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基于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批判性地建立在制度變遷的廣義理論以及才能配置理論之上，作者提出一個關于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的新理論：“帝國的光環”理論。作者認為，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霸權地位使其吸引了全世界的資本，特別是在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而大量的外資流入逐漸增加了美國放松大蕭條后建立的金融管制體系的壓力。大量的外資流入和對金融管制的放松最終導致整個美國經濟結構過度金融化，特別是使得美國企業家和精英才能“誤配置”，進而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發生。來自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七個核心發達國家的經驗數據高度支持我們理論的推定。這一研究還表明，任何以單一主權貨幣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都是不穩定的。
一、危機之謎
2008年，美國爆發了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和解體以來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機。理解這場爆發在全球金融中心美國的危機的緣由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和國際金融體系的制度設計都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義。
目前對這場危機的解釋主要集中在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監管失敗論、金融寡頭論和美國的過度金融化等路徑上。這些不同視角的解釋有一個共同基本觀點：金融業的膨脹造成了美國經濟(以及社會)的過度金融化，過度的金融化進而導致了整個美國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失衡，最后，只等一個導火索，危機就爆發了。就2008年金融危機的淺層次原因而言，這一理解在學界基本沒有太多的異議。
但是，一個更為深層次的問題應該是：美國的經濟為什么會“過度金融化”?難道僅僅是資本家的貪婪和政府的監管不力，或者是資本主義體系的致命缺陷?在這個問題上，學界和政策界的討論還不夠精致和充分。
本文將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為2008年金融危機的深層次緣由提供一個機制性的解釋。我們認為華爾街金融從業者收入水平的“人為虛高”，將大量的人才吸收到金融行業，進而使得美國的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越來越空心化，這才是導致美國金融業與制造業嚴重失衡的根源所在。
還將國際因素和國內因素有機地結合起來：首先，2008年危機在美國的爆發不僅僅是一個美國國內的金融監管問題，其深層原因有相當一部分是國際因素。其次，在制度變遷的廣義論和其他制度主義文獻上，我們強調制度變遷的核心是權力和觀念的結合。最后，這一理論還建立在“才能配置”理論之上，強調制度(變遷)對經濟體系的決定性作用。
本文的解釋不是建立在單一因素之上，而是圍繞著這一問題構筑一個能夠將各種因素串聯起來的解釋機制--“帝國的光環”理論。具體而言，由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霸權地位，美國的頭頂上籠罩著一個“金融體系最穩定、最安全”的光環。因此，美國吸引了全世界的資本，特別是在美元與黃金脫鉤之后。而大量的外資流入則逐漸增加了美國放松大蕭條后建立的金融管制體系的壓力。外資流入和對金融管制的放松最終導致整個美國經濟結構過度金融化，特別是使得美國企業家和精英才能“誤配置”。當這一切都準備就緒之后，只需要一個類似于伊拉克戰爭這樣的導火索，金融危機就在這樣一個此前許多人認為是最為健康和成熟的美國發生了。
本文以下內容主要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批判性地回顧了目前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既有解釋，指出它們的貢獻和缺陷。第二部分具體闡述“帝國的光環”理論的邏輯過程。第三部分將美國與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這六個核心發達工業國家放在一起作為樣本，用1970-2010年的數據檢驗“帝國的光環”理論的一些核心推論。第四部分運用面板數據的回歸分析來進一步支持“帝國的光環”理論的兩個關鍵環節：首先，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和金融管制的放松對大量外資向美國流入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其次，外資的流入會拉大金融業與制造業的收入差距。因此，看起來對美國有利的“美元霸權”其實可能是一劑緩釋型的毒藥。第五部分是簡短的結論。
二、既有解釋的不足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各種指責紛至沓來。有人認為這是由于美國人的貪婪釀成的惡果，所謂的“住洋房、開豪車”的“美國夢”刺激了華爾街的金融產品設計師在金融創新上朝著“無錢也能消費”的方向努力，加劇了金融行業的不穩定性。新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金融危機驗證了馬克思早就預言過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矛盾。愛德華•沃爾夫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就指出了美國經濟中的“非生產性行為”正在拖慢生產性行業的增長速度，這將會造成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相對惡化，從而加劇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同樣借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資源，謝富盛、李安和朱安東也指出：“實體資本通過不斷增強金融活動以改善資本贏利能力的同時，金融業自身也變為一個在經濟活動中越發具有特權的積累機構。”在他們看來，這種積累模式其實造成了整體經濟利潤率的下降，從而導致危機的發生。除此之外，一些人也將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歸罪于新興金融體的加入競爭，尤其是被稱為“金磚四國”的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擠占了資本向美國的流入比率。同時，由伊拉克戰爭引發的油價上漲與其他一系列惡性后果也難辭其咎。除了以上這些因素之外，目前對于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的主流解釋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路徑上。
(一)監管失敗論
