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劇變后,圍繞著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整體看法,在資本主義世界自身內部發出了兩種截然有別的聲音。第一種聲音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歌頌,即用最美好的語言說明資本主義已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興盛時期,資本主義會天長地久;第二種聲音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即千方百計地論證現代資本主義并沒有隨著其對立面的受挫而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相反陷入了更深重的危機之中。我們認為,要真正正確、全面地了解當代資本主義,僅僅對第一種聲音耳熟能詳還是不夠的,還須靜下心來仔細品味第二種聲音。
如何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已成為今天人類所面臨的一個最迫切、重要的課題。能否對此做出正確的回答,直接關系到未來人類究竟往哪一個方向發展,以及究竟如何發展,也就是說,直接關系到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世界歷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曲折,即原先凱歌行進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跌入低潮,而原先矛盾重重的西方資本主義出現了生機。面對這一歷史的倒轉,不要說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一改昔日的悲觀,以為舊有的歷史已經終結,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日子即將來臨,即使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一些人也動搖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信念,產生了這樣那樣的迷惘和彷徨。在這種情況下,了解一下生活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對當今資本主義的現實有著切身體驗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其他西方左翼思想家對當今資本主義的種種批評,傾聽一下發自資本主義內部的“另一種聲音”,確實是非常有益的。這些批評至少可以為我們提供下述啟示。
一、當今的資本主義并沒有經過自我調節而成為人類最美好的制度
我們可以從他們的批評中了解到,盡管當今的資本主義借助科技革命、資本擴張,特別是經過自我調節,獲得了新的發展,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呈現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其基本矛盾也全球化,而這意味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緩解的余地將達到極限。不承認、不正視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是不可取的,但把這種新變化理解成是資本主義腐朽本質的根本改變則更加不可取。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正好像對一件已經相當破舊、緊繃的衣服進行修補,經過修補或許還可以延長使用壽命,這就是常說的“縫縫補補又三年”,但修補總難以為繼,破舊衣服依然如故,拋棄它而更換新衣是遲早要發生的事。德里達認為當今資本主義“病得非常厲害,一天不如一天了”,“滿目皆是黑暗、威脅與被威脅”;哈貝馬斯斷言“西方社會所獨有的難題,并沒有隨著柏林墻的倒塌而得到完全解決”;吉登斯強調“我們生活在一個失控的世界上”,今天的世界不像一個“地球村”,倒更像個“掠奪的場所”;福斯特認為“我們當今所面對的資本主義是一個被剝去了一切人性偽裝的資本主義”;巴杰安指出“資本主義正把一種‘新的惡毒形式’不知不覺地安置在當代世界”;斯特蘭奇提出“美國世紀將會悲哀、痛苦地結束”;卡利尼科斯提醒人們“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個與整個星球相對的制度”;施韋卡特論證說“資本主義行將窮盡它一切存在的理由”;哈特和奈格里要人們牢記“我們不能把帝國的敗落視為偶然,而應視其為必然”。這些斷言都建立在充分的理論基礎之上,從而頗有說服力。
二、當今西方極端的市場經濟體制并不是能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
正如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西方左翼思想家所指出的那樣,目前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看齊,一心加以學習和移植。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西方左翼思想家提醒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在這樣做時務必想清楚:資本主義國家真的如它們所宣稱的那樣完全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嗎?他們所提出的這一個問題確實值得人們深思。當然他們所做出的回答也是鞭辟入里一針見血的。沃勒斯坦明確地回答說,當今資本主義的關鍵因素并非是自由市場,而是壟斷,不能把目前的資本主義經濟等同于市場經濟。他還進一步揭示說,深諳此道的資本家雖然常常在口頭上推崇市場,可心底里卻并不喜歡市場,資本家實際上是市場的敵人。他要人們放眼看一看當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的現實,弄清楚究竟是哪些人賺了大錢,“而那些實際上在市場上賺取大量金錢的人,完全沒有理會所有的市場理論”。只要認識到了這一點,就能真正理解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究竟是怎么回事。道格·亨伍德要求人們在分析當今美國經濟時必須把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與那只“看不見的拳頭”聯系起來思考,在他看來,真正促使美國經濟獲得繁榮的是那只“看不見的拳頭”,“確保硅谷技術世界性安全的那只看不見的拳頭就是美國陸軍、空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哈利維和瓦羅費克斯則明確指出:“美國正借用軍事鐵拳頭來支持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當然,更多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并不籠統地否定當今的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市場經濟體制,但他們強調的是這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不能確保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繁榮昌盛,并不是能醫治資本主義百病的靈丹妙藥。他們對當今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弊端的揭露和批判是振聾發聵的。他們揭穿了西方市場經濟體制高效率的假象。施韋卡特反復強調當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無效率”是不可逆轉的,因為這是由企業內部結構的不合理所導致的,他認為西方市場經濟體制帶來的一個最可怕的結果就是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性和風險。