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學明：《中國為什么還需要馬克思主義——答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十大疑問》 內容選編<二>

　　疑問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解體了,東歐一批社會主義國家易幟了,這是不是表明馬克思主義已破產?

　　1991年,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高高飄揚了六十多年之久的蘇聯國旗落下了。一些人從內心發出疑問:馬克思主義是不是被打敗了?回答此問題的關鍵在于蘇聯解體的原因究竟何在?如果原因并不是由于實施了馬克思主義而是由于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那么我們有什么理由把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硬要說成是馬克思主義本身被打敗了呢?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僅僅是造成蘇聯解體的“外因”,導致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在于“內因”。綜觀所有內在因素,沒有一個可以說明這是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失敗,把蘇聯解體歸因于“十月革命”的“原罪”是站不住腳的。斯大林的錯誤、蘇聯體制的弊端與之后蘇聯的解體有著歷史的聯系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不能把這種錯誤和弊端算到馬克思主義頭上。貫穿于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整個過程的,是蘇聯一些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放棄與背叛。蘇聯解體以來二十多年的時間證明,鄧小平所作出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被打敗了,哪有這回事!

　　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基本原理的偉大實踐。列寧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相當于圣保羅在基督教中的地位,沒有列寧,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從理論變為實踐,馬克思主義也不可能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當然,“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勝利。問題在于,蘇聯國旗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高高飄揚了六十多年以后,在1991年落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解體了,與此同時,柏林墻倒塌了,東歐一批社會主義國家也相繼易幟。隨著蘇聯和東歐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的相繼垮臺,馬克思主義的命運究竟如何的問題一下子毫不留情地呈現于前。一些人開始借用蘇東社會主義的失敗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在他們看來,蘇東社會主義的失敗不僅使人們有理由重新認識“十月革命”的“合理性”,而且也使人們有理由懷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這一世界上是否真正具有現實意義。也就是說,蘇東社會主義的失敗不僅證明了“十月革命”是具有“原罪”的,而且也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只是一些烏托邦的臆想,不僅應當宣布列寧主義已經破產了,而且還應當把馬克思主義送到歷史博物館去,因為它只配作為一種“歷史文物”供人們參觀。美國的國務院思想庫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寫了一本題為“歷史的終結及最后的人”的書,他在書中就借用蘇東社會主義的垮臺來論證“自由與民主的理念已無可匹敵,歷史的演進過程已走向完成”,證明“馬克思主義已死亡,共產主義已死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萬歲,市場經濟萬歲”。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宣傳部長亞·尼·雅科夫列夫則遙相呼應,也拋出了一本題為“一杯苦酒”的著作,打著總結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和改革運動失敗教訓的旗號,公然把馬克思主義比做“一杯苦酒”,認為被迫吞下這杯苦酒的俄羅斯人民遭致苦難是必然的,把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等同于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失敗。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自己隊伍內部不少人實際上也對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產生了疑慮。一些人從內心發出這樣的疑問: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解體了,東歐一批社會主義國家易幟了,這是不是表明馬克思主義已破產?我們是不是還有必要繼續堅持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

　　顯然,如何正確地認識蘇東劇變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如何正確地評判蘇東劇變對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已成了確立馬克思主義當代性的另一個關鍵。如果不把人們頭腦中的這個疑慮解開,就很難讓人們相信馬克思主義還活生生地存在于這個世界上,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世界上還有現實意義。

　　一、造成蘇聯解體既有外在因素但主要緣于內在原因

　　追溯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確實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如果蘇聯解體已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失敗,那么馬克思主義的消身隱退便是順理成章的;如果尚不能在蘇聯解體與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之間直接畫等號,那么馬克思主義的前途則另當別論。面對這一重大問題,不能有絲毫的含糊。如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確實也是在蘇聯解體與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之間直接畫等號,那么就應放棄用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代之以西方的什么自由主義等思潮來統治中國人民。如果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確實像其領導人鄧小平那樣不把蘇聯解體等同于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失敗,那么就應消除“馬克思主義的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慮,理直氣壯地繼續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前進的旗幟。

　　關鍵在于蘇聯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究竟何在?如果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確實是由于蘇聯實施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把馬克思主義付諸實踐而帶來的必然結果,那么人們確實有理由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失敗之間直接畫上等號,有理由隨著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把馬克思主義送進歷史博物館去。但是倘若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并不是由于實施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恰恰相反,是由于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所造成的,那么我們還有什么理由把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綁”在一起,硬要把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說成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破產呢?事實非常清楚,要正確認識蘇聯解體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必須追溯造成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1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是蘇聯解體的“外因”

　　造成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原因十分復雜,既有近因又有遠因,既有外因又有內因。外因主要是西方資產階級政要實施的和平演變。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從根本上動搖了資本主義的根基,所以自蘇維埃政權建立那天起,西方資產階級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就將其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他們一開始就發誓要把這個嶄新的社會制度“扼殺在搖籃之中”。最初他們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是赤裸裸的軍事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們曾對法西斯德國實行綏靖政策,力圖借助法西斯勢力來消滅“布爾什維克瘟疫”,即所謂“禍水東引”。所有這些手段都沒有得逞,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他們把和平演變作為瓦解蘇聯共產黨、改變蘇聯社會制度的首選手段。

　　“和平演變”作為一個政治術語,最早是由美國駐蘇聯大使喬治·凱南在1947年2月提出的。他曾經這樣預言:實行和平演變戰略,最終會導致蘇維埃政權的垮臺。而和平演變戰略的始作俑者則是杜魯門政府國務院外交政策顧問福斯特·杜勒斯。他在二戰后系統而鮮明地闡述了要對蘇聯進行遏制的冷戰思維,聲言“必須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來同共產主義作斗爭”,要對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一場思想戰爭”。以后,對蘇聯和東歐國家實施和平演變,“不戰而屈人之兵”,成了美國的歷屆總統和西方所有資產階級政要的共同訴求。