1929年大蕭條之后，美國吸取了慘痛的教訓，意識到必須遏制金融領域中的過分投機行為，于是便有了 1933年通過的著名的《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也稱做《1933年銀行法》)。該法案在降低美國金融業風險和控制金融業膨脹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金融管制開始出現大幅松動。首先，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存款機構解除管制與貨幣控制法案》，對1933年的管制進行了第一輪的松動。1995年，眾議院銀行委員會新任主席、議員詹姆斯•李奇向國會提交了廢除《1933年銀行法》的議案，這一議案獲得當時財政部長羅伯特 •魯賓的支持，這一被稱為“金融現代化”的方案松動了美國的金融監管。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通過則最終宣告了《1933年銀行法》的死亡。
管制與放松管制的一個爭論焦點在于銀行能否經營證券以及其他高風險的投資業務。《1933年銀行法》明確禁止商業銀行包銷和經營公司證券，將投資銀行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嚴格地劃分開，從而保證商業銀行避免證券業的風險。而1999年《1933年銀行法》的廢除使得商業貸款人可以簽署和交易抵押貸款證券和債務擔保證券等，并設立結構性投資工具來購買這些證券。金融業的放松管制，打破了金融風險與商業銀行之間的防火墻。后果是使得銀行的角色和行為都發生了改變，由傳統的儲蓄和借貸作為主要贏利手段，轉向通過金融投資來獲得高額利潤，這使得銀行同時可以從事授予貸款和使用貸款投資兩項存在“利益沖突”的業務，因而重新加劇了銀行作為存款機構所承擔的高金融風險。2008年金融危機到來之初，許多專家就意識到金融管制的放松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過度金融化
另外一些學者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歷史和社會原因，這就是美國經濟長期以來逐漸累積的“過度金融化”。金融化不僅僅發生在金融行業，而是擴散到了整個社會。例如，杰拉爾德•戴維斯就認為，過度金融化使得美國變成了一個“證券社會”，“即投資風格成為理解一個個體社會位置的主要方式。個性和天賦成為‘人力資本’，家庭、家族與社區成為‘社會資本’，金融投資的指導原則也以類似的邏輯擴散到遠超出其本源意義的范圍”。
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大致有三個層次的含義。在宏觀層面上，金融化主要指的是整個國家經濟結構的變化，即金融業與相關行業在整個國家經濟的貢獻中占據主導地位。在這一意義上，格蕾塔•克里普納認為：“金融化指的是一種積累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利潤主要是通過金融行業創造的，而不是貿易和商品制造。”根據克里普納提供的數據，與制造業和服務業相比，美國金融業所創造的利潤比重從1950年的10%左右上升到2001年的46%左右，而制造業的利潤比重由1950年的超過 50%下降到2001年的10%，出現了財富貢獻的大逆轉。
在中觀層面上，美國經濟的金融化意味著銀行系統的轉變。首先，大量新興的投資銀行取代了傳統的商業銀行。其次是公司治理的變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機構投資者和共同基金開始在證券投資領域里占據主導地位，新的投資行為對公司治理的模式提出了挑戰。最后是對國家的制度和具體政策的影響。國家需要吸引更多類型的投資，既包括國外直接投資，也要吸引股票和證券投資，因此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許多金融化程度較高的國家都開始削減針對大企業和高收人群體的稅收，以使它們有更多的資金用以進行投資活動。
微觀層面的金融化可能更為關鍵。過度金融化對公民和個體的心理及行為造成了嚴重影響。金融業對于收入分配的影響進一步拉大了美國的經濟不平等，金融寡頭和富人從中獲得巨大利益。受其影響，金融業的過度發展在美國也形成了“全民投資”的文化，各種針對中產階級下層的投資俱樂部開始興起。金融化除了對個體的經濟行為產生巨大影響之外，還影響了學生對于專業的選擇偏好，越來越多的高素質人才與國外留學生開始大規模涌向與金融相關的專業，希望在其中獲得一份高收入的職位，因此戴維斯把這樣一個被金融投資全面滲透和浸潤的社會稱為“投資人社會”。
(三)金融寡頭論
在另外一些學者看來，金融業的放松管制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的秘密在于美國金融業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個所謂的寡頭集團。拉格赫拉姆•拉金和路易吉•金格利斯分析了歷史上不同國家歷次金融業的興衰歷程，發現金融業的每一次興盛，其原因都在于利益集團和現任領導人對金融業的支持。吉爾•亨德里克森也認為，美國金融監管的變化，源于利益集團在背后的推動作用。西蒙•約翰遜則更明確地指出：“毫無疑問，美國是獨特的。因為我們不僅僅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軍事和技術，我們還有世界上最發達的寡頭。”這里所說的寡頭是指由金融業巨頭和具有政策影響力的政客所組成的非正式的圈子或網絡，這種政治和經濟的結合也被形象地稱為“華爾街一華盛頓走廊”。在很多情況下，政治與經濟的這種結合依靠的是私人交往和互惠，美國也不例外。這集中體現在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和華盛頓的政客在過去的幾十年來頻繁地相互任職。比如，克林頓第一任政府的財政部長是羅伯特•魯賓，而魯賓在此之前是投資銀行高盛集團的董事會主席之一，卸任之后又出任過花旗銀行集團的董事、顧問甚至首席執行官。類似地，艾倫•格林斯潘在從美聯儲主席一職退下之后，成為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顧問。同樣，小布什政府的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就職前也曾是高盛集團的首席執行官，而他的前任約翰•斯諾去職后即成為美國賽伯樂資產管理公司的主席。
在大多數國家，政治和經濟的結合要依靠賄賂、回扣、私下交易等形式來完成。在西蒙•約翰遜看來，華爾街資本和政治影響的捆綁方式要巧妙得多，那就是通過建立一種“對華爾街好就是對國家好”的信念來贏得美國政府的自覺支持。金融寡頭通過影響政客來推動對華爾街有利的政策，而政客也從不斷滿足華爾街的需求中獲得大量政治好處(主要通過競選資金的支持)。最終，政客變得根本沒有動力去反思和質疑華爾街的行為是否適當。即便有人已經意識到華爾街的行為將會產生嚴重后果，但政客和寡頭都沒有任何動力去出臺政策制止華爾街一步步滑向深淵，直至金融危機徹底爆發。
在這里，我們還不得不提到一些經濟學家。由于金融產品對開發人員的數學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美國大學里越來越多的數學、經濟、金融類教師在金融機構里兼職工作，擔當金融機構的顧問，甚至直接管理資產。學術界的技術和話語支持強有力地推動了美國金融產品的開發，進一步加快了美國的金融化。最典型的例子是邁倫•斯科爾斯與羅伯特•默頓，兩人因為研究金融衍生品的定價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他們也是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他們終于把玄妙的金融學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了!
