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馬克思主義：歷史語境與多重邏輯

　　1950年，波蘭尼在《個人知識：走向一種后批判哲學》中首先提出了“后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盡管這一概念在該書中僅僅出現一次，但它卻意味著一種不同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規劃開始萌發。正因為如此，“后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并沒有“曇花一現”，相反，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西方思想界流傳，并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1973年，貝爾在《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中再次提出“后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并認為后馬克思主義就是用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二種圖式”來分析后工業社會的社會結構，重新審視資本主義的積累問題。1985年，拉克勞和墨菲出版了《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走向激進民主政治》，在這部著作中后馬克思主義得到了深入分析和系統論證，并由此成為一種有重大影響的社會思潮。因此，深入分析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辨析它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構成了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形態時繞不過去的課題。

　　一、后馬克思主義產生的歷史語境

　　哲學是思想中的時代：任何一種哲學理論或社會思潮的產生都不可能脫離它的時代，都是對時代課題的一種直接或間接的理論解答。無論是法國啟蒙哲學明快潑辣的個性，還是德國古典哲學艱澀隱晦的特征，無論是存在主義消極低沉的情緒，還是解構主義高深莫測的個性，離開了它們各自所處的時代，都是無法理解的。對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把握也是如此。在我看來，后馬克思主義是一種與后現代思潮相重疊，并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進行解構或重構的政治理論、哲學思潮。20世紀60—70年代西方社會的轉型，即從現代工業社會轉向“后工業社會”、從現代資本主義轉向“后資本主義”，構成了后馬克思主義得以產生的時代背景或歷史背景。

　　從根本上說，20世紀60—70年代西方社會的轉型是生產方式的轉變，這一轉變體現為從組織化生產轉向彈性化生產。在70年代以前，以福特主義為基礎的組織化生產是西方社會的主體結構，這種福特主義體制在70年代發展到了自身的極限。普遍存在的通貨膨脹暴露出西方社會過量的生產力與資本市場的不匹配;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投資，使得西方國家生產形式和管理方式發生了變化;石油輸出國組織提高油價以及阿拉伯國家一度禁止向西方出口石油，使得西方國家必須通過技術和體制變革來尋找節約能源的出路，這就導致了資本空間布局的改變，形成了一種與福特主義完全不同的社會調節系統。這種調節系統依靠的就是“同勞動過程、勞動力市場、產品和消費模式有關的靈活性”(哈維，第191頁)，即所謂的“彈性生產”，并使“靈活積累”成為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積累機制。同時，隨著電子計算機及其應用的普及化，電子網絡成為資本世界市場構成的主要技術構架。復雜的電信系統即時連接全球的金融系統，線上管理令資本得以跨越國界，橫跨全世界而運作;以微電子技術為基礎的生產活動促成零件的標準化，使最終產品能夠以彈性生產的方式定制，并以國際組裝組織起來。“當前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社會秩序可以被看成是新技術與資本主義的一種綜合，其特點是新的技術、社會及文化形式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結合，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母體”。(凱爾納、貝斯特，第337-338頁)生產方式的這一重大變化導致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生產理論進行反省。

　　生產結構的變化必然導致階級結構的變化。隨著知識與技術成為西方社會的主體結構，以及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生產力(技術)取代了社會關系(財產)而成為社會的主要軸心”(貝爾，第92頁)，這就對傳統馬克思主義提出了挑戰。這種挑戰可以概括為：“社會生產力已成為工業的，但這是各種政治制度的共同情況;社會生產關系已成為官僚主義的，所有權在其中的地位縮小了。”(同上)這一方面使企業以至整個社會的官僚科層化了，另一方面又使新的階層(特別是技術和白領行業)上升到社會的主導地位，從而改變了階級的結構和性質，這是其一。其二，全球資本的形成使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進入資本市場之中，形成了多重剝削關系;社會物質基礎的差異使發展中國家的“工人”與發達國家的“工人”并不是處于同一社會層面上，什么是工人階級因此成為一個新的問題。其三，消費社會的興起使社會主體不再鎖定在階級這個“普遍主體”上，而是彌散在學生、少數族群、環境保護主義者、反戰分子以至同性戀者、失業者等邊緣人群上，這些人反對組織化生產的壓抑甚至通過吸毒來對抗現實。從表面上看，消費社會是一種充分體現個性的社會，但實際上它是一種以通過被編碼的意象來實現對大眾全面控制的社會。正是這一原因，導致產生了許多反抗消費社會的邊緣人群。階級結構和性質的變化、多重剝削關系的形成以及邊緣人群的產生，加上種族問題和女性主義的興起，給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提出了新的問題。

