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民主體”的一些思考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是社會的主體，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它事實上也是我們黨的群眾路線的理論依據。在深入學習和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時，有必要從哲學上對人民主體問題作進一步的思考。

　　一、歷史進程中的人民主體和統治階級

　　馬克思說：“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頁)人在構建“為我而存在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81頁)中創造價值世界。正是創造價值世界的活動及所創造的價值世界構成了歷史及在其中展開的社會形態。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是社會的主體，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是生產力作為社會歷史的最終動力原理以及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原理的邏輯必然。整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大廈正是在這些基本原理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

　　社會是由國家將眾多個人整合起來的人群集合體構成的。在階級社會中，國家“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2頁)統治階級通過國家機器，“與整個社會混為一體并且被看作和被認為是社會的總代表”，從而以“被承認為整個社會的等級”的身份實現對于社會的“普遍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2-13頁)

　　在歷史哲學中，“現存”與“現實”盡管都表現為“實存”，然而是兩個不同的范疇。“現實性決不是某種社會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環境和一切時代所固有的屬性”，而僅僅屬于“在其展開過程中表明為必然性”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5頁);“任何不合理的事物，即因其不合理，便不得認作現實”(黑格爾，1980年，第296頁)，從而僅僅是“現存”的。一個社會的統治階級之所以能夠在一定時期內成為“現實”的而不是“現存”的，就是因為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它真正是社會的頭腦和社會的心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3頁);而它之所以能擔當“社會的頭腦和社會的心臟”的功能，就在于總在一定程度上自覺或不自覺地體現著由社會基本矛盾運動所具體地展現出來的大多數人的要求。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是社會的主體，然而人民的社會主體作用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要通過具有“現實性”的統治階級在國家機器中的作用體現出來。

　　在以往的歷史進程中，由于社會劃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盡管人民群眾必然會在社會變動中把自己的價值訴求通過各種方式(合法的或非法的、和平的或暴力的)不斷地體現出來，從而使人民主體作用的相當部分通過統治階級在國家機器作用的中介體現出來;然而在直接性上，統治階級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行使其統治權。這種人民主體發生作用的機制是與階級和國家的產生即“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聯系在一起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9頁)當然，隨著歷史的發展，它們必然會“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74頁)

　　新中國是在“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5頁)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起來的，這就決定了中國人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社會主義中國不存在以往社會中的屬于剝削階級范疇的統治階級，人民的社會主體作用不再需要通過統治階級的中介。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的設想，這樣的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作為“最終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9頁)，就能在理論上體現將一切權力“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仆”，使國家機構中的工作人員像企事業里的“工人、監管和會計”那樣，為“工廠主”即作為社會主人的人民服務。(《列寧全集》第31卷，第48頁)

　　人民通過自己的代表行使權力，“普遍選舉權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么人在議會里當人民的假代表，而是為了服務于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個人選擇權服務于任何一個為自己企業招雇工作和管理人員的雇主一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7頁)，并且“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同上，第13頁)對此，馬克思斷言：“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607頁)在當今中國，由人民代表制來代表人民的普遍利益，這就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理論上，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行使著國家主人的權利;而共產黨的一切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3頁)由此我們就能理解，“至今一直統治著歷史的客觀的異己的力量，現在處于人們自己的控制之下了”，于是就實現了“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58頁)

　　當然，理論作為一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總是有距離的。然而，當家做主的人民主體體現為執政黨即共產黨的意志，“意志的努力則在于使這世界成為應如此”(黑格爾，1980年，第420頁)，于是，“現實本身就應當力求趨向思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1頁)這就是“應然”向“實然”的轉化，也是作為現實的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所努力追求的方向。

　　二、人民主體是“至尊的神”

　　在人類歷史上，盡管統治階級似乎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在行使其統治權，然而人民主體總要在根本上發生著作用;因此對于一定歷史階段的統治階級而言，不管是自覺的還是被迫的，都必須具有人民是社會主體的意識。

