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

　　第五章 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若干基本概念

　　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是現階段世界體系發展和演變的產物。現階段，是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這門學科不但成為當今國際問題領域中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而且已經成為西方許多大學的一門重要課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前身是政治經濟學，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又受到國際關系理論的重要影響。其實，國際政治經濟學也好，政治經濟學也罷，就其本質而言，甚至就其內容和功能來說，在歷史上沒有什么大的區別。甚至可以說，政治經濟學從一產生那天的重商主義形態起，就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當然，隨著當代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冷戰以來世界格局的變動，國際競爭的加劇，政治與經濟的聯系更加緊密，①國際形勢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在英美等西方國家的現實需要推動下，國際政治經濟學成為一個獨立學科，得到迅速發展，并更多地受到國際關系領域學者的關注，也是勢所必然。

　　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理論性和應用性都很強的學科。這門學科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產生于英美，進入我國學術界主要是九十年代以來的事情。時逢改革開放，這門學科受到關注和普遍歡迎，正是順理成章的。筆者認為，隨著近年來我國發展和改革面臨新形勢和新任務，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引進學科，介紹學科、開闊眼界和啟發思考這一引進初期的任務似乎已經基本完成。不是說以后就不需要繼續引進(相反持續不斷地跟蹤國際學術前沿是學科發展的必要條件)，而是說似應將主要精力逐步轉移到如何研究這門學科，特別是如何以中國的視角來研究這門學科，使其更加適應我國的國情，符合我國的利益和需要，使其在我國更好地扎下根來，茁壯成長，更好地為中國的發展和改革服務，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中華復興的偉大事業添磚加瓦。為此，需要先在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若干基本概念方面作一些探討。

　　第一節 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

　　國際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個亦新亦舊的學科。作為其前身的政治經濟學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所以它的“原產地”是西歐。它的早期形態是重商主義，也就是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這是因為近代資本主義最早產生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城邦，西方早期城邦經濟的基本特點是航海、貿易和殖民，所以那里的經濟社會和歷史條件使得近代資本從誕生那天起就是國際資本。沒有資本，何來資本主義?而就西歐當時的具體條件來說，離開國際市場，離開資本國際化，資本主義也不可能產生。所以從經濟學說史上說，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雖然沒有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概念，但是這三者的實體都有，而且是三位一體，就是政治經濟學。以后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最終形成和繼續發展，也就是經濟全球化發展演變的政治需要，政治經濟學開始分化演變，到十九世紀末產生了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在西方反倒似有若無了。二十世紀后半葉，隨著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和西方國家的現實需要，也隨著當代社會科學的發展、分化與交叉、融合，出現了國際政治經濟學。

　　這樣來講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興起，實在是大而化之，語焉不詳?？墒俏鞣綄W者的著作，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產生的背景和原因，也確實大都一筆帶過，語焉不詳。他們大都只說當時在英美國家產生了從政治經濟互動角度對國際問題加以研究的需要。但是，背景研究對于了解任何一門學科都非常重要。所以，我們只好獨立分析，又限于資料，就不免“管窺蠡測”了。

　　一、西方早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

　　國際政治經濟學雖是個新概念和獨立學科，但是作為這門學科所研究的對象和內容，這門學科的實體，歷史上是以政治經濟學形式久已存在的。按照當前一般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的流行觀點，就這門學科所研究的對象即國際體系中政治與經濟的互動而言，實際上就是政治經濟學。重商主義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政治經濟學，也是西歐自十五世紀以來，民族國家蜂起，競相爭奪資源、財富(金銀)和霸權時期的共同的意識形態。當時的西歐，無論在世界的地理位置還是政治經濟地位，都是相當邊緣化的。那里地方小，國家多，所以重商主義作為在西歐興起的近代政治經濟學，一興起就不是哪一國的學說，而是西歐各國共同信奉的意識形態和行動指南。隨著十五紀末以后大航海運動展開和海外殖民地不斷擴大，金銀財富的不斷積累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西歐國家到十七世紀產生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其視野隨著殖民體系形成已經遍及歐、非、美、亞各大洲，斯密的《國富論》便以大量篇幅研究了羅馬帝國以來的經濟發展史以及經濟學說史。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全球化最早的考察，至今發人深省?！顿Y本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規律，更是一本國際政治經濟學巨著。至于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寫出《帝國主義論》，并親手領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說政治經濟學到了列寧手里，第一次從理論變為成功的實踐，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反觀西方政治經濟學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后日益庸俗化，七十年代以后更走上“去政治化”道路，②演變成經濟學，更“抽象”掉國際政治，以至到后來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竟似有卻無，實際上在很長時期內被取消了。 這也正是政治經濟學近年來在西方卷土重來的原因之一。

　　說政治經濟學從一誕生就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絲毫沒有貶低這門學科作為獨立學科的意義。恰恰相反，在當代全球化高度發展和引起極其復雜后果的條件下，這門學科的產生不僅對西方國家，而且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對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國，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西方興起的社會歷史條件

　　對于理解當代世界形勢和國際格局的演變，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一個十分關鍵的時期。這一時期人類發展所遭遇的全面而深刻的危機開始凸顯，世界經濟政治醞釀著深刻的變革。而恰恰在這個重要的歷史時刻，中國陷入“文革”的“昏睡”狀態，蘇聯集團也由于自我感覺良好，沒有作出必要的反應。在這場深刻危機的應變中，西方國家率先做出反應，實行了全面的戰略轉變。西方能夠在實踐上及時地針對全球性危機和國際格局的演變作出戰略調整，占盡先機，得益于戰后西方國家一直處于人類發展的前沿，前沿自然便于觀察;也得益于他們對于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的高度重視，投入了大量資源，將其在國家政府和國際協調等高層次的決策建立在強大的理論支持基礎上。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國際政治經濟學應運而生。

　　導致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人類的生存發展的條件和環境面臨危機。當代科技革命推動人類的生產力迅猛發展，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全球化的框架內進行的。人類生產力的資本主義驅動方式造成有限的資源、生態、環境與生產無限擴張之間的矛盾，地球某些資源的不可再生性、生態環境保護的長期性和難以恢復性與掠奪性開采以及投資回報的短期性之間的矛盾，諸如此類的種種矛盾，造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全球資源、生態環境之間形成的現實的和潛在的災難性沖突愈演愈烈。羅馬俱樂部關于“增長的極限”的報告對此亮起了紅燈，以追求利潤為唯一目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實際上是不可持續的。這在本質上是一場全球和全人類的政治危機，它實際上意味著人類的生產方式、發展方式、生活方式，人類的經濟基礎和整個上層建筑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都需要發生根本性改變，以便從根本上調整人類社會與地球的關系，實現“天人合一”，和諧共存。人類對此必須作出正確的反應，首先是政治哲學的徹底改變，然后是行為方式的徹底改變。但在實際上，由于人類被分割成民族國家，往往是做出對自己有利的反應，越是強國，就越是如此。

　　其次，戰后的兩極世界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這表現在許多方面，例如，(1)美國的西方霸主國地位的衰落。戰后初期美國實力膨脹，為了抗衡蘇聯，通過實施馬歇爾計劃、打朝鮮戰爭、充當世界警察、在全球部署軍事基地等等，主動承擔了大量對西方世界的國際義務，漸漸力不能支，終于在1971年宣布美圓與黃金“脫鉤”，等于宣布存在了二十四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2)西方國家內部矛盾加劇，醞釀分裂。首先是由于歐洲與美國的戰略目標和戰略利益不一致，導致西歐力圖擺脫美國的控制，實行與蘇聯集團的緩和政策。③于是，戴高樂提出“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歐洲建設思想(1960年)，接著法國退出了“北約”(1966年);又有德國實行“新東方政策”;進入七十年代，更有日美大鬧經濟摩擦，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3)社會主義運動出現衰退。先是東歐國家的“事件”不斷，后是中蘇公開分裂，中國發生“文革”動亂，中蘇邊境沖突引發危機，蘇聯進入“停滯時期”，等等。(4)石油輸出國異軍突起，石油資源的戰略意義陡升。七十年代初的兩次石油危機給西方特別是美國以沉重打擊，也使得石油作為戰略資源的國際政治意義凸顯，而石油輸出國則一舉成名，從原來“微不足道”的小國一躍成為國際政治上不可忽視的重要國家。(5)跨國公司崛起成為可以凌駕于許多民族國家之上的龐大而難以駕御的世界經濟體。

　　再次，美國出于自身利益對于全球危機和世界格局演變所作出的政治戰略抉擇。人類社會是分裂成政治利益集團的，沒有一個世界政府會為全人類利益作出政治反應，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團只能分別作出自己的選擇。用事后諸葛亮的觀點，回過頭去看，當時美國很快就作出了國際戰略調整，從打開美中關系僵局到越南撤軍;從經濟結構調整、產業轉移到新自由主義戰略;在在表明美英有一整套聯手實施的戰略決策，西歐和日本等富國俱樂部自然是配合的，至少是不反對的。反觀蘇聯集團則對全球危機在政治上反應遲鈍，表現顢頇，專注于東西方政治“緩和”，內政外交均無大的作為，最令人感慨的是蘇聯領導人對西方敵對的戰略意圖在政治上缺少洞察力，這表明蘇聯領導人是被美英等西方國家成功地實施了“戰略欺騙”，從而為后來的政治慘敗埋下禍根。中國雖然還沒有來得及從總體上戰略上做出調整，但是在“文革”的困難處境中，由于領導人的睿智及時調整了中美戰略關系，一石兩鳥，不僅擺脫了一觸即發的中蘇危機，更為后來通過改革開放實現的戰略轉折創造了政治和外交條件。

　　所謂七十年代美國對于全球危機和世界格局演變作出的戰略反應，其政治思維邏輯是這樣的：既然地球只有一個，人類已經陷入生存和發展危機，美國作為“上帝的選民”，必須保持霸主國地位;盎格魯·撒克遜代表人類的優秀文明，在全球性危機中最有資格生存下去;它作為高等民族，不可能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去分享千瘡百孔的地球資源，這是“上帝的應許”;為了實現“上帝的意志”，需要創造必要的政治經濟條件;環顧世界，非洲在殘喘，拉美是后院，實現“上帝意志”的唯一政治障礙是蘇聯集團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他們是最大的“異教徒”;所以，結論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消滅共產主義;鑒于美國自身在不斷衰落，為此，必須趁自己還有力量的時候，不惜一切代價加快實施打擊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只要打敗蘇聯，中國就獨木難支，一旦在中國得手，全世界發展中國家都不在話下;又鑒于蘇聯軍事強大，所以這場戰爭軍事上只能是“佯攻”，即通過軍備競賽拖垮蘇聯經濟，而正面戰場主要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從戰略欺騙和洗腦開始，對蘇聯精英集團大搞特搞“和平演變”;待到蘇聯集團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政治上“垮臺”之后，美國經濟也可能已經相當衰弱，但是美國作為勝利者，將是真正的霸主國，可以通吃全球資源，彌補虧空，恢復元氣。這是基本思路。

