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詹姆遜說: “想象世界的終結比想象資本主義的終結要容易得多”，我們似乎只有在人類滅亡時才能見證資本主義的滅亡。2005 年，齊澤克說: “想想今天處境的奇特性。在三四十年前，我們仍然在談論什么是未來: 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如此等等。但是在今天，已經沒有人辯論這些問題了。我們默默接受了全球資本主義就是我們要呆的地方。……事情顯得如此悖謬: 想象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終結比想象對資本主義極其溫和的改造要容易得多。”但是，在金融危機和占領華爾街等抗議運動之后，時代精神似乎發生了改變，主要表現為: 一是資本主義批判主題的回歸; 二是階級斗爭語言再次回到思想的中心; 三是 “另一個世界”的可能性受到嚴肅的對待。
無可否認，今天的資本主義不僅與馬克思的時代相比，而且與半個世紀前相比，也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本主義是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似乎每次都能在危機中起死回生。問題是，資本主義制度是否具有自我調整的無限彈性，是否具有消化自身造成的破壞的強大能力? 資本主義是否仍然包含著矛盾，而這些矛盾是否仍然像馬克思相信的那樣，包含自我超越和走向另一世界的可能性? 對資本主義的思考必須與時俱進，國外學者在這方面的思考可以為我們提供借鑒和參考。
一、“金融資本主義”批判
對金融資本主義 ( finance capitalism) 的討論是與對當前危機的診斷和批判聯系在一起的，當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主要不是生產過剩的危機，而是金融泡沫的危機。科斯塔斯·拉帕維塔斯 ( Costas Lapavitas) 認為，經濟危機是由資本主義金融化過程中積累的矛盾、沖突和不平衡所導致的，它 “起源于向美國最貧困和最邊緣的人的抵押借貸，由于證券化和相應的金融資本創新而獲得了全球性的影響，由于美國和歐洲生產資本的衰落最終演變為一場衰退，由于投資和信貸的緊縮嚴重影響到發展中國家，最終演變為歐洲范圍的私人和公共債務危機，暴露出以共同貨幣為基礎的歐盟的不平衡特征”。從金融危機到今天歐洲債務危機的因果鏈表明，資本主義的全球性危機并沒有過去，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在延續。
理查德·皮特 ( Richard Peet) 在 《金融資本主義的矛盾》一文中指出，雖然金融資本被希法亭定義為 “由銀行支配而由工業家運用的資本”，但這一概念今天有了新的含義。上個世紀流行的 “管理資本主義”理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特征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資本家只是食利者，真正的所有權屬于管理者。但是，今天看來，這兩者又重新合而為一了。公司高管就是公司股東，他們更重視公司股票的升值，而不是真實產值的增加。金融資本主義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是社會不平等: “一方面，我們在少數人那里見到過度積累; 另一方面，是大多數人真實收入的停滯和下降。”二是出現了新的剝削形式。工業資本主義主要剝削生產工人，金融資本主義除剝削生產工人外也剝削消費者，使消費者成為金融機構債務的人質。作者認為，金融資本主義是災難性的，它依賴于短期記憶以及不計后果的投機和消費，“為當下活著，不考慮環境的未來。生產、消費、經濟和環境越來越屈從于遠離現實的主體、遠離現實的計算，增加短期金融利潤的能力成了關注的主要問題”。
約翰·貝拉米·福斯特 ( John Bellamy Foster) 等人認為，金融化是由資本主義積累危機帶來的，20 世紀 70 年代，資本主義進入新的危機和蕭條時代，實體經濟的投資機會大大減少，資本日益流向金融部門，在這個意義上，新自由主義可以被視為壟斷—金融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產物。法國經濟學家熱拉爾·杜梅尼爾 ( Gérard Duménil)認為，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它顛覆了戰后幾十年形成的資本與勞動妥協的體制，重新確立了資本家階級的領導地位。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包括資本家階級、管理層和大眾階級三個部分。二戰后的幾十年，西方體制的特點是管理者階級與大眾階級的聯合，這種聯合抑制了金融資本家階級的權力，從而形成了有利于工資收入者的相對平等的分配體制。在這種體制中，資本家階級的金融集團與管理者階級的上層之間形成新的聯合體，不僅通過金融化流向股票的紅利和推向資本的利潤，而且通過不斷流向管理層的收入，形成了一個上層統治者剝削大眾階級的體制。杜梅尼爾分析了 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所經歷的四次結構性危機，其中 19 世紀 90 年代和 20 世紀 70 年代的經濟危機是由利潤率下降所導致的，而 20世紀 30 年代的危機以及最近的危機是緊隨“金融霸權”而來的危機，是金融資本盲目追求霸權所導致的。在這里，階級結構和力量的變化成為金融資本主義產生的根源。
