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遒：血色巴黎·法國1789

　　血色巴黎·法國1789

　　——獻給中法建交50年(二)

　　“我無罪啊——!” 晚年的盧梭，向著廣袤星空下的黑暗大地，發出一聲聲撕心裂肺的吶喊。

　　“整個歐洲針對我響起一片詛咒的聲音，氣焰之高無與倫比。我是一個異教徒，一個無神論者，一個瘋子，一只兇猛的野獸，一只狼。“(盧梭：《懺悔錄》)

　　近乎瘋狂的吶喊，穿越時空， 與魯迅筆下狂人的嘶叫共鳴。

　　被封建君主和宗教勢力的通緝追捕，奔逃的盧梭，還不得不與來自友軍的明槍暗箭搏殺。“橫著站”——這與魯迅的悲愴何其相似!

　　曠野上兩只嚎叫的狼!東方與西方，魯迅與盧梭。

　　盧梭于1778年逝世，但他靈魂的強音，吹響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號角。

　　魯迅于1936年逝世，但他思想的狂飆，卷動起1966年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面旗。

　　“主權者和人民只能有唯一的共同利益，因之政權機構的一切活動，永遠都只是為了共同的幸福。這只有當主權者和人民是同一的時候才能做到。”(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人民主權!

　　在法國巴黎圖書館，保存著一幅18世紀的版畫：畫面上，一位貧苦老農彎腰駝背，背著一個腦滿腸肥的高級教士和一位衣著華麗的貴族。版畫以浪漫的典型，刻畫了法國大革命前夕，在統治者們的剝削與壓迫下，人民的生存權幾乎喪失，更遑論人民主權?

　　被理想的呼喚，卻掙扎于現實的困擾。盧梭將攻擊矛頭指向私有制：“把保障私有財產和承認不平等的法律永遠確定下來，把巧取豪奪變成不可取消的權力。從此以后，便為少數野心家的利益，驅使整個人類忍受勞苦、奴役和貧困。”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盧梭來自“下流社會”，有著與廣大勞動人民休戚與共的感情;雖然經過艱苦打拚，他躋身“上流社會”，但“人民之子”的本色使他無法忍受“上流社會”的虛偽與腐化，他很快反戈一擊，成為“上流社會”的叛逆 。

　　昂然置身于“下流社會”中的盧梭，由衷地禮贊他的同類：“當發生騷亂時，或當街頭發生爭吵時，賤民們蜂擁而至，謹慎的人們則匆匆走避;把廝打著的人勸開，阻止上流人互相傷害的，正是群氓，正是市井婦女。”(《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鮮明的階級立場，決不妥協的對立，使反動勢力對盧梭恨之入骨，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在盧梭被追緝得東逃西躲，避居于山村小屋時，曾于夜半，陷入九死一生的險境：“冰雹似的石頭扔向面對長廊的門窗，嘩啦啦地飛到長廊里來……一只有力的手扔來的一塊石頭，打破了窗戶，穿過廚房，撞開我的房門，直落到我的床腳下，如果我走快一秒鐘，石頭就能打到我的肚子了。”(盧梭：《懺悔錄》)

　　但盧梭卻絕不肯低下“卑賤者”的頭。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毛澤東) 盧梭沒有找到與私有制和私有觀念決裂的辦法，但以徹底落實私有制的辯證思維，重張內置于私有制中的公有精神。把從霍布斯直到洛克、休謨、伏爾泰維護私有制的“上等人的高尚”，升華到“人民神圣”的高度。

　　“集體在接受個人財富時遠不是剝奪個人的財富，而只是保證他們自己對財富的合法享有……享有者便由于一種既對公眾有利、但更對自身有利的割讓行為而被人認為是公共財富的保管者，他們的權利受到國家全體成員的尊重。” (盧梭：《社會契約論》) 這樣一種私有制或個人財產所有權，難道不就是公有制的實現嗎?不就是公有制的目的嗎?

　　套用歷史形成的“國家”這一概念，賦予其“社會管理機構”的新含義，從而將每一個個體及個體利益融會于社會整體及整體利益，同時也就實現了個體價值及個體利益，這是個體與整體的對立統一，也是私有制與公有制的對立統一。

　　孔子的“井田”主張每個人都能公平地得到自己的一份，盧梭則以資產階級思想家的方式表達了這一主張。他沒有提出共產主義的概念，但是，像孔子一樣，盧梭思想的核心，難道不是人類共產主義精神的組成部分嗎?進而言之，被盧梭思想塑造的法國大革命，在為資產階級贏得榮譽的眩目輝煌里，就看不到共產主義精神的光源嗎?

