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資本的新發展與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

　　[內容提要]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領域最深刻的變化是經濟的金融化。在考察金融化的形成過程和基本表現的基礎上，根據馬克思主義金融資本理論的本質精神，可以發現金融化的本質內涵是:金融部門借助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將全球一切經濟因素引入金融市場，從而在全球建立了一個依附關系的密網，并最后實際上控制了全球幾乎所有國家的所有經濟領域的利潤的生產和汲取，其外在表現是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參與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內及國際經濟運行中的地位不斷提升。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化三個重大變化，其中金融化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又是最深刻和根本的。本文首先將結合生產社會化的新發展以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等新變化，考察金融化的形成過程和基本表現，然后根據馬克思主義金融資本理論的本質精神界定金融化的本質內涵，最后對照列寧論述金融資本的其他重要結論進一步考察金融化如何導致其背后的主體———金融資本在其他方面表現出新的特征。

　　一、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形成的歷史過程

　　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是金融資本適應生產社會化以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等新條件而形成的，其主要經過了如下步驟。

　　(一)財團的衰落和金融市場的崛起

　　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典意義上的金融資本產生了，即大的銀行和大的壟斷工商企業開始融合，形成金融集團。到20世紀30年代，保羅·斯威齊在其調查報告《美國經濟結構》中提出，當時美國有八大利益集團。蘇聯學者以此為基礎，并根據列寧的金融資本理論，將之改稱為美國八大金融集團。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學者把金融集團翻譯成財政集團，又簡稱財團，這就是后來中國學界多年流行的財團這一概念的來歷。

　　財團中金融和企業的結合是很緊密的。財團的傳統控制模式是，以家族財團為核心，通過控股控制一個巨大的母公司，然后這個母公司以同樣的控股方式再控制子公司，如此層層嚴密控制，形成垂直的金字塔式的所有制結構。19世紀后期，以摩根財團為首的紐約銀行家們幾乎控制了所有的美國大企業。為了維護財團的穩定，摩根等財團當時既鏟除那些自己不能控制的同行企業，也打擊那些想通過金融投機掠奪工商企業的金融機構，以維護銀行和企業之間的穩固聯盟。①

　　但是，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生產社會化的不斷推進，企業的產權結構和治理模式不斷變化，資本日益社會化，金融機構和具體的企業之間的關系開始變得更加松散和富有彈性，它們之間的關系從緊密結合為財團發展為主要通過金融市場發生聯系，金融市場取代財團成為金融資本的主要活動空間。

　　這種變化主要是由如下因素造成的。

　　資本社會化最早的一步是股份公司的出現，這是和修建鐵路緊密相關的。鐵路的巨大規模使大公司不得不通過出讓股權來募集社會資本，這導致最早的股份公司和壟斷公司(由于規模極大)的產生。股份制的出現，使資本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開始分離，對企業的所有權從直接的個人所有權轉為多人的間接的金融證券的所有權，這奠定了以后金融機構和企業分離以及以股票買賣為基礎的金融市場的擴張的基礎，也可以說是奠定了金融化的基礎。

　　后來，由于生產和競爭的推動，資本集中進一步發展，使壟斷公司的規模越來越大。壟斷資本發生過三次大規模的兼并。第一次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公司兼并同一部門的公司，這也被稱作“水平兼并”或“橫合并”。第二次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大公司兼并與自己生產部門有業務聯系的其他部門，這也被稱作“垂直兼并”或“縱合并”。第三次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壟斷公司開始進行跨行業的兼并，這些行業之間彼此并沒有必然的聯系，這也被稱作“綜合兼并”。這一系列愈演愈烈的兼并導致壟斷公司的規模越來越大，公司和整個社會生產之間、公司內部生產之間的聯系日益復雜化，即生產的社會化日益深化。這導致整個社會的融資機制和公司治理機制發生了巨大變化。

　　原來由單個銀行通過控股等方式長時間穩定控制一個大壟斷企業已經不可行。因為單個銀行的實力不足，同時，單個銀行如果想控股這樣大的公司，自己投入的資產占自己總資產的比例將很大，它們這樣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風險太大。更重要的是，這樣大的聯合企業涉及的生產和社會關系如此廣泛和復雜，它們即使控制了股份，也沒有辦法真正控制公司的運營環境，因此也不能保證進行這么大的投資的安全性。

　　當代生產力發展還帶來一個重要變化:與鋼鐵、汽車等傳統行業的技術較穩定不同，當代科技創新日新月異，并日益成為企業成敗的關鍵，而科技創新具有很大的偶發性和風險性，實體企業隨時可能因為新產品和新技術的出現而使原有的設備和技術變得一錢不值。因此，金融機構并不愿意與具體的企業緊密結合，它們更愿意讓企業獨立承擔創業風險。但是一旦企業開發出新產品、新技術，它們又希望能夠馬上分到一杯羹。要達到既能避險又能迅速獲益的目的，最好的辦法是不把巨額資本固定在一個公司、一項技術產品上，而是隨時準備把資本轉移到開發出新產品和新技術的產業。

