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義”一直是西方社會鼓吹、追求、引以為傲的基本理念，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其法律或政治制度凸顯和維護這個理念及其原則。但在西方世界陷入大危機之后，這個基本理念已經大大褪色甚至走向反面，這就引起了西方許多學者和部分政要對其的質疑。總體來看，他們的關注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不平等”一詞是如何成為當今西方社會的政治熱詞的，二是福利國家制度是保護還是損害了公平，三是如何應對日趨擴大的不平等。
近來，美國及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爭論被兩個問題所左右：經濟不平等的加劇及政府該如何干預。正如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以及圍繞著“財政懸崖”的各種紛爭所顯示的，在當今的西方，“左翼的關注點放在增加政府稅收與開支上，主要是為了扭轉日益嚴重的社會分化，而右翼的關注點則放在減少稅收與開支上，主要是為了保證經濟發展。各方都想盡辦法將對方的擔憂降至最低限度，而且都相信自身所主張的政策足以確保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
一、不平等：西方學者高度關注的現實問題
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奧巴馬在競選中表示，他第二任期的最大目標就是重振美國中產階級(相對貧窮的階層)。競選獲勝后，他在就職演說中提到：“假如發展得好的只有越來越少的一小部分人，假如越來越多的普通大眾幾乎做不成事業，那么我們這個國家就無法成功。”然而，直至2013年6月，美國已經步入金融危機后的第5個年頭，中產階級收入在危機后的每一年都略有下降。有數據顯示，2013年2月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環比減少1.1%，跌至51404美元，這比2009年6月復蘇起步時的54437美元減少了5.6%.比21世紀初減少了8.9%。照此速度，中產階級收入在奧巴馬任內的降幅很可能達到兩位數。而高收入人群收入則節節攀升。據美國錫拉丘茲大學學者D.約翰斯頓統計，自2009年以來，最富有的10%美國人獲取經濟增長成果的149%(因為其余90%的人的收入縮水了)。最富有的1%的人(收入在366623美元以上)拿走了復蘇成果的81%。而最富有的1‰人口(年收入至少達到797萬美元)竟然攫取了增長成果的39%。上述貧富差距越趨拉大的現狀顯然不是奧巴馬所希望看到的。所以，他在2014年1月底發表國情咨文演說時發誓，要繞過分裂的國會自行采取行動，以支持美國中產階級(從而兌現他在競選時的承諾)。他說，促使他采取行動的原因是財富差距不斷拉大，以及股市飆升但人均工資卻幾乎沒有變動這一事實。
曾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署長的K.德爾維什認為，無論是基于公平還是效率，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不平等都已到了過度的地步。當經濟增長緩慢而典型家庭生活水平下降時，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已成為整個社會最嚴重的問題。他指出，雖然不平等造成的兩極分化越來越突出的趨勢是全球性的，但在美國尤為明顯。過去30年，不僅各種市場收入發生了偏差，政府在平衡分配上的作用也已經收縮了。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調研發現，在1979年-2007年間，美國的家庭市場收入基尼系數從0.48上升到了0.59。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數--經過了稅收和轉移支付--也從0.37升至0.49。不平等的加劇在美國顯得最為迅速，從而使它成為發達國家中最不平等的國家。
英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和經濟研究員、上議院議員R.斯基德爾斯基在反思危機時指出，當今的“世界越來越富有，但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平等。過去30年總值出現增長，但收入中位數一直停滯甚至下降，這意味著，富裕人口攫取了生產力增長的巨大份額”。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這種收入不平等又助長了人們對富裕生活的欲望膨脹。“在這個標準不斷上升的世界中，相對貧窮的人為了‘跟上鄰居的腳步’，采取了窮人的一貫做法：背負債務。在過去的年代里，他們從當鋪抵押貸款，現在他們從銀行或信用卡公司借貸……債權人則很高興看他們在債務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最終走向經濟崩潰。斯基德爾斯基認為，收入不平等是導致危機產生的重要根源，而危機后拯救危機的各項措施，又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
