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左翼”和“右翼”或“左派”和“右派”是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政治概念,但作為思想傾向,古已有之。現代西方左翼思想經歷了三次高潮。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資產階級自由思潮是第一次左翼思想高潮,其對立面是保皇派和古典保守主義。19世紀的空想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構成第二次左翼思想高潮,其對立面是古典自由主義。1960年代以來,新左派和新社會運動構成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其對立面是新右派。以經濟議題為焦點的第二次左翼思潮影響深遠。但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卻偏離經濟議題和階級對抗,其多元化趨勢使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政治關系發生了深刻變化,形成中派崛起,兩極均衡,中左派和中右派妥協調和的政治格局。從而,使當代西方社會政治傾向寬容、開放和多樣化。
作者:延安大學政法學院 張純厚
“左派”和“右派”概念出現在法國革命中,并且演變出了極端左派、極端右派、中左派和中右派等政治意識形態措詞。20世紀初,左派和右派成為與特定黨派和政治意識形態相聯系的用語。關于左派和右派的含義,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麥克維爾(Robert Maclver)在1947年出版的《政府網絡》一書中這樣描述:右派是與上層或統治階級相聯系的黨派,左派則代表下層階級,中派是中間階級。右派維護現行特權和權力,左派則反對特權和舊的權力結構。右派迎合由出身和財富所決定的等級身份;左派則為身份和地位平等而斗爭,代表弱勢群體說話[1]。因此,法國人將右派稱為“秩序黨”,將左派稱為“運動黨”[2]。這種僅僅將左派與平等相聯系的觀點是不全面的。爭取個人與群體的自主和自由也是左翼思想的重要特征。在現代政治歷史中,左派與民主的發展緊密相關。民主是體現平等和自由的社會制度。訴諸平等、自由的民主要求,尋求改變現狀,是現代左派的特征;維護等級制和精英主義,主張維持現狀或回到過去,則是現代右派的特征。任何黨派都代表一定的社會階級,在其上升階段,屬于進取的左派;而在其發展的中后期階段,則會轉變為保守的右派。左派和右派也會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民主會偏向平等,或偏向自由。所以,特定的左派和右派帶有具體的歷史特點。
回顧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左翼思潮經歷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發生在15世紀到18世紀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中的追求平等、自由,要求改變封建等級制度、人身依附關系和教皇神權統治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以及農民、城市平民追求平等的政治思潮,其共同的右派對立面是封建保皇勢力。第二次高潮出現在19世紀,即以科學社會主義為主導的要求政治經濟平等的政治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一時期,封建勢力衰落,資產階級要求維持現狀,代表資產階級主流思想的古典自由主義從左翼走向右傾和保守。第三次高潮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表現為各種批判資本主義制度,要求實現社會文化領域的平等自由,甚至人與自然的平等和諧的新左派和新社會運動。這三次高潮既有思想來源上的關聯性和傳承關系,又有各自的特點,與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緊密相關。本文旨在探討三次左翼思想高潮的歷史性和具體性,及其與特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背景的聯系,特別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左翼思潮對于當代西方社會政治的影響。
一、西方三次左翼思想高潮的確認
法國革命中以山岳派和雅各賓派為代表的等級會議中的第三等級,即共和制的支持者被看作激進左翼,與之相對立的右翼是君主制的支持者。1848年革命后,這種左翼與右翼的對立淡出歷史。人們發現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再具有左翼特征,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反對資本主義的思想派別則具備了左翼特征。19世紀和20世紀初,西方國家的工會組織常常與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理念相聯系,被看作左派。1950年代以后,民權運動和反戰運動被看作左派運動,作為新社會運動核心思想的新馬克思主義則被看作“新左派”[3]。由此可見,在西方思想界,法國革命中的資產階級革命派、馬克思主義者和新左派分別代表特定時期的左派政治勢力。但這是不全面的。因為,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派不是一個獨立的思想派別,而是啟蒙運動思想的延續,啟蒙運動又與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緊密銜接。因此,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應為同一時期的左翼思潮的不同側面,屬于同一個左翼思想高潮。這樣,便有三次現代左翼思想高潮:第一次是由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組成的左翼思想高潮;第二次指19世紀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左翼思想高潮;第三次指1960年代以來的以新左派為核心、以新社會運動為主要內容的反傳統的左翼思想高潮。
第一次左翼思想高潮從文藝復興開始,到法國大革命結束,歷經四百余年,自始至終體現著追求平等、自由和挑戰現狀的左翼精神。意大利人文主義哲學家皮科·米蘭多拉于1486年寫了《關于人的尊嚴的演講》,作為哲學、自然哲學、宗教、魔法等方面的900個論題的開場白,被看作《文藝復興宣言》。這種尊重人的思想包含著對于個人平等的追求[4]。布魯諾和伽利略的天文學思想對被羅馬天主教推崇為權威的亞里士多德地心說發起了挑戰。斯賓諾莎的泛神論思想則挑戰了當時的宗教教條[5]。文藝復興發源于當時歐洲的商業中心---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意味著擺脫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爭取經濟和人身自由。同時,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興起的歐洲民族國家要求擺脫教皇的干預,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平等。馬基雅維利的現實主義政治、博丹的主權思想和格勞秀斯的以自然權利為基礎的國際法思想反映了這一歷史趨勢。
