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90年代曾鬧過“獨立寫作”。它所針對的，是前三十年的文化生產、管理體制，及其在后三十年的殘余;它所反映的，是社會關系和社會心理的巨大變遷。前三十年群己關系的秤桿向“群”傾斜，思想文化等領域尤其如此，秤桿都“一頭沉”成旗桿了。“獨立”這個詞只在“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獨立寒秋，湘江北去”里見過，從沒見它跟“寫作”呆一塊兒。那個年代的寫作者，差不多都是“全世界無產者”、“人民革命”、“共產主義”的發言人。寫作基本上屬群體行為，表達的是國家意志。那時公占私，一如今天私占公，就連男女青年之間的情書，也凈用“致以革命的敬禮”收尾，有的展望他們的結合，就好像兩大主力紅軍要會師似的。
不過平心說，那個時代尤其在它的初期，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系經常是“我”和“我們”甚至“咱們”的關系，二者想一塊兒、急一塊兒去的時候不少。那時黨號召作家“深入工農兵”，寫“火熱的生活”，柳青根本就沒用黨號召——他沒準還想號召黨呢——早早就搬到了農村，住進了破廟，一住就是幾十年。因為住得有滋有味，所以寫得也有聲有色，藝術水平著實不低。不少由共產黨培養、因而“我”和“我們”融合度較高的藝術家如賀敬之、浩然、劫夫、劉熾都屬于這種情況(浩然的文學水平不是很高，但也沒好多人說得那么低)。一些被新中國感化的藝術家，如寫《茶館》《龍須溝》的老舍(我沒說投太平湖的老舍)，寫《沙家浜》的汪曾祺，作《冰山上來客》的雷振邦，亦與之倫類。“我”于“我們”，就相當于一雙腳穿上了合適的鞋，自然載欣載奔。現在一說起前三十年的文藝作品似乎統統不足道，這種一點分析都沒有的態度才真不足道，盡管它很流行。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腳都穿上了合適的鞋。對于很多解放前國統區出身、“我”慣了的藝術家，“我們”版的鞋子不是磨腳就是頂腳。穿上新鞋子的巴金、郭沫若、曹禺雖然面部表情全都喜盈盈跟新過門媳婦似的，但腳下別別扭扭，再也走不出原來的水準了。不少沒怎么穿過舊鞋的年輕作家如王蒙、劉紹棠，沒走幾步就崴在了地下。那個時代，當腳和鞋出現矛盾時，一般都會認為是腳有問題，因為，那雙走過雪山草地、走上天安門、走出了奇跡的鞋怎么可能會出問題呢?翻閱那個時代的文獻，如文學家矛盾、葉圣陶，史學家顧頡剛、夏鼐等人的日記，發現對腳的反省遠遠大過對鞋的懷疑。他們都希望通過學習、勞動把“我”改造成“我們”。為了讓腳盡快適應鞋，裹腳布又派上了用場，可憐有些腳年過不惑才開纏，疼得撕心裂肺不說還事倍功半。
可就在“我”千方百計要變成“我們”的同時，“我們”也在一刻不停地變成“他們”。“他們”越來越兇，老愛用“我們”的鞋底子抽打“我”的臉。后來，不斷有“我”逃離“我們”，潛入地下，用拉上窗簾的“獨立寫作”、埋入花盆的“個人寫作”，螢火一般在黑暗中自照，篝火一般在寒冷中自暖。聶紺弩流放中寫的舊體詩，北島流浪中寫的自由詩，都是“我”從“我們”撕裂時流出的痛苦所凝成的美麗。之所以痛苦，是因為“我們”確實值得留戀：那個年代的購糧本上，工人的糧票比干部多，車間主任焦裕祿餓得黑瘦黑瘦的，工友媳婦生了孩子，他還要送去幾斤小米。“我們”是一種偉大的理想，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魅力所在：
能在苦旅中相互扶助、在涸轍中相濡以沫、能以相互的微笑為微笑、以共同的行走為行走的民族，才不光好使而且好看——看著有美感，有尊嚴，有信心，看了就愿意以“我們”自居，看了就愿意生生世世一起走。馬路上擠做一團哄搶飛來鈔票的鳥男女，搶完了是不會愿意合影留念的——更別提交換電話尤其是家庭住址了。
后三十年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少舉著“我們”通行證的“他們”二話不說，一馬當先，把兩條腿跑成了四條腿。跑到這會兒，貪官家起獲的現金不但能把人手點殘了，還真就把十幾臺點鈔機點憋了，還是小曹沖推來了稱煤塊的地秤才完成了清點工作。較之貪官污吏把急行軍盡可能安排在夜里，富二代則在光天化日之下開著浩浩蕩蕩的豪華車隊，迎佛骨似的前往機場迎一條“狗狗”。巨大的兩極分化，嚴重的社會不公，把中國分成了“一中各表”的不同中國，“我們”在社會心理上的一哄而散，有歌為證：
路上的軍球鞋已經不見
路上的“白邊懶”已經走遠
路上的齊步走已經走亂