　　為此，在實踐上，美國必須盡快從越南拔出腳來，輕裝上陣;而且要徹底分裂中蘇，孤立蘇聯;擊敗蘇聯，擺平中國，余者不在話下;石油輸出國只是養肥待宰的豬羊，先讓你在圈里呆著，回頭收拾;經濟上保持全球霸權的辦法是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由美英等發達國家牢牢把握國際分工和全球金融的制高點;時不我待，美國的資本主義世界霸主地位正在下降，而且(七十年代的兩次能源危機表明)失去了對世界能源市場的控制，為了自由世界的利益，也為了“上帝的意志”，美蘇對抗的膠著狀態不能長期持續下去，必須盡快了斷;自由競爭太慢，必須借助國家壟斷和國際壟斷(跨國公司)推行“全球化”戰略;辦法是對東方一面進行“緩和”的戰略欺騙與新自由主義“和平演變”，一面通過星球大戰計劃等措施將蘇聯逼進死胡同。畢竟美國的力量有限，而且處于衰落地位，在這場東西方的戰略決戰中勝算并沒有把握。但是美國為此必須而且只能鋌而走險，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賭博。具體做法是在國內，使用“里根經濟學”一面掠奪國庫和百姓，一面制造虛假繁榮和全球泡末，贏得(騙得或“賄”得，總之一樣)選票，其實質是不惜使用大力舉債、濫發美圓、雙赤字等等透支國力的瘋狂做法，向全世界“抵押”和“出售”美國信譽，實際上“抵押”和“出售”的是美國的前途命運(這是相當瘋狂的孤注一擲);這種做法只要堅持五十年就能勝利，因為蘇聯一定抗不了五十年;即使自己也失敗了，還有最后一招，就是美國可以利用自己掌握全球最強的軍事力量包括核武器進行全球訛詐，因為那時候蘇聯的核武器已經屬于美國了;鑒于與蘇聯進行“世紀決戰”動用武力沒有勝算，主要靠推行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等)等國際政治戰、經濟戰、金融戰、心理戰、外交戰，諸如此類;一旦對蘇聯“不戰而勝”，中國就相對容易對付(美國是這樣想的，沒想到西式思維管不了東方的事)，之后順勢擺平其它國家，實現“全球通吃”，就可以補償一切“透支”，“贖回”美國;這時，美國就可以給世界“垃圾人口”拔下“奶嘴”，實行“斷奶”，世界剩下20%的精英人口，地球和人類的危機也就解除了。從里根(撒切爾)到小布什，政治思維一脈相承。如此這般，其實并不高妙，不過是尼采哲學，只是它在西方還有一個別名：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這場世紀性賭博進行得如何呢?“美利堅號”巨輪越過了大西洋，陷在了尼羅河;美國戰勝了蘇聯，可蘇聯經過“瘦身”變成了俄羅斯，仍是一個“邪惡中心”，而美國自己則掉進了本·拉登為之精心設置的“死亡陷阱”。須知伊斯蘭也是一個古老的有智慧的文明。如果美國人再讓布什連任兩屆總統，本·拉登就大功告成了。到目前為止，事態的發展符合筆者根據事實推演出來的美英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政客的瘋狂預期。當然，目前出現的還只是美國這場瘋狂的政治賭博(比希特勒瘋狂得多)的階段性后果，真正的后果和戲劇性場面還在后面。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一些事件和某些國際態勢促使美國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例如兩次石油危機的沉重打擊使得美國決心控制世界能源市場;又如跨國公司和全球一體化的迅猛發展似乎很快將摧毀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從而對美國戰略有利;推動全球化浪潮足以掩護美國的全球政治戰略，可以混水摸魚;諸如此類，就不去一一分析了。

　　上述六七十年代的全球性危機和世界格局的變化，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問題，靠任何一個學科單打獨斗的研究都是力不勝任的。時代呼喚一體化研究(unidisciplinary approach)、多學科研究(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綜合性研究，跨學科研究，時代痛感迫切需要政治經濟學這一在西方已經消失了近百年的學科。應當說，上述代表壟斷資本集團利益的大思路的確立，并不需要社會科學家假手其間，壟斷資本集團的精英們完全可以乾綱獨斷。但是，這個大思路需要變成可操作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和意識形態等戰略、策略、政策、辦法，需要大量的理論研究和政策研究以及各種強大的腦庫提供智力支持。而且，它還需要形成強大的社會意識形態去征服選民，去忽悠世界。如此巨大的系統工程，談何容易?但是美國一向有辦法——砸錢。

　　三、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西方興起的意識形態原因

　　舍得往研究領域砸錢，也不簡單，一要有眼光;二要有錢。所幸美國不缺這些，戰略利益壓倒一切。戰后科技革命推動西方國家經濟社會迅速發展，使其在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上占盡便宜，舍得往研發領域砸錢，是一個人所盡知的秘密?？墒侨藗兺雎粤怂^研發資金，是包括社會科學的。其中既有政府撥款，也有企業和組織資助。正因為如此，戰后西方國家不僅是經濟迅速發展，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且是“兩個文明一起抓”，物質與精神兩者比翼齊飛的。

　　面對人類危機的挑戰，自由主義理論無能為力。如同面對九十年代以來我國隨著發展和改革所帶來的各類經濟社會矛盾深化和激化，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無能為力一樣。時代需要新的哲學，新的思想，新的理論，一句話，新的意識形態。新的意識形態，包括呼喚馬克思主義，回歸政治經濟學，當然一切都需要與時俱進。如何在理論上正確認識世界的變化和全球化進程，如何認識、理解和適應信息化時代瞬息萬變的外部形勢，如何及時地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各方面作出及時正確的反應，以維護自身利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利益和霸權，這需要有各種思想流派組成的高水平思想庫的智力支持，政府壟斷思想的做法例如麥卡錫主義不僅已經過時，而且會導致政治上閉目塞聽而帶來巨大的社會政治風險。不僅如此，西方壟斷資本從歷史經驗中懂得：當代全球問題，根源在五百年來的經濟全球化，對于認識當代全球問題所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根源，馬克思主義有獨到的理論優勢，至少對于西方政府來說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而且，經過麥卡錫主義的瘋狂迫害以后，特別是到了七十年代，西方國家容忍馬克思主義存在和發展在政治上已經沒有危險。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西方民權運動、反戰運動的全盛時期，許多激進主義者接受馬克思主義，并力圖將其運用于社會理論。進入七十年代，在官方默許實際上是幕后推動下，美英出現了馬克思主義復興。正如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所說：“時代變了。20世紀70年代參與了馬克思主義復興的許多學生，此后紛紛受聘進入了專業和學術崗位，而且相當一部分學者目前已獲得終身職位。”④這就是所謂后馬克思主義興起。他坦率地說：“我關于階級的研究帶來了一系列高額研究經費，這些經費不僅支付了我的部分薪水，而且使我能夠從教學中騰出時間進行寫作。隨著我的聲名日益顯赫，我獲得了無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和演講的機會。我所在的社會學系和威斯康星大學給了我可觀的報酬。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者和階級分析學者，我不敢斷言所有這些對我沒有產生影響，我也不敢斷言，面對自由民主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殷實的大學教授職位所帶來的安逸舒適的生活，單憑我的意志就能夠徹底抵制誘惑。”“在名校獲得的特殊待遇，使許多激進人士完全有理由懷疑‘學院馬克思主義者’。這種懷疑在美國可能尤為強烈，因為這里甚至缺乏大規模有組織的社會主義運動，更不必說革命的工人階級政黨。這種情況使得許多學院馬克思主義者難以在現實基礎上與社會主義斗爭發生系統的聯系。”⑤如此眾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獲得教授的“終身職位”、“名校的特殊待遇”、“高額研究經費”等等，在美英國家的七十年代竟“蔚然成風”，離開政府在背后的支持是難以設想的。“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美英的學界竟然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就有“終身職位”，有“名校的特殊待遇”，有“高額研究經費”，而且能“聲名顯赫”，能“獲得無數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和演講的機會”，諸如此類的事情竟然背后得到美英政府的支持，這讓筆者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自費研究者看起來簡直是匪夷所思的，細想又是可以理解的。這恰恰說明美英政府政治上成熟，眼光和手腕高明。但是美英這樣做的一個前提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不威脅政權，而且僅限于學術研究，也不可隨意在公共媒體上傳播，蠱惑人心。所以，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決不可能這樣做。

　　“回歸馬克思”和英美馬克思主義興起不僅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新趨勢，而且是全球馬克思主義復興的先聲。其根本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的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具有“普世性”，適應了美英等西方國家從政治與經濟互動角度研究世界體系的需要。這也反映了當代社會科學發展的趨勢，單一學科研究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綜合性研究越來越受到青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優勢恰恰在于綜合性和鮮明的政治性。這一點恰中西方經濟學的“軟肋”。在西方，“回歸政治經濟學”和“回歸馬克思”是同一個思潮。這一思潮興起的基本原因是時代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需求：第一，政治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解剖學”，“分析化學”，現有的任何理論比不上馬克思主義，或說馬克思主義有獨到的優勢，不可替代。這是西方學術界“回歸馬克思”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二十世紀西方社會結構和政治形勢根本改變，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與革命實踐相分離，對發達國家政府有益無害，還能起到思想庫和“警世鐘”作用，使得官方態度改變。第二，在當代全球化引起如此復雜的社會矛盾面前，西方經濟學束手無策，其認識客觀世界的功能已經“殘廢”，自馬歇爾以后一個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學微觀化、工具化，、數學化、公式化傾向，一句話，其“去政治化”傾向，使其離實際生活越來越遠，反而喪失了政策工具作用，成為一種經過喬裝打扮的社會心理學和純粹的意識形態，即成為政治工具。西方經濟學的“去政治化”，其根本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將政治經濟學發展到十九世紀的頂峰，而在實踐上這時候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已經形成，馬克思主義理論與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需要之間的矛盾，使得資產階級政府不僅需要打壓馬克思主義，而且需要對政治經濟學進行革命，動“外科手術”進行閹割，就是“去政治化”。

　　吊詭的是，七十年代以后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國家因陷于僵化而式微，卻在英美受到青睞而興起;英美興起的馬克思主義，其研究成果被用來反制社會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為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服務。這又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奇特的現象。近年來在中國和一些深受新自由主義危害的發展中國家也出現“回歸”馬克思主義的趨勢。“抬頭望見北斗星”，困難時想起馬克思，回歸馬克思。頗有些“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的味道。今天的現實是東西方都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窮國和富國都需要馬克思，而且都是為了自身利益，這種現象發人深省。這不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具有“普世價值”嗎?實際情況是西方早就認識到這一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后西方政府對馬克思主義是嘴上罵，偷著學，而且不光學，還學以致用。但是嘴上決不會說，結果是加強和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得了實惠。這種情況發展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美英從“偷著學”到公開學，公開容忍甚至資助馬克思主義研究，這就是一百年來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戲劇般的命運變化。馬克思在西方被公推為世界千年第一思想家，說明馬克思在當代西方成為第一明星思想家，這個事實應當對中國有啟示。西歐國家在二十世紀一直在研究和借鑒馬克思主義，所以創造了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北歐模式。蘇聯則把馬克思主義只當成革命工具，奪取政權前后和戰前危機時期高舉，戰后和平時期蘇共領導集團生活太舒服了，日益沉湎于“緩和”和“發達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只剩下口號，實際上被放棄了。這些巨大變化背后的原因和經驗教訓，都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課題，還有待深入研究發掘。

　　概括起來，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西方興起的意識形態原因主要是：

　　第一，國際政治經濟學產生是向政治經濟學回歸的社會發展趨勢使然。從理論上說，本來政治與經濟就不可分，斯密的“經濟人”原本就不是指自然人，而是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在市場上追逐自身利益的“資本家”的理論抽象。這個“經濟人”同時也就是“政治人”。二十世紀后期西方國家興起的公共選擇學派指出這一點，并不是什么新“發現”，而是長期以來西方自己搞政治經濟學“去政治化”的結果，把自己也搞糊涂了，忘記了老祖宗斯密的原意。或者說是斯密的原意經過“去政治化”的處理，被曲解的結果。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去政治化”，是在馬克思的《資本論》誕生以后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其消極后果之一就是損害了經濟學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使其趨于邊緣化。這是美國學者也承認的。一本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寫道：“我們的一些經濟學界的同事曾經對那種玄妙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發展趨勢感到悲哀，這種經濟方法將現實的政策問題和選擇抽象為一系列的模型和公式”，而在實際上，是“個人和群體的社會選擇所帶來的影響以及政治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在真正推動著全球經濟。”⑥經濟學可以“去政治化”，但是經濟發展所發生的成本和帶來的利益本身，從來都是“政治化”的。在當代世界進入信息化時代的條件下，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密切。從馬歇爾以后，人為地將政治經濟學作“去政治化”處理，主要是由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革命性影響。“去政治化”的做法客觀上無異于取消政治經濟學，人為地造成西方學術界百年來政治與經濟的分離，社會為此付出代價。而這種人為的做法本身，其目的也是相當“政治化”的。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在西方理論研究中“政治”與“經濟”合流，原本就是必然趨勢，特別是在國際問題上，哪一個世界經濟、資源、生態、環境等等問題不是，甚至不首先是政治問題呢?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何嘗不是政治經濟學呢?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經濟地理以及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新學科紛紛產生，實際上都反映了政治與經濟合流的趨勢。

　　第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是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和美國霸權地位衰落在理論上的反映，在實踐上是維護美國霸權地位的需要。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之交，美國深感世界霸權地位衰落，一方面在實踐上需要進行重大的國際戰略調整;另一方面，需要從理論上對世界格局變動和美國的國際戰略進行研究探索。世界格局變動和美國霸權地位的衰落，首先吸引了英美國家學者注意。正如羅伯特·吉爾平所說，六七十年代“為了加深對當代世界各種力量的理解，對國際政治學與國際經濟學進行綜合研究已成為當務之急。”⑦于是以金德爾博格的“霸權穩定理論”為代表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應運而生。“霸權穩定理論”，其實質是“霸權危機理論”或“穩定霸權理論”，是為美國在國際霸權地位相對衰落條件下，尋求一種國際領袖地位的“次霸權”國際秩序提供理論依據。羅伯特·基歐漢是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又一位有影響的學者，他的建樹是提出了國際機制理論。他在1984年出版的《霸權之后》一書對此作了闡述和辯護?！栋詸嘀蟆返臅麥蚀_地道出了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深意。而英國著名學者蘇珊·斯特蘭奇是“機制理論”最坦率也最激烈的批評者。她說：“機制理論充其量是是美國繼續支配世界經濟的一種手段”，“反映了竭力維護美國繼續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統治其它國家的愿望。”⑧透過近半個世紀以來不同時期美國在國際重大事務中的舉措和態度變化，抽象掉它浮在表面的種種咄咄逼人的現象，我們不難看出美國權勢集團內心對其國際霸權地位衰落懷有深深的恐懼。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霸權穩定論”和八十年代“國際機制”論的提出，到2006年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對中國提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定位這樣一種絞盡腦汁的表述，都是如此。這一表述背后的心態就是擔心在冷戰“結束”后美國的領導地位和西方大國之間的合作進一步削弱的條件下，中國崛起會對美國利益進行“不負責任”的攪局。

