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五期《炎黃春秋》就有關歷史虛無主義的問題集中刊登三篇文章。明眼人一看便知，這顯然是針對去年中央印發的一個文件而來的。那個文件義正詞嚴地批判了歷史虛無主義，深深地刺痛了《炎黃春秋》諸位先生們的神經，于是他們就惡狠狠地、氣洶洶地反撲過來。他們的目的想形成一個氣候，大有把對手整個壓倒之勢。
多年來，在歷史虛無主義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原則分歧。《炎黃春秋》的三篇文章先是從歷史的淵源上擺弄了歷史虛無主義的由來，既聲稱歷史虛無主義同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相交織，又同庸俗社會學摻雜在一起。在“要警惕什么樣的歷史虛無主義”一文中，把歷史虛無主義追溯到宗教和共產主義頭上。作者聲稱基督教把不存在的、設想中的未來作為參照系，儒教同樣把歷史終結在未來，又硬說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基督教、儒教一樣，同樣把歷史終結在一個設想的未來階段。說什么基督教把人的全部歷史看成“都是黑暗的、虛無的東西”，共產主義也是“用兩頭(指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來否定中間”，因此把“歷史終結在一個設想的未來階段”。于是作者得出的結論是，共產主義“顯然是脫離了啟蒙的思想路線，陷入歷史虛無主義了”。作者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一個教授，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教授，在他的治學、研究過程中，竟然認為共產主義陷入歷史虛無主義，那就等于說馬克思主義也虛無掉了，世界上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嗎?順著這條思路，作者提出“教條主義的歷史虛無主義是迄今社會為止最大的歷史虛無主義”，并著力攻擊教條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與蘇聯模式的政治權力相結合帶來的各種后果。說蘇聯“利用政治高壓把極端虛無主義的歷史觀貫徹到社會各個領域”，“否定人類探索和實踐了幾百年的憲政民主制度的價值”，“否定了歷史更加悠久的自由經濟制度”，“在文化上，否定了以往的一切文化創造”，“把人類的從古代文明到眼前資本主義文明的漫長歷史完全地虛無化，將其貶低為沒有任何價值的一堆垃圾”。作者激烈地發泄著內心不可告人的情懷，用謊言疊加謊言，謠言交集謠言，真是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
無論是追溯歷史淵源，還是攻擊蘇聯模式，作者又把文章做足在中國身上。說什么“教條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危害比原蘇聯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黨“在歷史虛無主義的傳承脈絡上十分清晰”。在“歷史虛無主義的來龍去脈”一文中，另一個作者則進一步攻擊“歷史虛無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在新時期并沒有偃旗息鼓”。而那位北大教授的文章則認為我國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評“并沒有批到問題的關鍵”。十分顯然，《炎黃春秋》把自己擠在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隊伍中，但是他們心目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和矛頭所向與我們黨批評的歷史虛無主義滿不是一回事。他們舉持著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旗幟，而多年來干盡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攻擊黨，攻擊黨的領袖的全部勾當。