　　階級構成的變化又必然導致社會斗爭的內容和形式發生變化。隨著戰后西方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控制的全面化，社會斗爭也分散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進行了。“在現代宏觀政治概念中，沖突力量之間爭奪的是對扎根于經濟和國家中的中心化權力之源的控制權，而在后現代微觀政治概念中，無數的局部群體爭奪的是散布于整個社會中的分散的、非中心化的權力形式”。(凱爾納、貝斯特，第64-65頁)例如，生態主義運動斗爭的對象是生產方式與整個社會發展的規劃問題;學生運動反對的是對個性的壓抑和學生地位的邊緣化，追求的是“總體的人”;對于黑人來說，首要的問題是種族隔離;在女性主義看來，資本統治是一種男性統治，反對資本的斗爭實際上就是反對男性統治的斗爭，等等。這樣，過去以階級斗爭為唯一目標的策略被分散了，階級主體也被分散了，即分散為不同領域中的斗爭群體。因此，如何將這些斗爭聯合起來的問題已經超出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域。拉克勞和墨菲指出：“新女性主義的興起，少數族群的、民族的以及性征上的少數人的抗議運動，邊緣人群發動的反制度的生態保護運動，反核運動，處于資本主義邊緣地帶的國家中所發生的種種不定型的社會斗爭，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社會的沖突性質擴展到更加寬廣的范圍”。“當代社會斗爭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不可改變地消解了那種宏大政治想像的最后基礎”。(Laclau and Mouffe，1985，p.1、2)

　　歷史情境的變化必然導致思想語境的變遷。從總體上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終結和后現代主義的產生，構成了后馬克思主義得以產生的思想語境。

　　資本主義進入組織化生產體系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此進行了較為深刻的批判。按照盧卡奇的觀點，隨著泰勒制的普及化，資本主義的“物化”從社會結構滲透到心理結構，使人從身體到心靈全面“物化”;與這種物化同時發生并以此為基礎的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物化，這種物化體現為思想領域的“二律背反”，即主體與客體的對立;資產階級思想家不可能解決這一“二律背反”，只有無產階級在歷史實踐中形成的階級意識，才能真正地解決主體與客體的“二律背反”。(參見盧卡奇，第143-228頁)盧卡奇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關系批判理論發展為生產結構批判理論，并把它與主體性、同一性和總體性理論結合起來甚至融為一體。法蘭克福學派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延伸到文化領域，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具理性特征。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既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深層文化根源，又結合大眾文化的興起揭示出工具理性已經滲透到人的存在的所有領域，并通過大眾文化使人們自覺地服從于工具理性的統治。在他們看來，這是主體自覺走向理性操控與支配，以主動的態度完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操控的“總體性”。(參見霍克海默、阿多諾)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盧卡奇的總體性理論成為阿多諾《否定辯證法》批判的對象。

　　在阿多諾看來，“矛盾是同一性掩蓋下的非同一性”，因此，“辯證法是始終如一的對非同一性的意識”;否定的辯證法就是通過解釋、批判現實來否定、廢除現實。阿多諾對同一性的批判不僅是哲學批判，而且是政治批判、社會批判，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這種批判極為強調“異質性和獨特性”，反對“屈從于世界的抽象同一性”，自覺意識到資本主義這一“物化世界”是被資本同一性邏輯整合起來的“被管理的世界”，意識到在這個“奴役一切的同一性原則之下，任何不進入同一性的東西、任何在手段領域逃避計劃的合理性的東西都成為同一性帶給非同一物的災難而進行的可怕的報復”，意識到“同一性，作為總體性，具有本體論的優先性，這是通過將非同一的間接性提升為絕對的存在概念的等級而實現的”。(Adorno，p.120)因此，當阿多諾強調否定的辯證法、強調“松散星叢”的聯接作用時，實際上已經打破了以主體-客體辯證法為中心的總體性理論，“碎片”的意義被展示出來了。阿多諾從根本上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性、同一性、總體性的理論模式和思維方法的否定，向我們展示了不同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種思維方式，并具有后現代主義的意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的形成標志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終結。