在文藝復興的人道主義和個性精神感召下,發生了宗教改革。其基本傾向是:信眾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和自由,以及民族國家的主權獨立及其與羅馬教庭之間的平等地位。14世紀,在英國,以約翰·威克利夫為領袖的羅拉德派運動傳播一種“被拯救者的教會”的觀念,認為上帝對于信眾命運先定,無需通過神職人員;主張使徒保持貧窮,對教會財產課稅等取消教會特殊地位的平等思想[6]。1517年,馬丁·路德以《九十五條論綱》發動了清教改革運動,反對教皇用贖罪券騙取錢財,提出因信得救( justification by faith),挑戰教階制和教皇權威,反對祭司制度,認為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平等的教士身份[7];破除神職人員不能結婚的天主教傳統,推進了基督教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傾向[8]。約翰·加爾文的“先定說”不僅倡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而且倡導個人在現實生活中的自由競爭[9]。
借助造紙和印刷術,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促使民族國家和愛國主義興起。幾乎所有著名宗教改革家的改革活動都得到了各地民眾、貴族或國王的支持。宗教改革家們推翻教皇高于國王的傳統,認為塵世王權高于教皇和教會權力,體現了國家獨立和民族平等精神。宗教改革者反對天主教只允許使用拉丁文圣經的傳統,促進了基督教的民族化和民族國家的形成[10]。1529年到1536年期間,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實現了英國教會的民族化,建立英國教會。加爾文則在日內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自治政府[11]。所以,宗教改革有時被稱為“行政官改革”[12]。
文藝復興開啟的追求平等和自由的左翼思想在啟蒙運動中達到了最高潮。啟蒙運動的最突出特征,是以理性而不是以神性,作為社會和政治合法性與權威的主要來源。以百科全書派為代表的法國戰斗唯物主義和無神論者采用了理性主義的思想方法。盧梭和孟德斯鳩在他們的社會政治觀點中表達了唯物主義的思想傾向。斯賓諾莎和伏爾泰具有傾向唯物主義的自然神論思想。休謨和康德以不可知論挑戰宗教思想的權威。洛克在《政府論》上篇中系統地批判了菲爾默的父權論和君權神授思想[13]。潘恩在《理性時代》一書中倡導自然神論,尊崇理性和自由思想,反對制度化的宗教[14]。
霍布斯則走向無神論。這種挑戰宗教權威的左翼思想在法國大革命的反教會熱潮中達到頂點。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提出的社會契約論賦予主權者絕對權威,但也發展了個人權利、人的自然平等、以人民同意為基礎的代議制、守法和個人自由等自由民主思想[15]。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論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演變為經典共和主義、公意和主權在民思想;在洛克的《政府論》中成為以財產權為重點,包括生命、自由和資產的人民的天賦權利,以及推翻違背契約的暴君的權利,成為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16]。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杰弗遜將洛克的自然權利修改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法國1789年《人權宣言》第一條規定:“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第二條將“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規定為“自由、財產、安全及反抗壓迫”。
啟蒙運動的自由、平等思想進一步表現在分權思想和宗教寬容思想中。洛克在《政府論》下篇中提出立法權、行政權和實為外交權的聯邦權相互分離,以免立法部門利用法律來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從防止政治專制、保護政治自由出發,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思想[17]。在《關于寬容的一封信》中,洛克提出宗教寬容思想[18],這種思想在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中發展為信仰自由思想。與這種左翼思潮相聯系的是以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為代表的大西洋系列革命。
在第一次左翼思想高潮時期,斯多葛派和基督教的普世主義思想演變為以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和托馬索·康帕內拉的《太陽城》為代表的空想共產主義思想。這種超越當時主流思想的左翼思潮預示了新的左翼思想高潮的到來。19世紀是第二次左翼思潮的時代,其左翼思潮包括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是這一時代的代表性左翼思想。1848年革命之后,資本主義制度在歐美主要國家基本確立。在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則已經超出自由資本主義制度所能容納的限度。封建勢力退出歷史舞臺,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成為政治思想的重點關注點。19世紀初,圣西門、傅立葉、歐文揭露資本主義所導致的對于工人的殘酷剝削、宏觀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和政治的黑暗腐敗,提出社會主義改革方案,試圖通過喚起資產階級的良知,來將資本主義私有制變為公有制,實現經濟平等。馬克思和恩格斯改造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創立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并運用這一世界觀研究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1847年11月,在他們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首次提出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反映工人階級對于政治、經濟平等的要求。隨著1864年第一國際的成立,開始了科學社會主義運動,推進了工人爭取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要求選舉權的政治斗爭。構成這一左翼思潮的還有英國威廉·葛德文、法國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美國約書亞·沃倫和俄國米哈伊爾·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以及伊朗馬茲達克、英國威廉·莫里斯、普魯士威廉·魏特林、美國愛德華·貝拉米等人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