《炎黃春秋》這組文章，著重點各有所異。特別值得注意的也是格外陰損和刻毒的是郭世佑寫的“歷史虛無主義的實與虛”一文。作者此文草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匆草于今年4月15日，立即刊印在今年第五期上，此文是《炎黃春秋》急約的，可見《炎黃春秋》對此文的渴待，也足以引起人們對此文的關注。作者在海外，以他“感受”到國內在歷史虛無主義問題上的爭辯，其中一種是說，“對我們自己的歷史，對民族的文化采取輕蔑的、否定的態度，把自己的歷史說得一無是處，這就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是對待歷史的態度有問題”，“是別有政治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思潮”，“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具有相當的危險性……要加強對青年學生的國情教育、歷史教育，才能堅決抵制歷史虛無主義”……作者引述上述一大堆觀點，可千萬不要認為作者是認同這些觀點的，作者的立場站在被批評者一邊則是很清楚的。作者認為，對待歷史采取虛無主義，只是對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的“不同態度”，是有人故意把話說得“驚心動魄”，甚至別有用心地說什么“情況屬實，需要提交司法程序”，這是蓄要同持上述觀點的人打官司了。
作者對近20來年圍繞歷史虛無主義的激辯中站在同黨對立的立場上。作者引述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一說是一場激辯的“發動”。這里，人們應該把他們說的整句話補齊。那就是“告別革命”后，還有兩組詞：“躲避崇高，消解主流意識形態”。在李、劉的詞典中，革命是要不得的，崇高的精神境界躲之而唯恐不及，作為我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應該把它消解的一干二凈。對于這翻謬論，我國思想理論界早就將之批得體無完膚了。袁偉時在中國青年報冰點專刊上發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認為我國中國使用的歷史教科書是用狼奶來喂養中學生。這一教育界、史學界、新聞界……轟動一時的冰點事件，也被冰點專刊后來發表的另一篇文章澄清了歷史是非。作者對持西方列強入侵，對近代中國影響放在第一，以及把“近現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意義”說出一個“不”字的人(按：作者對“反帝反封民族民主革命”和“偉大意義”兩詞都特意加上了引號)被指為歷史虛無主義，作者的傾向性也是明白的。作者還特意把那種提出“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現代文明”的觀點點出來，其傾向性也是明顯的。作者當然完全不會認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對中國人民說來是真理般的判斷了。作者現在站出來把這些歷史舊賬一一抖摟出來，要為之一一叫魂了(當然，作了一些包裝，什么對唯物史觀的“不同態度”啦，“學術之爭”啦，等等)。所有這些被一些人拼命宣揚、放大的觀點不是貨真價實的歷史虛無主義又是什么呢?至于從去年以來在法學界和政治學界(當然，不僅是這兩界)展開的對西方憲政問題的批判，在批判中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西方憲政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政治體系、政治架構，完全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三個自信，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對此，當然是完全對不上作者的胃口。
作者為歷史虛無主義謬論作辯解，在講到所謂爭辯的癥結時提出兩個論點。一曰“批判對象未必存在”，“批判對象是虛的”。說什么有的“還沒搞清楚這個名詞的本義或內涵究竟是什么，就開始批判別人，先發制人，這就更糟”。這是什么話?把歷史教科書當作狼奶，其本義和內涵是什么，難道還不清楚嗎?批判這種“狼奶”觀，虛在哪里?批判那種否定建國后前30年的成就，怎么是虛的?要推倒黨的領導，改寫中國歷史，借學術之名，實施改制滅國的政治圖謀，卻攻擊批評者混淆學術和政治的界限，說成是什么“一鍋煮”。明明是歷史虛無主義無疑，作者卻說什么“如果把不存在的歷史虛無主義拿到學術論壇示眾，當作批判對象，當心自己會落入學術虛無主義的泥坑”。歷史虛無主義已經被馬克思主義驗明正身無誤了，卻又反過咬你一口，說什么你是“學術虛無主義”，這嚇唬誰呢?恫嚇誰呢?究竟誰落入“泥坑”呢?
