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授埃內斯托·斯克勒潘蒂
現代資本主義體系的法律中，我們可知，工人被“合法”地賦予了自由簽署合同的權利，但從未被真正賦予支配自身勞動收入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所以，工人被迫“自由”地接受資本家的聘用合同，而在這一 “自由的合同”中，事實上放棄了自己在生產過程中真正的自由。由此，資本家獲得了剝削工人的“合法”權力。
當前，經濟全球化已全面滲透到世界經濟的各個角落，但在市場資本主義主宰下，全球金融體系表現得十分不穩定，跨國資本營造出的全球帝國主義，正將世界經濟拖入多輪次經濟危機的惡性循環。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專家、意大利錫耶納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埃內斯托·斯克勒潘蒂，請他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當代資本主義危機進行相關解讀。
資本主義組織結構及其形式的演變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您的學術經歷我們得知，您一直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那么您近期關于“馬克思主義再思考”研究計劃的動力是什么?
斯克勒潘蒂：1967—1968年，我參與了全球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并在20世紀90年代加入了意大利重建共產黨，所以我也是一名“共產黨員”。經歷過這些政治實踐后，我逐漸意識到，馬克思主義要持續地影響人們去改造世界，就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和創新。我認為，可從兩方面來展開重構工作。一方面，當代資本主義與19世紀馬克思、恩格斯所考察的資本主義有很大不同，只有全面深入分析當今資本主義的特殊形式，才有可能把握當下資本主義的生存特征。這就是為什么我要試圖闡明一個關于資本主義一般性理論的原因，即能夠適于說明所有資本主義基本社會關系形式的一般性理論。另一方面，需要重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科學前提，從西方哲學的發展來看，當前流行的是分析哲學和詮釋學，前者源于英美傳統，后者源于歐陸傳統。我現在主要致力于“馬克思主義詮釋學”思潮領域的研究——“馬克思主義再思考”，嘗試從馬克思的制度性個人主義方法論角度，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再思考。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后的150多年中，資本主義形成了一整套經濟秩序演變與自我調節功能的制度安排。那么，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論述與當今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形式有何差別?
斯克勒潘蒂：馬克思基于19世紀中葉英國的制度體系給出了古典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解釋：私人獨立經營的企業在一個具有完全競爭性的市場中運行。在《資本主義的基本社會關系形式》一書中，我以三種財產權制度(集中的私人產權、分散的私人產權、國家財產權)、四種積累支配結構(商品市場、公司控制的市場、外部科層、內部科層)的分類，對資本主義進行了綜合性再考察。我們可以看出，由這一分類所形成的古典資本主義、市場導向的公司資本主義、銀行導向的公司資本主義以及國家資本主義(包括分散的國家資本主義和集中的國家資本主義)四種不同形式的資本主義，具有它自身演進的歷史合理性。不過，在這歷史演進中，資本主義盡管通過制度結構的不斷改變延續了存活期，但事實上資本主義在制度原則上并沒有實現絲毫的改變。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與英美市場導向的公司資本主義相比，德日銀行導向的公司資本主義有很多優點，后者可以緩解或者消除短期主義行為。請您談談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斯克勒潘蒂：銀行導向的公司資本主義，發展于二戰后的德國、日本以及稍晚些的韓國。在該制度下，一些大型國有銀行(德國)或銀企集團(日本)或財閥集團(韓國)控制著許多工業企業，其目的并非企業價值的短期投機，而是為了長期持股，實施某種集中的統一計劃。由于它們對長期盈利更感興趣，自然重視任命企業經理、審查經理能力并監督投資項目，同時為企業發展提供所需的資金。另外，工會也參與一部分公司治理(在其中擁有共同決策權)，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實現公司的“使命”。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會的和平，維護了勞動力成本。20多年前，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觀察人士都曾期待，德日銀行導向的公司資本主義在一定時間之后能夠取代英美市場導向的公司資本主義。因為前者能夠確保更加平穩的增長、較小的收入差距以及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當時，我們并沒有把20世紀80—90年代保守的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結果考慮在內。烏拉圭回合談判達成的協議以及世界貿易組織的誕生，為資本流動的完全自由化、金融市場的去管制、全能性銀行的勝利，以及影子銀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結果是英美市場導向的公司資本主義模式占了上風，全球金融不穩定性及社會不公平性不斷增加。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規律及其歸宿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專家，您對于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理論是怎么看的?