路上的同路人已經走散
就這樣，群己的秤桿跟大地平行沒兩天，又“一頭沉”成了旗桿，“我”在百尺竿頭高高飄揚。
從剩不下多少我們的“我們”回歸“我”，是個泡沫塌縮的過程，雖稱無奈，也算進步。但同時，它又是個一種極端取代另一種極端的過程：不分青紅皂白，只要是“我們”，盡遭虛無。在“我們虛無主義”的帶領下，如醉如狂的“獨立”、“個體”、“私人”、“下半身”寫作嘯聚中國人的精神世界，7·5暴徒似地對從小兩口子直至九州八埏的群體認同，進行了血肉橫飛的洗劫。劫余的社會，即被寫進書刊、放上屏幕上、擺在講壇的那個社會，成了社會成員之間的“地獄”;比動物多進化出250萬年的人類，成了一根根生殖器，套著一串串算盤珠。已被現實利益切割得七零八碎的社會共同體，還要再過一遍文化的粉碎機。粉碎機里出來的男女老少，呆家里都疑神疑鬼，出了防盜門就更像進了敵占區：誰跟誰都是對頭，我不黑你你毒我，你不坑他有人坑他。
要想億萬人的家園像個家園，而不是警車老叫的地方，就得重新組建“我們”。重新組建“我們”，包含缺一不可的兩層意思：不但要在社會經濟上調整利益結構、緩和階級矛盾，還要在文化價值觀上提倡一起走、共同富裕。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寫作。這種寫作兼具“獨立”和“我們”兩種屬性，套個現成的說法就是：by“我”，for“我們”。有一點需要強調：這個“我們”絕不是仍開著“我們”牌大貨車從國庫往家拉東西的“他們”，而是所有勞動者和被剝奪勞動權利的人。還有一點需要說明：坐權力腿上，“縱做鬼，也幸福”，當然不是獨立寫作，但摟著市場的腿、錢讓脫哪兒就脫哪兒、讓說什么就是說什么，也不能算獨立寫作。真正的“獨立寫作”就是不吐不快、只聽內心的吩咐，誰也不該誰也不欠。被互聯網解放的業余寫作大都是獨立寫作，其動力、特別是其思想和情懷，跟省委宣傳部無關，跟影視公司無關，跟跨世紀千人工程、跟跑課題熬職稱申報博士點統統無關。當然，不是所有獨立的“我”都愿意為“我們”寫作，但只有獨立的“我”寫出的“我們”，才比較的靠得住，才不會像密寫墨水寫的東西，眼下一樣，回頭另一樣。應該說，由獨立的我所寫出的靠得住的“我們”，已漸漸多了起來。
這其中，雙石和他的寫作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電視臺供職的雙石，多年來利用業余時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圍繞中國革命的戰爭史做了大量的史實考辨和實地勘察，以此寄托他對中國現實和未來的牽掛。雙石是個“漢子”型文人學者，雖然年過半百依然個性十足，一身野戰服不說，座駕前蓋上還大書中國工農紅軍的番號。我有回到成都開會順便去他家拜訪，感覺就跟進了軍械庫似的。他平時在網上議論風生時也是“雙爺”長“雙爺”短的。我嘗感嘆，以他這樣的個性，如果整天活在語言語調表情動作像是統一發的官僚體制內，雙石得憋出多大的肺擴量啊。還真得感謝改革開放所另辟出的社會空間，容納了這些潑墨狂草一樣的身影。
雙石的價值認同基本在社會主義、愛國主義一方，因此他對集二者于一身的中國革命有著深切的同情和為之辯誣洗冤的強烈動機。為中國革命當義務清潔工的按說不少，但勝任的不多，因為這個特殊工種不光需要沖擊力，還需要辨別力。有些志愿者，連這場革命的臟哪些是自己弄的、哪些是別人吐的都鬧不清，舉著掃帚不掃地光打人了。雙石不同，他不但有熾熱的情感，還有冷酷的理智，二者奇妙的結合使他的辯詞真正具有戰斗力。例如，他以詳備的資料(他書架上，光十六開本的西部地名目錄就一大摞)和周密的論證對西路軍與中央關系所做的考辨，對盛行多年的陰謀論(即黨中央和毛借刀殺人)可謂沉重且不說致命一擊。我有回碰巧與研究四方面軍及西路軍史的某權威高官同席，我問他是否讀過雙石的西路軍研究。他回答說：雙石我知道，無非是給毛澤東辯護，我不看他的文章，我看當年的電文!電文往那兒一排，事實一清二楚。聽到這兒，我再不想再多問。他不看雙石的研究，可雙石看了他的研究;他排的電文雙石一封沒落也排了，而且補入更多電文;他一見電文“就一清二楚”事情，雙石卻能于不疑處生疑，于似是處見非，結合當時大形勢和具體情景做更合乎人情物理的解釋。區別就在這兒：你閉著眼睛站人家對方，人家睜著眼睛站你上方。
“我們”的重建，無論壘墻還是漫地，最需要雙石這樣的“石頭”。泡沫塑料不行，除了在攝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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