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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彪:文明的演進和沖突(上)

鄭彪 · 2014-06-03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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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文明的演進和沖突

  幾百年來,西方國家在推動經濟全球化和占盡好處的同時,其弱肉強食的政治哲學走進了死胡同。盡管從十八世紀起的三百年來,西方國家不斷有有識之士對此進行呼吁,但是極少數掌握權柄和財富的人們不能自省,更不能自拔。為此,在二十世紀前四十五年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并開始使用可以導致人類毀滅的原子彈。終于,在二十世紀最后的十年里,美國作為世界的霸主國和“領導者”,為著滿足一己的私利、野心和貪婪,極其不負責任和野蠻地將人類文明逼上了瀕臨毀滅的懸崖。

  蘇聯解體極大地刺激了美國通吃世界的野心。亨廷頓和福山們認為,“主義的沖突”已經結束,“歷史已經終結”,而通吃世界的歷史機遇已經來到,于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原始野性發作,“文明的沖突”開始“圖窮匕見”。亨廷頓在《我們是誰》一書中以西方基督教文明發言人的口氣宣告:“21世紀是作為宗教的時代而開始的。”(美國)“國旗成為一種實際上宗教性的象征,等于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十字架。”“美國將自己的國家由‘希望的樂土’重新定位為‘十字軍之國’。”了解西方歷史的人都懂得這種宗教語言的含義和殺機,這是當代十字軍東征的宣言,又要殺異教徒。這次十字軍東征的對象是世界上所有的“異教徒”,根據“文明的沖突”的定義,他們依次是:中國人、俄羅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和非洲人,等等。進入二十一世紀,人類碩果僅存的幾種文明狹路相逢了。中國希望建設和諧世界,不斷向美國等國家輸送利益,派發“大禮包”,到處釋放善意,但是人家不僅不領情,不道謝,反而不依不饒,鎖定要與你決斗,要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問題和任務提得如此露骨和兇狠,將一切綏靖主義和幼稚、不切實際的幻想擊得粉碎。

  從全球化更廣闊的背景,必須看到“文明的沖突”,來者不善,殺氣騰騰,咄咄逼人。歐盟和北約東擴已經“撈過了界”,進入亞洲;美加墨的北美一體化正加速發展,美國更是以我為敵,八方包圍上來;隨著國際政治失衡,國際斗爭越來越回到殖民地時代,越來越帶有血腥味。在電腦時代,一個橫跨大西洋以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為龍頭的英語白人民族共同體正在迅速興起。這種國際現象,被海外華人學者稱為“講英語的‘純白人民族主義’(Pure White Nationalism或亞利安民族主義Aryan Nationalism”。后者與戰前的印歐民族主義不同,是囊括猶太民族的)。① 西方人不僅已經公開叫板,而且已經打到了中國大門口,兵臨城下。這種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野蠻叫囂不是說著玩兒的,人家不僅早已經箭在弦上,而且早已經占領阿富汗,對中國形成大兵壓境之勢。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看,西方要吞沒中華文明和通吃世界,實不可能。美國也沒有他們自己想象的那么強大和無所不能。但是,如果對國際大勢和民族危機熟視無睹,沒有高度的憂患意識和危機感,甚至麻木不仁,沒有一個通盤考慮,沒有有效得力的戰略和戰術應對,后果將是難以設想的。當此中國崛起之際,也是中華民族危亡之秋,建立中國自己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需要回顧中西方文明演進的歷史,增強對我們偉大的中華文明的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第一節 東西方文明的興衰和演進

  近年來中國的高等教育有了飛速發展,但是問題也接踵而來。其中一個突出的問題,也是我們的戰略弱點之一是文憑泛濫而文化不足,許多人更不懂歷史包括文明史,不知道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也不知道西方國家——他們是誰,他們從哪里來?他們是什么人?他們的價值觀是怎樣的?他們要干什么?我們應當如何應對,如何與他們打交道?西方國家一貫非常重視對國民的民族歷史和文化教育。在全球化和國際政治失衡的今天,在美國人已經吹起“文明沖突”號角的情況下,不僅創建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不能回避這個問題,而且這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甚至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對此有必要的了解。

  一、中華文明及其對西方的影響

  中華文明與古巴比侖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并稱人類的四大古代文明,原是人類文明的主流之一。后來巴比侖文明、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相繼滅亡,中華文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就不是人類文明的主流之一,而是存在的唯一主流了。至于古希臘文明,則是后來在古埃及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不是一個獨立發展的文明。到了公元前五世紀以后,古希臘文明因戰爭而滅絕。至少從這時起,一直到公元十世紀以后的一千五百年中,中華文明是人類最發達的主流文明。伊斯蘭文明產生于民族大遷徙以后,至于現在所謂西方文明,是指西方基督教文明,則更是在伊斯蘭文明以后,在中世紀的中晚期開始形成的,這時距古希臘文明的滅絕已經一千五百年以上了?;浇痰拇嬖谂c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形成不是一回事。

  中華文明早在秦漢以后就完成了民族融合,成為人類古老文明幸存的主流和強勢文明。中華文明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高度發展的農業文明的典范。歐洲中世紀晚期(1300-1500)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吸收了各種文明成果的基礎上開始興起,近五百多年來隨著對外擴張而迅速發展,主要在工業革命以后逐漸崛起為強勢文明,而且在1842年通過鴉片戰爭打敗老大中國,后來居上。此后,中國淪為西方國家的半殖民地。中華文明在近代一百多年的逆境中頑強地生存下來,經過幾代人前赴后繼,流血犧牲,奮斗拼搏,實現獨立,經歷轉型,人類最古老文明僅存的碩果又煥發青春了。所以中華民族歷史上曾長期對人類有“較大貢獻”,這是不爭的事實。古代文明是中國的優勢和強項,是西方的弱項。西方引為自豪的古希臘文明,與近代西方文明之間沒有傳承關系。英國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說:“我們全都是希臘人;我們的法律,我們的文學,我們的宗教,根源皆在希臘。”②雪萊是著名詩人,而且是積極浪漫主義詩人的代表,這句詩一般的語言就是明證。說得好聽點這幾乎是無根據的夸大,說得直率一點這是吹牛,而且忒離譜。李敖說英國人的祖先是瑞典海盜,不是虛言,其實不止英國。英國的法律也不起源于希臘,而源于羅馬;文學,也許只有雪萊式的詩人的靈感來源于希臘;至于宗教和藝術,與希臘也無什么大關系。實際上,正如美國學者所說,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來自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許多影響混合的產物。”③所以,西方文明實際上是一個晚近興起的“拼盤”,它的強項在工業文明。現代西方幾乎沒有多少象樣的古代文明。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東西方史學文獻的比較上。正如著名旅美學者唐德剛先生說:“我國傳統史學家自左丘明、孔丘、司馬遷而下,實是舉世無匹的。我們試翻《四庫全書總目》里的史部目錄,看看那五百六十五種史學名著的提要(那一千五百八十七種‘存目’就不必談了);再去翻翻歐洲史學同一時期類似的書目,一比便知高下。‘四庫’(全書修于兩百年前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而后,由乾嘉而清末而民初,由戴震、章學誠而羅振玉、章太炎、王國維、柳詒徵到繆鳳林……這近兩百年的成就也是驚人的。所以許多對中國傳統文明有自卑感的朋友,也實在大可不必。”④ 這是說史學,即使講其它科學理論,現今世界上許多學科的開山之作,也都是中國人寫的。除了上面說的史學的《史記》等,農學的《齊民要術》,軍事學的《孫子兵法》,建筑學的《營造法式》,醫學的《本草綱目》,等等,哪個不是世界第一?就說咱錢塘人沈括(1031-1095)《夢溪筆談》的科學建樹在當時也是世界一流的。所以,中國古代的學術、科技、經濟,在十六世紀以前,在許多領域真的是獨步世界。對此種事實,近兩百多年來,無論是十八世紀的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還是二十世紀科學史家李約瑟、哲學家羅素為代表的西方有識之士,都不僅坦然承認,而且不乏敬畏之心。前德國駐華大使康拉德·賽茨說:“在過去近2000年的歷史中,中國不單是地球上人口眾多,農業經濟發達的泱泱大國,而且在技術以及組織能力方面堪稱擁有最進步的文明。”⑤ 至于西方驕人的近代工業文明,也是在中華文明“第一推動力”(借用西方宗教的這個概念)的作用下起步的。1620年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他那本劃時代的著作《新工具論》中指出,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的三大發明,“就對人類的巨大影響和力量而言,沒有哪一個王國、哪一個宗教或者哲學能夠與這三大發明相比。”⑥ 培根當時還不知道這三大發明都來自中國,當然他也就更不知道中國還有一項更古老的造紙發明,是在西漢初年,約為公元前100-200年。到了唐代以后,經過阿拉伯傳到西方。當時中國不僅是世界經濟中心、文化中心,也是技術中心。而且實行自由貿易,沒有技術專利制度,實行技術共享,不懂得技術可以賣錢,這也是中國文化使然。但是阿拉伯人卻精得很,替中國人賺了歐洲人大量“專利費”。 公元八世紀,中國的造紙術傳到了阿拉伯地區。阿拉伯人長期嚴防技術擴散,按中國技術造紙然后高價銷往歐洲,在長達幾百年里賺取了歐洲人無數利潤。⑦也可能是阿拉伯人的“專利費”太重,據說到十三世紀,意大利人發明了造紙,可是已經比中國大約晚了一千五百年。中國的雕版印刷術發明很早,按照明代學者胡應麟的說法是“雕本肇自隋時,行于唐世,擴于五代,精于宋人。”應不是虛言,結果是宋人畢升在1041-1048年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當時中國可以用五種顏色印制彩繪書刊,“五彩繽紛”一詞是否由此而來,待考。1248年成吉思汗占領了匈牙利,將印刷術帶到了歐洲。印刷術傳到歐洲,對西方近代文明迅速發展和文藝復興運動是一個巨大的推動。但是這時距離中國雕版印刷出現,已經過去了大約七百年。在這漫長的七百年里,中國人享受著批量生產的日益精美的書卷,而中世紀歐洲的教士修女們則是靠艱苦的手抄本復制文獻。說到中國古代的技術,老說四大發明,有些國人很不以為然,其實他們是不如培根那樣了解它們對于人類和西方的偉大意義。