同時,資產階級思想界內部分化出折衷主義的功利主義和實證主義,試圖改造古典自由主義,改良資本主義。隨后,出現吸取社會主義因素的社會自由主義。與凱恩斯經濟學相結合,這種新的自由主義思想推動了福利國家政策的實行,維持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東方被付諸政治實踐。在西方,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工人階級政黨卻蛻變為資產階級政治機器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出現了匈牙利格奧爾格·盧卡奇、德國卡爾·柯爾施和意大利安東尼奧·葛蘭西開創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后來,演變為包括以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批判理論、以英國杰拉德·柯亨的學說為代表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和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新馬克思主義。其中,法蘭克福學派的赫伯特·馬爾庫塞的《愛欲與文明》和《單向度的人》兩本書揭露當代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制造虛假需求,推動消費主義,導致社會壓抑,抑制人的自然本能。為了反對這種吸納一切的控制方法,馬爾庫塞提出“大拒絕”口號,主張在受排斥的少數族裔、局外人和激進知識分子中培養激進思想和反對派[19]。因此,馬爾庫塞被稱為“新左派之父”。在《清醒的社會》一書中,愛利希·弗羅姆從馬克思早年著作中的人道主義思想出發,贊賞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由此,他被看作人道社會主義的奠基人之一[20]。這種張揚人性的文化批判開啟了新左派運動。這一左翼思想高潮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出現,表現為以新左派為核心的新社會運動。
老左派大多聚焦于勞工組織和社會階級,新左派則尋求廣泛領域的社會改革,重點是性別、種族和性關系傾向,試圖發動一場依靠社會活動分子而非產業工人的社會革命,被稱為社會行動主義[21]。新左派的形成,起因于西方各國共產黨的一部分成員不滿1956年蘇聯對于匈牙利事件的處理方式。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之后,一些受法蘭克福學派影響的英美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表現出更多的對于政治民主的要求。在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和拉爾夫·米利班德創立了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和《理性者》雜志。1957年被英國共產黨驅逐后,該雜志更名為《新理性者》。1960年,這一雜志與《大學與左派評論》合并,創立《新左派評論》,試圖綜合不同于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修正主義、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發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從而使文化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大學生中得以傳播。1960年代中后期,英國大學校園出現“新左派”團體,倫敦經濟學院成為學生激進活動的重要場所[22]。
1960年代,在美國,新左派運動與民權運動、校園嬉皮士和反戰等激進政治運動一同發展起來。運動的核心是激進組織,“爭取民主社會的學生”,主要由爭取民權、大學改革、反對越戰的白人學生組成。1962年,社會政治活動家湯姆·海登為該組織寫的《休倫港聲明》倡導以非暴力違抗為基礎的參與性民主。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于1960年寫的《給新左派的信》使“新左派”一詞流行起來。米爾斯認為新左派意識形態已經放棄了傳統的對于勞工問題的關注,而開始關注異化、社會變態和權威主義問題,亦即關注反文化價值觀,并提出“反體制”(anti establishment)概念,聲稱無產階級已經不再是革命力量,革命變革的新的原動力是青年知識分子[23]。新左派學生深入窮人社區,組織廣泛的基層運動。同時,出現具有新左派特征的女權運動;環境保護運動中的生態社會主義、綠色和平主義和保護少數族裔與弱勢社區利益的環境正義運動,也與新左派結合起來。由此,衍生出支持廢除死刑,倡導同性結婚、性自由、干細胞研究和自由墮胎的反文化潮流[24]。
在英美新左派運動蓬勃發展之時,法國的反越戰示威和1968年的“五月風暴”,具有文化馬克思主義的特征。其他國家如荷蘭,也有類似的反文化運動。在德國,綠黨甚至在比例代表制競選中,跨過百分之五的門檻,組織了議會黨團,成為不可忽視的政治勢力。同時,主要包括基督教左派和猶太教左派的西方宗教左派自從1960年代以來也比較活躍。他們依據宗教教義中的寬容和平等精神,支持社會正義,包括救助窮人、受壓迫的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支持建立全民保健和社會福利,援助弱小國家等[25]。
這樣,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便呈現出全面批判和顛覆西方傳統意識形態的態勢。與前兩次左翼思潮的突出區別在于,其斗爭的焦點不再聚焦在經濟利益和階級對立上,并且,不具備有組織的政治斗爭的特點,表現為自發抗議的社會活動。其對立面是以支持里根政策和撒切爾主義的新右派為代表的保守勢力,突出的思想代表是美國的新保守主義。法國五月風暴失敗后,新左派更加關注第三世界的解放,支持“第三世界主義”。
注:數據來自《美國全國選舉研究》(ANES)累積文檔,通過交叉列表運算獲取。“教育”指變量VCF0110,R Education 4 cate-gory。“主流清教”和“福音傳教派清教”的數據來自變量VCF0128a,Religion of R 7 category的數值1和2。“自稱自由主義者”來自變量VCF0849,Summary:Liberal Conservative Position of R的數值1。“民權推進太快”來自變量VCF0814,R Opinion:CivilRights Pushes Too Fast or Not Fast Enough的數值3。“增加政府環保開支”來自變量VCF9047,Environment Federal Spending的數值1。“贊同男女平等”來自VCF0834,R Placement:Women Equal Role Scale的數據1、2和3的總和。“立法使同性戀不受歧視”來自變量VCF0876,R Opinion:Law to Protect Homosexuals Against Discrimination的數值1。
