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彪：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

　　第六章 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

　　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旗幟，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旗幟。”①報告還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要堅持這條道路和這個理論體系。”②十七大報告高屋建瓴，徹底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我國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旗幟、方向和道路問題，一掃長期籠罩于我國意識形態和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新老自由主義陰霾，為哲學社會科學的健康繁榮發展指明了方向。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恰逢其時。

　　第一節 中國古代的國際關系和近代的強國思路

　　國際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出現和作為獨立學科興起，是近四十年的事。但是作為這一學科的內容的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理論和實踐，卻不是西方的“專利”，中國古已有之。國際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種國際競爭之學，是強國之學。“百代猶行秦政制”，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就是西周以來八百年長期國際競爭的結果，從此建立了我們這個最古老的中華世界強國，西方叫我們中華帝國。金德爾伯格的“霸權穩定論”主張國際秩序需要霸主國的領導，不僅是有道理的，而且早已為古代中國的國際政治實踐所證實。早在羅馬帝國出現之前，中華帝國就是東方世界的政治中心和領導國。在差不多兩千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在東方世界幾乎就是吐辭為經，舉足為法，這是歷史事實。中國的這種國際地位總體上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紀，甚至中國在1842年淪為半殖民地以后，對周邊國家還維持著某種領導地位和這樣的關系，而且對方是自愿維持這樣的關系。例如朝鮮。③所以，中國歷史上積累了大量處理古代社會國際政治經濟關系的經驗，特別是先秦時代。秦漢統一中華之后，居高臨下，對周圍無數小的民族部落，既有征伐，也有仲裁，實際上成為東方世界的領導國和政治穩定力量。所以，如果將來有一天要審查中國作為世界領導國的資歷，那是可以追溯得比現在任何國家都久遠得多的。

　　一、中國古代的國際關系是“內政”，不是外交

　　自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以后，書同文，車同軌，統一貨幣度量衡，中華帝國崛起。到漢代，已貨暢八方，威揚天下。當時的“天下”，基本上不脫亞洲，但是國人帶著國貨已經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到達西亞、北非和歐洲，甚至可能更遠。可見中國人自古就最先有“全球化”意識，不是一些人所說的，似乎自古就“閉關鎖國”和“因循守舊”。那時候西歐還沒有開化。中國至少在長達近兩千年的世界歷史上，是人類最大的且持續存在的國際經濟體。至今美國一些人崇拜的羅馬帝國，其統治范圍不過是地中海地區，與中華帝國不好比的。需要指出的是，春秋戰國時期，那是多極化時代，特別是戰國七雄時期的國際關系，錯綜復雜，外交活動精彩紛呈。秦漢以后的中國完成了民族統一融合，逐漸沒有真正的外交，那時候“外邊”不發達，周邊的外交也就成為“內交”了。所以中國歷代只有內政，沒有外交，只在九卿六部其中的禮部下設理番院，處理少數民族關系，相當于現在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簡稱國家民委④)，屬于內政，不是外交部，更沒有部的規格地位。直到鴉片戰爭被打出來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才算有了外交部。不過，這時還是沒有外交，因為“弱國無外交”。所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只是名為辦外交，實為“割地賠款部”、“給洋人跑腿部”的雅號罷了。

　　古代中華帝國對周邊國家的關系，是政治關系，是以“朝貢”和“回贈”形式關系表現出來的一種家長制的居高臨下“走親戚”式的關系，本質上是一種放大的內政，不是外交。與西方歷史上存在的帝國不同，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朝貢”關系，不是占有后者剩余產品的一種形式，更不是掠奪，而只是一種政治上的，純屬象征意義的“親戚”關系。許多當事國不僅愿意接受與中國的“朝貢”關系，且以這種關系為榮，甚至于主動上門要求建立這種關系而被“朝廷”以路遠為由婉拒(如東南亞國家);或者自家出了“事情”，上門要求中國出面“擺平”。遠的不說，近的例如十九世紀末的朝鮮，“城內失火”，自家救不得，要求中國派“國際維和部隊”，你不管都不行，于是也成就了袁世凱的一段“政績”。因為那是一種大國的保護傘，雖然不是“核保護傘”，也是小國生存的國際政治條件。那時候絕對不會有長白山或什么所謂“白頭山”、“黑頭山”之類的問題。當然，中國古代的國際關系實踐大致不脫政治權術范疇，所謂“柔遠能邇，敦(左木右享)德允元”。⑤但是在思想理論上有儒家文化的仁、義、禮、和的思想(“禮之用，和為貴”)和王道政治思想在起作用，源遠流長。這一點與近年來中國提出“和諧世界”的外交方針在思想上是一脈相承的，在歷史上是有淵源的。中國古代國際關系的思想和實踐，與近代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兩回事，但是對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來說，卻是歷史上獨一份的寶庫。在思想史上有淵源，至今不僅仍有發掘和研究的價值，而且有現實意義。農業文明的歷史文化悠久，這是中國特有的優勢，這個優勢在國家貧弱的時候，越發顯得是“劣勢”，是“包袱”。隨著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綜合國力增強，文化歷史傳統“精華素”的作用反倒日益凸顯。對蘇聯解體和中國崛起，西方有評論，如前香港總督彭定康就說，中國比俄羅斯成熟。這話其實似是而非。這里面有歷史文化根源。近百年來，特別是近年來海內外不斷有研究成果證明，近代歐洲的啟蒙思想家以及古典經濟學家，包括魁奈的重農主義和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說，都與“中學西漸”有關。甚至前幾年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提出，斯密的“自由放任”一詞直接源自老子《道德經》“無為而治”的中文西譯，而且斯密是從魁奈手里得到的。眾所周知，魁奈有濃厚的“中國情結”、被譽為“歐洲孔夫子”，其實是孔子的“粉絲”。香港學者的這個成果對西方經濟學說史具有某種“顛覆性”，一時引起國際轟動。隨著中國崛起，此類成果在國內外可能“方興未艾”，以后可以借鑒之處尚多。

　　可見中國不是自古就不如人。中國人近代落后挨打受欺負，養成一些國人的自卑心理，似乎近代不如人，古代也不如人;從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批評的“言必稱希臘”(指蘇聯)的教條主義發展到今天的言必稱美國的另一種教條主義。歷史上中國人不是這樣的。在兩千多年前的先秦時代，中國在國際關系和和國際法領域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讓炎黃子孫感到自豪，足以啟發和激勵我們建立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這是中國學者創建自己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特有的歷史淵源和優勢。

　　二、 先秦時代中國的外交成就和國際政治經濟學萌芽

　　春秋戰國時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中國古代的一個思想文化極其繁榮的時期，其對社會歷史發展的影響之深遠，令人敬畏。中華文明在這個時期經過井噴式發展，開始相對穩定下來。所謂中國人的文化形象，也是在這個時期得以最終形成。這一時期留下的《左傳》、《國語》、《國策》、《晏子》和《管子》等中國古代典籍，其中有大量處理國際關系的思想、政策、案例和膾炙人口的故事。這里面有大量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元素。試舉管子、范蠡、晏子和孫子的成就為例。

　　《葵丘之盟》齊桓公是春秋時期第一個霸主國的國君，齊桓公成就霸業主要得益于管仲(?——前645年)。管仲，名夷吾，經商出身，后經鮑叔牙推薦得任齊國的上卿，尊稱“仲父”，治齊四十年。在齊桓公的支持下，實行改革，富國強兵，“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終于成就霸業，齊國成為霸主國。為了維護當時的國際和平，于公元前651年由齊國上卿管仲主持各國在齊國葵丘(今山東臨淄，屬淄博市)會盟，即召開國際會議，簽署了各國必須遵守的國際條約——《葵丘之盟》。當時雖然列國紛爭，齊國稱霸，但是名義上周朝還在。所以，齊國這樣做，實際是“挾(周)天子以令諸侯”。這種情景使人聯想起當前的國際形勢，某些地方很相象，只不過齊桓公已經“移民”美國，而管仲扮演的角色酷似現在的聯合國秘書長。

　　《葵丘之盟》的內容是：“毋雍泉;毋訖糴(音笛，繁體，右加翟);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繁體)國(繁體)事。”⑥ 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各國“禁止截留河水;禁止囤積糧食;禁止更換太子;禁止以側室取代正室;禁止婦女參與國事。”周初有一千八百個國家，經過長年征伐吞并，到公元前700年左右，黃河、長江和淮河流域仍有許多中小國家，如此則大的江河都屬于國際河流(這一點至今仍是中國各省最重要的地緣政治經濟特征之一)。經過至少夏、商、周幾個朝代的長期發展，各國已經形成相對統一的國際市場，首先是糧食市場。主要是為了生存的需要，各國之間形成的聯姻和通婚的傳統源遠流長。因此，凡屬上游國家截流蓄水;有國家乘荒年大量買進糧食，囤積居奇;甚至更換太子、以側室取代正室和婦女參與國事;諸如此類的看似國內事務或“帝王家事”，實際上都可能殃及別國或引起國際糾紛。所以，這“五禁條約”相當于當時的國際公法，相當重要，齊國就是霸主國和領導國。這件事在當時具有重大的國際政治意義，實際上也為四百三十年以后秦始皇統一六國和實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貨幣度量衡”等改土歸流、統一國家的千古偉業奠定了最早的國際政治基礎。事過境遷，今天這“五禁”的后三條早已過時，但是“毋雍泉;毋訖糴”仍有現實意義。特別是治水、引水、用水一條，不僅是中華民族千古難題，現在正在升級，不僅水資源不足，再加上一條污染，釀成國際問題也是可能的，如去年松花江的嚴重污染殃及俄羅斯。如今，“朝核危機”終于經過四年六輪艱苦的談判，按照中國最初的主張和平解決。“六方會談”雖不明說管仲主持，但在北京舉行，中國在亞洲的地位也接近齊國，對危機的和平解決中國至少起了半個管仲的作用，這也是明擺著的。隨著世界格局的繼續演變，世界對中國的期待正所在多有，中國在國際上適當地多負些責任，多參與一些國際盟會和會談之類的活動，做做莊什么的，甚至起更大的作用，也是義不容辭的。

　　《臥薪嘗膽》這個故事的主人公雖是越王勾踐，但成就勾踐的卻是范蠡，兩個都是浙江人。范蠡，字少白，春秋末為越國大夫。越王勾踐在夫椒(今江蘇省吳縣西南)被吳王夫差擊敗，困于會稽山(今浙江境內)。范蠡獻計以卑詞厚禮向吳王求和，后又親自赴吳國作兩年人質。回到越國后輔佐勾踐發憤圖強，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國勢日盛。公元前482年，趁吳王大會諸侯之機，范蠡獻計大舉攻吳，獲勝。九年后滅吳，迫使吳王夫差自殺。大功告成后，又助勾踐成為中原霸主國。這時范蠡對勾踐察言觀色，洞察危機，不但不居功，反而激流勇退，隱姓埋名，攜西施乘船過海至齊國經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富甲天下，稱陶朱公。他對市場價格頗有研究，他認為物價變化全在供求;要穩定物價，就要由官府干預，于谷賤時收購，谷貴時平價賣出。又認為國勢盛衰是不斷變化的，對付敵國的策略也要隨形勢而變化，強盛時力戒驕傲，衰弱時要爭取有利時機，創造條件，轉弱為強。⑦這個事例是中國古代轉敗為勝、以弱勝強的典型，也是成功的國際戰略的典型。至于范蠡簡直就是中國古代理政經商甚至打仗的大才全才，理論和實踐的大才全才。難怪近代海內外華商都尊奉其為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面臨蘇東劇變的國際危機時小平同志提出的二十字治國方針中“韜光養晦”的出典，就是這段故事。兩千五百年前的古代政治智慧被小平同志翻作二十世紀末的治國和外交方略，誰能說這不是推陳出新的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呢?

