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新變化與新左派的“豐裕社會”之爭

　　資本主義新變化與新左派的“豐裕社會”之爭

　　——論英國新左派在社會主義論戰中的思想貢獻

　　摘要：戰后英國新左派以倫理向度的社會主義取代了工黨的修正主義，并對社會主義進行了重新定位。在以豐裕社會為主題的論戰中，新左派圍繞資本主義特性、公有制問題、豐裕工人的表現和消費主義的普及等四個方面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提供了一系列富有創造性和批判性的思想，在該時期的思想發展史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和兩個方面的開創性作用:一是對資本主義和工黨的修正主義進行了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批判，二是對社會變遷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內涵作了深入的闡釋。

　　關鍵詞：工黨修正主義;英國馬克思主義;英國新左派;消費社會;豐裕社會;公有制

　　英國戰后二十年的經濟繁榮和文化社會變遷開創了一種新的政治景象，“豐裕”概念成為一種時髦用語，這尤其體現在J·K·加布萊斯的《豐裕社會》( The Affluent Society ) 一書中，它描述了一個現實經濟增長、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消費商品極大豐富的景象，有時它也被用來與之前的樸實年代作對比以從中感受到普遍繁榮、愿景與機遇( 如“豐裕時代”概念) ，此外還被用來指稱資本主義內部的自我適應和混合型經濟的成功( 如“豐裕資本主義”概念) 。豐裕概念一提出便在以下幾方面引起關注: ( 1) 英國的“豐裕時代”指的是從戰后匱乏時期結束直到經濟下滑的70年代初這一時段，這一時期思想爭論的主題——“大眾社會”的產生、消費主義的崛起、階級構成的變化、交往媒介的重要性——延續或深化了學者們的相關討論。( 2) 在這一時期的著作中，早期新左派逐漸意識到豐裕所產生的政治影響是不能預先設定的，因此更加重視那些造成和影響人們對時代變化所產生的思想反映的因素。豐裕與客觀實在一樣，具有主觀建構的色彩，當用政治與意識形態來定義豐裕概念的時候，它已經被理論所框定并被用于表達希望和恐懼、推斷社會經濟和文化變遷所帶來的影響。當代的爭論和接踵而來的學術與社會主義問題都被認為是由豐裕所導致的，殊不知，由豐裕擴張所導致的產業化影響遍布整個政治譜系。正如馬克·賈維斯指出的，保守黨深刻地覺察到豐裕對道德文化范疇、資本對繁榮的影響，從而把自己當作推動社會進步和自由的因素。針對豐裕而制定社會政策的過程是復雜的，雖然這并沒有在新興的“修正主義”和頑固的“原教旨主義者”中得到充分闡述，但它卻是工黨主張公共所有制所引發爭論的核心問題。工黨的修正主義在意識多樣化進程中被很好地重新審視，而且在戰后英國的相關爭論中也得到了重視。同樣，社會主義者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中心地位，他們引證的范圍比“原教旨主義者”預估到的更加寬泛。從這一時期的意識形態討論來看，歷史學者愈加關注政治文化的規范性作用，勞倫斯·布萊克從更加寬泛的角度闡述了左派對豐裕的解釋，認為社會主義者的政治文化因素使得大多數左派對“極大程度上屈就于繁榮”產生了愧疚，這使他們無法對20 世紀50 年代的轉變作出真切的回應。( 3) 不管是學術界還是普通大眾，都注意到了與豐裕相伴隨著的意識形態爭論，原因有多方面，一個原因是對資本主義內部趨勢的深入分析; 另一個因素是對處社會底層的經濟社會變遷受益者的“通俗化、民主化強調”:更高的工人收入、福利國家、新型白領職業的出現、廣告、信用貸款和消費商品的泛濫、更好的受教育機會以及郊區的城市化等因素都在加速社會轉型、減少社會差異，以構建出一個大眾社會。一位樂觀的平民主義者提到，政客和廣告人通過對大眾的赤裸裸吸引以獲得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報酬。文學、政治和文化分別對這個過程中暴露出的感性和物質主義進行了諷刺和批判。此外，社會的快速發展也突出了社會學和社會政策研究的重要性，比較典型的學者是邁克爾·楊、理查德·蒂特馬斯、皮特·湯森和布萊恩·阿貝爾-史密斯等人，他們就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運動、福利供給、健康政策和貧困問題等展開了大量討論，對政治和學術水平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貢獻。這種學術與政治的交叉使得關于豐裕的討論更復雜:杰出的修正主義者包括德賓和蓋茨克爾在參政之前就擁有了學術地位; 克羅斯曼和斯查奇則對這些人兼具知識分子和活動家的雙重身份表示詫異。

　　許多英國早期新左派思想家卷入到了圍繞豐裕所引發的當代社會構建與批判的討論中，1956 到1963 年，一些失落的社會主義者，包括E·P·湯普森和約翰·薩維爾在內的歷史學家，對激進學生持中立態度的斯圖亞特·霍爾、查爾斯·泰勒和拉斐爾·薩繆爾，以及雷蒙德·威廉斯和拉爾夫·密里本德等人，以一種不穩定的方式結合在一起，他們采用“新左派”的標簽，希望能夠打造出一個同時拒斥“斯大林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政策新模型。基于思想上的重要性、多元性和理論的可操作性，新左派確信有必要在基本原理的層面上反思社會主義，并且需要通過平民激進主義的競選運動，使社會主義的思想與當代英國相關聯并具可行性。為了成為非傳統的、游離于議會的、能夠對工黨中的左派產生影響力的人物，這些早期新左派者贊助了一系列本地的俱樂部網絡，積極參與了核裁軍運動( CND) 和教育、文化促進運動，并在其中擔任領導角色。這樣，新左派運動提供了一種新穎而嚴謹的針對英國政治景象的學術觀點，由此而獲得了較高的關注度。本文將圍繞兩本雜志( 1956 年的《新理性者》和《大學與左派評論》，1960 年合并成《新左派評論》，1962 年佩里·安德森當選為主編并進行了重組) 所形成的活動和知識氛圍，來審視早期新左派圍繞豐裕的四個主題——戰后資本主義性質、公有制問題、“豐裕工人”形象和消費主義中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含義—— 所進行的論戰及其影響，目的是對該時期社會主義思想中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問題作一個歷史的評判。