　　與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終結同時發生的是后現代主義的興起。后現代主義反對啟蒙理性所建構的主體性、同一性、總體性，代之以非主體、非中心、碎片，并力圖通過對現代性的重新審視來實現對西方文化的重新編碼。從總體上看，后現代主義是對后工業社會即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文化反映，或者說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按照后現代主義的觀點，在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不僅“合法化”了，而且被定于一尊，成為一種專制性的權威，“忘記如何進行歷史性思考”，即忘記了資本主義自身的歷史性。所以，“最穩妥把握后現代主義這一概念的辦法，就是把它看作是在一個已經忘記如何進行歷史性思考的時代里去歷史性思考現實的一種努力。”(Jameson，1991，p.Ⅸ)正是在這種“歷史性思考”的過程中，后現代主義為日漸病入膏肓的資本主義社會開出一劑藥方——“向同一性開戰”。后現代主義重在“向同一性開戰”、“對總體性發動戰爭”，它推崇異質成分，拒斥中心主義、本質主義和基礎主義;同時，后現代主義又是一種“針對元敘事的懷疑態度”(王岳川、尚水編，第76頁)，而所謂的元敘事，就是指黑格爾式的思想傳統“純思辨理論敘事”，和法國大革命式的思想傳統“自由解放敘事”：前者注重同一性、總體性的思維模式，后者注重人文獨立解放的思維模式。后現代主義就是致力于對“元敘事”或“宏大敘事”的批判，致力于對同一性的消解，以增強對差異性的敏感，促成對不可通約事物的寬容能力。

　　后現代主義提供了一種“另類”思維方式，并一度成為西方思想界的主導思潮。如果以后現代主義的思維方式來反思傳統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那么主體性、實踐活動、階級斗爭、革命策略、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二分法、人的自由解放等重大理論都具有同一性或總體性，都屬于“元敘事”或“宏大敘事”，都是現代性的、形而上學式的概念，體現了一種理性的控制與支配，體現了本質主義、基礎主義和中心主義。一句話，在后現代主義看來，需要對馬克思主義進行解構。

　　可見，20世紀70年代西方社會歷史情境和思想語境的變化，向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根本性質的問題;正是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促使后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拉克勞和墨菲指出：“通過把我們定位在后馬克思主義領域，我們不僅澄清了當代社會斗爭的意義，而且也賦予了馬克思主義以理論尊嚴，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尊嚴只能來自對它的局限性和歷史性的認識。只有承認它的局限性和歷史性，馬克思主義才能在我們的思想傳統和政治文化中常在常新。”(Laclau and Mouffe，1987，p.106)

　　二、后馬克思主義的三種理論邏輯

　　從詞源學的角度看，“后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首次出現在波蘭尼的著作《個人知識》中。(波蘭尼，第329頁)在這部著作中，波蘭尼用“后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來指稱斯大林逝世之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思想解放過程。所以，波蘭尼提出的“后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后斯大林主義”。只不過在波蘭尼的視野中，馬克思主義與斯大林主義是同一個概念。波蘭尼之后，不同的學者賦予“后馬克思主義”以不同的含義。杰姆遜斷言，伯恩斯坦是“第一代后馬克思主義者”(杰姆遜);齊澤克認定，黑格爾是“第一個后馬克思主義者”(齊澤克，第7頁);圖雷納力圖建構“后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范式”(Touraine，p.14);柯亨則力圖為“后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分層理論”奠定基礎(Cohen，p.2);貝爾自稱“后馬克思主義者”(貝爾，第58頁)，但其主導思路又不同于拉克勞和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可見，“后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從出現之日起，就是一個使用得較為混亂的概念。