　　《晏子使楚》晏子(?—前500年)，名嬰。稍晚于管子，齊景公時為齊相。這時齊國已從霸主國的地位跌落，而楚國是正在崛起的強國，所以出使楚國是一項不輕松的任務。晏子極聰明，極善辭令，但身材矮小。就因為身材矮小，為楚王所輕，生出一段精彩生輝而又有趣的外交故事。《晏子》原文如下：

　　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賓者更導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使子為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蔭，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謂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矣。”⑧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晏子出師楚國，楚國人因為他個子矮小，就在大門邊上開了個小門讓他進去。晏子不進，說：“出使到狗國的使者，才從狗門進。今天我出使楚國，楚國不是狗國，所以我不應當從此門進去。”迎賓小姐不得已轉請晏大使從正門進入。見面后楚王說：“讓你這樣一個矮子出使，莫非齊國沒有人了嗎?”晏子回答：“齊國光臨淄就有三百個社區，人多得是，以至于走到街上大家把袖子一舉，就能遮住太陽;大家把頭上的汗擦一擦甩一甩，就如下雨一般。怎么能說齊國沒人呢?”⑨楚王又說：“既然如此，為什么偏讓你(這矮子)出使呢?”晏子說：“齊國外派使臣，是有規格的。優秀的使臣出使上等國家，沒有才具的使臣，出使下等國家。象我晏嬰這樣這種最沒有才能的人，才派我出師楚國。”晏子面對楚王的高壓和強權，勇敢機智，維護了齊國的尊嚴和利益，傳為中國歷史上一段外交佳話。新中國的周恩來總理是舉世公認的杰出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幾千年中國歷史文化鐘出的偉大民族英雄。在周恩來無數外交故事佳話中可以看到晏子的影子，據此可以判斷他老人家早年一定曾經在這方面下過功夫，有過鉆研。其所以判斷是早年，是因為他老人家在總理的位置上實在是太忙了，即使忙里偷閑，也難得看書，特別是看線裝書了。這一點就遠不如偉大領袖毛澤東了。毛澤東讀線裝書讀出政治家的最高水平，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是舉世公認的。這也對我們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有啟發。老實說，晏子使楚和春秋戰國時代的許多膾炙人口的故事中所表現出來的中國古代政治智慧，與兩千年后西歐重商主義時代的弱肉強食式的外交和馬基雅維里式的陰謀權術，完全是兩種文明，高下自見。近年來中國提出的“和諧世界”的外交思想與西方國家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也完全是兩種文明。所以，誰能說這些古代文明遺產不是中國創建自己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特有的優勢呢?不僅如此，這也是當代中國和平發展和中華復興特有的優勢。

　　《葵丘之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比較早，也比較有代表性的國際關系、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成功案例。《葵丘之盟》本質上就是一個古代的國際組織，也是古代國際法的萌芽。不管西方認不認帳，這是事實，中國學者自己要了解。范蠡的政治經濟成就表明，他早在公元前幾百年對國際政治和市場經濟、價格運動就有深刻的研究，對兩者的相互關系不僅理論上有深刻認識，實踐上也能把握自如。他對價格運動的規律(實際是對市場機制的規律)的描述和對官府(國家)干預市場、吞吐貨物、平抑物價的“平糶理論”的論述，可說是人類對國家調節市場最早的天才發現。可惜馬克思當年只稱道了亞里士多德對價值的天才見解，不了解中國歷史文化，不知道還有范蠡在先一百多年。范蠡對市場機制和價格運動規律的研究比起英國古典經濟學更早了兩千二百多年，對政府干預市場的必要性和方法的論述更是要比凱恩斯要早近兩千五百年。他對國家興衰規律的理論認識以及由這一理論指導下的興越滅吳的成功的國際政治實踐，堪稱中國古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經典。這樣講，不算夸張。春秋戰國時代，類似的例子很多，涌現了不少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管子、范蠡和晏子只是這一時期最膾炙人口的故事的一小部分。

　　【孫子兵法】孫子，名武，春秋末期齊國樂安(今山東省惠民縣)人。與范蠡為同時代人。公元前532年，因避齊亂，來到南方吳國，潛心研究兵法，結識伍子胥。時諸侯爭霸，伍子胥將孫子推薦給吳王闔閭，稱其人“精通韜略，有鬼神不測之機，天地包藏之妙。”

　　孫子覲見吳王之后，呈上自著兵法十三篇，得拜上將軍，封軍師。自此孫子和伍子胥共同輔佐吳王，安邦治國，發展軍力，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史記》記載：“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也。”⑩孫子又輔佐吳王夫差破越復仇。后夫差不納忠言，逼死伍子胥，而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滅吳復仇，就與孫子無涉了。《孫子兵法》自成體系，縝密嚴謹，思想深邃，博大精深，是中國和世界古代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比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要早兩千三百多年，歷來為兵家寶典。近代更被譯成二十九種文字，在全世界廣為流傳。目前在世界各國的軍事院校包括美國西點軍校，《孫子兵法》都是必修課。據說海灣戰爭中發給美軍軍官人手一冊。現在《孫子兵法》不僅是軍事寶典，也成了國際商業寶典，國際政治和商戰寶典。如此一來，豈不成了一本“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學”著作了?

　　進化論流行以來，人們盲目地相信后人一概優越于前人。其實不然。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豐富多彩的外交實踐也都是有國際政治思想指導的，當時的概括諸如“尊王攘夷”、“合縱連橫”、“遠交近攻”、“挾天子以令天下”等等，都是很有價值的思想和實踐經驗，只是沒有來得及上升為系統的理論。葵丘之盟和上述其它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萌芽狀態的理論和實踐，到秦漢以后中國成為統一的民族國家而逐漸在歷史上喪失了進一步成長的土壤。到了近代，中國在外交上的總體態勢是挨打受欺負的“被動反應式”。1949年以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情況始發生根本改變。現在，中國國勢日漸強盛，在國際上進入和平崛起階段，引進和發展國際政治經濟學，同時“整理國故”，吸收本民族歷史上的有關思想理論和經驗成就，推陳出新，恰逢其時。

　　當然，萌芽畢竟是萌芽，這一切同現在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兩碼事。但是卻不能否認中國古代國際政治領域的成就，這些成就有理由寫入近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前史，成為人類文明成就的一部分，以啟迪后人，并垂久遠。一個時期以來，有些“憤青”對動輒就提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類的歷史成就很反感，其實還是要提的。再不提，連中醫甚至漢字都快成為別國的“發明”了，真正是歷史“虛無”了。以上翻出故紙堆里的幾件中國古董，不是硬要說我們中國自古就有國際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而是為了說明中國早在西方近代民族國家興起約兩千年前(西方近代民族國家興起為十五世紀以后)就已經擁有國際關系領域高水平的思想理論和實踐成就。中國古代的有關成就還有待發掘、研究和總結，但無疑將成為建立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的思想來源。這是中國學者的優勢，我們自己不借鑒，別人遲早也要借鑒的。《孫子兵法》就是典型案例。隨著中華文明的影響擴大(“孔子”已經“走出去”了)，今后這種案例的“國際化”和“全球化”趨勢必定會加強。近代西方漢學發展的目的之一就是向東海龍宮“借寶”，在二十一世紀這種趨勢會有大的發展。所以，我們不僅需要了解春秋戰國時期古代中國的國際政治思想和實踐并從中汲取智慧、營養，而且完全可以引以為自豪。中國近代落后于西方國家，也只不過二、三百年，而我們在世界歷史上“領跑”的時間更長，成就也足以自信，更不必氣餒。按照中國古訓，家有古董，可以藏之名山，傳于后人，但不可炫耀于人前。但世界的“今訓”也告訴我們，古董家寶之類，也不能老是“養在深閨人未識”，也需要曬曬太陽，需要寫進書里，既是宣示國人，振奮精神，鼓舞斗志;也是宣傳國際，使世界了解而不是誤解中國。西方國家例如美國人一般是知識面很狹窄的，不了解中國的事，特別是古代的事;再就是也起一種國際備忘作用。總之，真理和事實老也不提(國家要是衰弱，提也白提;國家要想強大，就必須提)，久而久之必然被歷史湮沒，國人從數典忘祖到“忘典忘祖”，外國就更不認帳了了。戈培爾曾說“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是真理”，雖是歪理邪說，也是基于世界近代史的經驗總結出來的“政治心理學”的邏輯，雖然是騙子和強盜的邏輯，但至今仍有市場。君不見，近現代國際上時興修改教科書嗎?近年來不僅中國的許多歷史問題、國際問題，就連周邊許多領土、領海、文化、民俗甚至中醫的起源、端午節的由來之類都成了爭議。爭議者的方法其實都是向近代西方學的。俗話說，富挪墳，窮搬家。其實，富了以后還要修家譜、族譜，粉飾先人，為先人諱，實在不行就移花接木，看來這也是人之常情(東西方一樣)，近代以來被上升為“國際慣例”。“修”族譜可以理解，但不能太“離譜”。李敖先生在《鳳凰衛視》的《李敖有話說》節目中說英國人的祖先是北歐海盜。揭人家瘡疤固然不夠“厚道”，但這也是近代西方人亂改祖譜弄得歷史面目全非所致。話說回來，畢竟那是別人的事情。英雄可以不問出身，但是一定要了解本民族的歷史，這是作人的根，立國強國的根，也是作學問的根。在全球化條件下，就更是如此。這不僅是由于全球化條件下，西風烈，容易刮得人找不到北，甚至連根拔起，被“化掉”而失去民族自我。而且是由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國際的”，這句話道出了全球化條件下作學問和做一切事情的道理。民族的根愈深，中西合壁的學問之樹愈茂，越是可能有國際地位。反之，越是拜倒在西方的文化面前，失去民族的根，表面上可能會得到洋人廉價的捧場，實際上收獲的卻是對方內心的鄙夷。這一點，能決定全球化中國家政治和文化的成敗。

　　三、近代以來中國強國思路的演變

　　1842年的《中英南京條約》是清政府喪權辱國的歷史起點。一個曾經傲立東方兩千年的有著燦爛歷史文化的文明古國和昔日的世界強國，竟被一個來自西方幾百萬人口的彈丸小國的國際大毒梟強按下龍頭，這簡直不成體統。面對“兩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的民族精英開始了前無古人的偉大長征，前赴后繼地探索現代強國之路。概括地說，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的強國思路經歷了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論——“中體西用”論——“全盤西化”論——“社會主義救中國”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論幾個階段的演變。這其中每個階段幾乎都經歷了艱苦曲折的探索、斗爭、挫折、反復、失敗、比較、思考、再探索和再斗爭的不懈努力，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是通過全民族堅忍不拔地頑強奮斗不斷前進的。這是一個古老民族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和利益，為了實現現代化而進行斗爭的的可歌可泣的悲壯的歷程。這樣一個不怕犧牲，不懈斗爭，愈挫愈奮，不斷前進的偉大民族，又戴著幾千年輝煌燦爛的歷史文化和兩千年世界強國的“歷史勛章”，在西方一些人眼里是“可怕的”。在中華文明幾千年的歷史積累面前，在認清中國崛起和中華復興的歷史浪潮終于涌來而恰逢西方文明衰落這兩者都不可阻擋的時候，西方列強也不是完全沒有敬畏和恐懼心理。在政治上看透這一點，當知近代一些中國人的自卑感是沒有道理的。在人類全球化進程中，中華民族不僅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而且注定同歷史上一樣，正在并將繼續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這就是自1842年中國加入全球化以來全部歷史的結論。當然，這個歷史結論也是經過不斷付出代價，逐漸被實踐證明，逐漸被人們認識到和被歷史證實的。

　　晚清的中國，被英國的堅船利炮轟開國門以后，中國人嘗到西人現代化的苦頭，在最早接觸洋務的先進的中國人中產生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強國思想。晚清政府雖然腐敗無能，但是由于舊學教育的根基還在，舊式人才和有識之士還不乏其人。舊式人才也是可以救國的，晚清以來就靠這些人才終于沒有亡國，魏源就是一個突出代表。中國近現代歷史證明，人才以亦舊亦新、亦中亦西為佳。所謂學貫中西者難得，是指中學和西學俱深俱精，而且能融會貫通，“半瓶子醋”固然不行，“兩瓶子醋”也不行。總得貫通以后，釀成“一瓶子醋”，比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管用了。“師夷制夷”的思想最早是由林則徐的幕僚魏源(1794-1857)提出來的。魏源，晚清進士。他主編的《海國圖志》五十卷，影響深遠。梁啟超曾指出：“《海國圖志》對日本明治維新起了巨大影響”，其中的強國之論，在中國“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凈盡，則其在中國歷史上關系不得謂細也。”魏源最有影響之論就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實際上成為近代改革思想的先驅，也為洋務運動指出了方向。魏源作為近代最早探索強國道路的先進國人，有許多政論至今仍能切中時弊。例如早在《南京條約》簽定次年(1843)，他就提出“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才不竟之謂貧;令不行于海外國非羸，令不行于境內之謂羸;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才;不憂不逞志于四夷，而憂不逞志于四境。”(11)魏源無疑是從鴉片戰爭的危機中得出這個結論的。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財富迅增，社會分化，人才緊缺，官場逆向淘汰，“鐵三角”橫行;加以區域分化，地方坐大，中央集權嚴重削弱;于是網上傳言“令不出中南海”，可見魏源的看法今天也有意義。近年來，中央的權威得以加強，黨的十七大更是將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更好地協調到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局面的“全國一盤棋”上來，這是令人鼓舞的。

　　甲午一戰無情地擊碎了洋務運動的夢想，先進的中國人開始考慮“師夷之長技”不能只局限于“硬件”，還需要“軟件”。但是如此一來，將置幾千年中國的綱常名教于何地?這個問題在民族危機進一步深化之后，成為一個亟待解決但實際上百多年來也沒有完全解決好的重大理論問題：中華文明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張之洞畢竟是儒學大家和官場老吏，深暗時弊，又深知茲事體大，不可造次。經過反復掂量，終于審時度勢，既堅持傳統名教，又順應歷史潮流，在1898年戊戌變法前夜刊行的《勸學篇》中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大思路。“中體西用”論雖然在政治上不贊成但實際上同情戊戌變法，在理論上不夠正確和徹底，但是在實踐上成為洋務派的旗幟，具有進步意義，這也是不能一棍子打死的。什么叫“中體西用”?就是“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語出馮桂芬，1809-1897)這一洋務派思想和實踐的概括。“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就要保留皇權，這為歷史潮流所不容。但實際上，拋開“體”、“用”的是非不論，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論正確地提出了問題，抓住了近代中國在全球化沖擊下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本質。正因為如此，1898年以來一百零九年的中國歷史發展，沒有離開這個題目。張之洞最早提出了解決中西“文明的沖突”的大思路。“中體西用”的思路雖行不通，但能抓住問題，提出問題，提出思路，在十九世紀末，實不簡單，具有啟發后人的作用。而且這個思路也不是一無是處。如果把“體”理解為與時俱進的中華文明，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西方現代文明中可以拿來為我所用者也融入其中，則“中體西用”論今天仍有意義。加入全球化，需要高揚民族之魂，不能魂不守舍。正是在這里，我們看到黨的十七大所高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所扎根的中華歷史文化根基。

