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前幾日寫了一篇批判中央紀委成員、反腐敗專家李永忠關于用羅素“權力論”解讀黨的群眾路線的文章。后又見到4月24日的《文摘報》轉載一篇同樣發表在廣東政協主辦的《同舟共進》雜志第4期上署名“郭道暉”的《“群眾路線教育”需注意的問題》的文章(以下簡稱“郭文”)。讀后同樣感到憤怒。這又是一篇典型歪曲、修正和篡改黨的群眾路線的文章。
一、“清除‘牧民觀’，樹立平等相待的公民觀”實質是用一種英雄史觀取代另一種英雄史觀。
“郭文”指出需注意的第一個問題是“清除‘牧民觀’，樹立平等相待的公民觀”。文中說，群眾的“群”繁體字是“羣”，本意是君在羊之上，意味著群眾是君主統治下的羊群。當前一些官員至今或多或少保留、因襲了這種“君臨群眾之上”的“牧羊觀—牧民觀”。文中強調要糾正和改變官員“沒有完全擺脫自居領導者特殊地位的心態”，樹立“平等相待的公民觀”。筆者認為，郭先生運用文字學的方法解讀現實社會中的官員對“群眾”的錯誤理解，并強調要變革群眾觀念是正確的。但這里有兩個主要錯誤：一是沒有指出“牧民觀”的群眾觀念本質是英雄創造歷史的英雄史觀思想，是唯心主義的歷史觀。二是糾正和變革“牧民觀”，共產黨人應該樹立的不是法學意義上的“公民觀”，而是政治生活中的人民是社會的真正主人的群眾史觀，也就是說官員對群眾來說是為人民服務的“仆人”，群眾對官員來說是真正的“主人”。 我們知道，“公民”作為一個法律概念是指具有一個國家的國籍，并根據該國憲法和法律，享有權利并承擔義務的一切人。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都是這樣解釋的。但唯物史觀認為，人是具體的、歷史的。“公民”作為一個法律概念的人也是具體的、歷史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本質是不同的，其“權利”的具體內容也是不同的。“公民”泛指一切擁有國籍的人。法律規定，所有“公民”權利是平等的，但實質是不可能平等的。因為一個國家內，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每一個公民的財產、權力、地位是根本不同的，由此造成其權利不可能是平等的。馬克思說，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而社會主義國家本質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國家，其國家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因此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權利的核心內容就是做“社會主人”的權利。同時“黨的群眾路線”中的“群眾”概念不是指所有人，而是勞動者為主體的大多數人(見第三部分)。因此應該取代作為英雄史觀具體表現的“牧民觀”的不是抽象意義上的所謂“平等相待的公民觀”，而是群眾史觀為理論依據的“社會主人觀”。抽象意義上的“公民觀”本質是唯心史觀，也是偽裝起來的又一種具體的英雄史觀。
二、“克服‘打天下者做天下’的權力觀，樹立‘權為民所賦’的新權力觀”實質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
“郭文”指出需注意的第二個問題是“克服‘打天下者做天下’的權力觀，樹立‘權為民所賦’的新權力觀”。文中指出，有的黨政干部自覺不自覺地抱有中國農民革命的固有傳統觀念：所謂“打天者坐天下”“成者為王”。引申過來就是打天下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就可以得到整個天下的一切資源，包括物質資源、精神資源、司法資源等。應該說。“郭文”指出的這種現象確實客觀存在，特別是在共產黨人剛剛奪取政權之后。但這種現象早在建國之前，毛澤東提出的“不當李自成”思想就是對這種現象的揭露和批判。筆者今年初寫的一篇《對毛澤東“不當李自成”思想的解讀》就較為詳細地分析了中國革命成功之后為什么會出現李自成現象的歷史根源就是一些革命者頭腦中的農民革命觀念。毛澤東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有本質的區別，必須樹立中國革命的根本目的不是停留在奪取政權，而是實現消滅剝削壓迫制度的共產主義，因此要繼續革命。大家還知道，建國初毛澤東的親屬要求毛澤東給他們封官許愿，遭到毛澤東的拒絕，強調毛澤東是在代表人民掌握權力，而不是代表毛家掌握權力。由此說明毛澤東以身作則在同這種“農民革命”式的權力觀念做徹底的決裂。
本來這種思想在我們黨內已經批判了多次，當然不能說已經徹底根絕。所以習近平去年又再次強調毛澤東“不當李自成”的思想。“郭文”自以為發現了當今共產黨人問題的一塊新大陸一樣，又拿出來批判一番，其目的是什么呢?真的是要糾正黨內現實的“李自成”現象嗎?接著往下看，其目的就昭然若揭了。“郭文”說：“這個問題必須從體制上解決：國家的一切精神與物質財富應當歸屬于人民。國家一切權力、一切資源不是屬于某一個政黨，更不是歸屬于某個個人。社會主義的本義是‘以社會至上為主義’，社會至上即社會主體—人民之上，一切權力、一切國家與社會資源歸人民所有。”原來“郭文”批判“農民革命”式的權力觀的目的就是批判共產黨的執政和領導地位。任何人都知道中國當今一個最大的客觀事實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流血奮戰，武裝奪取政權，新的國家政權性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郭文”卻說：“國家一切權力、一切資源不是屬于某一個政黨，更不是歸屬于某個個人。”實際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人雖然依靠武裝斗爭奪取了國家政權，但宣布國家是共產黨的領導，實際就是宣布國家的一切權力、資源是屬于中國共產黨，屬于共產黨領袖個人的。這種觀念就是中國“農民革命”式的權力觀念，是應該批判和拋棄的。“郭文”鼓吹新權力觀念應該是“權為民所賦”，是人民之上，是一切權力和資源歸人民所有。也就是說，哪個政黨執掌政權，要依靠人民普選產生，而中國共產黨依靠武裝斗爭獲得執政和領導地位不是“權為民所賦”，不是“一切權力和資源歸于人民”?；蛘哒f，一切權力和資源歸于人民，就是應該歸于所有政黨，應該取消共產黨的執政和領導地位，應該輪流做莊，或實行多黨制。這不典型地惡意歪曲、攻擊和否定共產黨的執政和領導地位嗎?