斯克勒潘蒂：馬克思高度評價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理論。雖然他無情地批判了這些經濟理論中涉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部分，但并沒有完全否定這些理論，反而汲取了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中合理的思想資源，發展了他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基本點是資本主義制度，而資本主義制度就是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和壓迫。從現代資本主義體系的法律中，我們可知，工人被“合法”地賦予了自由簽署合同的權利，但從未被真正賦予支配自身勞動收入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所以，工人被迫“自由”地接受資本家的聘用合同，而在這一 “自由的合同”中，事實上放棄了自己在生產過程中真正的自由。由此，資本家獲得了剝削工人的“合法”權力。
商品市場建立的優勝劣汰資源配置規則，是通過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來實施的，這種資源配置的周期性震蕩最終導致了宏觀經濟的整體低效。在商業周期性繁榮期，貨幣和金融市場可發揮內生性調節作用，不斷為資本投資提供流動性，進行擴大再生產，實現資本積累，但同時為金融危機和信貸緊縮創造條件，造成投資覆滅，即馬克思所說的“錢荒”。
作為最先預言經濟全球化的經濟學家，馬克思認為，資本有向海外擴張的內在傾向，最終將形成統一的“世界市場”。而全球范圍的資本積累最顯著的結果之一，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工人日益增加的相對貧困”。財富和收入集中在越來越富有的資本家和投機者手中，盡管工人工資的絕對量在增加，但相對于巨大的利潤，工人工資收入還是在下降。這正是全球化以來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所發生的事實。
資本主義作為由歷史發展所決定的生產方式，取代了建立在奴隸制和農奴制基礎上的古老經濟形態，并且在人類的經濟福利和公民權利方面實現了巨大進步，但這種進步不是永恒的。資本主義制度也造成了自身發展的低效、壓迫和不平等。因此，它注定要被更先進的社會發展形態和生產方式所取代，即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實現這一變革的行動者便是世界無產階級。
惡性循環：全球經濟危機和長期蕭條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在文章中談到“美國資本主義具有投機性，容易發生動蕩”，后來在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中得到證實。通過對美國經濟危機的理論預判，請您談談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影響。
斯克勒潘蒂：從經濟現象來看，始于20世紀70—80年代的全球化，有力地削弱了美國霸權。為應對新興的發展中國家貿易競爭，美國企業出現了向海外轉移投資的趨勢，這促使美國本土企業降低工資。自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政府放松金融市場管制，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擴大對金融集團的信貸供給，尤其對房地產行業。房地產泡沫的膨脹雖有利于維持一定的消費，卻加大了家庭及企業的資金負債。為應對這種形勢，銀行擴大了影子銀行業務，通過貸款證券化重新分配投資風險，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主營業務的信用。但這進一步加重了次貸泡沫和房地產風險。而且，美元霸權的鑄幣稅促使美國民眾消費水平遠遠大于本國生產水平，結果導致外債強勁增長。在全球性金融泡沫背景下，美國大型金融企業及政府已將國內消費及軍事費用的一部分支付壓力，轉嫁到了其他國家。
當美聯儲提高聯邦基金利率后(也許是為了阻止美元相對歐元的系統性貶值，否則歐元將成為漸具吸引力的國際儲存貨幣)，泡沫破滅了。2004年這一利率為1%，當2007年增長到6.5%時，經濟泡沫開始壓縮。當前，美國的GDP雖有所復蘇，但進展緩慢。經濟的復蘇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奧巴馬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及美聯儲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然而，前者使公共債務膨脹，后者則擴大了另一輪全球金融泡沫。當美聯儲收緊寬松貨幣政策時(目前已經開始實施)，可能又會產生新一輪的泡沫破滅。事實上，僅去年美聯儲宣布將實施緊縮政策后，就已經引發了許多新興國家嚴重的貨幣危機。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如何看待歐元區和意大利的經濟前景?