　　辛亥革命以后，西方各種思潮蜂擁而來，把個老大中國沖得七昏八素。宣統退位以后，“中體西用”似乎越發不中用了。“五四”和新文化運動以后，基于對古老中華亡國滅種的憂患引起的激憤，以魯迅“拿來主義”論為一方，以胡適的“全盤西化”論為另一方的現代中國思想界的世紀斗爭就此展開。這里所說的“全盤西化”，主要指思想、理論、意識形態、文化和政治社會經濟制度，至于生活方式也屬于文化范疇。但畢竟西化主要不是指生活方式穿西裝革履，喝咖啡牛奶，乘汽車飛機。因為物質文明，是東還是西，很難說。例如洋槍洋炮的基礎——火藥原生于“東土大宋”，后經蒙古人之手輾轉出洋。近代西方物質文明以中國古代四大發明為基礎發展而來，能一律稱之為“西”?就思想文化而言，其實，當時中國思想界的“憤青”也是很多的，包括魯迅、胡適在內，都不同程度有憤世疾俗的情緒。這是當時社會歷史條件下民族情緒的正常反應，未可厚非。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憤青”自有其可愛之處。大家的本意都想救國、強國，個人的經歷和教育背景不同，主張也就不同。激烈一點是社會歷史條件使然。一開始就想賣國禍國的，為數極少。一些后來做了惡人的，年青時代有的也是仁人志士，如汪精衛。從袁世凱到北洋軍閥再到蔣介石，許多人民族主義的思想、抱負都是有的。但是政治上卻都是走西化道路、資本主義道路，歷史證明此路不通。孫中山晚年醒悟到需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但是沒有能夠找到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后來國民黨坐擁各種資源，也不是完全沒有人才，但是長期依附于帝國主義，站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地主階級一邊，將特殊利益集團置于國家民族利益和大多數人民利益之上，置人民大眾于水火而不顧。而這一切在抗戰勝利以后更加變本加厲，這就決定了它與中國共產黨中原逐鹿必然失敗，也證明中國沿這條道路走絕沒有出頭之日。加以作為領袖的蔣介石總體上資質不夠，靠玩弄權術，且牌技拙劣，作為政治家終非大器，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領袖群倫相比，高下立見，不敗而何?所以，近代中國強國之路，也就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條路，還是中國共產黨找到的，干出來的。薩特不是說“存在即是合理”嗎?社會主義在中國，就是一個歷史存在，就是合理。合什么理呢?首先是合近代中華民族的第一條大道理，就是救亡圖存，然后富民強國。這兩條，都是干出來的，不是選舉能夠選出來的，這就是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基礎。當然，中間搞了十年“文革”，造成執政危機，但是中國出了個鄧小平、陳云等第二代領導集體，終于轉危為安，轉安為強了。又經過九十年代以來的發展和改革，無論有何種不足和問題，在近代一百六十年來的中國歷史上，現在的綜合國力最強，國際地位最高，民生最好，面臨的形勢和前途也最好。這樣講，不是說現在不需要憂患意識，恰恰相反，正如古訓所言，天下最不可為者，名為承平之世，實有不測之憂(語出蘇東坡)。但是，畢竟與三十年前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了。對于歷史問題的評價，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叫“宜粗不宜細”，這是政治智慧，也是方法論。因為看歷史，首先是看本質，看趨勢，看大方向。至于具體問題，無論哪個歷史階段，都不勝枚舉，“這卡那卡的，多了。”問題都需要研究，總結，吸取教訓，加以解決，但這是另一個問題了。

　　建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也不是容易解決的。“走俄國人的路”，主要是指武裝斗爭和暴力革命的路。至于它在中國的具體實現形式，找到“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也是無數犧牲換來的。五十年代初期搞建設學習蘇聯，有照搬的傾向，這在當時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但是蘇聯道路、斯拉夫文化不適合中國國情，這是中國共產黨較早就已發現并糾正的。關鍵在于當我們試圖找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時，打了“左滿舵”，以至于越搞越“左”，終于發生“文革”并一搞就是十年，失足了。這一失足成多年恨。1979年以后，經過不到三年探索，1982就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戰略思想。這是一個偉大的功績。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和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輪廓終于比較清晰了。取得這個偉大成就，同樣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所謂巨大的代價，主要是全球“大氣候”條件下的道路問題，“西化”的問題，新自由主義的干擾。一個時期以來，“西化”道路特別是照搬美國道路的思潮對中國的發展和改革事業從理論到實踐，都發生了不小的影響，衛生醫療事業改革失敗，有關部門公開承認是由于照搬美國模式。這方面的問題有歷史原因，“大氣候”原因，有其必然性。回顧近代中華民族探索強國之路的歷史，可以發現，堅持獨立自主，實現適合中國國情的也就是以我為主的現代化，其中發揚優秀的傳統文化使之在全球化條件下獲得延續、傳承和再生成為一條近代中國歷史的主線，它始終揮之不去，棒打不滅，始終在歷史上頑強地起作用;作為傳統文化的靈魂的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也是愛國主義總是能夠融化到三民主義、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中。另一方面，“全盤西化”的思路也總是要表現自己，有機會就冒出來興風作浪，這既有客觀原因，也有國際推手。九十年代國際上新自由主義和“西化”的國際思潮一度強大，歸根結底是國際政治格局變動使然。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這股力量已經在全球退潮。今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化”道路的斗爭，作為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一對矛盾，還會長期存在和斗爭下去。黨的十七大表明，重要的是，經過近三十年的反復探索，“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的問題，在思想、理論上和政治方向上已經解決。至于具體理論上、政策實踐上和工作上的問題，包括劉國光同志在2005年兩次講話所提出的實際上不僅僅是教學、科研領域的許多問題，相信也正在以穩妥的方法逐步解決。中國共產黨十七大以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一定會開創出一個新局面。

　　第二節 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

　　全球化以來，在經濟學說史上明確提出后起國家需要建立本民族的經濟學而不能盲目跟著發達國家跑的第一人，是十九世紀德國的李斯特。當時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經過英國的強勢推廣已經成為國際主流經濟學，李斯特針鋒相對地建立起自己的“國家經濟學”。今天我們引進西方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為的是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是從中華民族立場和利益出發所理解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它應當是現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部分，也是重建中國主流經濟學范式這一工程的一部分，屬于待建立的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范疇。

　　一、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勢在必行

　　學術轉型是國家經濟社會轉型的一部分。問題在于，中國的學術轉型，由于社會歷史發展的曲折，轉來轉去，耽誤了不少時間。全盤西化，此路不通，已為百多年的中國歷史一再證明。據著名旅美學者、胡適的大弟子唐德剛先生講，胡適中年以后即對自己早年著力鼓吹的“全盤西化”論私心以為大謬，但是由于他二十幾歲即暴得大名，一生愛惜羽毛，為盛名所累，竟也將錯就錯，不加糾正。他說，與早年鼓吹的“全盤西化”論相反，“胡適之就是這樣的一個標準的傳統士大夫。他晚年的思想里哪有多少實驗主義呢?晚年的‘胡適’只是一種宗教哲學合二為一的最古老的中國傳統思想，甚至也可說是孔孟之精義。”“整個地來說，胡適之對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對自己文化傳統的繼承，只可說是三七開。他自己的思想言行、立身處世，和他的胡開文老店在進出口交易上所販賣的貨色，也大致是三分洋貨，七分傳統。”(12)以胡適之早年的激進和聰明才智，而且在中美兩國治學從政(外交)幾十年，一輩子崇拜美國，最有條件實現“全盤西化”，尚且對中國國情和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孔孟之道歸而“適之”。可見其中有深刻的不可不“適之”的道理。可以說，近代中國學術轉型的路子，從清末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強國思路，到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政治應變的指導思想，到“五四”運動以后“全盤西化”轉型論的濫觴，再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以來中國老一輩學貫中西的諸多大師和前輩們大體與胡適差不多的“三分洋貨，七分傳統”的治學模式，再到1949年前后知識分子紛紛轉向馬克思主義，可以看出這個模式反映出的是一個中國現代學術轉型的規律。從解放前我國教育界和學術界的生態環境看，專事販運西學教書寫作，而沒有“中學”根底，即使有很硬的洋文憑，在學術界也是很難“混”的。相反，解放前在“全盤西化”論泛濫的背景下，靠一張中國小學文憑，靠堅持國學研究而暴得大名的如錢穆先生者，在今天簡直不可思議，而錢先生居然一輩子受到追捧和禮遇，去港之后竟得到耶魯大學等美國機構的長期不懈的資助。反觀中國大陸，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愈整越“左”，愈“左”愈整，人仰馬翻，“落英繽紛”，中國學術的許多優秀傳統和文化失去傳承，人文損失慘重。改革開放以后，與1949年前后相反，許多知識分子棄馬克思主義而去，轉向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特別是西方經濟學，雖然也不無收獲，甚至各方面個人收獲很大，但終究不免分化轉型，在中國共產黨十七大“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后，許多人再次調整知識結構、研究思路和方向，甚至回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包括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近代馬克思主義作為西學東來，經長期中國化以后，必將如佛教東來經中國化以后創造出禪宗，終于融入中國傳統文化，成為其一部分。包括其它東來的近現代西學，如培根所說“凡有所學，皆成性格”，個人如此，民族亦然。中華文化，如同彌勒佛的肚子，大度能容天下文化，已為幾千年歷史一再證明)，適應中國國情，當是大勢所趨，逐漸也會成為學林的人心所向。這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唐先生所說的胡適走過的道路。一部中國百年來學術生態的轉型變遷史，轉來轉去，河東河西，很值得深思。

　　國際政治經濟學，顧名思義，是一門政治性很強的學科。從實踐上看，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僅被用來認識客觀世界，制定政策，而且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競爭(斗爭)的工具和武器。歷史上就是如此，從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包括在全球大力推行“華盛頓共識”和大搞“顏色革命”等做法看，更是如此。全球化把世界分成贏家和輸家，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是輸家，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無可否認，造成這樣一種極端的后果，以及造成拉美國家、前蘇聯東歐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經濟嚴重困難的處境，與美英等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戰略和政策有密切關系。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所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財政部堅持推行的資本市場自由化政策，增加了發展中國家經濟中的不穩定;即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終也承認這一點。”(13)他還尖銳地批評美國的虛偽：“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和最成功的經濟體一直以來被廣為效仿。而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不遺余力地將關于自身經濟中政府所扮演角色的特定觀點向全球推廣，特別是通過諸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機構來推廣。”(14)但是，“美國努力向國外推廣的思想與自己在國內的實踐是何等大相徑庭。”(15)斯蒂格利茨是一個正直、有良知和對發展中國家富有同情心的學者，曾長期擔任克林頓總統的經濟顧問和世界銀行副行長，當不是虛言。可見，國際政治經濟學代表完全不同的利益，總體上不具有“普世性”。從現實看，在當前國際體系存在嚴重不平等和激烈沖突的條件下，西方某些勢力極力向我國宣揚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具有“普世性”，從根本上說是偽善的。全球化至今五百多年的歷史經驗，以及近三十年以來新自由主義理論和“華盛頓共識”流行的“新鮮經驗”，無不提醒發展中國家：世界體系中的偽善無時不在，在現代條件下其偽裝日益巧妙，許多所謂“普世性”理論本質上是一種國際政治經濟學欺騙。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將中國工人的老實、貧窮、容易滿足和中國政府的隱忍讓步態度以及某些地方官員的顢頇無知視為軟弱可欺，他們明明在中國的投資和貿易以及金融往來中早已經賺得缽滿罐滿，明知道中國如果算上環境生態以及社會成本，許多企業的出口差不多是“賠本賺吆喝”，反而倒打一耙，指責中國工資太低影響了他們國家工人就業。不僅如此，還滿世界刮起抹黑中國制造的風潮，大有煽動全球抵制中國產品的架勢。對此，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看，這個風潮的本質是西方通過打壓中國的國際市場空間來遏制中國崛起。而要識別國際體系中的偽善、欺騙和扭轉某些國人“被欺負沒夠”的傾向，就要培養自己的鑒別力，就需要有中國自己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當前，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有必要破除兩種不正確的觀念。

　　九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從西方引進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件好事。在一段時間內，在這門新學科中存在照貓畫虎，甚至有照搬或生吞活剝的傾向，都未可厚非。問題是不能一條道跑到黑;也不必因此就妄自菲薄：似乎我們除了跟著美國屁股后面跑就沒得干;更不能因此就鄙薄國人，似乎既然中國落后，建立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問題都不能提出。甚至斷言“創建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目標是無法實現的”，(16)近年來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引進和翻譯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有些指導思想仍值得商榷。例如在一本著作的《出版者言》中說：“我們一直在呼吁建設獨立自主的世界政治和國際關系學科，但在全球化思潮的影響下，學科交叉如此頻繁和復雜，實現國際關系學科的完全自主似乎已成為不可能。”(17)這是一種頗為流行的糊涂觀念。

　　首先，學科自主是國家政治上的獨立自主在學術上的體現，本質上是全球化條件下一國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問題。在黨的十七大“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大前提下，這個問題在政治上和理論上只有一個答案，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國際問題研究關系到國際戰略、國際政治、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合作和外交政策，一句話，關系到國家重大利益，國運所系。社會科學學科不能獨立自主，就是在意識形態和基礎理論上不能獨立自主，如此一來，國家外經、外交如何堅持獨立自主?所謂“在全球化思潮的影響下”，這個理由不能成立，因為全球化已經幾百年了，中國從1842年起就處在“全球化思潮影響下”，不是始自今日。在理論上不存在“完全自主”和“不完全自主”問題，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如同建國以來一直堅持獨立自主，或者象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一些東歐中亞國家一樣，喪失獨立自主。實踐上如何在堅持基本原則和國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做出靈活變通處理，這是另一個問題。至于說“在全球化思潮的影響下，學科交叉如此頻繁和復雜，”以至于一些同志感到“實現國際關系學科的完全自主似乎已成為不可能。”其根本原因在于經過八十年代中期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兩次“全球化”思潮沖擊，實際上主要是新自由主義思潮沖擊，我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馬克思主義邊緣化和西方意識形態泛濫，思想理論被沖擊得七昏八素，失去正確方向的結果。思想理論和意識形態領域對西方不再“設防”，一些人在理論上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工具和批判武器，甚至在政治上失去了代表著大多數勞動人民利益和中華民族利益的社會主義政治方向，忘記了引進是為了“拿來”為我所用。這樣一來，國際關系學科的獨立自主就必然喪失，幾乎也沒有人提了，提也白提，只能在課堂上講講，無處發表。“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當今時代，信息爆炸，西方著作浩如煙海，其中泛泛之作也很多。到哪里去捕捉對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有用的思想、理論和資料?這就需要淘金。淘金不是“吞金”，那是自殺，淘金是為我所用。既然能為我所用，學術也就獨立自主了。可見能否堅持學術獨立自主，完全不在于引進和吸收了多少西方的學術成果，而在于有無中國的主心骨。當然也要有強大的鑒別、批判、消化和吸收能力。在筆者看來，西方的國際政治理論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等有關著作，其精華不在于對國際問題和歷史的大量正確的和不那么正確的甚至完全不正確的描述，而首先在于其中包含的西方國家在近幾百年不平凡的歷史中積累起來的強國經驗、國際體系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其次在大量寶貴的資料。如同少林武士研究西洋拳擊和劍法，專門琢磨人家怎樣出拳亮劍，如何搏擊、打人和防身的招數。這些“金子”，有些可以直接拿來用，有些需要分析研究，有些需要琢磨，需要悟。