表1顯示,1980年代末,美國民意測驗應答者中,具有高學歷者明顯地比較傾向于自稱自由主義者,支持民權運動,支持環保事業,贊同男女平等,寬容同性戀,較多地信奉比較自由化的主流清教,而很少信奉傾向原教旨主義的福音傳教派。這說明,新社會運動的參與者主要為新中產階級,即教育程度較高的白領階層。這也說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及其社會力量確實發生了重大變化。也即是說,新左派主要來自高學歷的白領階層,新右派則主要來自教育程度較低的藍領階層。
二、西方三次左翼思想高潮的歷史性和具體性
馬克思說:“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現象。”“‘人類理性不創造真理',真理蘊藏在絕對的永恒的理性的深處。它只能發現真理。但是直到現在它所發現的真理是不完備的,不充足的,因而是矛盾的。”[26]西方三次左翼思想高潮都反映了特定時代的物質生產發展的要求和社會政治關系的發展趨勢,起到了解放思想、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構成人類認識和變革社會政治經濟關系的環節。然而,由于物質生產發展狀況和社會、政治關系的限制,它們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歷史局限性。
第一次左翼思想高潮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要求。這一階級代表高于農業經濟的工業大生產,但仍然屬于占人口少數的剝削階級,與舊的封建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而,其自由平等思想帶有明顯的不徹底性和封建貴族思想的痕跡。文藝復興尚未擺脫神學的藩籬;宗教改革的主流思想只反教皇,不反國王和貴族,甚至支持國王鎮壓農民起義。清教改革推進了信徒平等和民族獨立,但也加劇了教派對立和對于異教徒的鎮壓。比如,肺循環的發現者,西班牙清教神學家和醫生邁克爾·塞爾維特被加爾文認定為異端,用火刑燒死[27],從而導致了新舊教之間的長期沖突和戰爭。
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深受古希臘羅馬政治思想的影響,既繼承了奴隸主民主和共和政治的基本原則,也繼承了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政治和社會歧視傳統。古代奴隸制民主剝奪奴隸、外族人、婦女和貧窮自由民的政治權利。相對于古希臘奴隸制民主,在羅馬奴隸制共和國中,這種政治歧視表現得更為典型。羅馬共和國的政治歧視傳統在中世紀延續下來。作為最早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英國議會制度將這一傳統演變為歧視窮人、少數族裔和婦女。作為啟蒙運動主導思想的古典自由主義反映和維護這種具有嚴重平等缺失的有限民主。
英國曾在公元43年到公元5世紀間屬于羅馬帝國的一個省。公元13世紀,法國征服者在英國開啟了議會制度,法國則在公元2世紀末到公元5世紀末,屬于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具有羅馬政治文化傳統。因而,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政治傳承了古羅馬奴隸主共和制的政治歧視傳統。洛克所講的具有自然權利的人民實際上只是占人口很小比例的封建貴族殘余和新興資產階級。在英國,上院由國王任命,下院由占人口極少數的有公民權的成年男性富人選舉。1430年立法規定:公民權只給予至少有40先令終身財產權的成年男性居民。一些歷史學家估計,當時只有3%的成年男性有公民權。并且,下院議員的選舉常常被地方顯貴操控,選舉人也會被賄賂收買[28]。美國在殖民地時期,各地沿用了英國的公民權限制原則。一般來說,只有有一定終身財產權的男性白人才有選舉權,黑人中的大部分、印弟安人、婦女、沒有土地的白人男子則沒有政治權利[29]。美國革命維持了這種基于財產、種族和性別的政治歧視。法國的《人權宣言》、美國的《獨立宣言》和被稱為“權利法案”的美國憲法修正案前十條都是歧視婦女的男性權利宣言;法國的革命政府把女權主義者送上斷頭臺,取締婦女組織。
盧梭吸取了古希臘的直接民主思想,同時,也具有與古希臘民主政治一脈相承的歧視婦女的思想。在《愛彌爾》第5卷中,盧梭認為婦女應當被動、柔弱、不反抗,并特別能取悅男人[30]。雖然盧梭的人民主權思想對于18、19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起了很大的感召作用,但其在法國革命中所導致的多數人暴政、激進、暴力和持續動亂,證明了其所模仿的古希臘直接民主思想的簡單化和缺乏可操作性的缺陷,其抽象的“公意”思想和強迫服從公意的思想成為壓制不同意見和個人自由,維護多數人暴政的思想基礎。
另一方面,古典自由主義卻給予資產階級沒有限制的發財致富的經濟自由。格勞秀斯將維護私有財產看作自然權利,洛克則將財產權看作三大自然權利的核心。他說:“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31]然而,這不過是保護資產階級的財產權,因為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沒有或只有很少的財產,不需要保護。路德以“因信得救”的教義,加爾文以“先定說”表達了資產階級對于市場經濟自由的要求。恩格斯說,加爾文的先定學說反映了市場經濟中的商業競爭[32]。杰斐遜在《獨立宣言》中所說的追求幸福的自然權利,不過是商場上的成功者的權利。
這種自由主義政治哲理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書中得到了經濟學上的理論支持。斯密認為,自由市場上的自私自利的競爭會降低價格,從而使全社會受益,這便是所謂的“看不見的手”[33]。與自然權利思想相結合,這種自由經濟思想給予每個人同等的市場競爭和發財致富的權利,但競爭的結果卻是不平等的。這便是形式上的平等,實質上的不平等,或虛假的平等。這種自由民主制度剌激了社會財富的急劇增長,但也導致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政治、社會不穩定,同時迅速擴大了貧富差別,導致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之間的嚴重的階級對立。資本家有發財致富的自由,窮人卻只有出賣勞動力和接受剝削的自由;而且,由于對于選舉權的財產限制,工人也沒有政治權利。針對這種不平等的制度,傅立葉說:“文明制度的結構除了生產若干巨大的財富外,只能生產各種駭人聽聞的事物和無權的赤貧者。”[34]
在資本主義制度確立之后,古典自由主義成為維護資產階級既得利益的保守思想。赫伯特·斯賓塞將查爾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的生物進化論引入社會學和倫理道德領域,提出“適者生存”的概念和同等自由原則。這種將古典自由主義原則絕對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顯然是在阻止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變革[35]。