　　盧梭的“社會契約”強調每一個人的私有權，通過對整個公民權的奉獻，最終使每一個人的私有權徹底回歸自身。他明確地提出“公有”的觀念：“我們每個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有的最高指導之下，并且我們在共同體中接納每一個成員作為全體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會契約論》)

　　孔子的“從心所欲，不逾矩”更多地寄望于道德倫理，盧梭則寄望于社會制度。“要尋找出一種結合的方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維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并且由于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樣自由。”(《社會契約論》)

　　這是寄望立法來保障社會契約的實施，這是以精辟的辯證思維對社會主義的訴求。私有制與私有觀念，因為盧梭而大放異彩。

　　對私有制及其意識形態——基督教思想體系，托馬斯是為了肯定的否定，路德是為了否定的肯定，而盧梭則是革命。

　　盧梭出，上帝亡!

　　然而，盧梭是信仰上帝的。

　　“他比任何西方人更理解東方觀念中的完全忘我的境界，‘那種剝光了任何其他感情的感情’，是集中在上帝的深淵里。“(羅曼·羅蘭：《盧梭簡介》)

　　上帝之靈掙脫基督教思想體系的束縛，借助自由意志的雙翅，充分張揚自我：“一顆正直的心，就是上帝的真正殿堂。”(盧梭：《愛彌兒》)

　　這個上帝，是人類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的象征。面對法國的君王貴族，以及伏爾泰和《百科全書》的戰友陣營，統統對私有制的頂禮膜拜，孤傲的盧梭有足夠的理由稱自己是“法國唯一信仰上帝的人”。

　　伏爾泰否定上帝，他自己卻成了18世紀私有觀念的“上帝”;盧梭贊美上帝，上帝卻消融在人民中。

　　伏爾泰嘲諷耶穌，卻沒有掙脫基督教思想體系的世俗之網。伏爾泰時代，只是神權讓位于世俗王權，私有制及私有觀念褪去基督教思想體系的外衣，把“神圣”的冠冕戴在自己的頭上;伏爾泰對私有財產的醉心，使他只能在私有制及私有觀念的范圍內，進行啟蒙的呼喚;他對“開明君主”的幻想，也使他幾乎為私有制殉葬。好在他的晚年，終于轉而期盼革命，給自己劃了一個光明的句號。

　　盧梭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心目中的上帝，不是教皇的、等級制的上帝，而是與大自然一體的自由、平等、博愛，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活靈靈的耶穌。他高擎著從耶穌到路德整個中世紀的偉大基督教思想家所共同接力的火炬——人類精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著名學者達朗貝爾把盧梭比作路德。

　　在反封建、反君主的斗爭中，伏爾泰為金錢的追求，時時向后看，希冀君主的“圣眷”，向封建勢力妥協。

　　盧梭則近于苛刻地對原則的執著，時時向前看，尋求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支持。他那殘疾軀體拖動的蹣跚步履，追逐生存和自由，追逐鄉野的風和上帝之靈。

　　盧梭也寄望“開明君主”，這是歷史條件的限制。但盧梭的“開明君主”是一個理想的抽象;伏爾泰的“開明君主”則是一個現實的具體。為了現實的妥協，伏爾泰寄望君主維護私有制;為了理想的決裂，盧梭寄望君主粉碎私有制。伏爾泰自縛于私有觀念中;盧梭則正視私有觀念，尋求對私有觀念的突破。伏爾泰立足于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立場，表現出人類思想家的深邃;盧梭則立足于人類思想家的立場，表現出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局限。

　　盧梭、伏爾泰，一個階級內兩條路線的斗爭，激進還是漸進?訴諸人民還是祈求“君主”?

　　伏爾泰也激進，但他的激進不斷地屈服于對統治者的妥協;盧梭的激進則是徹底的不妥協。

　　盧梭沒有像伏爾泰那樣期待革命，但盧梭卻“制造”了革命。

　　不同于伏爾泰“倡導的開明君主政治和否定人民的平等要求，盧梭開辟了啟蒙運動和啟蒙思想轉向革命的一條新徑，正如赫爾岑所說：‘當伏爾泰還為了文明跟愚昧無知戰斗時，盧梭卻已經痛斥這種人為的文明了。’” (轉引自唐少杰：《世界圣哲全傳·盧梭》)

　　然而，伏爾泰的世紀，怎容得盧梭咆哮?像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被中國人抵制一樣，激進的盧梭，遭到幾乎全歐洲人的反對。然而，被殘酷“迫害”郁郁離世的盧梭，僅僅兩年之后，便成了全歐洲人蜂擁朝拜的圣靈。蘇格拉底、耶酥、盧梭……，這是一切前驅者的命運嗎?