威廉·格雷德指出,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造就的國際金融市場已成了“難于駕馭的脫韁的野馬”。蘇珊·斯特蘭奇更提出,當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使當今的資本主義蛻變為一種“賭場資本主義”。他強調,判斷西方市場經濟體制的好壞關鍵是看其使世界受益的范圍,以及其消耗世界資源的程度。威廉·基根指出,現實無情地教育人們: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滋生了無數的犧牲者,因為“極端的市場經濟所依賴和煥發的是人性中最壞的一面”,從而那些善良的人們就必然成了受害者。他列舉大量數據證明,第三世界國家的占全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往往不在西方市場經濟體制的受益的范圍之內,或者說即使受益也是十分微薄,而在余下的五分之一人口,即生活在發達工業國家的人士中,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給他們帶來的益處也不是均衡的,在那里,同樣存在著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對于“消耗資源的程度”,他則提醒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這樣一個事實:占人口5%的美國每年消耗的資源和造成的污染占了世界的25%。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做出判斷: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實際上已走到了盡頭。羅伯特·庫爾茨給自己的《資本主義黑皮書》一書起的副標題就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終曲”。也就是說,他要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極端的市場經濟體制下達最后的“死亡判決書”。在他看來,關鍵在于,人們原以為隨著自動化程度的提高會獲取更多的享受,可實際上在西方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們的實際經歷卻恰恰相反,“因為企業經濟的成本核算機器最喜歡晝夜不停地驅趕那個最后剩下的工人去干活,而同時它拋棄著‘過剩者’并原則上一塊面包也不再給予他們”。當代最著名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寫過一部影響巨大的《通向奴役之路》,作者在書中詳細論述了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是一條把人類引向受奴役的道路。那么,看了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批評,人們也會很自然地產生這樣的聯想: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是另一條通向奴役的道路?
三、當今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值得我們照搬效法的一種政治體制
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西方左翼思想家在批評當今的資本主義時把重點放在抨擊西方的民主制度上,這是情有可原的,因為確實人們之所以迷戀于當今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其政治體制,即西方民主制度的贊賞與追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把西方民主制度的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么人們就不能把握整個資本主義的本質。他們用無可辯駁的事實告訴人們:西方的民主制度盡管作為封建專制政治的對立物,相對于以往的剝削社會有其進步意義,但時至今日,對廣大人民群眾來說,這種政治體制只是富人的專利品,它實質上只是一種為少數人服務的,同資產階級私有制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筑。德里達說出下述這一番話語時應當說是深思熟慮的:目前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正處于“孤立”和“功能不良”狀態,而且這種狀態不是由外在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自身的結構所致,只要市場規律、“外債”以及科技、軍事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還是維持著一種實際的不平等,那么資本的利益必然將大多數的利益置于它的桎梏之下,實現民主和人權只能是緣木求魚,一句空話。哈貝馬斯的下述判斷也是一針見血的:目前西方的民主的憲政只是保障每一個公民擁有同等的機會使用他們的權利,而這種權利最后帶來的結果便是——一切人都擁有“在橋梁下睡覺”的平等的權利。當人們看到無家可歸者在眼前默默地增長的時候,也應當像哈貝馬斯那樣反思一下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究竟在哪里,這種局面與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有著怎樣的聯系?一些人總認為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而這種民主最鮮明地體現在新聞自由上。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就是不信這個邪,他們就是要人們睜大眼睛看看美國的新聞媒體究竟是不是民主的、自由的。喬姆斯基揭露說美國的新聞媒體有著嚴格的所有權和控制權,某一事件在確定為值得報道之前,必須經過多個層面的“過濾”,而這層層“過濾”的過程無疑就是在進行卓有成效的“反民主”控制。麥克切斯尼列舉大量事實證明,美國的媒體“并不是為了服務于民主而存在的,而是為少數大公司和投資者們獲得最大利潤而存在的”。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在抨擊西方的民主制度時,特別提醒人們留意目前在美國的非常流行的一句口號,即“使世界更加民主”。賽義德認為這一口號所表達的是“帝國主義式的仁慈”,充分體現了帝國主義的欺騙性和偽善性。施韋卡特則指出,如果美國真的希望整個世界更加民主,那么它就不會長期奉行反共高于民主的對外政策。當我們看到本·阿明分析當前西方的民主狀況并指出“民主正被掏空一切實質內容,而落入市場的股掌之中”時,真正感受到了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的明察秋毫和見微知著。當今我們中國人民渴望民主,希望在中國建立起一種民主的制度,這完全是天經地義的。問題在于,我們在建立自己的民主制度時,千萬不能以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作為楷模,完全加以照搬。這正是我們從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西方左翼思想家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評中所領悟到的。