　　一、英國資本主義新變化

　　社會主義將伴隨著經濟規律的運行而自行誕生這一思想在20 世紀50 年代面臨嚴重的挑戰。資本主義并未被自身的矛盾所壓垮，而是相反，戰后“豐裕”的資本主義看起來更加自信和富有適應性，社會主義者所聲稱的資本主義的內在不合理性理論顯得沒有那么富有吸引力了。這給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提出了一道發人深省的難題，正如克羅斯曼指出的: “如果福利資本主義能夠為大多數人提供安全，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鼓動他們去實現社會主義呢?”克羅斯蘭敏銳地抓住了問題的關鍵，認為需要放棄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并希望工黨也放棄對公有制的教條化遵從。對于他來說，諸如大型公司的發展趨勢、所有制與統治的分離、管理革命、收入革命和福利改革等這些資本主義的真實變革都是在社會主義必然改變或退化的情況下發生的。而修正主義的反對者則質疑這些現象和趨勢的意義，力圖證明資本主義其實仍是原樣，圍繞資本主義的討論成為當時意識形態斗爭的重要戰場。

　　正如史蒂芬·布魯克所指出的，英國對資本主義變遷的認識主要依賴于從美國借鑒來的修正主義理論，特別是關于所有制與統治分離的理論，這主要體現在伯利和密斯的《現代合作與私有財產》與詹姆斯·伯納姆的《管理革命》中。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在20 世紀50 年代之前就以多種方式強調過這些主題，豐裕的狀況讓他們對資本主義的轉變作出了比伯利和密斯更有信心的預測。克羅斯蘭在1952 年發表的費邊主義文章中認為，股權淡化了所有制，公司內部決策權由職業經理人掌握，意味著有產階級已經“不再享有傳統的資本能力”和由之所帶來的經濟權力; 國家“獨立中間權力”的發展、福利的進步和社會服務的成熟，意味著“后資本主義社會”或“中央集權制”已能夠有效地通過新的經濟政策取代資本主義，從而不再需要公有制了。他在《社會主義的未來》( Future of Socialism ) 一書中提出，社會主義者會更注重福利與公平，而對集體化的追求已不再需要。資本主義的概念隨著管理主義的興起以及所有權與管理權相分離理念的確立而獲得了本質上的修正，這種被修正的資本主義理念在20 世紀50 年代的工黨內占有一席之地。

　　不過，工黨關于戰后資本主義性質的爭論并沒有迅速引起新左派的注意力。作為一本質疑共產主義的雜志，《新理性者》更加注重討論反對斯大林主義、冷戰、核武器萬能論和北約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理路。受到南斯拉夫和第三世界國家自治運動等事件所體現出來的“不結盟”政策的潛在影響，《新理性者》將他們的反傳統性立場稱為“積極中立主義”。這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不結盟運動和裁軍運動結合在了一起，以構造出“一種全球性的、可拆散超級大國統治的、使殖民統治下的人民可以自我解放的政治空間——這些是以消除貧困和拆除原子彈為前提的”。 為了反對這一社會主義章程，工黨展開了討論。薩維爾認為: “馬克思主義( 對當代資本主義) 的大部分分析的缺陷是失實，克羅斯蘭和斯查西的理論控制了勞工運動的最重要理論環節”。 科勒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證明其自身能夠克服馬克思所提出的主要矛盾，盡管他并沒有指出資本主義的危機是新矛盾所產生的結果。《工業與社會》作為工黨公共政策的綱領，從1957年開始被啟用。這份文件在反映修正主義理論影響的同時，重申了資本主義的轉變問題，目的是為了支撐其關于全球范圍內共產主義已不再會實現的結論;此外，它還建議通過獲得大型資本主義實業股票等方式提升對國家工業的控制。對此，新左派理論家指出，《工業與社會》“是一種深刻錯誤的道德構想”，甚至是一種“放棄”，于是開始關注“克羅斯蘭主義”，并對資本主義傳統和社會主義理論進行了重新闡釋。

　　當時最主要的批判來自《局內人》這本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中，新左派在“沒有歸屬的企業”這個帶有諷刺性的章節中批評了修正主義者對新型股份制資本主義的盲目贊同: “《工業與社會》的作者們看得到敬禮，但是他們卻對供過于求的大市場中的復雜權力機構視而不見。在這個市場中，財富、權力、地位和控制都是相互轉化和聯系的”，他們闡釋了存在于大型公司董事和最大股東之間的個人和集體的關系。這些觸發了英國經濟學家菲利普·薩金特·弗洛倫斯的研究( 內容包含在《工業與社會》中，且造成了特有的影響) ，他發現，問題不只是股東們如《工業與社會》中所說的分散，而是這些分散會讓那些集團化的少數股東控制起來更得心應手——這便是薩金特·弗洛倫斯所說的 “少數股東的寡頭統治”。邁克爾·巴拉特-布朗以米爾斯論文中的“英國權力精英考查”為標題，考查了銀行、保險公司、工業貿易公司以及它們對政策制定的影響，指出經濟權力主要是由少數的幾百人集中控制。新左派還對《工業與社會》中所說的“從工業中自然而然獲取的利益”能夠無限期地持續下去的觀點產生質疑。對《新理性者》及《大學新左派》、《新左派評論》中批評的認同，成為新左派討論的規范，他們認為，所有制與控制權相分離只是一個神話、“管理革命”的說法只是修正主義者的夸大其詞。克羅斯蘭則在《保守的敵人》( 1962 年) 一書中重新闡述了他關于“在大部分企業中所有制與控制之間的分離基本已經完成”的觀點，并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來反駁新左派。