中國共產黨人依靠武裝斗爭奪取政權取得國家的執政和領導地位是典型的“權為民所賦”。大家所熟悉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曲就真實地反映了共產黨人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就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廣大人民賦予的權力。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決定共產黨領導新中國本身就是“一切權力、資源屬于人民”，就是人民之上。毛澤東開國大典上喊出的“人民萬歲”是古今中外任何一個領袖、皇帝、元首等政治家從沒有喊過的口號，恰恰反映了共產黨領導與人民至上的絕對統一性。今年人代會修正過的中國憲法中繼續強調：“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后，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 “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 “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規定屬于集體所有的森林和山嶺、草原、荒地、灘涂除外。”“城市的土地屬國家所有。” “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郭道暉先生寫過多篇贊揚和擁護憲政的文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如此明確、清楚的表述郭先生視而不見，這是擁護憲法還是反對憲法呢?至于共產黨中的個別領導背離共產黨人的根本宗旨，把權力變為謀取個人私利的工具現象與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絕對不能因為個別人的行為而否定共產黨的執政和領導地位。
三、“轉變‘非我即敵’的專政觀，樹立多元利益群體觀”實質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維護少數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
“郭文”指出需要注意的第三個問題是“轉變‘非我即敵’的專政觀，樹立多元利益群體觀”。文中說，建國后前二十年，“以階級斗爭為綱”，提出劃分敵我兩類矛盾，不斷在人民中甚至在黨內劃界線，挖“敵人”是錯誤的。社會矛盾多樣復雜，把社會矛盾歸結為政治上的兩類，是“非此即彼，就容易導致簡單化，出現混亂”。文章主張拋棄這種觀念，因為當今社會不是敵我二元論的對立，而是多元的利益群體。法治任務不僅是打擊敵人，更要注意對多元利益關系的調整，保障多元化利益群體，特別是弱勢群體的現實目標上。顯然這一所謂“需注意的問題”矛頭是直接指向毛澤東的“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這里實際涉及到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與階級觀點的關系問題。
我們知道，“群眾”概念從字面和廣義上理解，就是指群體的許許多多的人，社會本身就是群體，有形形色色的大群體、小群體。唯物史觀認為，私有制社會生產資料主要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由此必然區分為對生產資料的占有、生產中的地位、作用、產品的分配不同而導致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勞動”這樣兩大根本不同、對立的集團。這種現象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學者就已經發現了，并稱之為“階級”，他們之間的斗爭就是階級斗爭。馬克思恩格斯一直使用的“階級和階級斗爭”概念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的。馬恩與他們的區別就是揭示了階級產生的物質根源和階級的歷史性。列寧的重大貢獻就是給“階級”下一個清晰、明確、科學的定義。同時列寧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兩個階級也是兩個利益根本不同的群體、群眾。但現實生活中占有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總是少數，沒有生產資料或極少生產資料的勞動階級總是大多數。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在使用“群眾”概念時總是把大多數人稱為“群眾”。一般馬克思主義教材在給“人民群眾”下定義時總是說，人民群眾是勞動者為主體的包括進步階級在內的推動歷史發展前進的大多數人。這就把阻礙社會發展前進的一切統治階級和敵對勢力排除在外。但任何剝削階級在其上升時期也是推動歷史前進的一部分，也有其階級中的個別成員背叛本階級利益站到大多數勞動者一邊。這兩種情況下也把他們歸入 “人民群眾”的范疇。