　　而且隨著企業的規模、技術等的升級，隨著經營企業面臨的競爭日益激烈和多變，資本的所有者已經不再具備經營自己資產的能力，公司的實際運營越來越委托給職業經理人去做，而且這些經理層的權力有日益擴大的趨勢，這也導致資本所有者和大公司的經營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疏遠。以上這些因素導致大銀行資本和大工商業資本的緊密結合關系被瓦解，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大的金融機構都開始不再將自己與任何具體的公司或行業緊密捆綁，財團衰落了。

　　由私人家族銀行層層控股的金字塔式的較穩定的緊密的所有制和控制結構轉變為橫向聯系的蛛網式的更靈活、更有彈性的所有制和控制結構，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其一，從70年代開始，美國最大的金融機構不僅不再受原來的財團控制，而且也不受任何新的財團控制，金融機構之間交叉持股，而且互相持股比例很低，沒有任何一家金融機構可以控制另外一家。其二，大財團對大的工商企業的股權控制已經大為削弱，基本沒有直接的控制權。以摩根財團為例，根據1980年美國國會調查報告，在10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中，摩根公司只在其中13家有最大表決權，而且即使在這13家公司，其持股比例都不超過5%。到1979年，洛克菲勒財團只在一家工業公司，即埃克森石油公司擁有最大表決權股票，但是也僅占公司總股權的1.71%。銀行占有這樣微弱的股票是無法實現直接控制的。其三，原來用人事安排來控制公司，現在也改變了。仍以摩根財團和洛克菲勒財團為例。到1959年，摩根公司領導中已經沒有摩根家族的成員了。而1981年4月，大衛·洛克菲勒從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職位退出后，就結束了該財團的家族人事控制。②這些金融家從大企業中退出后將自己的戰場轉向了金融市場，那里有更多的企業和機會。

　　另外，20世紀80年代以后，金融市場的股票日益從由家族私有轉變為機構投資者即法人所有，也導致往金融市場的轉向。“當前法人持股已經占有相當高的比例，在個人股權高度分散的條件下，法人在當代美國經濟中已經成為占支配地位的資本形態。在個人持股比例較高的美國尚且如此，在日德等法人資本形態更發達的國家，上述趨勢表現得更為明顯。”③法人資本的興起，大大加深了資本的社會化，因為其中的養老基金、人壽保險公司和投資基金等網羅了大量普通人的資金。1982年，美國直接持有股票的人數為3200萬，但是通過法人間接持股的人數超過1億。法人資本和企業之間的關系比私人資本和企業之間關系更疏遠，它們唯一的關注點就是如何通過在金融市場的投資操作更快、更多地實現增殖。

　　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投資者和企業都轉向金融市場，經濟從間接金融轉為直接金融。很多金融機構不再和企業同命運，而是開始專門通過收購和拆賣企業來贏利，因此，80年代以后新的一波資產并購運動與以前的并購大為不同。金融市場取代金融集團成為金融資本活動的主要空間，這為金融市場的規模及其重要性的急劇膨脹奠定了基礎，而金融自由化又大大推動了這一進程。

　　(二)金融自由化與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全球化經濟體的金融化

　　金融自由化的第一個重要事件是美國尼克松政府1971年8月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這標志著二戰后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核心金融安排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從此以后世界金融秩序開始因為失去規制而變得日益混亂。

　　20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在西方開始逐漸取得主導地位。受新自由主義迷信市場可以自我調節，無原則地反對政府調控的影響，美國在新自由主義時期幾乎廢除了全部羅斯福新政以來所建立的對金融資本的限制。美國1980年的《存款機構解除管制與貨幣控制法案》和1982年的《加恩—圣杰曼儲蓄機構法案》初步解除了對利率的限制和對金融部門的監管。金融自由化最關鍵的一步是1991年冷戰結束后，全球金融市場全面解除管制。這使跨國界的大規模的投機性的資本流動成為常態。1999年11月實施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實際上廢除了長期以來禁止銀行業務與證券或保險業務混合的《格拉斯—斯特格爾法案》，允許銀行混業經營。

　　金融自由化為金融市場的無序的爆炸性膨脹掃清了一切政策障礙，而后者又倒逼整個經濟使之金融化。

　　首先，金融自由化導致的全球匯率和利率的巨大波動使全球化的經濟體不得不金融化。全球金融市場全面解除管制使各國貨幣經常遭受投機性攻擊，這迫使各國為了穩定本國貨幣，不得不大幅增加美元儲備。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這一點尤其明顯，以中、日兩國為代表的全球化經濟體大量增加外匯儲備，這些外匯儲備一方面流入美國成為美國資產泡沫和金融化的基礎，另一方面它們在這些外匯儲備國兌換成當地國家貨幣也大大增加了這些國家貨幣的流動性，推動了這些國家的金融化。