　　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對蘇聯實行和平演變的手法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最常見的手段是:其一,利用廣播宣傳長期進行“宣傳戰”和“攻心戰”。他們用來進行反蘇、反共的主要宣傳工具有“美國之音”、“自由歐洲電臺”、“自由電臺”、英國“BBC”電臺等,這些宣傳工具無時無刻不在詆毀社會主義的聲譽、敗壞共產黨的形象。其二,利用人員交流大搞思想滲透,腐蝕蘇聯的下一代。二戰后,西方資產階級政要和右翼思想家看到通過人員來往對蘇聯進行思想文化滲透,是在蘇聯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播撒自由的種子”的最有效的途徑。于是他們大量吸引蘇聯年輕人赴美留學,在蘇聯年輕人中間大力進行反共宣傳,終于培養出一批親美、親西方,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力量。其三,利用所謂“人權”問題干涉內政,大力支持“持不同政見者”。西方資產階級政要和右翼思想家特別重視人權問題在和平演變蘇聯和東歐各國過程中的獨特作用,他們大力扶助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甚至把諾貝爾和平獎也變成了西方對蘇聯推行和平演變的工具。其四,廣泛利用非政府組織,在蘇聯內部制造破壞力量。西方資產階級政要和右翼思想家自20世紀80年代起,不再滿足于僅僅支持零碎的、各自為戰的“持不同政見者”,而是將目光投向各種非政府組織,不遺余力、不擇手段地扶植蘇聯內部的反動勢力,以實現尼克松所說的“不戰而勝”。其五,利用經濟手段施加壓力,迫使蘇聯經濟陷入困境。西方資產階級政要和右翼思想家明確地把“拒絕與蘇聯貿易”或“鼓勵與蘇聯貿易”都視為實現和平演變的手段,于是他們一方面對蘇聯實行封鎖禁運;另一方面又以貿易為誘餌,迫使蘇聯經濟蒙受重大損失,以實現他們的政治目的。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彼得·施瓦茨在2007年出版了《勝利——美國政府對蘇聯的秘密戰略》一書。只要瀏覽一下這一著作,當年美國政府秘密策劃瓦解蘇聯的內幕就清清楚楚地呈現出來。為了搞垮蘇聯,里根政府和中央情報局雇用了一大批專家,其中既有研究國際問題的專家,也有通曉經濟的學者,他們聚集在一起,擬定了美國瓦解蘇聯的所謂“軟戰爭”戰略。按照這一戰略,美國一方面大力推進軍備競賽,提出星球大戰計劃,逼迫蘇聯“跟進”,即發展軍事工業,進行軍備競賽,蘇聯的經濟實力就這樣被“拖垮”了;另一方面又想方設法壓低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隨著國際市場石油價格的一路下跌,到1985年前后始終徘徊在每桶1317美元上下,而蘇聯出口的石油價格最低曾跌到每桶6美元,出口石油原是蘇聯的主要外匯來源,蘇聯的經濟一下子陷入困境。

　　2蘇聯解體主要是由其自身的“內因”造成的

　　上述這些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西方資產階級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對蘇聯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確實對蘇聯解體、東歐易幟起了重要作用。對此,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但畢竟這只是“外因”,“外因”是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的,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如果沒有蘇聯自身“內在”的原因起作用,不管西方資產階級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對蘇聯實行和平演變的目標如何堅定不移、殺氣騰騰,具體實施這一目標的手法如何暗藏玄機、處心積慮,他們也不會得逞的。只要回想一下,在蘇聯建立初期,蘇聯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的“孤島”中建設社會主義,面對如此強大的國內外反動勢力,蘇聯都能挺過來,而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蘇聯的綜合國力已大大增強,成了世界“兩霸”之一,卻如此不堪一擊,一下子就被和平演變過去了,蘇聯解體主要在于內在的原因不是就非常清楚了嗎?

　　二、如何看待蘇聯解體的內在原因

　　那么究竟什么內在原因導致蘇聯解體、紅旗落地呢?綜觀當今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一般都歸結為以下三個“內因”,即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蘇維埃政權本來就“先天不足”,具有“原罪”;斯大林執政時期犯下了一系列錯誤,蘇聯的體制存在著許多弊端,為后來蘇聯的解體種下了“禍根”;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推行修正主義路線,正是這條路線葬送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對這三個“內因”稍作分析就可知道,第一個“內因”根本不成立,而且即使成立也不能就此證明這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失敗;第二、第三兩個“內因”確實是導致蘇聯解體的主要因素,但正是這兩個“內因”說明了蘇聯解體不是貫徹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而是歪曲、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所帶來的結果。

　　1.從第一個“內因”即所謂“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可以看出蘇聯解體并不代表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破產

　　這是把蘇聯解體與列寧及其所領導的“十月革命”聯系在一起,認為正是由于“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才導致了社會主義在蘇聯的最終失敗。被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那些人以及一些具有“社會民主黨”背景的人就持這種觀點。他們認為,全部問題的關鍵在于,“十月革命”并不具有歷史合理性。他們把“十月革命”看做一種“原罪”加以譴責,說什么“十月革命”猶如潛入沒有灌滿水的游泳池去游泳,是堂吉訶德式的行為,是俄國的悲劇。他們強調,“十月革命”充其量是與爭取社會主義無關的一次自發的事變。當時的俄國既然是農民在人口中占壓倒優勢,那么農民與無產者的自發聯合的舉動,只能說是資產階級革命范疇內的一次自發性的事變。硬要把這次事變當做“社會主義革命”來接受和發展,其失敗是不可避免的。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只是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中才存在了半個多世紀,按照其本意它還要短命得多。人們完全有理由根據蘇聯社會主義最終失敗的事實對列寧主義作出最后的判決,完全有理由把蘇聯的解體歸咎于70多年前“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和“早產”。他們甚至提出,必須重新評價列寧與考茨基當年的爭論。“十月革命”勝利前后,考茨基等一批第二國際的理論家一再對布爾什維克加以責難,強調俄國根本不具備條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由于“十月革命”的勝利,這場爭論的是非——第二國際的理論家的意見是錯誤的,列寧的論斷是正確的——變得毋庸置疑。但現在他們卻認為,既然“十月革命”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政權最終還是由于“先天不足”而最終失敗,那么這就證明考茨基當年對“十月革命”的指責和對“十月革命”建立的社會主義前途的估計是正確的,列寧與考茨基誰是誰非又有了新的結論。