　　其次，一個時期以來理論界在一定程度上放棄馬克思主義，更放棄了列寧主義，連民族主義都放棄了，而以西方經濟學、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和西方政治學為圭臬，這樣一來就導致實踐上把中國自己的利益融化在資本全球化的利益中了。殊不知全球化總體上代表資本的利益，現存國際體系首先是一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全球化資本的利益體現在全球剩余價值M中，全球M由美國主導的跨國公司分割，中國工人連勞動力正常再生產的V都不能全部拿到，此外企業或許可以從M中得到一點零頭碎腦，但要看人家臉色。加以多年來跨國公司挾自身的資本、技術和知識產權優勢，大肆兼并戰略產業，種種情況已經在沖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乃至外交上的獨立自主，學科上不能堅持獨立自主只是政治經濟上獨立自主受到威脅侵蝕這種社會大背景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并不奇怪。近年來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貫徹，這種情況正在得到改變，黨的十七大以后還會進一步發生重大的變化。這已經成為中國發展和改革的新的大趨勢。認識和順應這種大趨勢，國際問題教學和研究領域也需要貫徹科學發展觀。有了建立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學科獨立自主的方向問題自能迎刃而解。

　　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正是在當前錯綜復雜的全球化條件下適應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和探索的需要，也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學術研究中的體現，更是國際問題研究領域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現。

　　當前，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不獨經濟政治，也包括科學、文化、教育和學術。這是歷史潮流，國運所系，大勢所趨，識時務者為俊杰。學者同人當以國家大局和民族前途為重，即使為個人前途計，也不可不察。一個民族不能沒有仰望星空的人。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為中國崛起和中華復興探路——既要“仰望星空”，也要關注腳下(的路)。有幸從事這門學科的研究和教學的人，是很光榮的。當然，首先是責任，個人利益和前途亦在其中。今日的中國就處在這個時期，這個近代轉型的關鍵時刻。它的未來，必將是扎根于這塊土地上生長了幾千年的中華優秀傳統文明之樹，經過嫁接現代西方文明而重新煥發出青春之后，所結出豐碩的中國風味的社會主義之果。這就是中國歷史的命運。中華文明的復興和西方文明的沒落在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人類歷史上相遇。正如現代西方著名學者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ier，1880-1936)所說：“不論你是否同意，也不論你是否愿意，那命運就在那里：‘愿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愿意的人，命運拖著走。’”(19)

　　二、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意義

　　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勢在必行，是現實需要。從理論上看，首先是由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性質決定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觀念形態的理論，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本質上是一定國家、國家集團或國際經濟體利益的反映。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充滿了不平等的世界體系。我們置身其中的世界體系，是經濟全球化五百多年以來形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它在本質上代表壟斷資本的利益，核心國家的利益。在這個體系中，霸主國家、核心國家和半外圍、外圍國家從根本上說，有其不同的利益。因此作為國家利益的理論表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能是同一個版本。其次，從戰略上看，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歷史進程和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能力，基本上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影響經濟全球化以實現自身利益與建設和諧世界的能力。這個能力的強弱和實現程度，首先取決于對全球化進程和現存體系變動的洞察力。一方面，中國正在參與經濟全球化，不參與經濟全球化，不能實現中國崛起;另一方面，中國也必須影響經濟全球化，使得這個世界更加平等一些，才有我們后起國家的空間，才符合我們的利益。這就需要了解實現這一目標的各種國際條件和通向這個目標的路徑。再次，從國際現實看，在當前國際體系存在嚴重不平等和激烈沖突條件下，中國也必須有自己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這個工作是異常艱巨的，也是極為緊迫的。這不是哪一個社會集團的利益，而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是包括海內外炎黃子孫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利益。由此產生了這門學科的神圣感，產生了學者的政治和歷史責任感。如果我們的工作做得好，理論一經掌握了廣大干部群眾，就會變成推動中國和平崛起的巨大物質力量。當然，這不光是靠某一門學科。

　　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任務無論如何艱巨，都是必須實現的。歸根結底這是中國在新的歷史時期實現發展、崛起和復興這一歷史任務的需要。近代中國社會，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在西方國家霸權的壓力下啟動向現代化的轉型，經過一百六十年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后繼的不懈奮斗，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終于贏得了今天的新局面。近代中國社會向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的轉型已經進入最后完成的關鍵時期，也是“歷史沖刺”的時期。新時期和新局面來之不易，發展、改革和轉型都是為了實現民族崛起和復興。歷史告訴我們，民族和國家不崛起，人民在國際上抬不起頭，也就沒有好日子過。中國崛起的關鍵期就在本世紀前幾十年。中國需要和平崛起，國際社會的反應復雜，不一定都樂見其成，這條路既艱險、布滿荊棘而又非走不可。中國無論怎樣完成崛起(和平或非和平)，都需要國際政治經濟學。

　　第一，當前，大幅度提高國家的國際戰略能力，亟需具有高度綜合性的基本理論支持。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善于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挑戰，營造良好國際環境。”(20)統籌能力，世界眼光，戰略思維，這是一個國際戰略能力問題。無論歷史還是現實經驗都表明，政治思維、理論思維和戰略思維能力，決定一個國家的戰略謀劃、戰略預見、戰略決策和戰略實施能力。而“戰略能力決定國家命運。”(21)

　　第二，物質力量固然是戰略能力的基礎，但精神力量也是決定性因素。美國人至今想不通朝鮮戰爭打輸的道理，是因為與我們有完全不同價值判斷和以此為基礎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蘇聯贏得衛國戰爭，首先是由于上世紀二十年代末就開始實施了基于“戰爭不可避免”這一正確政治判斷的一整套戰略。而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也首先在于最高領導人的所謂“新政治思維”犯了致命的國際政治和戰略錯誤。其政治要害是投降主義，理論要害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沉迷于西方作為戰略欺騙的國際緩和，一旦實施不對稱的國際政治(外交)實踐，便成政治自殺。英國從英倫三島崛起到建立“日不落帝國”;美國建國后兩百多年，國際地位節節攀升，終于實現霸主地位并維持至今，都得益于戰略能力。反之，英國眼看著自己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衰落而無所作為，是由于其喪失了戰略控制能力。現在美國正在步百年前英國的后塵，也是由于布什政府的戰略思維能力退化而透支國力，美國正在迅速失去對全球的戰略控制能力。美國不可避免的戰略收縮正在為別人騰出戰略空間。中國和平崛起是一個注定要穿越無數荊棘叢生地帶的歷史過程，需要不斷提高自己的國際戰略能力。實現這一任務，經驗和智慧無疑是重要的，但是還要有很多學科的理論研究支持。這是西方強國特別是美英的經驗，也是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需要。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在闡述繁榮和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時，第一次使用了“思想庫”的概念，而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應當既是這方面的一門基礎理論學科，也是一門應用學科。

　　第三，探索和平發展的國際道路、途徑和實現機制，也需要建立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科學地正確地描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政治體系的歷史和現狀、結構和運行;科學地正確地揭示近代以來世界強國興衰的規律，正確總結其歷史經驗和現實經驗;科學地正確地闡述現存國際體系的結構性危機和正在加速發生的力量消長(例如美國的消和中國的長)的結構性變動，以及由此帶來的風險和機遇;這一切都需要上升到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而不是就事論事，才能從理論上回答中國強國的國際道路和實現途徑、機制問題。例如，隨著霸權國實力衰弱和霸主地位的下降以及新的強國興起，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結構必定發生變化。這就意味著給包括新興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和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和地位提升提供了機會和空間。任何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都必然是有的國家和經濟體的利益受損，有的受益。受益的國家和經濟體必然要通過調整或改造經濟結構，通過發展國際貿易不斷提升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以及通過國際金融和國際經濟合作等對外經濟政治外交活動去影響、改變甚至控制國際經濟的“游戲規則”。這些國際活動的結果，到了一定程度必然要表現為政治訴求。這就導致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也就是建立新的國際體系。另一方面，衰落中的霸主國家或利益受損國家和經濟體必然竭力利用自己尚存的地位和實力，一方面通過國際貿易、國際金融以及外交、軍事等途徑對新的強國或新興國家進行圍堵和打壓或設置種種陷阱，或轉嫁危機(如美國一直在向國際社會包括中國轉嫁金融危機)，或嫁禍于人(抓替罪羊，“中國威脅”之類);另一方面則利用各種手段進行自我保護。當前美國和歐洲貿易保護主義蜂起就是一例。近代以來，戰爭崛起尚且不易，和平崛起更是沒有先例。這個過程必然是充滿矛盾、沖突、斗爭和風險的。從歷史上看，其結果，要么訴諸武力，打出一個新體制;要么談判解決，相互協調，談出一個新體制。(22)

　　當然，能戰方能言和，談也要以實力包括武力為后盾，以敢戰必勝的決心為支撐。這種歷史上國際風云變幻卷起的大機遇，遠的不說，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都有過幾次。中國由于種種原因，失之交臂。但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總體上把握得不錯，終于成功地殺出一條血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終于清晰起來了。所謂“殺出一條血路”，這樣講，一是中國在“文革”末期的景況相當嚴重，不僅是“國民經濟面臨崩潰的邊緣”，實際上是政治危機;二是近二十九年來的發展和改革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現在真正是時來運轉了，和平崛起不僅已經成為海內外中華民族的共識，而且已經成為初見成效的實踐。但是，這一切都要求上升到理論層面加以概括、闡述并作出理論上進一步的預見。在世界和中國歷史轉型關鍵期的今天，只有從理論上深刻認識這種國際機會，才能主動地自覺地把握這種國際機會，學會識別風險，趨利避害，才能有效地降低崛起的風險和總體成本，提高崛起的效率，加快崛起的歷史進程。國際體系的結構變動是絕對的，而且早已在發生。民族國家等國際經濟體之間爭奪未來的競爭是空前激烈的。競爭的結果如何，是相對的。競而爭之與順其自然是不一樣的。德國和日本十九世紀后期迅速崛起，就是在民族國家的強大意志推動下政府和企業乃至國民共同行為的結果。有正確理論指導的競爭與自發的競爭也是不一樣的。所以，有無正確的理論和方法指導，有無正確的卓有成效的戰略和政策實施，有無先進的文化和正確的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強大的民族國家的精神支撐，結果是大不一樣的。這一點，本來應當不言自明。可是現在，由于對外開放日久天長，“全球化思潮”沖擊得厲害，思想理論界一度既薄弱又混沌，言與不言也是不一樣的。

　　第四，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決定了提高廣大干部、知識分子的思想政治素質和理論素養，培養造就高素質干部隊伍，亟需要建立這門學科。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決定了這門學科對于國家具有全局性的重要的意義。在西方國家，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門學科是“為政治家、分析家、銀行家以及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利益服務的。”特別是為跨國公司服務的，因為“他們積極地在政府間與非政府性質的國際組織(IGO和NGO)中進行活動。”(23)在我國，這門學科應當成為大學本科生的公共必修課，而無論其文理農工醫。更重要的是，它應當成為今后縣團級以上干部和國有企業中高級管理人員以及高等教育系統、黨校系統、軍隊院校系統相關社會科學教師的必修課。目前，執政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同黨的宗旨不完全適應;干部隊伍的素質同社會發展不完全適應;一些干部的立場、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變化等等與現實需要不完全適應的情況，比較突出和普遍。提高廣大干部和知識分子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水平和戰略思維能力，開闊其國際視野，“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提高其居安思危意識、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民族意識等等，關系到提高執政黨的執政能力。2007年1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印發的《2006—2010年全國干部教育培訓規劃》。在筆者看來，以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引進國際政治經濟學，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融入國際政治經濟學，同時科學地有選擇地吸收國內外的相關成果，并在此基礎上創建適合中國需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項緊迫和重要的任務。

　　三、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

　　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四個來源：一是馬克思主義系列(不限于政治經濟學)，首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其次包括列寧主義，也包括斯大林的有關理論;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外交家的有關理論和思想，以及其它有關思想和理論等;二是當代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系列，包括古典政治經濟學、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新增長理論、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等;三是西方國際關系等有關學說系列，包括國際政治學、地緣政治學、地緣經濟學、歷史學等有關學科;四是廣義的中國傳統文化系列，包括中國歷史、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系列的有關思想理論和實際材料。

　　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是否可以包括這幾個方面，這里只是提個思路可供研究。現就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指導思想，聯系當前的實際，再作一點討論。

　　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和后來毛澤東提出的對待中外文化遺產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實際上都是基于幾千年來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的自主、包容、吸收、消化、揚棄的優秀傳統，都是對這個傳統的發揚光大。這個方針不僅是文化建設的方針，也適合于理論和意識形態建設。對待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如同其它一切外來學科一樣，其指導思想也是洋為中用。