利奧·潘尼奇 ( Leo Panitch) 與薩姆·吉丁 ( Sam Gindin) 的 《資本主義的形成》也為金融資本主義批判提供了一種視角。他們認為，當前資本主義有四個特征: 新的金融時代; 制造業者的重組; 高技術的爆炸;工人階級組織的弱化。這種資本主義與二戰之后形成的 “嵌入式自由主義” ( imbedded liberalism) 的資本主義有很大區別。在 “嵌入式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中，金融市場受到嚴格調控，就業、工資、物價等受到政府干預，而當前盛行的新自由主義體制解除了對金融資本、勞動市場、工資和物價的社會管理，形成了有利于金融資本主義的條件。但作者認為，我們不能把新自由主義簡單地理解為傳統自由資本主義的恢復。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并非放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只是干預的領域和工具發生了轉移。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是通過國際貿易準入規則和技術標準等途徑對市場進行干預的，因而，在這種體制下國家與資本之間的聯合顯得更加隱蔽和具有欺騙性。
二、“災難資本主義”批判
“災難資本主義” ( disaster capitalism)一詞是由娜奧米·克萊恩 ( Naomi Klehin)在 《休克主義: 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中提出的，但這一概念可追溯到馬克思本人。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的積累包含著兩極化趨勢: 一極是剩余價值作為財富在資本家手中的積累，另一極則是創造這些財富的無產階級的貧困的積累。但是，除了強調資本主義體系的破壞性本質外，克萊恩還特別強調，資本主義的發展始終有賴于災難作為其積累條件。在資本主義時代，不僅自然災難和社會災難，甚至生態危機，都為資本主義積累和投資創造了新的空間和條件，而且經濟危機、公共債務等也為資本強化其對勞動的規訓提供了機會。譬如，蘇東社會主義解體、拉美債務危機、東南亞經濟危機以及最新的金融和債務危機，都為資本主義摧毀非西方國家的市場保護和西方原有的勞動保護、調控經濟以及提供社會福利創造了條件。因此，制造災難和利用災難是資本主義自身再生產過程的一部分。
“災難資本主義”在現實生活中的表現是多樣的。齊澤克認為，當今資本主義是一個內在對抗的社會，其中的生態災難、知識財富的私有化、私人資本對新技術特別是生物技術的操縱以及被包容者與被排斥者的隔離是四種主要的對抗形式。它們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僅勞動者被置于資本的結構暴力之下，而且人類生活所依賴的自然、文化以及人作為生物體的物理條件也受到資本邏輯的支配。在這樣的時代，末世學的世界末日不是在將來，而是就在現在。因此，只有把世界末日當作已經來臨那樣去行動，而不是盲目相信未來還有時間，才有可能阻擋災難資本主義的毀滅趨勢。
福斯特在對生態危機的批判中也運用了這個概念。他認為，今天的資本主義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而且是 “星球資本主義”( planetary capitalism) 。在過去的數十年當中，與生命相關的整個星球系統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災難，現在是 “拯救人類的最后機會”。福斯特指出，“資本的積累同時也是災難的積累”，生態危機不僅剝奪了人類發展的機會，甚至剝奪了人類生存的機會。資本主義的生產不僅創造出經濟上貧困的無產階級，而且創造出生態上貧困的環境無產階級。因此，追求改變世界的社會主義必須與拯救世界的生態運動聯合起來。
三、“債務資本主義”批判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包含著各種矛盾，在金融危機之前，這些矛盾處于潛伏狀態，金融危機爆發后，這些矛盾一一暴露，其中之一就是國家主權債務危機。近幾年，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甚至美國也未能幸免。為減少財政赤字，這些國家紛紛采取凍結工資、減少公共部門雇員、削減社會福利、減少公共支出等緊縮政策，主權債務危機成了自由資本主義強化其統治的工具。
烏蘇拉 · 胡斯 ( Ursula Huws) 指出，2008 年的經濟危機是國際資本的轉折點，它為資本主義開啟了一個以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和商品化為特征的新的資本積累周期。那些曾經由公共部門以非商品化形式提供的教育、衛生項目等，在危機時代又被重新私有化和商品化了。資本主義新的積累不僅意味著不可異化的生命權利的異化，而且意味著對工人階級長期斗爭成果的掠奪。雖然西方國家普遍爆發了 “反削減斗爭”，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認識到削減福利是資本主義的深層邏輯，是資本積累的新工具，僅僅反抗公共和福利支出的削減是無濟于事的。
