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崩潰(democratic breakdown)是影響重大的政治事件，它通過改變一國的政體改變了數百萬乃至數千萬人的生活。如何防止民主崩潰，對于新興民主國家來說是重大的政策議題。關于民主崩潰的研究，應屬于民主轉型研究的一個領域，但這一研究領域對民主崩潰的關注相對較少。然而，民主崩潰在學術和實踐上都是一個重要問題。這篇博士論文試圖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系統地解釋民主政體為什么會崩潰?何種原因導致了民主政體的崩潰?這種原因是通過何種因果機制起作用的?希望這項能夠為新興民主國家提高民主政體的穩定性提供政策啟示。
民主崩潰的歷史幾乎同民主的歷史一樣久遠。而在近代世界，1789年-1871年間的法國是兩次遭遇民主崩潰的國家。在民主化浪潮風起云涌的20世紀，民主崩潰發生得更為頻繁。塞繆爾·亨廷頓認為人類經歷了三次民主化的浪潮，同時也經歷了兩次民主化回潮，而這兩次民主化的回潮就是多國民主政體相繼集中崩潰的時期。拉里·戴蒙德認為，第三波民主化的總體特征之一是民主崩潰出現的可能性相對較低。盡管如此，1974-2006年間，全球總共也發生了20次民主政體的崩潰。卡普斯坦和康弗斯(Kapstein & Converse，2008)在《新興民主國家的宿命》(The Fate of Young Democracies)中對1960-2004年間的民主崩潰事件做了記錄，經計算總共是54次。他們發現，民主國家在啟動轉型的頭幾年失敗率非常之高。
民主政體的崩潰是指一國從民主政體向非民主政體或無政府狀態的逆轉，查爾斯·蒂利稱之為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從實際的衡量標準來看，民主政體的崩潰可以被界定為一國政體在“政治參與”或“政治競爭”這兩個維度中至少一個維度上的顯著下降。民主政體的崩潰，存在外部和內部的兩種不同情形。從外部來說，民主崩潰有可能是一個民主國家遭到一個威權國家的入侵和占領，但這項研究把這種情形排除在外。由內部原因導致的民主崩潰大體上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1]從民主到軍事政變;[2]從民主到內戰;[3]從民主到“行政政變”。
民主政體為什么會崩潰?現有研究的理論解釋主要包括：[1]不平等與貧富階級的激烈沖突;[2]經濟發展程度較低，或經濟不穩定及缺乏經濟績效;[3]民主國家內部的社會分裂;[4]政治制度設計的缺陷;[5]政治行為者特別是政治家的戰略與選擇，等等。這些理論解釋固然都有一定的解釋力，但尚不能較系統地解釋民主政體為什么會崩潰，其解釋力的時空范圍一般也比較有限。
本文認為，民主政體的崩潰通常都起源于國內政治的某種緊張關系，這種政治緊張關系愈演愈烈，導致嚴重的政治危機。當這種政治危機無法在現有的民主政體框架內解決時，很可能會導致民主政體的崩潰。因此，解釋民主政體下政治危機的起源和激化，是解釋民主崩潰的關鍵問題。政治危機的形成和激化通常需要兩個條件：[1]第一個條件是國內存在某種較為嚴重的政治沖突，表現為兩個或數個政治集團之間激烈的政治對抗。這種政治沖突是國內不同選民集團存在嚴重政治分裂(political cleavage)的反映。[2]第二個條件是民主政體下國家或政府沒有能力去緩和、平息或解決這種嚴重的政治沖突。換句話說，在這樣的民主國家，與嚴重的政治沖突相比，國家能力或政府能力較弱。固然，一國的政治經濟條件和國際環境都會影響國家能力的高低，但在這些因素既定的條件下，民主政體下的政治制度安排對國家能力的高低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有助于塑造國家能力，而錯誤的政治制度安排會削弱國家能力。
因此，本文對民主崩潰的理論解釋可以總結為：一個民主國家存在高度的選民政治分裂時，就有可能引發激烈的政治對抗與沖突，如果民主政體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能塑造有效國家能力，民主政體就無力緩解或解決這種政治沖突，這樣國內政治危機就會持續惡化，最終導致民主政體的崩潰。