歷史是一種客觀存在，不容否定。誰想否定也否定不了。你思考這種存在本身的問題也好，不存在的問題也好，它卻實實在在、硬硬朗朗地存在著。作者故弄玄虛地說：“若就歷史存在而言，問題就更多。……對近代史的概述是否定完美無缺?”“毛澤東構建的革命史觀是否真的完整和科學?如果缺陷真的存在，要不要修補或克服?”作者這句話說得真是太客氣、太謙虛了。什么“修補或克服”，夠用嗎?你們不是徹底虛無，徹底否定，恨不得連根拔掉嗎?你們不是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樣全世界都承認的二十世紀東方世界的偉大事件，都視若無睹，不予承認嗎?但是狠話還在后頭，作者血口噴人地攻擊對這種反唯物史觀的歷史觀的批評是來自強力意志，“這種強力來自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的舉國宣傳體制的支撐”。矛頭對準黨的領導，對準我們的制度，夠清楚了。作者說：“對那些熱衷于投入沒有對手的歷史虛無主義之戰的作者(包括參與意識形態管理的論者)，他們意識不到自己就是虛無主義者”。瞧瞧，你批評我是虛無主義，你自己才是虛無主義呢。作者說別人“常常得出一些自相矛盾的結論，使人無所適從，啼笑皆非”。僅舉一例。作者說什么“一邊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普遍意義的真理，一邊反對普世價值”，作者一定為此很得意，這下把你們“將”住了吧。其實，作者在這里是故意偷換概念，混淆是非。馬克思主義是普遍真理和普世價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兩者不能放在一起對比。前者是指的社會發展規律。由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最后經過社會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一條鐵律。你順著這條規律也好，逆著這條規律也好，這條規律都要運動下去，誰也避身不開。而我們反對普世價值，是指的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蓄意抹黑我們黨、社會主義制度、我國意識形態、文化傳統，蓄意把西方式的民主、自由那一套強加到中國人民頭上來。我們從不反對民主、自由、人權。我們堅決反對的是那種西方式的只有剝削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而無勞動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權，以及在西方價值觀基礎上形成的90%的人占有10%社會資產，10%的人占有90%社會資產那種剝削、掠奪、吃人的罪惡制度。事實清清楚楚，道理明明白白，作者故意混淆不同概念沒有為自己撈到一棵稻草，讓人啼笑皆非的，正是他們自己。至于說什么政治與學術“一鍋煮”，那只是一種詭辯，一種訛詐，是以學術為掩護，打出一張張政治氣味十足的牌，拋出一條條錯誤十足的主張。你揭露了他的底牌，他就說你政治學術“一鍋煮”;還說什么某些爭論放在“走什么路”的標題下，“區分正誤，仲裁是非，是文革遺風”。帽子好大啊!為什么不應該講走什么道路的問題?中國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自己的選擇，否定中國人民的選擇，為什么就不應該提到道路問題上來“上綱上線”?說這就是“文革遺風”，那么中國人民堅守三個自信都成了文革遺風了，荒謬若斯!
作者在謬稱政治學術“一鍋煮”時，還捎帶攻了一下一位著名的歷史人物楊度。說什么楊度“經常攀附權力，東撞西碰，不得要領，才情浩氣付東流，可謂教訓”。作者以楊度來影射、嘲諷一些忠于唯物史觀的同志。但這些同志并未攀附權力，而是攀扶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真理，用不著東撞西碰，而是牢牢把握真理的要領要旨，對真理一認到底，無怨無悔，并未付諸東流，而是出于歷史、信史。楊度一生坎坷，雖有“帝師”之行止，事過袁，但后來投向孫中山，最后棄暗投明，“攀扶”馬列，在白色恐怖條件下，為黨做了許多工作，晚節可嘉。對楊度之貶斥，恰恰表明作者大有歷史虛無主義之嫌。
作者在文章的最后，裝模作樣地提出三點建議，口稱善意，卻實實在在沒安什么好心。作為建議提出的鋪墊，作者侈談了一通近代史的復雜性：既有史料之浩繁，又有政治因素與利益之“干擾”，含沙射影地說什么歷史“既不是勝利者的戰利品，又不是勝利者的宣傳品”，聲稱要找出“近代史的真經驗真教訓”，“不卑不亢地走向世界”。什么是真經驗真教訓，怎樣才算得上不卑不亢地走向世界?作者斷言：無論是歷史客體存在的研究者還是歷史學主體存在的研究者而言，“還找不出幾個貨真價實的賣國者，李鴻章也罷，袁世凱也罷，都是如此，愛國問題也是一個偽問題，同沒話找話差不多”。這就是說李鴻章、袁世凱都算不上是賣國者，而是愛國者了。就是說誰說愛國也好，不愛國也好，都是無話找話，瞎費勁，瞎折騰，瞎忙活，都是偽問題。因為這個世界上根本無所謂愛國不愛國的問題。作者一句話，徹底把“愛國主義”虛無完了，還有比這更荒唐的嗎?看來，這就是他們的“真經驗，真教訓”了。憑著這樣一種心態，作者提出的三點建議，能被認為是出于善意的嗎?作者的建議之一是認為體制要改革迫在眉睫。作者強調近幾年圍繞宣揚歷史虛無和批判歷史虛無的爭辯是“沒有敵人的戰爭”，也就是說是一場無的放矢的較量。