以上這三類解釋都或多或少地觸及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一些緣由。但是，在筆者看來，無論是“監管失敗論”，還是“過度金融化論”，都沒有觸及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源。顯然，過度金融化是美國2008年危機最直接、因而也就是最淺的導因。雖然監管失敗是美國經濟過度金融化的直接導因之一，但也不是美國2008年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換句話說，美國的金融監管失敗和過度金融化(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都只是另外一個更為深刻的原因所導致的后果。
強調金融寡頭的政治影響，從而強調他們對美國金融監管體系的制度的影響比 “監管失敗論”和“過度金融化論”都更進了一步，因為它涉及了“制度變遷”這一核心命題。但是，單純強調金融寡頭的政治影響仍是不夠的：在有了1929年大蕭條的慘痛教訓之后，為什么美國的有識之士還會選擇放松對金融體系的監管?難道僅僅是美國的精英對于戰后美國經濟體系的過度自信(比如“非理性繁榮”)?為什么那些反對的聲音沒能阻止美國最終放松金融監管?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為什么美國對金融體系的監管在1980年后開始出現松動?難道僅僅是華爾街的貪婪?難道美國人忘記了1929年大蕭條的慘痛教訓?是否有這種可能，美國放松對金融體系的監管有更加隱蔽，因而更加深刻的“看不見的手”?
三、帝國的光環
在批判性地繼承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將發展出一個新的解釋機制，即一套由因果聯系串聯起來的因素組合，這種組合可以讓看起來零散的因素變得“活起來”。
這一理論的邏輯起點在于對美國的獨特性--“帝國的光環”--的分析。1971年8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隨之解體。但在這之后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全球資本仍然繼續源源不斷地流向美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大致為1996年，金融管制松動的關鍵一年)，美國外資流入的總量開始直線上升。
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分析，資本在資本相對稀缺的發展中國家的邊際收益應該要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因此，資本應該會流向發展中國家。那么為什么國際資本卻會持續向美國這樣的富裕國家流動呢?羅伯特•盧卡斯雖然提到了非經濟因素的影響，如政治風險，但總體上還是基于經濟效率的分析：發達國家較貧窮國家有更高的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相對聚集的地方，資本的收益更高。曼瑟•奧爾森的回答也類似：制度與經濟政策上的缺陷阻礙了資本向低收入國家的流動。奧爾森的理論看似要比純經濟分析更為深刻(因為它訴諸制度)，但從本質上卻依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解釋。他認為生產率是決定資本流動的根本原因，因為制度和經濟政策是通過阻礙生產率來阻礙資本流動的。而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因為有更高的生產率，所以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回報更高。
本文認為，更為深刻的原因要從美國在全球投資者心目中的地位中去尋找。雖然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資本主義遭遇了二戰以來的第一次沉重打擊，但是美國作為一個帝國在全世界金融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并沒有衰落，因為在美國這個現代“帝國”身上，籠罩著一層“光環”。在這里，“帝國的光環”不僅僅是指美國作為全世界財富和權力的象征，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技術和穩定的政治制度等對投資者頗具吸引力的客觀條件，還意味著這些客觀條件為美國在全世界投資者心目中所留下的根深蒂固的“主觀映像”，即對在美國投資能夠獲得更高或者更安全的收益的信任，這種信任為美國吸引到了大量的外國投資。這種客觀條件和主觀映像二者還可以相互加強，在資本流入和光環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正反饋效應，即大量的資本流入反而可以更進一步加強帝國的“光環效應”，類似于一個崩盤前的“龐氏騙局”。
接下來的關鍵問題是，資本的大量流入將會帶來什么后果?它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又有什么聯系?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看：這些大量流入的資本會對美國的制度體系，特別是對金融監管的體系帶來什么樣的沖擊?
