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羅莎·盧森堡的思想在當下多重背景和多重語境中開始彰顯其價值并引起了人們越來越強烈的共鳴與關注，那么，她的民主理論無疑是其中最不容輕忽的內容之一。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盧森堡在20世紀初對民主問題的回答與論辯，不僅構成我們省思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復雜歷程之不可多得的話語資源，而且還直接影響到盧卡奇、葛蘭西、科爾施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革命道路的歷史思考，從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邏輯中贏獲響亮回聲，由此開創出“盧森堡-西方馬克思主義”式的以民主為總體視野的革命理論傳統。若考慮到盧森堡民主思想屢遭誤識以及國內學術界現有研究并不足以詳實把捉這一思想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真實關系之事實，那么，回到盧森堡原初話語語境，考辨、定位其民主理論的特定內涵、價值與歷史影響，審理、呈示這一理論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深遠效應，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一項不可缺失的學術工作。
一
盧森堡對民主的渴求是與她曲折性的生命歷程和悲劇性的生活遭遇直接相關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生了重大變化，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自由競爭的資本運行模式發展為資本的壟斷。與這一變化相伴而生的是資本主義福利政策的出籠、大批中產階級的形成以及工人階級革命意志的削弱與式微。這些變化和新的歷史現象直接波及第二國際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形成對這些變化和歷史現象的不同回應，導致在馬克思理論和西方社會主義路線上不同觀點的分歧，乃至不同政治派別的分野。以伯恩斯坦和晚年考茨基為首的“修正派”打著“改良主義”的旗號而實際地站在反無產階級專政的立場上，他們因為資產階級懷柔政策的推行而在人數和勢力上占據了絕對優勢，形成多數派。相反，以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為代表的“革命派”長期處于受排擠、遭冷落的地位，因而成為少數派。政治上的弱勢促成了盧森堡向往自由和民主的生命人格。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她多次申言，民主之所以不可缺少，不是因為它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成為多余，而是相反，它構成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第一要件。
就此而論，盧森堡的民主理論從一開始就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印記：這一理論直接面對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特別是俄國革命與西歐革命，思考的是俄國革命與西歐革命中的政權組織形式與具體道路問題。因此，在俄國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整個過程中，盧森堡都沒有采取沉默與旁觀的態度，而是密切關注革命動態，積極察問諸如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建黨原則等革命中的每一個重要信號，并提出不同于列寧的觀點，甚至與之展開激烈爭論。實際上，正是在這樣的意見對峙中，盧森堡闡發了她獨樹一幟的民主理論觀念。
列寧在1904年寫作《進一步，退兩步》之后，盧森堡隨即寫成《破滅的希望》、《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和《群眾罷工、黨和工會》等一系列文章，針對列寧關于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原則提出了自己的反對意見。她指出：“社會民主黨的運動是階級社會歷史上在其各個時期和全部過程中都要依靠群眾的組織和群眾的直接的獨立行動的第一個運動。”(《盧森堡文選》上卷，第502頁)即是說，無論是俄國社會民主黨還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其根底都深深植于工人群眾中，黨的組織和運動時刻都要依賴于群眾。以此為據，盧森堡提出了“自我集中制”的組織制度和建黨原則。她解釋道：“社會民主黨的集中制無非是工人階級中有覺悟的和正在進行斗爭的先鋒隊(與它的各個集團和各個成員相對而言)的意志的強制性綜合，這也可以說是無產階級領導階層的‘自我集中制’，是無產階級在自己的黨組織內部的大多數人的統治。”(同上，第504頁)