19世紀初,傅立葉、圣西門、歐文以及法國的埃蒂耶納·卡貝提出空想社會主義構想,尋求政府權貴和資本家的支持,但都遭到冷遇。19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成為社會主義學說的主流,立即遭到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壓制和迫害。在學術界,馬克斯·韋伯反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將資本主義經濟的出現歸因于清教倫理精神,并且批評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是不理性的[36]。對于韋伯的資本主義起源觀點,約瑟夫·熊彼特批駁說,14世紀時,資本主義就在意大利的米蘭、威尼斯和佛羅倫薩等自治市具備了初步形態,而清教在16世紀方才出現[37]。爾后,社會主義經久不衰,因為它反映了人民對于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缺乏平等的不滿,科學社會主義則更徹底地反映了人民對于政治經濟平等的要求。
馬克思說:“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但作為過渡性的政策,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階段,還只能實行會產生不平等結果的按勞分配原則[38]。馬克思認為,“自由貿易引起過去的民族瓦解,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對立達到了頂點”,所以,“要消滅資產階級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39]。當馬克思說“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的時候,意謂爭得平等的政治經濟關系。列寧也說:“民主意味著平等。”[40]這無疑擊中了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要害。然而,由于具體歷史條件的限制,馬克思和列寧都沒有提出一個完整的民主概念。后來,由于教條主義地照搬馬克思和列寧的平等思想,導致斯大林體制中忽視保護個人自由和不同意見的制度缺陷。列寧將階級平等引申到民族平等,并將其與被壓迫民族的“政治自決權,即分離權”相聯系,將民族地方自治作為多民族國家實現統一的民族國家的過渡環節。蘇聯建立層層自治的聯邦體制,將這種民族自決和自治思想教條化;使用十五種官方語言、六十種媒介語言,違背適應市場經濟的民族國家政治規律,阻止民族交流和融合,維持了導致國家解體的文化沖突基礎。
另一方面,奧古斯特·孔德的實證主義和杰里米·邊沁、約翰·密爾的功利主義學說則試圖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進行彌補,從而成為資產階級中左派改良主義的先驅。受空想社會主義影響,孔德提出實證社會、和諧社會、人道宗教等觀點[41]。邊沁和密爾否認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的存在,將其稱為“蹺蹺板上的廢話”,卻將洛克的自由思想推向極致,結合古典自由主義和伊壁鳩魯快樂主義,提出“傷害原則”和“最大幸福原則”。傷害原則認為,只要不傷害他人,每個人都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權利[42];主張保障思想自由、追求個人志趣的自由和與他人交往與聯合的自由,防止多數人暴政,實行社會自由。最大幸福原則即政府的立法應遵循實惠原則,為最大多數人帶來最大快樂、最小痛苦[43]。同時主張不僅實行普選制,而且人民要有機會參與政府管理[44]。
實證主義和功利主義修正了自由主義,意味著資產階級內部的分化,對于后來的中左派社會自由主義福利國家政策的實施產生了重大影響。功利主義在男女平等、同性戀合法化、環境保護、動物權利等方面的思想則預示了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中平等思想的全面發展。美國進步運動旨在革除資本主義的社會不公和腐敗,與實證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共同之處在于主張緩和階級沖突,排斥社會達爾文主義,倡導男女平等[45]。功利主義成為社會自由主義的先驅,進步主義者則屬于早期的資產階級中左派。
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內部分化集中表現在社會自由主義的出現。這種自由主義又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或現代自由主義,旨在將自由主義與社會正義加以結合。在經濟領域,這種思想與古典自由主義背道而馳,認為不干涉個人自由和公平地制定與實施法律,尚不能保障自由平等,而應該采取積極的措施,去保障每個人都有獲取成功的平等機會。貧窮、骯臟和無知的生活狀況使得好多人不可能擁有自由和個性[46],自由平等只能在有益的社會和經濟環境中實現。與凱恩斯主義相結合,社會自由主義推動了福利國家政策的實施,為新的左翼思潮的出現創造了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
通過高稅收和社會福利,福利國家政策解決了赤窮問題,緩和了階級矛盾,從而使勞工階層不再有革命的要求。新的社會變革要求來自富足的新中產階級。在物質上,這些人只有對于奢侈生活的要求,即“鍍金的貧窮”[47]。新左派和新社會運動的參與者的生活條件決定了他們的變革要求偏離人類的基本生存需求,即由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科學家羅納德·英格哈特提出的后唯物主義( postma-terialism,又譯后物質主義)。這種觀點將馬斯洛的需求階梯倒過來,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年齡群的優先需求已經“從壓倒性地強調物質需求和物質性安全向更多地強調生活質量”轉移,亦即審美的滿足、歸屬、尊重和自我實現[48]。誠然,同性戀者的權利、性自由、墮胎、環境保護、廢除死刑、干細胞研究等問題是重要的,但世界上仍然存在很多貧窮的國家和地區,發達國家也還有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嚴重失業,仍然存在國際和各國內的安全問題,以及與這一系列問題相聯系的群體沖突。新左派失之于忽視人民的基本物質生活需求、和諧的群體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三、第二和第三次左翼思潮的社會政治影響
在第二次左翼思想高潮的影響下,資本主義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領域都發生了吸取社會主義因素的改良主義變革,以社會民主改革為主;在現實政治中,出現了具有政治優勢的中左派,資產階級右翼也演變為中右派。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將社會民主擴展到社會文化和社會生活領域,使經濟議題和階級對立淡化,出現意識形態多元化現象,導致政治格局重新洗牌,中左派與新左派結盟,中右派與新右派結盟。同時,出現了大黨對立均勢化,黨派格局多極化,中間選民強勢化的政治局面。
