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民主傳統的近代命運

　　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確立了古典時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體制。在此之前兩年，羅馬人推翻王政，建立共和國。雅典民主與羅馬共和政治，成為古典民主傳統的核心。文藝復興時代，馬基雅維利等廣泛利用古典世界的歷史闡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哈林頓的《大洋國》中，不乏古典民主與共和政治因素;特倫查德和戈登的著述，也借用了羅馬共和國英雄的大名。然而在古代的外表下，這些思想家表達的卻是近代的理念。

　　直接參與式的古典民主與共和政體

　　古代民主與共和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公民既是城邦的主人，更是城邦本身。希臘語的“公民”(polites)本就源自城邦(polis)。羅馬人對共和國的定義是“人民的財產”或“人民的事務”。易言之，無論在希臘還是羅馬，公民的存在，都是國家存在的前提。其最高治權都寄托于公民集體，并發展出一套公民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直接民主制度。參與的主要渠道是規模和性質不等的公民大會。在雅典，公民大會包攬雅典國家幾乎所有具體事務。在羅馬，雖然公民大會類型多樣且權力不夠明顯，但羅馬國家的所有官職，都由它們選舉產生，有關戰爭與和平的重大問題，也由全體公民出席的公民大會決定。

　　為適應直接參與的要求，城邦努力讓盡可能多的公民能夠擔任官職，并創造出任期有限和集體任職制度。古代沒有職業官僚，所有公職都由公民義務充任。官職一般任期為一年，且不能連選連任。個別可以連任的，必須有一定間隔。為防止某些公民勢力過大影響他人機會，確保公民平等，在雅典那樣的民主國家，除將軍等重要職務外，絕大多數官職都是抽簽而非投票選舉產生。確保公民參與的另一辦法是集體任職。雅典的執政官是9人，議事會議員500人，連指揮軍隊的將軍都有10名。至于陪審法庭，全體陪審員更達6000之眾，每個法庭的人數，至少在百人以上。羅馬共和國不那么民主，但原則與雅典不無一致，它的執政官有兩人，副執政官6人，市政官4人，保民官10人，元老院為300人。

　　在古代這種全民參與國家管理的體制下，雅典和羅馬共和國都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雅典曾成功擊敗波斯入侵，建立提洛同盟，長期執掌希臘霸權。雖然公元前5世紀末它因各種原因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遭遇失敗，但它迅速再度崛起，并且在公元前4世紀保持了內部政治的穩定和國際影響。羅馬則在共和時代完成了對意大利的征服，接著擊敗迦太基和希臘化世界的強國，到公元前2世紀末取得地中海世界的霸權。無論在政治上還是文化上，歷史事實都證明，它是一種成功的統治制度。

　　馬基雅維利的古代情結與政治訴求

　　雅典和羅馬的成功，讓近代主張共和與民主的人獲得了重要的思想和歷史資源。文藝復興時代，隨著古典文獻的大量出版和古典文化的復興，歐洲人逐漸認識了古典世界的政治。處在近代民族國家崛起過程中的他們希望從古典世界追尋國家強大的秘密。用馬基雅維利的話說，“公民對公共事務……如果有了歧見，他們總是求助于古人的裁決。”在這種背景下萌生的近代早期政治思想，也深受古典傳統影響。馬基雅維利從羅馬平民和貴族的沖突中看到了自由的維持以及人民的重要，圭昔亞狄尼發現混合政體中的民主因素造成了羅馬的滅亡;博丹則論證民主政治造成了國家分裂，強調主權不可分割，為后來的君主專制張目。

　　但文藝復興時代的環境和基督教信仰，讓古代的制度和思想必然接受改造和檢驗，進而打上近代的烙印。雖然馬基雅維利的共和理論大多源自對李維等古典文獻的解讀，套用了古代話語，其設想的國家結構諸如人民直接參與政治等，也與古代如出一轍，但他的許多重要的政治理念，卻源自當時意大利的背景。作為佛羅倫薩的政治家，目睹國家政治的變動與美第奇家族的獨裁，他選擇羅馬共和國而非古代民主的雅典作為自己政治理論的模板。他對羅馬共和國的解讀，也與李維等古代作家迥然不同。在李維等作家的筆下，羅馬國家的和諧與美德是共和國能夠長期保持政治穩定并征服地中海的基本原因，共和國的滅亡則源自民眾的貪婪及其所引起的派別斗爭。馬基雅維利承認和諧與自由是羅馬走向強大與穩定的前提，但他認為自由的維持正在于民眾的斗爭與保民官的設置。羅馬共和國的崩潰，則源自共和國后期民眾讓少數人掌握了國家權力。所以，雖然像古人一樣，馬基雅維利把美德作為共和國強盛的基本原因，但他的美德寄托于人民，而非大人物。在古人看來造成共和國動蕩和衰敗的人民，到馬基雅維利這里，恰恰變成了共和國的支柱。

　　古典民主共和傳統與17—18世紀英國政治思想

　　17世紀的英國革命，曾讓英格蘭建立共和國。為共和政治辯護的人，如彌爾頓、內維爾、哈林頓和錫德尼等，大多熟諳古典文獻，使用古代的概念，所討論的問題諸如自由與國家強大的關系等，也多來自古代。然而他們關注的卻并非古代，所構想的國家體制也帶有鮮明的近代色彩。

　　哈林頓的《大洋國》帶有鮮明的古代特征。他的書中搬用了從古代雅典、斯巴達、羅馬到中世紀的威尼斯和佛羅倫薩等所有共和國的先例，國家的建立，猶如柏拉圖等人的理想國，由一個擁有全權的立法家一次性創建;其國家的農業基礎，也來自于古代;所采用的混合政體，也是古代的遺產。在具體制度的設計上，雅典、斯巴達和羅馬共和國的因素，也都發揮過或大或小的作用。然而，公民大會的構成，顯示了典型的近代特色。古代的公民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出席者是全體成年男性公民。而哈林頓意識到，此類公民大會在近代不可能實現，只能由全體公民選舉代表組成，類似英國的下議院。代表制而非全體公民參與的基本設計，把哈林頓與古代共和理論家區別開來。

　　特倫查德和戈登是18世紀英國相當重要的共和派思想家。在18世紀前期討論南海泡沫案時，他們以加圖的名義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借用古代歷史抨擊當時的英國政府和政治。這些文章后結為四集出版，是為著名的《加圖書信》。然而，他們名義上說的是古代，實際上關注的是近代。比如在討論羅馬共和國時，他們的解讀是純粹近代式的。羅馬人確實知道權力是魔鬼，但那是傳說中國王的權力，并非執政官的。保民官的本意是代表平民對抗貴族，最初甚至都不算羅馬國家的官職。如果說存在制約，那是等級式的制約而非國家不同權力機關之間的制約。至于保民官之間的相互否決，目的也不是限制保民官過大的權力，而是他們受到貴族挑撥的結果。然而到特倫查德和戈登這里，羅馬共和國好像突然成為不同權力機構相互制約的近代國家，成為他們要求以權力來制約權力的歷史根據。羅馬人原初的等級對抗意圖，被他們悄悄地調換成了近代的分權理論。而古代民主傳統中最為重要的公民直接參與國家管理，完全被他們忽視。能夠代表人民的，只剩下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即英國國會的下議院。及至18世紀末，當英國人覺得他們已經擁有足夠多的近代資源和理論來表達他們的主張時，古代民主傳統也就逐漸被拋棄，不復成為其主要的理論資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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