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傍晚在外接到《東方早報》來電，寫一篇長文談談199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晚上回到家后才知道他剛剛過逝了。我長期從事跨學科的交叉研究，對貝克爾的學術自然接觸得也比較多。不過，作為一個學者，我往往會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各種學術，畢竟學術是在批判和爭論中才得以發展的。因此，盡管中國人有“人死為大”以及“為尊者諱”的傳統，因而中國學界對貝克爾也是一片追思和頌揚之聲，但這里還是坦白地談談個人對貝克爾學術的理解。
一、作為帝國創建者的經濟學家
一般來說，知識的繼承和綜合——即契合——是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的基本途徑和方向，究其原因，社會關系中的人類行為不能割裂，同一個人的思維方式往往具有一致性，因而其所有行動或選擇也必然基于同一種行為機理。這種契合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尤其重要。事實上，正因為社會經濟現象本身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要真正形成對社會經濟現象更具解釋力、分析力的研究思維和理論觀點，就有賴于社會科學各分支學科之間的互補和交叉，這就是契合的基本要求。對經濟學的發展來說，尤其要注重吸收社會科學其他分支所積累的知識和發展的思維，經濟學者也應擁有社會科學其他分支的廣泛知識。
不過，邊際革命以降，隨著經濟學走上了專門化和職業化的發展道路，經濟學家隊伍就日漸被數理出身的職業經濟學家所占據，職業經濟學家的社會科學素養和知識結構越來越狹隘，以致主流經濟學與社會科學其他分支之間就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分離。蘇特(W.Souter)就對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這種日益分裂的現狀提出強烈的批判，他寫道：“這種思想似乎是，在起初和最終從那些相鄰學科或取少量基本的有關心理或其他方面的經驗事實之后，經濟學家就能繼續著手封閉式的研究任務了。而且這似乎是可能的，因為他借此至少可以用需求和供給函數的一般形式來裝備自己，然后投入到實際應用中……但是想避免經濟學不確定的、漸進的研究‘領域’不滲透到其他社會科學之中是不可能的，而聲稱能不通過大量辛苦的調研就可獲得需求和供給函數的一般形式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這種分裂結果造成了不同學科對同一社會現象往往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導致了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認識上的不可通約性。因此，一些有識之士對此深表擔心和不滿。貝克爾就強調，“人類行為不能被條塊分割，這種分割認為人類有時基于最大化，有時不然;有時受穩定的偏好驅使，有時任隨意的動機擺布;有時需要最優的信息積累，有時則沒有這種需要。”為此，貝克爾等人就致力于重新統一社會科學各分支，試圖用一些基本原理來分析那些日常觀察到的明顯不相關的現象，從而將其研究拓展到一個以前只是政治學家、法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關心的領域，乃至形成一個范圍極其廣泛的研究領域。其中，居功至偉的就是貝克爾，他在擴展經濟學的疆界方面所做的一切是其他經濟學家所不及的，沙克爾頓稱貝克爾為“作為帝國創建者的經濟學家”。
二、經濟學帝國主義運動的單向性
貝克爾被廣泛稱譽為“現代西方經濟學方面最富有獨創思維的人之一”，而問題就在于“獨創”上，“獨創”在顯示其“新穎”的同時往往也蘊含了“片面”。實際上，貝克爾所做的主要不是對社會科學各分支領域的有機契合，而是將經濟理論和方法拓展到過去同市場力量沒有聯系的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人口統計學、犯罪學和生物學等，尤其是使用經濟學方法展開對傳統上那些非經濟行為的研究。例如，貝克爾及其追隨者使用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廣泛研究了家庭組織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包括生育率、子女教育、婚姻對象以及家庭分工等，從而創立了一門新的經濟學分支——新家庭經濟學。
因此，貝克爾領銜的經濟學帝國主義運動具有強烈的單向性：主要是將新古典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和分析工具推廣并運用到其他社會學科分支之中，從而將其他社會科學領域變為經濟學的一個研究內容，并最終取消所有的社會科學分支，經濟學開始成為社會科學的明珠和燈塔。貝克爾指出，“經濟學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社會科學而成為一門學科，關鍵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對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經濟分析是最有說服力的工具，它能對各種各樣的人類行為做出一種統一的解釋。”在貝克爾看來，合理的研究方法是經濟學科發展的重要基礎，而且，這種合理的方法在經濟學領域首先形成并適用于其他所有社會科學領域。
