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信仰科技，力圖以科技報國來謀求國家的富強，對國家的發展，科技確實是非常重要的層面，也成為了很多人的信仰，但科技不是一切，科技的領先對于定價權而言并不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
科技對產品的影響實際上是有兩個方面的，一個是提高產品的生產力降低成本、或者提高性能降低單位性能下的成本，另外一個則是讓產品出現新功能，這些新功能無法與原有功能進行替代和比較，如果能夠比較就是第一種情況了。在產品出現新功能以后，這個產品與原來的產品實際上已經不是同樣的產品了，不同的產品來比較價格是不行的。因此產品的新功能實際上是科技的創新，創新帶來的財富分配是與價格導致的財富分配不同的，而且即使是創新的東西，到底價格如何，依然離不開定價體系給創新確定價格，創新的東西也不是能夠隨意定價的，就如中國特有的東西也會買不上價的。對于定價權而言，不是針對科技創新所帶來的進步，而是針對科技導致的成本因素和對創新的價格確定，我們在分析科技對于定價權的貢獻層面，必須把二者區分開來。
我們可以看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可以打破對科技決定定價權的錯誤認知。在中國不發達的時候，外國人說我們只能做初級產品，他們的技術產品賣高價，但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以后，他們最初級的鐵礦石卻賣了天價!還有現在網絡創新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熱門，但我們可以發現網絡當中最賺錢最有影響力的，并不是技術最好的公司，而是應用最好的公司，是創造了商業模式應用模式，控制了與人們生活習慣當中的流動性有關的東西，這流動性有狹義的貨幣流動性，也有廣義的物流、信息流等，因而應用是比技術更重要的因素。
在科技之外我們更不能忽視藝術的力量，藝術對于定價的影響也很大。就如我們看電視，更關注電視演什么內容而不是電視機的顯示技術，而電視內容屬于藝術范疇，在定價權領域，技術性的產品永遠難于與藝術性的產品相比，就如我們有了機械，可以大幅度提高生產率，但現在我們又崇尚純手工的原汁原味了，就算同樣性質的產品，在競爭的時候是科技含量高還是藝術性設計的好，本身就是互相制衡，而且除了極少數尖端產品和科技發燒友，在更多的情況下是藝術性好的價格更高。而對于藝術的認知，則關系到我們的信仰、價值觀、審美等諸多的社會層面。藝術對商品帶來的溢價遠非科技所能夠比擬的。
很多人把人類近代的文明發展歸結為科技進步，但科技進步不是一個人的力量能夠完成的，是需要在一個信用體系下進行分工合作的，人類近代開始出現的科技飛躍也是一個信用體系下科技成果可以轉化為系統性的應用，人們可以很好的分工合作進行研究的結果。中國以往的技術發明很多，科技有很多層面領先世界，但是在技術原創后成系統地發展，擁有類似西方那樣的信用體系是非常重要的，這個信用體系是一個定價體系，由這個定價體系來保障好技術能夠賣得一個好價錢，而不是好技術理所應當的就是好價格。因此由信用體系維系一個合理的價格體系就顯得很重要了。
對于西方的發達，我們更多的提到了科技的力量，但對于其中金融力量的發展卻提及不多，其中一個關鍵是在西方崛起過程當中，金融資本的力量嚴重依賴獲取黃金等貴金屬，西方貴金屬的取得可沒有科技那樣光鮮的外衣，這與西方取得黃金的歷史有關，金融的發展與科技的作用二者是互相反饋的，沒有充裕的資本支持，就沒有對于科技的充分投入，科技的產出也不容易實現，而科技的發展在那個年代更多的是為了占有殖民地掠奪更多的黃金，這就是一個正反饋的過程，充足的資金本身才是科技發展的前提，在資金緊張的時候，首先被砍掉的就是科技。
科技發展對于價格貢獻很大，但科技發展以后矛盾也是轉化的，科技產品對于資源有了更多的要求，科技帶來的生產率提高背后是要消耗資源的或者依賴一些資源的稀缺性。就如我們的現代科技創造的社會產生了對于石油的巨大需求一樣，石油的稀缺反而是更重要了，到底是科技重要還是資源重要?這就是定價體系的力量了。在科技不發達的時代，人類改造世界的能力不足，這個時候人們的生產率是制約，但現在科技發達，到處是產能過剩，則相對過剩的產能，資源瓶頸就是關鍵的限制，你沒有滿足你產能足夠的資源，主要矛盾是轉化的。這也就是前面我們提到的初級產品變成資源了。在生產的價值鏈上，資源的緊缺帶來的作用是巨大的，我們在勞動價值論當中雖然不承認資源的價值，但必要勞動時間在科技提高了生產率以后，勞動時間是縮短的，而且科技本身要替代勞動，勞動的復雜性也是降低的，那么科技是怎樣帶來價值的?