　　早期新左派圍繞豐裕社會的爭論對他們此后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新左派認為，盡管豐裕資本主義的運行模式發生了改變，但其內在本質絲毫無損，不能說它已經與社會主義相一致了。薩繆爾說道，“資本主義的階級形式經歷了‘振蕩’，但還保持著它基本的社會屬性”。 他們雖然也注意到了極端貧困人數的減少和一些收入限制“升級”的現象，但拒絕接受“收入革命”的觀念。一些人認為，財富的重新分配在戰時基本上是成功的，而到了50 年代，這個問題再次成為了對不平等觀念進行發難的依據。新左派者們還指出了官方在進行收入統計時由于忽略一些因素而導致的誤導，包括津貼支出、資本盈余和稅收上升等。他們還認為，公共福利的支出大部分是來自工人階級自身，主要是通過強制性捐款、非直接性稅收和再分配得以實現。新左派之后，學者們更加排斥修正主義者們所描繪的“更明顯公平”社會的圖景，而強調豐裕所造成的局限。一個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建立起了一個持久的、國家管理的福利和社會服務體制，使它能夠反映出克羅斯蘭所認為的對社會主義再認識能力的進步。約翰·薩維爾在《新理性者》上所刊發的文章中，堅決反對福利國家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了資本主義效率的觀點，認為贖回性質的財產意味著要支付政治安全保障費用。拉爾夫·密里本德同樣強調了這一點，他認為，工黨在戰后對傳統社會主義進行改良以保證國家在社會供給中的干預性角色轉移到私人企業頭上，而私人所有制的核心利益并沒有受到挑戰;他辯稱，這種“邊際的集體主義要想在資本主義內部存在就必須要或多或少地通過經濟關懷來表現出一種資本主義特質。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發達的工業系統能夠脫離它來操控哪怕是效率最低的資本主義”。 對薩維爾和密里本德來說，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鼓勵，反映出它的適應性、固定性和最終的自我保護特性。

　　另外一部分新左派則有不同的想法，相對于上述新左派對資本主義特性的分析，他們的討論更偏向于改變社會主義構想的內涵。在拒絕了歷史決定論和斯大林主義以及追求“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目標后，新左派總體上致力于闡述人的機制、民主途徑和每個人都在創造和探索的社會主義價值——使自己成為“社會主義者”。在這個語境中，一些人傾向于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中考察改革，并把它作為邁向社會主義的原則，盡管他們與克羅斯蘭不同。陶勒茜·湯普森尖銳地批評薩維爾，反對他將福利國家定性為“資本主義的便利”。E·P·湯普森在一系列論文中，充分地強調了漸進革命的潛力，為了對革命進行重新思考，要避免“革命論” 和“災難論”的分析模型。不過，湯普森的觀點并不會影響新左派的總體看法，即認為作為一種經濟系統的資本主義會一直保持基本的反社會性質，這一點是新左派批判資本主義時充滿力量的方面，它在上世紀50 年代后期受到了廣泛關注。加爾布雷斯對戰后美國經濟導致“個人的豐裕和公共的骯臟”的指控，使左派關于時代進程的一系列口號得以普及化。理查德·蒂特馬斯、布萊恩·埃爾伯-史密斯和彼特·湯森這些英國社會問題專家則對社會政策進行了深刻的研究，他們主要圍繞著“繁榮的限度”以及20 世紀60 年代“貧窮再現”進行分析;埃爾伯-史密斯和彼特·湯森還在《信仰》( 一些新左派領導者在1958 年所做的一組專題報告) 這篇報告中，分析了陳舊的基礎設施、寒酸和“小資化吝嗇”的現象，否認福利國家消除貧困的作用，認為從福利制度中獲益的主要是中產階級，而不是工人階級。新左派思想家還用社會學家所提出的福利國家限度理論以支持他們的觀點，即現今的公共撫恤標準并不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占主要地位，在廣告、物流、企業聯合上的花費與在教育、醫療、住房保障上的開銷有強烈的落差。然而，事實上新左派關于公共撫恤的分析與修正主義并沒有太大差別。克羅斯蘭和工黨承認，高額支出是公共供給所需要的，因為福利和平等成為了克羅斯蘭對社會主義進行再定位的前提。

　　在這10 年中，左派內部對豐裕的討論還存在著一個轉變，那就是工黨第三次贏得選舉、貧窮的問題日益受到廣泛關注之后。新左派比那些對行政官僚主義和公共福利極權結構進行激進批判的大部分社會學家想得更為深遠，他們認為，就權力來看，經濟中的供給不只意味了更大的支出，而是由民主化與分權化而引發的“擺脫冷漠”( 1960 年新左派專題報告的論題) 以及“從福利國家向公平社會的轉向”。新左派認為，這些問題是結構性的，而非次要的，而且這些問題無法通過提高社會支出或更多的“邊際集體”來解釋，只能通過建立在公有制上的系統進行展開。佩里·安德森提供了另一種視角，他對瑞典資本主義——“克羅斯蘭先生的夢境”，而不是英國書本中的克羅斯蘭主義——進行了研究。安德森認為，瑞典對財產的再分配和建設大規模福利國家的意義在于，社會優先事業能夠在絕對私有制的經濟下獲得足夠的重視，于是他找到了新左派的問題所在:首先，在描述“純粹的、不可化約的”本質時，新左派沒有區分出哪些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特性，哪些只具有偶然性;其次，新左派對資本主義“假優先性”如何形成的分析過于擬人化，他們認為現實的個人會有意識地犧牲社會利益來為個人謀取私利。安德森認為，事實上，優先性并不存在于哪里，由哪些人作出哪些決定而形成，“它們都是無意識形成的”，對于大公司來說，戰后資本主義“是來自于不同部門和層次中一種異化的社會實踐”。