我想任何一個熟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人都應該知道這一基本常識吧。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民群眾”與“統治階級”、“敵對勢力”、“敵人”是根本對立的范疇。我們黨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中的“群眾”含義顯然是在狹義上使用的，其理論依據是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理論。同時從這個意義上說，黨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實質也是階級觀點、階級路線，是依靠大多數人為大多數人反對少數人的為少數人的活動。如果說，共產黨人奪取政權之前，存在“人民群眾”和“敵人”的對立，那么共產黨人奪取政權之后，是否還存在顛覆社會主義政權、復辟舊制度的“敵對勢力”和“敵人”呢?其實毛澤東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以及多次講話中指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要做垂死的掙扎，企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建國以后大量血淋淋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論斷的正確性。但社會主義時期的敵我矛盾同奪取政權之前有明顯的不同，即不是公開的直接的真刀真槍的斗爭，而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相互交織在一起。社會上包括黨內許多人往往不能正確區分，或把敵我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客觀上放縱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的進攻;或是把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處理，犯擴大化錯誤。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毛澤東寫了《正處》這篇文章，明確闡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社會主義時期“人民”的含義是什么?“敵人”的含義是什么?如何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盡管毛澤東已經明確指出這一問題，但以后的實踐中，我們黨的一些干部仍然犯了許多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錯誤。“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實質是把部分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敵我矛盾處理。但絕不能由此得出結論：承認敵我矛盾的客觀存在以及劃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觀點是錯誤的。中國當今社會仍然存在各種敵視和企圖推翻、顛覆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形形色色的“敵對勢力”、“漢奸”“賣國賊”、“不拿槍的敵人”。毛澤東的《正處》思想實踐證明仍然是正確的，是指導當今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重要指導思想，也是正確進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的“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學說確實是“非此即彼”的學說。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是對立的統一。在正確與錯誤、真理與謬誤、善與惡、美與丑、敵我友等對立方面必須分清是非，正如古人所講“明辨之”，也就是“非此即彼”。否則是非、善惡、美丑不分，就根本無法進行真正的實踐活動。但辯證法同時認為，這些對立具有絕對性的同時，也具有相對性，即對立的條件是具體的、歷史的、是相互依賴、相互轉化的。不能借矛盾對立的絕對性否定對立的相對性和條件性，但也不允許借對立的相對性、條件性而否定其絕對性。毛澤東兩類矛盾學說有“非此即彼”的同時，又承認二者對立的相對性和相互轉化的性質即“亦此亦彼”。毛澤東多次講到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承認二者之間的相互轉化的思想也比比皆是。“郭文”完全否定兩類矛盾的絕對對立性只講相對性，完全否定敵我矛盾的客觀存在和國家的專政職能是完全錯誤的。
“郭文”否定“兩類矛盾學說”的現實依據是認為中國當代社會是“利益多元化、矛盾多元化發展的局面”?？陀^說，這種觀點是正確的。但問題在于這種“利益多元化、矛盾多元化”的同時是否存在利益根本對立的現象和矛盾呢?筆者是給予肯定的。人民大眾同利用權力占有國家、人民的財富的腐敗者的矛盾難道不是根本對立的嗎?同那些暴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集團難道不是根本對立的嗎?同那些殘酷壓迫、剝削勞動者的新資本家的利益難道不是根本對立的嗎?近些年全國各地爆發的越來越多的群體事件不正是利益根本對立的表現嗎?……任何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正視和承認中國當代社會存在利益根本對立的社會現象和矛盾。“郭文”也承認中國當代社會存在“弱勢群體”，難道這一群體與之對立的某些“強勢群體”的利益矛盾也是根本一致嗎?“郭文”否定“兩類矛盾”觀點其目的是說要維護利益多元化，但其否認現實社會中利益根本對立的現象、矛盾，實質就是否定既得利益集團、新資本家集團、官僚腐敗集團對弱勢群體利益和勞動成果的侵占和剝奪。因此其所謂“維護利益多元化”，實質是維護強勢地位的既得利益集體、新資本家集團、官僚腐敗集團等強勢集團的利益。如此還談得上“維護”那些現實生活中受剝削、受壓迫、受壓制的弱勢群體的利益嗎?這樣給共產黨人的“群眾路線教育”提注意問題，究竟是要求共產黨人真正貫徹“群眾路線”，還是偏離或背離“群眾路線”呢?
