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對民主制度的反思

　　本書(指《民主四講》)的全部論述基于一個簡單的信念，真正的民主是個好東西。所謂“真正的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閹割、經過無害化處理的民主。基于這個立場來歸納本書的基本發現，大概不外乎以下四點。

　　第一，從民主的發展歷程看，在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里，真正的民主一直被有產階級和知識精英看作一種“壞東西”，他們曾對人民當家作主的前景怕得要死，也曾拼命地抵制這種民主。而最終被他們看成“好東西”的民主恰恰是被閹割、經過無害化處理的“民主”，是不會對有產階級和知識精英的利益造成威脅的“民主”。這種“民主”，一言以蔽之，就是“選主”。

　　第二，當然，不同的選主體制還是有優劣之分。大量的比較制度研究證明，就選舉制度而言，比例代表制比多數代表制好;就政黨制度而言，多黨制比兩黨制好;就立法—行政部門的關系而言，議會制比總統制好。好就好在，在這三組對比中，前者的真正民主成分都比后者更多一些。這就涉及到對美國模式的評價。由于美國具有強大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國內外都有很多人迷信美國制度，把它看作民主的典范，而美國的選舉制度采取的是多數代表制，政黨制度采取的是兩黨制，立法—行政關系采取的是總統制，恰恰屬于比較更不民主的體制安排。實際上，與美國的體制相比，歐洲一些國家體制的民主成分更多，民眾的政治參與更廣泛，金錢的政治影響力更小。

　　第三，由于選主體制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它們運作起來并不一定能改善廣大人民群眾的境遇。這大概就是為什么跨國、跨時段的比較研究發現，以選主為特征的現實民主制度與經濟增長、社會正義、人類幸福都沒有什么必然的關系。這個發現也許對相當多的人來說有點出乎意料;過去幾十年不少人曾用各種方式擺弄數據，希望證明選主體制可以帶來一切“好東西”，但都鎩羽而歸。看來，證明贗品也是“好東西”并不容易。

　　第四，在“選主”體制下，廣大人民群眾的作用就是每隔幾年參與一次近乎狂歡節的選舉儀式，選出新的主子，同時得到心理上的慰藉：“主子是我們選出來的。”實際上，在“選主”體制下，廣大人民群眾參與政治決策的范圍、深度、廣度都很受局限，而各種資源(金錢、知識、相貌、家世)的擁有者在這種體制里卻如魚得水、占盡先機。

　　最后這一點已經引起一些有批判頭腦的西方學者注意。在1990年代，相當多的人看到有競爭性選舉就盲目拍手叫好，馬上就送上一頂“民主”的桂冠，現在情況已經開始發生變化。前幾年已有一份西方學術雜志展開專題討論，談“有缺陷的民主”。何謂“有缺陷的民主”?就是指那些競爭性選舉定期上演如舊，但政治、經濟、社會一塌糊涂的體制。這樣“有缺陷的民主”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幾十個、上百個。如果“有缺陷的民主”主要指某些新興選主體制的話，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獨立思考者開始討論歐美發達國家內的“民主赤字”。所謂“民主赤字”就是掛著“民主”的招牌，但徒有其表。這個名詞最早出現在1980年代，那時專指歐盟制度安排中的不民主成分。現在，它已獲得了更廣泛的含義，以至于我們看到大量對“美國的民主赤字”、“加拿大的民主赤字”、“澳大利亞的民主赤字”的討論。民主的赤字表現在很多方面，最主要的是三個方面：投票率的下降、政黨的衰落，民眾對各種政治機構和政治人物的信任度下降。這三種現象并不局限于個別國家，而是在相當多的所謂“民主”國家都可以觀察到。

　　如何減少以至消除“民主赤字”呢?最基本的思路是牢記民主的原意：人民當家作主。從人民當家作主這個目標出發，必須跳出選舉迷信，超越選主模式，不斷擴大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在過去一二十年里，世界各國的進步力量，在理論和實踐中，對擴大人民參與的力度、深度、廣度、范圍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限于篇幅，這里只能點到為止。