可見，目前的資本主義社會無力維護公平正義。正如K.德爾維什所說，目前“沒有證據表明不平等的根本推動力正在失去勢頭，因此要在不久的將來打破美國人眼中的嚴重不平等趨勢，似乎并不太可能”。英國《經濟學家》也為此敲響了警鐘：“不平等如今已經到了可能會有損效益和危害經濟增長的地步。”哈佛大學教授B.韋斯特恩和華盛頓大學教授J.羅森菲爾德則認為，“不平等”一詞已經成為美國當今的政治詞匯。因此“不平等也就必然成為奧巴馬時代甚至目前整個西方世界的主旋律”。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以其所實行的自由民主制為榮，并不遺余力地向世界推行其自由民主價值觀。但目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并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
民主制被壟斷集團和富人操縱，難以代表普通民眾的意志。資本主義的重要構架就是它的民主政體和市場經濟。但正如美國外交學會研究員J.柯蘭齊克所說的，現在西方的“民主制度未能阻止自由社會的經濟利益被占人口比重很小的一部分人所操縱”。因為西方的選舉民主需要有巨額的選舉資金，而唯一能提供這一資金的只有財團。雖然最后是選民在進行投票，實際上投票前資本已經進行了“初選”。以美國總統選舉為例，美國法律曾有規定，為了防止富人操控總統選舉，個人向總統競選人捐款的上限為2500美元，但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項判決造就了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并使之成為強有力的組織。這項判決認為，競選捐款組織屬于言論自由，受憲法保護。其結果是，“富有的捐款者可以無止境地對政治進程施加更強有力的影響”。
2012年進行的美國總統大選，是迄今為止美國歷史上最為昂貴的一次總統大選，各級選舉包括州議員選舉、參眾兩院選舉、總統大選，總花費超過了60億美元，其中13億是外界資助，外部集團的影響與日俱增。2013年5月，在耶魯大學舉辦的題為“購買力：金錢、政治及不公”的專題研討會上，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倫理學中心主任L.萊西格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政治制度的特點是誰有錢誰說了算。國會游說者們代表了那些資金充裕集團的利益，他們深刻影響了政治進程，并間接影響了決策者們的喜好，政治機構往往與中上階層聯盟。”
不僅在選舉時金錢對政治積極地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金錢對政治日常運作的滲透和影響。這以形形色色的游說集團為代表。據法國出版的《他們的債務，我們的民主》一書披露，僅2010年美國游說集團投入的資金就超過300億美元。完全由金錢組成的游說集團被稱為參、眾議院之后的“第三院”，而美國的民主也被冠以“出售的民主”。歐洲同樣如此，歐盟所在地布魯塞爾被稱為繼華盛頓之后的第二“游說者之都”--在歐盟總部方圓4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密布著難以計數的游說集團。經濟學家J.薩克斯在《文明的代價》一書中明確指出：“通過競選融資、公司游說以及政府和工業之間的職務旋轉門，公司財富轉化成政治權利;通過減稅、放寬管制以及政府和工業之間的互惠合同，政治權力進一步轉化成財富收獲。財富產生權力，權力又產生財富。”
二、福利國家制度無力維護公平正義
眾所周知，福利國家制度在戰后幾十年的實行，正值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迅速增長之際，工業經濟的成功，使以稅收抽調利潤和工資用于政府目的成為可能，并促成了一種暫時的均衡狀態，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強勁的經濟增長、高就業率以及相對的社會經濟平等。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福利制度以一種令人意外的方式變得技能失調起來。在某種程度上它成了自己勝利的犧牲品”。它在某些方面的成功，使人們對其依賴越來越強而變得不堪重負，以至于如果不作出重大調整，它在財政上將難以支撐。
