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資本主義的思想專制

原題：確立民主政治的中國坐標

　　1914與2008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一場惡戰、混戰，戰爭傷害到許多無辜的國家和人民。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現代資本主義苦心塑造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遭到重挫。2008年，英國女王在倫敦經濟學院詢問經濟學家為什么沒人預測到這次因市場失靈而產生的金融危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金融危機背后的邏輯“有效市場假設”的提出者，2013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為少數人服務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家們，是不大可能預測到這次金融危機的，反倒是為大眾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保持著冷靜和清醒，早在世紀之交，就預測到一場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機的到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歐洲思想界的變化和分化，在對資本主義文明深刻反思過程中，社會主義開始從理論走向實踐，形成了世界性影響。在東方，印度的泰戈爾猛烈批判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禍害，中國一大批先進分子也覺悟覺醒，走向延安，走上爭取獨立自由、民主建國道路。2008年的金融危機同樣催化國際政治思潮發生分化，人們對西方民主失靈的反思正在逐步延伸到資本主義制度層面。在對現代資本主義民主的一片失望與不滿中，國際思想界開始出現“向東看”的轉向和趨勢，尋找世界走出困局的東方智慧，中國式治國理政與民主政治的制度模式，開始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和重視。

　　資本主義反對資本主義

　　現代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征是壟斷性和跨國性，它與國家的關系呈現兩面性。一方面，它附著于霸權國家，利用霸權國家為其在有序市場競爭下所不能獲得的高額利潤服務;另一方面，又竭力擺脫國家機器對它的限制，它與國家的關系，邏輯核心是控制國家而不是為國家所限制。現代資本主義借助資本對國家的滲透和腐蝕，繳獲了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的權力，削弱了國家的一般社會職能管理能力，從而擁有獨斷性的權力。在跨國資本主義力量的左右下，國家在一般社會管理領域的職能逐步削弱，要么附著聽命于資本，為資本的利益服務，要么在資本的層層剝離下，淪為空殼。財政、貨幣、稅收、司法、軍隊等權力逐步被大資本收入囊中，在“小政府”的政治經濟學輿論下，不論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國家的社會管理職能以及應有的集中權力被削弱，不得不聽任跨國資本力量的專制性擺布。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在評論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時形象地說：“我得聲明我對歷史終結這種論斷不以為然”，并不是歷史到了終結點，而是“被操縱的世界已經到達了崩潰點”。

　　大資本力量在將國家權力竊為己有之后，即可在幕后用專制獨裁的方式行使權力，將民主異化為錢主。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危機期間出現的普遍性的政府危機和民主失靈現象，恰恰是現代資本主義隱性專制的結果，政府一定意義上成為資本和利益集團的傀儡，它面對大問題的時候顯得太小，面對小問題的時候又顯得太大，動彈不得。對此，西方很多民眾開始對現行的政治體系大失所望，責怪政府大把地用納稅人的錢為銀行家輸血，而在事關醫改就業等民生問題上卻非常吝嗇，甚至吵鬧不休。民眾在政治參與問題上除了手中的一票以外什么都沒有，成了個袖手旁觀的擺設，即便擁有一票，也只能在被給定的“要茶還是要咖啡”兩者中作選擇;而政黨輪流坐莊制又隱蔽且帶欺騙性地制造出政黨責任的自動豁免機制，政黨執政不力甚至出現執政錯誤的時候最多下臺了事，老百姓連問責的機會都沒有。同時，政黨組閣制又使官員犯錯時以辭職形式可以豁免法律追究，逃之夭夭。在一些國家權力為大資本竊取、分有的國家，民眾發現涉及民生之類的問題找不到機構負責，責任幾乎被無限地推給了看不見蹤影、找不到責任人的市場。

　　所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失靈還只是假象和表象，這個問題的根子出在國家權力不在人民手中，而是在大資本家手中。民主失靈根本上是由于資本主義專制導致的政府失靈或國家失靈。對此，西方一些評論家指出，“失敗國家”這個詞過去被貼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頭上，如今一些所謂的發達國家正在成為“失敗國家”。可見，現代資本主義在走向隱形專制的途中，正在制造和擴大自己的反對力量。來自阿根廷的新任羅馬教皇在2013年著書指出，現代資本主義宣揚的自由民主是虛假的，“現代資本主義是新的專制制度，資本主義是劫掠窮人的經濟。”西式民主的這套坐標系在其內部出現錯亂和顛倒，促使一向推銷西式民主的福山也反戈一擊，開始借用中國政治話語體系來說美國政治，建言“美國需要人民民主專政”，需要“進行社會主義的政治改革”，認為中國的制度模式是“正確的和成功的”。

　　現代資本主義的思想專制

　　為什么原本為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自由、民主、平等這些概念，反而被資本主義文化機器據為己有，注冊為自己的專利呢?資本主義塑造的所謂自由民主普世話語體系，又是如何對人們思想和思維進行專制和鉗制的呢?

