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主義過時了嗎

　　(英)亞歷克斯•卡利尼科斯 劉旭東譯

　　[內容提要]當前在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因為討論民主集中制出現的激烈爭論及其政治分歧，已經表明黨本身出現了危機。要克服當前的政治分歧，使黨擺脫危機，必須首先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分析，同時要繼承列寧主義靈活有效的組織模式。不過，當前社會主義工人黨面臨著改良主義、特別是工黨主義盛行和新自由主義復興的雙重挑戰，要想延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傳統，重振黨的生機，就必須建立民主集中制的領導模式，并在此基礎上運用列寧主義靈活有效的組織模式，建立廣泛的政治統一戰線。

　　最近幾周，英國左翼廣泛散播一種觀點，即社會主義工人黨及其政治傳統已經衰亡了。專欄作家歐文•瓊斯(Owen Jones)宣布“社會主義工人黨及其同類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他是正確的嗎?

　　對社會主義工人黨洪水般的攻擊緣于一些內部的爭論，這些爭論在我們2013年1月份的年度會議上達到了高潮。這次會議討論了一個棘手的違紀案件。但討論導致了更廣泛的政治分歧。在導致出現爭取改變社會主義工人黨發展的民主集中制模式——這一決策系統被具有革命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組織采用——的會議上形成了兩個派別。

　　這些問題在會議激烈的政治辯論中討論過，任期即將結束的中央委員會以多數票通過了就民主集中制提出的觀點。不幸的是，一小部分人拒絕接受這些決定，他們確信有關違紀案件的描述已經被完全扭曲，這些描述在互聯網上流傳開來并且被主流媒體報道。

　　少數派援引這一報道，認為社會主義工人黨現在是“有毒的”，并且這些人提出了各種各樣的要求，例如，召開一次使之前所作的決定無效的特別黨代會，對新當選的中央委員會進行譴責或免職，以及調整黨的結構。

　　整個事件已經提醒我們，互聯網也有陰暗的一面。雖然網絡是自由的，但是人們早就知道它允許色情八卦傳播和滲透——除非受害人有足夠的資金和律師來阻止它。與名人不同，小型革命組織不具備這些資源，并且它們的原則也不允許它們試圖在資產階級法庭上解決政治爭論。

　　此外，在這種情況下，少數人，無論是知名的還是不知名的，都通過博客和社交媒體在社會主義工人黨范圍內發起一場運動。盡管他們自稱熱愛民主，但他們自己沒有為這些行動負責。只行使權力而不用承擔責任，這就是他們提供的令人厭惡的教訓。如果所有這一切不是為了即將得出的政治結論的話，那這將僅與社會主義工人黨及其支持者的興趣有關。歐文•瓊斯和最近離開了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職位的前成員“唐•梅奧”(Don Mayo)，都把目標對準了梅奧所稱的“正統托派(Trotskyist)模式的列寧主義”。像瓊斯一樣，他說這是“歷史上已經過時的模式”。

　　馬克思主義傳統

　　所以，這里的危機是什么呢?1951年，第四國際開除的一小撮托派創建了社會主義工人黨，目的是延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當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領導了第一次也是唯一成功的工人階級革命時，始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一革命傳統達到它的最高點。托洛茨基與列寧一起領導布爾什維克進行了十月革命，之后在上世紀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早期，當斯大林暴政盛行的時候，他又與這種革命倒退行為進行了斗爭。

　　那么，延續傳統是什么意思?無論是斯大林主義者還是托派都認為這涉及一些神圣公式的盲目重復。但要真正繼承一種傳統，就要有連續的創造性的更新。馬克思主義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因此這種更新過程兼具知識和政治兩個維度。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首先需要深化和更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他的目標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他的杰作《資本論》中，馬克思發現了它的結構邏輯。資本主義是不斷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也應如此。我們都對這一過程作出了貢獻，最近的是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的最后一部杰作《僵尸資本主義》，當然，這并非孤例。目前正在進行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復興，這可以幫助政治活動家理解自20世紀30年代最大的危機以來資本主義正在發生什么。

　　但是，馬克思的政治遺產——工人階級組織推翻資本的必要性——并非牢不可破。1968年，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前身國際社會主義者決定采用一個列寧主義的組織模式。

　　靈活的策略

　　實際上，正像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在他關于列寧的傳記中展示的那樣，布爾什維克在其政治策略和組織方法上是非常靈活的，但也有一些一以貫之的因素。最根本的是，正像隨后的經驗已經證實的一樣，工人的斗爭已經一次又一次地發展成革命運動，挑戰著資本主義統治的基礎。