　　第三，現存國際體系的演變轉型是一個極其復雜和利益攸關的歷史過程，為了使國家的國際戰略和貿易、金融、外交和軍事政策能夠切實維護自身利益，需要進行極為繁重的理論創新。從美國霸權衰落到蘇聯解體，從歐盟東擴到和中國和平發展，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美國重建霸權地位的拼搏到二十一世紀初俄羅斯國勢復振和國際形勢更加錯綜復雜，現存國際體系隨著全球化和多極化等多種趨勢的發展正在經歷一個根本轉型和重組的過程。這涉及到一系列極其錯綜復雜的全球和區域的重大問題協調和處理，利益和機制的調整，資源的配置和再配置，規則修改和制度安排，沖突與合作，戰爭與和平的權衡和選擇，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反復較量，各種路徑、方案的制定、比較和選擇，等等。這一切在在都關乎國家的興衰和利益，都需要下大力進行理論研究。從政治和經濟互動的角度研究國際問題，這樣一門國際政治經濟學真正是應運而生。正如1986年羅伯特·吉爾平所坦言：他所以積極倡導國際政治經濟學，目的是要“為必然要出現的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政治秩序勾畫藍圖”。⑨ 1997年更有西方學者宣稱，“現在要成為一個國際關系學者，就要求首先是一位IPE學者”。(IPE即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英文縮寫。⑩可見，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西方國家已經風靡。迅速發展的中國無疑也需要為未來的國際體系“勾畫藍圖”，別人的藍圖顯然不會適合我們的利益。由此產生了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七十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與國際政治經濟學興起，本來就是一體兩面，是很自然的。值得注意的是，最早提出國際政治經濟學概念和創建這一學科的，多是從事國際政治研究的學者，而不是經濟學者。這簡直是對西方經濟學界的諷刺。這種情況決定了美英國際政治經濟學家的一些研究特點：第一，西方的國際政治研究基礎雄厚，這些學者具有國際政治功底，又有宏觀思維訓練，很快就能進入該學科領域。但是不免受到知識結構限制，所以往往需要惡補經濟學。如羅伯特·吉爾平先生五十多歲仍在惡補新古典經濟學，其勇氣和建樹都令人欽佩。反觀西方很少見經濟學者進入該學科，以筆者的孤陋寡聞和“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似乎與西方經濟學的學科局限性有關。首先，對于國際體系、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西方經濟學那套分析工具不大管用，特別是數學化、模型化那套“花拳繡腿”上不了陣。遠不如馬克思主義，也不如摩根索的權力理論好用。這是百年來西方經濟學被閹割的結果。譬如說，美國宣揚三天內拿下伊朗，我認為打不起來。這里需要邏輯判斷和價值判斷，需要知識積累，用數學方法就無能為力。這是許多大的金融投資公司雇傭首席經濟學家的道理，因為它要參考這些判斷來作出“作多”還是“作空”的投資決策。如果雇傭首席數學家干這事，就都賠光了。其次，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經濟人”理論，這門學問搞久了，學者往往“經濟人”化，視野不夠寬闊，政治思維和宏觀思維能力弱化，容易“走偏鋒”。再次，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畢竟也是專業，包羅萬象，相當復雜，即使搞宏觀經濟學的人，有宏觀視野和思維能力，沒有一定的積累，一時也難以上手。第二個特點，美英國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題是全球化進程、后果及其影響，大體分兩條戰線，一種是官方色彩較多的研究，例如金德爾伯格的霸權穩定理論;另一種是學術色彩多一些，吉爾平的著作似屬于后者。

　　第二節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和研究對象

　　政治經濟學經過重商主義以來幾百年的積累和發展，才達到十九世紀的成熟程度和科學高度。國際政治經濟學產生剛剛三十多年，其學科體系和內容都在探索，包括對國際政治經濟學定義的理解也眾說紛紜，是很正常的現象。例如有一種觀點，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學+國際經濟學，這種機械地理解顯然有失簡單化。又如，吉爾平提出，(國際)“政治經濟學把正統的經濟學(即新古典經濟學)與政治學結合起來。一般認為經濟學是一門抽象的科學，側重社會中的價格系統和市場作用，而政治學關注經濟、政治和心理力量的作用以及社會、政治和經濟方面的結果。”⑾這段話表明由于對西方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了解不多，盡管他在在該領域已經取得了開拓性的成就，但是對于這門學科的理解仍大可商榷?？陀^地說，這對于一個政治學家是無可厚非的。這也說明，這門學科剛剛起步，許多問題的探討都有極大的空間。在政治經濟學中，政治與經濟是有機結合、渾然一體的，不是兩者的簡單相加。因為現實中經濟與政治是不能剝離的，剝離只是理論的抽象或人為的割裂。作為一種研究思路，特別是鑒于學科的現狀，認為這門學科是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兩門學科相加的思路畢竟也還有利于學科發展，也是現實的路徑。但是不等于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兩個學科相加，兩個學科的機械相加還是兩個學科，正如1+1=2。當然，吉爾平的觀點也有歷史原因。自馬歇爾以后，西方經濟學從政治經濟學中分離出來，西方政治經濟學在近一個世紀里消失了。只是由于“20世紀60年代末，由于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理查德·庫鉑(王旁Richard Cooper)、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約瑟夫·奈(Joseph Nye)、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和雷蒙德·弗農(Raymond Vernon)的努力，經濟學和政治學分離的現象開始被打破。”⑿(同上)這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興起開辟了道路。

　　一、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是一個有爭議和頗費斟酌的問題，有的美國教科書也加以回避。根據國內有關學者的概括，西方學術界主要有兩種提法，一是美國學者羅伯特·吉爾平的“綜合說”;二是英國學者蘇珊·斯特蘭奇的“分析框架說”。“吉爾平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門關于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學問。他認為：‘為了加深對當代世界各種力量的理解，對國際政治學與國際經濟學進行綜合研究已成為當務之急……現實世界的變革已使得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的關系都更加緊密，我們不得不承認對兩者相互作用的理論闡述得還不夠充分，過于簡單，并且受到不同學派之間的人為束縛。”進而，這位學者認為，“可以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定義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國際關系中政治與經濟互動的新興學科。”⒀看來是從吉爾平說。筆者認為，前引吉爾平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話不是學科定義。首先，所謂定義是“對于一種事物的本質特征或一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確切而簡要的說明。”⒁顯然，“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只是對于國際體系中內在矛盾的外在表現的現象形態描述，它沒有揭示國際體系內在矛盾運動的本質特征，本質特征需要由事物內在矛盾的內在聯系來揭示。所以，它不是定義。其次，前引“吉爾平認為，國際經濟學是一門關于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學問”，不是吉的原話，是原引用者對吉思想的概括。這一概括并沒有背離吉的思想，但從筆者查吉爾平原著的上下文看，他是在呼吁推動國際政治經濟學進行綜合性研究，“下定義”與吉爾平著作的原意不符。⒂吉爾平的原話是：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許多政治學家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研究由政治和經濟的互動作用所產生的各種問題。”⒃可見吉爾平談的不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定義，而是在講這門學科對象的范圍或外延。

　　蘇珊·斯特蘭奇“給國際政治經濟學下的定義是：‘這門學科是研究影響到全球生產、交換和分配體系，以及這一體系所反映出來的價值觀念組合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安排。’”⒄這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定義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運用。這個定義值得注意之處，至少有三點。第一，生產、交換和分配是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四個環節(還有消費，但馬克思明確認為消費只在一定意義上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概括。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闡明人類社會支配物質資料生產、交換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產品分配規律的科學。斯特蘭奇把“生產、交換和分配”即經濟關系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這是她的貢獻。第二，斯特蘭奇把全球“社會、政治和經濟安排”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心詞，而加以由“全球生產、交換和分配體系……所反映出來的價值觀念組合”作為定語，在筆者看來這不但深刻，而且這樣來給國際政治經濟學定義，強調全球制度安排的價值觀念“組合”，可謂別具只眼。這一定義實際上揭示了當代國際經濟體系的制度安排與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意識形態“組合”互為里表的基本特征(雖然其主導地位已經塌陷)。第三，斯特蘭奇的定義雖然主張研究“全球生產、交換和分配體系”，卻“省卻”了“規律”一詞，可見這里對馬克思主義有所保留。其實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實際上也是承認國際政治經濟的運動是存在規律的，例如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所以，我們認為斯特蘭奇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比較深刻和全面地揭示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本質，理論上是正確的，實踐上也適合中國的需要，可以拿來加以改造，為我所用。這里試表述如下：國際政治經濟學是研究全球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經濟關系以及由這一經濟關系所決定的，并與這一經濟關系所反映出來的價值觀念組合相適應的一系列國際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安排的國際體系運動的客觀規律的科學。鑒于在全球化條件下，全球經濟關系的載體主要還是民族國家，此外還有其它經濟體(例如跨國公司、經濟一體化組織等)，以及國家利益集團，所以國際政治經濟學實際上主要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國家與國家利益集團之間、國家利益集團之間、經濟體之間、國家與經濟體之間、國家利益集團與經濟體之間的利益關系。這相當于恩格斯所說的，政治經濟學不是研究物，而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考慮到現代經濟的發展變化，把消費納入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定義，是必要的。

　　關于西方對國際政治經濟學定義的提法，應當不會僅限于蘇珊·斯特蘭奇一說。但限于資料，這里無法加以評論。

　　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

　　西方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著作總體上理論聯系實際比較突出，當然也有區別，有的理論色彩濃一些，有的淡一些，實務多一些。斯特蘭奇和吉爾平的著作屬于前一種。

　　根據斯特蘭奇用馬克思主義對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的定義，這門學科的研究對象應當是研究全球經濟關系和由經濟關系所決定的國際制度安排體系的運動規律，這是國際政治經濟學這一概念和學科的本質屬性或內涵。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主要表現為兩大階級關系。雖然現今國際社會比馬克思時代更加復雜，但是本質上仍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在當代全球化條件下，由于剩余價值與財富的生產、分配和再分配高度國際化，勞動者階級同壟斷資產階級兩大階級的矛盾也高度國際化，而且更多地表現為南北矛盾即總體上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和其它發達經濟體之間的矛盾。雖然近幾十年來，發展中國家也明顯地分化，但是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南北對立的局面。南北矛盾，本質上是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勞動和資本之間矛盾的國際表現，它仍是主導當代全球發展趨勢的主要矛盾之一。進入二十一世紀，南北矛盾仍在繼續惡化。這就是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賓漢頓大學布羅代爾中心主任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教授所說的代表世界頂級富豪權貴的“達沃斯論壇”集團同代表世界窮國的“阿雷格里港論壇”之間的斗爭。他認為這場斗爭將決定現存世界體系在例如未來最多五十年崩潰以后新體系的格局。⒅

　　盡管斯特蘭奇對國際政治經濟學所下的定義在理論上更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但是在實際研究工作中研究者更多地還是關注那些國際體系中出現的亟待解釋和應對的問題。例如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投資、發展問題、環境問題、生態問題、全球化和區域化、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等等。實際上這些問題屬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應用性研究。而國際政治經濟學還有一個其自身的基本理論研究和建設的問題。既然國際政治經濟學是一個獨立的現代學科，學科基本理論方面的問題就不可能長期完全依賴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有的成果，而應當有所前進。

　　限于資料，我們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西方國家發展的全貌還難以把握。但是我們可以從有代表性的學者的研究工作中探索其主流研究方向。從吉爾平先生的著作中我們知道，八十年代上半期該學科研究的“中心內容是世界市場經濟對國家關系的影響，以及國家為自身利益而尋求影響市場力量的方式。”⒆這個研究方向同樣適合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只不過我們的重點應在于研究如何為了維護中國利益和國家安全，以何種方式去參與世界市場和影響世界市場。參與世界市場和影響世界市場，都不僅僅是一個與國際如何“接軌”的問題，也有一個影響國際規則的問題。譬如，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市場許多重要商品例如礦產品的大買家，按照市場機制和國際慣例，大買家不僅要享受各種優惠，而且對于價格形成有重要的影響力。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