　　對于“意識”這個概念，人們通常僅是從哲學基本問題的角度把它與“物質”相對應，理解為“人腦對外部客觀存在的反映”。其實，“意識”還包括了價值觀念，即主體對于一些基本價值關系的反映經過長期的積淀，經過“億萬次的重復”在“人的意識中以邏輯的格固定下來”(《列寧全集》第55卷，第186頁)的價值觀念。例如，人們常常說的“憂患意識”、“公仆意識”中的“意識”就是人們頭腦中經過“億萬次的重復”，由積淀而形成的關于“憂患”和“公仆”的價值觀念。

　　這種作為對價值形態世界反映的價值意識是關于所反映對象的本質和規律的意識。但價值的本質又是“為我而存在的關系”，關于價值觀念的意識總是從“我”出發的，并總是圍繞著“我”這個核心來旋轉的。這就決定了價值觀念是通過描述的方式體現主體意向的意識，因而在“本質上是一種實踐意識，是在社會生活實踐中形成，直接地為了實踐并服務于實踐的意識”。(李德順、馬俊峰，第198頁)這種意識由于有著“先入之見的鞏固性和公理的性質”(同上)，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體現在主體的行為之中。

　　“人民主體意識”就是主體中關于“人民主體”的價值觀念。如果在一個國家意識中沒有人民主體意識，就像黑格爾所說的在一座廟堂里“其他各方面都裝飾得富麗堂皇，卻沒有至尊的神”。(黑格爾，1966年，第2頁)在宗教中，“至尊的神”是頂禮膜拜的對象，信徒們對他們充滿著一種崇敬和畏懼之情。如果說崇敬是對“至尊的神”所油然而生的正面情感，那么畏懼就是對“至尊的神”所油然而生的反面情感。把人民主體理解為廟堂里“至尊的神”，包含著對于人民主體的敬畏之情。人是有情感的動物，激情對于歷史的活動具有強大的力量，正是這種對于人民主體的敬畏之情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起著巨大作用。

　　早在兩千多年前，孟子就說過一個流傳千年的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章句〈下〉》)國君和社稷都可以改立更換，只有民眾是不可更換的，故民眾最為重要。荀子也說過“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荀子·王制》)，這個命題傳到唐朝魏征的諫奏里就成為“載舟之水可以覆舟”(《貞觀政要》)。這些都包含著對于人民主體的敬畏之情。這種對于人民主體的敬畏之情是儒家思想的寶貴財富。

　　歷史上有作為的君王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或造就自己的功業，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具有這種意識。春秋戰國時期，意識形態中崇尚紅黑黃輪回的“三統說”，根據當時方士的推繹，秦得水德，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妒酚?middot;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盡管橫征暴斂，然而卻下令“更民曰黔首”，把民眾推崇為所尚黑色之“首”。乾隆五十年的御制《祭歷代帝王廟禮成恭紀》中寫道：“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政權多次更迭，但凡是統治階級對人民主體有這種敬畏之情的，政權就比較鞏固，社會就比較昌盛;反之，政權就會被顛覆，社會就必然凋敝。

　　歐洲歷史也是如此。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里就記載了城邦中的公民主權問題。古希臘的公共會場位于城市中心，公民們在這里面對面地討論重大問題，然后形成共識后付諸實施。對于主權在民，亞里士多德認為：“一種政體如果要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必須使全邦各部分的人都能參加而懷抱著讓它存在和延續的態度”。(亞里士多德，第95頁)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孟德斯鳩提出，“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一個政府是不行的”，而國家就是“一切個人的力量的聯合”(孟德斯鳩，1978年，第177-178頁);由此他反對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而主張共和政體，“共和政體就是全體人民握有最高權力的政體”。(孟德斯鳩，1961年，第6、157、154頁)盧梭則提出了人民主權的三項原則：第一，“主權是不可轉讓的”，“只能由人民自己來代表”，轉讓主權就意味著出賣自由。第二，主權是不可分割的，主權主要表現為立法權，只能屬于人民，政府只是執行“公意”的機器而已。第三，主權是絕對的。只有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統治者是受委托來管理國家大事的，人民“既可以委托他們，也可以撤換他們”。(盧梭，第31、32、21頁)這些思想形成了綿延不絕的西方社會中的民主思想傳統。