前文已經提到，美國金融監管歷史中最重要的法律就是《1933年銀行法》，此法通過分割商業銀行的貯蓄和投資業務從而為商業銀行規避金融風險設置了有效的防火墻。然而20世紀60年代后期銀行家們就開始針對尋求松動這一法案中的部分條款進行游說，到70年代后期美國才開始逐步放松金融監管。其中里根政府時期(1980-1988年)是其中的重要轉折點，“里根經濟學”的哲學是：“問題在于政府，而不在于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在其任期內對政府管制大幅度地放松。在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存款機構解除管制與貨幣控制法案》，對1933年的管制進行了第一輪的松動。1982年，國會通過《賈森一圣•德曼儲蓄機構法案》，儲蓄機構可以參與商業貸款和從事有關共同基金的金融市場活動，這使得共同基金和商業票據的交易活動空前繁榮起來。1986年，美聯儲第一次允許銀行將歲人的5%用于投資活動，這是對《1933年銀行法》的進一步實質性松動。1987年，格林斯潘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國會在這一年第一次開始討論廢除《1933年銀行法》的提案。沃爾夫岡•賴尼克認為，這次廢除《1933年銀行法》的提議之所以在國會中得到大力支持，主要原因在于銀行家提出的理由是--金融監管限制了美國金融機構在吸引國際投資上的競爭力。而這里“競爭力”的實際含義就是金融機構為國際投資增值的能力，因為只有能為投資增值，對投資者來說才具有更強的吸引力。由于銀行家們在游說時對國際競爭力的強調，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美國的兩黨斗爭，因此歷次對于廢除《1933年銀行法》的討論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時得到兩黨議員的支持。克林頓上臺后，繼續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并且任命魯賓為財政部長，讓格林斯潘繼續留任美聯儲主席。魯賓和格林斯潘都是放松金融管制的堅定支持者。因此，到了1996年，銀行已經可以將歲人的25%用于各種類型的金融產品的投資活動(《1933年銀行法》實際上已經不起作用)，1999年正式廢除《1933年銀行法》，美國進入了所謂“監管放手”的金融化時代。
如果我們要從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的歷史制度中發現原因的話，這里的關鍵點在于，“光環效應”所帶來的大量資本流入給美國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即要為這批投資持續增值的壓力，因此也需要大量從事金融工程和金融服務專業的人才。而在這一過程中，隨著資本流入量的不斷增加，金融從業人員的勞動力價值被人為地“虛高”了。
唐納德•托馬斯科維克和林庚厚借助“租金”理論部分說明了這部分“虛高”的工資是如何通過“人為”因素獲得的。他們認為，美國金融從業人員的高額收入不是像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是由于金融行業的高生產率所帶來的高額利潤所決定的。相反，美國金融從業人員的高額收入是通過設置制度性的壁壘獲得了遠遠超過完全競爭市場條件下的“超額利潤”，也即“租金”。由于金融業的高額工資收入的根源不在于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利潤率和生產率，而是制度性(壟斷和管制)的后果，因此，它也不會隨著利潤率和生產率的波動而波動，而是隨著制度的變遷而變化，或者更準確地說，其利潤率和生產率也是制度性的后果。這里所謂的“制度” 實際上指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歷次對于金融管制法案的松動。放松金融管制為金融業在國家經濟中進行財富轉移(注意不是財富創造和積累)提供了機會，這一后果直接造成了到2008年時，美國金融業雇員的薪資已經高出其他部門60%。
顯然，金融業的高收入絕不僅僅只是與制造業拉開了差距，其拉開的是與整個美國社會的差距。雅各布•哈克和保羅•皮爾遜把金融業所制造的收入不平等稱為“贏者通吃”的政治：即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富人與中產階級的收入差距逐漸拉大，而且這一趨勢已經持續了將近一代人的時間(大致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如此高的收入回報，使得金融專業在與其他經濟部門競爭人才的過程中獲得了絕對優勢，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加入到這一行業。克勞迪婭•戈爾丁和勞倫斯•卡茨對哈佛大學畢業生職業變遷的一項跟蹤統計表明，1970-1990年，新畢業生從事金融業的比例從5%上升到了15%。1970年畢業的學生里，在15年后有22%的人進入金融領域;1990年畢業的學生里，這一比例增加到了38%。其中女性的增加更為明顯，1970年畢業的女性學生中15年后有12%選擇金融業，而1990年的畢業生里這一比例增加到23%，幾乎增加了一倍。顯然，這些人才涌人到金融領域之后又會進一步為金融領域的擴張與壟斷(當然是制度性的)進行游說和討價還價，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政府對金融化的推動。而這樣的人才配置變化顯然一定會從長遠削弱美國制造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美國的金融化改變的還不僅僅是物質市場的回報，它還改變了整個美國的“地位市場”的分配，因為進入金融部門的向上流動將更快，這把過多的人才吸引到了金融行業。而正如唐世平所指出的，對于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來說，地位市場的分配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一個不公平的地位市場將會瓦解個體向上流動的信心和動力。這一過程的嚴重后果就是造成美國企業家和精英在才能上的“誤配置”。按照威廉•鮑莫爾的分析，企業家的才能可以大致劃分為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兩類，這兩類才能的配置情況將會對經濟的創新和發展產生非常關鍵的影響。華爾街金融寡頭所建立的“華盛頓一華爾街走廊”是典型的非生產性行為(因為對政治的影響主要是為了尋租而不是制度和技術創新)，企業家大多將自己的才能發揮在建立社會關系、庇護網絡等尋租行為上，而當一個游戲規則將企業家的才能引導向非生產性行為時，帶來的將是腐敗和虛假繁榮，而不是真正的經濟發展。