　　既是“洋”為中所用，就是“中”為主體、本位，“洋”為輔助，為“用”。這在理論上原本是非常清楚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曾兩度發生過照搬蘇聯經驗的“左”的教條主義傾向，延安整風時期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兩次都得到糾正。教條主義問題無論“左”右，其要害都是一樣，在方法論上是形而上學;在政治上是放棄中國本位;在思想理論上是一種迷信，盲目性，喪失獨立思考能力;在社會心理上是一種民族自卑心理;實踐結果是給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巨大損失。但是在實踐上，在中共歷史上，右傾機會主義發生過，右傾教條主義不要說發生，聽都很少聽過，似乎沒有這回事。近二十九年來的改革開放讓我們經歷了一次由西方經濟學說沖擊引起右傾教條主義。在這個時代有幸參與經濟改革研究和實踐的人，特別是在前沿的，都體會了一次“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酸甜苦辣。

　　這股思潮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傳播，從一開始曾遭到馬克思主義者的強烈批判和抵制，但仍然蔓延很快，到八十年代后期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一度形成通貨膨脹、思想混亂的嚴重形勢，終于釀成1989年的政治風波，造成嚴重后果。筆者那幾年有幸考進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關夢覺先生的師門，得以追隨左右，也曾搖旗吶喊，為國分憂。師門五年(1985-1989)，正值經濟改革進入城市，形勢“轟轟烈烈”變化的幾年，三天兩頭跑先生家，聆聽教誨。先生的舊學底子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功底深，學問大，官也大，閱歷深，對政治和理論風云，站得高，看得遠，明確告戒學生“要解放思想，獨立思考，不要跟著跑，不要上西方的當”。欣逢那樣一個劇變的年代，得遇那樣一位高師點撥，學生在思想和學術上的成熟自然很快，表現在發表的文章也更加上路。例如筆者在政治風波前的1988年寫道：“對外開放以來，國外多種思潮紛至沓來，令人目不暇接。中國向何處去?歷史第三次把借鑒與獨創的問題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探索和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模式，既不能照搬蘇聯模式，也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它要求我們必須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堅持并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同時吸收當代西方的科學成果，研究和解決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舍此，沒有別的選擇。背離了這條道路，只能導致混亂和倒退。”據此，筆者論證和提出了城市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實現間接控制為主的模式不能‘一步到位’”，“直接控制與間接控制相結合是現階段中國式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基本特征。”(23)當時所謂“照搬別國模式”是照搬西方或美國模式的曲筆，誰都明白。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發展，不幸而被言中。當然這已不是先見之明，因為一切在八十年代已經打下伏筆。現在我們重溫我國老一輩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陳岱孫教授在1995年發表的文章，回顧一個時期以來我國實踐的發展，使我們后學無法不對老一輩經濟學家的深刻洞察和遠見卓識以及對黨和國家民族事業的忠誠充滿敬意和欽佩。

　　“我國近年來出版的數量眾多的論文、專著和譯著表明，我國學術界對外國經濟學說特別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我們的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但另一方面，在我國經濟學界，這些年來又漸漸滋長了一種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傾向。值得警惕的是，在借鑒西方經濟學進行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研究工作中，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這種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傾向變得空前嚴重起來。如果不引起我們的注意，認直加以克服，后果將是非常嚴重的。”

　　“不錯，我們有一批專家，從改革開放伊始，就主張對當代西方經濟學采取分析的態度，棄其糟粕，取其精華，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借鑒。但在洶涌而來的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的浪潮中，這一正確主張的聲音似乎太小，不足以左右社會潮流的方向。于是我們就面臨這樣一個歷史格局，從過去的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排斥這一極端跳到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的另一極端。這是當前的主要危險。

　　“ 我們面臨的危險有兩個方面，一是西方經濟學對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心靈的毒害，二是西方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方向的誤導。弄得不好，西方經濟學這兩個方面的影響都可能產生悲劇性的后果。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比前蘇聯東歐國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劇變的后果的嚴重性將十倍百倍于前蘇聯東歐國家。這種歷史結局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所夢寐以求的。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這種歷史結局的出現。要做到這一點，當前一個最緊迫的任務便是克服對西方經濟學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傾向。”

　　“近年來國內滋長的對西方經濟學的盲目崇拜傾向，深究起來，實質只是對當代西方經濟學中新自由主義這一古舊學派的崇拜。而人們之所以以腐朽為神奇，盲目崇拜這一帶有濃厚的復古色彩的學派，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誤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主流派經濟學;二是為其光怪陸離的理論表象所迷惑，沒有認識到它與從亞當·斯密到馬歇爾的舊經濟自由主義一脈相承的理論淵源關系;三是沒有識破西方國家和某些國際經濟組織在發展中國特別是社會主義中國強制推行自由主義經濟學及其經濟模式的險惡用心。西方國家在國內甚至國際經濟生活中厲行國家干預主義政策，但要求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模式和經濟政策，取消國有企業，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管理特別是計劃管理，洞開國內市場，與西方國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經濟接軌，其目的無非是要在發展中國家恢復殖民主義性質的統治，在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演變為資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我們的某些學者十二分賣力地在國內販賣這一套新自由主義貨色，而且非常頑固地加以堅持，實際上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24)

　　一個時期以來，我國的發展和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是當前社會諸多矛盾激化的一個重要根源，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幾年來的艱苦努力，隨著諸多社會矛盾的緩解，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國際問題領域的教學和研究，總的情況與經濟學大同小異。因此，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樹立洋為中用的指導思想，反對兩種教條主義傾向，當前突出地是要反對照搬西方有關理論學說(不限于國際關系)的傾向。這是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任務。

　　四、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和任務

　　國際政治經濟學是舶來品，要洋為中用，無疑需要學習。但是首先要明確創建這門學科的目的。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就是為中國的發展、改革和崛起，為百姓的福趾和國家富強，為中華復興服務。就近代史而言，中國崛起是后來居上，所以要學習西方國家經驗，結合國情探索國際趕超之法。經濟全球化如同一場歷史競賽的馬拉松。西方發達國家在幾百年前就起跑了，中國是在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才被裹挾卷入全球化的。從十九世紀末開始變法圖強，就是起跑。真正開始起跑實際上已經遲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跑太晚，按部就班發展不行，必須要有超出常規又符合國情的科學趕超之法。其次，學習外國經驗，先要有自信，要“站著學”。國際趕超之法沒人告訴我們，相反西方國家還蓄意誤導我們，這就需要我們開動腦筋，對西方學說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深入研究。任何學問重在“悟”，學尚在其次，“學而不思則罔”，就是迷惘無所得。既要虛心請教，又要破除迷信。放棄獨立思考，也就取不到“真經”。而且，放棄獨立思考，片面地與國際“接軌”，實際上變成了“單聲道”的你教我學，搞不好會被洗腦。海外學者鄭永年已經在呼吁“中國應該預防思維美國化”。(25)其實，近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大師，非馬克思莫屬。試問哪一本國際政治經濟學著作可以同《資本論》相比，可以有如此翻天覆地的能力?在中國，最有效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改變中國命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和實踐。歷史再次證明，只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是富民強國之路。所以，“站著學”就是守住“中字訣”，才談得上洋為中用。洋為中用就是一切以“中”即中華民族和國家的利益為依歸，適合的就“用”，不適合的就“棄”。這是近代所有學習西學而卓有成就的中國學者的共同經驗。

　　洋為中用的指導思想決定了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的是為中國的發展、改革和崛起服務。理論必須聯系實際，學術必須為現代化服務。否則，“置天下饑謹于不顧”，就成了空洞無物的宋明理學了。怎么服務?這就涉及學科的任務。具體說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就是通過對現存國際體系經濟關系歷史和現狀的深入研究，揭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政治體系的結構性危機的內在矛盾運動的本質聯系，進而揭示這一體系正在發生的瓦解的機制、進程和后果，為中國的發展、崛起和復興提供理論指導、國際路徑啟示，為提高黨和國家的國際戰略能力提供思想理論支持。

　　第三節 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本書第五章對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初步探討。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無疑需要借鑒西方的研究方法，而且我們多年來已經在借鑒使用。限于篇幅，本節除了實證方法和沃勒斯坦的“一體化”研究方法以外，對西方的其它研究方法不再討論，而主要聯系實際討論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的幾個問題。

　　一、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要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26)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體現在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指方法論基礎。

　　正如本書第五章所指出的，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馬克思主義，而且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流派中，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所以在中國，說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從政治上和理論上按理應當是不成為問題的。但是一個時期以來，恰恰是一些不成問題的問題，成了問題。

　　“弘揚馬列，銳意求新，借鑒西學，體察國情。”這“十六字令”是陳岱孫先生生前留下的珍貴題詞，他凝結了我國老一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一生的治學經驗。陳岱老與先師關夢老是一代人。先生說：“我們那時候大學里哪兒有馬克思主義呀?都是西方經濟學。我們的馬克思主義都是自學成才。”老一代科班出身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實際上都是從西方經濟學轉向馬克思主義而奠定一生的政治信仰和學術基礎的，既成為革命者，也成名成家，如關夢覺等。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這些年許多學者反其道而行之，從馬克思主義轉向西方經濟學而獵取功名，成名成家甚至飛黃騰達的。李白有詩云：“腳著謝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27)謝公屐是指晉代大詩人謝靈運喜爬山，自己發明一種木屐，前后有齒，穿著登山能抓地借力，下山能防滑。改革開放，時來運轉，西方經濟學成為時代的“謝公屐”，穿之可以“登青云”，“見海日”，“聞天雞”。這種情勢有其“時世造英雄”的客觀必然性，不全是人為造成，所以一般來說，不必指責個人，更不必有“酸葡萄”心理。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既不夠客觀公允，也沒有必要。問題不在于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得到發展，這種發展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問題在于一個時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和在社會科學研究和教學中的指導地位實際上被取消，被邊緣化，導致新自由主義和西方思潮泛濫，在意識形態和許多方面造成了嚴重后果，對國際政治、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等學科的消極影響也不可小視。

　　上面講到，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四個來源。這四個來源不是并列的，在中國，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這不僅是由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了的，也是由發展和改革的新鮮經驗所證明了的。同時也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決定的，由憲法保障的。馬克思主義其所以在世界和中國有倒轉乾坤的巨大力量，其“秘密”在于它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正是在這個科學方法論指引下，中國共產黨科學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找到了它的薄弱環節和與之相適應的革命道路，經過二十八年的浴血奮斗，取得了全國政權。建國以后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取得的成就中都有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論的原因，凡是遭到失敗和挫折，總結其原因，無不是由于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特別是吃了“形而上學猖獗”(此是毛澤東批評“四人幫”的用語)的虧。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從延安時代起就一貫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原因，不能低估這一持續了幾十年的黨內學習運動的作用。老實說，中國共產黨歷經千難萬險總能化險為夷，特別是沒有遭受蘇聯共產黨的厄運，這是一個理論原因。在那個年代里，不管有沒有文化，官大官小，是不是黨員，中國老百姓多少都有點哲學頭腦，凡事都懂得講個“一分為二”，這對于整個社會在“文革”中歷經磨難而終能挺到出頭和歷史轉折之日是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的。

　　馬克思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熟以后產生的代表社會弱勢群體(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主義，是代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利益的主義，也是代表窮國利益的主義。它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古代的大同理想相近;它提倡的的集體主義、反對剝削壓迫、共同富裕精神與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水火不能相容，卻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集體主義精神和“天下為公”的思想相通;它指出的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道路既與中國歷史上農民造反起義的傳統相呼應，又能引起自幼受到“修齊治平”、“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理念熏陶而又投身于救亡圖存運動中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共鳴，正好適應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革命形勢的需要。可以說，中華民族的幾千年的政治理想和二十世紀的救亡圖存、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求幸福的現實利益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中得到了現代科學理論形態的科學闡釋和充分表達。這是馬克思主義一經在中國落地，就能夠為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所接受，并在一番艱苦的“中國化”改造之后，能夠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根本原因。而歷史也雄辯地證明，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的，正是由于“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給人民帶來更多福祉，使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潮流，迎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即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由于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們所處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本質上與上世紀初相比并沒有變化，中國的富民強國和中華復興的歷史任務仍有待下大力氣完成，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史使命也還遠沒有完成，所以作為領導中國富強、崛起和民族復興偉大事業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須臾不可以離開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付出了無數代價和由歷史反復證明了的真理。

　　所以，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當然，這里指的是與時俱進的，發展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那種認為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具有“普世性”，可以直接搬用，甚至在教材選擇上提倡直接使用西方原版以便與國際“接軌”的觀點和做法，是不正確的和有害的。(28)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成份值得我們借鑒，但基于其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理論前提與學科的目的與我們根本不同，所以整體上它不適合于中國。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下一番批判地吸收、改造和再創造的功夫，寫出中國自己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著作和教材。

　　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既是理論分析工具，也是意識形態，還可以用作國際政治工具。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是“霸權穩定論”。它的本質是穩定霸權和維護霸權，是為在保持美國的所謂“世界領導地位”的前提下，探索新的世界秩序提供理論依據。而所謂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不過是可以在世界上為所欲為的地位的一種“謙虛的”、“有禮貌”的別名。這是與中國所主張的“和諧世界”相沖突的，也是我們不能接受的，雖然中國崛起并不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又如，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暗含的理論前提和假設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是自然的，最有效率的，合乎人類本性的;現存的即是合理的;等等。這些都不是事實，不能為我們所接受。再譬如，在“霸權穩定”論、“歷史的終結”論和“文明的沖突”論所維護的美國外交政策中滲透著尼采的帝國主義哲學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這些都鮮明地表現出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西方意識形態的性質，而美國又以中國為“對手”，這樣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總體上不為中國所接受是很自然的，也是必須的。所以，在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方面，有必要確立幾個觀點：

　　第一，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也就堅持了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就是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就是科學的抽象法，就是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方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