　　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推動了非金融企業的普遍金融化。當前資本主義大企業集團如同國家一樣，也面對著自由化導致的匯率、利率、原材料價格等的巨大動蕩，它們不得不開始金融經營，以減少風險，否則它們賺取的貨幣也許會急劇縮水，它們的原材料價格也無法大致穩定。于是它們的母公司不再只是生產銷售中心，而開始成為一個金融決策中心，將集團的全部資產進行金融運作，以實現資產的保值和增值。

　　當然，除了金融自由化，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還有一個原因是，金融市場上法人金融機構力量加大。以共同基金和養老基金為代表的法人金融機構把企業只是當作一組金融資產的組合，它們考慮的問題是多贏利、快贏利，工業集團不可能不理會以這些機構為代表的金融市場的力量，它們只能主動適應并參與到金融化大潮中。另外，新自由主義時期企業治理還有一個重大變化，就是高級管理者的報酬日益用股權支付，他們的收入日益取決于股票的上漲，因此企業高管現在也傾向于金融化。這些大的非金融企業最初也許是被動參與，但是一旦參與，它們便獲得了相對于做實業來說的巨大收益，這使它們開始熱衷于此，并日益成為金融變革的先鋒。

　　今天，“跨國集團掌握著連銀行都望洋興嘆的交易大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1992年夏季匯兌市場的沖擊方式作了詳細研究，并明確指出，如果說養老基金起著開路先鋒作用的話，那么，金融沖擊的真正力量來自非金融性機構和企業投資者(即大的跨國集團)”。④結果是，非金融企業走向金融化，例如，“美國非金融企業擁有的金融業資本與產業資本的比率，20世紀60年代不足40%，到了2001年則飆升到約90%。以通用電氣為例，2002年其屬下的GE金融公司的總資產達到近5000億美元，在通用電氣中占85.15%”⑤。

　　(三)新貨幣主義的全球化央行體制的主要政策與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初步形成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貨幣主義一直主宰大部分市場經濟國家，它堅持自由放任政策，并主張在經濟下滑的時候大量注入貨幣，防止危機發生。新貨幣主義的兩大核心政策極大地推動了經濟的金融化。

　　第一項關鍵政策是，無原則地、持續地對金融行業實行接近自由放任的政策，這樣就導致金融產品的品種和規模不受限制地肆意增加。

　　第二個關鍵錯誤政策是，一旦出現危機苗頭就無節制地向經濟中注入流動性。面對1987年的美國危機，美聯儲通過注入流動性來援救，導致市場充斥自滿情緒，衍生出以互聯網技術為核心的新經濟泡沫。新經濟泡沫破裂后，美聯儲又注入流動性，催生了更大的房地產泡沫。房地產泡沫2007年下半年破裂導致次貸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危機規模極其巨大，美聯儲的應對方案有所變化，但是基本傾向還是注入流動性，即所謂的量化寬松。20多年持續大規模向經濟中注入流動性，使世界經濟日益陷入泡沫化。

　　由于上述兩項政策，有統計認為，現在美國金融市場上僅場外衍生工具涉及的名義價值就超過了150萬億美元，也有人說超過600萬億美元。美聯儲一直不支持對這些新的金融活動進行調查和監管。

　　(四)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最高階段———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是指各國貨幣體系和金融市場之間的一體化。局部性的金融國際化階段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歐洲美元市場以及70年代的石油美元的國際循環。但是真正的大發展開始于70年代末美國和英國開始實施金融自由化之后，美英當時這樣做是因為它們有巨大的政府赤字需要向國際金融市場融資，同時它們有發達的法人投資機構如共同基金和養老基金等，也想向世界投資以攫取利潤。其后其他西方國家也開始開放金融市場，大工商企業的金融化也隨后跟進。20世紀90年代初由于蘇東社會主義的瓦解，自由化和全球化進一步發展，新興市場國家加入金融自由化的行列。至此，自1929年危機以來建立的對資本運動進行嚴格控制的制度全面廢除，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開始初步形成。

　　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形成還有兩個物質條件，即全球國際金融中心網絡開始形成以及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全球金融交易平臺。二戰前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是英鎊帝國的中心倫敦，二戰后，美元帝國的中心紐約取而代之，并在20世紀70年代后，圍繞紐約和倫敦，形成以開曼、東京、悉尼、香港、新加坡、巴林、法蘭克福、巴黎、蘇黎世等為節點的遍布全球的金融密網。而20世紀90年代開始建成的全球互聯網，使全球電子金融交易平臺建立，可以保障在全球24小時晝夜不停地進行金融交易和資本流動。