  其實,中國古代最驕人的技術還是農業。西方人近代以前不大會種地,這不是夸張。就說現在,世界上不少國家地區的人比起中國農民,也還不會種地,例如非洲一些國家,甚至于俄羅斯遠東西伯利亞也是如此。中國早在公元前600-200年就使用了鐵犁,而歐洲則在1050-1200年才有鐵犁。鐵犁的發明(連同三圃制和磨一起)在西歐歷史上居然被稱為“第一次農業革命”,⑧比中國晚了1250—1800年,居然稱為“革命”,可見“不會種地”一說不是污蔑不實之辭。賽茨指出:“基于這些以及其它方面的技術,中國的農業生產能力遠遠超過歐洲。直到進入新時代(指十六世紀以后——引者)時,歐洲農作物收成與種子的比例還保持在4:1時,而中國人早已達到了10:1。當歐洲人在十七八世紀學習了中國的農業技術后,歐洲農業才發生了巨大飛躍。中國在12世紀的水平,歐洲人在20世紀才達到。”⑨可見,當代“世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出在中國,是有歷史文化淵源的。

  所以,從人類文明史的角度看,“歐洲中心論”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是錯誤的。中華文明悠久燦爛的文明史,也是我們今天走向現代化的取之不盡的資源。在“文明的沖突”的今天,讓每一個中國人了解這一點,記住這一點,時不時地強調這一點,對消除一些人的民族自卑感和復興中華有重要意義,不要怕人譏笑自己好說“先前闊”。就是“先前闊”,“先前闊”并沒什么不好。豈止“先前闊”,今后也要“闊”。只不過,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所指出的,中國“堅定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但是要“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⑩

  二、西方文明是晚近發展和走向衰落的文明

  西方最早的古希臘文明來源于東方的古巴比侖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上Ч畔ED文明也滅亡太早。中華文明其所以獨特,不僅在于她是獨立發展起來的與其它文明截然不同的東方文明,而且是人類迄今存在的唯一最古老的文明。現在所說的西方文明,是一種晚近興起的文明。西方民族形成和文明的興起,是大遷徙時代以后的事,最早曾受到中華文明的推動。早在耶蘇降生前后,歷史上屢犯中原的匈奴抗不住西漢衛青(?-前106年)、霍去病(?-前117年)的連年征討,逃難到中亞和東歐。匈奴原不是奴,名匈(Hun),即匈牙利(Hungary)之匈,為中國北部的游牧民族。由于歷史上經常饑荒難耐,屢犯我邊境,被漢人呼之為奴。今匈牙利名Hungary,與匈Hun為同一詞根,不知歷史上此匈與彼匈是否“本是同根生”?需要作DNA檢測;匈牙利國名Hungary與英文饑餓一詞Hungry僅一a之差,不知有何淵源?事實是,匈奴雖敗給中國西漢,流竄到了中亞和東歐以后卻變成“兇”人(這使人聯想起俄羅斯經過蒙古人兩百四十年殘暴統治以后崛起的伊凡雷帝),終于在公元四、五世紀,也就是羅馬帝國解體前后,大舉西侵,把個歐洲鬧得天翻地覆,終于釀成了歐洲歷史上著名的“民族大遷徙”(The Great Migration)。在這個“民族大遷徙”多米諾骨牌的東端,也是源頭,是衛青、霍去病趕跑了匈奴,后來匈奴逞兇了中亞東歐,推動了日爾曼人原始公社解體,進而又影響到羅馬帝國解體。日爾曼人于是越過萊茵河,進入不列顛,以后才有英語和英國呢。民族大遷徙也是人類文明傳播融合的過程。在耶蘇降生直到公元600年前后,整個歐洲處于民族遷徙融合,羅馬帝國分裂解體,戰爭頻仍動蕩不安的黑暗時期。就文明而言,羅馬帝國解體,給了基督教發展的機會。進入公元600-1050年,也就是歐洲史稱中世紀早期以后,社會得以安定喘息,封建諸侯的莊園經濟得以逐步形成,基督教的發展和傳播得以統一人們的思想,政教合一的社會制度逐漸形成,但是也還沒有發展到象樣的文明。因為當時“在歐洲各地,除那些最享有特權的個人外,所有人都生活在饑餓的邊緣”。(11)所謂“饑餓的邊緣”,無非粉飾,說到底還是饑餓,原因是沒有鐵制工具,用木頭工具種地,就是不大會種地,原始農業產量極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12)在普遍饑餓,沒有物質基礎的狀態下是難以發展文明的。而在公元七至十一世紀中,拜占庭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也還處于形成過程中,直到中世紀晚期它們都高踞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上。美國學者坦率地說:“因為相形于這兩種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一個落伍者。它在經濟方面發展程度最低,在宗教與政治方面都面臨組織弱點。”所以,“在此幾百年間,西方世界一直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和麥加的陰影之中。”(13)今天的情形正好倒了個個兒。

  根據著名英國哲學家羅素的概括,西方文化有三個來源:(1)希臘文化;(2)猶太教及其倫理;(3)現代工業文明。他說:“從希臘人那里,我們學得了文學和藝術,哲學和純數學,以及許多社會生活中溫文爾雅的禮節。從猶太人那里我們學得了狂熱的信念即所謂的信仰,由善惡觀念決定的道德熱情、宗教偏見和某些民族主義的東西。從應用于工業的科學中,我們學到了力量和力量的意識。我們就是上帝的信念,相信我們能成為無科學知識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真正主宰。我們也學得了以經驗為根據的方法,依靠這些方法,我們能獲得大多數真正的知識。”羅素是西方現代的大學者,他的這段話水分很大,真偽并存,需要作如下分析。首先,所謂“從希臘人那里,我們學得了文學和藝術,哲學和純數學,以及許多社會生活中溫文爾雅的禮節。”從上文對雪萊的詩句的評論已知,這句話基本是忒離譜。羅素與雪萊同文同種,有古希臘情結可以理解,但這不是事實,已為現代西方史學成果所否定。其次,“從猶太人那里我們學得了狂熱的信念即所謂的信仰,由善惡觀念決定的道德熱情、宗教偏見和某些民族主義的東西。從應用于工業的科學中,我們學到了力量和力量的意識。我們就是上帝的信念,相信我們能成為無科學知識的民族生死存亡的真正主宰。”這句話很實,西方人的宗教狂熱、政治偏見即所謂信仰,不僅把人看成生來即是惡的,與中國人古代信奉的“人之初,性本善”完全相反;而且更要命的是對異教徒的態度是排斥,是殺,殺,殺。特別是“我們就是上帝的信念”,特別狂妄,也特別有侵略性,西方人要成為世界的主宰。這也是“美國信念”的來源。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東西,是西方文明從工業和近代科學中得到了知識和力量的源泉。培根有一句著名的話“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道出了西方文明強大的秘密——工業文明。