　　第二，由于社會經濟制度根本不同，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不能成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礎;對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體系要從總體上進行研究，吸收其合理性，但是這個體系必須肢解之后才能為我所用，具體內容不能照搬，體系更不能照搬。在若干具體理論和具體問題的分析方面，在具體的研究方法方面，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確有可以為我們參考和借鑒的地方，但是需要加以認真鑒別、吸收和利用;

　　第三，對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內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則是洋為中用，以我為主，要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

　　意識形態是一個中性的概念。任何國家和社會都有它的意識形態，有主流的，也有非主流的。意識形態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上層建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這在任何國家都一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離開它的意識形態而存在。意識形態需要改革，需要與時俱進，但是要堅持正確的方向。這是意識形態的性質決定的，否則意識形態就要起反作用。在西方，由于歷史和文化的原因，歐洲人比較重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而在美國，意識形態一詞多含貶義。美國不大承認自己的內外政策受到意識形態影響，更不肯承認它往往用意識形態來掩蓋其政策的政治目的。其實，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美國的國際戰略和政策往往表現出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和強加于人的動機。無論是在歷史上、冷戰期間還是在冷戰“結束”以后的近十幾年里，都是如此。中國人對此是印象深刻的。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重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國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逐步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條路，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從此中華民族開始走上復興的道路。中國今天的國際地位，歸根結底來自于1949年獲得的政治獨立，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作用功不可沒。中國五十八年的發展和空前的成就，得益于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和至今堅持馬克思主義，不是出于意識形態本身的原因，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管用，只有以它為指導，才能夠解決中國在當今極其復雜的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才能保障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利益和福祉，才可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如同漢斯·摩根索所說：“在政治理論中，新穎獨特未必是優點，年代久遠未必是缺點。”(29)關鍵是管用還是不管用，符合不符合利益需要。而這恰恰也符合西方政治現實主義的準則。

　　國際政治經濟學是社會科學，是意識形態，是國家對外經濟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理論基礎。它反映民族國家的利益和所秉持的國際價值標準，不可能脫離民族文化、不同階級、不同社會集團對于國際政治、經濟、歷史、社會制度以及全球問題等諸如此類重大問題的不同看法和觀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不諱言國家民族利益和意識形態問題，同時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這些都是不同版本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所要涵蓋的前提。所以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不能回避意識形態和民族文化，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實質是去馬克思主義化。

　　二、關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同政治經濟學一樣，需要建立科學范疇，或者賦予某些已有的科學范疇以新的含義。馬克思指出：“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方面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30)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科學范疇只有通過對國際經濟關系本身運動的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現實的國際經濟關系是本原的，科學范疇是其理論表現，是第二性的。而且范疇“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31)就范疇和研究方法之間的關系而言，是概念、范疇的形成決定方法，而不是研究方法決定概念和范疇。更不是研究方法至上，也不是方法越新穎，成果就越有思想，越有價值。因此，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只能是唯物史觀。有了唯物史觀，就有了對于世界史觀的總體把握，才能對于當代世界經濟政治體系的運動進行科學研究，才能進一步揭示現存的世界體系演變、解體和向新的世界體系結構過渡的規律。否則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現存的世界體系看作是“永恒的自然秩序”，對于中國崛起還有什么意義?你憑什么要改變國際經濟秩序?如果按照“自然秩序”理論，“存在就是合理”，結論只能是按照自由主義的“原理”，不僅要放棄社會主義道路，退回到十九世紀的自由資本主義，結果必然是“依附”于發達國家了事。中國也就無須對國際體系進行研究了。有了唯物史觀及其所依據的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才能夠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發展和滅亡的內在必然性，才能科學地解釋現代資本主義多樣性經濟模式的演變。用唯心史觀沒有辦法科學地解釋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演變。事實上，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也主張“只有按唯物主義重建政治經濟學，才能保持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并使之與凱恩斯的理論相融合。”(32)

　　中國不僅需要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辯證唯物主義也不可須臾離開。中國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長時期“左”的錯誤，其方法論根源是形而上學。同樣，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的方法論特征也是“形而上學猖獗”。這是導致二十世紀“90年代的喧囂”(斯蒂格利茨語)的意識形態方法論根源。實踐證明，離開唯物辯證法就必然造成認識論的混亂，導致理論和實踐上走極端。這個虧我們已經吃的不小，不能再含糊下去。在單邊主義橫行(單邊主義之行不通也在于認識論的方法論錯誤)的國際形勢下，更是如此：用“一分法”觀察國際形勢，必然得出“烏云壓城城欲摧”的悲觀結論，于是主觀上驚慌失措，客觀上削弱自己，助長霸主國“贏家通吃”的野心;用辯證法的“兩分法”觀察國際形勢，才符合客觀實際，后起國家也才有崛起的希望和信心。近代世界的歷史和現實都表明，霸主國的地位一旦形成，它的或快或慢的衰落過程也就開始了。十九世紀的英國如此，二十世紀的美國也是如此。“9.11”事件以來國際形勢的發展再次證明并將繼續證明這個國際政治經濟學規律。此外，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基礎，首先是我們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國內外某些勢力抱有改變中國歷史方向和社會性質的政治幻想是注定要落空的)和這門學科在中國的地位和性質決定的。其次也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決定的。引進和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可能超脫時空和國家利益的現實需要。一旦超脫，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義和作用。

　　堅持以唯物史觀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必然要堅持勞動價值論 (信息革命只不過大大提高了活勞動的效率，并不能如同托夫勒所說否定勞動價值論)，這就決定了研究者的立場和基本方法。這就是要求研究者站在大多數人民的立場，站在發展中國家的立場，站在人類社會追求公正進步的立場，而不是站在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立場。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就是要旗幟鮮明地站在中華民族和國家利益的立場。立場和方法不同(不是所有的方法都不同)，決定了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具有基本上完全不同的價值判斷和話語體系。不顧這方面的區別，片面強調理論上“同國際接軌”，甚至于認為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總體上具有“普適性”，也就是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必然導致在國際經濟活動實踐中發展中國家(國際弱勢群體)模糊了自己的利益和難以維護自己的利益以及最終喪失自己的利益。

　　三、關于抽象法和階級分析方法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用科學的抽象法來研究社會經濟關系的。抽象力是人類思維的一種特殊能力。科學的抽象法是指抽去某一現象的非本質的次要的標志，通過思維引出其固有的本質的東西，并加以概括，得出概念、范疇和理論。馬克思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運用科學的抽象法，從資本主義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抽象出最本質的生產關系加以研究，揭示出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剝削關系，即剩余價值生產的秘密。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離開抽象法，就會模糊自己的視線，看不見自己的利益。例如錯綜復雜的經濟全球化滾滾而來，令人眼花繚亂。離開抽象法，就會被現象所迷惑，以為民族國家的邊界以及文化、語言甚至膚色的差別真的即將被“抹去”， “世界大同”就要來臨，準備作“世界人”(“國際公民”)了。其實，透過全球化萬花筒般的迷霧，來看南北問題，其實本質上仍然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矛盾的國際化和全球化而已。

　　科學的抽象法的敘述方法本質上是邏輯方法和歷史方法的統一。歷史的分析方法就是按照歷史發展進程來研究和說明經濟關系的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說：“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應;這種反應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這時，每一個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發展點上加以考察。”(33)正是根據這一方法，本書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考察，從重商主義開始。而在西方重商主義理論和政策的歷史中，埋藏著近代大國崛起的而至今仍有重要意義的秘密。西方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著作，不大談重商主義，從理論上看，這是與古典經濟學詆毀重商主義一脈相承的;從實踐上看，是與發達國家掩蓋自己早期的殖民擴張史的需要相適應的。但是發展中國家要崛起，就必須了解和深入研究重商主義的歷史。所以，建立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歷史方法非常重要。正如同十九世紀李斯特創建的經濟學的歷史學派對于德國崛起的重要意義一樣。

　　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具有強烈政治性、民族性的科學。政治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表現為階級性，在國際關系上也是如此。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歸根結底要探索和回答中國崛起的路徑問題，也只有靠馬克思主義包括階級分析方法指導，否則不但認識不到自己的國家利益(不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且連辨別政治方向都成問題。蘇聯解體，與戈氏的“新政治思維”大有關系，理論上的失足就從這里開始。堅持馬克思主義而回避剩余價值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是造成目前不少現實問題的理論根源。但是當代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問題的關鍵和難點主要不在理論，而在實踐。國內問題復雜而敏感，需要專門研究。在國際問題上，也是如此。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建設和諧世界，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是統一的。具體政策如何處理，可以從權。多年來人們已經習慣于回避政治性，特別是階級性，可現實表明越來越回避不了。于是有人想修正理論，也有人在研究方法和文字表述上用階層分析代替階級分析，暫時含糊過去，但是解決不了問題。特別是，國際上如何講“階層”，豈不是開“國際玩笑”?但是可以講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集團。分析國際矛盾例如南北問題、跨國公司問題，等等，無法回避勞動和資本之間的矛盾。核心國家與半外圍和外圍國家之間的矛盾，本質上還是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回避了階級分析，國際斗爭就缺少科學依據，搞不好就成了機會主義，反倒對自身利益不利。階級分析方法早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就使用了，到李嘉圖手里得到很大發揮，達到了資產階級經濟學所能允許的極限。階級分析是經馬克思創造性地發展才成為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分析方法，而為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所摒棄。因為對于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來說，階級分析方法太“燙手”，搞不好不光砸飯碗，還累及身家性命。例如凱恩斯就認為，階級斗爭不過是“令人厭煩的混亂”，(34)因而他的《通論》既忽略階級，也“忽略”壟斷的作用。正如奧斯卡·蘭格所說，這是所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主要局限。(35)凱恩斯公開宣稱自己站在物質上富有的、精神上“有教養的”大資產階級一邊，他認為“令人厭煩的混亂”，真正是言為心聲。中國現今的學者，極為富有的也不算多，還是小資和中產居多。其實中國的小資和中產，地位很不穩定，基本上就是窮人，或者隨時可能變成窮人。既是窮人，憑什么跟凱恩斯站在一邊，而且也不夠“資格”：資產的“格”。有些年青學者是一時糊涂：自己是窮人，卻擁護壟斷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分明是提著自己的豬頭，拜人家的廟門(佛)。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在當代被“依附論”學者所繼承，證明是窮國認識自身利益的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理論中也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依附論”學者的成就一向是被嚴重低估了的，這在西方國家很自然。可在中國也遭到冷遇，就不那么自然了。“依附”理論的成就得益于馬克思主義及其研究方法，而且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依附論”的理論成就和國際經驗證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真正的“窮人經濟學”或“窮國經濟學 ”，或真正有價值的“發展經濟學”。歷史經驗證明，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包括階級分析方法，發展中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型連自己的利益在哪里都可能認識不清，甚至誤把西方國家的利益認作自己的利益，很可能迷失方向而喪失自己的根本利益。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意義，許多西方有識之士的看法比中國一些人清醒。例如羅伯特·吉爾平說：“作為一種分析工具和對資本主義的一般批判武器，馬克思主義還是有用的。只要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強調的那些資本主義缺陷——資本主義發展中‘繁榮和蕭條’周期、大量的財富和廣泛的貧困并存以及資本主義各國對市場份額的激烈追逐——依舊存在，馬克思主義就會繼續流傳下去。”(36)這不是西方個別學者的觀點。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學者眼里尚且有用，對于發展中國家，對于中國就不僅是有用了，而是須臾不可離開，更不能放棄。否則，立馬就吃苦頭。問題的關鍵在于在中國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既要處理好勞動與資本的關系，又要處理好執政黨和政府同資本的關系，還要處理好執政黨政府同勞動的關系。這就需要發展馬克思主義及其有關學說。既不能如當下泛起的極“左”思潮所主張的回到“階級斗爭時代”;也不能完全漠視社會分化，使其處于“自由放任”狀態，而是要加以引導和有效管理，使其納入符合社會根本利益“和諧社會”的軌道。用階層分析代替不了階級分析，因為階層畢竟只是階級的“層”。西方的國家壟斷調節和福利國家的實踐表明，西方國家政府力圖駕御壟斷資本。改革開放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也要學會駕御國際國內資本的本領。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改革也難以避免社會分化的今天，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如何與時俱進地發展這一理論，是一個難以回避的挑戰，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建設和諧世界的理論和實踐的難點。當前，國際國內形勢變化很快，未雨綢繆是必要的。但是無論如何，在國際問題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研究方法是需要堅持的，也是不可替代的。

　　四、關于實證方法和沃勒斯坦的“一體化”方法

　　理論聯系實際，古代叫經世致用，原是中國歷史上“陽明學派”的主張和實踐。梁啟超說：陽明學派“對于明朝之亡，認為是學者社會的大恥辱大罪責，于是拋棄明心見性的空談專講經世致用的實務。他們不是為學問而做學問，是為政治而做學問。”(37)可見理論聯系實際，救亡圖存，富民強國，這也是中國優秀學術傳統的一部分，不光是馬克思主義學風所要求的和中國共產黨所獨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精神財富。西方學者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著作同樣強調，國際政治經濟學“進行這種雙重(政治與經濟互動——引者注)研究的前提，是將理論問題研究同現實問題研究結合起來。”(38)在這方面，西方一些學者的著作做得不錯。我們可以不接受或不完全接受他們的某些觀點，但是應當承認他們的著作一般來說視野開闊，熟悉現實，資料豐富，信息量大，這樣理論聯系起現實來比較得心應手。在我國理論聯系實際，說起來無人反對，但做起來往往是兩層皮。一種風氣吹來已久，就是回避現實，回避政治，實際上又回避不掉，使得國內一些理論著作寫出來干巴巴，講出來學生打瞌睡。這實際上是學風頹敗的表現，本質上與明代學者回避現實，專搞“明心見性”的所謂研究是一路。明顧炎武(1613-1682)對此批評說：“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39)可見，顧炎武認為是這種學風導致明朝亡了天下。一種學風可以亡國，不完全是危言聳聽。其實任何時代，學風只是一定時期的政風和社會風氣的反映。就現實而論，名為“政治經濟學”，而且加上“國際”二字，如何回避得了現實?個中原因雖然不難理解，但是平心而論，回避現實對學者自身的學術成長并不有利，實際上是自廢武功，害己害人。當然，理論聯系實際難度大，不容易做，是一件費功夫也考功夫的事情。然而，惟其如此，才更有意義。