到這里，我們的邏輯鏈條已經到了美國的過度金融化所帶來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兩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一是金融領域對其他領域的全面滲透，包括人力資源上人才從制造業和服務業向金融業的過度轉移，在政治上華爾街開始成為對美國政治影響最大的利益集團，在文化上形成全民投資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心理傾向以及“投資人社會”的出現;二是其他經濟部門對金融業形成了不對稱的權力依賴，華爾街成為非金融部門融資的最佳途徑，實體經濟所創造的每一分錢都要經過華爾街之手，結果是其利潤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滑，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在這一過程中受到嚴重影響。
這個相互作用的過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2007年，克雷格•梅德倫對于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泡沫和2000年之后房價上漲的解釋中就已經提出，金融業的資本擴張(通過兼并、收購、股份回購等方式)，對“傳統”經濟投資的低預期，工業與金融業相對平衡結構的動搖，是美國金融泡沫的根源所在，金融業本身就是最大的 “泡沫制造機”。泡沫的出現，再加上石油價格的上漲和陷入伊拉克戰爭的泥潭，成為最終刺破泡沫的扳機，多種因素的集合給美國人帶來了2008年金融危機。但是正如前文所述，這一系列現象其實只是“帝國的光環”的后果而已，它們可能是觸發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但并不是美國這樣一個金融帝國爆發危機的根本原因。
四、數據來源與描述性證據
在這一部分，筆者將展示支持“帝國的光環”理論的經驗證據，試圖表明以下兩點：(1)美國在1970年后確實吸引了大量的外國資本，事實上，美國是最大的外資凈吸收國;(2)大量的外資流入是導致美國金融業收入和制造業收入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變量、測量與數據來源
筆者利用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在內的七個國家1970-2010年的面板數據，來驗證本文理論中的關鍵環節--外資流入是否拉大了金融業與制造業的收入差距。之所以選擇這七個國家，原因在于它們是七國集團的成員，是全球七個核心工業化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共同面臨了一定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帝國的光環”這一理論中，只有英國、法國、德國、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六個國家可以與美國的地位做些許比較，其他國家無論從國際影響力還是金融化的時間上來看，都無法與美國相比。另外，本文選擇的時間跨度為1970-2010年，原因是這正好涵蓋了從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到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
表1表明了所有變量的名稱、測量和編碼方式以及數據的來源。表2為所有變量的描述統計情況。
表1 變量一覽表
單位勞動力成本一金融業 Unit Labor Cost：financial and business service（level，ratio）OECD
單位勞動力成本一制造業 Unit Labor Cost：manufacturing（level，ratio） OECD
勞動力成本差距 勞動力成本（金融業）一勞動力成本（制造業） 作者計算
自變量
外商直接投資一總量 FDI：net inflows（BoP，current USMYM） Worldbank
外商直接投資一比率 FDI：netinflows（％ of GDP） Worldbank
有價證券投資一總量 Portfolio equity，net inflows（BoP，current USMYM） Worldbank
有價證券投資一比率 有價證券投資一總量／當年GDP 作者計算
資本流入一總額 國外直接投資一總量＋股票債券投資 作者計算
資本流入一比率 資本流入一總額／當年GDP 作者計算
金融管制政策 虛擬變量（管制＝0．放松＝1） 作者設定
控制變量
國民總收入（10億美元） CNI（current USMYM） OECD
CDP年增長率 GDP growth（ annual ％） OECD
人口增長率 Population growth （ annual ％ ） OECD
貿易一進口 Trade in goods （value） OECD
貿易一出口 Trade in goods （value） OECD
貿易一總額 貿易一進口＋貿易一出口 作者計算
貿易一頃差 貿易一出口一貿易一進口 作者計算
資料來源：OECD的數據來自：http：//www.oecd.org/statistics/;Worldbank的數據來自：http：//data.Worldbank.org/。
表2相關變量的描述統計
變量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標準差
單位勞動力成本一金融業 283 0.019 0.819 0.407 0.205
單位勞動力成本一制造業 273 0.074 
0.902 0.571 0.198
勞動力成本差距 268 -0.412 0.165 0.158 0.120
外商直接投資一總量（log）279 4.319 6.087 4.796 0.304
外商直接投資一比率 279 1.080 11.14 1.275 1.775
有價證券投資（log） 247 3.411 5.929 4.722 0.281
有價證券投資一比率 248 -0.030 0.130 0.006 0.013
資本流入總額（log） 247 3.830 6.573 4.899 0.412
資本流入一比率 247 -0.023 0.213 0.020 0.026
國民生產總值（log） 287 4.443 9.589 7.042 1.126
GDP年增長率 286 -5.527 8.414 2.476 2.269
人口增長率 287 -0.429 1.909 0.571 0.465
貿易一總額（log） 578 0.850 5.644 3.425 1.045
貿易一順差（log） 287 3.462 4.802 4.576 0.168
注：(1)投資、貿易和國民生產總值的單位為十億美元;
(2)對于變量貿易順差(log)、FDI流入量(log)、有價證券流入(log)、資本總流入(log)，由于存在一定負值，因此分別加了常數100，然后取對數;