　　在我看來，后馬克思主義不同于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等思想流派;它沒有思想領袖，沒有統一主張，甚至沒有同一脈絡。因此，界定明確的后馬克思主義并不存在。我寧愿把后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場圍繞著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話題、某些觀點而展開的爭論。因此，在討論后馬克思主義時，應當分清其中不同的理論邏輯。從理論邏輯來看，后馬克思主義可分為三種不同的主導思路：其一，曾經是馬克思主義者或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后來用后現代主義否定馬克思主義;其二，以后現代主義解構馬克思主義，同時又在一定意義上繼承并重構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其三，從馬克思的思想中尋求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并認為后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形態。

　　利奧塔、鮑德里亞是第一種后馬克思主義邏輯的主要代表。利奧塔早期是左派馬克思主義組織“社會主義或野蠻”的重要成員，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實現革命。但在后期，利奧塔脫離了“社會主義或野蠻”組織，并否定馬克思主義。按照利奧塔的觀點，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不再遵循馬克思所揭示的辯證邏輯的發展方式;馬克思的思考仍然是以一種理性為中心的思維方式，仍然是對統一性的追求，屬于“元敘事”;正是“元敘事”使得現代科學合法化和社會體制權力合法化了。站在后現代主義的立場上，利奧塔反對以矛盾的二元對立為動力的總體性理論，強調“對總體性發動戰爭”，“激活差異性”。(參見利奧塔，第25頁)在這樣的語境中，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受到全面批判。這種所謂的后馬克思主義實質上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理論形態。

　　鮑德里亞也對馬克思主義持一種批判的態度。鮑德里亞早年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并力圖實現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與精神分析理論、符號學理論的融合。但在這種理論運演過程中，鮑德里亞的思路與馬克思的邏輯產生了背離。在鮑德里亞看來，馬克思主義以生產理論作為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基礎，實際上是在幻象中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是對現實社會的意識形態證明。通過勞動概念批判、歷史唯物主義人類學的自然觀念批判、歷史唯物主義原始社會分析批判、歷史唯物主義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分析批判，以及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體系內在關聯批判這五個批判，鮑德里亞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及其社會批判理論實際上是站在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立場上，論證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能夠真正取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是以消費模式為中心的象征交換理論，只有它才能超越現代理性和形而上學。(Baudrillard，1975;1993)對馬克思主義生產理論的批判，對階級主體的解構，使鮑德里亞將各種“邊緣人”作為斗爭的主體，并認為對這個世界的最終反抗只能是病毒、癌變等方式，從而逐漸走向一種虛無主義的理論建構，并最終告別了馬克思主義。

　　德里達、拉克勞和墨菲是第二種后馬克思主義邏輯的主要代表。德里達從后現代主義出發力圖建立一種“解構的馬克思主義”。這種“解構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也是一種后馬克思主義。一方面，這種“解構的馬克思主義”“求助于某種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忠實于總是在原則上構成馬克思主義而且首要的是構成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激進的批判的東西”。(德里達，1999年，第122、124頁)在德里達看來，只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才能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的真實面目;同時，“嘗試將馬克思主義激進化的做法可以被稱作是一種解構”，而且“除了是一種激進化之外，解構活動根本就沒有什么意義或主旨”。(同上，第129頁)這就是說，解構、批判、激進化是同一序列的范疇，具有同樣的功能。德里達之所以想建立這樣一種后馬克思主義，就是要“使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適應新的條件”，并“結出碩果”。(同上，第122頁)另一方面，這種“解構的馬克思主義”所要繼承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又是同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精神區別開來的，因為后者被納入到本體論、形而上學體系之中，被固定在勞動、階級這些基本概念中，是必須拋棄的。(同上，第98頁)問題在于，任何一種主義的根本精神或本質特征都是在其他精神、基本概念、理論體系的演繹中呈現出來的。如果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精神、基本概念、理論體系都被拋棄了，那么，作為馬克思主義本質的批判精神就難免虛無縹緲了，只能成為德里達所說的“某種解放的和彌賽亞式的聲明”，成為“某種允諾”。對德里達來說，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喻示著一種烏托邦精神、一種理論意象。在這里，全球化時代的實踐批判變成了文化意義上的形而上學解構。