根據盧森堡的詮釋，“自我集中制”的民主精神在本質上不同于“極端集中制”。所謂“極端集中制”，即是將革命家“有組織的部隊”和“沒有組織起來但是積極革命的環境”區分開來，是嚴格的國家對各方面實行的直接性、僵直性干預。盧森堡之所以強烈質疑列寧的建黨原則，是因為在她看來列寧忽視了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特殊性，低估了群眾相對于黨組織和無產階級運動而言的基礎地位。在盧森堡看來，這種思想氣氛“沒有積極的創造精神，而是一種毫無生氣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過程主要集中于監督黨的活動而不是使它開花結果，是縮小而不是發展，是束縛而不是聯合整個運動”(同上，第508頁);而這實質上是把布朗基主義運動的組織原則機械地搬運到社會民主黨和其所領導的工人運動中來。
根據這種批評，盧森堡提出，社會民主黨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的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的基礎之上”(同上，第503頁)，而只能定格在“多數人統治”的民主框架中，即現實地上升為一種“自我集中制”。按照文本，我們可以大致從“自我集中制”的民主詮釋中剝離出兩層涵義：其一，它意味著多數人意志的集合，即社會民主黨決策和運動的群眾性 ——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才體現出民主原則;其二，它并沒有因此而否定集中的意義，而是仍然認為程度恰當的集中是社會民主黨生存的必要酶素 —— 在這個意義上，它強調基層黨組織及黨員個人對上層黨組織的服從。
正如上文所論，盧森堡批評列寧的集中制原則，倡言“自我集中制”，是緊緊依托于她對俄國革命道路和革命前程的思考，是與階級斗爭的實際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實現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這意味著，俄國革命進展到哪里，盧森堡的視線就移向哪里，而其民主的思想就滲透到哪里。事實正是如此，當俄國由二月革命發展到十月革命時，盧森堡又對十月革命的總體性質、意義特別是革命后的政權建設作出了評價與審思。一如當初對二月革命的熱情態度，盧森堡獲知十月革命爆發的消息后，她在獄中歡呼勝利，認為十月革命不僅挽救了俄國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國際社會主義的榮譽，因而是自巴黎公社革命以來又一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大事，而且其標志性要遠遠強于巴黎公社革命。與此同時，盧森堡則對十月革命的整個過程保持了十分謹慎的態度，并且直言不諱地指出了革命中的缺陷。在《論俄國革命》這篇后來爭議頗多的獄中筆記中，盧森堡意味深長地說道：達到新生社會的唯一道路即是社會生活本身這所學校，是最無限和最廣泛的民主和輿論。然而，俄國十月革命后的布爾什維克政權迫不及待地解散了立憲議會，廢除了普選制，限制了出版、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這損害了十月革命原本具有的民主成果，容易使新生政權導向官僚化。因為在她看來，“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盧森堡文選》下卷，第504頁)
進而言之，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在盧森堡看來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軌跡，將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民主絕對對立起來。而實際上，依她之見，無產階級專政即指社會主義民主。她這樣說道：“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在于，當它走向政權時，在資產階級民主的位置上，創造出社會主義民主以代替之，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社會主義民主肇始于社會主義政黨奪取政權的時刻。社會主義民主不是別的，它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第4輯，第45頁)反對民主是造成人民積極性減損、官僚風氣膨脹以及社會主義生命力衰竭的根源。
通過對蘇俄革命之組織形式和政權模式的批評性考察，盧森堡引申出一整套民主理念。概括地說，這套民主理念主要強調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群眾論，一是自發論。