　　但是，同樣的經驗也表明，代表著抵抗資本主義制度與接受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妥協的傳統，常常阻礙這種革命運動。從歷史上看，這些最重要的傳統一直是改良主義的，無論是以主流的社會民主黨的形式，還是以斯大林勝利后的西方共產黨的形式。但也有其他隱藏在扮演相似角色的組織中的意識形態——1980—1981年團結工會運動期間的波蘭社會天主教或1978—1979年伊朗和今天埃及的伊斯蘭教。

　　資本主義的運行往往會分裂工人的意識，并且鼓勵他們只考慮較小部分的利益，而不是把整個階級看作一個整體，正是這種運行方式使工人鞏固并保留這些傳統。并且，從1871年巴黎公社到1984—1985年英國偉大的礦工罷工，一旦政治權力介入其中，所有主要的工人階級斗爭就會以史詩般的和鼓舞人心的失敗而結束。1917年十月革命的經驗如此重要，是因為布爾什維克在這里成功打破了改良派(此時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對革命的控制權——這些改良派在1917年2月沙皇被推翻后的幾個月也被推翻——以及布爾什維克為奪取權力成功贏得了廣大工人的積極支持。

　　這涉及布爾什維克扮演的有時被稱作“先鋒黨”的角色。他們代表了1917年十月革命前存在的一小部分俄國工人階級。但是，這個少數派統一在整個世界對一個共同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上。并且，最重要的是，它在這一理解的基礎上組織并采取行動。

　　布爾什維克集體介入了俄國工人階級的斗爭。在這樣做時，他們提出了將有助于推動正在被討論的階級斗爭的建議。但他們同時竭力鼓勵工人們認識到，他們必須為爭取政治權力而戰，并且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支持布爾什維克黨本身。

　　通過一個在他們和工人之間持續的對話過程，布爾什維克贏得了廣大工人階級的支持，在對話過程中，他們有時改變了自己的想法，并向實際上已經超越他們的工人學習。但在這個過程中，布爾什維克黨試圖克服不同工人群體間參差不齊的經歷，以及資本主義分化他們意識的方式。

　　由于十月革命的倒退，這個新生的工人共和國被孤立起來，工人階級本身也因為內戰和經濟崩潰而解體，從而使如何把布爾什維克組織成為革命者的前景變得黯淡起來。20世紀60年代后期向列寧主義復歸時，我們試圖運用這種原始的模式。但是，恢復列寧主義并不簡單。首先，我們面對的是不同于布爾什維克時期的條件:根植于工會官僚的改良主義比在沙皇俄國更為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英國和西歐其他國家。

 　　不斷升級的斗爭

　　其次，這些條件已經發生變化。從1968年起，我們可以把自己推向一波不斷升級的工人斗爭，這一斗爭在1974年初泰德•希思(Ted Heath)保守黨政府下臺后達到了頂點。這一圖景普遍存在于西歐的其余地區: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和意大利1969年的“秋老虎”時代。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一切都開始發生變化。1974—1979年的工黨政府能夠阻止工人日益高漲的好戰浪潮，并能夠把普通工人的領導者吸收進管理機構。

　　然后，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臺。她的政府和羅納德•里根的美國政府標志著一個全球性的轉折點。他們開拓的新自由主義首先通過分裂工人階級和削弱其組織試圖重振資本的盈利能力。這一效果是矛盾的:正如目前的全球經濟危機所顯示的，雖然它未能解決盈利能力這一根本問題，但工人出現了更多分裂的和并不太有效的組織。

　　這并不意味著對資本主義的抵抗已經消失，情況遠非如此。阿拉伯革命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造成的，它造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比如埃及、敘利亞和突尼斯。但某些趨勢是可見的。

　　首先，工人階級的主流政治組織繼續衰退。意大利共產黨幾乎消失得無影無蹤。社會民主黨試圖通過向右靠攏和擁抱市場來適應新自由主義——這是托尼•布萊爾和戈登•布朗領導下的新工黨的計劃。

　　但是，這一目標不僅是災難(布朗和倫敦金融區之間的魔鬼協議促成了2008年的金融崩潰)，存在一個更加分裂的工人階級中的社會自由主義政黨的基礎已經持續萎縮。這并不意味著改良主義過時了:在2012年法國總統選舉中，弗朗索瓦•奧朗德擊敗尼古拉•薩科齊，工黨在民意調查中領先于保守黨，但是優勢很微弱。

　　其次，自1999年11月西雅圖抗議以來，我們已經看到許多針對新自由主義有時是資本主義本身的政治激進化浪潮。我們即將慶祝的反對入侵伊拉克10周年的偉大抗議就是一個高潮。2011年的阿拉伯革命首先有助于鼓舞西班牙的5月15日運動，隨后激起了從曼哈頓蔓延至世界各地的“占領運動”。

　　這些運動極其重要，但它們并沒有導致或得到已達到類似廣度或強度水平的工人斗爭的支持。當然，工人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想想同一年英國6月30日和11月30日的養老金罷工、希臘的總罷工和其他工人的斗爭以及2012年11月14日橫跨歐洲南部的大罷工。

　　街道還是工廠?