不同選民群體之間高度的政治分裂容易導致更多的政治沖突。李普賽特和羅坎較早就關注社會分裂(social cleavages)的類型，而本文更傾向于使用選民政治分裂(voters' political cleavages)或選民分裂(voters' cleavages)這樣的概念。首先，與社會分裂相比，選民政治分裂是一個更為直接和準確的概念。其次，歷史地看，選民結構和社會結構是不完全重合的，很多國家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經歷了公民選舉權逐漸普及的過程。最后，選民政治分裂可以被認為是社會分裂結構的政治化，而社會結構中的分裂是否被政治化，還需要取決于選民的實際政治參與程度和政治動員程度。基于對20世紀不同類型民主國家的經驗研究，可以發現有五種主要的選民政治分裂仍然具有重要的政治影響，分別是選民的階級分裂(class cleavage)、宗教分裂(religion cleavage)、族群分裂(ethnic cleavage)、地區分裂(region cleavage)，以及選民在政體維度上的“民主—威權”分裂(democracy-authoritarianism cleavage)。
那么，如何衡量選民政治分裂程度的高低呢?這項研究采用三種方法來衡量：[1]分析選民投票結構的分化程度;[2]觀察重大政治議題的性質與類型：[3]考察政治暴力或準暴力現象的嚴重程度。這項研究的預設是：在那些選民政治分裂程度高的國家中，可以觀察到選民投票結構比較分散，重大政治議題往往是沖突型的，選民政治暴力或準暴力現象較嚴重;而在那些選民政治分裂低的國家中，選民投票結構較集中于中間政黨，重大政治選題議題往往是共識型的，選民政治暴力或準暴力現象也比較輕微。反過來，通過對選民投票結構、重大政治議題、政治暴力三者的衡量，可以判斷該國選民政治分裂程度的高低。
另一方面，國家能力也是一個重要的維度。林茨認為，民主國家缺乏有效的國家能力，是民主政體最終崩潰整個鏈條上的重要一環。但是，現有的主流觀點較為忽視民主政體下的政治制度安排對國家能力的影響。對于一個特定的民主國家而言，國家構建的過程固然構成了該國民主政體創建和運行的背景條件，而民主政體下的政治制度安排對國家能力的影響則更為直接和重要。馬奇和奧爾森(March & Olsen)關于新制度主義的論文“認為政治制度具有相對的自主性和獨立的作用”。
那么，哪些政治制度安排最能影響國家能力或政府能力的高低呢?主要是三個層次的政治制度安排：[1]國家性(statehood)問題：央地關系的制度模式，最簡單的區分是聯邦制和單一制的差異，但中央和地方之間實際的政治權力配置更為重要;[2]社會—政府關系：選舉制度，特別是多數決定制與比例代表制的差異，選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政黨制度;[3]政府內部：政府形式的不同，議會制、總統制和半總統制對政府能力高低的影響是不同的。在對上述三個不同層次政治制度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可以歸納出兩種不同的民主政體類型：離心型民主政體(centrifugal democracies)與向心型民主政體(centripetal democracies)。
凡是強化中央政府權力、強化大型主導政黨和政黨體制、強化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合作的民主政治制度，被稱為向心型民主政體;凡是弱化中央權力、弱化政黨和政黨體制、弱化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合作的民主政治制度，被稱為離心型民主政體。實際上，利普哈特1969年就區分了向心型民主政體和離心型民主政體，他這樣說：“我們把一致化的、穩定的民主政體稱為向心型民主，……而把碎片化的、不穩定的民主政體稱為離心型民主。”林茨與斯特潘(Linz&Stepan，1978)、考克斯(Cox，1990)、薩托利(Sartori，1994)、希亞洛夫(Siaroff，2000)、格林與撒克(Gerring&Thacker，2008)等人都認為，一個民主政體的離心(centrifugal)制度特征會有礙于其政府效力和效能，因而更容易不穩定。
