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國家發展的既定方針和根本方略。但是，關于公有經濟和非公經濟的理論爭論一直沒停息，有時還比較尖銳。
我認為，一些人關于公有經濟與非公經濟的觀點，總是游離于生產關系之外，不顧具體歷史條件和環境，操使著一些抽象概念，抱持著抽象訴求，進行抽象批評和同樣抽象的辯護。筆者在此命之曰“形而上學迷霧”。
熟悉《共產黨宣言》的人都知道，自由主義者以“自由”為名反對公有制，理由是：有財產，個人才有獨立和自由;消滅了私有制和財產，個人就失去了獨立和自由的基礎。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質問道，這里指的是小資產階級的、小農的私有財產呢?還是現代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若是前者，它用不著共產主義去消滅，資本主義大工業的發展已經把它們消滅了!在資產階級社會里，具有獨立性、自由和個性的，是資本而不是活動著的個人，是資產者而不是雇傭勞動者。
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非常明確，不要抽象地談論獨立、自由和公正這些問題。不是自由和公正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而是生產關系決定自由和公正的內涵;生產關系的性質不同，自由和公正的具體內涵就不同。保證每一個人的私有財產，從而保證每一個人的獨立和自由，只能存在于生產資料的個體私有制條件下。以此為憑據，無論是替資本主義私有制辯護，還是詆毀社會主義公有制，都是牛頭不對馬嘴。這就提示我們，既不能把不同性質的私有制混為一談，也不能把不同經濟基礎上自由和公正的不同含義混為一談。
現在一些詰難公有制的人，用諸如“無選擇”、“無競爭”、“無管理”、“無創新”和“無效率”，甚至是“無廉潔”等理由論證公有制的弊端，從而為私有制和私有化張目。殊不知，這些概念都不是抽象的，在不同的所有制條件下，或者說基于不同的生產關系，它們具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含義。
拿“效率”問題來說，以“產出/投入”或“收益/成本”作為分析模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雇傭工人的貨幣收入，即工資越低且勞動時間越長，經濟效率就越高，反之就越低。因為，資本家用于購買“活勞動——人”的可變資本(V)和購買“死勞動——物”的不變資本(C)都歸屬成本項，只有剩余價值(M)才算是收益項。與此不同，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勞動者的貨幣收入即工資越高且其勞動時間越短，經濟效率就越高，反之就越低。因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也只能是用物美價廉的物質和精神產品，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就要求，一方面要把節約勞動時間作為降低生產成本的核心指標;另一方面，又要把增加勞動者的貨幣收入作為提高經濟收益的核心指標。這就提示我們，既不能把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混為一談，也不能把兩種不同基礎上的“效率”、“競爭”和“管理”等不同含義混為一談。
歷史地看，20世紀90年代，隨著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一批社會主義國家推行了私有化改革。而在此之前的80年代，一些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二戰”后建立起來的國有企業進行了重新私有化，從而使私有化成為20世紀末葉以來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對這些國家的私有化改革，已有不少研究跟進，并有重要成果面世。例如，《私有化的經濟學分析》一書作者約翰·維克斯和喬治·亞羅認為，所有制、競爭和監管相互聯系在一起，共同決定了企業的激勵機制和行為方式，所以，我們不可能對公有制和私有制各自所具有的優勢作出定論。這至少表明，不能離開市場的公平競爭和政府的有效監管來抽象地推斷公有制和私有制哪一個的經濟效率更高，或者哪一個更有利于社會公平和自由。
2005年，以關注全球性問題而享有盛名的“羅馬俱樂部”推出了研究報告《私有化的局限》，其分析案例遍及世界各地的私有化改革。作者聲稱，其目的是要鑒別出決定私有化的成功與失敗的各種因素，而不是從思想上表明贊成還是反對私有化。但從作者所列出的私有化的益處的短短清單和其害處的長長清單中，我們不難窺見作者的傾向。特別是，作者對一些經濟問題所作的具體分析和對私有化過程中窮人邊緣化地位的關注，與國內一些人的“媚資心態”和抽象言說形成鮮明對照。例如，作者表示，“私有化的支持者往往聲稱私有化會導致更多的競爭，從而提高效率。但是有些私有化案例——尤其是那些伴隨著放松管制的——導致了權力集中到一些供應商手中，并最終導致了伴隨壟斷或半壟斷情形的不良后果”;“私有化會將社會分成‘有’與‘沒有’兩個群體，兩個群體享用的服務或服務的質量有著很大的差別。在很多情形中，私有化之后窮人不得不花大量收入來滿足這種‘基本需求’。”
歷史和現實一再證明，哪里有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強力作用，哪里就會出現明顯的兩極分化，哪里的內需就嚴重不足，哪里就會爆發經濟危機，哪里就會引起人民的奮力抗爭。19世紀50年代在談到英國殖民主義者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時，馬克思強調，印度人民要獲得自由和解放，僅有生產力的發展是不夠的，同時必須使生產力“歸人民所有”。以此來看，只顧生產力的發展，甚至是只顧GDP的增長，而不顧生產關系的具體性質，不顧具體的歷史條件和環境，任何關于所有制的議論都是抽象的，是于解決問題無補的“形而上學迷霧”。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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