　　伏爾泰有著“上等人的高尚”。他滿懷真摯的同情不求報酬地幫助窮人。但他的先決條件是：他首先要做一個有錢的上等人。就像過去的和現在的“青天大老爺”們，高踞于“下流社會”之上，對“下流社會”釋以慈悲。

　　而盧梭有著“下等人的卑鄙”，他偷過東西，說過假話，甚至不養育自己的親生孩子，把孩子送進育嬰堂。然而他卻絕不接受國王的大筆贈金，并最終從“上流社會”金碧輝煌殿堂里的相互吹捧和勾心斗角中逃離。

　　在《懺悔錄》中，盧梭無情地解剖自己。“他把自己剝得精光，并把他那時代成千上萬人所被迫忍受的一切都暴露了出來。他解放了時代的靈魂，他教它打碎了它的枷鎖，教它認識和表達自己的思想。” (羅曼·羅蘭：《盧梭簡介》)

　　狄德羅、霍爾巴赫、伏爾泰……一個個偉大思想家內心深處的卑鄙，在盧梭對“丑陋小我”的自我鞭撻的催逼下，被尷尬地曝光。

　　“沒有可憎之處的人是決不存在的。”(盧梭：《〈懺悔錄〉訥沙泰爾手稿本序言》)貪欲、自私、忌妒……，人心之同，各如其面。所以才有耶穌、保羅、奧古斯丁、路德為追求圣靈，進行痛苦的自我改造。

　　盧梭以自我解剖的示范，釋放著人性中渴望自由與實現自我的激情，也完成著人類對私欲與丑陋的自省。

　　馬克思說，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可是，在文過飾非和自鳴得意的“上流社會”們眼中，丑陋與卑鄙只屬于“下流社會”;“精英們”寧可捂臭了內心的陰暗，也要用濃墨重彩把自己裹嚴。

　　“我的懺悔必然和許多別人的懺悔連在一起,凡是與我有關的事，我都以同樣的坦率做這兩種懺悔，雖然我想對別人多加照顧，但是我不認為我應該對任何別人比對我自己要照顧得多些.”(盧梭：《懺悔錄》)

　　“橫眉冷對千夫指”!(魯迅) 盧梭的解剖刀，剝去了“上流社會”雍容大度的畫皮和溫文爾雅的面具，使“上流社會”的神圣蕩然無存。

　　毛澤東認同這個藐視：一場文化大革命，他撕裂了自己親手創建的中國共產黨的“神圣”，只留下了他自己的“神圣”;然后，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毛澤東黯然走下神壇，一切神圣都不存在了。

　　“靈臺無計逃神矢”。(魯迅) 消失了的毛澤東和他的神圣，融會在人民的心中。

　　人民心中的毛澤東，重新走上神壇，那是人民心靈的神壇。

　　從盧梭到毛澤東，我們可以聽見“人民之子”的心語：讓上流社會的虛假神圣讓位于人民神圣。人民從被壓抑的自卑中挺起了胸，“黑手高懸霸主鞭”;從理所當然的被鞭打，到充滿自信地奪過鞭子，向“上流社會”甩去。

　　鞭子能夠砸爛束縛“上流社會”的枷鎖嗎?

　　其實，枷鎖并不僅僅束縛著“上流社會”。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盧梭：《社會契約論》)

　　這是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枷鎖，是金錢和物欲下的奴隸。

　　與盧梭同時代的狄德羅、伏爾泰、洛克、休謨等一大串光輝的名字相比，盧梭，只有盧梭，追求著與私有制及私有觀念的徹底絕裂。這就是為什么盧梭最終與他的戰友分裂而陷入孤獨與瘋狂的原因。

　　被伏爾泰視為最高榮譽并絞盡腦汁企圖獲取的法蘭西學院院士這一頭銜，盧梭卻嗤之以鼻。高貴的盧森堡夫人盛情地為他爭取這一榮譽，他拒絕了;著名思想家休謨為貧窮的他爭取國王年金，他又拒絕了。不僅拒絕，盧梭甚至神經質地認為盧森堡夫人和休模是在陷害他。盧梭真的瘋了嗎?