　　二、關于公有制的問題

　　安德森通過瑞典資本主義的例子，推翻了一個新左派關于資本主義變遷討論的核心前提: 公共所有制并非建立合理社會優先秩序的唯一路徑; 不過，他同時也強調了新左派的另一個觀點:公有制是挽救人類、民主支配產品、終止異化、在沒有階級存在的共產主義社會中實現人的社會本質的唯一方法，這是新左派所維護的公有制的積極內容。

　　克羅斯蘭在《工業與社會》一書中認為，社會主義者支持公有制的一個原因是他們意識到“公有制將會創造工業生活與經濟生活的新靈魂——合作和友誼是資本主義企業利益競爭關系的本質”，但是，修正主義所采用的社會主義是其中最不好的方面。克羅斯蘭是站在“責任倫理”而不是“功利倫理”的角度，__________他認為，這些目標導致了“‘社會屬性’根本變化，或造成大型特殊結構框架”被抽象化和烏托邦化，同樣有可能走向專制。相反，新左派思想家將社會主義的倫理內容解釋為對來自于“社會平等和合作社”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正確聯系，他們認為這種理念需要人類轉移其價值和優先性，正如湯普森所堅持的，“我們必須統一資本主義的內在思想……人類不僅能夠改造他們的生存環境，還能夠改造他們自身，以產生一種能夠被人真正掌握的屬于他們自己的歷史”。 新左派堅持認為，“‘結果’由手段決定”，他們認為，克羅斯蘭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是一種幻想和機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不是一個孤立的、向現實妥協的憲章，它是由獨立意志和價值所構成的。新左派公有制目標的依據是，他們將社會主義解釋成一種能夠提供新生活和人類中心價值的倫理，并將它作為經濟組織的真正意圖。這種被所有左翼接受的解釋會使我們認為，修正主義者要把根基性的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從社會主義政策中分離出去。正如湯普森所說的，“用使用價值取代利潤( 從某一方面說) 只是實現社會平等的唯一途徑。毫無疑問，在其他情況下這個途徑也是唯一的。但在爭論中讓人費解的一點是，若沒有有效地取代利益動機，其他方式都被視為無效，而這正是它與社會主義傳統最本質的區別所在”。 密里本德則更為簡潔地指出:“沒有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完全是荒謬的自我矛盾”。

　　新左派的這種理解超越了對社會主義傳統的捍衛。早期新左派思想家認為，選民對國有化和蘇聯集體化破產缺乏熱情，他們嚴厲批評了工黨官僚沒有遠見的國有化策略，他們認為，僅僅國有化是不夠的。《旁觀者》的作者指出，國有化消滅了資本主義，但不能讓工人解放出來。威廉斯認為，工人國際希望通過公有制實__________現工業利潤最小化的努力并不能夠翻轉經濟組織注重“使用價值”的態度，更糟糕的是，這“再造了資本主義工業這一人類模式”。因此， “工人控制”成為早期新左派公有制理論的核心內容，這也反映了古老傳統的復興，它在英國的主要推動者有S·G·霍布森、A·R·歐拉吉和G·D·H·科勒。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實質是要用工業的民主化系統取代“工資奴役”，生產者要在國家里掌握生產方式，憲章里也允許行會“成為他們各自經濟活動的絕對主人”。被比爾特麗絲·韋伯輕視為“無產階級狂熱病”的工人控制運動雖然在上世紀20 年代破產了，但新左派使它留存下來的一些理論范疇在50 年代后期扮演了重要的理論角色。科勒的學生布蘭科·普瑞比賽維克在1959 年將工人控制定義為: “用一種工業新秩序代替資本主義工業系統，它是由后者之中的工人聯合體掌控的”。 新左派對這一理論的貢獻在于把它與社會主義的第一個原則相聯系，即擴大傳統經濟范圍之外的工業民主討論，將之納入到社會與政治空間中去，并敘述其對50 年代“新資本主義”的適應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需要討論馬克思的早期作品和對馬克思主義內部的人道主義進行再定位與再發現。異化——人脫離了“類”、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和工作樣式決定下的創造性生產者本質和他的產品及同伴——在這里是批判性的概念。《局內人》中一篇《權力民主》的論文認為，50 年代的大工業資本主義與之前的“把工人從一切實際上的責任和首創性中剔開”相似，在這種經濟力量中心化、等級突顯化、復雜化和生產方式獨特化的趨勢中，異化現象逐漸加劇了; 所以，社會主義者必須追尋完整的工業民主，而不只是公共占用和社會主義化。這使得社會主義的愿景不只是轉變，而是經濟權利、工業結構和功能、勞動本身發生的一種質變，“我們需要尋求工業中的社會和經濟組織方式，這些能夠通過人們工作時的創造性能力、主動性和想象力來描繪出來”。而安德森對瑞典存在著的工業民主下的階級劃分的研究，則近似于馬克思所堅持的只有工人完全掌握了勞動產品才能推動階級的消失，以復原人和社會的本質。