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馬克思主義產生了重大影響。馬克思與愛米爾·涂爾干(又譯迪爾凱姆、杜爾凱姆、杜克海姆)和馬克斯·韋伯一起,被西方社會科學界看作現代社會科學的三個主要設計師。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以及受社會主義影響的社會自由主義都對資本主義內部的變革產生了重要影響。第二次左翼思想高潮不僅推動了19世紀工人運動的高漲,而且促進了資產階級中左派的形成。19世紀資本主義國家對于政治經濟不公的局部糾正,從20世紀初到1960年代的福利國家政策的實施和選舉權的擴大,都是在第二次左翼思潮的影響下發生的。19世紀末,一些美國進步主義者支持社會主義,主張將生產資料收歸政府所有。在這種思想激勵下,出現了自然保護運動,推動立法加強對于食物衛生和摻假行為的監管[49]。一些美國學者認為,西奧多·羅斯福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選擇了平衡,羅斯福新政則是老羅斯福的進步主義政策的繼續[50]。如果說,功利主義和實證主義的改良主義思想與空想社會主義息息相關,社會自由主義的形成則與科學社會主義和東方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直接相關。英國社會自由主義者倫納德·霍布豪斯將自己的觀點稱為“自由社會主義”[51]。杜威主張用社會主義手段實現自由主義的目標,提出強調人的社會性和公共利益的新個人主義[52]。在德國,弗里德里希·瑙曼于1896年建立了全國社會聯盟,旨在將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倡導福利立法、罷工權利,以及企業的利潤分享。在法國,第三共和國的社會連帶主義者艾爾弗雷·德富耶和涂爾干,認為社會分工的發展導致更多的機會和個性獨立,但也帶來更加復雜的相互依賴,從而產生個人對于社會的義務;主張實行累進稅,支持公共工程和福利計劃[53]。然而,諸如累進稅和免費教育之類的福利國家政策,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提出來了。
二戰以后,在伯恩斯坦主義和費邊主義影響下,社會民主主義黨派參與資產階級議會政治。雖然,這些黨派背叛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但他們所保留的一些社會主義原則對于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具有平等主義傾向的福利國家政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并與美歐自由主義政黨共同構成了資產階級中左派。
在政治理論界,一般將中左派的社會自由主義政策與福利國家政策相聯系。這是很不全面的。20世紀初開始的社會自由主義改革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政治民主權利的擴大。二是社會民主制度的建立,包括通過再分配,實現經濟平等;實現勞資關系上的工作場所民主。社會民主的建立和完善是社會自由主義改革的主要特征。
政治民主權利的擴大是19世紀開始的選舉權改革的繼續。19世紀末,自由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喊出“平等和普遍的選舉權”的口號。1913年,挪威成為第一個實行男女普選權的國家。1918年,芬蘭、丹麥、愛沙尼亞等國陸續實行普選權。1928年,英國工黨政府實現了普選權。在美國,1870年的憲法修正案第15條給予非洲裔美國人選舉權,1920年的憲法修正案第19條給予婦女選舉權[54]。1960年代,民主黨政府支持民權運動,推動通過了《1964年民權法案》、憲法修正案第24條和《1965年選舉權法案》,取消人頭稅和“爺爺條款”(即白人可以因其先輩有選舉權,而無條件獲得選舉權)之類的土政策,保障黑人的選舉權,實施了普選權。美國的社會民主制度的建立從1890年代到1920年代的進步時代開始。1890年,通過了《受撫養者和殘疾人撫恤金法案》。從1912年到1920年,在進步主義的民主黨人伍德羅·威爾遜總統任期,在《1913年稅收法案》中建立了美國第一個累進稅法。系統的福利國家政策的實施始自英國。英國自由黨政府于1906年開始實施《自由主義福利改革》,工黨政府于1924年開始推動住房、教育、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改革。英國經濟學家威廉·貝弗里奇分別于1942年和1944年向國會提交兩份報告,設計了福利國家的經濟制度[55]。20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民主黨政府實施了旨在擴大內需、緩解經濟危機、縮小貧富差別的新政。二戰后,德國的中右派基督教民主聯盟政府采納奧度自由主義(又譯“調和自由主義”)或社會市場經濟思想,實行了對于市場的監控,并推進了由俾斯麥開始的福利國家政策。其他西歐國家也先后實行了福利國家政策。這些社會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屬于被稱為嵌入式自由主義的一部分,其含義是受節制的自由主義[56]。
勞資關系上的工作場所民主化改革也從英國開始,其思想先驅是費邊社的工業民主思想。費邊社改良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悉尼·維伯與其妻子比阿特里斯·維伯于1897年出版《工業民主》一書,發明了“集體交涉”一詞,意指工人組織起來,派代表與資方就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進行討價還價,從而形成一種工人參與企業決策,在工作場所分享責任和權利的機制。這在企業法中被稱為“共同決定”。這種思想也是推動工作場所民主和經濟民主的新工會主義的思想先驅[57]。19世紀初,西方資產階級政府開始通過立法,解決工人待遇差、工作條件惡劣和工作場所缺乏基本人權保障的狀況。從20世紀初開始,資產階級中左派政府逐步建立和完善工作場所民主和經濟民主體系。1936年,受工人運動支持、與共產國際有聯系的法國左翼政黨聯盟---人民陣線的布呂姆政府上臺。當年6月7日,該政府與作為雇主商會聯盟的法國生產總聯盟和法國總工會簽訂了系列性的馬丁榮協議,規定工人有權罷工,以及不得隨意開除工人代表。1936年到1938年左翼政府執政期間,法國立法規定給予工人與資方集體交涉等權利[58]。英國工黨政府于1970年通過的《同工同酬法案》,是第一個現代雇傭法[59]。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于1933年6月簽署的《國家工業復興法案》中有一項條款,給予工人組織工會和派代表與資方進行集體交涉的權利[60]。1938年通過的《公平勞動標準法案》規定每周工作時間不得超過44小時,在1950年減為40小時。1960年代,約翰·肯尼迪的新邊疆計劃和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進一步推動了經濟平等和社會民主。《1967年雇用中的年齡歧視法案》禁止對于40歲及以上的人實行聘用歧視,禁止在聘用中設定“一刀切”的年齡界限。
與新社會運動有關的社會民主包括民權、婦女地位和環境正義等層面。美國《1963年同工同酬法案》禁止在勞動報酬上對于婦女的歧視。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案》第7條禁止企事業單位中基于種族、宗教、性別和出生國的歧視。隨著婦女權利呼聲高漲,1977年出現了“家庭暴力”一詞;1990年代,出現“男子主義”和“男人運動”[61]。環境正義是又一社會民主問題。1970年代末,美國南部的一些企業將有毒有害廢料傾倒填埋在以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聚居區為主的窮人社區,引起抗議和司法案件。1980年代,基層群眾抗議請愿活動、社會活動分子游說鼓動活動、學者和政府相關部門的調查研究匯聚成環境正義運動。198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緊急規劃與社區權利知曉法案》,旨在讓公民得知臨近工廠的化學制品意外事件的危險。1992年,在老布什總統任內,美國環保局設立了一個環境正義辦公室。克林頓于1994年2月11日發布了第12898號行政命令,責令聯邦政府部門重視傷害有色族群的環境問題[62]。