　　吉爾平認為在這個國家與世界市場的關系大題目下有三個密切相關的問題，很值得研究。“第一個問題是市場相互依存與國際政治(尤其是存在或不存在政治領導時)的相互作用方式。第二個問題是經濟與政治變化的相互作用，這種作用產生了對全球經濟活動分布，尤其是對所謂的現代工業優勢地位的激烈國際競爭。第三個問題是世界市場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國家為控制或者至少是影響貿易、對外投資和國際金融體系以及國際政治經濟其它方面所做出的努力。”⒇這三個問題實際上概括了國際政治經濟學所涵蓋的不同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基本面的問題，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來說，多屬于基本理論層面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指在全球政治、經濟等基本面因素影響下，世界經濟與國際分工的技術結構、部門結構和地域結構變動問題，各個國家和世界經濟體之間的激烈競爭主要在這個層面上展開;第三個問題主要涉及世界經濟實務的兩大主要領域——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國際投資不必單列)，在這兩個領域所有問題的背后，都隱蔽著民族國家的獨立自主、安全、福利以及諸如此類種種關乎切身利益的重大政治問題。特別是在當代金融帝國主義條件下，這個領域國際斗爭的錯綜復雜、驚心動魄和影響之大，任何其它領域和局外人難以想象。“金融游戲”已經成為當代國際財富轉移的“魔法”，一場人為引爆的金融危機足以使一個國家在幾十年中辛苦積累起來的財富，在轉瞬之間就被席卷一空。在當代條件下國際政治經濟學這三個層面的研究，對于任何國家來說，都關系到戰略利益，關系到國家命運。金融管理薄弱和金融技術落后，是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軟肋，特別是在國際金融領域，尤其如此。而國際金融恰恰是風險最大的領域，對國際游資來說也是獲利機會最大的領域?？梢哉f，當前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領域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是我國這一學科的當務之急。例如，在當前國際金融風險加大和美國對我國政府步步進逼以及不斷增大政治壓力的條件下，如何延緩和化解金融危機，維護國家金融和經濟安全?

　　八十年代以來，全球化成為西方國際問題研究，特別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題。隨著全球化帶來的正面影響和負面影響日益凸顯，圍繞全球化展開的爭論成為國際學術界的一道景觀。許多學者，特別是美國學者不僅對全球化完全擁護，認為全球化不僅不可抗拒，而且會增進世界和平與繁榮，包括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會從中受益。這是新自由主義觀點。作為全球化的最大贏家來說，大部分美國學者持此種觀點是很自然的。相當數量的學者，也包括一部分美國學者指責全球化對世界構成嚴重威脅，明確指稱全球化是世界貧富差距擴大和生態環境問題嚴重惡化的罪魁禍首。在對全球化的指責中，許多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把矛頭指向美國的霸權和單邊主義。全球化把世界分成贏家和輸家，這是公認的。據認為，世界經濟中兩個最“全球化”的地區是三位一體的高度工業化國家(美國、西歐和日本)以及東亞的若干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沿海省份。國際輿論說，在全球化中，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的少數贏家，這話很讓一些官員興奮莫名，也很讓一般人糊涂。籠統地說中國到底是贏家還是輸家，沒有意義。吉爾平持論比較平實，他說：“我要強調指出，一國經濟向全球各種市場力量開放，可能是(事實上通常是)一種挑戰，與全球化密切相關的力量會造就贏家，并且至少在短期內也會造就輸家。”“未能為全球化及擴大開放所產生的后果做好應付準備，就得吃苦頭。東亞和東南亞許多國家，例如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的經歷正是這樣。在20世紀90年代，這些正在迅速工業化的國家，犯了嚴重的錯誤，它們在建立起能保障本國金融系統穩定的法規條例和機構之前，就降低了外國資本流入的壁壘。這種失策使金融投機毫無顧忌，其它違規活動也乘虛而入，1997年后這些國家被拋入金融危機之中。有些國家，直到2002年5月還沒有完全從危機中復蘇。”(21)中國由于資本帳戶沒有開放，躲過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但是能不能躲過美國等國家處心積慮地為中國制造的金融危機，這是當前中國面臨的最嚴峻的考驗。萬一躲不過，也必須抗過。全球化的類似苦頭，我們也吃得不少，如何通過國際政治經濟學加以總結，這是一個大題目。

　　九十年代吉爾平先生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轉向冷戰后的世界經濟和政治問題，目的在于探索新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或稱體系)的框架。

　　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全球政治經濟學，但是今天這種提法已經不足以囊括其外延。因為太空已經開始全球化了，據說現在地球軌道上的衛星已經擁擠得如同長安街上的汽車了。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實在太多太廣，但是作為一門學科又不可能無所不包。筆者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的外延或研究內容沒有總體把握，最多有所謂千慮一得。所以這里關于這門學科當前的研究方向和問題，提供兩個小資料。一份是借花獻佛，轉引王正毅教授的資料。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對于國際體系中國家與市場關系的研究，按照一位西方學者的概括，主要包括以下一些題目：(22)

　　(1) 政府和國內的利益如何影響對外經濟政策?

　　(2)如何理解政治領導人以及政治制度管理和操作市場的不同方式?

　　(3)政治權力和國際制度在框定貿易流動和資本轉讓方面起什么樣的作用?

　　(4)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技術能力是如何影響它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

　　(5)南北發展差距的根源在哪里?

　　(6)國內和國際因素如何影響發展戰略的選擇?

　　(7)國際合作的根源和阻力是什么?

　　(8)國際經濟競爭的特征是如何變化的?

　　(9)如何解釋不同的發展戰略的成功和失敗?

　　(10)富國和窮國的政治利益如何影響外援的成功?

　　(11)如何理解南北雙方在對外投資和借貸條件方面的討價還價?

　　這些國外學者的選題都屬于應用性研究，有些問題可以直接為我們選用，有些可以啟發我們思考，可以借鑒。如問題(1)政府和國內的利益如何影響對外經濟政策?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前沿、很有意義的問題。這個問題還可以反過來提出：外國和跨國公司的利益如何影響一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如何影響其產業政策、貿易、財政、稅收、金融和外交政策?如何影響國際監管?如何影響國家經濟安全?如此等等。

　　另一份是筆者的讀書筆記，雖然明知掛一漏萬，仍愿意獻丑于此，謹供參考和批評。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至少可以包括如下方面的內容。

　　第一，學科的基本理論。學科體系建設的基本理論，代表不同利益的流行的基本理論，各種新興的思潮和基本理論，例如依附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史，國際政治經濟學思想史，經濟社會史，比較經濟史，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案例分析、戰略和政策分析，相關的比較分析，等等;

　　第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總體運行的理論和實踐。例如包括全球化問題，國際格局的演變，世界權力及其結構，南北問題，國際競爭，國家和市場，國家之間和國際主體之間的相互依存及其利益關系變化，國際沖突與合作。國際規則、制度體系，國際體系的運行機制，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等等。

　　第三，專門領域，即國際經濟政治互動下的經濟關系，主要是國際分工、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合作、國際投資的理論和實踐;合作與沖突，國際債務與依附問題;區域一體化和國別研究;等等。

　　第四，各種專題研究。例如，國際政治：國際政治加速變革的后果及其影響問題;非正式經濟行為體問題，非政府組織問題;權力與安全問題：國際軍備問題，核武器擴散問題，軍費開支問題;等等。跨國公司問題：跨國公司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及其對母國和東道國的政治經濟影響問題;世界財富與安全問題：暴力與財富分配的關系;國際“恐怖主義”的根源、趨勢和影響問題;等等?？茖W技術進步與社會問題：技術進步的本質及其政治經濟影響;信息通訊全球化的后果及其影響;科學技術進步與就業問題;世界貧困問題;等等。世界經濟資源問題：全球資源的合理使用和濫用問題;國際深海礦藏的開采權問題;捕魚權問題;資源與國際沖突問題;世界政治資源問題;世界和地區安全問題;生態環境問題;人口問題;信息，科學技術，產業結構問題;聯合國和國際組織問題;等等。

　　國際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外延太廣，包羅萬象，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無論基本理論方面還是應用性問題的選題，都需要從中國的實際需要出發。例如依附理論原本是發展中國家學者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對中國有重要意義，至少比自由主義理論有用得多。而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薩米爾·阿明等許多學者(這里只是隨意舉例)的著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開辟了道路，有許多可借鑒之處。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依附理論作為西方的非主流學說在我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不利于國際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

　　第三節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性質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它的學科歸屬，雖然也需要探討，終歸不是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倒是這門學科所具有的強烈的政治性，最容易引起爭論。然而這又是一個無法回避和十分現實的問題。在當前條件下，為了學科發展和現實需要，又是一個必須說清楚的重要問題。所以這里聯系實際，作一些有針對性的探討。

　　一、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性質

　　關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歸屬，美國一般認為屬于國際政治的一個新領域，吉爾平就是這樣看的，同時他又使用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作為自己著作的名字，并經常使用這個提法。這既說明一個歷史事實，即國際政治經濟學是由國際政治學者開辟出來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這與這門學科的性質或說學科歸屬不是一回事，同時似乎表明吉爾平傾向于認為它是政治經濟學在國際關系領域的延伸。但這也只是筆者“望文生義”的理解，吉爾平沒有明確表述，從筆者接觸到的美英有關著作中也看不到對此有專門論述，可見在美英這個問題似乎不是很重要。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歸屬，國內學者一般明確認為是“國際關系學的一個重要分支”。(23)

　　這種觀點在國內有一定的代表性，這同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理解不同有關，也同引進、從事這門學科研究和教學工作的學者多屬于國際關系學科的現實情況有關。按照斯特蘭奇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表述，它是研究全球經濟關系或說是世界體系的經濟關系。沃勒斯坦指出：“世界體系分析非常不同于所謂‘國際關系理論’。一個重要的區別是世界體系分析所探索的范圍遠遠超過國際關系。”“當前形態的世界體系分析問世已經幾十年了。它是一種不斷演進的分析形式，但它首先是對占主導地位的知識形式的批判方式。它尋求重新書寫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描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體制結構和運行原則，闡明體系目前出現的結構性危機及其對未來行動的意義以及重新評價現存的體系所構建起來的知識結構。這是一項巨大的任務，此刻它當然還沒有完成。”(24)沃勒斯坦認為世界體系研究也就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遠遠超過國際關系”，看來他傾向于兩者不是一個學科，因為外延相差太大。他的這一觀點還揭示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任務，是高屋建瓴的。這個“巨大的任務”決定了這門學科作為一個獨立學科所應有的地位。

　　從美國的情況看，國際政治經濟學興起時間不長，也多是國際政治學者參與。羅伯特·吉爾平就是以國際政治學家后來“惡補”經濟學理論進而奠定了其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學術地位的。他對此也很坦率。(25)或許由于美國的體制，學科有無“婆家”并不重要。在歐洲，國際政治經濟學有沒有“婆家”不清楚，至少俄羅斯從蘇聯承襲下來的傳統，國際問題研究一般還是放在“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的學科框架內。國際政治經濟學在我國引進不算晚，但需要給它找到一個合適的學科位置，即找一個“婆家”卻不容易。在我國，國際關系這門學科長期處于“妾身不明”的狀態而終于被取消，幾級學科都不是。(26)在這種情況下，再把國際政治經濟學視為國際關系的分支，將使其“無地自容”，沒有學科位置。根據教育部的現行分類，論其真正的學科地位，應定位于二級學科?？墒乾F行學科分類的十二個一級學科中，既有政治學，也有經濟學。所以在理論上，國際政治經濟學既可以認政治學，也可以認經濟學為“婆家”(后者正符合斯特蘭奇定義的原義)，分別位列其下，與二級學科的國際政治和理論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世界經濟學科平行。問題是實際工作中不可能“一女兩嫁”，可是也不妨從權處理。因為硬性劃歸，總會給許多非經濟學或非政治學出身的學者帶來不便。真不知“春”歸何處。其實怎么歸，都是紙上談兵，最終取決于本學科的建設?，F在條件雖不成熟，但先“正名”也有意義。因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這既是古訓，也是現實。我國國際關系研究落后，“事不成”，以至于國際關系學至今沒有獨立的學科地位，歸根結底還是學科建設本身不足。為了便于學科發展，不如先找一個婆家，管它是誰，“靚女先嫁”了再說。