那么，這種方法究竟是什么呢?貝克爾認為，經濟分析的核心竟是“最大化行為、市場均衡和偏好穩定的綜合假定。”同時，承襲了羅賓斯的定義：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選擇的學科，貝克爾等就在在給定偏好和約束條件下解釋和預測個體的選擇行為，并假設偏好對所有個體都是相同的且穩定不變的。基于這一邏輯，無論是個人、政黨、利益集團還是政府都被經濟學家視為追求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決策者，所有行為都納入了一個狹隘的“在一定約束條件下求效用函數或所選擇的目標函數的最大值”的目的論模式。貝克爾說，“經濟分析能夠想見的應用范圍如同強調稀缺手段與各種目的的經濟學定義一樣寬泛。”這樣，貝克爾等發起的經濟學帝國主義運動就極大地拓展了理性經濟人的分析范圍，并建立了一般性的理性選擇分析框架。
三、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分析缺陷
由于貝克爾等人所倡導的經濟學帝國主義運動是單向的，而不是社會科學各分支的真正契合，因而，盡管它對其他傳統非經濟領域的分析帶來了很多新穎性，但這種新穎性觀點往往是建立在極其片面性的思維之上，因而將它廣泛應用到婚姻、生育、犯罪、革命等問題的分析上時就會得出具有明顯誤導性的結論。這里舉幾例加以分析。
例1.貝克爾在分析結婚和離婚行為時提出一個假設：那些離過婚的人通常會比未曾離過婚的人更易于爭吵，更不討人喜愛;因此，令人不快的性情是導致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離過婚的人也往往被視為更不理想的婚姻候選人。但是，這種分析顯然存在問題：(1)離婚后再結婚的概率在不同文化和社會中明顯是不同的，因而這一分析沒有揭示與離婚有關的更深刻的社會和文化因素;(2)人的性情本身往往因環境而變化，因此，與其說令人不快的性情導致了離婚，還不如說因婚姻中的問題滋生了令人不快的性情。女性主義經濟學家Woolley就說，貝克爾的這些假設是非常無禮和令人討厭的。
例2.貝克爾基于理性選擇分析還得出結論：一夫多妻要比一夫一妻制對女性更有利;究其原因，當男、女人數大體相當時，一夫多妻制的存在使得高收入男子通過競爭而迫使低收入男子保持單身，從而有更多的女性能夠嫁給那些高收入男子而分享他的財富，相反，一夫一妻制實際上是對女性征稅而補貼弱勢男人。那么，這種分析結論真正深入到了現象背后的本質了嗎?其實，這一分析存在明顯的缺陷：(1)它在很大程度上物化了女性：將女性置于賣方的地位，是性供給者，任何有助于提高性需求的因素似乎對女性都是有利的;(2)它只看到能夠“看”得見的一面，卻沒有看到那些“看”不見的其他方面：一夫多妻制固然對那些作為小妾、姨太以及小三的女性可能是有利的，而對那些作為結發之妻卻是不利的;(3)它只將人們追求局限在物質享受上而根本沒有考慮人類的精神需求：如果考慮到家庭對夫妻之間情感的塑造，而一夫一妻之間的情感顯然比一夫多妻之間的情感更為對等，從而更加符合女性的利益。女性主義經濟學家Bergmann認為，貝克爾之所以堅信他的結論就在于，他相信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更甚于政治動機。
例3.貝克爾的一個學生就認為，犯罪是擔風險的活動，當受到的懲罰很輕時效用就極大化;他的另一個學生則說，就訴訟的概率而論，一條法律條文就像任何一件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將會引起消費選擇的分配的變化，即趨向于相對便宜的商品而舍棄較為昂貴的商品。例如，根據這一分析，提高懲罰力度是降低犯罪的重要措施，但顯然，那些存在死刑的國家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犯罪率下降。為什么呢?弗雷(Frey)等人的研究表明，人們犯罪動機為往往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事實上，現實生活中，那些身處相同經濟地位的個體在面臨相同的糟糕境遇時，是否會犯罪以及犯罪的程度往往是不一樣的。
事實上，正是由于經濟學帝國主義把人類的任何行為都看成是理性行為，甚至把各種行為的價值也視為無差異的，以致盧茲和勒克斯指出，“大多數由加里.貝克爾和其他人所做的工作可能會給讀者留下有些愚蠢的或至少是牽強的、不自然的印象。”例如，麥肯齊和塔洛克認為，性需求也是價格的函數，理性人在消費性時會一直消費到其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為止，性價格的相對提高則會使消費者選擇其他產品的消費而減少性的消費。而且，麥肯齊和塔洛克將“賣淫行為”與“正常的性關系”等同起來，只不過在賣淫行為中支付的是貨幣，而在“正常性關系”中使用的則是“非貨幣”。相應地，貝克爾認為，人們之所以決定結婚的一個基本條件是：他結婚所帶來的益處的預期超過他對單身漢的保持或者另外尋求一個更合適的伴侶所帶來的益處的預期。但實際上，婚姻并非全然是經濟計算的，而是源于社會性的愛，正因為人有愛，所以愿意為其所愛的人付出。例如，安徒生可以為苦守青梅竹馬的初戀而煢煢孑立一輩子，小穆勒可以苦等泰勒夫人21年，勃拉姆斯因摯愛舒曼夫人克拉拉而孤獨的一生。
四、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引起反思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具有強烈的單向性，當經濟學帝國主義將經濟學分析方法簡單地拓展到其他領域時，就得出了很多有違事實和倫理的結論和政策建議;相應地，在這種“獨創性”和“新穎性”的贊美之神逐漸式微之后，反思和批判聲浪也就開始出現了，我們可以看一些大家的言論。