　　有了這兩個基礎，金融資本可以更便利地對全球利潤進行全空間和全時間的控制和攫取，并對全世界經濟活動產生巨大的影響。金融市場無時不在流動，其走向對幾乎所有國家來說都是生死攸關的。其投機性極強，破壞性也極大，以致出現一個新術語———電子游牧:“全球極少數人通過信息技術將全球的所有的重要投資和貿易，事實上是所有的主要利潤渠道進行全方位的控制。世界出現電子游牧，資本如同成吉思汗的蒙古騎兵，以云速度、電速度控制和掠奪全球，所到之處，一片狼藉。所以現在資本越來越瘋狂投機，危機周期越來越短、越來越深重。”⑥

　　2000年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越來越多的資金投資于商品期貨，全球商品期貨以及期權方面的投資額從1995年時的大概1000多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7000億美元，20世紀90年代大概有300多個對沖基金在商品市場上交易，2009年已超萬只。⑦而這些大宗商品中就有糧食等民生物資，這些市場的金融化已經開始危及世界很多人的生存。

　　二、對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的深入界定

　　上面主要遵循歷史過程論述了金融化的種種表現，這里需要對其作進一步的理論概括。

　　關于金融化，國外學者有不少界定。美刊《每月評論》2006年12月號中題為“壟斷金融資本”的文章和2010年10月號中題為“積累的金融化”的文章認為，金融化是指: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部門極度膨脹，金融市場代替制造業大公司控制了經濟的最高權力，金融利潤在總利潤中的比例越來越大。而法國學者熱拉爾·杜梅尼爾和多米尼克·萊維一直認為，金融化就是指二戰后一度被削弱和壓制的金融資本的霸權力量的恢復，其結果就是金融公司利潤大增，而生產性的非金融公司的凈利潤率和積累率下降。格里塔·R.克里普納把金融化理解為一種積累模式，該模式中利潤的來源日益依賴于金融渠道而非貿易和商品生產。⑧戈拉德·A.愛潑斯坦則將金融化界定為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參與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內及國際經濟運行中的地位不斷提升。⑨

　　國內學者張宇認為，金融化作為現象表現在:“不僅金融部門相對于實體經濟部門不斷擴張，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而且在非金融企業擁有的資本中，金融業資本相對于產業資本的比重也在上升，金融部門在國內利潤中所占比重、來自金融業的利潤在企業利潤中所占的比重均在不斷上升。”以美國為例，美國金融業利潤在國內總利潤中所占比重“從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90年代末的30%左右，并在2002年一度達到45%，在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也高達56%，而同期包括制造業、運輸業和信息業等在內的非金融業利潤的比重則大幅度下降，曾一度降到54%以下”。而作為本質，“金融化趨勢是資本積累的必然結果。一方面，隨著資本積累的發展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實體經濟的利潤率下降，過剩資本不得不從產業部門轉向流動性更高的金融部門”。“另一方面，只有在金融資本這一形態上，資本才完全擺脫了物質形態的束縛，獲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權和靈活性，才能最充分表現出其最大限度追求價值增殖的本性。”⑩

　　這些定義涉及金融化的現象及其背后的本質力量即金融資本的變化，筆者也認為金融化的科學定義應該包括這兩個方面。關于現象層面，戈拉德·A.愛潑斯坦的定義比較全面，基本上可以概括其他定義的相關論述。但是問題比較大的是關于本質的論述。杜梅尼爾和萊維的金融資本概念是狹義的，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將制造業大公司和大銀行的融合看作金融資本，在這樣的意義上，金融資本的勢力一直沒有衰減過，因此也談不上恢復。張宇關于金融化現象背后的金融資本的新發展的分析是很有理論深度的，只是需要進一步展開。由于金融化的現象層面的論述很多，下面主要從本質角度展開論述，而這需要借助馬克思主義金融資本理論的基本視野。

　　馬克思已經認識到金融的巨大力量。他說，銀行的信用制度“不僅周期地消滅一部分產業資本家，而且用一種非常危險的方法來干涉現實生產”，“小的金額是不能單獨作為貨幣資本發揮作用的，但它們結合成為巨額，就形成一個貨幣力量”。銀行資本“很快就變成了競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

　　列寧進一步分析了新階段銀行作用的質變。他說:“隨著銀行業的發展及其集中于少數機構，銀行就由普通的中介人發展成為勢力極大的壟斷者，它們支配著所有資本家和小業主的幾乎全部的貨幣資本，以及本國和許多國家的大部分生產資料和原料產地，為數眾多的普通中介人成為極少數的壟斷者的這種轉變，是資本主義發展成為

　　資本帝國主義的基本過程之一。”因此，列寧指出，壟斷資本主義的實質和核心，就是金融資本的統治，因為正是依靠金融資本的巨大統治力量的幫助，新的資本主義才能夠完成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的質變。