201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兩黨候選人圍繞誰該交什么稅，誰該得什么福利，以及華盛頓該如何管理諸如健保和教育等主要領域而激烈爭論。在西方世界，以美國保守主義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竭力反對由政府主導或干預的福利體系。部分美國人認為，旨在幫助窮人的很多計劃反而讓他們長期陷于依賴和貧窮。保守主義者更是指出：“按照累進稅與轉移支付形式進行的收入再分配，不過是無能力者針對聰敏能干者的偷竊行為。”但以自由民主主義為代表的左翼人士抨擊社會分配不公，認為維護福利就是維護社會正義，因而要求政府約束市場，實行減肥補瘦的財稅政策，即通過征稅和捐贈等形式將富裕群體的部分利益以福利的形式分配給弱勢群體。
我們以美國為例看其福利制度能不能維持公平。美國學者K.摩根撰文指出，美國的福利制度按自身方式提供了與其他發達國家同樣的許多福利，包括醫療保險、養老金、住房資助和兒童保育。公私部門投向這些福利的資源總量是龐大的。就公民健康和福利開支占CDP的比例來說，美國要高于大多數發達國家。但美國式福利分配方法卻是片面的和不完整的。原因在于以下幾點。
第一，相較于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美國更注重對私人社會福利和服務的依賴。美國福利大多由企業提供給員工，而不是政府提供給所有人，這就使得一些人的保障較好而另一些人的保障較差。摩根認為，美國“高薪者通常得到最好的福利，而低薪者或失業者則獲得較差的福利。因此，在緩解貧困和不公上，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相比其他富裕國家做得更少”，而不是更多。
第二，美國沒有將社會政策的重點放在幫助弱勢群體上。2010年美國福利開支的10%給了收入最高的10%家庭，58%給了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墊底的20%家庭只得到了32%的福利開支。很明顯，美國的間接福利開支不成比例地流向了中高端收入人群。美國的某些主要稅收減免(如房屋抵押貸的利息扣除以及慈善捐款的稅收減免)，尤其讓那些富裕到足以獲得大量抵押貸款或將大筆資金捐助給慈善事業的人受益。此外，美國的大多數稅收優惠被設計為扣稅項目(只會幫助那些大量舉債之人)，而不是有助于收入較低居民的實際退稅渠道。美國的私人社會福利開支最終也流向了中高端收入人群，因為收入較好的工作通常都附帶著較廣泛的福利計劃。美國勞工統計局全國薪酬調查的數據顯示，一家公司平均工資越高，就越有可能提供健康保險、退休賬戶和人壽保險。因此，在平均工資排名靠前的25%的私營企業中，有85%的公司為雇員準備了退休福利，但在平均工資排名靠后的25%的私營企業中，只有38%的公司為雇員準備了退休福利，而其他類型福利的情況也是如此：在平均工資排名靠前25%的私營企業中，有84%的公司提供帶薪病假，而在平均工資排名靠后的25%的私營企業中，只有29%的公司支付病假薪水。在對173個國家進行的一項研究中，全球工作家庭項目的創始人J.海曼等發現，美國是員工不享有帶薪產假的僅有的4個國家之一。
由于美國的社會福利開支主要不是針對窮人的，因此幾乎無助于降低本國的貧困率或不平等。在世界經合組織的30多個成員國中，美國的貧困率高居第四。可見，美國的社會福利開支總額雖然相對較大，但占人口較大比例的低收入者得到的國家福利總額卻較少。“不幸的是，一旦觸及確保高質量的全民健保、維持退休者可觀收入以及投資人口未來生產力時，華盛頓的記錄未免讓人糾結。”英國《經濟學家》評論文章也指出，在西方富裕世界“最不公平的則要數財富轉移--誤導性的福利開支，社會開支往往很少用來為窮人雪中送炭，而更多的卻是給富人錦上添花”。
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多黨議會民主制，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摧殘并最終葬送了福利體系的公平性。金融危機后，美國甚至出現了越來越多四肢健全的人冒充“殘疾人”的現象，截至2013年3月，美國適齡工作人口申請享有聯邦政府提供的社會保險金殘疾人福利項目(SSDI)的人數增至890萬，約占勞動力大軍的5.5%。但另一方面，福利制度的“異化”則是西方多黨議會民主制度惹的禍。為了競選，候選人都競相向選民發出美好的許愿，推高了選民的期盼，從而大大超出了社會的實際能力。等到他們上臺了，又不敢增稅來得罪資方，只能以舉債來兌現諾言。政府維持福利制度在財政上就變得越來越難以支撐，結構性財政赤字就出現了。政客們對眼前利益的迷戀，以及民眾通過選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并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訴求，使得今天的西方國家普遍出現債臺高筑、寅吃卯糧，高福利難以為繼卻又無法改革的局面。