　　拉克勞和墨菲則對后馬克思主義的所有主題和最后結論都作了闡述和總結，并由此獲得了一種招牌式的效應。他們也因此成為后馬克思主義的旗手和典型代表，而《霸權與社會主義戰略》則被視為最深刻的后馬克思主義著作。

　　拉克勞認為，“為了按照當代的問題重新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必然包含對它的理論核心范疇的解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后馬克思主義。”(拉克勞)后馬克思主義就是要“通過減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自負與有效性范圍”，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深層的東西，即通過它的范疇來把握宏大歷史的本質和根本意義的強烈的一元論傾向，發生一種根本性的決裂”。“只有拋棄了任何以‘普遍階級’的本體論優先地位為基礎的認識論特權，我們才能深入討論馬克思主義范疇有效性的現實程度。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很清晰地申明：我們正處于后馬克思主義領域中。已經不再可能堅持馬克思主義所闡述的階級和主體性概念，也不再可能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進程的觀點，當然也不再可能堅守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主義是沒有對抗的透明性社會的看法。”(Laclau and Mouffe，1985，p.4)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理論、主體理論、階級理論、資本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論都成為拉克勞和墨菲重新審視的對象，都受到了他們的理論改造。拉克勞和墨菲將自己的理論歸屬于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域中，但這種歸屬又是通過解構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解讀馬克思主義而完成的。

　　以“鏈接”的方式將不同的主體和不同領域的斗爭“縫合”起來，構成一種新的激進批判力量，這是拉克勞和墨菲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向。在拉克勞和墨菲看來，社會是圍繞對抗關系而構成的，而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對抗形式已經多元化，各種邊緣人群、各種社會領域、各種“新社會運動”，如綠色運動、女權運動、和平運動、少數族群運動以至同性戀運動等等，都成為反抗不平等、抵制壓迫、建立新的權利關系的斗爭主體和斗爭場所;在這樣一個主體多樣化、對抗多元化的后現代社會，“堅持本來就成問題的階級斗爭觀念已毫無意義”(Laclau and Mouffe，1985，p.159)，通過一個作為“普遍主體”的特定階級來解放全人類已絕不可能;社會主義的實質就是建構激進民主，而激進民主就是承認社會主體的多樣性，確認任何一個主體都不可能成為凌駕于其他主體之上的普遍主體、永恒中心;哪一個主體能夠把社會的多重主體鏈接成一個“聯邦體”，哪一個主體就獲得了政治認同的主導權，即獲得了“霸權”。為此，拉克勞和墨菲站在后現代主義的立場上力圖改造和超越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走向一種新的霸權概念。首先，以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話語理論將霸權改造為一種具有話語鏈接特征的概念;其次，以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對霸權進行一種多中心化的解釋，認為霸權是由各種不同質的內在要素構成的鏈接體，而各種要素處在同一個平面上;再次，以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反對任何來自中心的解釋，強調對經濟決定作用、無產階級的主體作用的解構。這樣一來，霸權概念就具有了后現代意蘊。在拉克勞和墨菲看來，當下的社會是由話語鏈接而成的，經過改造后的“霸權”構成了鏈接不同主體并構造激進批判主體的重要方案，成為建構激進民主的重要策略。

　　“拉克勞和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試圖在20世紀晚期從作為全球文化和政治力量的馬克思主義的崩潰中挽救馬克思主義，并對之進行調整、重新定位，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在迅速變化的文化氛圍中呈現出新的意義”。(Sim，p.1)西姆的這一評價具有合理性。拉克勞和墨菲的確想使馬克思主義在當代“呈現出新的意義”，并認為只有通過馬克思主義才能“闡發出一種新的政治觀念”;他們堅信其理論探索“并沒有拒絕馬克思主義”，甚至“根基在馬克思主義那里”。(Laclau and Mouffe，1985，pp.3-4;Laclau，p.171)可是問題在于，拉克勞和墨菲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范式，并解構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范疇，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所以他們實際上已經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根基。拉克勞和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最具獨特性也最具內在矛盾性的地方就在于，它以同馬克思主義相決裂的方式來弘揚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重申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但這是一個不可解決的悖論。