　　第一，用抽簽替代選舉，增強民眾政治參與的力度。古代雅典的民主既沒有代議制，也沒有選舉。那時的民主是全體公民直接參與的民主;如果實在需要挑選少數人擔當某些職務，挑選的方式不是選舉，而是抽簽。現在的政體規模比雅典時期不知擴大了多少倍，動輒幾百萬人、幾千萬人，甚至幾億人、十幾億人，很多人因此認為實行直接民主已經沒有可能。即使我們接受這個判斷，間接民主或代議制也不一定要采取選舉的方式實現。民主本來的涵義是政治上的平等;以選舉為特征的代議制民主在一種條件下也許是不存在問題的，那就是所有的資源在社會各階層之間均衡分布，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最后出現的選舉結果可能與抽簽的結果沒有太大的差別。但是在資本主義的體制里，資源分布極度不均，而且近幾十年變得越來越不均，這個條件并不存在。在現在主流的民主體制下，民主被化約為選舉，選舉被化約為競選，競選被化約為推銷，一系列推銷手段便應運而生(包括負面競選，抹黑對手，也就是臺灣政治中叫做“奧步”的各種損招)。在這種體制下，策略的運用變得非常重要，公民變成選舉文化的消費者，選舉或競選不是為了提供資訊，反而更多的是為了誤導民眾，騙取他們的選票。在一些地方選舉時，我們往往看到一些參選的政客大放厥詞，說大話、昏話、胡話、屁話;此時就會有人出來打圓場，說這是“競選語言”，暗示競選是可以不向任何人負責的。這樣選出來的人往往不是最好的候選人，而是最能推銷自己的候選人。更嚴重的是，很多國家的競選完全靠拼資源、拼形象、拼口才、拼演技，與演藝業與廣告業相差無幾。在這種體制下，占有資源的經濟和知識精英，就可以大顯身手;而窮人或被認為較笨的人，往往不過是被動的道具。結果，在這種以選舉為主軸的代議制下，產生一種惡性循環，就是資源分布的不平等導致參與的不平等，參與的不平等導致代表性不平等，代表性的不平等導致對決策影響的不平等，而對決策影響的不平等又反過來影響資源不平等。因此可以說，以選舉為主軸的民主充其量只是種形式上的平等，它表面上好像賦予人們平等的選舉權，但絕大多數人實際上完全被剝奪了被選舉權。

　　為了讓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參政權，有學者建議，用抽簽代替選舉。在抽簽制下，每個人當選的機會是隨機決定的、完全平等的。不管是什么人、擁有多少財產、受過多少教育、祖上有沒有名人、長得好不好看、口才如何，所有人的機會是完全均等的。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哲學教授約翰•本黑姆為以抽簽制為特征的代議制創造了一個新詞，叫做Demarchy;也有人把這種體制叫做Klerostocracy，其中kleros在希臘語中意味著“投骰子”;還有人更直白，干脆把這種體制叫做Lottocracy，懂英文的讀者都知道，lot就是抽簽的意思。

　　抽簽制的優勢無非是兩點。第一，抽簽對選舉制下可能發揮作用的各種不公正因素可以釜底抽薪。在選舉中，金錢與各種策略扮演的角色就是試圖扭曲人們選擇的結果。抽簽等于徹底消除了操控選擇結果的可能性。第二，抽簽保證所有人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擔任公職的機會，讓最普通的人也有機會從政，即使社會本身十分不平等。

　　對于抽簽方式的適用范圍，不同理論家觀點不一。1985年有兩本書問世，一本書的題目叫做《公民的立法機構》，作者是兩位學者，考倫巴赫與菲利普斯，他們建議用隨機的方法來挑選美國眾議員，而不是用選舉來挑選。另一本書由本黑姆出版，標題是《民主是可能的嗎?選舉政治的出路》，其關注點不僅僅是美國，而是提出一種新的民主模式。這兩本書的共同特點是主張廢除選舉，但不拋棄代議制，借以消除代議民主與參與民主之間的對立。這些作者認為，如果采取抽簽的方式，任何的政治、經濟勢力都不再能造成不平等的利益代表或社會區隔。這樣一來，就不必浪費競選所需的時間及金錢了，所有的社會群體都有均等的機會進入國會，國會議員的構成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口的構成。有人會擔心，如果一般平民百姓被抽中擔任議員，他們是否有能力參政問政，這正是從柏拉圖以來的精英分子攻擊民主的理由。我們不要忘記，現在世界各國法院的陪審團成員都是用抽簽方式挑選出來的，擔任陪審員是公民應盡的義務，如果被抽中而拒絕履行這個義務，還會受到處罰。陪審團的功能是決定被告是否有罪，關系到人的生死存亡。這種性命攸關的重要工作都可以由隨機挑選的老百姓決定，其他還有什么事情隨機挑選的老百姓不能決定?用抽簽的方式實施代議制為什么不行?

