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治國理念與政道思維傳統——專訪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王紹光
瑪雅
瑪雅：治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是很難的事。有些人不考慮這種艱巨性和復雜性，把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歸咎于體制。
王紹光：很多人批評中國的體制，其實并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他們說的體制只有一樣，就是政治體制，即政體。政體他們歸結到哪兒呢?就是有沒有自由的多黨競爭式選舉。他們的解決方案都是一個，就是推翻現行的政治體制，建立一個多黨競爭選舉的體制。
這是一種典型的西式思維方式，我稱之為“政體思維”。政體思維在西方有傳統，覺得政體是最重要的，英文叫formofgovernment(政府的形式)。西方政治學研究的大量問題都和政體相關，比如民主能不能帶來經濟增長，能不能實現公平，能不能讓人幸福。
你可以把這叫作“政體決定論”，中國那些動輒講體制的人其實就是政體決定論的思維方式。在他們眼里，一切問題都與政體相關，諸如經濟增長、社會公平、腐敗、幸福，不一而足。政體好，其他什么都會好;政體不好，其他什么都好不了。歐美、印度的政體好，因此不管存在什么問題，長遠來講都可以解決;中國的政體不好，因此不管取得多大成就，長遠來講都是靠不住的，遲早必須轉換軌道。
瑪雅：有人說，印度憑借所謂的“體制演進比較優勢”——政治民主化、經濟私有化，發展后勁會更足，將會趕超中國。我覺得這是一葉障目。
王紹光：政體思維和政體決定論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其實似是而非。我在《民主四講》一書中提供的大量證據表明，政體與經濟增長、社會平等、人的幸福感都沒有什么必然聯系，沒有傳說中那種神乎其神的決定性作用。
經常有人說，如果有了自由競爭的選舉制度，國家就會變得多好多好。他們只講這種體制帶來比較好的結果的例子，比如西歐、北美。他們忘了，這些國家也正是當年的帝國主義國家、殖民主義國家，它們今日的富裕很可能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有關。但是被西方政體思維方式忽悠，同樣采取這種體制的國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不管是政治體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對社會公平的影響，還是對人民幸福感的影響，大量的統計，跨時段、跨國家的研究，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不相關。
瑪雅：西方是政體思維方式，中國是什么思維方式?
王紹光：如同我在《理想政治秩序》一書中分析的，中國傳統分析政治的方式，從來不講政體。它不是政體思維，而是政道思維。與西方哲人不同，中國歷代的先哲考慮最多的不是政體，或政治體制的形式，而是政道，英文叫theDaoofgovernance，就是治理的“道”，或政治體制運作的目標與途徑。
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的不同在于，前者關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后者的著眼點是政治秩序的實質。“橫看成嶺側成峰”。如果我們把西式政體的視角換為中式政道的視角，那么無論是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評判當代中國的政治，還是展望未來中國的政治，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瑪雅：中國人形成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政道思維方式，是因為忽視了西方政體的存在及其優長?
王紹光：中國人并非不了解政體思維。中國在1912年就有過這種實驗。當時一開放，從政體的角度看，非常像西方。多黨制——幾百個黨，有憲法，有議會，有總統，有選舉，也有言論自由。但是1912年-1916年那段時間，中國到底怎么樣?尤其后來造成的結果，軍閥混戰、一盤散沙，我們看得很清楚。那個時候就有政體思維在作祟。梁啟超在1916年寫道，中國這些年什么都試過，多黨、議會、聯邦，但都不奏效，都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起作用。
治理一個現代國家，僅僅強調政體的形式是絕對不行的。其實按照真正的政體理論，西方國家也沒有一個是標準的民主制。它們都是混合政體，有大量的非民主因素，這樣才能解決實際問題。中國要是用非常簡單的政體思維方式來解決問題，就把國家帶到溝里去了。
瑪雅：對于民主的理解，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有何不同?
王紹光：從政體的角度看，民主的關鍵在于政府是否由競爭性選舉產生。從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關鍵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應人民的需求。從這個意義說，中國的體制對人民的需求具有回應性，就是政道思維所理解的民主。那么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是競爭性選舉重要，還是政府政策具有回應性重要?當然兩者都重要。但是老百姓最關心的，恐怕還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們的切實需求。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講的“民主”從來都是政道層面上的，因此才會有“民主作風”“這個人比較民主”“這次會議開得比較民主”之類的說法。如果從政體思維方式來理解，這些話makenosense(沒有道理)，因為跟多黨制、競選沒關系。但是從政道的角度來理解，這些makealotofsense(很有道理)。因為只要能讓大多數老百姓的意愿在施政中得到體現，就是政道要達到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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