　　事實上,把蘇聯的解體歸因于“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是站不住腳的。稍有歷史知識的人都會懂得,不能把拿破侖第一帝國的崩潰歸咎于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同樣,也不能把蘇聯解體、東歐易幟歸咎于70多年前的“十月革命”。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列寧發動和領導“十月革命”,在東方落后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并沒有違背馬克思的理論。馬克思在晚年通過對俄國土地制度,即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究,提出了俄國和東方其他落后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設想。當然馬克思在這里并不是從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的尖銳化來論證這種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馬克思在此遵循的是另一種思路。馬克思揭示了這樣一個社會發展規律:類似俄國這樣的具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落后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完全有可能利用歷史提供的“最好的機會”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越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建立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的道路,它的勝利使馬克思晚年關于東方落后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的設想部分得以證實。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失敗并不是由開創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十月革命”勝利后,特別是列寧逝世以后,蘇聯的領導人沒有按照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所建立的社會主義的要求來建設社會主義造成的。關鍵在于,按照馬克思的論述,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所建立的社會主義與由于資本主義矛盾尖銳化而導致建立的社會主義是有根本區別的。后者建立在“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就”的基礎上,是“資本主義后”的社會主義;而前者則是有待“吸收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就”,是“資本主義前”的社會主義。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卻沒有把這兩種社會主義區別開來,完全按照后者的要求來指導前者的建設。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怎么能不失敗呢?

　　在我們論證了不能把蘇聯解體歸結于“十月革命”本身的“先天不足”,也就是駁斥了當今國內外學術界所說的導致蘇聯解體的第一個內在原因以后,我們還須說明的是,即使是持這種觀點的那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具有“社會民主黨”背景的理論家,也不能進而得出結論——蘇聯的解體是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破產。他們反復指出,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的失敗不等于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覆滅,更不等于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破產。必須把列寧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模式與整個社會主義事業區別開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與此同時,他們認為也必須把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區別開來,列寧主義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而只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流派。蘇聯的解體只是表明社會主義的一種模式,即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失敗了,而并不是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失敗;只是表明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派別,即列寧主義破產了,而不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破產了。他們強調,社會主義仍然是優于資本主義的理想社會,馬克思主義在當今世界上仍然具有現實性,這一點并不隨著蘇聯解體而有所改變。盡管我們不能同意他們這種否定“十月革命”,把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截然區別開來的觀點,但我們還是贊賞他們并不把蘇聯的解體直接等同于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失敗的基本立場。

　　2.從第二個“內因”即斯大林的錯誤可以看出蘇聯解體與馬克思主義沒有直接的聯系

　　現在許多人,特別是一些把社會主義的前途與希望都寄托于對原先的社會主義體制進行改革的理論家,主要把蘇聯的失敗歸結于斯大林執政時期所犯下的一系列錯誤,以及相應所形成的那種社會主義體制。可以說,目前國內在分析蘇聯解體原因的各種意見中,持這一觀點的人占了多數,或者說,這是一種占主導地位的觀點。對此,我們力圖說明兩點:斯大林所犯下的錯誤,以及相應所形成的那種體制,確實是導致后來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但這只是導致蘇聯解體的一個“遠因”,把蘇聯解體完全歸因于此是片面的;即使承認斯大林所犯下的錯誤,以及相應所形成的那種社會主義體制的弊端,是導致后來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并不意味著就能得出結論,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錯誤,因為斯大林并不是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而是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才犯下這一系列錯誤的,才為以后的蘇聯解體“埋下了伏筆”。

　　“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從表面上看,蘇聯解體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事,但實際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數十年之前,斯大林執政時期所犯下的一系列錯誤就為后來蘇聯解體種下了“禍根”。具體地說,斯大林的錯誤有:

　　其一,不把社會主義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的基礎上,不努力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平心而論,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建設是相當重視的,問題在于,片面發展重工業,不重視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重工業的片面發展抑制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致使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比例嚴重失調,與人民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日用消費品和食品長期匱乏,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提高緩慢,人民由對物質文化需求的不滿足轉變為對社會制度的不滿意。

　　其二,建立了一個高度集中、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列寧逝世以后,特別是批判了布哈林有關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以后,斯大林為了在短時期內建立一種純粹的社會主義而急于變革生產關系,消滅國民經濟體系中的私有制成分,取消租讓合同制,用強制手段消滅富農。他把計劃經濟看成社會主義的固有特征,把商品、市場、價值規律等統統視為必須加以消滅的資本主義禍害。這樣,他就在蘇聯建立起了一個高度集中的、以行政領導和國家統一計劃為特征的體制,從根本上違背了社會經濟發展規律。蘇聯在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方面存在的種種問題,都同這一體制有著密切的關系。

　　其三,缺乏民主,破壞法制,極大地損害了社會主義的聲譽。斯大林時期的政治生活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大清洗”,錯殺了一大批人,造成大量冤假錯案,成為西方敵對勢力抹黑社會主義、毀壞社會主義聲譽最有力的口實,也是使蘇聯人民對社會主義信念發生動搖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其四,推行教條主義,在學術領域大搞批判運動,窒息了馬克思主義的戰斗氣息和創造精神。列寧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就開始了對列寧的神化和對列寧著作的教條解釋。教條主義常常與個人崇拜結伴而行,隨著斯大林領袖地位的確立,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之風日盛。要造神,要樹立神的絕對權威,就要整肅“異端”。于是在學術界許多領域相繼開展批判運動,對學術問題作出政治上的判決,黨的領袖的話成為辨別真理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標準,使整個思想文化領域陷入死寂和僵化的狀態之中。

　　其五,推行民族沙文主義。“十月革命”后,列寧根據俄國各民族的實際情況,改變了原先建立單一制國家的設想,建立了包容130多個民族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但是列寧逝世以后,聯盟實際上變成了單一制的中央集權國家,各民族自治共和國的獨立、主權、自治基本上沒有實現。斯大林所實行的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激起了狹隘民族主義的反抗,致使蘇聯走向民族分裂,而民族分裂主義又沖擊著多民族的國家聯盟,使聯盟逐步失去了凝聚力。