　　也有人主張在有限范圍內用抽簽制來彌補選舉制的不足。民主理論大師、耶魯大學的榮休教授羅伯特•達爾在 1989年出版的《民主與它的批評者》一書中就提出，可以用隨機的方式形成一些他稱之為“人口縮影”的群體，每個群體從全體公民中隨機抽選出一千人，這些群體可以舉辦聽證會、征集研究報告、進行辯論，由他們來決定政策的議程設置，或處理社會中某個重大問題。對達爾來說，抽簽制只是對現行政治體制的補充，而不能取代選舉。

　　選舉制的鼓吹者也許會辯稱，古希臘的情況與今日不同，抽簽制不適用于今日的世界。但如果我們真心希望完善民主制，便沒有任何理由不積極探索實現民主的新途徑，而死守選舉。古希臘人并不會因為“歷來如此”而在體制創新方面不思進取。否則的話，民主制本身就不會出現。事實上，最近一些西方國家也在探索用抽簽制來彌補選舉制的方式，像共識會議公民團等，其成員也是抽簽產生的，這些試驗也許可以部分彌補間接民主產生的問題。只有這樣不斷以開放的心態來探索實現民主的新途徑，才能使民主的品質得到提升。

　　第二，加強商議，提高民眾政治參與的深度。投票不僅用于選舉，也用于決策。用投票方式決策是基于這樣一種假設：即每個人已經清楚知道自己的政策偏好，投票可以揭示不同人的政策偏好，通過計算投票的分布可以整合出最后的決策。但主張商議式民主的理論家認為事情并不這么簡單。他們認為，人們的偏好不是固定的;很多時候人們未必知道應該如何在不同選項中做選擇。商議為什么重要呢?因為，在交往中，在不斷開會討論、辯論中，隨著人們對不同政策選項的方方面面的了解一步步深入，他們的政策偏好是可能發生變化的。商議的作用就是讓人們接觸不同觀點，并迫使人們從公共利益的角度為自己的立場辯護。通過你來我往的討論、辯論，人們可能對自己的偏好進行提煉、修正、轉變，把原本自私的偏好轉化為能考慮到他人利益的偏好。反復商議可能產生兩種結果。一種可能性是民意的高度收斂，形成廣泛的共識，以至于不再需要投票表決;另一種可能性是民意只出現有限的收斂，形不成共識，還得靠投票來在不同的政策選項中做出抉擇。即使是后一種可能性，經過反復商議后再投票表決也比不商議就投票表決好，因為商議后人們對不同政策選項的優劣有更充分的了解，他們也因此更容易接受最后的決策。注重商議的民主被人叫做“商議民主”。在過去十幾年里，有關商議民主的討論汗牛充棟，不少西方理論大師也涉足其中，包括哈貝馬斯、羅爾斯、喬舒亞•科恩、伯納德•曼寧、約•埃爾斯特。

　　商議也可以與抽簽結合起來。具有政治學(耶魯大學)與哲學(劍橋大學)雙博士學位的斯坦福大學教授費希金在其1991年出版的《民主與商議：民主改革的新方向》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頗有獨創性的方案：用隨機的方式在一個國家或一個社區抽出一組人，這組人反復討論、辯論一個議題;由于這組人在統計意義上能完美地代表該國家或該社區的全部人口，他們之間的討論和辯論就相當于全國或全社區人口之間的討論和辯論，各種不同的利益、需求、要求、偏好都可以得到代表。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和辯論后，這組人可以對政策選項進行投票表決。費希金把這種做法稱之為“商議性民意調查”。自 1991年以來，美國一些城鎮已經進行了幾十次商議性民調，全世界也舉辦40多次這方面的試驗，包括在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希臘、印度，以及中國浙江省溫嶺市澤國鎮的試驗。