(3)表中報告的是整體(overall)情況，沒有分別報告組間(between)和組內(within)的均值和標準差。
(二)資本流入與行業收入差距：七國的描述性比較
在整理了所需要的全部數據之后，筆者發現，美國與其他六個發達工業國家相比較，在對外資的吸引力上有自己的獨特優勢。通過七個國家四十多年來資本流入總量(外商直接投資加有價證券投資)年均值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美國要遠遠領先于其他六個國家。
在 20世紀80年代之前有價證券的資本流入量上，七個國家的差距并不大，但是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開始(也即美國金融監管的自由化開始后)，美國的虛體資本流入量開始大規模飆升，這一趨勢到2000年達到第一個頂峰(1936億美元)，隨后經過三年的短暫下降(2001-2003年，這是網絡泡沫破滅的時間)，從2003年開始第二輪更為迅速的飆升，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達到了美國40年來(美元與黃金脫鉤)的最高水平。而在另外六個國家中，唯一能與美國相媲美的就是英國，英國一直以來吸引虛體資本的能力就非常不俗，到2000年時甚至與美國達到了幾乎一樣的頂峰(1917.4億美元)，但是這之后英國的虛體資本流入開始逐漸下滑，再也沒有達到與美國接近的水平。
在了解過七個國家的資本流入情況之后，下面我們來看一下七個國家制造業和金融業勞動力成本40年來的變化情況。總體上來說，所有國家金融業的勞動力成本都在逐漸上升，但是在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金融業的勞動力成本始終沒有超過制造業，雖然在大部分國家二者都在不斷接近。只有美國和加拿大，金融業的勞動力成本最終超過了制造業。尤其是美國，其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自20世紀90年代后還出現了下降，但是金融業的勞動力成本卻一直處于上升趨勢。在七個國家金融業與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差距的時間趨勢上，非常明顯，1980年之后，美國的勞動力成本差距上升坡度最為陡峭。
五、回歸檢驗結果
前文的數據描述表明美國作為一個帝國，確實有一些獨特之處：它吸引了更多的外資流入，而且其經濟的金融化程度(以金融業和制造業的勞動成本差距度量)也遠高于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但是，美國對外資的吸引力是否是由美國的帝國地位導致的呢?而美國經濟的金融化程度如此之高，是否大量的外資流入是罪魁禍首之一呢?為了進一步回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在控制了人口增長、經濟增長和國家金融監管程度等因素的條件下，對這兩組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
(一)帝國的光環：美國吸引外資的獨特優勢
在這個環節，我們主要考察美國的“帝國的光環”的影響，即美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獨特霸權地位會使美國獲得更多的外資流入，即便在美國的經濟地位相對下降后仍舊如此。
在這個部分，我們的核心因變量是資本的流入。依據慣例，我們將國外資本流入區分為外商直接投資和有價證券投資。其中FDI是最常使用的用來衡量國外資本流入量的指標，我們選取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總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資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最后，我們將外商直接投資總量與有價證券投資總量相加，獲得當年總體的資本流入量。而核心自變量是“帝國(的光環)”。我們將美國的獨特地位用虛擬變量來表示：美國為1，其他國家為0。為了呈現制度變遷對工資差距的影響，我們還增加了一個年份的虛擬變量--是否放松金融管制(放松金融管制為1，否則為0)。前面已經提到，雖然美國國會1999年通過的《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正式終結了對金融業進行管制的《1933年銀行法》，但實際上從1995年開始后者就已經名存實亡了，因此我們把1995年作為金融管制和自由化的分水嶺。而英國對金融管制的放松更早，始于20世紀80年代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對英國金融業進行的一系列被稱為“大爆炸”的自由化政策改革，本文選取1981年作為英國放松管制的分水嶺。而其他五個國家對于金融業的管制放松都相對較晚，2001年之后才開始有所變革，因此把2001年作為它們編碼的分水嶺。
我們推定：美國的帝國地位對于它吸引外資是有利的，而金融管制的放松同樣會增加外資的流入。這兩個變量的疊加項應該更加刺激外資的流入。在具體的回歸操作上，我們遵循詹姆斯•雷的建議，即首先考察獨立核心解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之后再加上控制變量以檢驗穩定性。
我們的主要控制變量是：經濟總量、經濟增長率、貿易順差(貿易出口總額一貿易進口總額)和貿易總額(貿易出口總額+貿易進口總額)。本文推定：(l)經濟總量越大，外資流入應該越大;(2)經濟增長率越高，外資流入應該越大;(3)貿易總額對資本流入的影響可能是不確定的。(4)一個國家的貿易順差越大，則意味著一個國家的資本存量更多，資本的成本較低，因而越不容易吸引大量的外資。
在具體的模型選擇上，由于“帝國”是一個以國家為單位的類別變量，固定效應模型不再適用，因此我們分別報告了穩健回歸的OLS模型(控制異方差)和帶Newey-West標準誤的模型(控制自相關)，其中 Newey-West模型設定滯后期3年。表3和表4顯示了這部分的定量分析結果。
在表3中，我們先分別檢驗“帝國的光環”和“對金融管制的放松”對資本流入的獨立影響。檢驗結果表明，這兩個變量都各自獨立地顯著(p<0.01)促進資本的流入(模型1、模型3、模型5)。再加入控制變量后，這兩個變量仍然對資本的流入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模型2、模型4、模型6)。