　　面對斯大林所犯下的一系列錯誤,人們確實有理由把蘇聯解體與斯大林及其所犯下的這些錯誤聯系在一起。事實證明,如果我們不正視斯大林的錯誤對蘇聯解體的影響,就不能認真地吸取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教訓,就不能從斯大林的陰影中走出來。我們平時所說的對原有的社會主義體制進行改革的必要性與必然性,正是來自于此。如果這一體制沒有弊端,如果這一體制并不會對社會主義事業帶來傷害,我們還有什么必要對此作出反思并相應地進行改革呢?我們在提出和認識這樣的問題的時候,必須非常清醒地明確以下兩點:

　　第一,斯大林所犯下的這些錯誤只是為以后蘇聯解體“埋下了伏筆”,形成了一種導致蘇聯最終解體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斯大林時期形成的僵化的體制只是蘊含著失敗的可能性,而使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性還需要其他的因素。從這一意義上說,斯大林的錯誤只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遠因”、“誘因”。斯大林的錯誤、蘇聯體制的弊端,與蘇聯解體有著歷史的聯系,但不能把這種聯系夸大為根本原因和必然結果,更不能說成是直接結果。一些人之所以要把蘇聯解體全部歸結于斯大林的錯誤,根本目的就是要全盤否定斯大林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比起斯大林的錯誤,斯大林的功績是主要的;比起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弊端,這一體制的優越性是主要的。對此,毛澤東有一段精辟的論述:“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歷又那么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什么東西有20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后經驗……所以,要加以分析。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毛澤東在這里提出了“斯大林錯誤”、“蘇聯體制的弊端”的“位置”的問題,我們既要反對因為斯大林有錯誤、蘇聯體制有弊端就因此而全盤否定斯大林、全盤否定蘇聯體制,也要反對把斯大林的錯誤、蘇聯體制的弊端說成是造成蘇聯解體的根本的、直接的原因。

　　第二,斯大林的錯誤、蘇聯體制的弊端與蘇聯解體有著歷史的聯系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不能把這種錯誤和弊端算到馬克思主義頭上。斯大林何以犯這些錯誤,原因有許多,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因素。但有一點則是肯定的,這與他沒有正確地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有關。斯大林在整個執政時期,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不少歪曲的解釋,其中許多是屬于教條主義的解釋,導致在蘇聯將馬克思主義僵化、教條化。上面所說的明明在蘇聯建立的是有待“吸收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成就”的“資本主義前”的社會主義,而斯大林卻按照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中的論述,把此作為建立在“資本主義一切肯定成就”的基礎上的“資本主義后”的社會主義來加以建設,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顯然,斯大林在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過程中所犯的錯誤,都與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密切相關。正因為如此,在分析斯大林的錯誤、蘇聯體制的弊端對蘇聯解體的影響時,應當與馬克思主義本身區別開來,甚至還應當與列寧主義區別開來。現在的問題是,一些人硬要把斯大林的錯誤、蘇聯體制的弊端不僅與列寧主義,而且與馬克思主義扯在一起。他們提出,如果能勇于面對現實,準確地把握歷史與現實的關系,那么就必須承認斯大林的錯誤、蘇聯體制的弊端就是列寧,甚至是馬克思本人的理論造成的。這樣,他們就通過分析蘇聯解體的原因,追溯到斯大林的錯誤、蘇聯體制的弊端,進而沿著否定列寧、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斜坡一直往下滑,最后宣布必須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由此看來,把斯大林的錯誤、蘇聯體制的弊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區別開來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3.從第三個“內因”即戈爾巴喬夫的背叛可以看出蘇聯解體不是堅持而是放棄馬克思主義的結果

　　第三個原因就是把蘇聯解體主要歸結于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背離乃至最后背叛馬克思主義的結果。上面我們論證了斯大林的錯誤是導致蘇聯解體的“遠因”,那么所謂“近因”就是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的背叛。論證了斯大林的錯誤只是使蘇聯解體形成了“可能性”,使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性”的,就是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的背叛。如果這一說法得以成立的話,那么從這里我們完全可以破解那種存留于一些人頭腦中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解體了,東歐一批社會主義國家易幟了,這是不是表明馬克思主義已破產”的疑慮。斯大林曲解、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犯下了錯誤,即使他的錯誤成了導致蘇聯解體的一個間接因素,也不能由此把蘇聯解體說成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破產。而既然導致蘇聯解體的直接因素是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那就更不能把蘇聯解體說成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破產。

　　我們就來看一看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是如何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從而直接導致了蘇聯解體的。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起碼存在著以下三個方面的放棄甚至背叛。

　　其一,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的放棄與背叛。階級斗爭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列寧領導蘇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正是通過激烈的階級斗爭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關鍵在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的蘇聯,是否還存在著階級斗爭?對此,無論是列寧還是斯大林,頭腦都是十分清醒的,他們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闡述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書可以被視為對《共產黨宣言》一書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列寧與一切否定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繼續存在著階級斗爭的觀點,進行了毫不含糊的斗爭。斯大林也不斷告誡全黨,千萬不能忘記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著階級斗爭。眾所周知,斯大林的階級斗爭理論是有嚴重缺陷的,這主要表現為他提出了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階級斗爭會越來越尖銳”的觀點。理論上的錯誤導致了他在實踐中將階級斗爭擴大化,人為地“制造”階級斗爭。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魯曉夫如果能夠正確地糾正斯大林的錯誤,那就能使蘇聯在這一問題上完全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上來,但顯然他并沒有這樣去做。赫魯曉夫以批判斯大林搞“大清洗”運動為名,竟然大肆宣揚階級斗爭熄滅論。他從反對階級斗爭擴大化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完全不顧當時蘇聯存在著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和貪污盜竊罪犯等客觀現實,更完全不顧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在不擇手段地對蘇聯實施和平演變的客觀現實,公然宣布:“在蘇聯已經沒有敵對的階級和階層”,“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的危險業已消除,社會主義不僅取得了完全的勝利,而且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正是以階級斗爭熄滅論為依據,赫魯曉夫又提出了“全民國家”的論調,從而從根本上動搖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根基。后來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后,更是把“階級斗爭熄滅論”和“全民國家”理論發展到極致。他把民主與專政完全對立起來,只要前者不要后者,宣揚要“無條件地實施民主”。面臨國內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發動大規模的“街頭政治”,甚至在以暴力推翻蘇維埃政權的關鍵時刻,面對一心顛覆蘇維埃政權的國外敵對勢力對蘇聯進行西化、分化活動的關鍵時刻,他步步退卻,竟然反復強調“我不能接受下述建議和意見,即我們需要專政,只有這種專政才能拯救我們”。當無產階級放棄階級斗爭的武器的時候,資產階級卻正在抓緊拿起這一武器向你進攻;當無產階級放棄了對資產階級實施專政的時候,資產階級卻趁機對無產階級實施專政。蘇聯發生的情況再次證明了《共產黨宣言》的這一判斷是正確的。