  所以,對西方文明必須分析,首先,總體上其核心價值體系即宗教觀念是違反科學的,是不可取的,而且是有害的,有侵略性的,是必須防備的。羅素所謂“溫文爾雅的禮節”這是西方人外表的包裝,它只有建立在與人為善的價值觀基礎上才是可取的,否則即成虛偽。應當指出,現代西方人,即使是基督徒中也有溫和派,主張與人為善,但是在政治上他們不是主流。西方政治比如美國的政治領域,主流是基督教愿教旨主義,是最危險的;其次,工業文明和近現代科學,是西方文明力量的來源,這是最寶貴的,也是我們最缺乏的,最值得我們學習的,也是我們一定能學會的。用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這樣一比,我們就知道,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體系是正確的,優秀的。例如儒家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義。孟子見梁惠王,毫不客氣地說“王!何必言利?亦有仁義而已矣。”(14)西方列強是梁惠王“轉世”——不懂仁義。這不是罵人,西方文化沒有“仁”、“義”的概念,他們也不理解,英文里也沒這個詞,不能翻譯的。林語堂把“仁”譯成英文“仁慈”,完全錯誤。待人接物,儒家也提倡仁義,但并不主張無原則地忍讓,所謂孔子主張“以德報怨”,甚至將其夸大為我中華美德,那是以訛傳訛,誤盡蒼生,流毒甚廣,至今難消。實際上孔子主張“以直報怨,以德報德”。(15)這里孔子主張以直報怨,指一般待人接物,不是指對外國。如果論到外交,一般國際慣例是“以牙還牙”,當然對待小國,有時可以酌情。這是中國傳統文明,雖是農業文明,卻有普世價值,永恒價值。中華文明缺的是工業文明這一塊,補上這一塊,我中華文明就有了兩翼——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兩翼自能騰飛世界。西方再如何發展,也是一翼,飛起來一定偏頗,需要向東方取經,補上另一翼。所以,中西比較,顧后瞻前,越比我們應當越有信心。

  西方文明的崛起,最初的精神資源來源于宗教,即建立在猶太教基礎上的基督教。而早期基督教的狂熱與當時的饑謹所產生的對外擴張相聯系,所謂與追求東方黃金和財富的渴望相交織的,首先是得到食物而活命的需要,這才是中世紀西歐八次十字軍東征(1096年起持續200年)的物質和精神動力。宗教的信念、偏見、征服異教徒的使命感和狂熱,千百年來深深地融入西方的政治文化和全部意識形態,直到今天。其中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就更為偏激和狂熱,其最原始的經濟根源也是饑餓與物質極度貧乏。所以理解西方文明,一定不能離開宗教,這是它最原始的意識形態來源。而宗教作為意識形態的產生,又深深地置根于經濟根源:農業落后,糧食不足,饑謹流行。此外,羅素所說“從希臘人那里,我們學得了……許多社會生活中溫文爾雅的禮節文明”,這些都是十六世紀西歐人解決了溫飽,社會剩余產品增加,開始富裕起來以后的事情。還是管子那句話:倉廩實而知禮節。中西莫不如此。古希臘文明滅亡與西方近代民族國家和基督教文明興起(十五世紀)之間差不多相隔兩千年。在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古希臘文化對西歐哪里有什么影響。西歐是在近代大航海運動,也就是大規模海外殖民擴張開始以后,在早期海外殖民體系建立和資本原始積累到相當程度以后,以及在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下,開始了興辦教育包括創辦大學的風潮。所以是文藝復興使得古希臘文化和其它文化相繼注入,形成了西方文明。包括道德倫理、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禮儀、服飾的講究、餐具的配備和使用等等,都是晚近時代的事情。不象中國,文明很早,在儒家學說誕生以前就形成了人們的倫理道德規范,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各有一套行為規范,尊卑長幼有序,社會運行有條不紊。酒器餐具在商代就已經相當精美講究,服飾的等級和講究也是很早了,有身份有文化的上等人著裝都是寬袍大袖,綾羅綢緞屬于貴族和富人服飾,老百姓穿布衣,讀書人穿長衫,百工著短打;衣服就是身份,房子就更顯身份,不能亂來的;包括使用筷子更是源遠流長。當然同西方比這些都沒有多大意思了。農業文明中國第一。西方文明主要在于羅素說的第三,現代工業文明,這才是西方勝過我們的關鍵所在。至于市場經濟、近代自然科學、近代社會科學、近代工程科學、政治制度、自由民主人權之類,基本上都是現代工業文明使得西方國家暴富強大以后的產物。自由民主人權這類更是貼金的包裝,說軟就軟,說硬就硬,不能太當真的。不是講進化論嗎?西方人進化晚,蒙昧時代長,文明起步比中國晚幾千年。但是落后反而有“后發優勢”,農業文明雖然落后,但是無食物者無畏,無知者無畏,這里就有轉機。以八次十字軍東征為先導,近代西歐國家靠海外擴張、打家劫舍、攻城略地,征服殖民地(殺異教徒)起家,先下手為強,不但一舉擺脫饑荒危機,而且積累了財富,開闊了眼界,于是“沐猴而冠”;有錢以后就大力發展科教文化,量變引起質變,爆發工業革命,進一步推動全球化,“通吃”世界,于是稱霸至今。近五百多年西方文明發展的歷史,也就是經濟全球化的歷史,大而化之地講,基本脈絡就這么回事。近代史上所謂殖民和擴張這些詞匯,多少都是粉飾之辭,一般人特別是年輕人不明就里,必須掰開揉碎了說,才能明白。殖民者,移民也,就是鵲巢鳩占。擴張者,擴大疆土、擴大勢力也,就是攻城略地。殖民和擴張,都要靠暴力。所以,只要西方殖民者一旦“發現新大陸”,就殺人無數,血流漂杵了。但是,嗜血成性畢竟是野蠻人的特征,后輩富裕起來也就文明起來以后,文過飾非,為尊者諱,“修改”教科書,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們飽受殖民地苦難的中國人研究歷史,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就不能被輕輕騙過了。到了二十世紀后半期,西方終于發現五百年來“增長”已經到了“極限”,地球的資源已經被造得差不多了(主要是被西方揮霍、禍害得差不多了),目前太空技術還落后,暫時地球只有一個,太空移民還辦不到(有錢也不行)。怎么辦?原教旨主義者的思路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繼續殺異教徒,反正有的是大規模殺傷性(應為“殺死性”或“毀滅性”)武器。于是“文明的沖突”再次提上日程。但是,一來,一個小小的伊拉克打了四年都擺不平,“通吃”世界看來力不從心;二來,全世界的國家不都是傻瓜,頗有些眾怒難犯的態勢。所以現在布什政府有點進退兩難。俗話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美國總統的高位讓布什爺兒倆干得不亦樂乎,現在民主黨見有機可乘,克林頓和希拉里兩口子殺將出來。這兩口子政治上是絕配,你看克林頓雖然好色不倦,但希拉里并不介懷,人也漂亮,既“有容”,又“乃大”,同心協力,競選正歡,正上演一出“婦唱夫隨”,演好了就續演一出夫妻“輪流執政”。眼看大選在望,登臺在即,所以興頭上對臺上的小布什冷嘲熱諷??蓱z小布什人稱牛崽,宛如程咬金,三板斧過后早就沒了轍,硬撐在那里,上不去下不來(中文念“卡”),就等著總統“換屆”,內心挺難受,坦言幾年來大哭多次。美國人坦率起來,有時也挺可愛??磥砻绹偨y的至尊高位,那把椅子其實難坐,搞不好就燒屁股。