社會學家斯梅爾策指出，理性“分析思路會給人根本性的誤導。貝克爾學派的經濟學家在分析配偶的選擇和是否犯罪的選擇等問題時，都開始于某種假定。用這種方式，他們將非常不現實的假設條件強加在涉及到個人決策者身上。例如，貝克爾相信，婚姻市場上存在完全信息。每一個在市場上尋求配偶的人都了解市場并將按照或相對于已經獲得的經濟利益來作出自己的判斷。……我曾經在一次和貝克爾的談話中問他：‘你知道不知道人們常常是在鄰近地區或者就是挑選鄰居做配偶的?’你瞧，選擇配偶幾乎完全是由誰合適來決定的，并不是按照經濟情況來計算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寫道：“我喜歡見到的經濟學和社會學之間的關系的表達方式與我所見到的貝克爾的東西完全不同。我實際上沒有打算閱讀貝克爾寫的所有東西。但我認為，用一個籠統的‘經濟學’字眼試圖將所有的社會之間相互作用解釋成經濟的相互作用，只說明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大多數條件下發生的經濟交易本質上是社會的和歷史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比較了布坎南的著作與貝克爾的著作后說，“布坎南興趣之廣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他在將倫理學、法學政治思想和社會思想引入經濟學方面所做的工作超過了大多數人。……(而)貝克爾的情況與此不同。其原因是，貝克爾實際上所做的是拿過經濟學家有時候使用的局限性很大的分析工具，把它應用到其他論題上。……貝克爾的工具是根據它們在經濟學中所謂的成功選出來的，但它們的局限性很大，甚至在經濟學內部也沒有多少預測力和理解力。”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克洛夫則主張走與貝克爾相反的道路，他認為“在這些非經濟領域中引入太多的經濟學、理性和優化技術也有危險。……從根本上說，理性預期分析方法是一個過于簡單的分析方法，它導致的經驗性也是錯誤的”，因而“一直嘗試著把其他東西帶入經濟學，而其他人則一直試圖把經濟學推進到其他學科”。相應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則指出，“阿克洛夫就更具創造性，因為他對事物非常好奇。……他是為了將社會學概念引入經濟學而對社會學進行研究”，而“貝克爾身上(卻)有種讓我討厭的東西，就是他好像從不認為能從經濟學以外學到任何東西。”
五、結語：開創者的學術特性
經濟學帝國主義概念最早是蘇特提出的，但與后來貝克爾等提倡的經濟學帝國主義不同，他堅持作為帝國科學的經濟學必須豐富而不是征服其他學科，甚至依賴于其他學科，其經濟學帝國主義目的是通過思想的相互融合而達到既豐富社會學又豐富經濟學的結果。然而，貝克爾卻致力于拓展經濟學分析方法的適用領域，從而為很多領域和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新視野，并得出了亮麗的新觀點，但與此同時，由于經濟學帝國主義并沒有能夠有機地契合社會科學領域迄今積累的知識和方法，從而其分析結論也潛含了嚴重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貝克爾并不是一個知識綜合者，而是一個新領域的開拓者，他的學術問題也是開創性學術所內在的一般性問題。
一般地，學說的開創者和綜合者的知識結構往往是不同的。開創者往往不是那種知識淵博之人，而主要是極具創造性思維的人，他往往基于一個全新而又單一的視角提出新的思想、觀點和結論;而且，作為先驅往往不是一位，而是同時多位并行，最后相互應和而產生百花齊放局面。相反，綜合者需要有淵博的知識和極高的悟性，不僅熟悉發生其之前和同時代的各種學說，而且能夠將它們納入到一個統一的學說體系中，并成為影響廣泛的主流學說。在經濟學中，那些被后人視為開山之祖的經濟學大師，其學術思想與其說是全新創造的，不如說是源于對人類所積累的思想之梳理而深化以及對那些思想中精微之處的發展，如斯密、穆勒、馬克思以及馬歇爾等都是如此。
相應地，革命性學說的思維往往是抓住某一維度展開系統的分析，從而得出給人強烈震撼和啟迪的的理論或學說，不過也往往會因為忽視其他維度的分析而使得理論或學說具有很強的片面性。同時，革命性學說的倡導者往往有很大的精力來闡述和發展這種學說，從而就會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學說團體，從魁奈學派到薩伊學派、李嘉圖學派、凱恩斯學派以及貨幣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等都是如此。正是由于革命性學說內在這種片面性和極端性，從而也會遭到其他學者的反思和批判，同時也會存在其他相對立的學說和學派。不過，當一個學派如日中天時，這些反對意見往往是零星的，并且會受到這些革命性學說團體更強大炮火的壓制;尤其是，開創者的信徒們往往樂于接受和維護這種傳統智慧，從而呈現出明顯的教條主義學說傾向。
在很大程度上，作為一個開創性學者，貝克爾所創建和推動的經濟學帝國主義也是如此，這是我們在學習和使用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分析方法以及理解它所得出的相關結論時需要注意的：開創者的學說和觀點往往是“新穎”和“片面”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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