　　其二,在黨的建設問題上的放棄與背叛。馬克思主義對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任務、指導思想和奮斗目標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闡述了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鮮明的階級性和先進性。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述,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訴求,為他們謀利益。只要共產黨的性質沒有改變,它就只能如此。赫魯曉夫在鼓吹“全民國家”的同時又宣揚“全民黨”。他在蘇共二十二大題為“關于蘇聯共產黨綱領”的報告中赤裸裸地說道:“作為工人階級政黨而產生的我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成了全體人民的黨。”把共產黨說成是“全民黨”,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建黨原則。共產黨人的階級性和先進性都不見了,把共產黨人等同于一般的老百姓。而只要是政黨,總是某一特定階級的代表,“全民黨”實際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全民”和“政黨”這兩個詞不可能連在一起。把共產黨說成是“全民黨”,實際上是要把共產黨改造成資產階級政黨。由于無產階級的利益與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實際上也是代表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而赫魯曉夫宣揚共產黨不能只代表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應當代表所有人民大眾的利益,實際上就是把無產階級的利益與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對立起來,連無產階級的利益也代表不了,怎么還能代表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撇開了無產階級的利益來抽象地談論所有人民的利益,是一種欺騙。在如何對待共產黨性質的問題上,戈爾巴喬夫比赫魯曉夫走得更遠。他公開宣稱要拋棄“與全人類價值相對立”的“階級立場”。1990年2月,蘇共全會在他的主持下通過了所謂的《行動綱領草案》,這一《行動綱領草案》公然規定蘇聯共產黨是“自治的社會組織的最高形式”。在其后召開的蘇共二十八大所通過的蘇共黨綱則重申,蘇聯共產黨是“按照自治原則聯合蘇聯公民的政治組織”。與赫魯曉夫一樣,他名義上是要把蘇聯共產黨變成一個“蘇聯公民的全民組織”,而實際上是要把蘇聯共產黨“改革”成一個只為極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蘇聯是先“亡黨”而后“亡國”。當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共產黨是一個“蘇聯公民的全民組織”之時,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蘇聯共產黨已消亡了。而當宣布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解體之時,由于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蘇聯共產黨已蕩然無存,從而也不可能遭到強烈的抵制,一切是那么地“順理成章”。

　　其三,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的放棄與背叛。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深刻地指出:“思想的歷史除了證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還證明了什么呢?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里講得十分清楚,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其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而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的社會主義社會,其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也只能是作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的思想。馬克思主義即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所以無產階級的思想占統治地位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占統治地位。對此,不能有絲毫的含糊。應當說,蘇聯共產黨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也正因為如此,蘇聯在革命和建設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蘇聯的國旗也一直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高高飄揚著。對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開始動搖,始于赫魯曉夫,他推崇指導思想的“多元化”,企圖在意識形態上也向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開放”,為各種資產階級思潮涌入蘇聯“大開綠燈”。而到了戈爾巴喬夫上臺以后,拋棄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在“反對精神壟斷”的旗號下,讓馬克思主義放棄自己的理論陣地,實際上是讓蘇聯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解除自己的武裝。他在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全面“圍剿”的同時,又竭力把西方的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引進來,并奉為圭臬,稱之為“全世界共同的世界觀”、“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財富”。其中最突出的是,用“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來取代《共產黨宣言》所闡述的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為了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專設一個部分,即第三部分,用以批判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揭露這些所謂的“社會主義”的階級本性以及對無產階級事業的危害,劃清它們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界限。而到了戈爾巴喬夫那里,重新用與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各種“社會主義”沒有本質區別的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來對抗和取代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捍衛的科學社會主義。當把這種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讓人們接受之時,也就是蘇聯共產黨亡黨、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亡國之時。

　　三、20多年的時間驗證了鄧小平以及一些西方思想家所作出的判斷是正確的

　　1.鄧小平如何看待蘇聯解體

　　如何看待蘇聯解體的原因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如果我們用平靜的、不帶任何偏見的態度分析這一歷史事件,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貫穿于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整個過程的,是蘇聯一些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放棄與背叛。蘇共亡黨、蘇聯解體從反面顯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價值。正像當年“十月革命”、紅旗升起,西方資產階級和一切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驚恐萬分一樣,如今蘇聯解體、紅旗落地,西方資產階級和一切敵對勢力則額手稱慶。他們千方百計地把蘇聯解體說成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失敗。我們認為,連把蘇聯解體全然歸因于斯大林都不能成立,更不要說歸因于列寧和馬克思、恩格斯了。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蘇聯的解體不是以《共產黨宣言》為標志的馬克思主義的失敗,而是背棄以《共產黨宣言》為標志的馬克思主義的失敗。鄧小平在蘇聯解體后不久的南方談話中,曾經針對把蘇聯解體與馬克思主義聯系在一起的偏見,說了這么一段話:“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取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鄧小平的這段話氣吞山河、鞭辟入里。正如他所言,把蘇聯解體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失敗了、沒用了,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目光如豆,“哪有這回事!”