　　列寧指出:“生產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長起來的壟斷，銀行和工業的溶合或混合生長，———這就是金融資本產生的歷史和這一概念的內容。”列寧諸如此類的分析的實質精神有二:一是金融資本的統治必須和經濟中實體性的關鍵力量，在當時就是壟斷的產業資本結合才能控制經濟和社會;二是通過這種融合要達到的目的是，使“一切經濟機構和政治機構罩上一層依附關系的密網”，通過建立這一“依附關系的密網”，金融資本可以獲得巨大的支配力量。列寧說:“金融資本是存在于一切經濟關系和一切國際關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說是起決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夠支配而且實際上已經支配著一些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國家。”而這種層層依附網的最后控制中心是金融資本。這里的第二點是更根本的，而第一點只是達到第二點的方式。隨著時代的不同，控制所采取的具體方式可能會有改變，但是控制卻在加強。

　　如前所述，當代金融資本在第一點上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金融機構和大企業不再是緊密結合。這是因為如鋼鐵、汽車等大企業不再是當代經濟的核心和關鍵，不過金融資本仍然通過直接方式控制著我們時代的經濟的關鍵點，如關鍵技術、大宗商品、銷售終端等。

　　除了這些關鍵點，金融資本一般通過金融市場進行更有彈性的間接控制。實踐證明，金融市場能夠更好地擴大和深化全球經濟對金融資本的依附關系。例如，美國金融資本通過金融市場，早在1972年就使個人消費信貸超過了原來主要的對企業的信貸，大大擴展了資本的力量。當前全球一切地區的一切經濟活動包括相當多年的未來經濟活動都已經納入金融的密網而被金融控制了。

　　如上文所述，當代金融資本的壟斷地位和控制能力大大增加，“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最深刻的變化發生在金融領域”，而這里所說的變化就是指金融資本勢力的爆炸性增長，直至使“金融資本在時間和空間上，對資本使用價值的生產實現了全面的、不間斷的、有效的控制，從而實現了資本的增殖，即資本利潤的最大化。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壟斷資本是資本對人類社會生產的最高統治，它把生產的社會化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因此，金融化的金融資本的本質性定義可以這樣表述:生產的全球化和去管制化，壟斷資本的停滯趨勢和經濟的急劇動蕩，導致金融部門不得不也有條件主要借助自由化、全球化和互聯網技術將全球一切經濟因素引入金融市場，在全球建立了一個依附關系的密網，并最后實際上控制了全球幾乎所有國家的所有經濟領域的利潤的生產和汲取，其外在表現是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參與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內及國際經濟運行中的地位不斷提升。

　　三、金融資本其他方面的新發展

　　列寧對帝國主義五大基本特征的概括對于認識金融資本是一個更全面的理論參照，它們是:

　　(1)生產和資本的集中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2)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形成了金融寡頭;(3)和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4)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已經形成;(5)最大資本主義大國已把世界領土瓜分完畢。

　　上文的論述主要集中在第二個特征的變化上———當然這是最關鍵的變化。這里就其他四個特征的新發展，以及列寧曾重點論述的金融資本導致停滯、不平衡發展、危機和戰爭等趨勢方面的新發展，略述如下。

　　(一)關于產業資本和金融機構資本的集中和壟斷情況

　　和20世紀初的壟斷相比，金融業的壟斷大為加強。比如，“1995年，六家最大的銀行控股公司(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集團、富國銀行、高盛投資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擁有的資產相當于美國GDP的17%。到2006年底，上升為55%，2010年(第三季度)則到了64%。……就在1990年，美國最大的10家金融機構只持有全部金融資產的10%;今天它們擁有的是50%。前20位的金融機構現在持有金融資產的70%，這是從1990年的12%上漲起來的。到1985年底，美國有18000家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成員銀行。到2007年底，這一數字減少到8534家，而從那時起已經更進一步減少。美國在1991年的15家最大銀行(在那時總共持有15000億美元的資產)中，到2008年底只有5家(持有89000億美元的資產)還存在。”

　　另一資料表明，當前，“美國前10家金融機構托管資金總額為93.9萬億美元;世界前10家資產管理公司管理著16.7萬億美元的資產;世界前10家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為1.7萬億美元。上述這30家金融機構控制了超過112萬億美元的財富。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2011年創造的GDP為14.5萬億美元，而全世界各國GDP的總和約為62萬億美元。‘富可敵世界’正是這30家金融集團的真實寫照”。

　　而調節美國和世界金融行業的當代美國的聯邦儲備體系已成為美國和世界的超級壟斷力量。美聯儲主席雖然是美國政府任命，但是美聯儲其實是私人銀行組成的央行，這樣一個亦私亦公的機構一方面通過使私人銀行和金融機構加入聯邦儲備體系，或者參加聯邦存款保險的直接方式控制美國的金融機構，另一方面通過自己的利率等政策間接控制它們。考慮到美國在全球的金融霸權，其實它就是全球的金融控制和金融壟斷中心。

