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師：

　　您好!

　　關于郭松民同志的文章，當時我匆忙地給您一個回復,但是，很簡單。我想應該多寫幾句，因為這確實關系大的理論問題和基本原則問題，是不容許放過的。

　　郭松民同志的建議，有不少可取之處的，這我表示支持。而且他向惡的勢力勇敢戰斗的精神，我更為佩服。但是，文章中有兩個基本理論問題是非常錯誤的，而且是原則性的錯誤，我不得不指出來，以便與同志們共同討論，求得提高，不僅僅是對郭松民同志自己。

　　一：文章中說“必須是一個由社會主義公民社會主導的而不是由國家權力主導的社會。”

　　第一，這里運用了“公民社會”的提法。在1996年，我曾經在《論依法治國》一書中，在“依法治國的目標和原則”標題中，批駁了所謂“馬克思有一種市民社會的理論”，論證了我們的目標是社會主義，絕不是什么“市民社會”和“契約社會”。明確指出，市民社會不是馬克思思想成熟時期，即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之后所使用的一個科學概念。并且詳細引用了西方學者G·亨特的“馬克思市民社會概念的發展”一文的有關文字，來證明我的觀點。當時我曾經這樣寫道：

　　我們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有一種關于市民社會的理論，而被人們忽枧了，有的寫道：“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在我國的逐步建立，市民社會的問題正以不同面目在現實中被直接或間接地提出，對此需要在理論上作相應的廓清”。（《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第59頁）有的認為，馬克思“在闡述馬克思主義法律觀時，也同樣是以市民社會為出發點的”。（《法學研究》1995年第1期第41頁）“市民社會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闡發其法律觀的唯物主義邏輯起點。但由于種種原因的影響，馬克思的繼承者們卻漸漸把他給忽視和淡忘了，而以維辛斯基為成熟代表的‘統治階級意志論’的取而代之，因而也就在理論和實踐上留下了眾所周知的諸多遺憾。”（《法學研究》1995年第1期第43頁）有的撰文稱“一個現代市民社會正在中國沖破重重障礙頑強地發育、成長乃至崛起。”“歷史將再一次證明，現代法的精神將在中國市民社會的崛起中獲得一次新的再生。”（《法學》1995年第8期第22頁）看來，這決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必須正確對待和弄清的大問題。

　　關于市民社會理論，筆者認為必須搞清以下幾個問題：（1）馬克思是在什么情況下使用市民社會這個概念的?其本來的含義是什么?馬克思對于這個概念的認識有無發展，到底后來還用不用，為什么不用這個概念?（2）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發點到底是什么?他有無關于市民社會的理論?（3）今天我們如何認識和使用這個概念?

　　市民社會這一個概念，在馬克思思想形成過程中的不同階段所處地位和含義是不同的，主要是在其早期曾經使用的一個概念，可以講，不是馬克思思想成熟時期，也就是說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后所使用的一個科學概念。

　　關于這一個問題，正如西方學者G·亨特撰文（收入鮑勃·杰索普和查理·馬兒科姆主編的多卷本的《卡爾·馬克思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一書）題為《馬克思市民社會概念的發展》所指出的，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概念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市民社會這個概念是從葛蘭西發表《獄中札記》后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中廣泛傳播開來的。亨特認為，在馬克思創建自己的新經濟理論和政洽理論的40多年中，他對“市民社會”這個概念的理解“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對此，馬克思主義的、特別是葛蘭西學派的理論家“皆未予以充分注意”。亨特說，事實上，到馬克思的成熟著作時期為止，這個概念已不再是一個主要的理論概念，而被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的一種意識形態的表述，它掩蓋了更基本的剝削性的生產關系。許多當代馬克思主義者建立的理論體系存在的一個缺陷就是忽視馬克思對市民社會的批判。

　　…………

　　亨特總結說，市民社會在馬克思的成熟理論中具有二重性，從它的表面內容來看，它是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商品交換和流通的總和，從它的意識形態形式來看，它是作為享有各種權利的自由的、平等的、利己主義的、占有財產的個人集合體的社會概念。市民社會既是基礎又是上層建筑，但它只是基礎的一個方面，而且是表面的、經驗的方面。“市民社會的表面內容同時也是占有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關系的表面形式。從資產階級的非批判的、意識形態的觀點來看，市民社會和國家抽空了社會的內容，市民社會是社會的私人方面的總和，而國家是社會的公共方面總和。”