首先，正如上文已經引出的，盧森堡自始至終都十分強調群眾之于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意義，因而強調對群眾首創精神的尊重。按照盧森堡的理解，社會民主黨代表的是廣大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其最終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實現人民的徹底解放。這一革命目標的實現只有建立在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的基礎上，才是最終可能的。“只有當組織核心和人民群眾之間有血液循環，他們之間有共同的脈搏跳動，社會民主黨才能承擔偉大的歷史行動。”(同上，第8輯，第5頁)正因為如此，把社會民主黨建成一個在政治上依靠無產階級但在組織上脫離無產階級的職業革命家團體，對于無產階級革命來說是完全行不通的。“在已經由固定的黨的干部組成的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核心和它周圍由階級斗爭所支配的、處于階級覺悟提高過程中的普通群眾之間，絕對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墻壁。”(同上)所以，盧森堡不只一次地告誡德國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一定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在無產階級的政黨內，每一次具有決定性的大運動決不能來自一小撮領導人的倡議，而應來自支持黨的那些群眾的決心和信心。”(轉引自麥克萊倫，第55頁)
其次，與強調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相一致，盧森堡一直注重強調群眾的自發性，反對用領導人物和上層組織的自覺性取而代之。在這一點上，盧森堡與列寧是有著根本性分歧的。列寧在《怎么辦?》一書中批判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經濟派崇拜工人運動的自發性而輕忽革命理論的指導意義時指出，自發的工人運動不可能產生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而只能形成工聯主義意識，因此，社會主義意識只能從外部灌輸給工人。在這一過程中，社會民主黨的自覺性必須能夠起到一種統攝作用，群眾的自發性必須納入領導層的自覺性中方可克服其自身缺陷。而在盧森堡看來，自發性和自覺性其實并不存在必然矛盾，兩者是可以調合的、交融的;若以自發性不能產生社會主義意識為由而將之置于革命運動的下位，是一種危險的做法。她聲言，“革命不允許任何人給它當教員”;社會民主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作用主要應該體現在提出政治口號，擺出關于政治問題和戰時無產階級利益的明確態度，而不在于用下達命令的方式消解工人群眾的自發性，這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發生分裂、修正主義派別勢力膨脹這一反面經驗給出的結論。
二
盧森堡的上述民主理論一經提出，立即遭到了列寧的批評，在后來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更是屢次被視為“機械決定論”、“宿命論”而受到指責。如果考慮到俄國革命的具體歷史境況等客觀因素，我們發現，這些批評與責難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映現出盧森堡民主理論話語的致命缺陷。
正像人們所熟知的，在俄國革命和列寧建黨的初始歲月中，革命處在一片白色恐怖的危機關頭上。從外部來說，有來自沙皇俄國反動統治集團的威脅;就內部而言，則出現了社會民主黨的嚴重分化，形成民粹派、經濟派、合法馬克思主義、孟什維克主義等不同政治派別的林立和各自為政的局面。在這種嚴峻的歷史情勢下，列寧強調職業革命家的領導作用，強調集中的重要意義，申明嚴格的紀律是當時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必備要件，這都符合歷史事實，是正確的抉擇。因此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在黑暗的專制制度下，憲警到處進行選擇的情形下，黨組織的‘廣泛民主制’只是一種毫無意思而且有害的兒戲。”(《列寧選集》第1卷，第348頁)在這一點上，盧森堡雖然注意到了俄國革命所面臨的種種危險，但她顯然沒有對這些危險作充分的分析，因而在高揚群眾及其自發性歷史作用的同時，不知不覺地偏向了低估權威、輕忽上層組織領導功能、盲目崇拜群眾的錯誤革命觀，使其革命理論或多或少地涂抹上理想化的色彩。對此，我們是需要澄明的。
然而，在歷史塵埃落定的今天，當我們重新反思盧森堡的民主思想以及后人對這一思想的種種評價時，我們應該承認，盧森堡闡說的若干合理觀念并沒有隨著歷史車輪的前進而得到確認，有意和無意的誤解與歪曲已成為盧森堡思想評判席上的“法定判官”。因此，我們的任務是要驅散長期籠罩在思想上空的迷霧，使問題之真相得到顯現。
其實，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盧森堡長期被排斥在社會民主黨領導與決策層以外的政治命運鑄就了她對民主式革命道路的不懈追求。她對群眾自發性的不斷強調，顯然也是與這一政治命運直接相關的。她清楚地認識到，德國社會民主黨雖然在組織上已經比較成熟，但掌握實權的修正派由于不能正確地理解和把握工人運動的形式與變化，因而習慣于按照領導層的“自覺性”來制定決策，于是自然而然地將群眾自發性的作用拋之腦后，致使群眾在實際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就此而言，盧森堡的自發論主要是針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右傾領導，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與群眾運動的隔離。