社會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改革將民主從政治領域擴展到社會領域,彌補了古典自由主義的缺陷,形成完整的政治社會民主機制,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持續發展起了關鍵作用。由此,資產階級政府在1929年發生的經濟危機中避免了整個體制的崩潰。1932年底,小羅斯福當選總統時,美國失業率達到25%。經濟危機孕育了社會政治危機。研究美國工人運動史的學者注意到,大蕭條顯現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拙劣,使尋求推翻資本主義的組織復活了,一些工人追隨諸如共產主義的激進運動[63]。1930年3月,美國共產黨在紐約、底特律、華盛頓、舊金山等地組織了失業工人示威游行。1931年,在芝加哥發生了400起申請救濟者的示威活動,這一數字在1932年達到550起[64]。然而,在羅斯福新政實施以后,工人從追隨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派轉向支持民主黨。1950年代初,美國企業罷工的頻率、參與人次、因罷工耽誤的工時開始逐年減少。1980年代以來,罷工次數大幅度減少[65]。
希臘新馬克思主義者尼科斯·普蘭查斯提出代表辦公室秘書、管理人員和其他有固定工資收入的工作人員的“新小資產階級”概念,以區別于傳統的由店主、工匠和小農組成的舊小資產階級。這種新小資產階級占據一種矛盾的階級地位,即錯誤地將自己的命運與自己實際上的壓迫者資產階級相聯系,從而鞏固統治階級的霸權,削弱無產階級自我組織的能力。一些研究羅斯福新政的美國學者認為,美國的統治階級實行福利國家政策,對勞工的一些要求作出讓步,促使勞工與執政的資產階級集團結成聯盟,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避免社會主義革命[66]。
從1931年到1995年,美國民主黨一直控制眾議院;從1932年到1968年,贏得大部分總統選舉。這與該黨支持的福利國家政策和擴大民權直接相關。非洲裔美國人的絕大多數支持民主黨。勞聯和產聯成員的75%以上在1940年和1945年大選中投票給羅斯福,并向羅斯福捐獻數百萬美元[67]。在歷史上,共和黨政府解放了黑奴,民主黨卻曾經傾向于南方白人的種族主義。所以,黑人曾經是共和黨的支持者。但在羅斯福新政以后,情況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與此同時,主流右翼黨派被迫調整政策,認可福利國家政策,以便重獲選民支持。右翼黨派在政治文化上維護宗教、傳統和精英主義,即現代保守主義;在經濟上贊同傾向自由市場政策的新古典自由主義。但主流右翼不排斥福利國家政策,德國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甚至在1950年代主持實施了福利國家政策。
經歷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以后,這種兩翼對立的政治格局變得十分復雜。在美國,自我界定為自由派的人支持民主黨,自我界定為保守派的人支持共和黨。從小羅斯福到肯尼迪和約翰遜的社會自由主義與福利國家政策相一致,以里根為代表的保守派贊成自由經濟。社會自由主義者支持全民醫保、保障黑人權利、民權、增加富人稅收、政府干預經濟、自由墮胎、同性戀權利、環境保護;現代保守主義則持反對立場,并且支持小政府、自由市場。這種多元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議題顛覆了流行于20世紀上半葉的聚焦于經濟和“民主階級斗爭”概念的主流議題[68]。針對這種現象,學術界出現了“階級消解”的概念[69]。這些議題背后的深層次問題是:黨派的政治支持和社會政治背景發生了深刻變化。
注:數據來自《美國全國選舉研究》(ANES)民意測驗累積文檔(1948 2004),通過交叉列表運算獲取。采用變量VCF0004:Year of Study,VCF0303:Party ID Summary[1of 2],VCF0115:Respondent Occupation Group[1of 2]。專業和管理人員指變量VCF0115的數值1,Professional and managerial。
圖1顯示,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自稱共和黨的美國人中的專業和管理人員比例下降;在1968年,自稱獨立派的美國人中,專業和管理人員大幅上升。同時,自稱民主黨的美國人中,專業和管理人員比例持續上升。這說明,在第三次左翼思想高潮期間,相當多的參與新左派和新社會運動的高學歷的專業和管理人員背離共和黨,成為獨立派或民主黨。雖然,由于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的大發展,各類政治力量中的專業和管理人員比例都在大幅提高,但1990年以后,自稱民主黨的美國人中,專業和管理人員的比例大幅持續上升;2000年以后,共和黨和獨立派中的專業和管理人員比例大幅下降。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趨勢。對比圖2,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自稱民主黨的勞工人員比例一度明顯下降,1980年代基本平衡,而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大幅下降。同時,自稱共和黨的勞工比例在1980年代大幅上升,2000年一度大幅下降,但隨后又大幅上升。這說明,本來主要依靠勞工支持的民主黨在失去勞工階層的支持,卻獲得新中產階級的支持;本來依靠中產階級和社會上層支持的共和黨在失去新中產階級的支持,卻獲得更多的勞工階層的支持。這一趨勢與本文第二部分所指出的情況相一致,即新左派主要來自新中產階級,文化程度低的人則比較傾向成為反對新社會運動的保守派。
新社會運動帶來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民主黨的勞工色彩逐步蛻變,具有了更多的知識階層色彩;共和黨具有社會上層色彩,卻也增添了勞工階層的色彩。如圖3所示,從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中期,50%以上的選民認同民主黨,30%以上的選民認同共和黨。從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末,認同民主黨的選民減少,獨立派數量增加。1980年代開始,共和黨的支持率持續增強,民主黨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兩黨接近勢均力敵。同時,獨立派數量居高不下。另外,不關心政治者的數量下降,選民政治熱情高漲。這固然與福利國家政策在1970年代走入困境,經濟滯脹,失業增加有關,而里根在1980年代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帶來的經濟的一時繁榮,也拉高了共和黨的聲望,但新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政治基本盤的大變動不能不說是基本原因。由于勞工階層人數眾多,其中一部分背離民主黨,成為獨立派甚至共和黨,使民主黨失去絕對多數優勢。