　　“我既決定在獨立和貧窮中度過我的余生，我就竭盡我靈魂的全力去掙斷時論的枷鎖，勇敢地做著我所以為善的一切，毫不顧忌別人的毀譽。”(盧梭;《懺悔錄》)

　　徹底掙脫枷鎖和奴役的決心，使盧梭變得“乖僻”。

　　不應懷疑盧梭的絕大多數朋友(包括貴族和貴婦人)的真誠與高尚，盧森堡夫人和休謨，還有盧森堡元帥、伏爾泰、狄德羅、達朗貝爾等等，已經是整個社會中最優秀的部分。然而，不可否認，這只是私有制和私有觀念中最優秀的部分，他們真誠地以自己的心胸和見解來幫助甚至要求盧梭，卻讓盧梭不能容忍。“如果我又開始在某一件事情上向世俗的見解低頭，不久就會事事都要重新受到世俗見解的奴役了。”(盧梭：《懺悔錄》)

　　“世俗見解”的共識：一個可以不窮的人，怎么能甘心做一個窮人呢?

　　朋友們以富人的憐憫和公正，要幫助盧梭擺脫物質的貧乏，回到盧梭在“上流社會”本來的位置。

　　人生在世，有幾個這樣的朋友，該是多么大的幸運啊!

　　然而，盧梭不是平原上的丘陵，而是世界之脊珠穆朗瑪峰。于是，伏爾泰、休模式的高尚立刻變得猥瑣甚至卑鄙。“誠然，那筆可以說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丟掉了;但是我也就免除了年金會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鎖。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氣也完蛋了。從此以后怎么還能談獨立和淡泊呢?一接受這筆年金，我就只能阿諛逢迎，或者噤若寒蟬了。”(盧梭：《懺悔錄》)

　　盡管盧梭不得不正視私有制及私有觀念的存在，但在他的靈魂深處，已經毅然決然地決定“擺脫物欲的束縛”(《懺悔錄》)，與私有制和私有觀念決裂。朋友們的幫助，等于硬拽他向私有制投降，所以導致盧梭的憤怒，以至絕交。這種“忘恩負義”，這種“不近人情”，怎能不極大地傷害他的諸多朋友真誠的心。

　　然而，這些朋友就不能反躬自責嗎?真誠，將陷盧梭于不義。

　　當盧梭脫去上層社會的裝束，解下高貴標志的佩劍和手表，決心過貧窮日子時，他的心靈，已經向著公有觀念的太陽狂奔。這時，讓他背叛自我，俯首帖耳地拜倒在國王和貴族的腳下，乞求一份維持上等生活的年金和一頂法蘭西院士的榮譽帽，這難道不是對盧梭最大的人身侮辱與品格傷害嗎?

　　中國的莊子曾設喻：“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逍遙游》) 五百歲春秋與八千歲春秋之比，其伏爾泰與盧梭與?

　　18世紀是伏爾泰的世紀，不是盧梭的世紀。

　　伏爾泰屬于一個世紀，盧梭屬于整個人類。

　　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說過：“真誠的”機會主義比一切機會主義更可惡。這句話或可注解盧梭和他的朋友們。

　　“我們所有的智慧，都脫不了奴隸的偏見。我們所有的習慣都在奴役我們，束縛我們，壓制我們。文明人從生到死都脫不了奴隸的羈絆。”(盧梭：《愛彌兒》)

　　正在奮力掙脫“羈絆”的盧梭，還要讓朋友們再套上“羈絆”嗎?

　　不!為心靈的革命，盧梭大步甩開了他的朋友，吶喊著朝著“羈絆”沖決。他一頭扎進“卑賤者”的群體中，將精神的沖決訴諸物質的沖決，一任自由之靈的翔飛，為“自我”的孤獨辯護，并導引人民革命的前行，

　　“當人民被迫服從而服從時，他們做的對;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時，他們就做得更對。”(盧梭：《社會契約論》)

　　掙脫奴隸的枷鎖，歡呼心靈的解放。“以絞殺或廢除暴君為結局的起義行動，與暴君前一日任意處理臣民生命財產的行為是同樣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國家，是人民契約的產物，如果特權階層剝奪人民的自由，人民就有造反的權力。盡管盧梭不愿看到造反所帶來的動亂，但他卻從法理上論證了人民革命的合理性。

