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經右政左”難以長久持續

　　（原標題：劉國光：準確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市場與計劃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又是一個重大實踐命題。科學認識這一命題，準確把握其內涵，對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我在本文中就談談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問題。

　　經濟建設與意識形態工作不是兩種平行的事情

　　首先從經濟建設與意識形態工作的辯證關系談起。習近平同志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這句話高屋建瓴地闡釋了經濟建設與意識形態工作的辯證關系。簡言之，經濟建設工作為意識形態工作創造物質基礎，只有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工作做好了，意識形態工作才會有堅實的物質基礎;反過來，意識形態工作做好了，可以為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工作保駕護航，保證經濟建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也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當然，這也包括意識形態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

　　在階級社會里，包括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意識形態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決定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決定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代表先進的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對社會的經濟發展起促進作用，代表反動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對社會的經濟發展起阻礙作用。毛澤東同志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龔自珍說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蘇聯的解體就是鮮明的事例。當今一些丑化革命領袖、否定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抹黑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的言論，其終極意圖在于顛覆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十分明顯的。對此，我們應當提高警惕，深刻認識到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長期性、復雜性，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

　　經濟建設與意識形態工作不是兩種平行的事情，某些意識形態與經濟工作有著密切的交叉關系。意識形態深入到經濟工作之中，經濟工作本身也蘊含著意識形態因素，如經濟建設的指導思想本身就屬于意識形態的范疇。

　　當前，在意識形態領域流行的錯誤思潮中，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歷史虛無主義、公民社會等，屬于政治、文化、社會領域;而新自由主義則屬于經濟領域中的思潮，在各種思潮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核心觀點，如“經濟人”假設、追逐私利的人性論、私有制永恒論、市場原教旨主義、政府職能最小化(“守夜人”)等，在我國經濟界、理論界廣泛傳播，對我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施加相當大的影響。我們的改革向何處去，是走完全自由化的市場經濟道路，還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對此，黨的十八大明確做出了回答：“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把政治上經濟上的關系都擺正

　　現在海內外對中國政治經濟形勢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叫“經右政左”，即經濟上更加趨于自由化、市場化，放開更多管制領域;同時，政治上更加趨于權威化，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收緊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似乎我國在經濟領域上偏“右”，而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偏左。好像左右雙方對此都有議論，角度不同，好惡各異。

　　姑且不論“經右政左”說法的是非，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對矛盾的概念。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政治、意識形態與上層建筑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如果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方向一致，就可以鞏固經濟基礎;如果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偏離，那么就會使經濟基礎發生變異，原來的上層建筑也會有坍塌之虞。

　　有人分析，“經右政左”的風險，可能會導致社會分裂，所以這種局面難以長久持續。社會主義經濟如果長期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侵蝕，使自由化、私有化傾向不斷上升，計劃化、公有經濟為主體的傾向不斷弱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最終就要變質，變成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不相容的東西。而隨著私有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力量壯大，其思想影響也在擴大，遲早他們會提出分權甚至掌權的要求，那時即使在政治思想上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做多大的努力，恐怕終究難以為繼。這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所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對此，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說法，政治上“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而在經濟上“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這就是說，政治上既要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也要高舉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經濟上既要“市場經濟”，又要“社會主義”。如果把上述政治上經濟上的兩邊關系都擺正了，這就與所謂的“經右政左”的說法劃清了界限。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

　　下面我想就“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問題，再談一點認識。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本身就是經濟和政治的統一。我們的改革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單純的市場經濟，而是“社會主義+或×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黨的十四大報告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時，就明確在“市場經濟”一詞的前面加上一個前置詞“社會主義”，還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資源配置有宏觀、微觀不同層次，還有許多不同領域的資源配置。在資源配置的微觀層次，即多種資源在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的配置，市場價值規律可以通過供求變動和競爭機制促進效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說是“決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資源配置的宏觀層次，如供需總量的綜合平衡、部門地區的比例結構、自然資源和環境的保護、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等方面，以及涉及國家社會安全、民生福利(住房、教育、醫療)等領域的資源配置，就不能都依靠市場來調節，更不用說“決定”了。市場機制在這些宏觀層次和重要領域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需要國家干預、政府管理、計劃調節來矯正、約束和補充市場的行為，用“看得見的手”來彌補“看不見的手”的缺陷。