　　國際政治經濟學既是一門基本理論學科，又是一門具有很強的應用性的學科，而且顯然也屬于交叉學科，對此一般沒有異議。這也是這門新興學科的優勢。從我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實來看，還剛剛起步，距政治經濟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學科現已達到的高度和深度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國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畢竟已經是相對成熟的學科，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也有較好的基礎，許多學校設有國際關系學院，相關學科也有很大發展。特別是我們有最大的優勢，即中國發展的優勢?，F在的中國，雖說還不到“人間萬姓仰頭看”的程度，但卻是世界的焦點所在。中國有了這個優勢，國際政治經濟學進了中國門，娶了這個媳婦進門，它就有了天然的優勢，有了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肥沃土壤。這是中國學術的“比較優勢”。但是這一切還需要來自各學科的學者消除門戶之見，提倡寬容，共同努力，“雜交”才有優勢，才更有利于國際政治經濟學這門獨立學科的發展。

　　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政治性和“普世性”

　　顧名思義，政治經濟學歷來有鮮明的政治性。最早使用政治經濟學這一概念的法國重商主義者的著作名為《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1615年)，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威廉·配第的著作也叫《獻給英明人士》，大有晁錯上漢文帝論貴粟疏的味道。(27)總之，無論重商主義，還是古典經濟學，政治意味都很濃，政治目的十分明確，都是代表新興資產階級追求財富與權力的利益，到了亞當·斯密寫《國富論》，其政治性已差不多發揮到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極致。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的政治性，突出地表現為為資產階級政府的辯護性。馬歇爾以后的西方經濟學的政治性表現為形式上的“去政治化”，放棄政治敏感的宏觀經濟，一頭鉆進微觀經濟，實際上還是以“經濟人”理論為基礎，還是與斯密同一個“政治性”。凱恩斯經濟學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危機中以挽救資本主義制度為己任，難道不是最大的政治性?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難道不是政治經濟學?至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更是不爭的事實。哈耶克坦言自己最初是受到業師米塞斯反共立場的吸引，政治性何其鮮明?當哈耶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鍛造新自由主義時，將其攻擊社會主義蘇聯的著作命名為《通往奴役的道路》，政治性何其鮮明?而且那也可稱作是一本國際政治經濟學著作。至于到了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下了“崽”，生出“華盛頓共識”和“休克療法”這兩個(其實是一個)國際政治“寶貝”，如同哪吒鬧海，硬是把個拉美和蘇聯(俄羅斯)東歐國家搞得人仰馬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是另一種政治性，過去叫無產階級性、黨性和階級性，近些年不大提了。但是政治性不是不提就消失了。特別是階級這東西，不是閉上眼睛，它就不存在的。給階級穿上階層的外套，如同“皇帝的新裝”，沒用的，它還是階級。事實反復證明，社會科學這東西，政治性無處不在，不是這一種政治性，就是那一種政治性。歷史證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窮國的政治經濟學，是窮人的政治經濟學，也是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是富國經濟學，富人經濟學，資產階級經濟學。不是兩種經濟學不能互通，凱恩斯經濟學就已經與馬克思主義“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時俱進，也需要借鑒西方經濟學。但是沒有必要為此而把西方經濟學打扮成天使，在世界上要找純粹的經濟學，客觀的、中立的經濟學——沒有。薩繆爾遜是一位極聰明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他坦率地承認自己對經濟學教科書動了“去政治化”手術——“忽略”了階級斗爭。為什么要這樣做呢?他的教科書出了五十多版，每次再版都要小動一下。大動幾次，小動五十多次，經濟學就脫胎換骨，變成“社會心理學”了。堅持階級斗爭是一種政治性，“忽略”階級斗爭同樣是一種政治性。而在發展中國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維護勞動者的利益，馬克思主義邊緣化，受損的也是勞動者的利益，而薩繆爾遜經濟學是維護資本的利益，兩者的政治性是一樣的，但維護的對象，完全相反。

　　政治經濟學從誕生起就具有國際政治經濟學性質，國際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在國際領域的延伸或應用。國際政治經濟學早已經成為國際政治斗爭的工具，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工具，至少在西方的政府層面、國際機構層面(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是如此，在西方學術界的一些人那里也是如此。例如哈佛大學的薩克斯教授以及很多與他差不多背景的美國教授都深深地直接卷入了俄羅斯蓋達爾政府“休克療法”的政策制定和實施。至于將新自由主義理論包裝成為“全球化”意識形態的理論家們，就更是一支包括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內的經濟學家的龐大隊伍。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國際政治經濟學具有鮮明的政治性。那么，為什么一個時期以來那種關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包括國際政治經濟學具有所謂“普世價值”或“全人類價值”(或稱“普世性”)的觀點會有那么大的影響力呢?其實沒有什么神秘，只是勢所使然。而勢是會轉的，勢轉而衰，附著在勢上的一切，也就都不可避免地衰了。例如在中國，2002-2003年就是個轉勢的拐點，特別是2003年的“非典”危機，危機一過，“和諧社會”的勢就勢如破竹，到十七大就定了乾坤了。自古以來，研究“勢”都是一門大學問，古代叫“帝王學”，與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大有相通之處。

　　從理論上說，任何時代人類積累的知識都會有一部分具有普世性，國際關系理論或國際政治經濟學也不例外。就說中國“土產”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自當年周總理在萬隆會議上提出就受到廣泛歡迎，現在早已經成為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這不是普世性?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與人”被刻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門前，這既是中國人的處世之道，又是教科文組織提倡的國際精神，這不是普世性?諸如此類的普世性，借用葛優的廣告詞“這卡那卡的，多了。”從實踐上看，西方國家的一些正直的學者出于對真理和正義的追求，出于對發展中國家的同情和對西方國家霸權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政策不滿，在學術活動中追求“普世性”成為一種有進步意義的思潮。但是，這種思潮也有被利用的傾向。必須看到，“普世性”不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特征，不是主流，更不是本質。相反，國際關系理論作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必然要為國家利益服務，這是由意識形態本身的性質決定的，這一點也具有“普世性”，無論哪個國家，都無法例外的。理論和政策“去政治化”和“去意識形態化”，片面追求“普世性”，會使一個國家喪失政治思維能力，使蘇聯栽了跟頭，從蘇聯“栽”成俄羅斯。這個事實再次證明，“去政治化”和“去意識形態化”是虛偽的，不過是另一種“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罷了。理論本來就是政治的“連體人”。事實還證明，美英等西方國家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利用這一思潮作為冷戰手段，巧妙地將“普世價值”、“全人類價值”與新自由主義“打包”成“全球化”意識形態向全世界大力“推銷”，確實有一定的欺騙作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就充斥著這些“普世價值”和“全人類價值”思想。不是說“普世價值”完全沒有價值，而是說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它要用來指導國家的國際關系和外交實踐，而在思想與實踐中間還有很遙遠的距離，還需要創造許多必不可少的條件。不顧這些條件，也不顧國際力量對比，片面向弱勢國家宣傳和鼓吹“普世價值”和“全人類價值”(因為西方國家根本只是嘴上說說而已，甚至說都不屑于說，對他們宣傳的作用等于零)，在國際政治上等于為西方國家散發“蒙汗藥”。至于不顧這些必不可少的政治條件，直接將“普世價值”用來指導本國外交政策和學術，無異于政治自殺，蘇聯就是前車之鑒。老實說，在當前國際政治力量對比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根本沒有條件追求“普世價值”，至少是不急之務。在我國當前內外矛盾極為錯綜復雜而內外形勢又相當嚴峻的今天，仍然聽信已經失勢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強調西方經濟學和國際關系理論的“普世性”，且不說它不符合中國利益;就是從趕潮流看，也已經過時了。在“文明的沖突”提上日程，美英等國家根本無視“普世價值”而高揚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旗幟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首先是奮斗救亡圖存，要他們去追求“普世價值”這些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不急之務，就是本末倒置了。這種牧師的“夢幻曲”如果出于“老外”之口，不聽他的倒也罷了。如果是出于“老內”，就需要擊一猛掌了。

　　按照西方現實主義的權力理論，國際政治舞臺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屠宰場”。國際政治就是“絞肉機”。全球化五百多年以來，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輸家，至于被絞殺滅亡的民族不只凡幾。青年學生不懂政治，充滿幼稚的幻想，需要教給他們。經驗告訴我們，雖說實踐是最好的老師，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者一個人，往往只有在吃夠苦頭之后，才真正理解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國際政治。但是，人類是健忘的動物，好了傷疤忘了疼是一種“常見病”，唯一的辦法是加強教育。美國在這方面很有一套，從十八世紀開國不久就在中小學開設美國歷史課程，愛國主義教育兩百多年前就“從娃娃抓起”了。1996年美國更頒布《幼兒園到4年級歷史課程全國標準》，(28)相當于對幼兒園起到小學的歷史課都使用統編教科書，非常政治化的。而中國卻在搞歷史教科書的“去政治化”，美其名曰以“文明為主線”。孰是孰非，孰優孰劣，一比就立判高下。

　　第四節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這是因為，雖然這門學科誕生不久，但是它的根子扎得很深，它的歷史淵源可追溯到重商主義。這樣一來，五百多年中方法論的演變就足以大書特書了。所以，這方面的研究只能實行“抓大放小”，“宜粗不宜細”的原則，著眼現實，加以概括，有所取舍。特別是鑒于研究方法極為重要，它甚至能決定研究成果的價值和成敗。所以，還需要回答一些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論面臨的某些現實問題。

　　一、國際政治經濟學挑戰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二次大戰以后，隨著東西方政治軍事對抗和冷戰展開，對發展中國家這一“中間地帶”的爭奪，對雙方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蘇聯“輸出革命”包括理論，美國也“輸出援助”和經濟發展理論。一個美國人不無得意地說：“在20世紀，西方風格的經濟學指導著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經濟思想。”(29)這既是戰后發展經濟學產生的歷史背景，也是發展中國家長期落后的一個根源。近代以來，西方在大部分時間里壟斷了世界經濟，也壟斷了經濟思想史。二次大戰以后，美國登上了資本主義世界霸主國地位。從推行馬歇爾計劃和與蘇聯爭奪發展中國家的做法看，美國作為霸主國是很“負責任”的。美國得以居高臨下地向發展中國家灌輸這樣一種理念：西方國家的經濟發達，來源于其經濟理論科學的先進昌明(這一科學的核心和基礎被解釋為亞當 •斯密的自由主義理論);其經濟理論的先進，來源于它有一套先進科學的研究方法。其實，馬克思主義在美英國家興起，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西方經濟學的方法論局限，需要借助馬克思主義。例如如何解釋戰后美國霸權衰落，如何建立新的霸權理論以維護美國的“領導”地位?在這方面，美國學者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可說是個中權威。但是，他提出的“國家生命周期”論，把霸權國的興起和衰落歸結為類似人體的生命周期(出生、成長、成熟、死亡)，(30)盡管提法似乎新鮮，但是比喻不能代替分析，遠沒有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來得深刻。這是吉爾平等美國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看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原因。

　　概括起來，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優勢和劣勢，有這樣幾個最突出的特征：首先是實證分析重于規范分析;其次是定量分析重于定性分析;再次是對內生變量的分析重于外生變量的分析。其實，西方經濟學的這三個特征，集中表現為“去政治化”的政治特征。而“去政治化”的方法集中到一點上，就是在極力貶低經濟活動中國家機器和階級斗爭的作用的同時，極力夸大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由于“去政治化”到后來發展到“走火入魔”的程度，摒棄“價值判斷”和“不承認道德”，而走向以實證分析完全取代規范分析。以至于經濟學論文充斥著數學公式而沒有經濟思想，而走向以定量分析完全取代定性分析;以至于置一切制約經濟發展的社會因素為外生變量而不顧，一頭扎進價格、需求和貨幣等內生變量，而走向以內生分析完全取代外生分析。這種不需要進行價值判斷，不需要鑒別資料，更不需要注明出處的公式化研究，實際上如同“傻瓜照相機”一樣，用起來是很簡單的，但是照出來的片子也是沒什么意思的。于是，經濟學就從經濟學說蛻變成一種萬能的“工具箱”，成為一種社會心理學。正因為經濟學工具“萬能”了，也就“無能”了，以致相當一個時期以來西方經濟學對于現代西方政府的政策咨詢能力遭到普遍質疑和攻擊。這是二十世紀現代西方經濟學發展的一個悲劇。正如吉爾平所批評的：“數十年來，經濟學越來越遠離公共話語，不僅廣大公眾難以與它接近，而且學術界同事也覺得同它疏遠了。這種現象是極其不幸的，”而且“經濟學與公眾脫節的問題特別令人煩惱，因為經濟學家留下的思想真空往往由誤解經濟學或者故意濫用經濟學研究成果的人來填補，他們力圖用這種或那種萬靈藥來解決國內和國際的經濟問題。”(31)