在這個意義上，盧森堡重視群眾自發性是有時代背景作依托的，因而是正常、合理的。并且，這種重視也沒有過去人們所批評的那種“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以及“意識形態忽視論”的傾向;恰恰相反，盧森堡的民主理論由于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作為背景支撐的，因而在性質上是專屬無產階級的。早在寫作《社會改良還是革命》以批判伯恩斯坦的經濟觀點時，盧森堡就申明，與伯恩斯坦的論戰不是革命同志之間的意見歧異，而直接就是“兩種世界觀、兩個階級、兩種社會形態的爭論”。當第二國際“經濟決定論”代言人考茨基借口經濟條件不成熟而攻擊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無產階級政權患上了“民主缺失癥”時，盧森堡敏銳地指出，考茨基煞費苦心加以辯護的民主，是屬于資產階級的;他是要把革命限制在資產階級民主的范圍內，是“放棄社會主義革命而僅僅獻身于民主”，是“背叛自己，背叛國際，背叛革命”。因此，盧森堡始終堅持馬克思革命理論，強調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她所闡揚的“自發論”自然不是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自發性，而僅僅是指行動的自發性，注重的是群眾對革命的參與。在《社會改良還是革命》中，盧森堡就已經提出了階級意識問題，主張通過政治活動、工會以及社會民主黨內部自我批評等多種形式提升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將自發的工人意識轉化為自覺的無產階級革命行動。盧森堡對民主的這些理解，本來已經在歷史的隧道中定格，然而在后來的時空多棱鏡中卻不斷被錯認乃至被歪曲，這是值得深入省思的。
與此同時，還需要厘清的是，盧森堡及其民主理念雖然多次受到列寧的批評，但將盧森堡贊譽為“鷹”的列寧將批評更多的是指向盧森堡的政治策略，而不是其民主思想本身。作為第二國際的左派，盧森堡與列寧不僅在反修正主義立場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對民主的理解上，兩人其實也多有共合之處。按照一般的理解，“民主集中制”是1906年列寧在《提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策略綱領》一文中正式提出來的，而盧森堡在此之前就已經提出了“自我集中制”原則。從兩個術語之內涵上講，我們不難判斷，列寧是受到了盧森堡理論的影響。同時，列寧也清楚地認識到，社會主義是一定要以民主為底線的。因此，在晚年當覺察到官僚主義和特權主義正在蘇聯黨內悄然滋生并迅速生長時，他與這些危險現象展開了不竭的斗爭，試圖以此擴大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盧森堡對列寧的影響，實質上是盧森堡民主理論在東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獲得的反映與體現的價值。然而，當盧卡奇、葛蘭西、科爾施等人沿承盧森堡民主理論話語而開創出異質于蘇俄馬克思主義傳統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后，盧森堡思想的反映與價值同時又創獲了另外一種意義，這即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革命道路和馬克思主義真精神的理解與詮釋。
三
由于盧森堡整套民主理論話語解答的是俄國和德國革命中的一系列問題，因此，與盧森堡有著相同或相似生活經歷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在審思俄國革命模式、探索西方革命道路時，無一例外地把盧森堡著作看作重要的文本加以讀解，把她的思想當作重要的資源加以汲取。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開山之作《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有兩篇文章專論盧森堡。在對盧森堡民主思想的批評性考察中，盧卡奇毫不掩飾地指認了盧森堡理論的片面之處。例如，當論及盧森堡關于蘇維埃政權的批評性觀點時，盧卡奇直截了當地指出，盧森堡“過高估計它(指無產階級革命 —— 引注)的純粹無產階級性質，因此過高估計無產階級在革命第一階段能夠擁有和事實上的確擁有的外在力量以及內在的清徹性和成熟性。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在反面是過低估計非無產階級因素在這革命中的重要性。這既包括在階級之外的非無產階級因素，也包括這種意識形態在無產階級本身之內的力量。這種對真正動力的錯誤估計導致她的錯誤概念中的最關鍵性的一點：過低估計黨在革命中的作用，過低估計與自發力量的經濟發展必然性對立的有意識的政治行動。”(盧卡奇，第363頁)在評價盧森堡《尤尼烏斯的小冊子》時，盧卡奇又尖銳地批評盧森堡是用革命未來階段的原則與當前的要求相對立。