　　此外，有些新左派對工人控制問題提供了一些政治建議，由于它是由一些與湯普森、霍爾、威廉斯這些新左派沒有密切接觸的經濟學家( 包括肯·亞歷山大、約翰·休斯、邁克爾·巴拉特-布朗和羅登·哈里遜) 提出的，而且一些爭論細節是出現在其他左派出版物中，而不是出現在新左派雜志中，從而被忽略了。克萊夫·詹金斯通過對政策、國家合作性權力中的四個合理命題( 包括工作安排中的對某些問題的絕對權威、錄用與解雇、為自己選取管理者、在管理體系中的工作表現) 進行了成功闡述，稀釋了左派對工業民主的熱情，促進了將工人控制轉變為一種戰略，來重拾國家工業化中的效率和自信。當新左派開始致力于影響左派制定工黨政策的時候，這種理論的影響體現地更為明顯。其背景是1959 年選舉失利和蓋茨克爾在競選綱領中要升級第4 款，以反映出工黨對固定下來的混合型經濟現狀的接受。1959 - 1961 年，出現一大堆文章論述工黨1960 年“擴大目標”的綱領，這個綱領是為了否定修正主義者的地位，放棄在國有化和經濟中的“一種新的激進程序和戰略”。在國有化工業中的一系列共識性措施，意味著用更加分散、本土化和典型性結構和“工人體驗與參與技術運用”來取代國家管理體系。新左派經濟學家認為，“勞動在貿易聯盟中的角色和方式”，本質上是從部分利益和短期需求轉向更多的戰略和團結( 顯然是社會主義的) 政策。休斯和亞歷山大在“社會主義工資計劃”中認為，貿易聯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認為有限的工資需求是經濟中的社會政策和干預的反饋，它們包含更多的國有化意味。這個聯盟愿望的進一步發展是使“工資政策戰略和經濟需求”更加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關鍵。

　　新左派的這一理論也被其他左派所運用。比如克羅斯曼修正主義式地致力于把社會主義的重心從經濟轉移到道德范疇里面，他對“廣義上的集權官僚國家”和以能夠幫助工人實現“一種真實的工業控制”為前提的國有化持批評態度，但新左派不認為克羅斯蘭是要加大對社會主義的倫理學論述。新左派對社會主義倫理的重述是特別的，他們是為了重新闡釋而不是放棄馬克思。為了對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進行闡釋，他們強調“去異化”和共產主義的目的: 人們自我認定是一個創造性生產者，他們通過自身在民主和合作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智謀來操控、處理產品，以實現一個工人的地位，并且創造一種他們之間的真實的關系。在人們對產品進行民主和無階級團體化操控的意義上，公有制同時意味著方法與終結。而修正主義者則完全忽視了新左派對公有制的熱情。克羅斯蘭輕率地拒絕了馬克思，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很少或者沒有為當代社會主義者提供某些實踐策略，或是關于我們社會的正確分析，甚至沒有一個正確的理論工具或框架”，他認為，那些捍衛公有制的人是“馬克思主義教條”的依附者，他們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狹隘的解釋，與之伴隨的必然是社會化和集權化的計劃經濟，這使得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解釋缺乏立足之地。克羅斯蘭也沒有認真地對待新左派對現存國家工業所進行的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批判，他認為工人控制是無關和過時的: “工人是乏力的工資奴隸，那些低下和無知的剝削與現代狀況毫無關聯。我們現在需要一些明顯的契機，一種將效率和改革結合在一起的組織，還有民主，以及一些尚未呈現的傳統理念。”或許較之于新左派，修正主義者在所有制問題上有更多的容納空間，但這沒有被發掘出來，他們雙方都固守自己的位置，從而也就失去了工業民主這個主題所帶來的機遇——超越被原教旨主義者/修正主義者二分了的、圍繞公有制產生的爭論。

　　三、“豐裕工人”的表現

　　第三個豐裕社會爭論的主題體現了左派思想面臨的一個挑戰，那就是伴隨著工人階級生活條件和消費水平上升而承擔的社會和政治責任的問題——更大的物質創造會導致工人“去無產階級”或“中產階級化”，這會消解工人的階級認同，進而不可避免地導致他們在選舉中右傾。如布萊克所指出的，“豐裕工人”的形象凸顯了政治性的塑造，它其實是19 世紀“勞工貴族”概念的變體。在分析這種典型的時候，左派以一種奉獻者和苦行者的姿態討論了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的改變和物質主義的侵蝕作用，認為這會破壞團結和共有等傳統價值觀，因而擔憂工人階級不可避免的道德滑坡問題。

　　正如上文所說的，當早期新左派把工人階級生活水平提高歸結為英國收入水平上升的時候，收入革命的問題便引起了爭議，同時整體性的財富再分配也難見蹤影。一些諸如階級認同缺失、退出工黨和工人階級的道德滑坡等問題引起了新左派思想家們的關注，早期的這些人就是為了要解決這些問題，但他們沒有取得一致的結論，這使得新興階級的身份認同變得模糊。斯圖亞特·霍爾在1958 年寫的《一種無階級感》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他與湯普森是這場爭論的主導者，霍爾的貢獻則體現在他對理查德·霍加特《識字的用途》一書的回應中，而這擴大了新左派學者們的討論范圍。霍加特的論文將漸漸顯現出來的“大眾文化”看作是對傳統的工人階級生活方式的威脅。威廉姆斯在1958 年出版的《文化與社會》一書中對此進行了批判，威廉斯認為，霍加特將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理想化并高估了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費主義所帶來的威脅，他認為，新商品的使用不一定會導致工人階級的“中產階級化”，他們主要的文化貢獻不是霍加特所幻想的每天的工作，而是集體化的民主機構。霍爾把爭論的中心轉移到了階級意識和階級認同問題上來。他認為，這是隨著資本主義從偏重生產轉向偏重于消費而出現的，雖然客觀存在的階級聯系還是和原來一樣，但消費主義將階級以新穎和隱秘的形式與市場綁在了一起: 這種新事物就其本身而言意味著一種對象化的生活方式，并且就其社會價值而言，它是值得追求的，在福利國家英國中，工人階級直接獲得了“新機遇”，“整體的生活方式”被分解為不同的生活形態，彼此都是不知不覺的，然而明顯的是愈發不同。