  具體說,十五世紀以后,西歐實際上是在東方文明(阿拉伯文明、中華文明等)西漸和多種文化、民族融合的基礎上,發展開始加速。歐洲的民族原本受到東方的長期壓迫,例如西歐受到阿拉伯人的長期壓迫,中東歐長期受到蒙古人的壓迫,那時候就已經是東風壓倒西風。但是被壓迫的好處就是可以從強者身上學習,伺機崛起。歐洲人與中國人相同的一點是善于學習,這一點不是很多民族都具備的。俄羅斯人從蒙古人長達兩百多年的殘暴統治中學出來第一個沙皇——伊凡雷帝(1530-1584),從此走上擴張道路,逐漸崛起。俄羅斯的地利是連著歐亞大陸,但是陸路交通極為困難,而且地處高寒地帶,就更困難,所以落后;西歐的地利是海洋。“要致富,先修路”,海路是天然的,不用修,所以西歐占盡天時地利人和。最幸運的還是西歐在近代開始時就占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天時,就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導致中世紀輝煌和強大的拜占庭文明滅亡,幾百年來西歐人頭上的“金鐘罩”和通向東方的巨大屏障得以去除,這才輪到西歐人發起大航海運動,給予了西方文明崛起一個天賜良機。西方人寫史,有意不提這個重要事件對歐洲崛起的影響。中國人不能跟著稀里糊涂被蒙過去。否則,有強大的拜占庭帝國橫在地中海和紅海的出入口,又有印度洋的制海權,很難想象葡萄牙那幾條小船如何進得了東南亞。但是拜占庭帝國一垮,西歐正值文藝復興的的思潮洗禮,又從拜占庭文化中學得了許多東西,又久慣于航海,又從中國學得了火炮技術,于是漸漸在公海大洋上橫行起來,就一發不可收拾了。所以,現代西方文明是以基督教為基礎的,包括世界多種民族文明和以現代工業文明為支柱的一個混合體。西方國家崛起是在十五至十六世紀以后,這時民族國家開始興起,重商主義旗幟飄揚,各國之間爭奪財富和海上霸權的戰爭烽火燃燒了幾百年不息,燒出了一個拿破侖,再燒出一個希特勒,就是沒能燒出一個秦始皇和漢武帝,沒能打出一個統一的歐洲,倒是出了一批世界列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歐洲的民族多為從各地遷徙而來,語言和文化難以融合,不能如秦漢實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侖,統一度量衡”的政策,更談不上統一文化和統一成一個國家。無論拿破侖還是希特勒,都沒有做到,倒是今天的歐盟正在做到這一點,不過比秦始皇已經晚了兩千二百年。到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于是將西歐國家對全世界的工業“比較優勢”相對固定下來,近代世界經濟的基本格局的形成了。

  總之,在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迅速發展帶來巨大財富的基礎上,在十六至十九世紀短短的幾百年里西方文明得到了鳳凰涅磐(下木)式的飛速發展。但是,另一方面,經過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積累所暴露出來的種種殘酷現實已經使得西歐先進的思想家看到處于上升期的西方政治哲學和商業文明的弊端。正在他們對于自己的文明前途感到困惑和懷疑的時候,由利馬竇等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們翻譯和寫作的關于中華文明(主要是儒家文明)的典籍傳回西方,實際上形成了十八世紀西歐國家一場影響深遠的東學西漸運動。中華文明對西歐的影響后來雖然中斷,但是歷史的影響至今還在。到十九世紀,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最終形成,英國的發展達到頂點,開始衰落。英國的衰落也是近代西方文明,首先是西方政治哲學的衰落。人類的政治哲學如果一味追求自由競爭,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如果沒有中華文明仁義、和諧、天人合一等思想體系與之相輔相成,與之中和,就必然導致無日無之、沒有出路的生存角逐,人類最后即使不是同歸于盡,競爭到最后,剩下的人也是要瘋掉的,要毀滅的。尼采(1844-1900)在提出鼓吹權力意志的“超人”哲學以后,不就瘋掉了嗎?可能是害了“政治狂想癥”。

  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十九世紀末美國、德國和日本又相繼崛起。然后就是兩次世界大戰,最后搞出了可以滅絕人類的核武器。這是西方政治哲學和文明走進死胡同而沒有出路的明證,實際上這個弱肉強食的哲學已經崩潰,只是由于利益,少數迷信實力的人不回頭,一意孤行。二戰后世界殖民體系瓦解,西方世界連同文明進一步衰落。美國通俗的大眾文化其所以舉世“欣羨”,受到大眾歡迎,并不都標志著人類文明的高度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商業文化的高度發展和人類失去理想,對現實無奈、苦悶無助、得過且過的宣泄。以法國為代表的老歐洲,歷來就瞧不起美國文化,但實力上又比不過。英國的世界霸權曾經維持了百年,而二戰后美國登上資本主義世界霸主地位,轉眼之間就開始衰落。石油武器出現,戲劇性地打擊和削弱了西方的權力,這是二十世紀最后三十年中弱勢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沉重打擊,是“不對稱的戰爭”。“恐怖主義”是對西方的又一次沉重打擊。美歐在政治上分道揚鑣,進一步標志著西方政治和文明的衰落,“西方”這一政治概念正在消解。讀者諸公不必為薩科齊和默克爾的右傾表演所困擾,小布什都是強弩之末,這一對男女能走多遠?蘇聯解體也并不是西方文明和道義的勝利,只是大大改變了世界的權力分布,也削弱了西歐對美國的依賴。兩德統一擴大了德國的地緣政治力量,同樣意味著世界權力分布的變化。總之,整個二十世紀西方文明并沒有改變衰落的命運,世界正在亂成一鍋粥,這是西方文明作為世界主流文明給人類帶來的災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美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軍事上打了勝仗,占了便宜,這是由于物質而不是文明的力量,所謂“新自由主義”只是西方文明的冒牌貨。摩根索指出:“美國取得對‘自由世界’以至全世界的似乎是不容挑戰的領導地位,有效地掩蓋了所謂西方世界這個集體事實上的衰落以及美國本身的衰敗趨勢。西方的衰落和混亂趨勢在里根政府反對蘇聯‘邪惡帝國’的意識形態討伐中昭然若揭,這一討伐常常置業已削弱的北大西洋共同體的團結于不顧。”(16)摩根索認為,美國對蘇聯共產主義的討伐在道義上削弱了美國的力量。因為美國在全世界打出“反對共產主義,保衛自由世界”的旗號,但是采取的卻是維護本國利益的政策,從而使自己公然站在殖民主義即邪惡一邊。他說:“造成西方道德衰竭的原因在于,西方沒有能力制定一種可以用來為其立場和利益辯護并反駁其敵人和詆毀者的道德原則。”(17)這就是西方弱肉強食的政治哲學徹底失敗的表現,也是基督教文明的力量枯竭所致。相反,中國崛起彰顯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所釋放出來的能量,對此不能僅作經濟和政治的解讀。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中國政府和人民都將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恪守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18)短短一句話,一個不卑不亢、獨立自主、堅忍不拔、伸張正義的大國形象躍然紙上,這也是中華文明泱泱大國的氣度和形象。這樣一個“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雖古老卻又煥發洋溢出青春風采的文明,拿它有什么辦法呢?只能順其自然。中國崛起,也就是中華文明復興,是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的平衡力量,恰逢其時,給西方和世界帶來的是福音,而不是威脅,這一點正在被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

  三、對東西方文明興衰的解讀

  經濟發展不平衡,必然導致政治發展不平衡和政治權力的變化。但是政治,特別是國際政治,是不能僅從政治本身去解讀的。在政治背后起作用的除了經濟利益以外,只有從歷史文化甚至哲學層面去把握,才能更深刻地理解。

  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的精神,是追求和的境界。天人合一,就是追求心靈與外部世界的統一(和諧);同時,也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以及人的內心世界的和諧。早在戰國時代,中國就提出了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這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在物質生活還相當貧乏的時代,是很了不起的思想,至今也是一種很高的精神境界。歷史證明,人類如果不去追求和實現物質與精神的統一、平衡,是注定要痛苦的,注定要永無休止地發生沖突,也是沒有出路的。但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中國這套傳統理論雖然了不起,卻不能與西方達成共識。西方文明或稱基督教文明,是在基督教關于原罪和救贖的催眠中求得內心平衡的。人與世界如何統一,基督不但根本不管,推給愷撒,實際上是“默許”和慫恿他的門徒在長達兩百年(1096-1291年)里發動八次十字軍東征,慫恿其以基督的名義濫殺無辜。是爭奪圣地耶路撒冷嗎?不,那是騙人的鬼話,是爭奪東方的財富。今天,基督仍然“默許”美國在短短幾年里就連續發動三場戰爭(海灣、阿富汗、伊拉克)?是為了傳播民主、自由的福音嗎?不,那也是騙人的鬼話,是為了石油財富和世界霸權。基督教教人仇視異教徒,是有所本的。據圣經記載,天主對亞巴郎說:“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應遵守我的約。……你們中世世代代所有的男子,在生后八日都應受割損。這樣,我的約刻在你們肉體上作為永久的約。凡未割去包皮,未受割損的男子,應由民間鏟除,因為他違反了我的約。”(19)至少這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思想。正因為如此,這個文明自從誕生就與東方文明不同,它引導人們相信人性惡,使得歐洲自基督教誕生以后就一直處于長期內戰,甚至相互滅絕性的廝殺之中。歐洲人歷史上殺起異教徒來是不眨眼的。歐洲人登上北美大陸,殺了印地安人小一個億,搞得沒有勞動力,于是轉從非洲運來黑奴;還不夠,就改運華工作“豬崽”,滅絕人性。而儒家文化則“以仁為本”,主張仁義、道德,主張“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是為了穩定社會秩序,使人們各安其分,過有禮有序的生活。早期的西方傳教士看到了儒家文化的好處,成為近代東學西漸的文化使者,對歐洲啟蒙思想曾產生不小的推動作用。其中利馬竇有奠基之功。由他開啟的歐洲在華耶穌會從十六世紀九十年代起不斷向歐洲傳播關于中國文化、歷史、人文、社會和風土人情的知識和信息。在他們的描述中,中國是一個擁有高度文明的國家,但就其倫理道德規范和社會制度而言,實行的是與西方完全相反的原則。這場持續了幾乎長達百年的東學西漸運動幾乎引發了十八世紀歐洲的一場思想危機,但最終因與西方政治需要不合而遭夭折。