　　現代西方經濟學推崇實證研究方法，而自己恰恰由于“去政治化”而不能實證。馬克思說：“只有拋開互相矛盾的教條，而去觀察構成這些教條的隱蔽背景的各種互相矛盾的事實和實際的對抗，才能把政治經濟學變成一種實證科學。”(40)可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何嘗不是一種真正的實證經濟學?因為它不僅“觀察”而且揭示了“構成這些教條的隱蔽背景的各種互相矛盾的事實和實際的對抗”，而西方經濟學用薩繆爾遜的自白是“省略了‘階級斗爭’”。“省略”了階級斗爭，必然與實際生活相矛盾，如何“實證”，又如何“科學”得了?所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既是規范經濟學，又是實證經濟學。而當代西方經濟學經過長期“去政治化”的處理，光顧了“規范”卻自廢武功而無力“實證”，所以被凱恩斯嘲笑為“不是學說，只是一種方法”了。馬克思主義具有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這也是在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中，以及在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中，馬克思主義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之根本原因所在。

　　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需要借鑒當代西方國家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方法。總的說來，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最有優勢，而現代西方理論“不夠用”。這是西方“回歸馬克思”的方法論原因。但是西方學者對于研究國際問題，在方法論方面自有創新之處。最突出的代表是沃勒斯坦創造的“一體化”研究方法。

　　在沃勒斯坦看來，國際體系是一個社會體系。他指出，“當人們研究社會體系時，社會科學內部的經典式分科是毫無意義的。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以及歷史學的分科是以某種自由派的國家觀及其對社會秩序中功能和地緣兩方面的關系來確定的。如果某人的研究只集中在各種組織，其意義是有限的;如果研究集中在社會體系，其研究將一無所獲。我不采用多學科方法來研究社會體系，而采用一體化學科的研究方法。”(41)沃勒斯坦所使用的“一體化”研究方法，是“力求把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軍事學、宗教學 等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融為一體，不是簡單的拼湊綜合，而是有機的聯系銜接成為一個整體，力求從整體上揭示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生發展和演變的脈絡和歷史軌跡。”(42)可見，沃勒斯坦創造和使用的“一體化”研究方法與跨學科方法不同，要求也更高，而比單學科的傳統方法的要求就更高。這實際上是一種綜合性極強的，難度很大，要求很高的方法。筆者認為，“一體化”方法是當代社會科學很有前途的一種新方法。

　　第四節 建立適合國情的學術規范

　　學術規范是學術的指揮棒和生命線，它決定學術界的方向和生態環境，也能決定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成敗。不良的學術生態不變，錯誤的學術規范依舊，不要說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這個“新生兒”生不出來，生出來也活不了;說一句不算危言聳聽的話，就連老學科甚至整個中國的學術都可能被“搞死”。

　　據有關評論，過去二十多年，我國出版的文科學術著作數量驚人，GDP貢獻很大，堪稱世界大國。其中也確有不少好書，但所占比例很低，結果是學術成果總體質量不高。以至于我國學者撰寫的許多學術著作越來越被國際學界視為假冒偽劣而不屑一顧。問題在文風搞壞了，學術規范歪了。壞文風成為“薩斯”(“非典”)，傳播極快，污染學術生態環境，也污染學者。起初還有點看不慣，時間一長，見怪不怪，“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不要小看文風，會搞死人的，會葬送事業的。延安整風的內容之一，就是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黨八股”也是“洋八股”，當時是“蘇聯式”的。如今需要反對的“洋八股”是“西式”的，主要是“美式”的。反對“洋八股”以改進文風，必然要求端正學術規范。這個問題終于提上了最高中樞的議事日程。

　　胡錦濤同志最近指出：“要全面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干部生活作風建設，大力改進學風和文風”(43)這個問題關系極大，涉及范圍也很廣，這里只談學術及其規范，因為它關乎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這個“孩子”能否生出來，或者胎死腹中，所以提出來討論。

　　一、全民搞學術，如同“大煉鋼鐵”

　　學術這東西，不是象牙塔里的專利，沒那么神秘。一般人，只要學有專長，不經過大學訓練一樣搞得出色。這方面的例子太多，遠的不說，現代人理有華羅庚，文有錢穆，都是自學成才的大家。正因為需要學有專長，就不是誰都能搞的，社會也不需要誰都去搞。“文革”時期工農兵推倒了“象牙塔”，師道沒了尊嚴，嘲笑了“馬尾巴的功能”，在一般人思想里似乎學術就人人搞得了。現在搞得從幼兒園到大學，凡教師提職稱一律要求公開發表學術論文，甚至機關干部提職也要求發表“論文”。至于碩士生和博士生要取得學位，更要求在核心刊物發表，副教授、教授每年要發表多少篇論文，什么級別的刊物多少分，完不成“分”的，一沒面子，二沒獎金，三不能晉級，結果搞得到處抄襲，丑聞不斷，真正逼良為娼，莫此為甚。搞出來的科研成果，不能說都不行，但是據有關專家認為，大部分屬于低水平重復，直如“大煉鋼鐵”，勞民傷財不說，也敗壞了社會風氣和學術風氣，最吃虧倒霉的是學生，學不著東西。

　　大學教師搞科研，這是提高師資和教學水平的重要途徑。先師關夢覺教授曾說：“教書不搞科研，到頂是個教書匠。”科研是教師自身發展的硬道理，但是先生是著名經濟學家，在國家重點大學主持重點學科，科研自是生命線。大學里也需要教書匠，就全國總體而言，更多的大學教師的定位其實應當是教書匠，即以教學為主不是不搞科研，但不是現在這種搞法。少數科研高手在真正的高水平大學(不是現在所謂重點大學、名牌大學，現在已經搞亂了，甚至糟蹋了)和研究機構組成“國家隊”，集中資源搞高水平課題攻堅，科學家與教書匠分工合作，相得益彰，這樣教育事業才有希望。這才能體現斯密講的分工的優勢和效率。教書教得好，一樣享有高名、社會地位和優厚待遇。強于現在“大煉鋼鐵”，結果教學科研都上不去。這叫“劉二爺剝蒜——兩耽誤”。一個好的教書匠也不容易呢。孔子述而不作，弟子三千，一輩子沒有科研成果，不就是個教書匠嗎?但是功垂千載，流芳百世。現在時代不同了，教書匠的定位也不是不搞科研，但是方向不同，要求不同，主要精力放在教材建設和教學法研究等方面。美國的大學分研究型大學(Research University)和教學型學院(Teaching College)，分工明確，但又不絕對，麻省理工學院不叫大學，一樣是世界名牌。我們可好，全都是大學，全都搞科研，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趕鴨子上架，學校里沒有學術氛圍，教師們卻忙于各類科研項目，看起來轟轟烈烈，實際上是一種無序，鬧個大家樂和，“利益均沾”，總體效益很差。搞到這個程度，問題不在教師，也不在學校，正如劉國光教授所說，在主管部門。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不僅教學和科研管理，就連教學和科研方向，都出問題。他說：“現在我們的大學里有兩門基礎經濟學或者基礎經濟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事實上是雙軌制，這是根本錯誤的。”(44)講話原文批評主管部門的字樣，發表時刪去了。但是意見沒有刪去，這種帶有根本方向的問題顯然大學沒有權力決定。這種情況持續了很多年，至今沒有糾正，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二、 “稀飯(“西”范)”乎?“中飯(“中”范)乎?

　　“規范”的含義，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為“約定俗成或明文規定的標準”。可見，學術規范就是作學問的約定俗成或明文規定的標準。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全球化浪潮一沖，中國自己“約定俗成”的科研標準被沖掉了。科研管理也“規范化”了，一切以“紅頭文件”為準。但是文件以什么為準呢?當然以國際標準為標準，簡稱“國標”。這樣一來管理簡便，表格一填，電腦一輸，硬杠一卡，管理效率很高，也方便，外行管理內行，得心應手，特受管理部門歡迎。但是問題也就來了。科研不是交誼舞，只有一個“國標”，就是“華爾茲”，大秧歌扭得再好，不入流。科研實在復雜得很，以自然科學而論，袁隆平，大名鼎鼎的世界雜交水稻之父，墻里開花墻外紅，2007年被美國科學院評為外籍院士，但是多少年來硬是評不上中國科學院院士。社會科學還有個意識形態問題，就更復雜了。例如以陳岱老為例，老先生一輩子述而不作，走孔子的路子，直到晚年才出版一本小冊子叫《從古典經濟學到馬克思》，還是講義。按照現在的“國標”，在北大根本混不下去。以中國近年來經濟學家的爭論看，筆者認為2005年劉國光同志的兩次講話代表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最高水平。可是如果按照唯“國標”是論的某些人看來，劉老先生連經濟學家的“格”都不夠。可見，問題出在“國標”本身，出在學術標準或學術規范本身。改進學風和文風，就要建立正確的學術規范。因為學術規范是學術的指揮棒，是關乎學術興衰的要素，是決定學者生死的命門。

　　學術成果貴在創見，學術本身貴在獨立。這是中國傳統學術思想，具有“普世價值”。王國維說：“學術之發達，存在于其獨立而已。”不獨立，毋寧死，這是一代宗師王國維先生投湖的根本原因。(45)陳寅恪也說：“吾國大學之職責，在本國學術之獨立，此今日之公論也。”(46)所以獨立是學術的生命線，這里暗含著一個重要的價值判斷，就是中華民族利益。崇尚獨立，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獨立，這是半殖民地條件下中國人民和學者最可寶貴的品格，也是全球化的今天學者最可寶貴的品格。把中國的學術標準特別是社會科學的學術標準簡單地定位于國際標準，在“西方中心論”統治全球的今天，實際上是以西方國家認可的標準為自己的標準，就是確立一個“西范(稀飯)”，不符合“西范”的，就沒有項目，沒有經費，不能評獎，甚至不能發表，不能提職(稱);一句話，不合“西范”，就不“開飯”。即使開飯也只是開“稀飯”，吃不飽，也餓不死，只能自費搞科研。這種學術規范，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也脫離了中國實際和國情。長此以往，不加糾正，即使不象顧炎武所言“亡黨亡國”，學術也是要衰落甚至滅亡的。

　　學術標準或規范問題，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學科自主，學術自主，特別是國際政治經濟學這樣的學科，不能盲目跟著西方跑。“弘揚馬列，銳意求新，借鑒西學，體察國情。”陳岱老對西方經濟學的這“十六字令”，可以作為制定社會科學學術規范的指導思想。洋為中用，以我為主，既適合中國的現實需要，又能與國際學術界對話;以建立獨立自主的中國學術地位為宗旨，既不反對也不強求與國際接軌，接軌也要有自己的方式;不要怕人家不承認，眾口鑠金，成了氣候，就承認了。這樣堅持下去，久而久之，才能形成中國學派，才能培養出與我泱泱大國地位相稱的中國學術氣派。

　　三、 從近年來中國經濟學家的爭論看我國學術規范

　　近年來伴隨著對實踐中各種社會矛盾深化和對改革的理論反思深入，引發了中國經濟學界前所未有的一次重大爭論。爭論是實踐中的矛盾在理論上的反應。此次大規模爭論發自民間，有重大的積極意義，所以一向力主“不爭論”的官方政策并未加干涉。兩派爭論的原因之一在于雙方實際上奉行不同的價值判斷和學術規范。

　　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學界學術標準的改變，基本原因是大氣候條件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邊緣化”，西方思潮成為“主流”，西方標準成為指揮棒。在這一背景下，學術標準的改變主要表現有三：一是以諾貝爾獎為最高標準，這也是“老謀子”(張藝謀)爭奪奧斯卡獎的路子。中國經濟學家開始熱身，“運動”諾貝爾獎。但是這個標準實在不易實現，于是退而求其次。這就是二，以文章發表于國際“核心刊物”為標準，這叫與“國際接軌”。國際核心刊物一定是英美國家的，也就是以英文發表，其觀點和學術話語為西方認可。比如筆者當年曾在蘇聯以俄文發表的，而且以批判《西方經濟思潮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影響》為題，肯定遭到封殺。不封殺也不行。其實國際核心刊物發表也不容易，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難以實現。于是再退而求其次，就是三，以文章發表于國內核心刊物或獲哪一級獎勵，或取得哪一級課題資助為準，內容完全不管。可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術話語權+“版面費”，是“功夫在詩外”。這三條標準比程咬金的“三板斧”還厲害，因為這“三板斧”砍下去，馬克思主義邊緣化了，經濟學家隊伍就“純潔”了，一般人連教授都“提”不上，也就與經濟學家無緣了。同時這“三板斧”砍下去，差不多就逼良為娼了。可是這“三板斧”，說到底只是“一板斧”，就是英美標準，“洋”標準。

