟)

　　[①] 轉引自新華社電稿：《習近平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強調更好認識和遵循經濟發展規律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光明日報2014年7月9日第一版。

　　[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R].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

　　[③].這里，筆者沒有把舊體制稱之為計劃經濟體制，而是稱為“計劃產品經濟體制”。這是因為，計劃經濟是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按比例發展客觀規律的經濟范疇，不宜把它當做貶義概念。舊體制在經濟管理上主要使用指令性計劃而忽視市場流通，近似于用放大了的自然經濟觀制定的有較大主觀性的計劃來管理經濟，自然經濟是與商品經濟對立的產品經濟，所以，把舊體制稱為“計劃產品經濟體制”更為恰當。

　　[④].程恩富，侯為民. 準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 [N].光明日報，2011—9—28.

　　[⑤]　國家統計局.光輝的歷程 宏偉的篇章――新中國成立6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回顧系列[M].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qzxzgcl60zn/t20090907_402584869.htm

　　[⑥]　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2007至2011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gb:年度統計公報)和國家統計局關于2009年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修訂的公告(http://www.stats.gov.cn/tjdt/zygg/sjxdtzgg/t20100702_402654527.htm)。

　　[⑦]“倒U型”假說是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茲提出的。他認為，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過渡的階段，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通常要拉大，而到達發達國家水平之后又重新趨于平等，這是發展中國家的一般規律。這種觀點又被進一步擴大到社會現象上，認為，在這種過渡階段，犯罪率等不良社會現象必然增加，而以后會趨于好轉。其實，這種假說是運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統計資料做出的，即使有些道理，也只是概括了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的現象，把中國與這些國家做類比，這是有悖唯物史觀方法論的。

　　[⑧].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6.

　　[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223.

　　[⑩].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7.

　　[11].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96.

　　[12].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894.

　　[13]參閱何干強.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 [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454～457.

　　[14]參見宗寒.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現狀∥總論改革開放30年：劉國光等26位學者多視角解析 [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151.

　　[15]數據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全國年度統計公報http://www.stats.gov.cn/tjgb/

　　[16]數據轉引自劉瑞娜.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數理分析模型研究∥海派經濟學(第32輯)[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150~163.

　　[17]《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10.

　　[18]在唯物史觀看來，人的生產勞動具有社會性，它是在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中存在的。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勞動社會性的實現，有直接實現和間接實現之分。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生產力低下，生產勞動的社會性通過家庭范圍內的分工(如男耕女織)直接實現，產品不是商品。在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生產者一方面彼此分散獨立經營，另一方面又需要相互依賴，勞動社會性只能通過產品交換來間接地實現;產品只有被賣出，成為商品，從而勞動凝結為價值，采取抽象勞動的形式，人們的勞動才能成為整個社會的總體勞動的組成部分，才能取得社會性。只要社會分工還不能達到直接組織的高度，在全社會范圍的勞動的社會性的實現，就仍然只能采取商品交換這種間接形式來實現。因此，勞動社會性只能間接實現這種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史條件，是市場社會分工制度形成的根本原因。

　　[19]全面地說，我國的私營經濟屬于一種社會主義國家領導、控制下的資本主義經濟，即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具有資本主義經濟的性質，同時又通過一定的稅收，服從、服務于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

　　[20]以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的內需不足為例，香港有文章報道，“今天內地的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只有微不足道的38%”(休·揚.中國轉向內需型經濟道路坎坷[N].參考消息，2008-9-2，第4版)消費不足，顯然與分配關系收入差距拉大有必然關系。只要多數人的收入上不去，消費購買力就上N不去。而私有制比重的加大，必定造成多數人的收入上不去。

　　[21]數據見 “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 國務院辦公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06年2月10日第4號，第19頁。

　　[22]參見國務院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統計局.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一號)[OL].[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91225_402610155.htm

　　[23] .引自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任務基本完成　普查取得重要成果[OL].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局網(http://www.stats.gov.cn/tjdt/gjtjjdt/t20091225_402610100.htm)，2009-12-25

　　[24].李濟廣.私有制經濟比例已經嚴重違憲[OL].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07-28/3740.html

　　[25].數據轉引自劉瑞娜.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數理分析模型研究∥海派經濟學(第32輯)[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150~163

　　[26].參見劉國光.中國財富走向：是“國富優先”轉向“民富優先”，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共同富裕”? [OL].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7/248327.html

　　[27]國務院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統計局.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一、二、三號)[OL]. http://www.stats.gov.cn/tjfx/fxbg/t20091225_402610155.htm，2009-12-25，10:02:13

　　[28]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72

　　[29]參見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45

　　[30]參見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1

　　[31]資本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61

　　[32]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04年修正文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出版，2004-3-15：82

　　[33]參見何干強.論城市住宅體制的改革目標[J].中國流通經濟，2011(4)：49～53

　　[34]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20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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