　　拿破侖說：“無盧梭則無法國大革命。”盧梭不僅以自由、平等、天賦人權和主權在民等思想，為法國大革命搭構了理論框架，為建設未來民主共和國繪制了行動藍圖。還親自吹響了法國大革命的進軍號角：“首先掃清地面并拋棄一切陳舊的材料，以便重新建造一座美好的大廈。”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法國大革命成為盧梭靈魂的訴說。羅曼·羅蘭贊道：“他是共和國的宣布人，法國革命宣稱他是革命的肇始人。”(《盧梭簡介》)

　　并不是年青的羅伯斯庇爾拜謁老年盧梭時所許心愿的兌現，而是整個歐洲對盧梭的認同在法蘭西這個激情民族的爆發。

　　1789年法國大革命，是對舊制度在全世界范圍內的第一次顛覆。

　　從巴黎蔓延至法國全國那攝人心魄的沖天火焰，“是不是一次輝煌的日出?黑格爾說，是。康德說，是。歌德還說，是!” (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 轉引自唐少杰：《世界圣哲全傳·盧梭》)

　　法國革命是對17世紀英國革命和18世紀美國革命的升華。不徹底的英國革命，憑借高盧雄雞的鳴唱，提升著人類的精神;不徹底的美國革命，依賴法國精神的指引，最終沐浴在自由女神的光輝下。

　　英國革命“光榮”地蓋著封建的印章，法國革命激昂地喊出社會主義的強音。

　　被盧梭精神的規定，法國大革命不同于以往歷次農民起義。她以維護私有權的“平等”要求，吶喊出徹底挖掘私有制根基的宣言;她以資產階級革命的形式，抒發出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追求“公有”的心聲;她以資本主義的勝利，迸發出社會主義精神的輝煌。

　　第一次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革命，就不是資產階級一家獨立完成的。而是聯合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完成的。

　　這個革命的性質，“資產階級”四個字，涵蓋得了嗎?

　　資產階級革命，內涵著無產階級的使命;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同時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開始。

　　如果說，中國孫中山的革命不同于以往歷次革命，是因為從改朝換代的造反，升華為對整個私有制的顛覆;那么孫中山的前驅，正是盧梭和法國大革命。

　　這個革命的性質，是人類文明史上，私有制和私有觀念被公有制和公有觀念第一次猛烈的沖擊。

　　兩個制度、兩種觀念的斗爭，你死我活。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反對死刑的羅伯斯庇爾違心地走向血腥專政的極端;為什么被一些“知識精英”陰毒咒罵的雅各賓黨，卻被馬克思和列寧熱情地謳歌，并自詡為雅各賓事業的繼承人。

　　攻克巴士底獄，法國大革命爆發。人民自決權原則為整個歐洲樹立了榜樣。

　　革命的直接目標是自由，然而為人民自由的成果，法國革命政權卻迅速走向恐怖。因為，整個歐洲的封建勢力聯合起來了，貴族、僧侶、教會和面臨失去財產的有錢人聯合起來了。他們以滿腔仇恨和必死的決心保衛他們的地位和財產，他們以血腥的復仇成了無畏的戰士。

　　生與死的搏斗!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雙手血腥，成千上萬地屠殺貴族、教士、保王黨，直至處死國王路易十六。“人民自覺”原則猛烈沖擊歐洲封建勢力。

　　路易十六被處死，震驚了各國君主。恐慌于革命的傳播，幾乎歐洲所有國家參加了聯盟，殺向雄起的法國。

　　共和國危機!

　　內部敵人響應外國聯軍的包圍和進攻，使革命政權陷入內外交困，繼續革命還是妥協讓步?勢成騎虎。如果妥協，在強敵包圍中無異于跪地投降，不但喪失革命成果與原則，更喪失了氣節與精神;繼續革命，則是生路渺茫。但即使犧牲了也能留下革命的火種。法國人民選擇了后者。

　　為捍衛脆弱的革命政權，羅伯斯庇爾以堅定的信念，開始了救國專政。他和他的戰友“必須對付全部邊界線上的外國軍隊，對付內戰，還要對付不同意清除吉倫特派的外省城市……最后還要對付財政與經濟困難以及饑荒的威脅。”(加亞爾等：《歐洲史》)

　　羅伯斯庇爾幾乎失去理性，只剩下為革命激情的疲于奔命。屠殺在繼續，一批批反對者成為血祭革命的犧牲，曾經的同盟者甚至戰友，也一個個被押上斷頭臺。這并不是羅伯斯庇爾一個人的過錯，而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和危在旦夕的共和國迫切需要的為自由的畸變，也就是羅伯斯庇爾為自己的偏激所辯護的：“為美德的恐怖”。