　　現代資本主義的文化戰略是著力在全球層面打造一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體系，其核心是用自由、民主、平等，也就是所謂普世價值評價體系，來覆蓋、轉換、替代過去為人詬病的“資本主義”一詞，完成對“資本主義”的洗名工程，給“資本主義”披上新衣，以在國際政治中搶占道德制高點。資本主義文化專制機器和文化殖民主義制造出“會說話的奴隸”還不夠，還要制造出“會識字的文盲”，從思想上把人帶往奴役之路。其思想專制體系核心是一整套普世價值的敘事、評價和規訓體系，這套體系制造出一整套繞口令式的“八股”自由民主理論，企圖將世界的思想一致化、統一化、格式化，徹底形成對人精神上的奴役。一旦你進入其壓制性的敘事邏輯，并按照其敘事邏輯來思考，你的獨立自由思考之靈魂就會被逐步攝取，被愚化為“會識字的文盲”。它在實踐中的傳銷步驟很有規律性、非常程式化：你有問題求助于它，它會說是因為你沒有民主;你按照它打包販賣的選舉模式沒有解決問題，它會說你沒有市場;你按照它的市場模式把經濟搞糟了，它會說你是因為沒有自由;你按照它的自由模式仍然失敗，它會說你沒有憲政;你按照它的憲政還是沒有解決問題，而且國家和社會出現動蕩、回天無力的時候，它會說你沒有執政能力;你向它求救時，它已經撒手不見、無影無蹤了。此時接踵而至的，往往是來維持秩序的外來軍隊和商人。這類鬧劇近幾十年來有規律地在廣大發展中國家頻繁上演。一些西方人面對霸權國家頻繁的對外專制性干涉，自己都不得不感嘆，“如果資本主義真的是那么講民主、愛自由、重平等的話，20世紀的世界本不該是那樣的。”

　　世界上一些國家就是不信它這個邪，堅持走自己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但你要是走自己的道路，與它不同，它會說你是異類，是自由民主的對立面;你要是走成功了，它要么將你的功勞記在它的民主傳銷簿上，要么假作沉思不解狀：為什么專制制度也能搞好經濟，使民生改善呢?你要是在物質力量上超越它，它會說你只會制造，沒有思想，甚至干脆倒打一耙，給你貼上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的標簽，大加撻伐。總之，只要你潛移默化接受這套教條的八股式自由民主理論，哪怕你已經在民主政治道路上取得了成就，都會喪失信心，不自覺地認為自己是不民主的，不敢理直氣壯地講自己的民主。

　　如此看來，發展中國家必須從這套教條、愚民、文化殖民主義色彩的普世價值評價體系中解放出來，將自身國情與一般治國理政原理結合起來，探索自己的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為人類政治文明的升級換代賦予新的生機。實踐證明，西式民主的這套坐標系，儼然成了一些國家政治發展失敗墳墓上的十字架。面對西式民主輸入給一些國家帶來的政治、社會、經濟、民生上的動蕩折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將目光轉向中國，尋找治國理政和民主政治的中國式智慧。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就此坦言：“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使發展中國家獲益巨大，中國的特殊發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發達國家稱為可效仿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將來，中國倡導的民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做法，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產生共鳴和影響力。”

　　民主政治的中國坐標

　　西式民主在內部失靈以及外部推銷過程中制造出的動蕩，與中國民主政治和制度模式取得的成就形成了強烈對比，民主政治的坐標系正在發生位移。一種內生的、新的制度模式在噴薄而出的時候，外來的概念或者舊模式中的概念是解釋不了的。2014年3月28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柏林會見習近平主席時說：“認識中國不能套用德國的標準。”作為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民主國家，中國的民主政治坐標是聚焦在中國的歷史資源、文明自強、制度自信和實踐自覺基礎上刻畫出來的，只有也惟有在這個坐標系下，才能深刻認識當代中國的進步。人們在贊揚中國的經濟成就時，大多忽視經濟成就背后的民主制度優勢。實際上，經濟建設與民主政治是輔車相依的。應該承認，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建設上各有成就，但因為背后民主政治安排的根本不同，決定性地導致經濟發展成果的分享范圍在1%和99%上出現差別。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沒有一種制度能像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那樣，僅在30多年時間內就帶來6.8億人脫貧的成就，這個成就不是在對外掠奪基礎上取得的，而是在內生制度創新和全體人民勤奮工作的基礎上取得的，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取得的，而不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取得的。中國道路的制度之謎為國際學術界所著迷，媒體就此評論說：“這是一個保持了自己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解開這個謎，哪怕是說清楚其中的一小部分，都有可能會成就世界級的理論建樹。”