曾任《外交》雜志主編的美國著名專欄作家F.扎卡里亞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西方福利政策上的誤區：既要低稅率又要政府的大量服務。他認為，若要同時滿足這兩個需求，只有變魔術，而現成的魔術就是廉價的信貸。從聯邦政府、到州、地方和市政府，以及普通民眾都大量舉債。美國家庭債務的數字從1974年的6650億美元增至現在的13萬億美元。美國政府的債務總額從1980年占GDP的42%上升到現在的107%。同期，英國的這一數字則從46%上升到現在的88%。歐洲大多數國家現在的債務都占GDP的80%左右。1980年，日本政府債務總額占GDP的50%，如今則高達236%。扎卡里亞為美國的債務哀嘆道：“這個發達的民主國家(美國)已從一個主宰全球經濟的國家淪為增長疲軟的國家，20年的平均增長率僅為0.8%。雖然仍有相當部分人繼續過著舒適的生活，但為后人留下了日益貧瘠的遺產。現在它的債務令人震驚，人均收入已降至世界第25位，而且還在繼續下降。如果美國人和歐洲人不能采取共同行動，那么它們的未來是不難預料的。”
目前，西方國家如要繼續維持高福利體制，就要首先解決巨額債務問題，那就意味著減開支、增稅收。可是一減支，民眾就要上街游行;而一增稅，富人就要放棄國籍并帶走急需的工作崗位和投資。如果提高最低工資，立法約束資方解雇工人的權力，就會打擊一部人創辦企業的積極性，從而促使他們將錢轉入金融投機，使經濟更難以復蘇。
資本主義的游戲一方面是基于公平的原則而且要求在全球范圍內最大限度地保證這種公平，而另一方面卻在它自身所謂的公平競爭的邏輯驅動下導致社會的不公平。雖然發達國家政府希望通過綜合福利制度形式的再分配(這個資本主義內在邏輯之外的因素)的有效制約來自我調節貧富差距，但無法從根本上克服不公平的發生和擴大。福利制度這個社會安全網沒有使美國等許多發達國家在財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兩極化減輕反而愈加嚴重。就連美國總統奧巴馬都不得不承認美國目前的貧富差距非常嚴重。“面對即將于11月進行的中期選舉，他(奧巴馬)將消除美國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作為最重要課題。”雖然奧巴馬信心滿滿，但徹底消除貧富差距是不可能的。這是資本主義的所有制性質決定的。不要說奧巴馬沒有觸動私有制的任何意愿，就連受大資本(利益集團)支持的議員組成的國會(包括在野黨國會成員的阻撓)他都難以擺平，否則，就不可能有其在2014年1月底“發表國情咨文演說時發誓，要繞過分裂的國會自行采取行動，以支持中產階級”。
三、應對日趨擴大的不平等的若干觀點
1.如何看待日趨擴大的不平等
美國天主教大學歷史學教授J.穆勒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和社會關系制度，特點是財產私有，個人自由地交換商品和服務，以及利用市場機制來控制那些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和銷售。如果說資本主義為開發人類潛能提供了更多的機會，那么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充分利用這個機會來獲得發展。因此，今天的不平等與其說源于機會獲得上的不平等，還不如說源于利用機遇能力上的不平等。而這種能力上的不平等反過來則源于個人內在潛力上的差異，即個人所在家庭和社團促使并鼓勵發掘個人潛力方法上的差異。因此，他指出：“當代資本主義政治必須承認不平等和不安全會始終是市場運作的必然結果，并找到辦法來保護公民免受其后果之傷害，同時設法依舊保持活力來為資本主義帶來大量經濟和文化上的好處。”
德爾維什則認為：“市場經濟的有效運作必然帶來嚴重的不平等，這種觀點幾乎找不到什么經驗基礎。在運作良好的各種市場經濟體里，諸如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收入分配是相當平均的。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實證研究也表明，在不平等現象不太嚴重時，經濟增長似乎更為持久。嚴重的不平等以及由此產生的道德問題可能會導致各種社會對立，抑制政府和經濟體系的效率。”他指出：“雖然有關效率與公平孰先孰后的各種爭論仍在繼續，但很清楚的是，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基本稅制改革和謀求公共開支凈效益的努力并不會影響到效率。”如果“公共政策未能推進收益分配的更大平衡，這可能會導致社會裂縫加深，使我們獲取新時代種種好處的能力受到嚴重損害”。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E.盧斯引用美國政治哲學家J.羅爾斯的觀點，如果貧富差距能夠為最窮的人帶來最大的好處，這種差距就是合理的。如果貧富差距拉大的同時，絕對收入也出現了下降，那么全社會就很難容忍下去了。顯然，目前的狀況與羅爾斯的假設是背道而馳的。