在表4中，我們將“帝國的光環”和“對金融管制的放松”兩個虛擬變量相加，形成一個新的變量，其中既沒有帝國光環也沒有放松管制的年份編碼為0，只放松管制或者只具有帝國光環的年份編碼為1，同時具有帝國光環和放松管制的年份為2，來進一步檢測這兩個變量對資本流入的影響。而鑒于帝國的光環有可能是通過導致貿易逆差而導致資本的流入(比如，因為帝國通常需要提供一些 “公共產品”而容易累積貿易逆差)，我們還檢驗了這一可能的因果鏈條(模型7)。結果顯示，帝國光環與貿易順差額之間呈現高度負相關，在控制了控制變量后依然如此(模型8)。也就是說，貿易順差是介于“帝國的光環”和“外資流入”之間的一個中間變量。因此在后面的其他模型中，不再控制貿易順差。接下來的檢驗結果同樣支持我們的理論推斷。“帝國的光環”和“對金融管制的放松”的疊加項則顯著刺激資本的流入(模型9、模型11、模型13)。而且，這一刺激效果在控制一些控制變量后依舊顯著(模型10、模型12、模型14)。
表3 0LS穩健回歸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FDI（log） FDI（log） Equity（log） Equity（log）資本流入總量 資本流入總量
（OLS） （OLS） （OLS） （OLS） （log）（OLS） （log）（OLS）
帝國 0.365*** 0.206*** 0.199*** 0.094* 0.405*** 0.175***
（帝國=1）（4.86）（4.43） （3.15） （1.67） （4.14） （2.72）
金融管制 0.131*** 0.072* 0.186***
（放松=1） （3.55） （1.71） （3.69）
GDP增長率 0.012** 0.004 0.014
（2.14） （0.53） （1.60）
人口增長率 0.075*** 0.009 0.080*
（2.85） （0.27） （1.95）
GNI（log） -0.075*** 0.014 -0.019
(-2.95) (0.32) (-0.39)
貿易總量 0.816*** 0.302 0.822***
（log） （5.37） （1.27） （3.11）
截距 4.742*** 1.124* 4.689*** 3.045*** 4.832*** 0.742
（324.9） （1.94） （278.7） （3.52） （216.89） （0.76）
r2 018 0.59 0.07 0.23 0.13 0.51
N 279 279 247 247 247 247
F 23.6 35.5 9.95 9.73 17.1 33.0
(二)“帝國的光環”的后果
在這個環節，我們主要考察“帝國的光環”的后果，即：大量的外資流入對美國經濟的影響，特別是對金融業和制造業的影響。
表4 Newey-West標準誤(Newey-West standard errors)回歸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貿易順差 貿易順差 FDI FDI Equity Equity 資本總流入 資本總流入
（log） （log） （log） （log） （log） （log） （log） （log）
帝國＋ 0.155** －0.912*** 0.335*** 0.152*** 0.186*** 0.078*** 0.416*** 0.183***
金融管制 （-2.85）（－4.66）（6.44） （3.89） （3.58） （1.99） （5.87） （3.32）
GDP增長率 -0.005 0.013** 0.004 0.014
（-1.157） （2.45） （0.56） （1.51）
人口增長率 -0.077** 0.092** 0.015 0.077
（-2.49） （2.59） （0.36） （1.53）
GNI（log） 0.025 -0.059* 0.020 -0022
（0.81） （-1.88） （0.47） （-0.42）
貿易總量（log） -2.69 0.765*** 0.287 0.830**
（-1.14） （3.64） （1.18） （2.58）
截距 4.649 5.835*** 4.633*** 1.25 4.619*** 3.08*** 4.670*** 0.725
（333.04） （6.07） （257.4） （1.50） （210.2） （3.24） （147.3） （0.58）
Lag 3 3 3 3 3 3 3 3
N 287 286 279 279 247 247 247 247
F 8.15 4.64 41.5 18.3 12.8 5.42 34.4 17.3
注：括號中為t值;*p<0.10，**p<0.05，***p<0.01。
在這里，我們的因變量為“勞動力成本差距”，即用金融業的單位勞動力成本減去制造業的單位勞動力成本。這里之所以選取“單位勞動力成本(ULC)”，原因首先在于其可獲得性。OECD的數據庫中較為完整地提供了我們所需要的七個國家自1970年到2010年的連續數據，OECD對單位勞動力成本的定義為： “每單位經濟產出的平均勞動力投入成本，通過計算相對于實際產出的勞動力成本總量的比率來獲得。”因此勞動力成本的范圍大于工資，不僅包括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工資和薪金，還包括以物質或非物質形式表現的福利，如實物發放、社會保障、技術培訓等，因此勞動力成本其實更為準確地反映了對勞動力的投入總量。
本文的核心自變量為美國所吸引到的國外資本，分別由上面提到的三個不同的指標所度量。在下面的回歸模型中，筆者將分別檢驗這幾個不同指標對勞動力成本差距的影響。
本文理論的核心推論是：有價證券投資將推高勞動力成本差距。而FDI與勞動力成本差距之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一方面，FDI通常流向制造業，所以有可能降低勞動力成本差距;但另一方面，即便是FDI進入美國，也有可能因為金融業的虛高利潤，被用于從事金融業的投資。總體的資本流入量應該推高勞動力成本差距。除此之外，我們還推論：對金融管制的放松也將推高勞動力成本差距。
最后，本文選取了各國逐年的人口增長率、國民生產總值、CDP增長率以及貿易情況作為控制變量。我們推定，人口增長率大致體現了勞動力增長率，而勞動力供給越充沛，則勞動力的議價權越低，因而會傾向于縮小勞動力成本差距。相反，GDP增長率越高，表明經濟越活躍，因而投資者都更愿意冒更大的風險，因而容易推高金融業和制造業之間的勞動力成本差距。
表5資本流入(總量)與勞動力成本差(普通固定效應模型)
模型15 模型16 模型17 模型18 模型19 模型20
勞動力 勞動力 勞動力 勞動力 勞動力 勞動力
成本差（FE） 成本差（FE） 成本差（FE） 成本差（FE） 成本差（FE）成本差（FE）
FDl（log） 0.218*** 0.155***
（12.6） （8.22）
有價證券 0.137*** 0.076***
（log） （6.15） （3.85）
資本總流入 0.152*** 0.100***
（10.8） （6.71）
人口增長率 -0.058*** -0.060*** -0.064***
（-3.29） （-2.91） （-3.32）
GDP增長率 0.005** 0.005** 0.005**
（2.31） （2.14） （2.09）
金融管制 0.075*** 0.115*** 0.085***
（放松=1） （6.50） （9.73） （6.85）
截距 -1.203*** -0.807*** -0.905*** -0.908*** -0.539*** -0.655***