　　…………

　　亨特在結論中說，那些非常希望創造性發展馬克思理論的人必須分清下述兩種角色，“一是作為社會的‘物質基礎’的市民社會在早期馬克思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二是作為對現象層面上的商品交換關系的意識形態闡述的市民社會及其在成熟馬克思著作中扮演的角色。對兩種角色的混淆導致20世紀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與他們聲稱要追隨的那個理論家的關系上是倒退了而非前進了。”（以上引文均見閻月梅譯的G·亨特《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概念的發展》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1996年第2期，中共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

　　筆者認為，亨特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有人稱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頻繁出現市民社會這一個詞語，實際上，并不是這樣。無論就時間上來說，還是就著作來說都不是這樣。就著作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共有50卷，包含有2000多篇論文，4000多封書信、400多篇資料，總計達3200多萬字?？墒?，馬克思的有市民社會詞語的文章和書信，筆者查得，僅僅有十一篇；恩格斯也只有三篇（除與馬克思合著的三篇外）。就時間上說，自從在1859年1月發表“序言”之后，還有僅僅四篇文章談到這個概念，但在“序言”中，馬克思就開始把市民社會用引號引起來，這應該認為，市民社會的概念已經在他的思想中起了根本的變化。實際上，自從1859年以后，市民社會的概念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消失了，亨特說的是正確的，因為即使市民社會的詞語還出現過幾次，但是已經完全不同于早期所賦予的含義了。我們必須分清馬克思思想成熟時期的著作和尚未成熟時期的著作，既決不能把不成熟時期的思想和成熟時期思想割裂起來，更不能用不成熟時期的思想來反對成熟時期的思想，如果這樣，那就真是像亨特所說的那樣不是前進，而是倒退了。”(《論依法治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第69、70、73-75頁)

　　關于這個問題，就講到這里，詳細的論述，請看鞏獻田著《論依法治國》中的相關內容。

　　第二，所謂“不是由國家權力主導的社會”，這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關于國家的學說是背離的。

　　國家權力，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后，就是無產階級的權力。列寧曾經講過，“國家就是我們，我們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而是從由資本主義社會繼承下來的“禍害”、“廢物”和“贅瘤”逐步變革為一種“為人民服務”的工具，是正在“開始”消亡的國家。但是，在沒有完全消亡之前，國家權力就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的、法國巴黎工人普選產生的 “巴黎公社”，俄國十月革命產生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我國1949年之后建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體，她的權力，就是無產階級的權力，是人民的權力!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必須加強!只不過是要真正實行無產階級民主集中制原則而已。

　　前些時期，社會上在談到所謂“憲政”的文章中，很少有人把國體與政體區分開。當然，國體與政體是有聯系的，是互相影響的。資產階級之所以用所謂“三權分立、多黨制、議會制、總統制”的政體形式，除了有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傳統、國情等因素制約之外，另外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它既能很好地體現本階級的整體意志，維護其根本的和長遠的利益，維持自己的統治，又能便于愚弄、欺騙勞動人民。“換人不換性”，“換湯不換藥”，對于新的掌權人，有一種希望、期待、寄托或者幻想，是一般人思維中不可避免的趨向。例如：美國總統奧巴馬換了克林頓，駐華大使洪博培換了駱家輝，我想，恐怕不少人對此是有所期待，尤其是后者，認為“畢竟是中國人”嘛，總覺得會好一點的。其原因就在于對資本主義的政體與國體的關系，對作為一個整體的統治階級與作為這個階級的成員的個別統治者的關系，對于他們都是為完成美國統治集團賦予的歷史使命的工具，缺乏應有的認識。當然，個體的屬性必定與其整體的階級有其不同的個性，但是共性是第一位的，個性要服從于共性的。根據唯物辯證法，這又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因為一切是在變化。如不，為什么會有所謂“叛徒”之詞，區別在于背叛的階級不同而已。周恩來曾經對赫魯曉夫講：我們都背叛了自己的階級。魯迅就是背叛了自己原來所屬的剝削階級的一位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但是，政體和國體畢竟不是一個東西。首先是國體，誰來掌權，哪個階級掌權;然后是政體，如何組織政權，即如何實現自己階級的統治。在資產階級學者那里，一般講到“憲政”，是指的政體，不是國體。更何況，在外國最著名的辭書中，例如比較權威的(1987年就翻譯成中文的)《牛津法律大辭典》和最權威的(也有正文譯文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就沒有可以直接翻譯為所謂“憲政”的詞匯，而只有翻譯為“立憲政體”或者“立憲政府”的詞匯。多年來，少數人所謂對“憲政”的大肆炒作和推崇，其真實的意思，絕對不是維護我國現行的尚屬于社會主義類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在于推翻這部憲法，用資產階級類型的憲法取而代之，以便造成國體和政體的“顛覆性”的變化。這是一切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所絕對不容許的!