　　把人民主體作為國家意識中“至尊的神”的觀念與人具有最高價值的觀念密切地聯系在一起。人類生活于其中的價值形態世界，是由人創造出來的。康德指出，人的價值“超越于一切價值之上，沒有等價物可代替”。這個世界上正是有了人，才有了價值，才有了對人的意義。因此“在任何情況下把人當作目的，決不只是當作工具”。(康德，第43頁)黑格爾則把“成為人”看成是“人間最高貴的事”。(黑格爾，1961年，第46頁)范揚和張企泰在譯這句話時特別在注中指出，黑格爾使用了不同語詞以示區分：“人間”是“Mensch”，而“成為人”中的“人”是“Person”，后者“指在法的意義上的人，與自然意義上的人(Mensch)不盡相同”。(同上，第45頁)而后一種意義上的“人”即“Person”，顯然是在社會中后天形成的。這樣，從一個純粹自然人到一個具有社會本質的人的發展，就是人的自尊不斷地生成和發展的過程。由此黑格爾指出，“法的命令是：‘成為一個人，并尊敬他人為人”。(同上，第46頁)國家作為“普遍的利益本身”(同上，第269頁)在這一方面就擁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國家必須把體現“人是目的”的“人的尊嚴”作為憲法的最高價值。

　　在以往的社會中，由于社會分裂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盡管統治者在口頭上也常常掛在嘴邊，然而作為“至尊的神”的人民主體意識常常以不自覺或被強制的形式體現出來。而在當今的中國，人民主體意識是自覺地體現出來的。中國共產黨人的“為人民服務”就集中地體現了自覺的人民主體意識。毛澤東在1944年發表了著名的演講《為人民服務》，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并強調說“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04頁)，此后又多次題詞“為人民服務”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還說：“力量的來源就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人也不行”(《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24頁)，字里行間充滿了對于人民的敬畏之情。這里的“為人民服務”，從立黨宗旨的高度確立了作為“至尊的神”的人民主體意識。正如黨的十八大指出的：“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胡錦濤，2012年，第8頁)

　　三、應當對人民“主人翁”心理失落的現象有足夠的警覺

　　在當代中國，意識形態中自覺的人民主體意識必然要在黨的領導中、在黨的政策和法律中體現出來，也必須在社會心理中以人民“主人翁”心理的形式體現出來。個體心理作為知情意的統一，支配著人們的行為。“主人翁”是深具中國特色的一個提法，圍繞著“主人翁”形成了“主人翁”心理、“主人翁”精神、“主人翁”意識、“主人翁”責任感、“主人翁”品質，等等。新中國成立以來，人民當家做主，“主人翁”心理在社會群體中所具有的組織化作用，激勵了奮斗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條戰線上的千千萬萬中國人。由人民“主人翁”心理支配的行為構成了社會存在的實踐基礎，對弘揚意識形態中的人民主體意識起到了巨大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成果已經為全世界矚目，2009年GDP人均達到3600美元，2012年全國GDP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然而快速發展也積聚了不少矛盾：社會差距拉大，非正常利益滋生，從而使得利益沖突呈高發態勢，群體性事件不斷上升。據中國社會科學院2013年社會藍皮書透露，近年來每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竟高達十余萬起。(鄭杭生，第34頁)

　　“群體性事件是觀察轉型期中國社會矛盾的重要窗口”。群體性事件包括“維權行為、社會泄憤事件和社會騷亂”，其中“80%是民眾維權事件”。(于建嶸，第116頁)公眾常常把一些不公正現象與官員腐敗聯系在一起。轉型期新舊體制交替往往使政府在公共服務方面不到位，也使得一些人感覺自己“遭遇不公”，處于“弱勢地位”。

　　這種“弱勢地位和遭遇不公等方面的因素”導致了某種“相對剝奪感”，由此對行為產生重要影響。(Smith and Ortiz，p. 241)社會學把相對剝奪感理解為關于價值期望與價值能力之間差距的意識。當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實際所獲得的低于或遠遠低于他們所期望的，就會產生被剝奪的感受。種種的相對剝奪感必然會導致人們“結構性的心理疏遠”即“主人翁”心理的失落，若是引導不及時，很容易釀成社會泄憤行為。