　　工人階級地位上升、“社會梯級”發生動搖，造成了人們的焦急與混淆，產生了“無階級”的錯誤意識，這使得社會主義者們尋求一種新的戰略。霍爾在文章中對《大學與左派評論》中體現出的一種新的左派文化政策和戰略給予了重要的理論判斷，同時也引發了湯普森的強烈反應，湯普森對《大學與左派評論》進行了隱晦的攻擊: 《大學與左派評論》之流( 一致地) 推崇藝術，卻貶低階級力量和政治擁護這些重要問題;他們對丑陋建筑的氣憤大過對退休老人窘況的憤慨，對工黨運動“物質主義”的氣憤大過對貪婪金融家的不滿;他們總是流露出一種憂憐，但閱歷豐富的人們能夠在這種憂憐中發現一種“反工人階級”的傾向。在湯普森看來，當“多年以來，勞動人民的政治意識變得遲鈍，政治主動性降至最低谷”時，《大學與左派評論》的邏輯也走向了終結，因為他們過于簡單籠統地對待這一歷史過程，以一種“孤芳自賞、封閉孤立”的眼光看待“作為歷史主體，作為大眾媒體深刻烙印者，作為異化犧牲者”的工人階級。在回擊一篇將工人階級描述為“碌碌無為之輩”的文章時，湯普森批評《大學與左派評論》把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關系當成一種純粹抽象的關系，“在每一個現實前面他們均表現出屈就或反感: 工人是物質主義者，利己主義者，庸俗的，電視迷，財迷，等等”。湯普森反對這些觀點，堅信工人階級的自主性，堅信工人階級的歷史是一部持續的“斗爭史”，每一代工人都有權利提出比前人更“豐富而全面的生活要求”。湯普森說，我們想要當代工人為何而斗爭呢? 我們并不強迫他們向往那種狹隘的、令人恐懼的舊共產主義，因為這種共產主義只是建立在苦難基礎上的冷酷公平; 如果在當代還能夠激起人們對共產主義的向往熱情，那么這種共產主義要遠比舊共產主義更為富裕、更為全面發展，更加堅持多元化、自由化和自主化。因此，湯普森鼓勵對工人階級進行重新詮釋——“對政治的期望一定意味著對人們的期望”。假使有一種正確的價值、趨勢能夠將工人階級的缺陷歸納為一些左派口中的“工人階級豐裕”，如果要說這些修正主義分析有什么共同點的話，那就是把生活水平的提高看作是腐蝕、將物質環境的發展看作是突出社會主義倫理與文化的良機，但這回避了霍爾對無階級的實質性評論，而湯普森的猛烈批判則會結束而不是開啟新左派關于階級問題的討論。退一步說，湯普森也回避了對消費主義和利欲的擔心，在《冷漠之外》一書第一版的序言中他寫道:“在這十年( 50 年代) 公眾變得冷漠的特殊之處是他們越來越運用個人視角看待公共邪惡。個人目標已經取代了社會期望”，“冷漠”成了診斷當代問題的一種方法，此時新左派內部雖然表面上取得了一致，但其中并不包含霍爾對階級的分析，從而缺乏分析的尖銳性。

　　對于新左派來說，由修正主義者從“工人階級豐裕”的現象中得出的選舉學推論不是那么具有爭論性。馬克·艾布拉姆斯的一篇調查公共態度的論文《工黨敗選原因》在修正主義雜志《社會主義評論》發表，緊接著拉爾夫·薩繆爾也發表了一篇《工黨失利是必然的嗎?》。艾布拉姆斯通過了解724 名被訪者的“潛在態度”以支持一個觀點，那就是工黨之所以民意下降是因為他的政策和戰略( 特別是公有制) 逐漸被認為與公眾理想和中產階級政治無關。薩繆爾則嚴厲批判了艾布拉姆斯，認為他總結出的是“由行為心理學觀點、消費動機和市場研究所支持的一種地位決定論”，這種政治行為下的消費模型并不能夠發現和解釋現實、歷史根源和擁護政黨的動機，而是呈現出“漂浮與變化的、遍布社會矛盾和交錯壓力的、對鏡中自身產生焦慮的、尋求驗證他們自身形象的”可悲圖景。薩繆爾認為，這種方法“否定了人類面對可選現實和重塑所處社會的理性選擇能力”。 薩繆爾預見到，接受艾布拉姆斯的工黨模型不僅意味著政策的右傾，還意味著為了拉攏“中間選民”而出現的長期神經過敏與動搖。修正主義者從本質與方法上強調的階級豐裕與工黨的相應政策引起了爭論，這不難理解:艾布拉姆斯的發現不會在一些諸如工人階級的消費商品所有制和保守型投票動機之間顯示出有價值的關聯，修正主義者也不會把這種所有制等同于調查中顯示的有少于百分之二十的人擁有汽車、冰箱和電話。威廉斯則指出，真正的社會變遷仍然是有限的，“中間階級”的增長和“工人階級”的變動觀點受制于術語的混淆。關鍵的是，新左派思想家認為，選舉數據沒有為修正主義者對工黨悲觀預測和“去無產階級”的寬泛定論提供支持。威廉斯用戰前時期( “無產階級化”) 和戰后時期( “去無產階級化”) 作比較，展示保守投票人中的工人階級比例并沒有上升，而在“去無產階級化”的戰后時期，總的工黨支持人數有了顯著的增加。保守黨的成功依賴于他們傾向的少許改變，是由于他們自身的組織策略和選舉系統在起作用以及工黨沒有預兆的衰退。不管怎么樣，正如威廉斯所說，工人階級從來沒有堅定地支持過工黨。總體來說，新左派比修正主義者更好地理解了階級與投票慣例之間的復雜關系。薩繆爾對托洛茨基主義工人階級的理解建立在一個調查之上，這個小規模調查是他選舉后在斯蒂夫尼奇新區中展開的，以作為接下來的“尊重選舉”姿態中的一個部分。威廉姆斯提到了性別的分割作用——自從大部分女性投票者都投向保守黨后，他就發現了“保守黨妻子和工黨丈夫”的現象，這是一個需要認真調查研究的現象。 這把討論帶回到了霍爾當初的斷定，就是圍繞階級的含混認識和歪曲理解。