斯克勒潘蒂：歐元區各成員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導致歐元區爆發主權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在歐元區成立時，德國馬克匯率被低估，而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國的貨幣匯率卻被高估，因此相比于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企業，德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中更有優勢。同時，德國企業還在研發領域大量投資，生產率得到顯著提高。而且，德國政府施行限制性財政政策，抑制國內工資水平的增長，所以盡管德國的工資水平比意大利高出30%，但勞動力成本卻較低。鑒于這些原因，自歐盟成立起，德國的國際收支經常賬戶盈余一直處于增長狀態。至金融危機爆發前，這一機制一直運行良好，尤其對德國工業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至2012年意大利一直面臨經常賬戶赤字的困擾，產生了大量外債，又加之歐洲央行禁止通過購買一級市場的公共債券，對歐元區成員國政府進行融資支持。到2011年時，意大利公共債務水平已占本國GDP的119%。這樣，我們就能明白為什么投機者會認為，意大利政府存在很高的債務違約風險。在歐洲中央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德國政府的建議下，意大利政府在2012年和2013年實施提高稅收、削減支出的政策，旨在削減公共財政赤字，緩解投機者的焦慮。但結果卻導致意大利2012年和2013年的GDP分別降低了2.5%和1.8%，債務比重進一步上升，2013年達到了GDP的133.4%。
惡性經濟循環已被觸發，可能引致意大利(及西班牙、法國、希臘等國)經濟的長期衰退。這在當時就出現反彈效應：鑒于很多德國產品出口至歐洲，所以經濟蕭條也影響到德國，德國GDP出現了低增長或負增長。一些觀察人士開始質疑歐洲領導人和政客們的智慧：難道他們不明白目前的緊縮政策會加劇經濟衰退?但也有人推測并非如此，因為這些政策中存有鮮明的資本主義邏輯。
全球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未來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談談對全球帝國主義體系的看法。
斯克勒潘蒂：第一個不同之處是當前經濟全球化形成了一種不同于19、20世紀的帝國主義。最大的區別在于，過去壟斷資本一直將提高貿易壁壘、實施重商主義政策，作為抵制國外企業競爭的手段;現在，跨國資本依托巨型跨國公司，打破了資本在殖民帝國統治時代列強經營和剝削的分割界限，在全球市場中完成資本積累，要破除國家利益設置的一切障礙，進行帝國主義擴張，所以它一直支持推進自由貿易和金融全球化。這種資本主義統治世界的新形式被稱為“全球帝國主義”。
第二個不同之處在于國家和資本之間的關系。二者過去長期形成的共生關系紐帶正在逐漸削弱。過去，這種共生關系的基礎是構筑政治權力的國家利益，與構筑受保護的帝國主義市場資本利益趨同。現在，資本利益集團將自身利益凌駕于民族—國家之上，利用國家作為自己謀利工具的同時，又與國家利益發生沖突。一方面，資本為謀取自身利益，一直試圖令國家聽命于己，運用直接的院外游說和間接的市場作用對國家施加影響。另一方面，資本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相互沖突，由于資本將利益范圍在空間上擴張至全球，從而為本國經濟發展帶來困難，這就使得從前作為一國“集體資本家”的國家功能，受到威脅。
第三個不同之處在于工人貴族的消失，以及隨之而來，以鎮壓勞工為導向的勞動政策的重新定位。雖然20世紀70、80年代的美國和歐洲國家也曾有許多鎮壓勞工事件，但是始于90年代的市場自由化加劇了這一過程。
第四個不同之處是全球治理方法的改變。全球化時代，新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中心地區使用武力，壓迫、控制外圍地區的行動仍沒有停止，但是相比源自所謂市場“自然”法則的規制機制，武力鎮壓已經變得相對次要。這個全球帝國無需“帝王”，它的絕對統治卻變得越來越有效。這種有效性是由客觀機制保障的，而民眾的任何防備似乎都無能為力。即使跨國公司之間相互競爭，那些數不清的跨國公司高管都一致地奮力強化這些機制，因為他們追求著資本積累的共同目標。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下，跨國公司的全球帝國主義企圖在全世界建立這樣一個烏托邦——“沒有國家的全球治理”，一種世界秩序的理想狀態，不是由一個國家而是只由市場規則所統治。
然而，對于全球帝國的運行而言，集中治理有三大功能是必備的，而且這需要有強國或具有國際視野的一些國家的行動。第一大功能是全球治安官職能。履行該角色，需要動用軍事力量，懲戒那些拒絕全球化、拒絕對跨國資本開放國內市場的國家。第二大功能是全球銀行家職能。一些治理機制必須服務于貨幣的生產，以作為支付及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第三大功能是充當經濟增長驅動器職能。由于新興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積累主要由出口所帶動，必須至少有一個發達的經濟大國擔當出口對象角色，它的增長應由大規模進口來推動。在過去的20年中，關于這三大功能的理解，主要資本主義強國并不總能達成一致認識，于是，這第五個不同之處也就此應運而生。
第六個不同之處在于國家本應是公民意志的表達，現在國家卻迫于市場的壓力，造成了實質性的民主空心化，將決策機構改造為達成協議、壓制異議的簡單組織。全球帝國主義往往扼殺民主，并且是通過市場來扼殺。借用一位極具話語權的跨國資本家頗為形象的比喻：“市場即君王”。
當今時代與以往的第七個不同之處，在于經濟危機對破壞及重組國際政治均衡以及國內社會關系所起的作用。一方面，全球化危機的出現，激化了資本主義矛盾，尤其是國家與資本關系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這些危機也加速了對“市場”支配國家、人口及從屬階級之行為的懲罰過程。
當前世界盛行的觀念認為，全球化是治理各種經濟制度的萬靈藥。但近20年來的經濟發展已充分呈現出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資本邏輯本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爭斗還將繼續存在，但矛盾的焦點已集中于工人與資本的對立，集中于資本帝國中心與外圍地區的對立。從現實狀況出發，經濟全球化似乎正在促成這兩對矛盾趨于合二為一，更突出地表現為，跨國資本與世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日漸尖銳，更為廣泛地表現出階級對抗的本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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