  萊布尼茲是歐洲最早認識到中國文化對西方的價值的代表人物,他甚至出于直覺感到中國學會了西方的自然科學以后會超過歐洲。他在1699年寫道:“有誰可以想到,在這個世界上,確實還有一個民族,他們擁有一個在某種意義上甚至高于我們的文明生活,因為按照我們的想法,我們,甚至只有我們創造了整個道德文明??墒鞘聦嵱秩绾文?”(20)從萊布尼茲的學術地位和這段話的語氣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當時歐洲思想界受到的震撼。根據賽茲的描述,萊布尼茲是這樣做的中西比較:“在生存的實際能力方面,中國與歐洲相當;在科學思維、邏輯、數學以及自然科學方面,中國不如歐洲;在軍事技術方面,中國也不如歐洲,但是造成此種情況的原因,‘與其說是缺少這方面的知識,不如說是意識形態所致,因為他們藐視以武力侵犯人身或者相互廝殺有關的事情、東西,同時也因為他們厭惡戰爭,在此有些類似耶蘇,出于高尚精神,而不是象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出于恐懼。’此外,毫無爭議,在倫理道德以及政治方面,中國超過歐洲。”(21)萊布尼茲的觀察真是入木三分。賽茲指出,萊布尼茲出生在歐洲三十年戰爭期間,在他看來,基督教對于引導歐洲人禮貌而和平地生活,似乎無能為力。所以迫切需要中國向歐洲派出儒學的“傳教士”。他的論證邏輯是:“中國人現在利用耶蘇會會員在學習數學、自然科學,從而也就彌補上了在這方面的不足。而歐洲人就該加快學習中國人那理性的生活方式和他們的自然神學(當時歐洲人認為中國的國體和政體長期穩定,乃是由于儒學的倫理道德體系表明它是建立在自然秩序基礎上的學說——引者)。如果只是單向傳播認知的話,那么這些領域歐洲人很快地就會被中國人拋在后面。歐洲人必須向中國學習。為實現這個目的,萊布尼茲寫了大量關于中國的文章”。(22)萊布尼茲的預見在三百年后開始部分地實現了,雖然歐洲人還沒有“被中國人拋在后面”,但是“孔子”(學院)已經在周游世界了,而且歐洲和世界各國仍在排隊向中國申辦“孔子學院”。“孔子學院”為何物?為什么不叫語言學院?須知,漢字是世界上唯一有思想的文字,“孔子學院”乃擴大我中華文明國際影響力的重要途徑。

  “向中國學習”,曾經是萊布尼茲以后法國啟蒙思想家的一個重要思想座標,其中以對伏爾泰的影響最大。魁奈被稱為“歐洲的孔夫子”,其實就是孔子的“粉絲”,這對他的“重農主義”學說無疑有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從意識形態斗爭角度看,中國文化在十八世紀的歐洲大為流行,以至于歐洲“在受過教育的群體中,沒有人沒讀過有關中國的書,”(23)也是因為中國文化給了歐洲反對宗教和貴族的思想武器。這實際上無異于引發了一場歐洲的精神危機。有趣的是,追根溯源,是利馬竇等耶蘇會會員。原本西方向中國派出傳教士,是為了使中國人皈依基督教,沒想到適得其反,基督教差一點被儒學傷了筋骨,于是引起激烈的報復。同樣是由于意識形態和政治原因,根本原因是中國文化總體上不適合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這場東學西漸引發的巨大影響終于被孟德斯鳩為首的另一派啟蒙思想家打壓下去,中國于是被妖魔化為“東方專制政體”的典范。當然,這樣做并不妨礙西歐國家借鑒中國的某些好東西,例如文官制度、科舉考試制度等等。十九世紀以后中國政治的腐朽越來越為西方來華的的商人和傳教士所洞悉,漸漸地在西方殖民者眼里對中國的敬畏就蕩讓無存,而完全被蔑視所代替了。這在庚子之亂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但是東學西漸帶來的中國文明對歐洲文明的沖擊也是巨大的。賽茲指出:“歐洲遇到了中國儒家精英們所擔心的問題,開放通往外國的大門勢必伴隨著對自家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秩序的沖擊。雖說對波旁王朝統治沒有太大沖擊,但是基督教信仰以及傳統的社會秩序卻隨著外來國家的倫理道德和思想的傳入而遇到了震動,尤其是伴隨著中國文化的傳入,所引起的這種震動。由此直至歐洲在19、20世紀毀滅中國文化的百余年間,中國一直作為現代化巨人籠罩著歐洲。”(24)這也許就是前法國總統希拉克至今對于中國文化寄予厚望的歷史原因吧。

  面對中國文化,萊布尼茲對基督教文化的困惑不無道理,甚至可以說切中要害。西方文明不缺少科學和進取,相反卻不管旁人死活地非常進取,而缺少中國傳統文化的仁義,與孔子主張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南轅北轍。所以中西文化至少從政治家看來,屬于“道不同不相為謀”,西方加以排斥并不奇怪。中國文明是農業文明,包含有太多的真誠和古樸,中西兩種文明碰撞,我們吃虧原屬正常。這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文明,后者雖然野蠻,但是它“發明了機關槍”(辜鴻銘語)。從長遠看,兩種文明的融合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對此,國人要有自信心。其實,不少外國人比我們看得明白。從李光耀極力敦促新加坡人學習漢語中,從近年來漢語的全球熱中,都透露出未來的某種信息。羅素在八十多年前寫道:“我敢斷言,假如中國人有一個穩定的政府和充裕的資金,那在未來的30年內,他們將會在科學上創造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們很可能會超過我們,因為他們具有勤奮向上的精神,具有民族復興的熱情。富有希望的中國表現出來的這種學習熱忱,確實使人回想起15世紀意大利不朽的文藝復興精神。”1945年斯大林對蔣經國說:“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今天,從萊布尼茲到羅素,到斯大林,這些歐洲人的預言正在兌現。

  二十世紀前三十年里了爆發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許多歐洲人對西方文明的自信。在二十世紀初德國的大學者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看來,一種文明一旦出現帝國主義,就是愷撒主義,從歷史的角度看,這種文明就要謝幕了。他認為,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無論其政府采取何種憲政結構,權力最終都會落入愷撒式人物手里。這是因為“金錢以民主的形式獲得了勝利。”甚至“政治簡直就是金錢的獨占范圍。但是,一當金錢摧毀了那一文化的舊秩序,混亂立刻就催生出了一種新的、壓倒一切的因素,滲透到生成的各種成分中——這就是愷撒類型的人物。在他們的面前,金錢的勢力崩潰了。帝國時代,在每一支文化中都一樣,意味著心智和金錢的政治的終結。血統的力量,未受破壞的身體的力量,恢復了其古老的統治的地位。‘種族性’涌現出來了,純粹而不可抗拒——強者取得勝利,渣滓則淪為他們的戰利品。”(25)斯賓格勒接著說:“愷撒式的強人的最高形式就是戰爭……文明時代的一切,最終都將在戰爭面前灰飛湮滅,人類的歷史重又進入它的野蠻時期,開始了新一輪的文化循環。”(26)斯賓格勒對帝國主義戰爭導致的文化循環的描述是:“人類的高級歷史倦怠地躺下來睡覺了。人又變成為植物,依附于泥土,默默無言……農民重新出現了……這是一種忙碌的知足的人群,任憑軍人皇帝的暴風驟雨從他們身邊刮過……人們活著僅僅是為了糊口,只有一點點節存,一點點財產,但還得忍受下去……在高處有勝利者和失敗者的永恒更迭,在低處的人們則只能祈禱”。在對痛苦的忍受中,隨著歷史的終結,世界和平將會降臨。而“所謂的‘世界和平’也不過是文明時代早已做慣了金錢和機器的奴隸的人們為自己隨時準備放棄戰爭、屈服于武力而扯出的一塊遮羞布而已。”他得出結論說:“今日的西方世界就處在這個文明時期,就處在這個世界大戰的前夜。它的未來必將是文化的出于必然性的最后命運的印證,不論你是否同意,也不論你是否愿意,那命運就在那里:愿意的人,命運領著走;不愿意的人,命運拖著走。’”(27)這話是在一百年前說的,卻象是對今天說的一樣。這就是思想家的偉大之處。本來,二十世紀后半葉西方文明也取得了很大發展,這就是西歐和北歐大多數國家所代表的方向。但是美國卻執意走另一個方向。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正如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所說,美國“原教旨主義在宗教和政府中越來越有勢力”,兩者“同流合污”,美國政府在國內外為所欲為,致使美國長期奉行的基本價值觀瀕臨危機,美國陷入道德危機。”(28)卡特所批評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和美國政治的“同流合污”,再次證明西方文明在政治上已經徹底墮落;再次暴露了在美國,民主是政治的婢女。同時也表明,西方文明和今天的世界還是處于斯賓格勒所說的這個循環的怪圈中,只不過已經是回光返照。布什是不是當代的愷撒呢?愷撒早就死了,政治人物退化是一種人類學現象。當代的愷撒也就是“三板斧”的水平。