注:數據來自《美國全國選舉研究》(ANES)民意測驗累積文檔(1948 2004),通過交叉列表運算獲取。采用變量VCF0004:Year of Study,VCF0303:Party ID Summary[1of 2],VCF0115:Respondent Occupation Group[1of 2]。專業和管理人員指變量VCF0115的數值3(Skilled,semi skilled and service workers)、4(Laborers,except farm)和5(Farmers,farm managers,farm labor-ers and foremen;forestry and fishermen)的總和。
1950年代,V·O·凱伊提出黨派重組理論,并斷言,美國兩大黨占據政治統治地位的輪流周期是三十年左右[70]。于是,美國政治科學家們便期待著民主黨在國會中所占據的多數地位由共和黨來取代,并且維持幾十年。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兩大黨勢均力敵,作為中間派的獨立派舉足輕重。1970年代,美國曾出現“黨派消解”觀點,但很快被證明是錯的。在歐洲的議會制中,出現無多數黨議會,幾個黨聯合執政;在半總統制中,出現議會由反對黨控制,總統和總理來自不同政黨的情況。
注:數據來自交叉列表運算。采用變量 VCF0303a:Party ID Summary和 VCF0004:Year of Study,《美國全國選舉研究》(ANES)民意測驗累積文檔(1948 2004)。
同時,政黨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1970年代以來,美國小黨派繁榮發展。截至2010年底,登記注冊的全國性黨派有52個,地方性政黨21個。在50個全國性小黨中,只有9個是1960年以前成立的[71]。1997年以來,英國小黨派在全國議會選舉中獲得席位。6個左翼政黨,3個右翼政黨和兩個中立政黨在英國下院和歐盟中有代表。另外,還有15個全國性政黨,93個地方小黨。其中有27個左翼激進小黨,9個極右小黨,3個宗教小黨[72]。這與英國地方議會和歐盟議會選舉實行比例代表制和政治多極化趨勢都有關系。當前,在法國,除去輪流執政的中左和中右聯盟外,在左翼方面,有8個政黨;在右翼方面,有4個政黨。這種新黨派大量涌現的政治多極化趨勢侵蝕了大黨的政治基礎。
在這種政治意識形態多元化,政黨格局多極化,新生政治勢力與弱化的傳統政治勢力并存的形勢下,中左派政黨和中右派黨派愈加趨向中間化,從而在歐美各發達國家形成了由左翼、中左派、中右派和右翼組成的四個層次和兩大陣營的松散統合。當今的左翼,在英國有時又被稱為硬左派,表現為以新左派思想為導向的激進左派,包括新左派、女權主義和環保主義派別、共產黨和新的反資本主義政黨。右翼指以新右派為核心的各種各樣的極右派別,包括新右派政黨和團體、宗教右派勢力、極端民族主義政黨和團體。中左派,在英國有時又被稱為軟左派,指各種各樣接近主流政治的溫和左翼政黨,包括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自由主義政黨、參政綠黨。中右派指對中左派政策持寬容態度的各種各樣的堅持政治社會保守主義和新古典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保守派政黨。中左和中右黨派以與自己立場相近的極端派別為自己的政治基本盤,同時爭取中間勢力的支持和對立派別的合作。過去那種某個主流政黨的政治基本盤占據選民多數的情況已經一去不復返,他們只能采取靈活、寬容的政策,來爭取中間選民和對方陣營中的一部分,贏得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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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Popular Front(France)from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Popular_Front_(France)。
[59]Labour law from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Labour_law,2011年2月7日。
[60]Labor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Labor_history_of_the_United_States,2011年2月7日。
[61]Domestic violence from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Domestic_violence,2011年2月10日。
[62]Environmental justice from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Environmental_justice,2010年11月15日。
[63]Sharon Smith,Subterranean Fire:A History of Working Class Radic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Chicago:Haymarket Books,2006,p。72。
[64]Robert Zieger,American Workers,American Unions,Baltimore,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p。15,19。
[65]“BureauofLaborStatistics,”UnitedStatesDepartmentofLabor,http://www。bls。gov/news。release/wkstp。t01。html。
[66] Nicos Poulantzas from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os_Poulantzas,2010年1月26日。
[67]Labor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Labor_history_of_the_United_States,2011年2月10日。
[68]D。Anderson,PE。Davidson,Ballots and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43。
[69]Dealignmentfrom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Dealignment,2011年1月15日。
[70] V。O。Key,“Secular Realignment and Party System”,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ume 21,Issue 2(May 1959),pp。19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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