　　在工人階級的豐裕問題上，新左派沒有完全打消掉人們的質疑，即使質疑工人階級歷史和文化復雜性的聲音不絕于耳，湯普森仍不能對他所說的“麻木的政治意識”作出有效的解釋。在某種程度上，新左派普遍對工人階級的自組織不抱以信心，甚至有些人對共產主義也不再產生興趣，但他們還是在與之相關的工人階級問題上做了不少的探索工作。新左派的尷尬部分源于該問題本身的矛盾復雜性，同時也因為，當代社會的發展與其說是物質進步的必然結果，不如說是社會變遷的結果，這種社會變化的外延和內涵還有待人們去充分挖掘。新左派對豐裕工人的懷疑在隨后的社會研究中得到一定的證明，最著名的是古德索普主編的《豐裕工人》系列叢書，它證明了工人階級并無被中產階級同化的跡象。古德索普否認了盧德手工工人的“資產階級化”，但也更加深刻理解了盧德“豐裕工人”對待工作更為積極化、社會生活私人化以及更為強烈的物質需求之間的矛盾。總之，對工人階級消失的爭論和焦慮成為豐裕社會爭論最持久性的議題。

　　四、消費主義的文化和意識形態

　　這是關于豐裕社會爭論的最后一個論題。新左派在這個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特別的創造性洞見，就是對消費所具有的文化效力的推測。他們擔憂的不止是階級消解和經濟繁榮所帶來的腐蝕，還有由于消費主義這一文化副產品所造成的政治化趨勢。普里斯特利著名的“商業廣告”理論指出了一種同質化，以及由郊區城市化、廣告、電視和大眾文學市場所造成的內在性文化消退。發展“年輕人文化”是其中的一個特殊部分; 年輕人逐步增加的話語權、流行音樂和“憤青”文化、青年亞文化的增長都應歸因于年輕一代的冷漠和政治脫節。

　　有一種觀點認為，新左派與這種焦慮無關，或者他們已對這些問題形成了共識，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最值得一提的是斯圖亞特·霍爾和雷蒙德·威廉斯，他們非常重視文化的發展過程，而不像之前的共產主義“衛道士”一樣把它貶低得微不足道。他們的新見解來自于這樣的認識: 與其說是物質品和消費品本身，不如說是與之伴隨的觀念方式( 階級流動性，消費者的“選擇”等)富有意識形態性，尤其是新興的大眾傳媒如電視和廣告等，更能在意識層面上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這就是霍爾所提出的“繁榮的神話”，他甚至將大眾文化視為意義與價值斗爭的重要陣地。所以，一些大眾文化中出現的變化( 電視圖像、“大眾媒體”、流行音樂等) 被認為是對感官、道德結構或美學標準的腐蝕，它們也被看作是犬儒主義與冷漠的新進展。威廉斯把文化的內涵定義為“普遍的”和“總體生活方式”，他堅信批判性“共有文化”的必要性。威廉斯明確拒絕將大眾或商業文化等同于工人階級文化，他指出，新媒體既不是生產出來的，也不是由工人階級“消費”出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來自于“我們暴露在不得不參加的、而又非真正的消費之中”。他認為，左派不應當詆毀消費主義的文化產品和它們的消費者，而是應當重視新媒體和教育的民主控制這一更深層的問題，雖然這個矛盾不好解決，“但是我們不能避免討論這些作為消費者一部分的物質問題”。威廉斯和《大學與左派評論》的作者們努力為新文化方式的真實性尋找理論空間，此時他們還堅持著一些固有的本質標準。威廉斯認為，文化范疇正在擴大，但不可避免的是，“當真正的藝術和爭論被越來越多地接受的時候，那些壞的藝術和爭論所帶來的困惑作用也逐漸快速顯現出來”。 那么，如何來接觸這些疑惑呢? 關鍵的差異就是，新左派的文化理論者們依據他們的價值和意圖延伸出新的文化表達，特別是要用商業來取代人的意圖。這是一個棘手的理論點，因為每個人不可能一直作出正確的判斷。新左派總是使用那種優越和古板( 就像是一些老新左派學者排斥流行音樂和商業化、碎屑的青年文化時那樣) ，或者是另一種極端沉悶和漠不關心( 比如《大學與左派評論》對青年亞文化的攻擊) 的語氣。《大學與左派評論》特別希望開展對青年激進主義的批判，但這是有問題的，因為學生組織在1968 年全面涌現了出來( 這些機構在霍爾任職之后才由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員組建起來，并且它還是一種獨立化的機制) 。威廉斯則發展出一種對文化更具差異性的分析:他認為后者類似于經驗的形成，對于觀眾來說具有顛覆和重塑性意義，哪怕在文化表現方面被看作是一種低級和單純的商業。