  卡特所批評的布什政府的問題,其直接原因在于蘇聯解體導致的世界政治失去平衡,所以美國可以為所欲為。隨著世界多極化發展,世界政治的相對平衡如同中國崛起一樣,是可以預期的。面對西方文明的衰落趨勢,中華文明的長處和優勢是十八世紀以來連西方人也感覺和認識到的,卻被我們自己一些人棄如敝屣。我們古老文明的優勢所煥發出來的活力,已經在國際政治上表現出來。當前最要緊的是要恢復我們自己的民族自信,夯實我們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根基,以迎戰全球化面臨的新形勢。西方文明的衰落表明,世界的文明需要多元化的平衡。長期以來在近現代西方的文獻中,充斥著千篇一律的“西方中心論”。好象全部歷史就是西方創造的一樣,這是西方國家對歷史的解讀。中國叫“中”國,固然不合地理常識??墒菓{什么叫“遠東”,就合乎地理常識呢?不還是“歐洲中心論”嗎?所以是五十步笑百步,都一樣。賽茨對此批評說:“歐洲把先進于他人的優越感建立在自我感覺的基礎上,覺得是它的發明才有了今日的現代世界。甚至在今天西方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許多作者仍然不知道,那些他們標榜為西方發明的許多東西,事實上是由中國人發明的。歐洲把它們拿了過來,而且恰恰是通過這種接受才使得歐洲第一次獲得動力,有可能從中世紀躍入新時代。”(29)賽茨的這段話應當制成精美的書簽或其它文具什么的,印在上面,廣為散發,時不時給國人提個醒,也免得有人老給洋人擦鞋。其實在差不多一百年前,斯賓格勒就曾對于“西方中心論”的荒誕給以無情的嘲笑和批判:“這簡直就是一個太陽與行星的怪想體系!我們選定一小塊領地作為歷史體系的自然中心,并將其當作中心的太陽。所有的歷史事件皆從它那里獲得其真實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據它的角度而獲得判定。但是,這一‘世界歷史’之幻景的上演,只是我們西歐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懷疑,它就會煙消云散。”(30)斯賓格勒的觀點還可以進一步發揮:按照“西方中心論”的框架,中國和埃及的幾千年的遙遠歷史便被縮小為純粹的插曲,而我們的幾十年的短暫歷史則被肆意夸大,如巨型怪影般傲然聳立。實際上,這只不過是一種幻覺和假象,是我們西方人的自欺欺人;我們之所以把西歐歷史和文化當作中心,其唯一的理由是因為我們就生長在這里,可我們可以這樣的理由來構造一個世界歷史的框架嗎?假若可以這樣,那中國的歷史學家豈不也有理由建立另一個世界歷史的框架,將十字軍、文藝復興、愷撒、菲特烈大帝等等只是一筆帶過嗎?(31)斯賓格勒的觀點在西方二十世紀初一度影響極大,但終于因不合壟斷資本的利益,不能成為意識形態“主流”,所以它的精神價值被嚴重低估。此外,中國當然有理由來構造不僅是世界歷史,而且包括似乎所有學科的以中國人的視角為基礎的學科框架。這個偉大的事業就是春秋戰國時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再版,就是當代中國版的文藝復興運動。隨著中國崛起和中華復興的進程,這一運動的腳步聲已經可以聽到。剛剛閉幕的中國共產黨十七大提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實際上已經吹響了中華文明復興的號角。歷史上中華文明幾度受到外來文化的巨大沖擊,最終都完成了基于自身原有文明的融合、整合和發展,而使中華文明變得更為豐富多彩并得以傳承,延續至今。歷史上中華文明的整合是在國家并不見得強大,甚至是在少數民族統治之下完成的,例如元朝和清朝,即使“五胡”入主中原,最終也未能“亂華”。今天,國家強大,中華文明在吸收西方現代文明先進成果的基礎上加以整合、發展和復興,實現鳳凰涅磐(下木),浴火重生,騰飛世界,是完全可以預期的。筆者不是在這里自說自話,此刻可能很有些人對此嗤之以鼻,或者不以為然。其實他們真的不懂,當代世界進步力量和世界有識之士對我中國的期許,正所在多有,甚至超過老美呢。例如當代西方大思想家湯因比在1974年就指出,未來能夠引導世界走向持久和平的,不是西方國家,也不是俄國和日本,而是中國。因為中國自古就抱有大同理想,要建立大同世界。(32)

  事實證明,任何外部壓力都阻止不了中華復興的歷史潮流。值得重視的還是我們內部。自尼采(1844-1900)提出“重估一切價值”以來,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在發達國家已經被壟斷資本所拋棄,但是它卻作為政治“催眠術”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在發展中國家大行其道。尼采的“重估一切價值”,純粹是帝國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誅心之論”。被西方近現代哲人推崇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卻被某些中國人自己“重估”得分文不值。近二十多年來泛濫成災的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如今在俄羅斯已經成為過街老鼠,在中國也該清理了。“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33)多年來在“全球化”浪潮沖擊下,蘇聯和東歐國家不免成為一時的“失路之人”,這也是一種轉型時期暫時的國際現象。一些人物競相向西方出售民族國家利益,賣“祖”求榮,賣國求榮。他們的最終下場很慘。政治人物的下場,不是以“死”為期的,他們是歷史人物,是要讓歷史來審判的。政治人物,有的幾千年鞭尸不止,這種事史不絕書,蓋棺又豈能論定?

  四、“全球化泡末”

  企業發行股票的金額超過實際投入企業的資本額,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中叫資本摻水。資本一旦摻水,就不免“泡沫化”。資本泡沫化來源于虛擬資本的產生,由資產價值高估而來。資產一旦高估,就可以按照高估的資本額發行股票,發行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創業利潤。說白了,“泡沫化”可以蒙錢。這個辦法傳開來,“空手”可以“套白狼”,泡沫經濟就不可避免了。因為強勢者可以從泡沫中大量蒙錢,所以自荷蘭“郁金香事件”以來幾百年,世界資本市場就形成了泡沫機制,泡沫屢吹屢破,屢破屢吹;愈吹愈大,愈大愈吹;直到吹破天拉倒。所以,資本主義既是個“教人致富”的主義,也是個“教人學壞”的主義,誠如沃勒斯坦所言:“創立資本主義不是一種榮耀,而是一種文化上的恥辱”,(34)這是有其經濟根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二十多年被罵慘了的中國歷史上幾千年如一日的重農抑商,既有其經濟社會和政治根源,也有其意識形態根源。沃勒斯坦說:“資本主義是一劑危險的麻醉藥,在整個歷史上,大多數的文明,特別是中國文明,一直在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35)可以說中國古代官府一向就是有意壓制資本主義。因為我們的祖先早就懂得一旦重商輕農,兩極分化,人心不古,棄農經商,糧食危機,社會動蕩不安,朝廷如何“可持續發展”?所以對商業和商人,時不時得“抑制”、打壓一下,甚至抄家滅門,這是中國歷史上資本不能持續積累的重要原因。中國地理環境與西歐完全不同,西靠大山和荒漠,東、南靠海,北邊不毛之地(降水少,不能種地),不能對外擴張。海外擴張?壓根沒有動過這個念頭。近代海上頗不平靜,按照中國文化,與其與狼共舞,就不如閉關自守了。所以中國在宋朝時市場經濟已經相當發達,遠超過當時西歐和世界任何國家。但是直到晚清時代,也沒有走到資本主義社會。這個讓許多中外學者唏噓不已的事情,其實是自我打壓的結果,也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主動選擇。在這一點上罵殘古人也沒有用,反而暴露了自己對歷史和國情的無知。正因為市場和資本的社會政治功能有其負面,“教人學壞”,所以直到孫中山革命,還害怕資本,還要“節制資本”呢。1890年美國頒布反壟斷法,國家壟斷調節,何嘗不是“節制資本”?今天,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利用資本、發展資本的同時,也必然需要引導資本,適當“節制資本”的負面影響,才能實現社會和諧。黨的十七大報告說了“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36)何謂“引導”?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引導,就是有疏有堵,叫作引導。堵,就是節制。但是,西方文明對資本主義是“從惡如崩”。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接著上文說:“資本主義是一劑危險的麻醉藥,在整個歷史上,大多數的文明,尤其是中國文明,一直在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為虛弱的時刻對它屈服了。我們從此都在承受資本主義帶來的后果。”(37)所謂“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為虛弱的時刻對它屈服了”,這話里頗有玄機。什么是“基督教文明最為虛弱的時候”?就是中世紀晚期;“虛弱”是什么意思?就是饑荒、瘟疫和戰亂的危機把西歐社會折磨得很“虛弱”。至于說基督教文明對資本主義“屈服”了,莫如說基督教文明從惡如崩,乘勢而起。所以作為西方學者,即使如沃勒斯坦者,也不得不多少用些曲筆。但是瑕不掩瑜。一些西方教授有其可取可愛可敬之處者,在于他們占有資料,有真學問;特別可貴的是決不媚上,也不媚外,更不媚俗。