　　過去鄧小平同志在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時候，從來沒有否定計劃，一再說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都可以用。黨的十四大報告特別明確指出“國家計劃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黨的十四大召開前，當時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上，說明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時，就提醒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以上所述，表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肯定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計劃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的手段都要用。但是以后，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影響，逐漸出現了凸出市場、淡化計劃的傾向。有人認為，我們現在搞市場化改革，“計劃”不值得一提。“‘十一五’計劃”改稱“‘十一五’規劃”，一字之差，就大作文章，歡呼離計劃經濟更遠了，離市場經濟更近了，“計劃”好像成了一個禁區。但是，黨的十七大報告還提出“發揮國家發展規劃、計劃、產業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后面，緊隨著跟上“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保留了“健全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的宏觀調控體系”，其實也表達了“計劃導向”的意思，只是回避了“計劃”二字。我以為，只要切實做到如《決定》所言“宏觀調控體系”要“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那也沒有多大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可見，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是有限制的。根據這個精神，《決定》在寫出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強調了政府和國家計劃的作用，就是說政府和國家計劃要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性作用”。這樣，市場與政府、市場與計劃在資源配置中的“雙重調節作用”的思想就凸現出來了。“雙重調節作用”是程恩富同志最近對《決定》中有關市場與政府關系問題的一個提法，頗有道理。

　　那么，在資源配置的調節中，市場和政府或計劃，怎么分工?依我看，按照資源配置的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劃分市場與政府或計劃的功能，大體上是可以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應該限制在微觀層次。而政府職能如行政審批等的縮減，也主要在微觀領域。至于宏觀層次上以及微觀經濟活動中對宏觀產生重大影響的資源配置問題，政府要加強計劃調控和管理，不能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盲目操縱，自發“決定”。當然，對市場提供服務、實施監管、做“守夜人”的責任，政府還是責無旁貸的。

　　“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都要在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

　　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或“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更加有利于堅持既是“市場經濟”的又是“社會主義”的改革方向。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這也就是市場價值規律。但是社會主義經濟決定資源配置的就不是市場價值規律，而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認為，在共同的社會生產即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生產中，國民經濟要實行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馬克思說過：“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這說明，勞動時間按比例在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分配，和勞動時間在利用中的節約，是集體化經濟的第一經濟規律。“勞動時間”包括活勞動時間和物化勞動時間，意味著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其意思就是有計劃按比例地分配和節約資源，是社會化生產要遵循的首要經濟規律。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人們自覺安排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它不等同于傳統的行政指令性的計劃經濟，更不是某些人貶稱的“命令經濟”。“有計劃”主要是指導性、戰略性、預測性的計劃，用以從宏觀上導向國家資源的配置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當然，也包括某些必要的指令性指標，并不排除國家計劃的問責功能。改革后，我們革除傳統計劃經濟的弊病，適應初級階段的國情，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尊重市場價值規律，但是不能丟掉公有制下有計劃按比例的經濟規律。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經濟容納市場經濟，成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不是什么純粹的市場經濟，或者其他性質的市場經濟。這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不能只受一個市場價值規律的支配，而必須在市場價值規律起作用的同時，受“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支配。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說的“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單就市場經濟來說，是絕對正確的;下面接著說“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也是對的，但這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唯一的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要首先遵偱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這就是為什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計劃和市場、政府和市場、自覺的調節和自發的調節、“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都要在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理論根據。

　　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觀點，而不能以哈耶克之流的自由主義經濟觀點來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市場與計劃的關系，這樣我們才能掌握好中國改革航船的舵盤，駛向實現中國夢的美好未來。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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