　　確立民主政治的中國坐標，并不是說用自己的政治坐標要求別人，而是要用自己的民主政治坐標定位自己，以堅強的制度自信指引自己的發展道路，用自己的政治話語將中國民主政治的道理講清楚。坐標系的不同，看問題的方式和結論就會不同。按照民主政治的中國坐標，那些自詡為民主榜樣的國家，就會成為不那么合格的民主國家：按照中國“一屆接著一屆干”的政黨制度，兩黨制或多黨制下的“一屆隔著一屆干”甚至“一屆對著一屆干”是低效率的治國理政方式;從2013年以來中國深入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這種上下相互監督的有序民主生活實踐，在一些國家是不可想象的;中國政府在對政企關系作嚴格約束和規范、保護廣泛的人民民主的時候，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卻在2014年4月2日判決進一步鼓勵財團政治捐款、助長“錢主”;按照中國重大決策和規劃廣泛聽取各界人士意見的協商民主制度，一些國家兩黨制下排斥對手意見的決策，最多只能算是小集團內的分裂式協商制度;中國認真傾聽各國對中國發展合理建議的時候，有的國家卻居高臨下，以網絡專制大肆監聽，侵害全世界人民的自由;中國在國際關系中堅持國際上的事情大家商量著辦，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有的國家在外交上口口聲聲喊民主，但遇事行事卻從不與人商量。俄羅斯科學院院士季塔連科對中國民主政治中的協商內涵印象深刻，直言“中國的協商民主要比西方的議會民主更具有優越性”。

　　自由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核心價值觀之一，中國的民主政治有自己的自由坐標。中國人對自由的理解，深深地嵌入文明、歷史和實踐生活之中，比資本主義宣揚的狹隘自由觀要更為廣闊。講自由的話，國家的獨立自主是最大的自由。國家獨立自主之不存，個人自由焉附?近代以來的中國，惟有體會到在資本主義專制體系中受奴役和殖民的滋味，才能深知國家獨立自主是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自由。沒有國家獨立自主這個自由，無數個人只有淪為被殖民被奴役被欺凌的不自由，自由的這個本來含義正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所理解的最珍貴的自由。

　　中國的社會主義文明在社會層面也有對自由的獨特貢獻，它始終在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結合的層面理解自由。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所宣揚的自由，對人類文明帶來兩大惡果和創傷，一為損人不利己，導致一個人人皆輸的社會結局;二為損人利己，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干涉專制橫行、弱肉強食、社會對立、文明沖突的結局。按照中國人的理解，這種自由不正是建立在別人不自由的基礎上的嗎?為了掩蓋這一事實，資本主義自由觀以“利己不損人”來詮釋自由，英國的自由派理論家埃德蒙·伯克高呼“光是對自己有利又不踐踏他人利益的事，一個人就有權去做!”但這種自由不可能到達社會和諧的更高境界，因為它仍然停留在抽象的個體自由，且這種“利己不損人”的自由導致社會冷漠、公德闕如、互助殆失。自由在中國文明中真正之精髓，既有“個人活力迸發不逾矩”的含義，更有惠己及人的含義。正是由于擁有對自由理解之文明、歷史、社會主義制度資源，才帶來了當代中國個人活力競相迸發與社會團結互助之間的平衡與和諧共進勢頭。人類政治文明要邁向一個更高階段，非得在自由的理解上有一個關鍵的突破不可。加拿大女王大學的華裔榮休教授梁鶴年在比較中西文明時說，西式自由主義中“個人自由的膨脹把人人平等擠出去了。西方的有識之士也明白這是個不可持續的局面，他們極想找到一套可以平衡個人與人人的文明范式”。作為“仁者之夢”的中國夢，中國人在自由的大我和小我上的對等統一式智慧，能夠為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出路提供借鑒。

　　沃勒斯坦在《現代世界體系》一書中說過很精辟的一段話：“創立資本主義不是一種榮耀，而是文化上的恥辱。資本主義是一劑危險的麻醉藥，在整個歷史上，大多數的文明，尤其是中國文明，一直在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為虛弱的時刻對它屈服了。我們從此都在承受資本主義帶來的后果。我們并非處于資本主義的勝利時期，而是處于資本主義混亂的告終時期。”作為一個政治文明古國、政治文化強國、政治思想大國，社會主義中國在內政外交上對民主政治的求索，為處于十字路口的當今世界提供了中國式的智慧和方案。國際思想界“向東看”的趨勢與民主政治的中國坐標之間的相互呼應，必定會給人類民主政治文明的升級換代帶來新生機。

　　(作者：上海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