　　在實現共產主義，即建成社會主義之前，講什么“不是國家權力來主導”，顯然，是對國家性質和作用變化的一種非常有害的誤解，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背離。

　　問題不是有無國家權力的主導，而是國家權力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國家權力的屬性是什么。同時，還必須注意，國家權力的主要支柱是軍隊。1964年4月6日毛澤東說：“盧蒙巴并不是沒有群眾，很多人擁護他，他就是沒有武裝，要接受教訓，要把自己武裝起來。什么叫政權?主要是軍隊。沒有軍隊，就沒有政權。什么叫獨立?就是軍隊。沒有軍隊，就沒有獨立。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軍隊。沒有軍隊，就沒有自由，人家就要壓迫你們。什么叫平等?沒有軍隊，誰同你講平等，美國人不同盧蒙巴講平等。”(《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41頁)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在朝鮮停戰談判過程中，美國人曾經說過：“讓大炮去辯論吧!”直到不到打得他們再也招架不住了的時候，是不會乖乖地坐到談判桌上來的!在國際國內的階級斗爭中，誰的拳頭硬，誰就是老大!至于維持多久，那是另一個問題了。“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確實是顛撲不滅的真理!

　　建立不脫離人民群眾的、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巴黎公社式的人民政權形式，是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目標和追求，文革中產生的老中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就是一次很好的試驗。目前進行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如果確實按照中央的正確部署，真正貫徹群眾路線，主要是群眾教育干部，而不是干部教育群眾，那么，可以收到一定的成效。反之，路線若不矯正，必將像過去進行的所謂整頓和學習運動一樣，又是一次走過場而已，盡管說得多么好聽。

　　二： 補充幾句中說“未來的政治斗爭，很多時候是通過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方式進行的;而要在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斗爭中穩操勝券，左翼就必須在學術上壓倒新右派，必須建立新的左翼學術、革命學術。這些年來，我近距離觀察民間左翼運動，深感其優點是重立場、重態度、重感情，對學術則明顯重視不夠，現在是到了做出改變的時候了。”

　　這里“必須在學術上壓倒新右派，必須建立新的左翼學術、革命學術。” 這句話與1966年2月那個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即《二月提綱》中“我們在斗爭中，認真地、刻苦地學習毛澤東思想和進行學術研究，掌握大量資料，進行科學分析，把學術向前推進。就是說，我們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豈不是完全一樣的意思嗎?

　　至于講到學術，資產階級從來是不承認無產階級有學術的，更談不到高低的問題。而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的學術，卻是采取謹慎分析態度的。有一點是肯定的，凡是與階級利益直接有關的，資產階級的學術理論，發揮積極作用的光輝歷史已經早過去了;在當代只有代表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才是真正反映社會發展規律、反映客觀真理的一脈相承的學術理論，也只有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所有的科學研究成果，才是我們要的真正的學術成果。從這個角度上講，無產階級的學術不僅早已壓倒了資產階級的學術，而是把資產階級學術已經批駁得體無完膚，遍體鱗傷，既無招架之力，更無還手之功，不僅是敗下陣來，而是“退避三舍”，遁逃得遠遠的，真是像老鼠見了貓一樣。

　　請問：政治斗爭的問題能簡單地歸結為學術問題嗎?難道馬克思的《資本論》還沒有壓倒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說，比如薩伊的所謂“三要素”謬誤嗎?