　　為了支持金融資本，美聯儲具有極權主義特點:它不受國會的限制，也不受美國總統的制約———美國總統任期只有4年，美聯儲主席任期則長達14年。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代替財政部的財政政策成為政府經濟調節的核心，但是對于社會來說生死攸關的這個部門的管理完全沒有民主可言，這反映了金融資本的壟斷性本質。

　　金融資本壟斷的最高表現就是金融寡頭直接參政，直接控制政府的金融管理部門，因此出現這樣的現象:“召開行政會議時，大金融利益集團的代表發現自己桌子對面坐著的就是以前的同事或主管(有時是競爭對手)”，“比爾·克林頓挑選高盛集團聯合董事長羅伯特·魯賓為其第一任財政部長，小布什則選擇高盛集團董事長亨利·保爾森為其第三任財政部長”。

　　而產業資本的集中與壟斷卻表現出比較復雜的特點。一是在傳統的制造業如鋼鐵、汽車等領域，壟斷在進一步加強。二是在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新興工業部門，壟斷雖然存在，但是壟斷的形式開始由規模壟斷轉向技術壟斷。“技術壟斷形態具有開放性，而規模壟斷具有封閉性。在技術壟斷形態下，沒有任何力量會阻止潛在競爭者開發出比現有市場先導者更先進的技術和產品。新技術、新產品是沒有窮盡的，競爭也就不可能停止。”由于信息技術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主導產業，它的這一特點使整個產業資本行業出現了更多的競爭態勢。三是出現全球產業鏈控制和壟斷模式。20世紀70年代初，為了克服普遍而深重的滯脹危機，西方國家開始通過外包的方式將工業制造和組裝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自己仍然控制產業鏈的頂端如核心技術和產品設計。所以，信息產業等雖然加大了產業資本的競爭，但是總的來說，在全球，壟斷資本通過控制生產鏈卻擴大了壟斷的廣度和深度。它們還一如傳統帝國主義時代，控制原料和燃料。它們利用自己的金融優勢將大宗商品的交易引入金融市場，這種控制比舊時代尤烈。另外，它們還創造了一個新的控制環節———銷售環節，從傳統的賣家壟斷發展出新的買家壟斷，像沃爾瑪這樣的超級買家運用自己的壟斷銷售的力量來控制生產環節的價格。

　　(二)從單向的資本輸出變為雙向的資本流動

　　列寧指出，商品輸出是與工業資本占統治地位相適應的特征，而資本輸出則是與金融資本占統治地位相適應的特征。由于資本輸出是立足于各個民族國家向國外爭奪殖民地，所以，資本輸出必然導致瓜分世界斗爭的激化。但是，全球化和自由化的金融市場的形成，導致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的資本出現雙向性流動，拉丁美洲所有國家和美國之間的資本收益流動數據就說明了這一點。“1965—2005年間，自拉丁美洲流入美國的資本收益急劇增加，從20世紀60年代的0.2%升至70年代晚期以來大約0.7%的水平……但我們也可以注意到自美國流入拉丁美洲的資本收益的急劇上升，在上述增加的大約六年后，即1978—1988年間，達到大約0.5%的水平。”從美國流入拉美的資本收益的大增正是拉美國家上層階級大量投資美國的結果。

　　這種雙向流動使原來的列強的統治者之間以及弱國反對列強的民族主義的斗爭大大減少，全世界的上層普遍更多地融合了，但是各國內部的階級斗爭加劇了。列寧曾經論述的富國利用壟斷超額利潤豢養工人貴族的現象減少，在富國也開始出現大規模的第三世界化現象。20世紀70年代以后，跨國公司通過外包將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因此得到很大發展，即使在危機時期也是利潤高漲，但是國內稅收等卻沒有相應增長，因為這些贏利主要來自海外。美歐大企業當前的海外贏利均超過了國內。2007年，美國大企業海外贏利8840億美元，而國內贏利只有7140億美元。到2008年，美國大企業海外贏利9563億，而國內贏利減至5320億美元。這些海外贏利一般納稅很少。但是西方國家的政府和私人的開支卻不能減少，只好都通過借債消費，最后先后形成次貸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由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基礎事實上已經改變，但是它們仍然基本保留著二戰后以福利國家和階級妥協為基礎的上層建筑，這二者之間的矛盾現在終于爆發了，導致占領華爾街式的被統治階級反對統治階級的政治危機和美國政府關門這樣的統治階級內部的政治危機。