　　社會心理與以意識形態為主體的社會意識形式內在地聯系在一起;在社會意識范疇內，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礎，后者則是以系統化、理論化的形式對前者的反映。社會心理中人民“主人翁”心理的失落必然導致意識形態中人民主體意識的缺失，或者說，人民主體意識的缺失必然以人民“主人翁”心理的失落形式體現出來。

　　人民當家做主的國體和政體以及共產黨“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胡錦濤，2005年，第225頁)的執政理念，決定了人民主體意識是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核心。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自覺精神力量。它具有通過“普遍性形式”賦予社會制度以“普遍性意義”的辯護作用，也通過“精神的太陽”照耀的方式來規范社會意識以體現其“力求克服社會沖突的努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1頁)反之，“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第35頁)以人民“主人翁”心理失落形式所體現出來的意識形態中人民主體意識的缺失必然會嚴重損害我們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警覺，對此必須保持高度的憂患意識。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就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50頁)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人民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取得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成就，歷史事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確實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人民主體的核心。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成為人民主體的核心，就在于她始終代表了人民主體的利益，在執政過程中始終維護和發展人民主體的利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胡錦濤，2003年，第19頁)堅持人民主體意識，就要堅持人民“標準”。人民主體根據什么來“擁護”、“贊成”、“高興”、“答應”自己的核心?這個根據就是人民主體自身的利益。

　　如前所述，價值作為關系是“為我而存在的”，“我”是價值關系中的主體，“為我”就是對于“我”而言的利益;主體通過利益表現出來，否則就是抽象的。人民之作為社會的主體就在于總是把自身的利益作為目的來構建價值世界。人民主體利益是多方面的，物質利益是基礎，人民主體總要通過人民利益體現出來。某些官員的腐敗行為的危害，正在于它極大地損害了人民利益，抑制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人民主體作用的發揮。

　　黨的十八大指出：“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是“黨的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胡錦濤，2013年，第50頁)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著“為人民服務”的異化現象，即某些官員“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公仆意識，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就是以人民為主體的意識。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公仆意識異化為“錢仆”意識，在某些方面相當嚴重。具有“錢仆”意識的人就是以權謀私，一切為了錢，為了錢可以不擇手段，不要人格，這是腐敗的一個重要根源。

　　“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對此“決不可能表態了事”。(習近平，第12頁)堅持人民主體思想，必須克服“為人民服務”的異化。在進一步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如何防止“拜物教”思想的蔓延，也是理論界應當研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

　　[1]古籍：《孟子》，《史記》，《荀子》。

　　[2]黑格爾，1961年：《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66年：《邏輯學》(上卷)，楊一之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小邏輯》，賀麟譯，商務印書館。

　　[3]胡錦濤，2003年：《“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講話》，載《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年：《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

　　[4]康德，1956年：《道德形而上學探本》，唐鉞譯，商務印書館。

　　[5]李德順、馬俊峰，2002年：《價值論原理》，陜西人民出版社。

　　[6]《列寧全集》，1985年、1990年，人民出版社。

　　[7]盧梭，1962年：《社會契約論》，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

　　[8]洛克，2007年：《政府論》，劉曉根編譯，北京出版社。

　　[9]《毛澤東文集》，1996年、1999年，人民出版社。

　　[10]《毛澤東選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1979年、1980年，人民出版社。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4年、1995年，人民出版社。

　　[14]孟德斯鳩，1961年：《論法的精神》上卷，許明龍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波斯人信札》，羅大岡譯，人民文學出版社。

　　[15]習近平，2012年：《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人民出版社。

　　[16]亞里士多德，1997年：《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

　　[17]于建嶸，2009年：《當前我國群體性事件的主要類型及其基本特征》，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第9期。

　　[18]鄭杭生，2006年：《當前中國社會矛盾的新特點及其正確處理》，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第11期。

　　[19]Smith, H. J. and Ortiz, D. J., 2002, Is It Just Me? The Different Consquences of Personal and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UK: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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