四、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種種弊端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我們周圍一些學者并不否認在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著種種弊端,問題在于,他們否認這些弊病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從而也否認這些弊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具有必然性。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社會與任何社會一樣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在這一社會中會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所有這些不盡人意之處大多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者政策失誤造成的,只要對政策稍作調整,它們馬上或者消失或者緩解。這就帶來了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亟需人們回答: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是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弊端?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是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危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西方左翼思想家對當今資本主義批判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不僅揭露了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種種弊端,而且深刻地分析了產生這些弊端的根源,也就是說,他們不是停留于把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存在的陰暗面呈現在世人面前,而是進一步追溯為什么會產生這些陰暗面,要人們擦亮眼睛認清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給人們帶來了所有這些不幸和苦難。這是西方左翼思想家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最給人啟發之處。詹姆遜在分析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各種矛盾的基礎上,不僅得出結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仍處于危機之中,而且還強調指出“這種危機是體系性的”,所謂“體系性的”是指這種危機是整個制度的危機。梅扎羅斯堅決反對把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中危機的出現歸結于“純粹的技術因素”,而是強調這種危機是由資本主義本質屬性所決定的結構性危機。在他看來,關鍵在于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深受資本的自我擴張的壓力,而“只要這種自我擴張的重要機制繼續發揮作用,就毫無疑問存在結構性危機”。他具體地論述了只要資本的邏輯還在起作用,就必然會導致下述結果:需求與財富之間必然脫節;效用必然遞減;必然要進行破壞性的自我生產;必然要通過軍國主義來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卡利尼科斯強調的是,“資本主義本身——一種剝削和競爭性積累的邏輯——才是問題的關鍵”。只要剝開資本主義表面上能夠為人接受的機構與行為,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的缺陷上,人們馬上會意識到“這些缺陷已經根深蒂固,只有推翻資本主義才能將其掃除”。當今世界上主要存在著金融危機、環境破壞和恐怖主義這三大問題,卡利尼科斯逐一加以分析,旨在說明這些問題的出現直接導源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導源于資本主義的剝削和競爭性積累的邏輯。羅伯特·庫爾茨列舉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種種罪惡,他在陳述每一項罪惡時都將之與資本主義制度聯系在一起,強調這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帶來的。他要闡明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使用大量存在的天然原料和人的能力這些資源,來保證當今所有的人都過上一個美好和歡愉的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罪惡的資本主義制度在阻礙著人們去實現這一本來完全能夠實現的理想。在所有追溯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問題之根源的西方左翼思想家中,生態社會主義者給人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因為他們執著地論證了當今的生態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高茲用他的政治生態學的觀點來分析當今的生態問題,得出的基本結論是:資本主義的利潤動機必然破壞生態環境,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無法解決生態問題以及與這些生態問題緊密相聯的全面的社會危機。另一個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家大衛·佩珀也強調人類破壞自然生態平衡的行為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的。他把對自然的剝削視為資本主義剝削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他說:“資本主義的生態矛盾使可持續發展、‘綠色’資本主義成了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夢想,從而成為一種自欺欺人的騙局。”不斷發生的各種戰爭無疑是當今人類所面臨的一個重大災難。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在分析這些戰爭時都不約而同地把這些戰爭與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的制度聯系在一起,在他們看來,正像當今世界上所發生的其他人類不幸根源于資本主義制度一樣,戰爭也是由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制度所滋生的。伍德甚至提出“美帝國主義的存在就意味著‘無限戰爭’”的論斷。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對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存在的種種弊端的分析,實際上也就是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批判。正因為他們能夠把所有這些弊病與資本主義制度本身聯系在一起進行分析和批判,從而這種分析和批判就顯示出一定的深刻性。他們的分析和批判使我們透過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表面看來是零碎的、偶然發生的、局部的種種弊端,洞察到資本主義深層的、必然的、系統性的、全面的、本質性的危機。我們一方面不能把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所出現的一些良性變化說成是資本主義本質的根本改變,另一方面,也不能離開了資本主義的本質屬性來看待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中變本加厲的種種惡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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