（-14.5） （-7.64） （-13.1） （-10.3） （-5.78） （-9.17）
R2 0.38 0.14 0.34 0.49 0.41 0.47
N 267 240 240 267 240 240
Rho 0.59 0.48 0.57 0.68 0.64 0.67
F 160.0 37.9 117.6 61.6 39.0 50.9
表6 資本流入(比重)與勞動力成本差(普通固定效應模型)
模型21 模型22 模型23 模型24 模型25 模型26
勞動力 勞動力 勞動力 勞動力 勞動力 勞動力
成本差（FE） 成本差（FE） 成本差（FE） 成本差（FE） 成本差（FE）成本差（FE）
FDl（log） 0.023*** 0.013***
（6.50） （4.07）
有價證券 1.301** 0.231
（log） （2.59） （0.55）
資本總流入 1.496*** 0.729***
（5.74） （3.10）
人口增長率 -0.055*** -0.063*** -0.066***
（-2.89） （-2.97） （-3.19）
GDP增長率 0.005** 0.005** 0.004*
（2.08） （2.03） （1.71）
金融管制 0.112*** 0.127*** 0.115***
（放松=1） （9.91） （10.7） （9.49）
截距 -0.188*** -0.166*** -0.189*** -0.194*** -0.185*** -0.190***
（-26.5） （-23.6） （-23.5） （-15.0） （-12.4） （-13.0）
r2 0.14 0.028 0.12 0.39 0.37 0.39
N 267 241 240 267 240 240
rho 0.40 0.41 0.41 0.62 0.62 0.62
F 42.3 6.72 32.9 41.8 33.0 36.9
注：括號中為t值;*p<0.10，**p<0.05，***p<0.01。
我們首先分別對所需要檢驗的所有模型做了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檢驗，豪斯曼檢驗的結果強烈支持使用固定效應模型，而非隨機效應模型。因此在表6中我們只報告了固定效應模型的結果。
結果顯示，無論是FDI的凈流入量、FDI占GDP的比重、有價證券流入量，還是資本總流入量，都對金融業和制造業的單位勞動成本差額構成顯著影響。由于我們計算勞動力成本差額是用金融業減去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因此四個核心自變量的系數符號為正就表明外資流入確實如我們在理論中所推斷的那樣，拉大了金融業與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差距。另外，在所有的模型中，關于金融管制程度的虛擬變量也在最高水平上顯著，且符號為正，這也驗證了我們理論中所指出的，對金融管制的放松拉大了金融業與制造業的收入差距。另外，在所有的模型中，FDI總量和FDI相對GDP的比例也都推高了金融業與制造業的勞動力成本差距。這也印證了我們其中的一個推論：在金融業利潤居高不下的情況下，許多FDI可能也會被轉移到金融業里。
(三)美元霸權：緩釋型的毒藥?
至此，我們已經充分展示：“帝國的光環”為美國在1971年后依舊吸引了巨額的外資流入，而大量的外資流入增加了美國放松金融管制的壓力，金融管制的放松導致了美國的過度金融化以及制造業與金融業比例結構的嚴重失衡。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引爆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火藥桶。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學術界的一個普遍反應是，美國有這么多優秀的經濟學家，為什么無法預測危機的到來?一種解釋是經濟學家也成為華爾街金融活動的利益卷入者，因此無法客觀看待華爾街所正在發生的事情。但我們認為更為重要的原因在于，這場危機的真正根源并不能從經濟學或者金融學所討論的問題中直接得出。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根本原因不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監管存在的技術上或者制度上的紕漏，也不是少數銀行家與華盛頓政客的共謀所能制造出來的，而是美國一如既往地在全球尋求霸權地位的國際戰略的客觀結果。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元雖然不直接與黃金掛鉤了，但是在之后的時間里，美國尋求的是讓美元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儲備貨幣，而且從目前全世界的外匯儲備量來看，它確實做到了。正如廖子光在批評美元霸權時所說的：“國際貿易的現狀是，美國生產美元，世界其他國家生產美元可以購買的產品。”在美元霸權下，其他國家在國際貿易活動中尋求的不再是比較優勢，而是轉向競爭基于美元的積累和儲備，以穩定本國貨幣的國際匯率。美元雖然已與黃金脫鉤，但是美國幻想的是通過美元霸權戰略使得美元本身就是“黃金”。
美國人還沒有清醒地意識到，也許美元霸權對于美國來說是一劑毒藥--“帝國的光環”帶來的不僅僅是大量的資本流入，也帶來了為這些資本升值的壓力。大量的外資流入首先改變了美國的金融業(對利潤的追求更加肆無忌憚)，進而改變了美國政府對于金融業的看法(進一步放松管制可以讓金融業獲得更高的利潤)，最后改變了美國社會(只有與金融沾邊才能實現“美國夢”)。
六、結論
本研究基于歷史制度主義的視角，批判性地建立在才能配置理論之上，為解釋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帝國的光環”理論。這一研究至少具有以下理論價值：首先是強調制度分析的重要性，我們認為銀行家的貪婪、金融寡頭與政客的共謀、美國社會的投資狂熱等都是非常表層的因素，這背后其實是復雜的制度演化過程，只有通過對歷史制度的分析才能更為充分地理解美國今天的金融化現狀。其次是對國際因素的重視，在我們的理論中，自始至終強調美國金融化的過程是與美國在全球尋求美元霸權地位的國際戰略息息相關的，對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學的思考如果單純考慮國內因素的話，只能走到死胡同里去。
本文的研究結論對國際金融體系和中國的經濟戰略都有一定的政策意義。就國際金融體系來說，任何一個以核心國家的主權貨幣為支撐的單一儲蓄貨幣體系都是不穩定的，我們的目標是結束任何單一貨幣的霸權。對中國來說，必須審慎地進行金融化，要通過制度設計，保持金融業的收入不能與其他行業差距過大，以防止人才向金融業過度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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