這項研究進一步從制度組合的角度定義離心型民主政體和向心型民主政體的理想類型。向心型民主政體理想類型的制度特征可以歸納為：[1]適度中央集權的制度安排：國家性問題上的向心激勵，鼓勵國家認同，強化中央權力;[2]簡單多數決定制及類似制度：社會—政府關系上的向心激勵，鼓勵兩黨制或溫和多黨制，政府更穩定;[3]議會制：政府內部關系上的向心激勵，鼓勵行政權與立法權合作，強化政府能力。離心型民主政體理想類型的制度特征可以歸納為：[1]高度分權的地區主義安排：國家性問題上的離心激勵，鼓勵地區認同，弱化中央權力;[2]比例代表制及類似制度：社會—政府關系上的離心激勵，鼓勵極化多黨制，政府更不穩定;[3]總統制及半總統制：政府內部關系上的離心激勵，鼓勵行政權與立法權對抗，弱化政府能力。
在此基礎上，可以總結出離心型民主政體可能導致的三種離心效應：[1]國家性問題上的地區(族群)離心效應，這種離心效應通常會弱化國家認同、強化地區認同，弱化中央權力、強化地區權力。[2]政府—社會關系上的政黨離心效應，這種離心效應通常會鼓勵極化多黨制的興起，對大型主導政黨的形成缺少激勵，政府通常較不穩定。[3]政府形式上的行政離心效應，這種離心效應通常會鼓勵行政權和立法權的政治對抗與沖突，而非政治妥協與合作，行政機關最后往往無所作為。
需要說明的是上面僅列出了離心型民主政體和向心民主制度的兩種理想類型，但在真實世界中，一種民主政體經常展示的是三個不同層次上離心—向心制度的不同組合。此外，不同民主國家需要應付的政治分裂和政治沖突的類型是不一樣的。比如，如果該國存在明顯的選民地區政治分裂(這種分裂通常亦與族群或宗教身份有關)，中央與地方關系上的制度安排往往最為關鍵;如果該國不存在明顯的選民地區政治分裂，對該國中央政府維持國家統一的能力挑戰不大，那么選舉制度和政府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更為重要。
基于上述理論框架，這篇論文的經驗研究部分選取四個國家進行比較歷史分析，分別是德國、尼日利亞、智利和印度。對德國的研究重點會放在魏瑪共和國(1919-1933)，隨后會簡要比較二戰之后德國的民主政體。對尼日利亞的研究重點會放在第一共和國(1960-1966)，然后會簡要評述和比較內戰之后尼日利亞的民主政治發展史。對智利的研究重點是1958-1973年的民主政治狀況，但同時還會比較這一時期之前以及皮諾切特時代之后的民主政治實踐。對印度的研究重點是1947獨立之后至今的民主政治實踐，但印度的民主政治發展可以分為兩到三個差異很大的階段，因此需要對這種差異進行比較分析。
選取這四個國家進行比較歷史分析是考慮到幾個基本的原則。首先，這四個國家展示了這項研究所要研究的兩個自變量(選民政治分裂和政治制度類型)以及一個因變量(民主政體是否崩潰)豐富的變化。其次，這四個國家都是較為重要的國家。最后，這四個國家覆蓋到足夠大的范圍，具有豐富的差異性和多樣性。
當然，必須要承認，這篇論文的研究設計存在一些局限條件需要加以說明。首先是自變量如何精確衡量的問題，其次是這項研究是概率論的而非決定論的，最后是這項研究需要排除一種特殊情況，即威權國家入侵導致的民主崩潰的情形。
在經驗研究部分，本文通過對德國、尼日利亞、智利和印度的比較歷史分析論證了這項研究的理論假說。德國魏瑪共和國(1919-1933年)存在嚴重的階級分裂和“民主—威權”維度的分裂，政治沖突不斷。此外，魏瑪共和國是典型的離心型民主政體，純粹的比例代表制鼓勵小型政黨和新興政黨，削弱了既有大型政黨的政治力量，而半總統制的安排又引發了行政權與立法權的沖突。這樣，1933年魏瑪民主政體就被希特勒的獨裁統治所取代。二戰之后，聯邦德國民主政體的鞏固可以歸結為選民政治分裂和政治制度兩個因素的變化，一方面這一時期選民的階級分裂大大下降，另一方面基本法也汲取魏瑪憲法失敗的教訓，改革了選舉制度與政府形式。
尼日利亞第一共和國(1960-1966年)的失敗可以歸因于高度的選民族群分裂和高度分權的地區主義安排。前者使得尼日利亞陷于嚴重的政治沖突，三個主要族群彼此為敵。后者使得尼日利亞聯邦政府難以進行有效的國家建設和民族整合，結果是尼日利亞民主政體的顛覆和長達兩年多的內戰。后來，尼日利亞經歷了多次政體變更。1999年啟動的民主轉型使得尼日利亞至今保持了民主政體的基本形式，但該國的民主政體充滿瑕疵，甚至很難說達到了民主政體的標準。今天的尼日利亞已經改革了高度分權的地區主義安排，中央權力和國家統一得到強化。但與此同時，尼日利亞的選民仍然存在高度的族群、宗教和地區分裂。