  全球化的今天,到處都在現代化,也不免泡沫化。泡沫經濟以外,泡沫民主、泡沫學術、泡沫學人……,總之,泡沫無處不在,不僅資本,幾乎所有的東西無不可以摻水,難怪全世界鬧“水危機”。人類整天泡在一種泡沫化生活方式之中,不自知,更不自拔。在筆者看來,全球化所推崇的所謂“數字化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泡沫化生存”,生活中的許多東西既提高生活品質,又降低生活品質,沒有必要,至少是可有可無。例如電視機、小汽車、大房子就屬于可有可無?,F代化的快節奏使許多人因跟不上發展而自餒,其實大可不必煩惱?,F代化的許多所謂“發展”,其實只是“變化”而已,與萬花筒一般,看不看都行,與生活的本質和目的無必然聯系。說這話可能被人笑話,是“酸葡萄心理”。對筆者而言,現代化的“數字化生存”遠沒有明代士大夫的簡單、沖淡、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快樂?,F在西方人對全球化的繁華、繁瑣的生活過膩了,也流行起反樸歸真的“簡單生活”,以為是“創新”了。其實“簡單生活”的理念和生活方式的發源地也是古代中國。中國傳統中的這種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原是最古老也最現代,最落后也最先進的,因為它是最科學也最環保的,因此也是最該全球化的。誰能說中國傳統文化沒有“普世價值”呢?

  當今最大的泡沫化還存在于全球化本身,也可以叫做“全球化泡沫”。經濟全球化原本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客觀歷史過程。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起點是1493年羅馬教廷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擴張頒發中分地球的敕令(Papal Edict),迄今已有五百一十五年了。但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全球化被利用來作為推行“全球美國化”的政治工具,于是全球化就成為近三十年來在國際上包括被喊得最響也最濫的一個口號,成為一個被國際思潮誤導和濫用的泡末化概念。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全球化日益成為一個綜合的大文化概念,文化(當然是西方文化,是打著“普世價值”旗號的美國文化)全球化浪潮洶涌而來。全球化無論在事實和意義上都被夸大了。先來看看經濟全球化的泡末化。

  首先,資本主義全球化不是一個持續不斷的歷史過程,而是一個多次被中斷甚至險些被葬送的過程。不僅兩次世界大戰打斷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而且俄國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期存在以及戰后中國等一系列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不僅都打斷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甚至可以說在一段歷史時期內開啟了反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或說是開啟了另一種全球化——社會主義全球化。東方叫“世界革命”,西方叫“輸出革命”。現在“革命尚未成功”,蘇聯已經失敗,但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畢竟對人類是有偉大政治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社會主義仍是世界的理想和現實的出路,“同志仍須努力”。連美國人自己都看到,帝國主義只有毀滅,沒有出路。索羅斯其所以宣稱不惜一切代價,舍得一身“剮”(財),要把布什拉下馬,就是看到再讓小布什這個“牛仔”胡搞下去,美國就麻煩大了。小布什“胡搞”,布熱津斯基、亨廷頓、福山之類的理論家是助紂為虐者。近來布熱津斯基和福山的口風已經改變,下面還有戲看。所以,把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說成是五百年歷史的持續過程,好象是西方是“從勝利走向勝利”,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相反,社會主義功虧一簣,人類進步的歷史經驗還待總結,實踐還在繼續,歷史豈能終結?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美國再胡搞下去,早晚來一個核武器全球化,那時候隨時可能打起核大戰,歷史真要終結了。特別是美國人沒有東方智慧,不懂得冤家宜解不宜結和窮寇勿追的道理,一味迷信武力,不懂得懷柔變通,把人往死里逼,“恐怖主義”者豈是殺得完的?一旦“人肉炸彈”演變成“人肉核炸彈”(便攜式核武器),防不勝防,有多少太空反導系統,還不是擺設?所以第一個倒霉的,很可能是美國自己。所以,西方文明之沒有出路,也在這里。

  其次,經濟全球化與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多元化是同時存在的歷史趨勢。經濟全球化最早是由西歐民族國家在形成過程中的相互競爭推動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the Treaty of Westphalia)簽定以后,主權國家成為國際關系的基礎。這一點至今沒有根本改變。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在世界經濟和國際關系體系中活動的主體,盡管不再只限于民族國家了,但是主權國家也就是民族國家仍然是主體中的主體。無論跨國公司如何發展,國際政治仍然以主權國家為基礎。西方崇尚現實主義,所以心里清楚得很。索羅斯說:“無論主權觀念是否過時(根本沒有過時。“主權過時論”代表霸權國和西方跨國公司的利益——引者),主權依舊是現今世界秩序的基礎。除此以外的設想都是烏托邦的理想。正如我們所見,我們生活在不平衡的世界:經濟已經步入全球化時代,但是政治力量依然置根于主權國家之中。”(38)隨著布什政府繼續揮霍美國實力,世界格局還將繼續向多極化發展和演變,政治多元化和文化、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同樣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

  再次,美國大力傳播“全球化”意識形態,其政治目的是實現全球“美國化”。“美國化”正在遭到許多國家的共同抵制。到了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借用索羅斯的說法,全球化已經成為里根政府和撒切爾政府和“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事業”。(39)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全球化的辨證統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全球化了。由于美國利用霸主國地位刻意推動全球美國化,當代意識形態的全球化主要表現為意識形態的“美(國)化”趨勢。在推行意識形態美國化戰略方面,美國采取了巧妙的包裝手段,就是把美國的國家利益包裝在“全球化”意識形態(例如“普世價值”、“全人類價值”等等)外衣之中。“全球化”是一種在各領域都流傳很廣的意識形態,其基本思想是:隨著全球化時代到來,“地球村”的“村民”都更加相互依賴,現存的民族主權國家即將消解,人類將成為一個國際大家庭的成員,成為世界人或“地球人”。這種思想在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各個學科領域都有其理論表現。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表現為把西方(實際上就是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說成是“普世”性的,反對建立中國自己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我們不反對全人類利益和“普世”價值,但是我們必須反對和抵制這種“全球化”意識形態的“洗腦”。當前,全球化的“美國化”浪潮已經對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文化、價值觀和整個意識形態乃至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所珍視的許多優秀傳統造成嚴重侵蝕,以至全球化的“美國化”成為一個相當嚴重和嚴肅的問題。學者和媒體對此應有責任,需要向公眾特別是青年言明真相和利害,不應繼續誤導輿論。今日讀報,又有一通欄大標題赫然入目:“中美都姓全球化,相煎何太急”,此種輕佻、不負責任的語言并非出自記者而是學者手筆,實不應當。作者還說,中美“真乃同為全球化生,相煎何太急”。(40)中美之間存在共同利益,美國難以遏制中國崛起,這都是事實;與此相適應,美國應當調整自己的心態、認識和政策,順應形勢,如同百年前英國對待美國那樣,美國有識之士對此已有一些呼吁,但遠不是主流聲音。中國學者也需要講這個道理,但不是這樣自貶身價和硬套近乎的講法。中美之間“存在共同利益”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兄弟鬩于墻”,相差豈止十萬八千里,跟本挨不上。硬要往上“挨”,豈非自取其辱?從中國1842年被強行卷入全球化,到1997年主動加入全球化,至今還只是全球化的對象,基本上是被人家“化”的對象,我們尚無資格也不想“姓”全球化,更扯不到什么“同根生”。老實說,美國對中國早已經兵臨城下,不僅箭在弦上,而且射在身上,卻要對人家說什么“相煎何太急”,是何言歟?中國崛起,就是要從全球化的對象變為全球化的主體(之一),以“中國話”加入全球化,取得應有的話語權,既順應全球化,又影響全球化。這才叫“有所作為”。美英能推動全球化,蘇聯能一度打斷全球化,焉知中國不能影響全球化?現在已經在影響,今后更要繼續影響全球化,而且要與全世界進步力量一起推動全球化向和諧世界發展。