　　(三)金融資本的停滯性和危機趨勢

　　20世紀70年代以來壟斷資本主義的停滯趨勢重新顯現出來，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化的基本背景就是這種停滯化。法國學者弗朗索瓦·沙奈認為，“金融化是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典矛盾(這一矛盾在1950年到1974年的衰退以前被長期抑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重新出現導致投資于生產的資本日益無利可圖，于是逐漸積累起來的大量資本作為借貸資本力圖以金融的方式增殖。”

　　美國每月評論學派對此有深刻的闡述，他們說，“美國經濟的真正增長率，20世紀70年代低于20世紀60年代;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低于20世紀70年代”;而21世紀頭十年“成為20世紀30年代到目前為止，經濟表現最差的十年”。面對停滯的困境，“金融擴張成為體系的主要修復手段，但卻不能克服經濟體根本的結構缺陷。就像毒品上癮一樣，僅僅為了保持系統的運行，每一步都需要新的、更大規模的修復”。在這次金融大危機以及其后的大衰退中，全球央行機構和政府投入了數十萬億美元以救助金融機構，后果之一是政府債務大增，于是歐洲和美國都爆發了新的危機即主權債務危機。

　　而被救助的金融機構繼續窩藏著自己的有毒資產，甚至繼續擴大經營有毒資產，因為它們的股票的價格主要來自有毒資產市值的波動。這其實意味著下一次的規模更大的金融危機還會到來。而由于金融化經濟就是建立在不透明和對風險的追逐之上，對它們實施任何限制都會威脅、動搖整個金融化進程。這表明當前的經濟體系已經病入膏肓。

　　(四)金融資本內在的不穩定性、不平衡性和戰爭趨勢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關于國際政治的，其要點是:金融資本都力圖占有更多的殖民地，以輸出資本、控制原料產地和輸出商品，導致世界領土被瓜分完備;由于列強之間斗爭關系的法則是完全取決于實力，而列強之間發展不平衡又是絕對的規律，所以列強之間會不斷掀起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戰爭，帝國主義就意味著戰爭。

　　二戰后列強之間并沒有發生戰爭，這說明列寧關于金融資本之間的民族主義的激烈競爭的相關論述已經很大程度上不適用了。這是因為，金融資本不再是和大企業結合，以民族國家為后盾，激烈爭奪殖民地。二戰后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比其他西方國家都強大很多，它極力膨脹自己的國家力量，削弱戰前列強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從而根本性地改變了戰前較平等的以民族國家為主角的列強格局，民族國家在西方大為削弱。二戰后壟斷資本總的來說是一個接近毛澤東三個世界式的金字塔結構，美國壟斷資本處于金字塔頂尖，享有超級的壟斷力量，包括金融壟斷、軍事壟斷、高科技壟斷和資源、糧食壟斷力量，壓制了列強之爭。

　　同時，金融資本的爭奪戰場從實體性的殖民地轉向較虛擬的全球金融市場，這種虛擬空間中的爭奪的廣度和彈性要比對具體領土的爭奪大得多。

　　但是，列寧關于金融資本統治時代國際政治的基本原則，即所有金融資本拼命追求絕對統治，它們互相之間的關系完全決定于實力多寡，它們之間的實力不斷走向不平衡，因此它們之間必然不斷爆發激烈沖突，這些都還是基本適用于當今時代的現實的。

　　二戰后壟斷資本以一種超級壟斷和超級實力來遏制金融寡頭之間的惡性競爭。但是，不平衡規律仍然在頑強地發生作用。到20世紀60年代末，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實力開始接近美國，于是傳統的列強之爭又出現了端倪。1971年，美國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但是長期維持龐大的國際收支赤字的美元仍然作為國際主要的儲備和結算貨幣，這種情況對國際經濟的長期平衡發展不利，特別是對擁有大量美元儲備的德日不利，但是對美國經濟霸權的恢復卻極為有利。1973年，中東石油危機爆發，美國接受了高油價，但是要求石油生產國石油以美元計價，這樣美國又把德日置于比自己不利的地位，因為德日的石油基本完全依賴進口，它們不得不支付更多的錢，美國雖然也必須支付錢，但是由于石油是以美元計價，所以它事實上只要印刷美元就可以了，但是德日卻必須辛苦去掙。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利用第三世界的廉價勞動力和低環境標準，外包低報酬的工作崗位，以之與歐洲和日本有利于勞工的強大社會福利傳統展開競爭。后來又對德日展開金融戰，先后通過盧浮宮協定和廣場協定，強迫德日貨幣升值，瓦解德日制造業出口對自己的威脅。通過以上措施，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迎來大繁榮，又將德日遠遠甩在身后。

　　美國這樣做，不僅復活了傳統的列強爭霸，而且恢復了帝國主義時代的高度經濟動蕩。美英利用自己的金融優勢地位，一直頑固地推動金融自由化并且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仍然拒絕加強監管，以維持自己的金融利益。但是其代價是全球一直伴隨著嚴重的不穩定和危機:日本從1990年至今的危機，墨西哥危機(1994年)，亞洲金融危機(1997—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1998年)，巴西危機(1999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2000年3月)，阿根廷危機(2001年)以及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