　　盡管處于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激進主義中心的是一個起義的工人階級，但如今并非如此。即使是在埃及，自從穆巴拉克被推翻的兩年以來，街頭運動已經比工廠里的運動更處于中心位置了。我們應該從這里得出什么結論呢?

　　斷言工人階級過時將是可笑的。在新自由主義時代，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個矛盾的、不均衡的、膨脹的資本主義，它已經把更廣泛的社會階層拉進了雇傭勞動之網。我剛才提到的斗爭(并且還有很多其他國家)代表了工人階級的學習經驗，這一階級已經被重組用來滿足不斷變化的資本需求。他們沒有理由重復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工人斗爭的激進方式，以及他們在所有早期工人階級斗爭中所做的。

　　然而，當前激進主義所采取的形式呈現出這樣的結果，在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中，工人斗爭的中心與過去相比不太明顯了。這是當代反資本主義運動往往對政治組織持懷疑態度的原因之一——當主流政黨被越來越深地納入企業世界時，它們就開始衰退。我們當中那些仍然認為列寧主義是革命組織的最好形式的人，有責任證明為什么如此。

　　這是由歐文•瓊斯及其支持者發起爭論時提出的嚴肅問題。瓊斯似乎在陳述他的選擇，他寫道:“英國急需一場運動來團結所有對導致緊縮悲劇的一致選擇感到絕望的人們，在沒有任何適當授權的條件下，緊縮使這個國家承受痛苦。”

　　這聽起來很不錯，但具有相當的誤導性，因為瓊斯是工黨的一個日益高調的成員。并且他的確寫道:“只要工會確保工黨聯絡數以百萬計的超市收銀員呼叫中心工人和工廠工人，驅使黨為勞動人民而戰的戰役將取得勝利。”

　　換句話說，盡管瓊斯批評愛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沒有“提供一個針對緊縮的真正的替代政策”，但他認為活動家們應該把他們的精力投入到推動工黨向左轉上。這是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一代又一代的活動家們一直追求的一項計劃。(瓊斯確實說過他的父母與具有好戰傾向的成員見過面，這些成員曾經英勇戰斗并說服工黨采用社會主義，直到20世紀80年代大多數成員遭到驅逐。)

　　工黨的本質

　　左翼試圖擊敗工黨這場斗爭的失敗并不是因為缺乏努力或決心。工黨很自然地擊敗了左翼的挑戰者。工黨面向選舉周期，因此對于政策的討論和對于斗爭的支持都要服從于贏得由保守黨和企業媒體設置的選舉的努力。米利班德反對抗議養老金改革的罷工僅僅是工黨領導人漫長而悲傷的背叛歷史中最新的一個，這一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的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 Don-ald)和20世紀80年代的尼爾•金諾克(Neil Kinnock)。

　　議會領導層的權力歷來得到工會官僚的社會影響力和雄厚財力的支持。今天工會的存在仍然把工黨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綁在一起，但代價很高。全職工會官員的作用是就工人受資本剝削的周期進行磋商。這有時導致他們采取行動但只有為了提高他們的談判地位的時候才這樣。

　　所以，工會官僚是工人運動內部的一支保守力量。但是，瓊斯遠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他目前正在為英國聯合工會的秘書長萊恩•麥克拉斯基(Len McCluskey)的連任進行競選活動。麥克拉斯基贏得很漂亮，但是當其他工會領導人扼殺養老金罷工時，他卻無動于衷。這就是為什么社會主義工人黨大會投票支持杰里•希克斯(JerryHicks)參加競選，挑戰麥克拉斯基，成為一名致力于讓普通民眾變得強大的候選人的原因。

　　盡管在就具體問題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現很好的立場，但是瓊斯本質上是站在保守立場上進行辯護的，他支持工黨和工會領導人。“梅奧”顯然代表了一種更為激進的選擇。他支持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其他一些前領導人——林塞•杰曼(Lindsey German)、約翰•里斯(JohnRees)和克里斯•班貝格(Chris Bambery)，并認為自西雅圖抗議以來發展的大眾運動代表了對列寧主義政治的一種替代性選擇。