　　2.一些西方大思想家如何看待蘇聯解體

　　實際上,就是西方的一些大思想家,只要他們具有“平靜的心態”和“起碼的良知”,也不會從蘇東劇變直接得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業已死亡,只能把它們送到歷史博物館去供人們參觀的結論。解構主義的思想大師德里達站出來說,蘇東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垮臺了,但“馬克思的幽靈”還在游蕩,人類不能沒有馬克思,沒有馬克思就沒有將來。他還說他是出于自己的政治品德“挑一個好的時候”“向馬克思致敬”,他所說的“好的時候”就是指蘇東劇變、柏林墻倒塌,人們紛紛“埋葬”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之時。德國的哈貝馬斯原先信奉馬克思主義,后來逐漸離開馬克思主義,致力于創建與馬克思主義截然有別的自己的思想體系。但是在蘇東劇變后,他卻提出要正確地看待蘇東社會主義的失敗。他指出,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的失敗、馬克思主義的破產。失敗的只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即官僚社會主義。在21世紀,社會主義仍然有著廣闊的前景。他告誡那些原先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追求者,根本用不著穿著喪衣在那里哭泣。英國的吉登斯一貫敵視馬克思主義,后來成了布萊爾政府的理論顧問。他在蘇東劇變后講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長的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消逝了,但它們的幽靈仍然纏繞著我們。我們不能簡單地放棄推動它們前進的那些價值和理想,因為這些價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所要創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在社會主義經濟計劃已經失信的地方使這些價值再現其意義。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知道,即使像吉登斯這樣的人也認為,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的價值觀念和理想不會隨著蘇東社會主義體制的失敗而消逝,因為它們確實是正確的,確實為創建美好的生活所不可或缺,連像他這樣的人也要努力去實現這種價值觀念和理想。

　　3.東歐和蘇聯那些變社會主義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的真實狀況

　　鄧小平以及這些西方思想家所作出的判斷究竟對不對?柏林墻倒塌、蘇東劇變已經有20多年了。20年的時間雖然不算長,但已足以驗證了。也就是說,如果在這20年時間中,資本主義借助于柏林墻倒塌的“東風”,充分地顯示出生命力,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社會主義則日暮途窮,連最后一塊“領地”也喪失殆盡,那么這就證明鄧小平和這些西方思想家所作出的判斷是錯誤的,而強調柏林墻的倒塌意味著資本主義制度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決定性勝利這一看法則是正確的。但事實究竟如何呢?

　　我們且不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這20年里日子一直不太好過,最后陷入了深重的金融危機,也不說以中國為代表的僅存的幾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這20年時間里不但生存下來了,而且還活得不錯,我們只先來看看東歐和蘇聯那些變社會主義制度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的狀況。它們目前所實施的資本主義制度都是柏林墻倒塌的產物。如果資本主義制度確實因比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因比馬克思主義具有無比的優越性而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那么這些國家拋棄社會主義而換上了資本主義旗幟以后,理應如魚得水,如沐春風,如虎添翼,走上了康莊大道。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我們這里且摘錄國家統計局網站里世界銀行的若干數字來加以說明。

　　先看經濟增長速度:從1989年至2006年,這些隨著柏林墻倒塌而進入“自由世界”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少數負增長,多數增長速度在3%～5%,個別達到7%～8%,俄羅斯是3%,平均增長速度在3.3%左右,而在這一時期,其他低收入國家年均增長速度是6.8%,中等收入國家年均增長速度是8.1%,高收入國家年均增長速度是4.8%。其中東亞和太平洋國家年均增長速度是11.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國家年均增長速度是6.0%,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是5.5%,最不發達國家年均增長速度是6.4%。可見這些易幟的前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比非洲還低。

　　再看基尼系數:在柏林墻倒塌之前,墻東面的這些國家的基尼系數大約在0.2,而在柏林墻倒塌之后的不到20年時間里,這些國家的基尼系數大幅度上升70%到100%,而與此同時,其他國家的基尼系數要么基本不變,要么小幅收窄。從中可以看出,這些易幟的前社會主義國家一方面經濟增長速度世界倒數第一,另一方面貧富分化程度世界第一。

　　最后看每千名嬰幼兒死亡數和每千人死亡數:哈薩克斯坦,前者從7.8增加到9.0,后者從26增加到29;白俄羅斯,前者從10.0增加到12.0,后者從12增加到16;保加利亞,前者從11.9增加到13.4,后者從13.6增加到15.9;俄羅斯,前者從10.7增加到15.5,后者從18.1增加到21.1;烏克蘭,前者從11.6增加到14.7,后者從13.1增加到18.0。環顧這一時期的世界,全世界甚至包括非洲國家的人口死亡率都在下降,唯獨這一地區卻在不斷上升。

　　所有上述數字充分證明,這些國家的一些人原先敲鑼打鼓地慶祝被“吸收”進資本主義陣營,但最后卻淪落到這種地步。正因為如此,這些國家的一些人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孰好孰壞又有了新認識。德國《明鏡》周刊統計,57%的德國東部人認為民主德國“好的方面要多于壞的方面”,甚至較年輕的人也否認東德曾是獨裁國家,只有1/5的匈牙利人認為,1989年以后國家在向好的方向發展,11%的保加利亞人認為變革使得普通人受益,大多數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都對蘇聯解體感到惋惜。另據中評社香港11月3日電,民調機構皮爾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負責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在曾經是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的東中歐國家,資本主義已漸失民心,當地老百姓認為,共產黨統治時期的經濟狀況反而更好。資本主義體制的支持率與柏林墻倒塌之時相比明顯下降了。例如,烏克蘭從1991年的72%下降到只有30%,前東德也下降了6%,而在保加利亞下降了24%,立陶宛下降了20%,匈牙利下降了18%,俄羅斯則下降了8%。