2.如何應對日趨嚴重的不平等
第一，“政府安全網”的作用仍需加強。穆勒列舉了三種可能的解決方案：第一種方案是將經濟上層和下層的收入進行再分配。但這樣做有兩個缺陷，一是從長期來看，那些導致不平等的勢力會一再要求更多份額的再分配;二是再分配會引發更大的憎恨情緒，阻礙經濟的發展。第二種方案是利用政府政策來縮小個人和群體之間的差距，這種療法勢必會在其他人群中造成一種不公正感，導致更嚴重的問題。第三種方案似乎更有前途，那就是鼓勵繼續使所有人受益的經濟創新。但持續的創新和經濟增長的恢復也不能消滅或者甚至大大減少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和不安全，因為個人、家庭和群體的差異仍將影響人力資本和職業素養的形成與發展。綜合上述方案，他認為左右翼均要相互靠攏、取長補短。為使資本主義對整個人口繼續保持合法和合意，包括社會經濟底層人群以及頂層人群的所有輸家和贏家，必須維持并振興有助于減緩不安全、市場失敗痛苦，以及幫助保持機會平等的政府安全網。
第二，政府體制和制度的改革更為重要。盧斯認為，調整根深蒂固的不平等趨勢并非易事，因為造成美國貧富差距的因素有很多，但政府作用有限。以往無論是一些可以對居民收入產生立竿見影效果的方法(比如提高最低工資，增加社保稅的累進幅度等)，還是一些相對較長的時間才能奏效的措施(比如提高美國的教育質量和基礎設施的質量等)，都被奧巴馬以各種形式提出過，但是這些措施極少能夠得到頒布的機會，除非共和黨人覺得自己的利益也牽扯在其中。因此，政府體制和制度的改革更為重要。哈佛大學教授N.弗格森認為，解決不公平的一系列問題不僅僅在于政府要進行稅收和支出等方面的改革，重要的是要對社會賴以運轉的制度構架提出更深層次的質疑，要對西方國家法治之類的規章制度、官僚體制等進行改革。
第三，用“經濟社會主義”來消除不平等因素。法國經濟學家M.于松認為，目前的不平等是緣于社會需求與資本主義滿足這些需求的模式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因此，只有那些可以通過有利可圖的商品化供給得到滿足的需求，才會被資本主義模式視為是合法的需求。由此，私有化和削減公共開支成了歐洲流行趨勢，而資本主義本身無法消除這些不平等的因素，相反它會不惜一切代價尋求自己的永存。因此，他認為解決這一不平等的趨勢的真正替代方案應當是一種“經濟社會主義”，這種“經濟社會主義”的效率原則是建立在社會民主這一基礎上的：社會的優先目標需要通過民主磋商來確定，而不是由占有生產資料的私營業主的投資選擇來確定。
斯基德爾斯基強調改革資本主義分配體系的重要性。他認為，“我們不能再讓這個使如此多國民收入與財富堆積在少數人手中的體制繼續下去。協調一致的財富與收入再分配往往對資本主義的長期生存至關重要。否則，我們可能會再次受到教訓。”他指出，國民的幸福更多地取決于經濟增長果實如何分配，而不是它們的絕對數量，唯有更加平等的社會才能增加人們的滿足感。
西方學者對于西方福利制度掩蓋下的不公平問題的分析，加深了我們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理解，但是，由于各種局限，西方學者對資本主義的解析與馬克思的理論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他們的解讀是在以資本邏輯為依據的理性主義框架下，對資本主義的公平問題展開點評的。如前文中談到的穆勒，他就認為對現有社會進行大刀闊斧式的改革不僅毫無成效，而且還會損失現行福利制度所依賴的經濟效率的正常發展。于松也認為，資本會通過各種方式尋求其永存性，而這些不平等因素原本就是資本框架本身的規定。所以，他們對西方的不平等問題的剖析只是從尋找對策的角度展開的，而沒有從根本制度上解決問題。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西方的福利國家制度不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因為其是在資本邏輯的基礎上植入的有限價值維度，而社會主義訴求的是社會發展中理性維度與價值維度之間的必要張力，是從根本上解決人的不平等的制度設計，因而西方福利國家制度的失敗只能說明資本主義制度自我有限變革的失敗，而不能與社會主義真正的福利制度畫等號。
摘自2014年第5期《馬克思主義研究》，原標題《論西方福利制度掩蓋下的不公平問題——從西方學者的視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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