不過，在盧卡奇看來，盧森堡的民主理論在指認俄國革命道路上雖然不是完全正確的，但對于思考歐洲革命而言卻有著極其重要的啟示與引導意義。按照盧卡奇的理解，盧森堡之所以批評俄國革命的組織形式與政權特點，是因為她不希望俄國的革命模式在西歐重演，反對將十月革命完全拷貝到西方去。事實上，盧森堡雖然由于過早犧牲因而沒有來得及總結和反思西歐在十月革命后爆發的無產階級革命，但在實踐中她的確不同意西方革命一定要以俄國革命為樣板。盧森堡雖然始終主張堅持馬克思的革命路線，但她對西歐資本主義的變化及其給革命帶來的影響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在剖析伯恩斯坦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時，盧森堡指出，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西歐共產主義運動處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中，由于資產階級對工人收買政策的推行以及大量工人貴族的產生，社會民主黨內一部分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缺乏真正理解的人，逐漸放棄了革命的觀念，將社會主義寄托在資本主義的自我改良上，并且將自身與廣大工人群眾隔離開來，因而伯恩斯坦主義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歐壟斷資本主義特殊歷史語境的一個產物。根據這種認識，我們自然可以推知，盧森堡并不認為發生在異質于西歐歷史語境中的俄國的革命應當移植到西歐去。由此可知，盧卡奇的理解是完全正確的。而事實上，盧卡奇正是根據這種理解去思考歐洲革命問題的。
盧卡奇認為，十月革命之后的西歐革命之所以慘遭失敗，主要是因為西歐采取了俄國暴力革命的模式。暴力革命之所以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取得勝利，根源在于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在物化世界中的喪失，亦即發達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增長和由此而帶來的物的世界的膨脹，使無產階級喪失了對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批判力與改造力，因而對無產階級革命表現得麻木與冷漠。所以，在盧卡奇的視野中，通過民主的方式提升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贏獲廣大群眾的合法性支持，才是西歐革命的根基。這一理解應當說與盧森堡的民主理論是一致的，盧卡奇本人對此當然也是清楚自知的。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盧卡奇說道：“羅莎·盧森堡對‘無產階級’概念范圍的理解完全不同于機會主義者。她極其深刻地表明了革命形勢將會如何動員迄今未組織起來的而且的確是組織工作達不到的廣大無產階級群眾(農業工人等)。她表明了這些群眾將會如何在他們的行動中表現出甚至比敢于傲慢地對待他們、認為他們不成熟和‘落后’的黨和工會高得無法比擬的階級意識。”(盧卡奇，第394頁)這說明，盧森堡民主理論中的群眾性觀點在盧卡奇的理論中被升格為階級意識的觀點，但其民主之內涵卻沒有因此而改變。
不僅如此，盧卡奇在1928年為黨中央起草的《勃魯姆提綱》中，明確反對第三國際的暴力革命綱領，并提出民主專政的問題。他強調在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間并沒有隔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因而主張匈牙利革命需要有一個民主主義革命的過渡時期。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民主專政就是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典型形式。同時，他還提出了在國際工人運動中爭取人民陣線同盟軍的思想。雖然《勃魯姆提綱》遭到匈牙利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取消主義”的指責，盧卡奇也為此發表了一個自我批評，表示承認提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但他直到晚年都認為民主專政和人民陣線同盟軍思想對于西歐革命而言是正確的、有價值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另一位開創性人物科爾施，提出了與盧卡奇的“階級意識”十分相似的觀點。他認為，西方革命失敗的根源在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統治的加強與工人階級意識形態即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濟決定論”化;因此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來說，首要的歷史任務就是通過意識形態的哲學批判，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本來意義，開辟出一條“工人群眾-意識形態”的革命線路，最終在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意義上實現社會革命的總體性目標。在科爾施的革命路線圖中，我們顯然還是能夠看到盧森堡的影響的。