對后危機時代財政緊縮和債務危機的分析，在西方形成了一個新的研究熱點，即對“債務資本主義” ( indebted capitalism) 的研究。理查德·狄恩斯特 ( Richard Dienst) 在《債務紐帶———反對公共善的借貸》一書中提出，債務不僅是一個狹義的經濟概念，而且是一個廣義的社會概念。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債務是攫取的工具，也是人與人相互依賴關系的紐帶和渠道。 “一切未來之道都是借助巨大債務的疊加。”世界范圍的巨大金融債務是人類團結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紐帶，雖然債務在資本主義社會是剝削和攫取的工具，但債務關系也包含著積極解放的潛能。狄恩斯特對債務經濟的積極診斷受到邁克爾·哈特 ( Michael Hardt) 等人的支持。哈特說: “我們必須尋找到一種拒絕和避免把債務作為統治我們的權力和制度的債務體制，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承認債務是人類的條件，它創造了既把我們聯系在一起又使人們自由的社會紐帶。把這兩個任務結合起來是一項令人激動的、甚至是革命的事業。”在他看來，不僅債務，而且資本主義占有和剝削的其他財產形式，也是如此。“財產不僅維持著社會分化和等級制，也產生出我們與他人以及與我們的社會之間共享的最有力的紐帶。當代社會和經濟生產日益具有了公共特征，它將戰勝和超越財產的界限。”正如當年馬克思所批判的利潤、地租和利率等剝削形式一樣，我們需要分析租金、專利、債務等新的資本控制和人類聯系的異化形式。
毛里齊奧·拉扎拉托 ( Maurizio Lazzarato) 在 《債務人的形成》 一書中對債務資本主義作了進一步思考: “債務人與債權人的關系……不分青紅皂白地強化了剝削和統治機制。因為在其中，就業者與失業者、生產者與消費者、工作人口與無工作人口、領退休金者與福利金接受者之間沒有差別。他們都是債務人，在資本看來，他們都是有罪的、應該負責的，而資本則成為巨型的、普遍的債權人。”他承認，雖然債務人與債權人的關系在任何社會都是人類關系的常量，但是，只有在新自由主義時代才會出現 “債務經濟”。在此經濟中，債務關系不僅是經濟聯系的紐帶，而且是主體即 “債務人”的生產機制。債務關系抹去了就業者與失業者、生產者與消費者等等之間的差別，使債務人成為人的普遍身份，債務不僅強化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統治，而且為資本主義的政治統治提供了新的工具。金融不僅是投機資本，而且是社會資本。“在新自由主義看來，我們所說的 ‘金融’其實是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關系不斷強化的力量的指標。”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是建立在債務人與債權人的權力不對稱的基礎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所謂的公平交換的基礎上的; 不僅勞動主體，而且生命主體，都不得不服務于資本這個巨大的債權人。在對債務與債權關系的分析上，作者運用了從尼采到福柯和德勒茲等人的思想資源，強調債務是新自由主義的 “去疆域化和最一般的權力關系”，具體來說: ( 1) 債務經濟通過剝奪國家的貨幣主權改變了資本主義的主權形式; ( 2) 債務經濟通過擴大股票持有者對私營企業的控制加強了資本的規訓權力; ( 3) 債務經濟使生命政治的重心從社會權利轉向社會債務，加強了資本對生命權力的控制。總之，作者認為，債務經濟使資本以更險惡和更廣泛的形式介入到人們的生活之中，因而構成了資本主義批判的新對象。
與 “債務資本主義”概念相關，內格里( Antonio Negri) 、齊澤克等人把當今資本主義視為 “租金資本主義”，這是因為: 第一，剝削的主要方式已從對勞動時間的剩余價值榨取轉換為對知識產權的私有化或對其他資源的壟斷帶來的對租金的占有，因而當代資本主義比以往的資本主義具有更大的寄生性; 第二，結構性過剩所導致的失業是永久性失業，而并非馬克思所說的只是作為勞動后備軍; 第三，非物質的智力勞動產生了一個新興的工薪資產階級，改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結構。工薪資產階級的特征是，他們雖然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但分享著新技術帶來的工資和特權。在工薪資產階級看來，資本主義的問題不在于其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制度，而在于其經濟體系的不穩定。齊澤克認為，不僅占領華爾街運動，而且中東和其他地區的社會反抗運動，實際上都是工薪資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穩定和危機的抗議，而非工薪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抗議。
四、“技術資本主義”批判
在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診斷和批判中，技術是不可缺少的維度，金融資本主義、后福特制、晚期資本主義等概念都與技術有關。
道格拉斯·凱爾納 ( Douglas Kellner) 較早地開始運用 “技術資本主義” ( technocapitalism) 概念，在他看來，當代資本主義已經形成了一個資本與科學技術相結合的綜合體，技術資本主義不同于工業資本主義，它主要不是依賴對原材料和生產工具的占有，而是依賴科技創新和無形資產。與此相聯系，技術資本主義也產生出新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即相信新技術可以突破舊的資本主義限制，帶來高效和無限發展的生產模式。