　　與上述兩種后馬克思主義具有不同邏輯的是貝爾的后馬克思主義。貝爾認為，“后馬克思主義”是與“后工業社會”密切相關的概念。“后馬克思主義時期中經理與業主的分離，企業的官僚科層化，職業結構的復雜化，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確的財產統治和社會關系的情況模糊了”(貝爾，第58頁)，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就對后工業社會的某些重要特征作了“準確”的預見(同上，第66頁)，已經蘊含著能夠面對后工業社會的思路，蘊含著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素。具體地說，在馬克思那里，存在著兩種社會變革的圖式：一是《資本論》第一卷的圖式，這是一種純理論的圖式，是一種階級斗爭的圖式，最后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來臨。二是《資本論》第三卷的圖式，這一圖式的核心在于，銀行體系的發展和股份公司的出現開始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結構：一是銀行體系的出現使一切可用的社會財富被交給資本家使用，資本積累開始以社會的方式完成;二是股份公司的產生使所有權與管理權發生分離，指揮生產的不再是資本家而是經理;三是白領工人不斷增多，中產階級正在形成并不斷擴大。(同上，第58-90頁)

　　按照貝爾的觀點，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第一種圖式是顯性的、主導的思想，但問題在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并沒有按照第一種圖式運轉;第二種圖式是隱性的、微弱的思想，但問題在于，它蘊含著能夠面對后工業社會的思路，當代社會發展理論實際上是在與第二種圖式“對話”。在這樣一種思考的基礎上，貝爾把自己依據《資本論》第三卷分析后工業社會的理論稱為后馬克思主義。(同上，第73頁)在我看來，貝爾的后馬克思主義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質疑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和社會發展理論，并指責馬克思主義忽視了政治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它又開啟了從馬克思的思想中尋找后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的先河。

　　貝爾堅持從馬克思思想中尋找理論資源，并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在杰姆遜、貝斯特和凱爾納等人身上得到延伸和體現。與貝爾相同，杰姆遜等人在后現代主義語境中堅守馬克思主義，并認定馬克思主義為我們確立了對待后現代的“恰當立場”，是當代社會批判理論“不可超越的視界”(Jameson，1981，p.10);與貝爾把馬克思主義實證化不同，杰姆遜等人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并力圖吸取后現代主義的成果來更新馬克思主義。盡管杰姆遜否定自己是后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力圖建構的能夠說明“后工業壟斷資本主義”的“后工業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就是一種后馬克思主義。貝斯特和凱爾納則一方面結合后現代主義，想建立一種多視角的社會批判理論，另一方面又針對后現代主義缺乏一種受社會制度中介的自我理論，強調在制度、話語及實踐中建構新的主體，并重申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當代社會批判理論的重要成份。他們指出：“在分析后現代社會理論所強調的消費社會、媒體、信息、計算機等現象時，馬克思的范疇仍然是至關重要的。盡管后工業社會理論家和后現代社會理論家都提到了知識和信息的至關重要性，并將之視為新的社會組織原則，但是，不難看出，資本主義才是真正的決定性因素，它完全依照其自身的邏輯和利益，決定著什么樣的媒體、信息、計算機以及其他技術和商品將被生產和分配”。(貝斯特、凱爾納，第338頁)

　　三、結語：意義與困境

　　后馬克思主義自覺意識到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并力圖揭示這種變化過程及其內在邏輯。貝爾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階層和社會基礎的新變化(參見貝爾，第47頁);卡斯特從技術水平、生產結構、社會制度的變遷，到民族國家的發展與經濟全球化的形成，再到自我的心理結構、社會認同、意識形態等領域的變化，較全面地分析了隨著網絡興起所造成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參見卡斯特，第1卷)。對于我們來說，不管他們的分析是否正確，這種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做出的新的思考及其對理論的歷史意識卻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后馬克思主義自覺吸收了當代社會科學的新成果，并把許多馬克思主義過去沒有關注或較少關注的問題納入到自己的理論框架中，展示出廣闊的問題域。例如，在鮑德里亞的思想建構中，不僅吸收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果，而且還吸收了符號學、精神分析學、社會學以及媒介文化批評理論等思潮，論述的問題涉及哲學、社會學、符號學、媒介文化學等多種領域。在后馬克思主義的思考中，不管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后現代語境中的有效性，還是對馬克思主義持一種批評態度，都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并將這一批判精神融化到特定的理論分析中。