　　同時，新左派“文化主義”的出現成為該理論的實踐，以維護威廉斯所說的“我們需要像學習批判方法那樣學習實踐框架”。 《大學與左派評論》開展了一種模糊化的項目，即在理論和實踐中實行一種新的左派文化策略，它圍繞青年文化和亞文化、城市規劃、廣告影響、激進選擇、教育改革、音樂、藝術和電影批判等進行了分析。它的結構由時代所決定: 擁有大量圖片內容的雜志版式，這與當時的左派雜志有很大不同。《大學與左派評論》同樣還參與了數不清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外延”的討論，從有著爵士樂和早期爵士樂的、位于家庭式辦公室里的“戰友”咖啡廳，到暑期學校和教師學習小組以及貿易聯盟，以及倫敦學校左派俱樂部，同樣還在核裁軍運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由一些四十歲的半獨立人士組成的新左派俱樂部從事著一種新的科學運動，這種活動是活躍的、有信仰的、實在的，而且似乎是將新左派熱衷的本質賦予到學術、政治和文化空間中去。《大學與左派評論》認為文化是一種早期新左派內部的緊張因素，它致力于發展諸如青年亞文化和展現出新價值和身份的政治群體，還伴隨著對政治組織的試探性態度。一些人認為它失去了影響力，并且將之解釋為是對“浮夸主義”——被新左派中的頑固者用來攻擊“消費社會”膚淺價值的年輕化樣式——更為年輕化的妥協，湯普森則提出，只重視文化發展的分析，忽略政治組織，這種做法頗具危險。實際上，對《大學與左派評論》方法新穎性的低估，反而促使人們去深究到底什么是“文化主義者”，這將延續早期新左派的生命力，并使之成為最富有意義和最值得繼承的時代遺產。

　　結論

　　在豐裕問題上，早期新左派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視角，這在該時期的思想史中占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與其他左派把豐裕當成一種假象不同，新左派認為豐裕的范圍比我們預料的還要廣泛，它還引發了政治、文化和社會變化，這些新情況要求我們用新的視角來審視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策略。同時，新左派指出，豐裕的局限性( 如減少貧困，增進社會公平和社會流動性) 有效抵制了許多左派的經濟決定論，使人們開始反思我們所預設的豐裕效應，從而為批判留下一席之地。此外，新左派關于“繁榮神話”潛在影響的洞見具有重大的意義。新左派審視豐裕的獨特視角使得他們能夠針對修正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的重新定義提出富有創造性的挑戰。

　　在上世紀50 年代末關于“資本主義變遷”的論戰中，新左派重申，在私有制體制內實現社會主義目標是不可能的，要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必不可少。在資本主義的變化上，新左派提供了與眾不同的解釋。不過在某些地方，新左派卻止步不前，比如在反駁修正主義所說的所有權與管理權相分離、工資和管理“革命”已改變資本主義的言論之后，新左派退回到理論與命題的推演上來，只能勉強地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趨勢作出一些細枝末節的分析。此外，新左派在一些重要問題如福利改革上也未達成共識。新左派在許多作品中對豐裕資本主義公共保障服務的缺陷之處作了人道主義式的、形式上的批判，他們的目的在于證明，無論資本主義如何豐裕，真正的社會主義先進性是無法在資本主義內部獲得徹底實現的。而安德森則認為，這種說法沒有太強的說服力并作了詳細論證。新左派從更廣泛的角度對共同體中的倫理問題與民主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他們挖掘出修正主義者的理論缺陷，批判工黨國有化戰略中既有的并已開始潛移默化影響工黨左翼人士思維的官僚主義和計劃經濟傾向。新左派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全新的社會公正和公有制模式。他們認為，總體的經濟結構問題要比具體目標( “更加公平”和“更好的福利”)的完成更為重要，公有制是唯一的路線，可以保證生產生活以人性化、民主化的方式組織起來，可以為結束異化和無階級社會、社會主義的全面實現創造條件。正因為如此，在為工人運動注入新鮮血液、提升工業時代的民主、將工黨國有化戰略提上日程等問題上，他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同時對如何在所有制中進行倫理視域的反思尚顯不足。

　　關于豐裕在階級分析中的涵義，新左派從全局的角度否定了“物質條件提升會腐蝕或腐化工人階級的階級性，或導致‘去無產階級化’和偏離工黨”的觀點。然而，與克羅斯蘭相比，新左派認可物質的進步是社會主義實現的前提，在這一前提得以滿足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優先考慮倫理和文化問題。對于廣大左派人士貶低勞動者個體行為的清高和武斷態度，新左派人士并不認同。同時，新左派人士也并不認為，工黨參與選舉會影響豐裕目標的實現。這的確是一個兩難的困境。霍爾在探索階級意識問題時，提出了“階級感”這一概念，使曾受湯普森嚴厲批判的個人消費、生活方式、社會地位等問題重新獲得了人們的關注。湯普森自己也決不會認同，“消費”資本主義中的產品和技術，與社會的富裕進程一道，在潛移默化中動搖了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信念或使這種信念復雜化。在文化領域迅速燃起的興趣——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上——都是基于這種觀念而產生。盡管尚存爭議，“文化主義”成為早期新左派最具生命力的遺產之一，它超越了修正主義，把目光聚焦在生活與創新之上，希望提供一種真正的與文化相結合的理論視角，以此作為意義的生成機制，重鑄唯物主義的分析邏輯。唯有新左派在更廣泛的層面上利用各種手段——例如俱樂部關系網——將文化主義應用到培育社會主義者的時候，這一理論取向才能逐漸成形。此時，我們才能在新左派的立場上認為，這些做法都是在社會、政治、文化領域中實現民主的嘗試。

　　新左派關于豐裕思想的根源在當代獲得了更準確的解釋。唯有站在這個高度上，一些支持社會底層激進活動的行為才能獲得些許認同，并繼而向工黨左翼施加政治壓力和理論壓力。曾經一度萎靡的新左派在本國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借由豐裕的討論而獲得重生，雖然他們的一些主張在威爾遜執政時期發生了改變。然而事實證明，他們的許多思想，尤其是階級觀念變化、消費社會的影響和大眾媒介理論等都富有生命力和前瞻性。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新左派批評修正主義者的左翼思維，認為修正主義偏離共產主義，站在社會主義傳統之外設定一個“繁榮的社會”，并以此作為“當代社會最具活力和感召力的社會主義宣言”。

　　原載《馬克思主義學報》2014年第1期

　　(作者單位：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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