　　誰也無法否認羅伯斯庇爾對美德的真誠追求，但是當被捍衛的美德日益處于“四面楚歌”的包圍中時，羅伯斯庇爾便淪為猶斗的困獸。屠殺與專制只是內心空虛的表象。羅伯斯庇爾被沉重的罪惡感壓倒，畸變的剛強掩蓋不了內心崇高信仰的失落。為自由與平等的心靈悲歌，成為他被押上斷頭臺的前曲。

　　無庸諱言雅各賓黨人和羅伯斯庇爾的殘酷，可是不能淡忘，更不容抹殺，與羅伯斯庇爾相對應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反動勢力對人民的殘酷，

　　從來都是剝削者對廣大被剝削者的殘忍，這是天經地義的;人民革命對剝削者的殘忍，從來大逆不道。所以，對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文化大革命，至今猶聞控訴聲。

　　要知道，法國大革命的血腥氣，絕不是羅伯斯庇爾個人意志的結果，而是人民大眾與剝削者斗爭尖銳化甚至畸形化的表現。人民大眾的義無反顧表現為視死如歸的英勇，反動勢力同樣義無反顧表現為視死如歸的英勇，兩個階級被你死我活的殘酷搏殺激發出全部的英雄氣概。

　　不看到這一點，沉溺于抽象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多愁善感，怎能不被血色的鋪染嚇昏了頭?

　　所以，羅伯斯庇爾魂斷巴黎，只是結束了他個人的極端，人民的極端情緒并不因此消失。當熱月黨人放棄專政的手段，尋求中庸，便很快使自己陷入軟弱可欺的境地。保皇派趁機反攻倒算，竭力恢復君主制，共和國面臨失敗的危險。

　　“將出現凱撒”。這是羅伯斯庇爾死前的預言。這預言也許有著對自身的遺憾，但更多的是對未來的企盼——革命的“暴君”。

　　當人民的偉力濃縮成軍隊的偉力時，被人民情緒鍛鑄的拿破侖，便具有了超越羅伯斯庇爾的能量。

　　革命的法國，在拿破侖的旗幟下，所向披靡。拿破侖的暴力之劍，橫掃歐洲封建勢力，甚至活捉教皇。被他掃蕩的封建國家轉變為民主共和國。他成為歐洲各國封建君主和反動貴族眼中的魔鬼。

　　拿破侖的偉大地位，迫使整個歐洲承認。

　　于是，“革命被加冕為帝”。(加亞爾等：《歐洲史》)

　　法國全民投票，350萬張票贊成，0，25萬張票反對——1400：1。幾乎全民一致通過拿破侖稱帝。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法國大革命，是不成熟的資產階級聯合不成熟的無產階級，在深厚的封建土壤上進行的革命，不成熟的資產階級理論無法指導革命進行到底，廣闊的小農經濟期盼救世主——一個好皇帝。

　　拿破侖應運而出，帝制復辟!

　　然而，革命是帝制之敵。拿破侖一面被歐洲各國君主視為“革命之子”，一面被為他加冕帝制的法國人指責背叛自由。

　　拿破侖幾乎用武力統一歐洲，法蘭西帝國功敗垂成。帝國崩潰是必然的。因為，專制的歐洲背離人民的愿望。歐洲人民支撐著法國革命的勝利，但歐洲人民不能接受在革命名義下的專制與奴役。

　　如果說，文藝復興舉起神學的號角，傳達了世俗的聲音;那么，法國大革命則舉起世俗的號角，傳達了上帝的聲音：“社會的目標是為大眾謀幸福。” “統治權屬于人民。”(《人權宣言》)

　　盧梭曾經預言：“歐洲的大君主們已經沒有多少日子好混下去了，一切都燃燒起來了，而整個燃燒中的國家正在促使他們衰亡。”(《愛彌兒》)

　　僅僅是歐洲的大君主們嗎?——不!

　　“……他的預言，

　　像神秘的古代畢西亞洞的神，

　　把整個世界投進熊熊的火焰，

　　直到所有的王國化為灰燼。”

　　——拜倫

　　(轉引自唐少杰：《世界圣哲全傳·盧梭》)

　　(本文摘自《中國：21世紀宣言（完整版）》; 《中國：21世紀宣言（中華篇）》已出版，可在國家圖書館及北大、復旦、北師大、華東師大、臺灣大學、中山大學……等大學圖書館借閱，可向本人免費索取電子書，郵箱：[email protected]，亦可向出版社優惠購書，郵箱：[email protected])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