對西方資本主義變化有著深刻理解的葛蘭西在探索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道路時，也明確反對將俄國的革命模式機械地復制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實踐中。對此，他作了比較深刻的分析。在他看來，兩者具有不同的實際情況。具體來說，“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處于原初狀態，尚未成熟;在西方，國家與市民社會存在相適的關系，國家一旦動搖，市民社會的強大結構就會立即顯現，國家不過是外在的壕溝，其背后是強大的堡壘和工事：不用說，各個國家的數量有別 —— 但這恰好說明每個國家都需要進行準確的偵察。”(Gramsci, p.238)也就是說，在俄國由于資本主義發展水平落后、缺乏民主傳統，因而階級統治以政治社會的強制性權力為主;而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都非常強大，資產階級不僅通過強制性的國家機器實施直接統治，而且也通過市民社會進行意識形態的灌輸。因此，俄國的革命可以通過發動“運動戰”(war of maneuver)來推翻強權統治而獲得勝利，而西方國家卻只能通過長期的“陣地戰”(war of position)來首先奪取市民社會的“文化領導權”，進而取得革命的勝利。基于此，葛蘭西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嚴肅對待支持資本主義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因為對于資產階級的統治來說，威權政治固然重要，但文化霸權體系更像是一道道牢固壁壘，深深扎根于市民社會之中，使得資產階級在某種程度上贏得了社會各階級的支持，從而其統治擁有了厚實的合法性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人只有首先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展開同資產階級的斗爭，動員大眾的力量，獲得他們的支持，建立起對立的“文化領導權”，才能最終取得革命的勝利。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盧卡奇、葛蘭西、科爾施等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通過總結和反思西歐革命失敗的經驗而對西方革命道路的求索，總體上沿襲了盧森堡在此之前提出的民主理論，由此使盧森堡的民主理論真正獲得了西方語境的論證。從盧森堡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傳統，歸納起來便是，強調革命的民主視野，重視工人群眾的力量，重視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支持。但是，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與盧森堡的理論相比，更加強調“領導權”的爭取，而盧森堡在選擇以論戰的方式來維護“自發性”的同時，卻忽視了通過奪取領導權的方式來提升“自覺性”的意義。
由盧森堡所開出、由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繼承的以民主為基礎的革命理論傳統，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觀，在總體上指認出一條適合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路線;同時，其對蘇俄革命和政權模式的批評，由于有蘇聯20世紀30年代之后肅反擴大化、個人崇拜以及政權垮臺等一幕幕“悲劇”的相繼上演，而有著特殊的意義。然而，在長期的理論斗爭和歷史實踐中，這一理論傳統要么被當作右傾主義而推上被告席，要么被擱置而導致最后被遺忘。因此，在蘇東劇變以及各種“后”馬克思主義思潮粉墨登場等事件相繼而來的當下歷史語境中，重新反思盧森堡、盧卡奇、葛蘭西等人的理論話語，拷問、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成敗得失，探求西方乃至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現實道路，是擺在馬克思主義者面前的歷史重任。
【參考文獻】
《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1982年、1983年，人民出版社。
《列寧選集》，1972年，人民出版社。
盧卡奇，1992年：《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 等譯，商務印書館。
《盧森堡文選》，1984年、1990年，人民出版社。
麥克萊倫，2004年：《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李智 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Gramsci，Antonio，1971，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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