我們可以說紡織機的發明使得一個童工的工作可以頂上20個成年人，似乎科技發展了，但這時候對于成品而言，反而是分配在初級產品的價值變得更高了。就如英國當年的圈地運動，是一個羊吃人的運動，背后就是要羊毛!但你聽說過牧業的土地收入能夠高于農業的嗎?科技讓紡織成本下來了，但羊毛貴到了天價，那么毛紡產品的價格還能夠便宜嗎?這里是一個價值鏈的問題，初級產品反而價值鏈高了，這樣的情況下，技術帶來的反而是擁有初級產品的人群的利潤增加!相對歷史圈地運動的現代版就是我們的鐵礦石成為了天價!一個產品有不同的環節，每一個環節都有自己的定價權，這些定價權的博弈和制衡形成價值鏈，而決定各個環節定價權的則是在不同環節的流動性的不同。
對于定價，科技固然有貢獻，藝術也有貢獻，我們也不能遺忘品牌也是價格貢獻的重要因素，這品牌就是人們的喜好和信仰了。從極端來講，很多宗教圣物價格是無限的，而通俗地講著名品牌與一般商品的價格也是極大不同的，所有這些導致的價格變化是可以完全脫離科技進步的，甚至很多奢侈品是反科技的，反而是手工的價值更高。
從一兩個重大的發明，變成一場社會革命，背后是要有一整套體系的發展的，這個體系的發展才是更關鍵的問題。中國以前也不乏重大發明，但整個社會的進步卻沒有帶動，筆者認為這就是信用體系的差別。對于信用體系，筆者已經在另外一部著作《信用戰》已經進行了論述，科技是信用體系的一個層面，金融也是，而價格體系也是，定價權更多的是價格體系的事情，而價格受到藝術、品牌、金融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這些因素在整個信用體系中有機地聯系到一起、共同發揮作用。科技對于定價權有影響，但我們需要找到比控制價格更直接的因素，在整個信用體系里面，定價的影響是可以脫離科技而發生的，因此科技進步不是定價權的決定作用。西方人把他們依靠定價權取得的財富全部歸因為科技進步，背后是掩蓋了他們文化信仰侵略、征服殖民掠奪、金融貨幣霸權、勞動剝削等多個層面見不得人的事情，但我們要認識定價權，首先就是要撥開迷霧，看到更本質的東西，認清怎樣能夠操縱定價權。我們不去掠奪剝削他人，但也不能成為被剝削的對象。
說科技進步不是西方定價權的關鍵支持就是我們的歷史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公元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英國的普通農民工的工錢月薪是約合銀2兩7錢，有點技術的工人約4兩銀，而中國人的收入差不多是戶均2兩銀子，在貴金屬時代的貴金屬價值的自然匯率下，英國人的勞動力價格已經是中國的幾十倍了，彼時距離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還有上百年，蒸汽機是1769年發明，1782年改進成為雙向蒸汽機具有使用價值，到1800年英國的蒸汽機只有321臺，同樣的1733年發明飛梭提高織布效率，1764-67年發明珍妮紡紗機提高紡紗效率，1769年發明水力紡紗機，1779年發明騾機，紡織技術的革命也是在這幾十年后的事情，因此說西方人收入高是因為他們的技術高，這完全是不成立的，西方人開始殖民時候甚至還沒有廁所，這不是普通人家沒有廁所，皇宮里面也沒有，是徹底的野蠻人!相反這個時候中國的瓷器在西方是硬通貨，中國制造瓷器的技術同樣是高技術，同時還有高藝術，但中國勞動力的收入卻遠遠低于西方，勞動力的定價權掌握在西方人手里，與科技無關。我們還可以看到1861年6月30日，維克多·雨果，法蘭西一代文豪，完成了他的長篇小說《悲慘世界》。從1793年大革命高潮的年代，一直延伸到馬呂斯所參加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義。書中作者以痛心疾首的筆調，痛批巴黎的排水系統。然后他仰慕地介紹同時代北京的下水道!這是在鴉片戰爭之前，這就是中國財富沒有因鴉片戰爭而流失前西方人眼中中國真實的寫照。我們再看印度，印度的被殖民也發生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前，不是大約近百年之后的兩次鴉片戰爭后的西方殖民勢力，印度本土武裝的火器也不比西方落后。 這是與中國被西方財富流動性以及技術優勢打開大門不同的性質，在印度的被殖民，1757年“普拉西戰役”后，英國建立起對孟加拉的統治，印度成為英國殖民地，這個時間距離蒸汽機、紡紗機的發明還有十多年，距離蒸汽機的大規模使用還有50年，此時印度甚至是技術優勢一方，印度還比西方更富有，西方所謂的科學進步工業文明讓西方稱雄世界的輿論，在此不攻自破!印度與西方的真正差距就在于貴金屬的流動性層面。
科技是人類發展歷史上的核心，是第一生產力，但不是第一定價力，定價的規則是人類的社會博弈規則、不是科技問題，科技創造新財富是不錯的，但定價權是分配財富的，科技并不能主宰財富的分配權，是生產力但不一定是分配力，古代技術領先的文明經常被野蠻人侵略，已經說明了這些問題，古代羅馬的奴隸經常是最先進技術的掌握者，古希臘就是殖民統治地中海周邊，對此西方通過文藝復興，認識的比東方人要清楚，這個認識也給了他們殖民東方的自信和理論。我們承認科技的重要但要反對把科技神化，并不是一切均由科技所決定的，定價權問題中科技就不是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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