　　說到學術標準，有個香港學者，對中國經濟學界兩派咬成一團，看不過眼，放出了一句重話：“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如石投湖，頗激起一陣漣漪。一時間，有因對“主流”經濟學家“解恨”而叫好的，有因“傷自尊”或抱不平而叫罵的，也有乘機起哄的，插科打諢的，惟恐天下不亂的，等等，不一而足。敢放出此種重話的人一定是一位“夠格的”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否則既沒資格也沒膽量居高臨下，放言高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據說中國現有幾十萬吃經濟學這碗飯而成為“家”的人，不愧為時代的顯學。據此公說，經濟學的國際標準是判定真偽經濟學家的好方法。目前世界上被優秀的經濟學家看中的經濟學期刊有二十種，被一流經濟學家尊重的有十二至十五種。衡量經濟學家，首先看他在最好的雜志上發表論文的情況和被引用的情況。說到底，還是英美標準，到底是香港學者，出言就是英美標準，能與國際接軌，只是話說出來有股“九七”前的港腔。可是人家郎咸平也是香港學者，看來不可一概而論。凡事專以英美標準為標準，在中國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半殖民地心態。要說有多久，百年以上總是有的。中國人在清道光(1821-1851)年以前的通病是妄自尊大，后來一些人走向反面，一蟹不如一蟹，終于失去自信，所以引起魯迅先生的質問：“中國人失去自信了嗎?”直到1949年以后普通中國人的自信才逐漸恢復。近年來經不住“第三次浪潮”一沖，或者作了“海龜”到公海里或潮頭上游一游，世面是見了，一些人的自信也就沖沒了。或者自以為完成了國際化的“學術轉型”，接了“鬼”(軌)了。可惜的是，這些學者在海外呆久了，滿以為自己是國際化了，其實是“去中國化”了。中國學者無論怎樣“去中國化”，一對黑眼珠是扣不下去的，一身“黃皮”是蛻不去的，文化是你的DNA，沒辦法變的。

　　說到這里，講個插曲，是親身經歷，說出來一不怕自爆其丑，二也搏大家一笑。經濟學家，在八十年代是一頂何等榮耀的桂冠(據說是社會科學之冠)，筆者當年跟著大經濟學家關夢覺先生學步攻博，還不是一門心思當經濟學家，雖不能至，也心向往之。但是人比較苯，底子又薄，所以相信勤能補拙，玩兒命寫文章，也浪了點虛名。之后突然悟出一點道理：名利相較，雖都是空，但是利這東西還可以“五花馬，千斤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名這東西其實最空，說不是就什么也不是。于是到九二年春棄學之時，竟然“義無返顧”，想起來很是對不起母校吉林大學。沒想到轉眼到前些年，竟然不幸言中，經濟學家的名聲猶如紙幣貶值，那叫一個快，竟然頂風臭四十里。每在飯局上酒過三巡，菜過五味，開始胡說八道，有時蹦出點“高論”來，時有新朋友問：“哎，你是學什么的?”筆者頓時心虛，不堪招架，只能借著酒精打馬虎眼：“哪里，哪里，混飯，混飯。”這也不是矯情瞎編，前些年北京就是有流言，說出門不要被認出是經濟學家，否則要“挨板兒磚”的。“挨板兒磚”者，北京土話，就是被窮人用磚頭砸腦袋也!試想，筆者一向服膺馬克思及其主義，為國家百姓沒少吶喊，甚至為此受屈，真要挨了板磚，豈不比竇娥還冤!所以，如今經濟學家，門檻太高，“機會成本”更高，仔細盤算，不當也罷。

　　“標準問題”的本質在于，經濟學家所為何事?目的不同，標準自然不同，“道不同不相為謀”。這又使人想起上文已經提到的中國明代以來思想界反對程朱理學的斗爭。孔孟創立的儒學本是鼓勵讀書人入世，用世，以天下為己任的。漢代以后，儒學日益淪為統治術。自宋代程朱理學興起，元、明、清三朝科考明確規定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標準答案，實際上是封建統治者將科考作為扼殺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能力，誘導天下書生追逐功名利祿的統治工具。更鼓吹什么“存天理，滅人欲”，于是學術淪為“死學”，其唯一功能是淪為學者獵取個人名利富貴的敲門磚，于社會進步無用了。至明代中期出了個王陽明，經逆境后的獨立思考，創立“知行合一”學說，主張“經世致用”的“實學”，于是一掃千年的頹敗學風。由于順應社會需要，“陽明學派”頓時成為“揚名”學派，蜚聲海內外，以后又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著名學者不斷弘揚，歷久不衰。百多年來中國的志士仁人，無不受其影響，包括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一代人，早年“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畢生投身革命事業，學習洋學(馬克思主義)，又不迷信洋學(包括蘇聯經驗)，堅持獨立思考，自主創新，雖歷經曲折，終于不墜，這才有中國現在的局面。中國成功的歷史經驗表明，無論政治標準，還是學術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用”的標準：看對中國圖強崛起有沒有用。用，應當成為中國學術的“國家標準”。其實西方國家也是如此。至于個人的標準，不想“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向往讀書作官發財，“讀書為稻梁謀”，為“黃金屋”，為“顏如玉”，為“千鐘粟”，為留學后作“傳教士”或洋買辦，諸如此類，這都是個人自由，也有積極意義，但是屬于個人“標準”。個人標準，可以用于家教，不能用來誤導社會的。讀書完全沒有個人考慮，那是圣賢。普通人，按季羨林先生的說法，60%考慮自己，40%考慮別人，就是好人。其實讀書之中，讀書之余考慮別人，關注社會，包括關心民族和國家前途命運的的“好人”，就是現在也不在少數。

　　說到底，以西方學術標準為中國標準(特別是西方以名利為誘餌加以引導)，從國際政治經濟學角度看，是為了給中國知識分子洗腦，并通過知識分子向黨和政府以及全社會洗腦，使中國人喪失獨立思考能力，使中國永遠不再能夠產生象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那樣的獨立不羈，永遠打不垮的民族英雄以及近代以來能夠對于西學進行獨立思考的民族文化精英。這樣一來，國際壟斷資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將中國“全球化”。將中國“擺平”以后，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將不在話下(至少美國人這樣認為)。剩下幾個發達國家再分而治之，逐一“化”去，全球“美國化”指日可待。布什的干法，將白宮的這一目的透露得一清二楚。所以，以西方標準為標準，特別是關于社會科學和中國問題的學術這樣立標準，這種標準需要修訂。中國要崛起，中華要復興，必須搞一點“特立獨行”，在關系到國家利益的學科和問題上自立實用的學術標準，政府帶頭推動，扭轉頹敗的士風學風。至少社會科學應當這樣做。

　　一些原有才華的學界朋友，八十年代以后出國深造，歷經千辛萬苦，終于躋身于海外學林，有的還頗被看重，實屬不易。筆者作為同時代的學人，眼看著他們出去的種種艱辛。現今他們收入豐厚，也是奮斗所得，人有所值。大陸有學者對此說三道四，不免露出酸氣。據筆者觀察，中國的社會科學學者，改革開放以后留學海外學有所成，又服務于外國機構而不失中國赤子心的，首推本家的鄭永年。言為心聲，文如其人。鄭永年為國人推重，不獨因其身居海外，慧眼所及，處處為國進言;而且在于他作為中國學人的風骨，絕沒有那種“漢兒傍得胡兒睡，便向宗邦傲漢人”的惡俗。留學海外，最忌有挾洋自重之嫌，歷來為正派學者所不齒。例如錢中書先生在《圍城》里刻畫了一位任民國地方教育局長的“海龜”嘴臉——手提文明棍，言必稱英國，一張嘴還磕巴：“兄——兄弟我，我，我在英——英國的時候”云云，電視連續劇有這個鏡頭，十分可笑。

　　平心而論，前述那位大陸出去的香港學者在海外謀生，個人奮斗到如今，也很不容易。我們留在國內的“土鱉”不可以存門戶之見。問題在于其觀點也大可商榷。

　　首先是大肆宣傳以國際標準作為中國經濟學的“標準”，看起來似乎有利于提高中國的學術水平，客觀上是誤導中國。等于幫美國隊往中國球門里踢球，或自己踢自己的“烏龍”，這種事干不得。把國際標準作為個人立身處世的標準，做“國際人”，那是個人私事，別人毋庸置喙。其次，“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這種話豈能說得?“眾怒難犯”還是小事，實在犯了也無所謂，主要是這話里透出的那種居高臨下的學術“貴族”氣，由于其標準是西方標準，也是錯誤標準，實際上透出的乃是一種“西崽”氣質，這是要不得的。這種殖民地學者(或殖民地官員，都是一樣)氣息，雖然“氣焰熏人”，但當事人往往自己不覺得，還挺美，自我陶醉，屬于“當局者迷”一類，一般人也見怪不怪，還頗有些人艷羨不已。近年來報刊不時出現一些頗為出格的“西崽”言論，按照“俞權域標準”衡量是屬于有某種嫌疑的，可當事人卻渾不覺察，甚至于在筆者看來此種人近來有競相比賽誰人“膽兒肥”(東北俗語，指膽兒大)之嫌疑。這是否是黨的十七大前的某種社會矛盾激化的表現，是國外對中國政府施壓的某種呼應，反映某種政治動向，筆者不敢妄斷，但至少算是現如今中國轉型期的一種社會現象，一種學術生態。再次，丁先生在大陸講學，主張政府加大投入，打造最好的大學經濟系，使教授收入最高，畢業生收入也最高，“只要目標對了，投入越大產出越多”。一句話，化錢堆，重金之下，必有一流大學。這是典型的“經濟人”導向，是孟子所鄙視的“好行小惠，言不及義”，也是全球化條件下學者個人發展的“美國式道路”。美國辦大學也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路子，結果世界各國的學者往美國跑。這也是誤導，提高真才實學者的待遇，這一點中國需要向美國學，但是不能搬，也搬不起。搬得起也不能照搬，因為同樣道理：只要目標錯了，投入越大產出越小，甚至產出為負。

　　這里對有些看法提出商榷，并無意說其有意誤導。相反，據本人觀察，海外學者無不真誠地希望中國學術進步。但在海外待久了，謀生立足不易，全靠個人奮斗，有些人再加上其它個人原因或政治原因，知識結構連帶思想感情和價值判斷難免起變化，對國情也日漸隔膜疏離，所以說話做事有時候難免事與愿違。這也是某些有才華的中國學者留洋生活或流亡生活久了，回國以后，其學術觀點反倒不如出國前為國人所接受的一個原因，倒不是江郎才盡，主要是經歷坎坷所致，想來也挺可惜的。

　　注釋：

　　① 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十七大上的報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

　　② 同上。

　　③ 1882年朝鮮在日本暗中煽動下發生兵變，緊急向中國乞援。清朝政府遂派丁汝昌率海軍馳援，驅逐日軍。1885年又派袁世凱護送朝鮮大院君回國，并出任商務委員，協助支撐危局。

　　④ 中國古代的理番院的“番”，系指周邊的少數民族。所以，它相當于現在的國家民委，是一點不錯的。

　　⑤ 《尚書·舜典》

　　⑥ 見《春秋轂梁傳·僖公九年》

　　⑦ 見《國語·越語下》和《史記·貨殖列傳》。

　　⑧ 見《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九章。

　　⑨ 閭為中國古代基層組織單位，25戶為一閭。前句“賓者”在春秋年代似應為男士，但字面上看不出性別，按現在習慣，譯成迎賓小姐，無傷大雅，搏讀者一笑。

　　⑩ 司馬遷：《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11)魏源·《圣武記》。

　　(12)(美)唐德剛：《胡適雜憶》，第53、54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3)(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九十年代的喧囂》，中譯本，第5頁，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

　　(14)同上。

　　(15)同上。

　　(16)閻學通：《國際關系理論是普世性的》，《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2期卷首語。

　　? (17)(美)弗雷德里克·皮爾遜、西蒙·巴亞斯里安：《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體系中的沖突與合作》，中譯本出版者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8)魯迅詩句：《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紀念》。

　　? (19)(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中譯本第一卷，第40頁，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

　　? (20)同①。

　　? (21)參見張文木：《戰略能力決定國家命運》，2007年2月1日《環球時報》。

　　(22)本段受益于吉爾平對霸權穩定論的闡述，參見羅伯特·吉爾平著，楊宇光等譯：《全球國際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第三章第二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23)鄭彪：《中國經濟改革目標模式的思考》，《社會科學戰線》1988年第2期。

　　(24)陳岱蓀：《對當前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幾點意見》，《高等教育戰線》1997年第12期。

　　(25)鄭永年：《中國應該預防思維美國化》，原載新加坡《聯合早報》。轉引自《國際在線》2007年8月22日。

　　(26)同①。

　　(27)李白 ：《夢游天姥吟留別》。

　　(28)在一本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譯本的尾頁附有一張致中國教師的反饋表，內稱：“為了更好地服務中國的教育界，提升教學質量，2003年麥格勞-希爾教師服務中心在京成立。在您確認將本書作為指定教材后，請您填好以下表格并經系主任簽字蓋章后寄回，麥格勞-希爾教師服務中心將免費向您提供相應教學課件，或網絡化課程管理資源。”(參見(美)弗雷德里克·皮爾遜、西蒙·巴亞斯里安：《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體系中的沖突與合作》，尾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這本教材資料豐富，對于教學和科研人員的參考資料是有益的，作為研究生的參考閱讀資料也是可以的，但是直接作為大學教材使用是不妥的。而且，2003年美國已經在北京設置這樣的“教師‘服務’機構”，等于“服務”到家了，這種做法，也是不可等閑視之的。

　　(29)(美)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中譯本，第2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3頁。

　　(31)同上，第144頁。

　　(32)(英)M·C 霍華德、 J·E 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史 1929-1990》，中譯本，第3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

　　(33)《馬恩選集》第2卷，中文第2版，第43頁。

　　(34)同(32)，第100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

　　(35)同上，第95頁。

　　(36)(美)羅伯特·吉爾平：《國際政治經濟學》，中譯本，第9-1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7)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2頁，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

　　(38)(美)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中譯本，第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9)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王國維遺書》第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70頁。

　　(41)(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中譯本，第11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2)龐卓恒：《現代世界體系》中譯本，第1、2卷序，同上，第10頁。

　　(43)胡錦濤同志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學習班上的講話，2007年6月26日《人民日報》，通欄標題是《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44)劉國光：《經濟學研究和教學中的一些問題》，2005年11月21日《浙江日報》。

　　(45)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王國維遺書》第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6)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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