　　第三，利用現代電子技術，提高民眾政治參與的廣度。抽簽制和商議式民主雖然可以消除選舉制中難以避免的政治不平等，但它們仍然是代議制的一種形式。不管多少人被抽中，不管多少人參與商議，他們都只能是人口的極小一部分。以前，空間上與時間上的區隔使得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與政治過程受到限制，但現代電子技術的發展(包括互聯網以及與互聯網相關的互動電視、互動手機等)有助于克服空間與時間的障礙，為實現直接民主創造了條件。以前的電子技術只能讓少數人向多數人發布信息(如廣播、電視)，或者讓少數人向少數人發布信息(如電話)。但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現代電子技術可以實現無限多的人向無限多的人相互交流信息。沒有互聯網技術時，最多只能實現小群人之間討論、辯論;隨著計算能力的提高、上網費用的下降，在理論上，互聯網技術可以讓無數的人，跨越空間與時間的障礙，參與討論、辯論任何問題。人們把這方面的嘗試叫做“電子民主”。當然，目前電子民主還處于初始階段，但其發展潛力給人無窮的遐想空間。

　　電子民主并不僅僅是用電子技術實現選舉投票的便捷化，電子民主最重要的特征是可以讓更多的人直接(而不是通過代議士)了解、參與、影響政策制定。“了解”是指電子技術可以讓政府通過各種方式使決策過程更加透明，如政府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向民眾公布與決策相關的信息(在網上公布決策草案、相關數據與背景材料)。“參與”是指電子技術可以讓民眾用更直接的方式向決策者提出自己的意見、建議、批評(如網上民意調查、網上咨商、網上抗議、網上請愿、網上投票)，讓決策者與民眾實現即時互動。民眾與決策者的雙向、即時互動可以拉近政府與老百姓之間的距離，讓前者更直接地“影響”后者的政策選擇，讓后者給予前者更直接的回應。

　　今天，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國家全面實現電子民主，但有限范圍的試驗隨處可見，包括中國。全面實現電子民主既有技術方面的障礙(計算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也有政治上的障礙(政客與官僚希望保留自己在信息占有方面的特權)，還有經濟上的障礙。經濟上的障礙也許是其中最大的障礙，因為在“用不用得上”和“用不用得起”方面，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存在巨大的“電子鴻溝”。

　　第四，超越政治民主，將民主的原則適用于更廣泛的范圍，尤其是經濟領域。上面提到的“抽簽民主”、“商議民主”、“電子民主”有利于增強廣大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的力度、深度、廣度，但它們還局限于政治領域，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民主固有的其他問題，如經濟不平等導致的政治不平等。拉丁美洲有一句諺語：“豬與雞‘參與’了制作火腿和雞蛋，但它們在‘參與’中一無所獲。”在中國古典小說《西游記》中，孫悟空似乎神通廣大，但他跳來跳去，永遠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可見參不參與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參與什么、在什么范圍參與。真正的民主尋求的是讓人民大眾從形形色色的強制力中解放出來，包括政治上的強制力和經濟上的強制力。主流的民主理論，尤其是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只強調制約政治權力，但卻反對制約經濟權力，美其名曰“保護自由產權”。在現代經濟制度下，絕大多數人的多數時間都在為財產所有者及其經理效勞，卻無力制約時時壓在自己頭頂的經濟權力。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商議”、“參與”并不能解決他們日復一日必須面對的經濟權力問題。如果工作單位內是不民主的，即使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是民主的，人們依然還是無法控制自己命運的全部或大部分。同樣重要的是，人們在經濟收入、社會地位、信息占有等方面存在或小或大的差距。如果這種資源占有方面的差距過大，必然造成參與國家事務的機會與能力嚴重不平等，進而影響政治民主的實現。這也就是說，真正的民主必須包括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兩部分;少了任何一部分，民主都是殘缺不全的;沒有經濟民主就不可能有其正的政治民主。因此，擴展民主原則的適用范圍、從政治領域延伸至經濟領域是真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

　　恩格斯說，“平等應當不僅是表面的，不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這句話中的“平等”也可以換為“民主”。支持經濟民主立場的多為馬克思主義者，但并不限于馬克思主義者。西方當代民主理論大師羅伯特•達爾于1956年出版過一本對民主理論研究有重大影響的小冊子《民主理論序論》。在這本書中，他著重討論了政治民主。29年后，他于1985年又推出了另一個小冊子《經濟民主序論》，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的著重點已轉移到經濟民主上。這兩本小冊子可以看作達爾思想發展的兩座里程碑。早期，他只看到政治民主的重要性;但是到了晚年，他越來越意識到如果經濟上不民主，經濟上不平等，政治上的民主往往是虛假的，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此，一個政治民主的社會必須以經濟上的平等和經濟上的民主為基礎。這里所謂“經濟民主”指的是一個經濟體內的所有利益相關者都應該享有平等參與其決策的權利，不管這些利益相關者是不是其財產所有者。反對經濟民主的那些人所持的主要理由是，經濟領域是財產所有者的禁臠，不容其他人染指。達爾在《經濟民主序論》中對此進行了反駁。他論證，人們自己管理自己的權利在道義上遠高于私有產權;因此，后者不能成為拒絕前者的理由。