　　難道陳岱孫、高鴻業、吳易風、胡代光、丁 冰、衛興華、劉日新、張 帆、項啟源、孫學文、劉國光，項鏡泉等眾多老一代經濟學家，智效和、程恩富、左大培、趙 磊、楊 斌、余 斌、盧周來等眾多中青年經濟學家的(著述)理論，難道還沒有壓倒那些大大小小、各色各類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的學術嗎?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一章協作中所闡述的，人們“不僅是要由協作來提高個人的生產力，并且是創造一種生產力。那就它自身說，已經必須是一種集體力。”“簡單的協作，也可以生出偉大的結果來。這一點可以由古代亞洲人，埃及人，伊特拉斯康人等等的巨大建筑物得到說明。”(郭大力、王亞南譯，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2版，第344、353頁)換言之，“組織起來力量大”的理論，甚至于所謂“1﹢1≧2”的現代科學公認的公式，不是反映了“普遍真理”的嗎?

　　那么，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為什么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會普遍遭到破壞?河南臨潁縣的南街村，曾經解散了集體經濟，以后真正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又恢復了集體經濟，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筆者曾經兩次到過這里，奉勸那些尚有一點良心的人們不妨實地考察一下，以免閉著眼睛瞎說一通。)可是，那個安徽的小崗村呢，與之相比，難道不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嗎?尤其可笑的是，這個曾經被宣傳為農業先進典型的主要領導同志(黨支書)一度竟然是省政府即上級財政廳派來的同志!豈不怪哉?

　　試問，共和國的什么時期、有什么先進的基層單位的領導不是本單位涌現出來的，而是上級委派的?工業和石油戰線的先進典型——大慶的王進喜，農業的先進典型——山西大寨的陳永貴和河南省新鄉市劉莊村的史來賀，是哪個上級委派的?鄙人孤陋寡聞，確實未聞之也。

　　集體經濟優越于個體經濟，是真理，傳媒曾經發表了無數的文章，出版社也曾經有無數的著作，難道學術水平不高嗎?

　　早在1993年3月29日我親自聆聽過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我國西方經濟學的開山祖、北京大學陳岱孫教授在國家教委社科中心的講話，他說：“對于西方經濟學，我們一度進行過盲目的批判;現在又存在著一種危險，即盲目的推崇。盲目推崇會帶來很大的問題。一是誤導我國的改革開放，一是毒害我們的青年學生。”后來，1995年9月1日，他在給丁冰教授主編的《現代西方經濟學說》親筆寫的序言中說：“我們面臨的危險有兩個方面，一是西方經濟學對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心靈的毒害，二是西方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方向的誤導。弄得不好，西方經濟學這兩個方面的影響都可能產生悲劇性的后果。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比蘇聯東歐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劇變的后果的嚴重性十倍百倍于前蘇聯東歐國家。這種歷史結局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所夢寐以求的。”

　　難道陳岱孫教授的學術水平不比資產階級學者的學術水平高嗎?可是這又怎么樣呢?外甥打燈籠，照舊(舅)!某些當權者照樣奉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

　　這自然使我想起列寧說的：“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說：幾何公理要是觸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會遭到反駁的。自然史理論觸犯了神學的陳腐偏見，引起了并且直到現在還在引起最激烈的斗爭。馬克思的學說直接為教育和組織現代社會的先進階級服務，指出這一階級的任務，并且證明現代制度由于經濟的發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這一學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斗，也就不足為奇了。”(《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三版修訂版，第1頁。)

　　理論盡管是科學的，是反映客觀真理的，但是并不符合甚至與某些人、某一剝削階級的利益是對立的，那么再好的理論，也不會被承認的。歷來如此。

　　針對所謂學術問題，請讀下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黨中央在1966年是如何說的：“提綱說，‘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提綱的提法，表現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資產階級的所謂‘學術權威’，仇視和壓制我們在學術界的一批代表無產階級的、戰斗的新生力量。”(《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用這段話來批評我們的郭松民同志，似乎有些太過分了。我知道，郭松民同志不僅不仇視、不壓制，反而很支持“代表無產階級的、戰斗的新生力量的?？墒牵谶@個問題上是犯糊涂的。但是，我這里批評的問題的性質并沒有搞錯。

　　就拿某些人大肆吹捧的所謂經濟學家的茅于軾，學術水平如何呢?嚴格說來，即便站在資產階級立場、用資產階級標準來衡量茅于軾的所謂理論，也是不合格的!!因為資產階級的理論，在稍微像樣的資產階級學者那里，畢竟還是要講一點點規范的，講一點邏輯的，不然，如何騙人啊?!可是那位茅于軾先生，連這點也是缺乏的。盡管如此，一直以來，仍舊不少的地方政府還要請他作報告，發表演說，前不久政府的一個部門還把他作為座上賓，難道是學術水平的問題嗎?非也!