　　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出現這種局面絕不是偶然的。關鍵在于,柏林墻的倒塌只是意味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勝利和東歐、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失敗,而絕不能簡單地把此理解為資本主義對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社會主義的制度性勝利。如果這是一種制度性的勝利,是制度優越的結果,那么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一旦換了一種制度必然會充分享受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從而獲得飛速發展,但這種局面并沒有出現。而正因為這并不是一種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勝利,所換上的制度并不見得比拋棄的制度優越,從而換上新制度以后變得更為困難則是必然。

　　我們具體看一下發表在2009年11月11日英國《衛報》上的一篇題為“1989年的真正教訓是:什么都沒有定論”的文章,作者是謝默斯·米爾恩。文章一開頭這樣說道:從西方的角度看,1989年是特別令人高興的一年,“個人自由取得勝利,意識形態競爭對手被打敗,歐洲中心地帶一個受到痛斥的對象被摧毀,馬克思主義破產了”。所以在20年后,政治家們在柏林舉行慶祝活動以紀念柏林墻倒塌、蘇聯解體,這完全正常。緊接著文章馬上指出,不過更引人注目的是,歐洲意識形態領域并不如人們想象的那樣充滿激情和信心。除了在柏林有些紀念活動外,在東歐其他地區幾乎沒有舉行任何活動來慶祝“舊政權”的廣泛崩潰。這是什么原因呢?文章分析說,這主要是由于在被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破產后的20多年時間里,戰爭不斷爆發,全球不安全,現在又陷入了經濟危機。“這一切使得1989年以后所宣揚的人類將獲得充分的和平,資本主義將更加繁榮,原來的歷史將終結,新的歷史將開始變得如此荒謬。”文章列舉事實說,在放棄馬克思主義以后,俄羅斯實行了自由市場“休克療法”,但私有化過程導致大規模搶劫,不平等明顯加劇,數千萬人陷于貧困和失業中。而德國的統一實際上意味著吞并,東德大部分工業被接管或者關閉,100多萬教師和其他白領受到政治清洗,婦女喪失權益,免費的托兒所消失了,失業率居高不下。20多年過去了,德國東部的失業率仍是西部的兩倍。文章總結說,在蘇聯和東歐地區“所出現的危機可以與美國的大蕭條相提并論”,“共產黨統治結束以后的大災難導致了現代史上和平時期最嚴重的經濟崩潰”。

　　文章提出,一些西方人不會承認蘇聯和東歐由于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從而付出了重大代價,仍然拒絕承認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也有好的一面。如原先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有國家安全部和柏林墻,但這也是一個充分就業、社會平等的國家,有便宜的住房、全世界最好的兒童保育體系,雇員在工作場所享受廣泛的自由。盡管如此,事實上蘇聯和東歐地區已經為放棄馬克思主義付出了重大的代價,而蘇聯和東歐的許多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蘇聯和東歐地區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帶來了如此結果,那么給西方世界帶來了什么呢?文章分析說,“失去了對手的資本主義引發了大災難”。人們總認為歐洲共產黨的垮臺和蘇聯的解體摧毀了唯一可取代資本主義的制度,從而可以為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繁榮昌盛開辟道路,但事實上,隨著“競爭對手”的消失,資本主義沒落、腐朽的一面更加暴露無遺。出乎意料的是,連西方世界的人們也懷念起社會主義制度來了,也開始重新反思馬克思主義對當今人類的意義來了。文章引用英國廣播公司對西方27個國家進行民意調查的資料說,只有11%的受訪者認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行之有效的,近1/4的人認為它有致命的缺陷,而大多數的受訪者希望增加公有成分并加強對經濟的干預。文章的最后結論是:“20年崩潰的制度業已成為歷史。但是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會出現新的運動和模式。”刊載在英國《衛報》上的這篇文章目前在西方世界頗有代表性,發表類似觀點的文章在西方世界為數不少。文章針對一些人所認為的隨著蘇東劇變,馬克思主義已退出歷史舞臺、社會主義制度已消失這一點,強調“什么都沒有定論”。這就是說,蘇東劇變、柏林墻倒塌已過去20多年了,但馬克思主義是不是真地會退出歷史舞臺、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是真地會消失,還得“走著瞧”。文章還特別強調,這并不是作者個人的看法,許多“資本主義的追求者和宣揚者”現在“也開始發現這一點”。這太能說明問題了,連西方的“資本主義的追求者和宣揚者”也對蘇東劇變、柏林墻倒塌是不是就意味著馬克思主義的失敗,是不是會退出歷史舞臺這一點產生了懷疑,我們還有什么理由偏要把蘇東劇變、柏林墻倒塌與馬克思主義“捆綁”在一起,從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性喪失信心呢?

　　我們這里還可提供一份全面反映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給俄羅斯帶來災難的材料。這份資料刊登于2010年7月3日的西班牙的《起義報》,題為“從蘇聯到俄羅斯”,作者是埃德蒙多·法亞納斯·埃斯庫埃爾。文章指出,蘇聯解體、俄羅斯成立20年了,一個大帝國一下子隕落了。到了2010年俄羅斯好不容易又成了全球第十大強國,但其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尚不到1萬億歐元,排在西班牙之后。作者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這一昔日的世界兩強之一、今日“全球第十大強國”真實的處境:俄羅斯在食品供應上喪失了獨立性,50%的食品依靠進口,很多耕地已不能種莊稼。相比于1991年,2009年俄羅斯人消費的熱量少了1/3,消費的牛奶減半。因為公共衛生條件不斷惡化,對公共衛生投資缺乏,從1991年起,俄羅斯開始面對嚴重的人口危機。1993年俄羅斯人口為1.489億,而2009年俄羅斯人口只有1.419億。俄羅斯人口機構的調查預計,2008—2025年俄羅斯人口還將減少1100萬;俄羅斯人口老化現象十分嚴重,目前超過17%的人口年齡在60歲以上,但更為嚴重的是,有1250萬俄羅斯人沒有勞動能力,還有大約600萬人吸毒,大街上流浪者的數目超過400萬,兒童入學率只有25%;俄羅斯人口的死亡率比出生率高1.5倍,生育率也明顯不足,平均每個婦女只生育1.49個孩子,低于世界1.6個孩子的生育水平。70%的俄羅斯兒童出生時就患有疾病,18%的育齡婦女沒有生育能力,1/5的墮胎者為18歲以下少女;2009年俄羅斯的人均壽命為61.4歲,而1991年的人均壽命為64歲。俄羅斯男人的人均壽命低于很多欠發達國家,男性死亡原因包括酗酒、吸毒、被殺、自殺、生活條件低下等,這些死亡因素在俄羅斯發生的概率超過所有國家。俄羅斯的社會保障系統遭到嚴重破壞,2009年俄羅斯用于社會保障建設方面的資金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25%,而西方國家在這方面的投入為國內生產總值的8%～10%。俄羅斯青年人的身體素質也出現下降,他們的身高縮短了1.5厘米,參軍的青年中15%的人營養不良。社會真實失業率在25%以上。所有這些數據都實實在在地擺在那里。文章最后指出,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從社會主義模式向資本主義模式的轉變,給俄羅斯經濟、政治和社會等各方面帶來了嚴重后果。