智利20世紀50、60年代的政治基本上為階級沖突所主導。貧富懸殊加上獲得普選權的下層階級對于平等的要求，逐漸撕裂了整個國家。1970年之后，整個國家的選民日益分裂成支持或反對阿連德總統的兩大陣營。比例代表制則嚴重削弱了智利主要政黨的力量，政黨體制趨于極化，總統制則導致了總統和議會之間嚴重的政治沖突。1973年9月11日軍事政變顛覆了智利民主政體。今天，重新轉型后的智利已經成為拉丁美洲民主的典范。智利的民主政體從崩潰到再次轉型和鞏固，得益于兩個因素的變化：一是智利選民階級分裂的程度大大下降;二是智利政治制度的改革，特別是議會選舉制度與總統選舉制度的改革。
印度獨立之后(1947年至今)的“民主奇跡”得益于兩個有利因素的結合。首先，1947年之后的尼赫魯時期，印度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程度都很低，選民政治動員程度也比較低，這就使得印度選民的實際政治分裂程度遠低于社會結構中的分裂程度。其次，印度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向心型民主政體：中央集權化的準聯邦制、選舉制度上的簡單多數決定制和政府形式上的議會制，都是提供向心激勵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塑造有效的國家能力。20世紀70、80年代之后，現代化程度和政治動員程度的提高引發了印度選民政治分裂程度的上升，導致了政治沖突的加劇和政治暴力的上升，給民主政體的穩定性帶來了壓力。而印度向心型的政治制度安排仍然扮演著積極的角色。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政治震蕩之后，印度的向心型民主政體重新塑造了相對穩定的政黨聯盟，政府穩定性和國家能力都得到強化，從而保持了民主政體的相對穩定。
這項研究通過對四個國家的比較歷史分析，考察選民政治分裂程度和政治制度類型在不同案例中的變化，論證了開始提出的理論假說。一方面，上述研究包括三個民主崩潰的國家——德國、尼日利亞和智利，以及一個民主相對穩定的國家——印度。在這四個國家，都能觀察到選民政治分裂和政治制度類型這兩個變量與民主崩潰與否存在著因果關系。高度的選民政治分裂和離心型政治制度導致了德國、尼日利亞和智利民主政體的崩潰，而低度選民政治分裂和向心型政治制度塑造了尼赫魯時期印度民主政體的穩定性。另一方面，每個國家都展示不同時期民主穩定性的變化。德國和智利是“從崩潰到鞏固”的類型，通過前后對比可以觀察到德國和智利選民政治分裂程度的降低與政治制度安排的變化。尼日利亞是“從崩潰到不完全民主化”的類型，可以觀察到政治制度的變革強化了國家統一與國家能力，但選民的族群、宗教、地區分裂程度仍然很高。印度是“從穩定到穩定性降低”的類型，可以觀察到印度選民政治分裂程度的上升帶來的不利影響，而向心型民主政體仍然是印度民主得以穩定的關鍵。因此，這項研究的比較歷史分析并非只是四個國家的橫向比較研究，也是每個國家不同時期的縱向比較研究。
這項研究的結論是：如果一個民主國家符合兩個條件：一是選民政治分裂程度高，二是離心型政治制度安排，那么該國民主政體就傾向于崩潰。這項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政策含義。從政策上說，新興民主國家一方面要注意降低選民政治分裂的程度，另一方面要注意通過憲法設計與制度安排的改革塑造向心型民主政體，這有助于降低新興民主政體崩潰的風險。希望這項研究能為新興民主國家如何降低新興民主政體崩潰的風險、如何提高新興民主政體的穩定性提供政策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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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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