四、以解讀“群眾路線教育”為名，實質是歪曲、修正和篡改黨的群眾路線
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生命線。誰要公開反對共產黨人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那就是公開反對共產黨的領導。由此不得不逼得它的敵人不敢直接叫板和反對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但正如列寧所說，馬克思主義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改換新的手法，特別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手段。在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問題上，就是公開打著維護群眾利益和群眾路線的旗幟，背地里實行歪曲、詆毀、修正和篡改黨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行為。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黨中央提出要在全黨進行“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后，于是有些人借解讀黨的群眾路線為名，行修正、篡改之實。本來我們黨內某些人馬克思主義水平不高，本身頭腦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種種英雄史觀思想，對黨的群眾觀點、路線理解不深，實踐中也極容易走形式主義或走偏方向。作為一個理論家、學者和基層群眾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認識以往教育活動中的偏向和問題，提出各種有益的建議，幫助各級干部真正理解掌握毛澤東思想中的群眾觀點、路線的精髓并實行之，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這些人自覺做社會主人的表現。筆者去年也曾就這一問題寫過兩篇文章。郭先生就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給各級領導提出建議，筆者是贊賞的。但問題是站在什么立場上，運用什么樣的觀點和方法分析認識問題。郭先生這篇文章就不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而是從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出發，對黨的群眾路線做了極端錯誤的解讀，實則就是歪曲、修正和篡改黨的群眾路線。
如果說，筆者以往對“李永忠”這個黨內的所謂反腐專家確實不熟悉，但對“郭道暉”的名字還是有些印象。記得2010年第4期《炎黃春秋》雜志發表郭先生《四千干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紀實》一文。其通過記載當年討論《決議》的會議狀況主旨要說明，1981年黨內實際通過的那個《決議》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否定的還不夠。他認為，不僅要根本否定毛澤東晚年的基本理論和實踐，還要根本和完全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否定中國革命和建國以后黨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成就。由此看出，郭先生的立場、觀點、方法比《決議》走得更遠。這篇文章發表后，遭到了黨內相當多的老干部和廣大網友的批判。由此可以看出，郭先生是一個更徹底的反毛澤東思想者。站在這種立場上今天卻對作為毛澤東思想靈魂、精髓之一的群眾觀點、群眾路線感起興趣來了，其所做的解讀和建議能夠正確嗎?能夠不包藏禍心嗎?
新近，中國共產黨黨內許多人士已經意識到中國當今社會活生生的根本對立的兩種意識形態的斗爭的尖銳性和激烈性。而這種歪曲、修正和篡改黨的群眾路線的現象實際是這種斗爭的具體反映。希望黨中央能夠真正意識到當前這種斗爭的表現、實質、危害性和根源，帶領全黨真正的共產黨人徹底粉碎黨內和社會上各種直接、間接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人的錯誤思潮，真正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純潔性，維護毛澤東思想中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純潔性，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華大地上開創的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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