　　西方經濟學發展的這種“去政治化”趨勢受到西方政府的縱容和鼓勵，因為它符合國際壟斷資本為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樹立“經濟學樣本”和對外推行新自由主義戰略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經過經濟學精心“包裝”過的社會心理學。但是，經濟學“去政治化”也是一把雙刃劍，特別是削弱了發達國家自己客觀地認識國際經濟問題和宏觀經濟問題以及制定政策的能力。正如凱恩斯所說，“經濟學理論沒有提供一套可以馬上適用于制定政策的依據。它不是一種學說，只是一種方法，是一種思維的手段或思考的方法，能幫助掌握它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32)經濟學自重商主義起，到古典經濟學，都是一種學說，到了當代，卻“淪為”一種沒有思想的純粹“方法”，這是經濟學的倒退。事與愿違，它既損害了發達國家的利益，也不可避免地引起西方學者的不滿。著名學者羅伯特·基歐漢曾尖銳地抨擊了西方經濟學的三種錯誤傾向：“忽視其它領域專家的意見，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政策建議中有政治或意識形態偏見，以及向政府提供咨詢時眼高手低，力不從心。”(33)可見不僅是學說本身，即使在指導政策方面，現代經濟學同重商主義和古典經濟學相比，也是退化而不是進化了。這種情況嚴重地損害了經濟學家的形象，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甚至不客氣地說，經濟學家的主要任務應當是“把這些經濟學家蟑螂扔進馬桶里沖掉。”(34)雖然，對于發達國家來說，明知“經濟學理論沒有提供一套可以適用于制定政策的依據。它不是一種學說，只是一種方法”，但是美國和國際金融機構卻要求發展中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用以制定政策。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的中心論點，發展中國家其所以經濟落后，源于其錯誤的價格政策，以及政府的過度活動引起太多的國家干預，市場機制不能自由發揮調節作用，導致資源配置不當。這方面吃虧最大的是拉美國家。拉美國家在十九世紀吃盡了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理論的苦頭，二十世紀再次遭受新自由主義誤導。同美國相比，拉美國家的民族獨立只晚了四十年，而兩百年后的今天仍處于嚴重依附地位，同美國相比則有霄壤之別。這其中政治上缺少獨立自主，理論上被別人牽了鼻子，實踐上走不出自己的道路是一個致命的原因。

　　十九世紀末以來盛行于西方經濟學的主流方法即邊際分析方法，在二次大戰以后已經開始被西方經濟學家自己超越。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發達國家國際政治經濟學興起，主張從政治與經濟相互影響的角度研究國際問題，這是對西方經濟理論“去政治化”的否定。同時產權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新貿易理論等學科的興起實際上都是在經濟學研究中引入政治社會因素。這些西方經濟學家對于新古典經濟學及其方法均持激烈的批評態度，而將自己的理論視為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繼承。(35)八十年代以來西方新政治經濟學興起，更是掀起了向政治經濟學回歸的思潮。這一切都表明在西方國家，經濟學“去政治化”的路子實際上已經走到了盡頭。

　　二、價值判斷是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的內在需要

　　一個時期以來，經濟學、國際問題研究和整個社會科學領域都流行一種以超越政治鳴高的思潮，以經濟學界為甚，主張經濟學不承認價值判斷，經濟學是客觀的，經濟學家是中立的。這是經濟學方法論方面的一種未必糊涂但卻是有害的觀念。

　　價值判斷是任何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所固有的，也是不可能回避和回避不了的。長期以來西方國家搞經濟學“去政治化”，是由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已經形成，殖民體系已經形成，在國際分工、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等一切領域壟斷資本都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既定，也就是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格局既定。這時候對于世界霸權國家來說“價值”已經不需要“判斷”，它是一種客觀存在。特別是在美國“獨霸”世界的條件下，更是如此。而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價值不僅需要判斷，而且需要深入分析之后才能判斷，因為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發展和改革的“陷阱”。不僅如此，一國的外交政策必然反映該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利益和價值標準。在強國主導的世界格局中，經濟學“去政治化”對發達國家有利，越是把經濟學打扮成“不含價值判斷的”，“客觀的，”“中立的”，“普世的”，越是有利于對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和政治家洗腦，越是有利于誤導對方和維護自己的強勢地位。而且，西方國家的價值判斷已經隱蔽地含在經濟理論之中。例如“經濟人”理論，發展中國家充其量是“小經濟人”，是小魚;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是“大經濟人”，是大魚;大魚吃小魚，這是生存競爭的“鐵律”。WTO和知識產權協定等國際貿易規則以及國際金融等領域的“游戲規則”既定，誰能玩兒過誰，是禿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而發展中國家不行，自己的每一點利益都需要睜大了眼看，也不見得看清楚;全力以赴去爭，尚不見得爭得到。所以，一事當先，必須有價值判斷，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否則稀里糊涂，被人賣了，還要幫人家數錢。在全球化浪潮裹挾和“包裝”著新自由主義滾滾而來的時代，這種事太多了。所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定位，決定了發展中國家要有自己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版本，更要有符合自己價值和利益的研究方法，但是首先要有獨立的立場和視角。例如，以伊朗為代表的伊斯蘭國家普遍認為，現存以多邊組織為特征的國際體系不過是以往殖民時代的延伸。不僅如此，這一體系還強行推廣西方價值觀念，同時侵蝕各國原有的生活習慣與社會組織結構。這種觀點在筆者看來，要比發展中國家大量存在的無條件地復述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要深刻得多。其實嚴肅的西方學者也是明確主張學術研究需要引進價值判斷的。湯因比正是在歷史研究中引入價值觀，把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相聯系，形成獨特的歷史哲學。對人類文明的憂患和拯救是他的思想的中心線索，包括他對中國文化的高度肯定并寄予厚望都是基于價值判斷。不僅基于對中國傳統文明持肯定的價值判斷，也基于對西方弱肉強食文明否定的價值判斷。湯因比如此，托爾斯泰也是如此，沃勒斯坦也是如此。(36)學者擁護什么，倡導什么?反對什么，抵制什么?這些問題不搞清楚，離開價值判斷，研究的意義何在?

　　著名經濟學前輩陳岱孫教授曾指出：“實證經濟論者否定價值判斷。但是否定不等于不存在。數理模型分析了各種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得到了一種結果。但是這種結果是否符合現實實際，完全與價值判斷無關嗎?當然不是。”(37)不僅陳岱老如此，關夢老也是如此，老一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都是如此。他們這一代學者親身經歷了二十世紀中華民族走過的艱難曲折的革命道路，有過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會生活的經驗，他們深厚的學識和豐富的閱歷使得他們的思想和研究具有鮮明的價值判斷，就是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而且終生不渝。

　　國際政治經濟學同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一樣，既是規范的科學，又是實證的科學。請注意我把“規范”放在“實證”前面。因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政治性很強，民族性也很強。有一種觀點，據說全球化正在“抹去”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邊界，發展中國家要接受這個歷史趨勢。這種觀點夸大了全球化作用，完全無視全球化五百年的歷史并沒有消滅西方民族國家的現實，消滅的只是非西方民族和國家。不同的國家和經濟體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需要和理解不同;關注什么問題，研究什么問題，強調什么問題，回避什么問題，掩蓋什么問題，采取什么立場來研究問題，采用什么方法來研究問題和解釋問題，等等，無不涉及到研究者和國家的價值判斷問題。例如對于近年來中國和平發展，國際上議論紛紛，“中國威脅論”一時蜂起。“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你說，哪一個“蛙聲”不代表一定的國家或集團的利益，不含有相應的價值判斷?近年來關于國內發展和改革問題的爭論也是一樣。

　　國家利益是國際關系的本質特征，意識形態是維護和爭取國家利益的武器或工具。認錯或拿錯了武器，會自傷，甚至自戕。拿武器的方法也非常重要，方法選擇由理論的政治性質決定，歸根結底由國家利益決定。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后發國家本來就處于劣勢，更必須講求方法，選擇對自己有利有用的理論，才能照亮自己的道路。十八世紀的美國選擇了漢密爾頓的經濟思想得以強國;十九世紀的德國靠李斯特的理論得以崛起;這兩個國家都沒有選擇斯密的自由放任主義和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這種西方大國崛起的真正理論“訣竅”，是絕不會寫進薩繆爾遜的教科書的。近代德國和日本硬是以國家干預作為自己的“比較優勢”大獲成功而不被譴責。現在中國總體上剛剛溫飽有余，“全面小康社會”尚待建設，何以富國大國們就如此聒噪不休?多數人是“百犬吠聲”，隨幫唱影，可以理解;可個別國家卻是“一犬吠日”，豈非欺人太甚?近年來俄羅斯不看西方臉色，斷然將石油天然氣等重要資源再國有化，而且不僅將能源在理論上上升為地緣政治工具，在外交實踐上楞是把能源牌玩兒得出神入化，直令西方和國際社會看得目瞪口呆。想必這是俄國人大徹大悟，“覺今是而昨非”的選擇。俄國人這一招玩兒得漂亮，其重要的國際啟示，就是“剌剌古”叫喚不能聽。(38)結果是小布什把普京請到他老爹的農場莊園善加款待，一番觥籌交錯之后，俄美照“打”不誤。中國人的弱點之一是太在意別人(國)的議論，這是近代中國積貧積弱歷史的心理反映。古代中國(例如盛唐時代、清代嘉慶以前等強盛時期)不是這種心理。盛唐時代稱洋人為“胡兒”與晚清積弱叫“洋大人”一樣，都不足取。

　　當然，俄羅斯的做法雖有啟示，不能照搬。俄羅斯人是草原烈馬性格，又是新敗復起，心態和手法都不免過于激烈。中國人歷史悠久，文化綿長，性格溫和敦厚，如今處于崛起之初，還要建設“和諧世界”，所以，既要韜光養晦，又要有所作為。徐圖大計，以柔克剛，對人對己都好。所以一定要選擇對自己有利有用的理論。選擇需要眼光，但首先是中國眼。

　　既然價值判斷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內在要求，學者就要有價值判斷。這就注定學者在國家社會發展中要承擔一定的角色，負有一定的使命和責任。同時，也就使得學者在立論時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傾向于一定的社會利益集團，有時候免不了要做律師或辯護士。不做“甲方”的“律師”，就做“乙方”的“律師”，總之免不了做“律師”。因為社會總是需要律師和辯護士。馬克思批判庸俗經濟學家充當資產階級的辯護士，但是實際上馬克思自己是自覺地充當了無產階級的辯護士。作辯護士沒什么不好，也不是不要科學性，關鍵是作誰的辯護士。在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實際上“辯護士”隊伍已經形成，隨著形勢發展還將分化。當然，學者的科學研究同充當辯護士還是要有區別，就是通過盡可能客觀的研究來反映社會真實，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來維護國家民族的利益。這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使命和責任，同人諸君千萬別“小看”自己，不能甘于只當辯護士，雖然辯護士是受人尊敬的。如果要辯護，也不光是為某一方辯護，歸根結底還要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辯護，為中國辯護。有人會說，你這是唱高調。沒錯，就是要有人唱高調。不是說一個民族需要有“仰望星空”的人嗎?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就是“仰望星空”的人，這是學科對象決定的。書生報國一紙筆，讀書豈為稻粱謀?這是中國古代先進士大夫的立身原則，有現實意義?，F在到處是“低調俱樂部”，缺乏和聲效果，不好聽，需要更多的人參加“高調俱樂部”?，F在黨的十七大開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已經高揚，是時候了。這兩年我把手機鈴聲設定為“解放軍進行曲”，一次上課前忘了關機，手機一響：“向前，向前，向前……”，學生哄堂大笑。我故作正色說：“笑什么?現在你們就缺這個!”百多個學生立馬肅然?？梢妼W生還是“孺子可教”，關鍵是教師?？床黄鸾處煟袢擞猩跤诠湃苏摺，F在一個科長，就敢于對教授呼來喝去。不要說在民初，就是在五十年代，也是不可思議的。這既有客觀原因，也與少數教師不夠自重有關。其實教師者，國之名器所在，對國家、社會的影響有的方面遠甚于公務員。一些人無知，不必計較(計較也沒用，徒生煩惱)，我輩教授，豈可自輕自賤?