　　這里決不是學術水平高低的問題，從本質上講，是一個話語權的問題，是領導權的問題。某些地方、部門和單位，某些時候，不是一旦有了權，學術水平低，也是水平高，說你水平高，就是水平高!低也是高;沒有權，學術水平高，也是低，說你低，就是低，高也是低。這難道還要證明嗎?

　　這里筆者并不是贊揚不學無術，尤其是目前整個社會心理處于很不平衡，社會很浮躁，偽劣假冒的東西(包括理論、學說)很多，尤其是青年“低頭族”業已形成的時代，真正使大家認真讀書學習，尤其是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包括最近發行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 實在是至關緊要的大事!也不是同意學術評價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而是說，對于學術水平要仔細分析，在激烈、復雜、尖銳的階級斗爭過程中，首先分清學術的性質，切不可混淆了不同階級、不同傾向對于學術的不同標準。

　　一句話，領導權不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事情不好辦。而領導權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后，也還有個如何用好權的問題。

　　我們支持并盼望寫出新的社會主義論，只是不能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是真正繼承和發展。筆者認為，目前首先需要做的是;

　　在一個曾經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政權后，一個消滅了剝削制度的國度里，由于外有帝國主義的進攻(根據摩根索的說法，是軍事帝國主義、經濟帝國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進攻，而近二十多年來以后兩者為主，其中文化帝國主義毒害最烈，人們受害最深!)內有修正主義的作祟，背離憲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大肆變著法提倡“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結果絕大多數工人和農民淪為雇傭勞動者，即由國家和社會的主人變為所謂“弱勢群體”，馬克思主義信仰淡薄了，社會高度分化(離子化)了，貧富異常懸殊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淡忘了，社會道德降低了，社會治安不良了，社會犯罪高發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惡性案件時有所聞了，在這種情況下，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關頭，真正的共產黨人應該如何做?中國的無產階級應該如何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

　　我完全同意寫出真正的文革史，這里不只是從什么視角的問題，而是要有無產階級的立場，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唯物辯證的方法，尤其是要注重學習、研究和吸收前沿科學——系統科學的方法和復雜性研究的方法。

　　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在有意無意地、自覺不自覺地按照自己的面貌，用自己的言行去改造客觀世界，包括改造別人。每一個革命者，在整個社會歷史的合力中，萬萬不要輕視自己那份力量的作用。

　　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約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寫道：“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都希望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歸根到底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三版，第605—606頁）

　　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

　　親愛的朋友，您的行動和作為是推動了歷史前進的步伐，還是阻礙了呢？還是自我放棄了自己的使命了呢？

　　回答，是任何人不可逃避的，主要不在于言說，而是行為。

　　這里還需要提及的一點是，最近網上發表的習近平總書記的“我的上山下鄉經歷”的文章，可以從一個角度驗證文革中這一新生事物的性質和意義，用以說明那些污蔑、抹黑和攻擊當時開展的“上山下鄉”運動的，是一種否定文革的輿論。

　　過去我看到不少描述文革的著述，但是要出比較全面、系統、正確、科學地論著，尚待時日，且只有通過集體的合作才行。

　　以上意見不知對否?請予批評指正。也只有在批評和反批評中，才能把問題搞清楚。注意：我們必須堅持對事不對人，尤其是自己的同志。

　　鞏獻田謹書

　　2014年6月6日

附文：談談當代中國左翼的兩大學術任務

　　★郭松民

　　為什么需要新社會主義論?

　　很簡單，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來看，沒有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就沒有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沒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就沒有新中國的誕生;沒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波瀾壯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當代中國左翼的一個巨大困境是不能自我定義，而只能根據對新右派的態度來定義。所以愛國主義者是左派，民族主義者也是左派，認為應該回到文革前十七年的是左派，熱烈擁護文革的也是左派……，這些不同的思想、政治流派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唯一的共同點就是都反對新自由主義，反對新右派。

　　沒有新社會主義論，左翼就不能向前看，而只能向后看，無端被蒙上一層“保守”色彩。有人提出了“復興社會主義”的口號，獲得了很多左翼群眾的響應。這個口號從感情上來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卻經不起認真的追問：我們復興到那里去呢?前蘇聯嗎?中國的文革前十七年嗎?簡單地回到文革中嗎?今日朝鮮嗎?我想答案都是否定的，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沒有新社會主義論，還存在巨大的政治風險：一旦革命高潮來臨，將會出現左翼的群眾被右翼的政客或知識分子所領導的局面。1989年春夏之交之所以會釀成巨大悲劇，廣場上的左翼群眾被右翼知識分子領導是一個結構性因素。