  第四,最大的泡沫是所謂美國建立了單極世界,其它國家似乎只有俯首稱臣甚至聽憑宰割的分了。布熱津斯基在《美國的抉擇》中認為,二十一世紀的美國國力強大表現為有四大優勢:一是軍力覆蓋全球;二是經濟實力‘三是科技實力;四是大眾文化。這四點加一起使美國得以獨步全球,實行全球獨裁?,F實證明,這四點都被他泡沫化了,是心理戰,是訛詐。雖然美國是全球最強大的國家,但是美國仍無力實行“全球獨裁”。這是美國自己的一廂情愿,也是國際輿論一時的誤判。當代任何國家都沒有獨霸全球、通吃世界的實力和資源,包括政治資源。如果美國硬要實行“全球獨裁”,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說:“美國的獨裁將帶來不安,并毀滅美國。”

  全球化意識形態造成的另一個嚴重的誤區,就是所有人都會成為贏家。一個基本事實是,經濟全球化按照GDP衡量,加快了世界經濟的發展,也擴大了世界各國之間及其內部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分化,少數國家才是贏家。

  首先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分化,主要是美國與西歐國家的分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于德法國等西歐國家沒有緊跟美國英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等原因,造成西歐國家與美英在政治上的分裂和經濟上的分化。從經濟上說,德國和法國等西歐國家由于受到原有福利制度的拖累等原因,發展相對落后。

  其次,美英等國家由于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減稅和削減社會福利等倒行逆施,政府提供社會公共產品的能力遭到人為削弱。其結果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差距急劇擴大。其經濟機制是“對資本和雇傭征收的稅額下降了,而其它形式的稅收(特別是和消費有關的稅)依然逐步上升。換言之,稅收負擔已經從資本占有者身上轉移到消費者身上,從富人那里轉移到窮人和中產階級那里。這同政府原來所作的承諾并不相符,但人們不能把它當作無意產生的后果,因為這恰恰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有意實現的情形。”(41)

  最后,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及其社會成員分成了贏家和輸家。經濟全球化雖然促進了經濟發展和財富增加,促進了經濟總量增加,但是其中大部分好處被贏家占有,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淪為輸家。在美英等發達國家內部,七十年代以來窮人和中產階級也成為輸家。“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所擁有的相當于57%最窮人口的財富。世界上有一半人口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圓;有十億以上人口每天靠不到一美圓度日。同時,世界上所有私人開銷中,有86%是由那些生活在高收入的國家中排在前列的20%的人口消費掉的。”(42)不僅如此,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指出的,“貧富之間的鴻溝之深歷史上前所未有……但還要糟糕得多的是,世界上有錢有勢的階層居然如此富得正確、欺人‘有理’,這更是歷史上前所未有。”(43)正因為如此,當“9.11”事件發生,“當叢林之王受到襲擊時,其它動物皆大歡喜。”(44)索羅斯指出:“誠然,全球化并不是一個零和游戲。如果考慮到通過全球化增加的財富可以用來彌補貧富差距,以及其它全球化的缺陷,此外還有一部分剩余,那么全球化的益處超過了代價。麻煩在于,全球化的贏家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家之間,都不給予輸家任何補償。”(45)結果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占世界人口1%的最富裕的人的財富等于占世界人口57%的最貧窮的人的財富。”一種輿論認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少有的贏家,其實代價也是巨大的。對此需要專門總結研究,籠統地說中國也是贏家,既沒有多大意義,似乎也有恭維或忽悠中國的成分,而且實際上現在言之尚早。總之,雖然我們必須參與全球化,但是也沒有理由盲目地同全世界的富人一起,為全球化歡呼雀躍,因為那是可笑的。

  美國學者吉爾平指出,認為全球化會使所有國家受益的觀點,“沒有認識到政治力量在全球化成敗中的至關重要性。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程度,相對于世界經濟的整個規模來說,19世紀中期比今天的高。英國運用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支持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但是到了19世紀下半葉,全球化速度大大放慢,因為一個又一個國家實施保護主義政策,開始對進口商品采取歧視態度。1914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全球化垮了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確立領導權之前再也沒有出現過。”(46)經濟全球化的社會后果長期以來被“全球化”意識形態和全球化“泡沫”所掩蓋。中國需要調整和修正自己對全球化的看法和應對。我們不需要美國的“全球化”意識形態,那種以為全球化會最終導致主權國家消失之類的觀點,既是烏托邦,也是“迷魂藥”,目的在于誤導和削弱中國,在于把中國和中華文明當作全球化的對象,最終要“化”了我們。在筆者看來,中國參與全球化的根本任務是要從全球化的對象轉變為全球化的主體之一,這也是世界多極化的含義和中國的根本利益所在。黨的十七大報告關于“提高開放質量”,建立“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培育我國跨國公司和國際知名品牌”,“注重防范國際經濟風險”,“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等提法,都表明我國對于參與經濟全球化的認識和應對的不斷深化和成熟。

  第二節 “文明的沖突”

  十九世紀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把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這是近代人類思想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于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開始了真刀真槍的公開對抗,“階級的沖突”被剩余價值理論和階級斗爭理論武裝起來,演變成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的“主義的沖突”,具有了你死我活的性質。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斷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進程,也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把科學社會主義變成實踐提供了歷史機遇。于是,勞動與資本的對抗外化為國家之間的政治對抗和后來國家集團之間的對抗。如果說,整個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是一部“主義的沖突”歷史,并不為過。其實,被“主義的沖突”所掩蓋著的仍是民族的沖突。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rnoid J Toynbee,1889-1975)從文化角度提出關于文化的“挑戰與反應”學說,本質上還是民族沖突。他認為,挑戰與反應是文明成長的主要動力,當然也是文明(民族)滅亡的原因,那是因為落后民族沒有對外民族的挑戰做出成功應對,例如印地安人文明沒有成功地應對歐洲白人的入侵。全球化的歷史其實是歐洲白人對世界有色人種進行挑戰、擴張、征服、掠奪以及部分滅絕的歷史,日本是個例外。但是這個歷史過程為二十世紀“主義的沖突”所掩蓋,并由于戰后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出現和東西方的軍事戰略均勢,由于殖民體系瓦解而從總體上遭到中斷。這當然不符合西方資本集團利益。所以,蘇聯解體以后,政治平衡打破,美國登上軍事顛峰,儼然以尼采哲學的“超人”自居來“重估一切價值”,于是“民族的沖突 ”撕下了“主義”的面紗,“文明的沖突”自然就赤膊登場了。在西方看來,這就是冷戰結束的歷史意義。

  一、 “現代十字軍”的戰表

  二次大戰以后美國不惜砸下重金搞“馬歇爾計劃”扶持歐洲,意在同社會主義國家對抗。但是,在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和“核冬天”的巨大政治壓力下,地處美蘇之間的西歐國家大都走上了社會市場經濟和福利國家道路,實際上是在向社會主義方向和平演變。這與美國戰后的政治戰略是南轅北轍的。美國與西歐國家不同,西歐國家地理上靠近蘇聯,其中許多小國原本沒有爭奪世界霸權的野心和條件,也不想成為美蘇對抗的炮灰。德國經過兩次大戰的失敗,其悔過的表現不乏真誠和深刻的思考。這是西歐特別是北歐國家在福利國家道路上走得很遠的一個重要原因。美國不同,地處北美洲,周邊沒有敵人。美國是西方的政治領袖和霸主國,是民主形式掩蓋下的寡頭政治。雖然有羅斯福新政以及戰后改善民生的舉措,從根本上不過是為了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空前政治危機中挽救壟斷資本政權免遭滅頂之災,是在政治上采取的權宜之計。,戰后則是出于冷戰的政治需要,美國稱霸世界的念頭從未削弱過。不同的國情和地緣政治條件,是七十年代以后在世界諸多危機爆發的背景下除了英國以外的西歐國家與美國在政治上漸行漸遠的原因。從本質上說,在人類整體面臨危機的條件下,西歐更多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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