這句話前文講了半天了，這里又作為建議提出來，人們必須作出認真回答。這就是說，共產黨成了堂吉訶德，手執長槍，同并非是敵人的風車大戰一場，這就是一場所謂“沒有敵人的戰爭”了。這樣一些完全不靠譜的話居然印在《炎黃春秋》的紙張上，倒真是讓人啼笑皆非了。作者還認為，如果以為某些社會思潮可以影響學生，就是低估了學生。那不啻說，可以任由歷史虛無主義這股毒流任意泛濫成災，肆意毒害青年學生了。如果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去變革現行體制，那就必定要變到普世價值窠臼里去了。之二，作者認為對待學術問題的心態要調整，“不要輕易把‘主義’搬出來”。其實作者的本意并非要把資本主義這個“主義”雪藏起來，這方面的貨色，作者們是不遺余力使勁兜售著的，作者的本意是要把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主義”徹底地嚴嚴實實地雪藏起來，永遠不要搬出來，不是這樣嗎?作者惡狠狠地說，仗著“主義”來批評人，“同‘仗勢欺人’沒有什么區別”。還說：“不要在學術問題上搞黨同伐異”。這不是指著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鼻子罵街嗎?第三，作者認為“論據要充足”，“事實評判比價值評判更重要”，“只講論點，不講論據的人是不講道理的人”。誰最講事實，誰最不敢講事實，懼怕事實。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最講事實，反唯物史觀的歷史虛無主義最害怕事實。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偉大成就，讓全世界跌破眼鏡，這是事實。如果沒有建國后前30年打下的基礎，后30年的成就是不能設想的，這也是事實。前30年打下的基礎，其偉大意義怎么強調也不過分。沒有前30年的基礎，就沒有后30年的高樓大廈。在這個世界上，只要講一點理性，都承認這個事實。但是偏偏有人被偏見蒙住了眼睛，睜眼不見事實，說什么前30年“一無是處”、“不堪回首”。這后半句“名言”正是《炎黃春秋》一個“大佬”說的，如果不是極端無知，就是完全站在敵對勢力的立場上說話。現在倒是要問，在這場大是大非的爭辯中，究竟誰最講事實，誰最怕事實，誰最講道理，誰不講道理呢?
《炎黃春秋》是嫻于耍弄小聰明，玩弄小計謀的。但往往弄巧成拙，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一次拋出的一組關于歷史虛無主義的文章，又是在耍弄小聰明，但也無非是轉移視線、反咬一口;妄圖挖共產主義祖墳;擾亂視線、虛化批判對象;以歷史虛無主義來反歷史虛無主義;以至為某些亡靈招魂等等，如此雕蟲小技，實在不足道哉。中央批評歷史虛無主義，針對什么，你們明白得很。你們多年來干下的種種劣跡惡行：否定黨史、否定新中國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否定黨的領袖，否定建國后前30年的輝煌成就，從根本上說是否定黨的領導。你們用一系列的否定，支起了你們這座歷史虛無主義的破落門庭。“欲去其國必先去其史”。你們搬出歷史虛無主義這個剝削階級武器庫里的破爛武器，力圖把黨史、共和國史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去了，虛無了。于是，就為引進西方式的普式價值、西方式民主、自由等等打開坦途通道了。當前，當著你們的種種丑行全裸于光天化日之下，你們氣急敗壞，惱羞成怒，狠勁反撲過來，你說我搞虛無，我說你們才搞虛無呢。你們把文革從人們集體記憶中抹去，變為一段歷史空白，使社會集體失憶。你們得意洋洋，以為這下抓住了共產黨的把柄，使之陷入兩難困境。其實，《炎黃春秋》諸位先生們，你們高興得未免太早了。正是我們是在粉碎四人幫不久，以大無畏的勇氣，通過了歷史問題決議，對“文革”的發動、惡果等作出了實事求是的深刻的揭露、分析和批判。白紙黑字寫著，看看誰能把制造歷史空白，制造社會集體失憶這樣的罪名加到黨的頭上來。你們采取賊喊捉賊，惡人先告狀的伎倆，真是無恥、可惡到了極致。
《炎黃春秋》上述三篇文章放在該刊“一家言”的欄目中登出，表明《炎黃春秋》是當下中國社會中與黨、與社會主義制度唱對臺戲的一家。這三篇文章是扔向我們黨、黨中央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黑色集束手榴彈，是殺黨殺人民的兇器。但是他們不會想到，也不愿想到，他們這番“行為藝術”恰恰又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2014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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