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恩格斯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于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并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
這是對國家機器本質的概括，也是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分析和解釋一切有關于國家的現象的出發點。探討新自由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角色，當然也不例外。
新自由主義最大的特色，是其首先以一種技術性經濟學的理論的面目出現，它研究的似乎是經濟問題。但是正如大衛·哈維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令人信服地說明的，它的出現和發展實際上是一種政治現象，是對凱恩斯主義國家制度的反動。
新自由主義理論從強調市場作用開始，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解決一切經濟問題，實現最優越的資源配置，這似乎是純粹技術性的、數學計算的結果，與任何哲學無關;但從這個基本原則出發，主張限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也就是限制甚至取消政府的各種經濟職能，原則上取消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和福利制度，同時也要求實現最大程度的私有化。新自由主義進而在民主與自由、法律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理論。其理論和實踐的實質，就是限制政府政治經濟權利、限制民主、并以法律形式把新自由主義模式固定下來。
這種理論和實踐顯而易見是有利于大資產階級的。削弱政府職能有助于大資本更好控制市場，減少稅負，并迫使勞動者因失去生活保障和勞工組織的保護而不得不聽命于資產階級，從而獲得更多的利潤。同時私有化使政府在經濟上喪失獨立性，不得不依賴大資產階級，更加忠實地服務于大資產階級，從而使后者掌握更多的權力。
所以新自由主義是為大資產階級服務的一種理論。這種理論與其他資產階級理論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在20世紀和21世紀的新背景下，在經過長期的革命與反革命的斗爭之后，在資產階級被迫做出了若干讓步之后，它斷然主張以最徹底的方式把一切權利交還給資產階級。為此，新自由主義不惜破壞一切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形成的妥協，用最犀利的方式剝奪一切勞工階層幾百年斗爭獲得的權利，從組織工會、發動罷工、集體合同、社會保障到一人一票。
而剝奪這一切當然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勞工階層不會束手待斃。當他們所擁有的被剝奪時會反抗，當他們爭取他們應有的也會反抗。因此，與新自由主義要求在經濟社會方面國家的最徹底的退出不同，在政治上新自由主義一貫支持對工人階級和小農階級最嚴厲的鎮壓行動，一直到公開的法西斯政權。這方面的例子多到不勝枚舉。
因此，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推進和發展，國家的角色發生了明顯的轉變。一方面，在非暴力領域，包括所有可以以經濟模式運行的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一切國家行為可能妨礙資產階級的利潤的地方，一切資產階級通過“供求關系”、“價格發現”、“市場行為”可以攫取最大利潤的方面，國家的職能都被削弱或者取消，資產階級親自上陣大展身手。另一方面，在所有對資產階級的利潤造成威脅的地方，都大大增強了國家機器的作用，以維護資產階級的利潤不受侵犯。
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機器，在維護社會共同利益或勞動階層特殊利益方面的職能被取消了，在體現國家的階級屬性、作為專政機器方面的職能在大大增強了。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更加像一個國家了，更加貼合馬克思主義為國家所下的定義了。在新自由主義的制度下，國家成為赤裸裸地階級鎮壓的工具。
所以，國家機器在某些職能上的顯著增強，正是新自由主義的必然結果，因為新自由主義的發展使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大大激化了。為了使整個社會不至于被階級戰爭炸掉，國家必須加強鎮壓能力。在這個意義上，現在所謂的國家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政治變種。而現在大家都在談論的國家資本主義，就其經濟含義而言，也只能是兩個因素的結果：一，是官僚資產階級向民間資產階級身份轉變的過渡階段;二，是民間資產階級為了換取官僚資產階級為其鎮壓勞工運動而做出的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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