　　4.從蘇東劇變領悟到了維護馬克思主義旗幟的至關重要

　　從與馬克思主義的相互關系的角度分析蘇聯解體,我們不僅看到了正是由于斯大林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從而“間接”地導致了蘇聯解體,也正是由于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從而“直接”使蘇聯走向滅亡,而且也看到了一旦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蘇聯和東歐地區陷入了一種什么樣的境地!從這里,我們確實深刻領悟到了高舉馬克思主義這面旗幟的深遠意義。自古以來,人們就很重視旗幟的作用。旗幟就是一種精神、主義、思想和信仰,唯有旗幟能凝聚人心和隊伍。馬克思主義是世界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偉大旗幟。正是在這面旗幟的指引下,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才取得了重大勝利。在蘇聯,正是由于旗幟變了,“城頭變幻大王旗”,這面旗幟的象征性和方向性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從而出現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和社會動蕩,無產階級政權也隨之喪失。蘇聯共產黨在擁有20萬黨員時取得了“二月革命”的勝利,擁有35萬黨員時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擁有550萬黨員時打敗了希特勒法西斯,而在擁有近2000萬黨員時卻失去了執政地位,究其原因就在于沒有用馬克思主義這面旗幟來凝聚黨員。一旦黨的領導人蛻變背叛了馬克思主義,那么廣大黨員必然失去共產主義的信仰。而廣大共產黨員一旦失去了共產主義信仰,就會迷失前進的方向,在這種情況下,黨員人數再多也沒有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喪失,是意識形態的失守,這就為蘇聯的最終解體打開了通道。蘇聯解體帶給我們最大的教訓就是,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丟掉馬克思主義這面旗幟,都不能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意義產生動搖。正確的理論是革命的先導,錯誤的理論是解體滅亡的先導。這個歷史的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值得一提的是,戈爾巴喬夫集團放棄馬克思主義這面旗幟,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時,是以推行“多元論”為前提的。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把“民主化”、“公開性”和“多元論”并列為三個“革命性創議”,稱“多元論”是“民主化”和“公開性”發展邏輯的歸宿。正是由于鼓吹指導思想的“多元論”,便不可避免地否定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的旗幟。戈爾巴喬夫明確地在鼓吹“多元論”的同時,強調要“放棄意識形態限制”和“精神壟斷”,打破“一切理論的局限”。其鼓吹“多元論”的真正企圖在這里表現得一清二楚,就是要推倒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是與“多元論”相對立的,吸取蘇聯解體的教訓,就是為了高揚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因此我們必須堅決地反對“多元論”。

　　關鍵在于,我們承認現在社會的多元化、現在世界的多極化,是不是就意味著放棄了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是不是就意味著放棄了讓馬克思主義的理想在全世界最終實現這一崇高的目標?一些人就是這樣認為的,也是這樣做的。實際上這是完全錯誤的。這里有一個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統一的問題,共產黨人必須從現實出發,否則就一事無成;共產黨人也不能沒有遠大目標,否則就不是共產黨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特別強調,“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在他們看來,共產黨人是絕對不會放棄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展開斗爭的,但與此同時,他們在帶領工人階級進行“當前的運動”的同時,也絕對不會放棄實現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的最終目標,共產黨人把“當前的運動”與“運動的未來”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把“當前的運動”視為整個運動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共產黨人是不會讓工人階級只顧眼前的利益而丟掉長遠的根本利益的。顯而易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即使在一個多元的社會和多極的世界中,共產黨人也絕不應當放棄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共產黨人是有著自己的科學理論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的,這一科學理論就是唯物史觀。按照唯物史觀,歷史是存在客觀規律的。既然客觀的歷史規律是存在的,那么也就合乎邏輯地得出結論,共產主義的目標是不能被否定的。而既然共產主義目標是現實的、必然的,那么我們就應當理直氣壯地當個革命的理想主義者,即理直氣壯地堅持共產主義的信念。這一點,不能隨著我們現實主義地認可多元的社會、多極的世界而有著絲毫的改變。

　　為了在一個多元的社會和多極的世界中,維護好自己的“這一元”和“這一極”,我們更應當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在當今的世界,資產階級的政要并沒有安于現狀,即安于目前的地位和影響,他們每日每時都在企圖讓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制度統領整個世界,他們把自己的社會稱為當今世界的“主流社會”,千方百計地把“非主流”的都納入這一“主流”之中,而他們之所以要把“非主流”的納入“主流”之中,并不是為了讓“非主流”的與其平起平坐,與其一起過“美滿”的生活,而是為了更好地奴役它們,更好地控制與駕馭它們。資產階級政要的這一基本立場,不會隨著雙方宣布冷戰已結束而有所收斂。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在就職演說中明言,他在執政期間就是要讓美國的價值觀念推及整個世界。我們讀一下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的人》一書也可清楚地知道,讓西方的那種社會制度和西方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念一統天下,確實是福山們的既定方針。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維護我們的社會制度,要維護自己的意識形態安全,除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就沒有其他的途徑了。這個時候,如果我們自己宣布不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了,就等于放棄了自己的“思想武器”,在一定意義上,也就等于解除了自己的“護身符”。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