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以后認識到了中國與西方的勞動力的工資差別，那個時候中國的精英爭相到海外刷盤子，刷盤子一個小時的工資就可以在黑市上換到國內一個月的工資收入，這樣的現象中國人想當然的認為是西方發達中國閉關鎖國的結果，而事實的真相卻是這在中國經濟領先世界的時候就存在了，是中國當年閉關鎖國的原因之一。
由于蒙古的殺伐和美洲的金銀，貴金屬富集于西方，造成西方的流動性充裕，從14-15世紀西方歷史上的價格革命開始，西方的勞動力價格開始普遍高于東方，但西方人的生活并不比東方人要好，宏觀上社會平均工資以貴金屬計價的多少，并不取決于所在地區的經濟是否發達文明是否先進，而是取決于這個地區的人均貴金屬占有量，與地區人均貴金屬占有量是成正比的。東西方這樣的工資差別在貿易上給世界財富再分配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給西方帶來了定價權，重新分配了全世界的財富。對西方歷史上的工資增長和東西方的工資差距，我們以世界資本主義的代表英國的情況來分析。
英國12—l9世紀的工資水平呈現以下特點：(1)“升”中有“穩”，下降的次數少(僅有3次)、時間短(共計不超過20年)。在“升”的方面，工匠日工資從3便士上漲到450便士，增長了150倍，幫工工資從1.5便士升至420便士，增長了280倍;所謂“穩”，指的是工資上升到一定水平后多次保持長時間穩定，維持時間最長的工資率甚至長達120年，不變時間總計達500年。
相比西方的高工資，中國到了清康乾時，普通中國勞動者的工資購買力和生活水平也不比西方發達國家差多少。但公元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英國的普通農民工的工錢月薪是約合銀2兩7錢，有點技術的工人約4兩銀，年收入就是50兩左右，看明顯高出中國人許多，中國人的年收入水平比較共識的是一戶年收入2兩銀子，這還是對1840年鴉片戰爭時的描述，而19世紀末美國華工的收入就達到了每年600美元。當時的一美元銀幣是0.7盎司白銀，這一美元硬幣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大洋，后來才是中國政權鑄造的銀元;“銀元”之所以叫“大洋”就因為是來自外國的大個洋硬幣。中國當時可是大家庭，是男耕女織的男女均勞動的，因此在中國二兩銀子是可以買一畝地的，如果是在災年等特殊情況，2兩銀子甚至是幾畝地的價值，所以西方人的名義收入是中國的幾十倍上百倍!但是西方世界的流動性豐富，社會當中的金銀數量尤其是人均貴金屬的數量遠遠多于中國等東方國家，以至于他們的物價遠遠高于中國，實際所得工資和生活水平并不理想。據麥考倫《英國史》記載，當時英國的平民大約88萬戶，其中一半每星期可以吃到兩次肉，其余一星期最多吃一次，或者完全沒有吃;西方的主食之一面包，當時平民并不能天天吃的，都是雜糧，這種生活水平與當時的中國普通人差別并不大。(注釋：Resource: http://economy.guoxue.com/?p=2811)
西方的勞動力增長率較高，工匠和幫丁的名義工資年平均增長率分別是65%和61%。而且還有一個關鍵就是工匠和幫工之間的工資差別持續穩定，比例大致維持在1.5：1。這說明工資高是所謂的科技帶來的復雜勞動是站不住腳的，最簡單的勞動依然是收入很高的。我們再看其消費的構成，可以看到在當年英國工資的實際支出中，食物(淀粉類谷物、肉類、魚、奶酪等)占80%，穿衣、燃料等其他非食品類消費品(non foodstuff)占20%，這說明他們的恩格爾系數沒有太大的變化，由于他們的恩格爾系數沒有變化，在購買力平價上他們并不富裕。但到國際貿易當中，匯率的確定不是依據某方所擁有的真實財富，在貴金屬貨幣時代，是貴金屬數量所對應的自然匯率，在國與國之間，財富的鴻溝就已經建立了。
西方當年這樣的高糧價，也使得西方社會從全球配置資源購買糧食等產品成為可能，英國經濟學家杰文斯在1865年曾這樣描述：“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加拿大和波羅地海是我們的林區，澳大利亞是我們的牧場，秘魯是我們的銀礦，南非和澳大利亞是我們的金礦，印度和中國是我們的茶葉種植園，東印度群島是我們的甘蔗、咖啡、香料種植園，美國南部是我們的棉花種植園。”
勞動力價格的落差才是英國可以享受全球資源的基礎，如果各地商品的價格沒有差別，則這些產品的貿易就無利可圖，尤其是現代低廉運輸方式出現之前，是賠本的，貿易要有利可圖，價格差別至少要高于運輸成本!而沒有兩地工資的差別，這樣大規模的全球供應的高價格，勞動者是根本消費不起的!而高昂的勞動力價格，使得宗主國生產的產品成本和價格更高，宗主國出售給其他國家和殖民地的產品當中實質上是以較少的勞動換取了對方較多的勞動，如果這個過程再計算資源的價值，則宗主國收益是更多的。因此在西方主導的商品價值論當中，對于資源的價值是不計算的，理由是能量與質量守恒，但如果有了熵和熵增加的概念，貿易所帶來的熵利益是不同的。熵就是一個有序度的衡量，得到更多的負熵，將使得社會變得更加有序，得到更好的社會發展，西方發達國家的崛起，就在這財富的經濟基礎之上，構建了現代文明的上層建筑。
中國清代的GDP是32億兩白銀，人口是3億人，如果按照西方的勞動力價格進行購買力平價計算，勞動力的總收入就要有150-1000億兩的白銀了，因此他們把中國當年視為睡獅，如果中國的勞動力價格與西方相當，那將是一個多么強大的帝國。而西方要崛起，壓低其他地區的勞動力收入非常關鍵。按照上面的數據，康乾時代中國按照1-2億人口計算，如果收入水平達到英國那樣的標準，則中國當年的工資總收入就是近100億兩，這個規模是西方無法想象的，只有把東方的勞動力成本壓低到西方的幾十分之一，西方才有超越東方的可能，這種可能就是東西方歷史性的流動性差距造成的。不要說什么工業革命，在康乾時代蒸汽機沒有發明，紡織機也沒有發明，西方的工業革命根本沒有開始，但東西方的工資差距就已經存在了。有人說東西方的勞動力工資差距是由西方技術進步等導致的云云，這完全是西方的御用文人粉飾的論調，我們需要認清歷史真相，流動性才是定價權的關鍵，科技不是!
英國等西方國家收入的高企，在貴金屬時代或者金本位時代，國際貿易間的匯率是貴金屬價格的自然匯率，整個工資差就是實際的交易差別，高工資就是可以換取其他地區更多的勞動和資源，這個工資差別是實實在在地帶來了財富的掠奪效應的。雙方的成本由雙方當地的工資為主要依據，各種資產和物資價格在當地也是要最終對應于當地的工資水平，這工資是貴金屬計價，而國際貿易是在成本的基礎上進行貴金屬的等價交換，這個等價的是貴金屬成本，而不是等價在勞動的數量和復雜程度之上。如果人是平等的，勞動的本質是沒有差別的，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計算，則是巨大的財富輸送，這里面的差別就是定價權最直接的體現。對此如果你是一個富國而不是不得不給世界打工的制造工廠，肯定是要搞貿易保護主義的，是要關稅來平衡補償勞動力價值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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