　　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規劃是想在當代資本主義歷史語境中保持一種批判的立場，呈現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當代意義。但是，正是在這里，后馬克思主義陷入根本性的理論困境中。后馬克思主義想在后工業社會與后現代語境中重建一種批判性的激進策略，把不同的主體和不同領域的斗爭結合為帶有“統一化”的斗爭，并堅信“解構可以通過新的方式激發進步、解放和革命”(德里達，2003年，第102頁)。問題在于，這樣一種激進的姿態是真的面對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還僅僅是一種話語革命?正是基于這種反思，西方許多學者對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提出了質疑與批評。按照格拉斯的觀點，拉克勞和墨菲的后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根本原則的拒絕：與其說是一種后馬克思主義，不如說是一種修正主義。這是因為，拉克勞和墨菲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重要方面：一是否定了階級觀點;二是否定了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起解放作用的社會主義;三是把社會與歷史置于一種話語與理論框架中，而這正是傳統修正主義的方法。(cf.Geras)在雷諾茲看來，“后馬克思主義把從語言學和符號學、哲學、文學、文化研究以及社會科學這一系列領域中汲取的，既冗長又深奧難解的話語集中在一起了。的確，這個標簽出現在極其多樣的語境中，遮蔽了它所采取的各種論斷的異質性。也許把它看作是一出有關斗爭的戲劇，或者看作是某種理論運動更好”。(雷諾茲)

　　概而言之，后馬克思主義看到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看到了后工業社會所呈現出來的社會主體的多樣化，特別是看到了一些“邊緣人”對資本主義的多元抵抗運動，但它并沒有解決如何使這些多元抵抗運動形成具有集體意志的斗爭主體、構成具有明確目標的批判運動這一根本問題。更重要的是，后馬克思主義把一切具有社會規定性的內容都化解為一種話語邏輯，并認為只有話語邏輯才是社會的真實存在，這就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批判精神轉換為一種話語革命理論，并使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可望而不可即。在我看來，這種轉換體現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知識分子的一種無奈與悲涼的情緒。也正因為如此，后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思想博物館的陳列標本，而不再興盛于世了。

　　【參考文獻】

　　[1]貝爾，1986年：《后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商務印書館。

　　[2]貝斯特、凱爾納，2006年：《后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中央編譯出版社。

　　[3]波蘭尼，2000年：《個人知識：走向一種后批判哲學》，貴州人民出版社。

　　[4]德里達，1999年：《馬克思的幽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年：《德里達中國講演錄》，杜小真、張寧編，中央編譯出版社。

　　[5]哈維，2003年：《后現代狀況》，商務印書館。

　　[6]霍克海默、阿多諾，1993年：《啟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

　　[7]杰姆遜，1997年：《論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第1期。

　　[8]卡斯特，2001年：《信息時代三部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9]拉克勞，2003年：《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第2期。

　　[10]雷諾茲，2002年：《后馬克思主義是超越馬克思主義的激進的政治理論和實踐嗎?》，張明倉譯，載《世界哲學》第6期。

　　[11]利奧塔，1997年：《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三聯書店。

　　[12]盧卡奇，1992年：《歷史和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

　　[13]齊澤克，2002年：《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中央編譯出版社。

　　[14]王岳川、尚水編，1992年：《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15]Adorno, Theodor W., 1973,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by E. B. Asht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6]Baudrillard, Jean, 1975,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rans. by Mark Post, Telos Press.

　　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by Lain Hamilton Gran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7]Cohen, 1982,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Critical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its Press.

　　[18]Geras, Norman, 1998, "Post-marxism?" in Stuar Sim(ed.), Post-Marxism: A Reader,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Jameson, Fredric,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ck University Press.

　　[20]Laclau, Ernesto, 1999, "Politics, polemics and academics: an interview with Ernesto Laclau", in Parallax 11.

　　[21]Laclau, Ernesto and Mouffe, Chantal,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7,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New Left Review 166, Novermber/December.

　　[22]Sim, Stuart, 2001, Post-marxism,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3]Touraine, 1981, The Voice and Eye: An An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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