　　可是，如果我們看看自千禧年以來發展的反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帝國主義戰爭的這些運動，就會發現它們都有驚人的全球性影響，不過都未能持續。“占領華爾街”同樣是這樣，它作為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抵抗運動的世界性象征，非常迅速地出現，然后同樣迅速地消退。

　　這種模式有多種原因。也許最重要的是缺乏工人階級斗爭性的持續復興，這種復興將極大地增加運動帶來的社會影響力。可是，由于“水平主義”對政黨的敵意和在一致同意基礎上的不切實際的(并且根本上看是不民主的)決策方法，占據主導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并沒有改善這一形勢。

　　當“梅奧”和他的支持者放棄列寧主義政治并不加批判地認可這些運動時，他們正在逃避這些問題。當涉及英國抵抗緊縮運動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工會領導在阻止罷工行動中的作用——時，他們同樣不可靠。像瓊斯一樣，“梅奧”及與他意見一致的人們正在以“不是官僚”為由力挺麥克拉斯基。無論是他們還是瓊斯，都沒有對在英國工人運動內部占主導地位的力量提供一個替代方案。

　　統一戰線

　　但是，也許社會主義工人黨只是由于其無可救藥的宗派性，因而不能提供這種替代選擇的基礎。然而，瓊斯給我們帶來了一番奇怪的、似乎是間接的稱贊:“社會主義工人黨長期以來在做超越它能力的事情。它在‘制止戰爭聯盟’背后形成了其組織基礎，例如，差不多整整10年之前，這一聯盟動員了超過200萬人走上街頭，反對即將血洗伊拉克的行動。即使他們排斥帶有宗派主義和積極招募動力的其他活躍分子，但他們幫助推動了，比如英國聯合工會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關鍵運動，后者最近在沃森斯道組織了一個使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英格蘭防衛聯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出丑巨大游行。”

　　社會主義工人黨是糟糕的，但它在過去10年的最重要運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在現實中我們將致力于統一戰線政治。換句話說，如果針對有限的目標的話，我們將以一種有原則的和友好的方式，與其他支持我們的政治力量很好地合作，以建立最廣泛、最強大的共同行動，例如，反對“反恐戰爭”或者納粹。我們在“聯合抵抗”(Unitethe Resistance)組織中遵循相同的慣例，“聯合抵抗”是一個由積極分子和工會官員發起罷工運動、反對聯合政府的重要聯盟。

　　此外，就像瓊斯所說的，我們的批評者最不喜歡之處——我們的組織方式——對提升我們的應戰能力來說至關重要。我們關于民主集中制的看法可歸結為兩點。首先，決策必須經過充分辯論，但是一旦這些決策以多數票通過，它們將對所有成員具有約束力。我們必須在行動中檢驗我們的想法。其次，為確保這些決策能夠實施以及社會主義工人黨能夠有效地介入斗爭，應當在組織內部競選一個對年度會議直接負責的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層，為我們黨的工作指明清晰的方向。正是這種模式的民主集中制使我們能夠把力量集中在關鍵目標上，從而有效地建立我們支持的各種統一戰線。

　　可是，這一模式現在受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攻擊。令人憤慨的是，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的少數派拒絕接受這些通過民主方式達成的會議決定。他們和其他一些更有紀律和更加深思熟慮的同志提倡的是一個不同的模式，該模式需要一種更松散、更薄弱的領導層，需要對已經作出的決定通過內部辯論而不斷重新作出新決策，需要永久性派別(目前，各種派別只被允許在年度黨代會之前的討論時期存在)。如果他們成功了，社會主義工人黨將成為一個更小的、有效性更差的組織，它將無法推動構建更廣泛的運動。

　　這些辯論的風險是非常高的。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the new Anticapitalist Party)在2011—2012年破裂，導致讓-呂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領導下的左翼陣線四分五裂。這削弱了歐洲的以及事實上世界其他地方的極左派。破裂是由政治分歧和挫折造成的，但內部體制加劇了這一破裂，這種內部體制非常類似于一些社會主義工人黨成員所提倡的。新反資本主義黨內部的所有辯論要經過四個永久性派別之間的斗爭的過濾。成員的忠誠集中于其派別陣營而不是政黨本身。

　　我相信，社會主義工人黨政治上的強大足以克服其內部的分歧。我們的理論傳統和我們的民主結構允許我們達到必要的政治透明度，并且能從違紀案件中汲取教訓。但是如果我錯了，社會主義工人黨解體了，這不會解決它旨在處理的政治難題。依靠工黨主義、工會領袖或者對運動不加批評的崇拜，并不能推動反資本主義的斗爭。如果社會主義工人黨不復存在了，就有必要創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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