　　至于實現經濟民主的形式，不同的理論家的側重點不盡相同。達爾主張“工作場所的民主”。筆者1990年代在耶魯大學政治系任教時，曾經常向已從該系榮休的達爾請教。記得有一次他對我講，“在某個意義上，我就是個社會主義者”。他在理念上接受了某些社會主義的原則，認為必須將民主的原則延伸到經濟領域，尤其是延伸至工作場所，因為任何群體(包括企業、公司、學校、機關、社團等)只要其決定會影響其成員的利益，它的成員就有權參與其決策過程。

　　斯蒂格利茨的建議更加大膽。這位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曾于1995—1997年間擔任過克林頓總統的經濟顧問團主席，于1997——2000年擔任過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沒有人能批評他不懂經濟。斯蒂格利茨認為，工人階級不僅應該參與工作場所的民主管理，還應參與全國以至全球宏觀經濟的管理。他在很多場合批評美國財政部只是為華爾街服務，而不是為國家利益或世界利益服務。他說，“把制定國內經濟政策的權力賦予財政部無可厚非，但它應該傾聽來自方方面面的呼聲，包括勞工階級的呼聲”。對聯邦儲備委員會(美國的中央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他也提出類似的批評。既然聯邦儲備委員會每一次調整利息的政策會影響到千千萬萬的普通美國老百姓，斯蒂格利茨質問，為什么聯邦儲備委員會里面沒有工人階級的代表?同樣，他也追問為什么美國的財政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面沒有工人階級的代表?這是那些主流經濟學家想都不會想的問題。為此，斯蒂格利茨大聲疾呼，有必要擺脫主流范式的束縛，來一次思想大解放，從工作場所、基層、地區、全國以至全球，工人階級的代表都應該在決策過程中充分發揮作用。

　　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1977年)，詹姆斯•米德也提出了一種經濟民主的模式，他稱之為“財產所有民主”。這種經濟民主模式的最大特點是財產所有權在很大程度上平等化：“其中任何一個人都不會在全部私人財產中占有一個太大或太小的份額;每個公民將從財產上獲得自己的大部分收入。”“勞動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大大降低了。”這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因為財產并沒有公有化。但如果財產所有權在社會全體成員之間平等分配的話，那時的社會將與資本主義社會大相徑庭(此處有刪節——編者注)。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米德的“財產所有民主制”得到了羅爾斯的高度評價，他說：“財產所有民主制的背景制度，連同它的(可行的)競爭性市場，是試圖分散財產和資本的所有，并因而試圖阻止社會的一小部分人控制經濟并間接控制政治生活本身。”羅爾斯深知，資本主義造成的貧富懸殊使得政治民主極易淪為一紙空談。為了保障平等的政治權利與平等的政治影響力，僅僅靠小打小鬧的福利國家是不夠的。這就是為什么他在新版《正義論》的修訂者序言中指出，如果讓他重寫一次《正義論》，他會更鮮明地將財產所有民主制與福利國家區分開來，因為福利國家雖然可以為不幸的人提供一定的保障(醫療、養老、失業、工傷)，但它卻對經濟上的貧富懸殊視若無睹。為了實現真正的社會公正與政治民主，羅爾斯認為必須盡可能地保證所有公民在每一階段的開始，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這就需要尋求一個比福利國家更為平等的社會，用各種方式分散資本和其他資源的所有權。

　　以上的介紹表明，西方那些認真思考民主問題的人都在探索超越現實資本主義民主的途徑;他們的努力只是剛剛開始而已。現在有些人懶于思考，把以“選主”為主軸的體制當作實現民主的唯一途徑。對他們而言，歷史仿佛真的終結了，人類社會似乎只能按這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式運作，這是絕對荒謬的。對于真正關心民主的中國人來說，我們應該拓展想象的空間，從理論和實踐上尋求“選主”體制以外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途徑。中國是要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建設民主，它應是以最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為出發點的民主，是廣泛參與的民主;完全不必向有產者做出巨大讓步，而對民主大打折扣。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盲目采用西方舶來的那些民主模式，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

　　選自《民主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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