　　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要有價值判斷，要有社會歷史責任感。這既是客觀需要，也是國際學界的共識。正如沃勒斯坦所說：任何社會科學研究都“有一個客觀性和責任感問題。我不認為存在什么不具有責任感的社會科學。但這并不意味著社會科學不可能是客觀的”。“我們大家都無可補救地是我們的背景、我們所接受的訓練、我們個人自身的能力和社會角色，以及我們在其中發揮作用的社會結構的壓力的產物……作為學者或科學家，肯定要在社會系統中扮演特殊的角色。”“這里就產生了我們的責任感。它取決于我們對美好社會的憧憬。既然我們要求有一個較平等較自由的世界，我們必須理解達到這一境界的各種條件。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求對迄今為止現代社會體系的性質和演變有個明晰的揭示，同時對它現在和未來在各方面或許可能取得的發展的幅度也須加以說明。這方面的知識將會成為一種力量。就我的承諾范圍而言這種力量對那些代表世界上大多數深受壓迫的人們的利益的集團應該是極其有用的。”(39)古人作學問，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專一于“釀酒”。今人比古人“聰明”，不在學問本身“耽誤”功夫，相信我們浙江的一位前賢陸游講的“功夫在詩外”，喜歡炒作。其實，陸游一輩子留下三萬首詩，愛國之甚，勤奮之甚，哪里懂得炒作?從沃勒斯坦這段話里，我看到這位可敬的美國學者蜚聲國際，其所以取得過人的學術成就，也由于他作為一個正直學者所具有的價值判斷和責任感，影響他的治學態度，使其在世界經濟史特別是西歐經濟史方面能夠言人所未言、言人所不敢言。這種作人態度、治學精神和學術成果具有真正的“普世價值”。

　　三、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幾種主要的研究方法

　　根據美國學者吉爾平的概括，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存在著三種性質和功能不同的學說：“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40)與之相適應，三種不同的學說之間的區別，不獨在于“性質和功能”不同，價值判斷和追求的政治目標不同，也在于其基本方法不同。這里說的是基本方法不同，例如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基礎是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是與其它學說的根本區別。但是在具體方法上，不同的學說是有交叉的。

　　(一)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熟以后，代表資本主義制度中弱勢群體(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利益和社會進步的先進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在西方興起，要比自由主義晚得多。盡管當代社會主義運動遭到重挫，處于低潮，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比它的實踐處境要好得多，竟能還在新自由主義橫行背景下的國際學術界——其實不僅是國際政治經濟學——支撐起“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其實是很不簡單的。這個事實也有力地說明思想的力量之強大，是有甚于政治的，也是沒有國界的，是“全球化”的。其實，馬克思主義在西方重新興起，除了它在內容方面對資本主義批判的巨大價值得到歷史證明以外，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馬克思主義產生以來，一個半世紀過去了，西方不得不承認：“作為一種分析工具和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批判武器，馬克思主義還是有用的，只要馬克思及其追隨者強調的那些資本主義缺陷——資本主義發展中‘繁榮和蕭條’周期、大量的財富與廣泛的貧困并存以及資本主義各國對市場份額的激烈角逐——依舊存在，馬克思主義就會繼續流傳下去。不管人們披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還是打別的什么招牌，在世界經濟的討論中總會關注這些問題。”(41)請注意最后這句話中有玄機。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盡管一個時期以來，美英等國家“開放”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給予馬克思主義學者以各種必要的甚至于也是相當可觀的研究條件，但是畢竟受到大的“社會生態環境”和“學術生態環境”的影響，更多的人未必愿意戴馬克思主義者這頂帽子，因為時世多變，禍福難料。在美國，不僅麥卡錫的幽靈還在，其實天下也是“麥家”的天下。另外，現代的西方學術界，無論學者和個人的學術，已不是“楚河漢界”，涇渭分明，陣線清楚，氣氛也相對和諧，不象中國這樣搞得劍拔弩張。(42)在西方國家，許多學者寧愿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但是可能“打別的什么招牌”;或者相反，也未可知。總之，很復雜和微妙。所以研究他們的觀點和方法，需要仔細分辨其內容，而不是看他如何自我標榜。至于在發展中國家，不管那么多，“依附論”學者不但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而且以馬克思主義為榮，就是另一番境界了。中國的經濟絕不能走“依附”經濟的道路，但是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卻大可以借鑒“依附論”學者的道路。我認為，這是“依附論”對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一個最大的啟示。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自己的方法論基礎，這是與自由主義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方法根本對立的。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就是從物質資料生產的社會關系出發，而不是從抽象的人類道德、感情和抽象的正義、自由、民主、人權出發，來考察世界體系的發展和演變過程。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把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歸結為國際生產關系，把國際生產關系提升到生產力的高度，這樣就可以揭示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形態實際上是在向社會主義演變的歷史趨勢，就可以看出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雖然世界革命的形勢有所變化，但是我們仍然“并非處于資本主義勝利時期，而是處于資本主義混亂的終結時期”(沃勒斯坦語)，(43)如此這般，我們仍然可以揭示國際體系發展和演變的運動規律。其實，無論居官、經商還是作學問，看大勢都是第一等功夫。特別是居官，在中國居官，如果一味跟著美國人跑，不研究和不順應中國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逆潮流而動，這是大忌。研究社會科學，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也是如此。而環顧全球，看大勢的最厲害的方法，還是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可以揭示社會發展規律，這是最大的大勢。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可以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好處多著呢。其實當代許多西方卓有成就的學者，例如在戰后幾十年里一直主持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講座的，被稱為“后凱恩斯學派”創始人的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夫人，說她是西方的“后馬克思主義”也未嘗不可嘛!以羅賓遜夫人的學術成就，完全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其所以得不到，原因就在于此。薩繆爾遜為其喊冤，其實誰心里不雪亮呢?蘇珊·斯特蘭奇女士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諸如此類，“這卡那卡的，多了。”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運用于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必須采取科學抽象法。科學抽象法就是通過運用人類思維的抽象能力從大量的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現象中，抽去外在的、偶然的、非本質的聯系，找出其內在的、必然的、本質的聯系，形成科學理論的方法。科學抽象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馬克思主義學派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方法。斯特蘭奇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下的定義，就是科學抽象法的運用。自由主義的某些學說，其所以流于膚淺，其方法論的原因就在于停留在對現象的描述，而不能或不敢，或有意不去探討事物內部的聯系，回避對本質的揭示。例如金德爾伯格是西方有成就有影響的學者，但是他的“國家生命周期”理論，模擬人的生命周期來解釋世界霸權，雖然也可以成一家之言，畢竟不是深刻的思想和科學的方法。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抽象法包括兩個互相區別和互相聯系的方法，即從具體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敘述方法。“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進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44)科學抽象法的研究方法是從具體到抽象，從現象到本質的認識方法。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運用科學抽象法，從紛繁復雜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現象中抽象出商品這一簡單的概念，再通過對商品兩因素矛盾的分析，層層剝筍，絲絲入扣，最后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規律，揭示出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規律。只不過，歷史的發展進程不是直線式的，而是曲折反復的罷了。一般人所見不及此，隨波逐流，信仰危機，是毫不奇怪的。科學抽象法的敘述方法本質上是邏輯分析方法與歷史分析方法的統一。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就是從理論上再現經濟關系的方法，就是邏輯思維的分析方法。而歷史的分析方法就是按照歷史發展進程來研究和說明經濟關系的方法。“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45)

　　馬克思主義本身不是教條，而是方法。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義。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連同它的研究方法都需要與時俱進，也需要借鑒包括西方經濟學和其它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F代科學發展的趨勢是綜合，研究方法也是一樣。馬克思主義本身也是從古典哲學和古典經濟學的沃土中成長起來的，故步自封不是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許多“依附論’學者就是當代發展中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在我看來，其中不少學者仍然在使用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方法，并沒有妨礙其取得一流的學術成果。至于是否能得到國際公認，那是另一個問題。在當代世界，尤其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沒有必要一味追求我們的成果能夠得到國際公認，只要對中國有用，就行了。許多西方非馬克思主義學者也在使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這也是一個事實。

　　(二)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老家在西歐。在歷史上，自由主義作為代表工業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在西方國家成為主流意識形態，是十九世紀以后，也就是工業革命以后的事情。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自由主義作為先進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對于摧毀封建主義和戰勝重商主義，曾有過一段光榮歷史。但是自由主義也是一個不大走運的主義，雖然它的淵源不短，但是得勢的好景不長，于是就不斷地演變。例如古典學派、新古典學派、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奧地利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等，觀點五花八門，卻都屬于一個大門派，即自由主義。其實大而化之，可以將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說分成兩派。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思潮在全世界興起，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自由主義就遭遇逆境，難受了好一陣，終于分裂，產生了融入一些社會主義元素的現代自由主義，如杜威、凱恩斯、羅斯福等“新政”派，這一派經過斗爭在三十年代得勢并將優勢保持到七十年代初;也形成了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為代表的堅持古典自由主義的派別。這一派在三十年代以后長期背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自由主義處于最垂頭喪氣而不得不借助于社會主義的時期。到七十年代凱恩斯主義衰落和哈耶克的自由主義時來運轉、卷土重來時，已經改頭換面，是新自由主義了。

　　自由主義的哲學基礎是“自然秩序”，其方法論基礎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這是與古典經濟學相一致的。自由主義的理論出發點是個人主義，其理論基礎是斯密的“經濟人”理論。在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自由主義是一個魚龍混雜的派別，它的研究方法也是五花八門的。崇尚古典自由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由于方法論的缺陷，竟然不能識別希特勒法西斯主義的本質，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導致了歐洲的綏靖主義泛濫，這就不僅與馬克思主義相形見絀，甚至敗給了現實主義。所以，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古典自由主義是靠不住的。而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倒是很實用的，例如喬治·凱南的“遏制”理論、漢斯·摩根索的“權力政治”理論，這些理論的內容和方法都可以追溯到重商主義，甚至更早的馬基雅維里主義。

　　但是，現實主義又有很多種。按照吉爾平的看法，無論現實主義有多少種，在國際體系的無序性和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首要地位這兩個基本問題上有共識。在此基礎上分成兩派，對國際事務各有自己的觀點。一派是傳統的現實主義，以國家為中心，強調國家(城邦國家、帝國或民族國家)是國際事務中的主要行為者，不承認有高于民族國家的權威。這一派的代表是摩根索。這一派現實主義的方法論特點就是生存競爭，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另一派是以體系為中心的現實主義，也叫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中國家行為的主要決定因素在于各國權力的分配。(46)其代表人物是肯尼思·沃爾茲(Kennech Waltz)，代表作為《國際政治理論》(1979年版)。這一派看來主張世界體系控制下的“不完全競爭”，在西方被認為是“積極的政治經濟學”。(47)

　　國際機制分析方法(International regime analysis)是目前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一種頗為流行的研究方法。國際機制被定義為“一系列明確或不明確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根據這些原則和程序，行為者的期望在國際關系的某個范圍內趨同，這個概念已經成為人們在研究國際制度時的核心概念。”(48)國際機制和國際制度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國際機制一般是指規則和諒解，國際制度一般指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其實國際制度也是一種國際機制，是用來落實規則和諒解的機制，國際機制需要通過國際制度加以實現。例如聯合國也可以理解為戰后的一種國際機制。任何規則和諒解，任何國際機制都是為了維護一定的國際秩序，維護特定的利益的。國際機制必然對民族國家的經濟、福利、國家安全和政治獨立發生或大或小的影響。因此，“各國為了自己狹隘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常常試圖控制國際機制。國際機制既是解決具體問題的途徑，又是政治斗爭領域。這種觀念與許多經濟學家和自由派政治經濟學學者所持的國際機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中立的概念大相徑庭。”(49)實際上如同現行國際體系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一樣，這個體系當然是維護資本的利益的，因此這個體系下的國際機制自然也是維護核心國家利益的，外圍國家和邊緣國家對于國際機制的形成制定沒有什么話語權，自然其利益也就沒有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實際上還在通過各種途徑建立起影響發展中國家政策的“腐敗機制”，例如國際賄賂，用以實現自己的利益。任何一種機制都是通過人來運作的，機制再好，政治腐敗，人不行也是白費。在國際體系中，腐敗和潛規則也是一種常見的機制。其實，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依附機制”。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借鑒國際機制的研究方法，研究國際“依附機制”的形成、結構和特征，尋找破解依附機制的途徑和方法，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很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公共選擇方法(Public choice analysis)也是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一種頗為流行的研究方法。這是因為公共選擇理論被定義為非市場決策的經濟學研究，也就是把經濟學運用于政治學。這恰好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需要相吻合。實際上，戰后初期公共選擇理論在西方國家產生，一炮而紅，恰恰是彌補了西方經濟學長期“去政治化”造成經濟與政治人為分離的學術真空。公共選擇理論實際上以政府決策方式為研究對象。這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后直到二次大戰前的西方國家是絕對犯忌的，是學術禁區。古典經濟學家也研究政府決策，但是政府尚能容忍，因為在李嘉圖以前，他們畢竟經濟理論上有貢獻，在政治上還“搔不到癢處”。但是馬克思主義不得了，《資本論》一箭中的，直奔心臟，資產階級政府無力招架，只能進行政治迫害和打壓。但是從馬歇爾開始的經濟學“去政治化”只能自欺欺人于一時，到了三十年代大危機和大災難使得西方國家政府決策的學術禁區不攻自破，再不讓學術研究介入決策，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政府的風險就忒大了。所以權衡機會成本，學術禁區就開放了。馬克思主義和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西方興起都是同一個道理。所以，“人老奸，馬老滑，兔子老了抓不著”，西方政治家積重商主義以來幾百年的政治經驗，老奸巨滑，不認死理，只認利益，是政治上很精明、實踐上很靈活的一種動物。愛認死理，這在國際政治上是最犯忌的。這樣講，是指要將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起來，不是說不需要在國際上維護公平正義，那不符合中國的價值判斷，不是中國的國際形象。正如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所指出：“我們堅持把中國人民的利益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秉持公道，伸張正義。”(50)