　　正是因為看到了世界重回以鄰為壑的時代，所以西方國家內部也紛紛自找出路，歐盟推出歐元并追求政治自主，日本和中國對抗，同時又借此企求從美國統治下擺脫出來。

　　展望未來，可以看出列寧關于金融資本在國際政治中的發展規律基本上仍是正確的。

　　(五)當前金融資本的部分技術進步性和歷史意義

　　馬克思指出，銀行資本“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精巧和最發達的產物”，“銀行制度造成了社會范圍的公共簿記和生產資料的公共的分配的形式”。可見，馬克思認為，銀行資本等是很精巧而發達的技術，在生產的社會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列寧也高度重視金融資本在技術上的進步意義，他說:“大家都知道，銀行是現代經濟生活的中心，是整個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神經中樞。談調節經濟生活而避開銀行國有化問題，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極端無知。”他認為，正是這種已經建立的聯系才使社會主義在技術上成為可能而不是純粹的空想。他還說:“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以前的舊的國民經濟體系不同，它使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形成了一種極密切的聯系和相互依存的關系……由銀行統治生產的現代資本主義，又使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這種相互依存關系發展到了最高峰。銀行和各大工商業部門不可分割地長合在一起……要認真調節經濟生活，就要把銀行和辛迪加同時收歸國有。”他后來談到的建設國家資本主義所涉及的集中性、統計能力和監督能力等社會化功能很大程度上是和金融資本在經濟中建立的密網分不開的。

　　因此，“金融資本不是經典意義上的食利資本。不能把金融資本與經濟發展簡單對立起來，資本的增殖過程需要金融資本的介入，它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金融資本并非置身于生產變革過程之外……金融資本特別是風險資本的發展為促進新技術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確實，金融資本如果利用得當的話確實是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的，而且將成為未來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重要經濟調節網絡。

　　四、結論

　　綜上所述，當前的金融資本和列寧時代相比，確實有了很大變化，它的頂層是比二戰前更高的超級壟斷，它的上層和中層甚至下層統治者之間具有了更多的國際性，因此避免了列強戰爭，它的統治方式更多采用了金融市場手段而不是直接控制壟斷企業的超經濟壟斷手段，因此是一種更精致也更廣泛而深入的壟斷。

　　全球化的自由化的金融市場的發展使普通人都卷入了金融，好像資本主義更具有了人民性和社會性，因此有人主張新的資本主義應該叫“人民資本主義”或者“社會資本主義”。這些說法如果是指當前資本主義將更多的人卷入了市場關系或者其生產關系更加社會化了，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以此認為資本主義變得更民主或者傾向社會主義了，那就是錯誤的，因為事實是，這樣的變化使金融資本獲得了更大、更普遍的權力。

　　資本很久以來就擴大社會持股和員工持股，使整個社會中持有股票的人的比例越來越大。后來通過金融化，資本對工人的統治就更加深入而精致了。由于信息化和金融全球化，銀行能夠準確及時并24小時地處理全球信息，而且銀行業務越來越多樣化、全能化，原來沒有被納入金融剝削的領域，例如工人的消費、養老金等，都金融化了，甚至居民的債務也被打包作為證券出賣。通過這樣的新安排，工人的整個生活，無論哪個方面，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被卷入資本的邏輯。正是由于工人的未來收入被納入金融剝削，所以無產階級現在負債大量增多，從“無產階級”變成“負產階級”了。

　　金融化的本質是將更多的人卷入金融游戲，使金融社會化，但是社會化中的收益由壟斷資本獲得，而將風險轉嫁給社會。被卷入的民眾大多不可能理解金融操縱內幕，危機發生后，那些大資本及其代理人早已經賺得盆滿缽滿，而大量的普通人卻失去了家園、工作和養老金。由于金融化，民眾更深地卷入資本體系，更普遍、更經常地受害。這樣看來，很多媒體對所謂工人也能得到資本性收入的贊美就只是一個諷刺了。

　　金融化后的金融資本的權力不是分散了，而是更加集中了。美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仍然存在并強化，它通過軍事技術和能源壟斷以及美聯儲、財政部等機構繼續給金融資本以堅決支持，形成一個超級壟斷集團，“這個統治集團是一個網絡，其中心是經營銀行、保險公司、投資銀行和對沖基金的人以及能源、軍事外交集團”。全球化金融網絡這樣一個精制的調節世界經濟的機器現在服務于以美國超級壟斷集團為代表的金融資本。這意味著，未來向新社會的過渡，必須改變這一機器的服務方向，同時必須借鑒和利用其非階級性的生產社會化管理功能的一面。

　　原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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