　　沒有新社會主義論，當未來出現政治劇變時，左翼將無法獲得領導權，因為一旦群眾問你“我們到哪里去?”你將無言以對。從歷史和現實的經驗看，十月革命時，由于已經有了成熟的革命理論和關于未來社會的藍圖，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就可以迅速帶領工人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將俄羅斯引向社會主義道路，開辟了人類歷史新紀元;相反，由于后冷戰時代社會主義理論的缺位，埃及解放廣場的群眾除了“穆巴拉克下臺”之外，再也提不出其他政治訴求，最后只能跟在舊的既得利益集團后面去“選總統”，成為權貴換馬的工具。

……

　　理論就是旗幟，就是目標。新社會主義論的缺位，使左翼失去了團結的基礎，這也是當今中國左翼山頭林立、一盤散沙的一個重要原因。沒有成熟的新社會主義理論，左翼在實際斗爭中也不能避免左、右傾機會主義。

　　新社會主義理論，不是橫空出世的，它必然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對時代本質的深入分析，是對當代中國社會的深入了解以及對中國民間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對從馬克思到毛澤東理論遺產的繼承和發展。

　　在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中，尤其是文革后期大量涌現的被稱為“新生事物”的實踐中，已經包含了許多未來新社會主義社會的萌芽，從這個意義上說，創立新社會主義論，也是對毛澤東晚年理論和實踐的梳理、總結、提純和展開。

　　我個人認為i，未來的新社會主義社會，必須解決公有制和人民民主的關系，解決計劃經濟和個人自由的關系，必須是一個由社會主義公民社會主導的而不是由國家權力主導的社會。

　　創立新社會主義論，是全體左翼的共同工作，當然左翼知識分子更是責無旁貸，紅色網站也應該努力推動這項工作。

　　為什么需要左翼視角的文革史?

　　這是因為左翼要推動新社會主義運動，要和新右派進行爭奪中間群眾的斗爭，文革是必須要過的一道關口，否則的話，任何重建社會主義的努力，都會被指為文革復辟而失去正當性。比如前幾年(某地方)的實踐，其實也不過剛剛開始對實行了幾十年的極右政策開始糾偏，就被指控為“搞文革”而遭到扼殺。

　　從左翼的視角重新論述、評價文革，其實就是保衛我們推動新社會主義運動的權利，保衛我們繼續革命的權利。文革被否定，所有推動中國重歸社會主義的努力都會被失去正當性。

　　對毛澤東時代，新右派有兩個最經常攻擊的突破口：一個是所謂“餓死三千萬”;再一個就是文革。但在第一個問題上，由于孫經先教授卓越的研究，已經擊潰了新右派制造的彌天大謊，左翼逐漸開始由被動轉為主動，這是運用學術武器進行政治斗爭的光輝范例。但在第二個問題上，左翼的被動局面仍然沒有根本改觀。

　　迄今為止，所有完整的文革史，都是官方視角的或右派視角的，都對文革進行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妖魔化。

　　這些年來，許多左翼學者在重新論述和評價文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老田、汪暉、崔之元、韓德強、袁庾華、張宏良、項觀奇、祝東力、水陸州、馬賓、李成瑞、劉日新、徐海亮等……，他們或是理論論述，或是歷史回顧，或是經驗總結。他們的工作對我們重新認識文革的偉大意義，產生了極其有益的影響。雖然這些還不是系統的文革史，但為寫作一部左翼視角的文革史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有條件的左翼朋友，應該盡快著手這項工作，比如那些親身經歷過文革又有深厚理論功底的老同志，或者那些掌握新的理論武器和資料，視野比較開闊的中青年學者，都應該把撰寫一部左翼視角的文革史，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做。這項工作一旦完成，則其功不在禹下!

　　補充幾句

　　未來的政治斗爭，很多時候是通過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方式進行的;而要在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斗爭中穩操勝券，左翼就必須在學術上壓倒新右派，必須建立新的左翼學術、革命學術。這些年來，我近距離觀察民間左翼運動，深感其優點是重立場、重態度、重感情，對學術則明顯重視不夠，現在是到了做出改變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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