　　公共選擇方法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意義也是多方面和見仁見智的，其突出的意義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公共選擇方法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利益交換”的視角。公共選擇理論認為，經濟學是一種“交換的科學”。將這種視角用于觀察政治過程，則政治學也是一門“交換的科學”。因為，在人類社會中，實際上還存在著一個與“經濟市場”平行的“政治市場”，政治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交換過程。據認為，在政治領域中，最重要的命題并不是國家、政黨、階級、集團等等，而是它們之間出于各自利益的一系列交易過程;有效率的政策產生于它們之間臺前幕后的政治搏弈，即討價還價、相互妥協和調整的過程。這個方法對于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是很實用的。

　　第二，公共選擇方法將“經濟人假設”引入政治學領域，為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提供了一個可借鑒的思路。公共選擇理論用交易觀點看待政治過程，來研究政府決策，認為政治領域如同經濟領域一樣，也充斥著“理性經濟人”，他們必然也會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主張破除凡是國家政府就必然盡心盡力地為公共利益服務的觀念。事實證明，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市場和國際政治領域的活動無不受到國內不同政治集團利益的驅動。

　　第三，公共選擇方法關于政府決策、尋租理論、官僚集團、特殊利益集團的研究等等，都對國際政治經濟學有所助益。

　　(三)民族主義

　　如果說內容龐雜是自由主義理論的特征，那么混亂則是民族主義理論的特征。民族主義理論的混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人為地造成的。其實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早期形態重商主義，就是西歐國家的經濟民族主義。后來的自由主義中的現實主義，如摩根索的“權力政治”理論，其基本思想，還不是源于重商主義，即某種意義上的“白人主義”?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歐的經濟民族主義者通過早期殖民擴張最早悟出了財富與權力之間的辨證關系。雅各布·瓦伊納的一段精辟的話經常被引用，他說：“我相信，不管什么時期，什么國家或何種特殊場合，所有的重商主義者實際上均持有如下這些主張：(1)財富是實力的絕對基本因素，無論是為了防衛還是為了侵略;(2)實力是獲取并保持財富的必要而且有價值的手段;(3)財富與實力是國家政策的兩個極端;(4)這兩個極端從長遠觀點來看是協調一致的，盡管在某些特殊場合下，為了軍事防衛的需要，也是為了長遠經濟繁榮的利益，有必要做出某種經濟犧牲。”(51)至今西方的全部國際政治經濟學，無論何種派別，都建立在這些原則之上。所以，自由主義還是民族主義，有時候是很難區分的。這是因為，西方在十八到十九世紀建立起自己的工業對全世界的“比較優勢”以后，不僅過河拆橋地在理論上妖魔化重商主義，也妖魔化民族主義。而自己卻從來都在政策行動上堅持民族主義，但輕易不打民族主義的旗號。只是到了蘇聯解體以后，得意忘形，小布什把“十字軍東征”掛在嘴邊，亨廷頓更打出“文明沖突”的民族主義旗號，麒麟皮下終于露出了馬腳。所以，民族主義實際上早就被西方變成了“臭豆腐”——聞起來臭，吃起來香。對于民族主義這塊“臭豆腐”，西方國家自己幾百年來是百吃不厭的。但是，全球化五百年以來，獨食吃慣了，別人吃就不行。中國長期積貧積弱，被西方國家吃得夠戧，落后挨打受欺負一個半世紀了，近年來稍有發展，“臭豆腐”就變成武松打虎的“哨棒”，被西方國家時不時就橫掃過來。也有些中國鄉愿跟在屁股后面喊，不能搞什么“狹隘民族主義”。這是一個偽概念，實際上沒有什么“狹隘民族主義”和“寬闊民族主義”，只有一個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沒有還不行，既能照亮兒，否則看不清自己的路;又能取暖，否則會被凍死。另一方面，火又不能燒得太大，否則會燒了自己。但是總起來說，民族主義是個好東西。

　　民族主義是個好東西，這個道理表現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德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創造的“國家經濟學”所依據的歷史研究方法。他把自己基于德意志民族觀點和利益所創作的學說命名為“國家經濟學”，并開創了十九世紀的歷史學派，對后世的影響很大。關于李斯特的歷史研究方法，本書的第十一章有專門論述。二次大戰以后，西方國家發達富裕，又坐享太平盛世，學術研究得到長足發展，各種學術著作汗牛充棟。一位西方學者指出，其中“大量發表的經濟和社會歷史的著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概念和理論。”(52)其實對于中國學者來說，最重要的還在于它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資料，為我們開闊了學術眼界，啟發了思考，也豐富了思想。此外，特別重要的是，它為我國深入開展比較經濟社會史的研究創造了很有利的條件。順便說一句，比較研究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從同外國、特別是同發達國家的比較中找到后進的民族國家經濟崛起的道路，這是李斯特對國際政治經濟學作出的至今仍有現實意義的不朽的貢獻。

　　以上論及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只是一個大致的概括和介紹，雖然不免掛一漏萬，也能起到管中窺豹的作用。

　　注釋：

　　① 就客觀的實際情況而言，政治與經濟的聯系，從來都是密切不可分的。分離是人為的。與其說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西方的產生是由于戰后政治與經濟的聯系更加密切，莫如說是由于西方長期以來人為地將政治經濟學“去政治化”造成學術領域經濟與政治的研究分離，這種情況到六七十年代世界形勢出現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時已經難以為繼。

　?、?005年劉國光教授所激烈批評的我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領域中馬克思主義邊緣化傾向，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當時主要是在經濟學研究和經濟政策研究領域開始出現“去政治化”傾向。經濟學“去政治化”就是“去馬克思主義化”，這在東西方都是同出一轍的。這股西風就是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國際思潮，特別是在蘇聯東歐傳播很快，但是在我國1989-1992年一度受到重挫。它卷土重來，收復失地，并迅速蔓延和占領高校的教學領域，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也就是蘇東劇變以后的事情。

　?、?德國稱之為“新東方政策”，意即既要保持西方國家之間的合作，也要同東方國家實現某種政治諒解。正如前德國總理勃蘭特所說：“我們的民族利益不允許我們站在東方和西方之間。我們的國家需要同西方保持合作和協議的關系，需要同東方實現某種諒解。在這種背景下，我著重強調德國人民需要和平，確切地說，需要同蘇聯以及東歐各國人民和平相處。”(轉引自陳樂民：《戰后西歐國際關系 1945-1948》，第25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④(美)埃里克·歐林·賴特：《階級》，中譯本，第2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同上，第3頁。

　　⑥(美)弗里德里克·皮爾遜、西蒙·巴亞斯里安：《國際政治經濟學——全球體系中的沖突與合作》，中譯本，第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⑦(美)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中譯本，第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噢D引自(美)羅伯特·吉爾平：《全球政治經濟學：解讀國際經濟秩序》，中譯本，第7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⑨ 同⑧，第3頁。

　　⑩ 轉引自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與流派》，第348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⑾ 同⑦，中譯本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同上。

　　⒀ 參見樊勇明：《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第1-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摇冬F代漢語詞典》第254頁，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

　?、?同⑧，第1-2頁。

　　⒃ 同⑨，第26頁。

　　⒄同⑧，第5頁。

　?、?參見路愛國、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世界體系的結構性危機與世界的未來》，《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年第4期。

　　⒆ 同⑧，第20頁。

　?、?同上。

　　(21)同上，中文版序言。

　　(22)同④，第15頁。

　　(23)參見袁明為朱文莉著《國際政治經濟學》所作的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4)同(18)。

　　(25) 同⑦，英文版原序。

　　(26)這方面國內曾有尖銳潑辣的議論，見張睿壯：《我國國際關系的發展存在的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5期。

　　(27)晁錯(前200-前154年)，漢文帝時任太子家令，人稱“智囊”。論貴粟疏是指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糧食緊缺，晁錯上書提出重農邑商、獎勵糧食生產和入粟受爵的辦法，被采納。經過文景兩朝推行，糧食增產，邊關鞏固。后又多次提出加強中央集權，削減諸侯封地、重農貴粟。吳楚七亂時，被景帝錯殺。引出這段注釋，在于說明一個觀點。有論者據此說明中國古代即是重農主義。其實，中國古代重農傳統幾千年如一日這個事實，與近代西方的重農主義完全是兩回事。中國古代的重農，是重糧食，即“貴粟”，意在使用價值。十八世紀的法國重農主義，重在“純產品”，即剩余價值。這兩者是天壤之別，所以強調中國的“重農”比西方早，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沒有意義。但是中國正因為以農業立國，有幾千年精耕細作的傳統，單產高，耕地面積廣，糧食基本能夠自給自足，所以社會相對穩定。這一點西方差得遠，西方中世紀農業極其落后，幾乎不會種地，不僅單產低，而且耕地少，導致中世紀晚期的饑荒遍地，加以瘟疫流行，釀成動亂不止，終于對外擴張找到出路。這是中西經濟史的一個重要差別，也是理解近代大航海運動興起的一個關鍵所在。

　　(28)據有關資料，1992年美國《歷史課程全國標準項目》開始啟動。1996年，三個《標推》，即《世界史課程國家標準：探尋通往今天之路》、《美國史課程國家標準：探尋美國的歷程》和《幼兒園到4年級歷史課程全國標準》正式發表。這三個《標準》實際上是《2000年目標：教育美國法》中的主要教育改革目標之一，從而成為國家立法的一部分。(譚國雄：《美國的歷史教育很講政治》，2006年5月12日《烏有之鄉》網)

　　(29)(美)馬克·斯考森著：《現代經濟學的歷程》，中譯本，第8頁，長春出版社2006年版。

　　(30)(美)查爾斯·金德爾伯格：《世界經濟霸權》，中譯本，第14頁，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31)同⑧，第9頁。

　　(32)同⑧，第44頁。

　　(33)同⑧，第61頁。

　　(34)同⑧，第68頁。

　　(35)參見楊小凱：《發展經濟學——超邊際與邊際分析》，中譯本，第12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36)沃勒斯坦毫不掩飾他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厭惡和對中華文明的推崇。他說：“創立資本主義不是一種榮耀，而是一種文化上的恥辱。資本主義是一劑危險的麻醉藥，在整個歷史上，大多數的文明尤其是中國文明，一直在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將會在決定人類共同命運中起重大的作用。”((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中文版序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7)《陳岱孫文集》(下卷)，90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38)“剌剌古”是東北地區農田里一種昆蟲的俗稱。這種昆蟲成群結隊，往往在春播時“聒噪不休”。但農民不受干擾，照樣種地。故有“聽剌剌古叫喚還不種地了”的俗語。

　　(39)(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中譯本第1卷，第8-10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0)同⑧，第9頁。

　　(41) 同⑧，第9-10頁。

　　(42)這方面中國與美國之間，雖然國情不同，但也有一比。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盛行，馬克思主義也是無處藏身的。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以及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馬克思主義一度“邊緣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大氣候使然，也可說是形勢比人強，卻是逆流。近年來中國經濟學界“主流”與“非主流”打得昏天黑地，正是這一背景下轉型期經濟社會矛盾迅速激化的結果，未可厚非的。至于是非曲直，歷史自有公論，其實近年來大政方針的發展變化和中共十七大文獻已經給出結論。這也叫作形勢比人強，卻是真正的歷史“主流”，需要學者同人審時度勢，不可自誤誤人的。

　　(43)同(21)。本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的是關于資本主義歷史命運的論斷。這里引用西方學者的論述，也算是一種方法論的“與時俱進”。其實，讀沃勒斯坦的著作，他的“一體化”研究方法中有馬克思主義在其中，是很明顯的。

　　(4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2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6)同⑧，第12頁。

　　(47)同⑧，第39頁注釋11。

　　(48)同⑧，第75頁。

　　(49)同⑧，第81頁。

　　(50)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十七大上的報告，2007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

　　(51)同⑧，第29-30頁。

　　(52)轉引自王正毅、張巖貴：《國際政治經濟學》第20頁，商務引書館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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