美國加州大學教授路易斯·蘇維茲 - 維拉 ( Luis Suarez - Villa) 于 2009 年出版了《技術資本主義: 對技術創新和公司制的一個批判視角》一書，從公司層面揭露了當今資本主義的發展，2012 年又推出了 《全球化與技術資本主義: 公司權力和技術統治的政治經濟學》一書，把自己的理論擴展到對全球化和全球權力關系的分析。作者認為，技術資本主義是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之后的資本主義發展新形態。商業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對勞動的剝削以及從被占有的土地和商品交換中抽取剩余價值，工業資本主義依賴以工廠生產為基礎的批量生產以及從勞動力和原材料中抽取剩余價值。技術資本主義則建立在技術與科學以及非物質的商品基礎上，從知識和技術創新中抽取剩余價值。在技術資本主義中，創意是最寶貴的資源，當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范式及其金融化體系實際上是由技術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所推動的，它代表著新的積累模式和資本主義精神。技術資本主義具有三個特征: 公司是權力和統治社會的資源，而不僅僅是經濟工具; 高技術與商品化相互依賴，創意通過公司實現商品化，公司依賴創意進行再生產;由高技術產生的全球權力提高了公司對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的控制力。 《全球化與技術資本主義》不僅分析了技術創新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關系的作用，而且分析了技術創新在全球權力關系中的作用，認為技術資本主義不僅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條件的變化，而且意味著新的社會不平等和全球統治形式。 “不平等和統治可以通過與技術資本主義相聯系的新的部分觀察到。生物技術、納米技術、生物影像學和其他新興技術部門將被用來維持由技術資本主義強加的新的全球現實。因為這些部門的新發展可用于軍事和監視，它將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加強新的全球秩序及其不平等。”受內格里等人對非物質勞動和 “帝國”的分析的啟發，作者認為，技術資本主義是一個辯證的現象，一方面，技術資本主義的核心資源如互聯網和新技術催生的 “不可觸摸的”資源是資本積累的新工具; 另一方面，它們又具有激進的革命的顛覆力量，為人類的解放創造了新的條件。 “在真正的民主實踐中，激進的民主派必須去積累和動員不可觸摸的資源( 如創意和知識) ，通過幫助我們理解新技術及其效果來為公共領域提供公共物品。”作者認為，技術資本主義的出現對馬克思主義和左翼提出的挑戰是全面而深刻的，既涉及對當代資本主義積累體制的認識，也是理解全球化、社會不平等、社會統治與社會反抗和激進民主解放之間關系的關鍵。
與技術資本主義的概念類似，斯蒂文·貝斯特( Steven Best) 等人提出了“快速資本主義”( fast capitalism) 的概念，試圖研究快速信息和交往技術對 21 世紀自我、社會和文化的影響。他們認為，資本主義不僅意味著“抽象化的暴力”，即把一切社會存在和關系都還原為抽象的價值關系，而且通過社會的電子化帶來了“速度的暴力”，即把人類的生活全部裹挾到金錢和資本極速運動的漩渦之中，因而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研究對象。
法國經濟學家莫里埃·布當( Yann Moulier Boutang) 則提出了“認知資本主義”( cognitive capitalism) 理論。《認知資本主義》一書法文版出版于 2007 年，2012 年被翻譯為英文出版。該理論認為，資本主義不是靜態的或自主進化的過程，而是不斷地根據階級斗爭和技術條件的變化來改變自身形態的。資本主義正經歷其第三種形態，因此，我們必須在研究上實現 “總體的范式轉移”。作者認為，認知資本主義大約出現在 1975 年前后，它標志著一種新的以知識和技術積累為基礎的資本積累體制，這一體制的特征是:知識、信息、電子貨幣和其他形形色色不可觸摸的物體成為 “實體經濟”的一部分。不可觸摸的物體類似于天文學的 “暗物質”，雖然看不到、摸不著，是虛擬的現實，但是，這種虛擬的現實卻是塑造社會的重要力量。作者認為，認知資本主義是不可逆轉的，雖然最近的經濟危機使一切與虛擬經濟有關的現象都受到指責，但是，從認知資本主義退回到以往的商業資本主義或工業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布當對認知資本主義持樂觀態度，他認為: “雖然資本主義受益于知識的儲備、星球的自然資源和重力——正如任何統治階級一樣，但是，財富( 或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價值) 的生產是極其確定的，相對來說是受人類物質關系限制的。”只要我們從認知資本主義中看到張力，就能認識到認知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從而為新的社會反抗和斗爭提供潛能和希望。
荷蘭鹿特丹大學的喬蒂·迪恩 ( JodiDean) 在 《博客理論》一書中提出了傳播資本主義 (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的批判理論。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不僅是金融資本主義，而且是媒體資本主義，金融和電子媒體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重要工具。新的媒體實現了把使用者納入到享受、生產和監控的嚴密網絡之中的目標。借助阿甘本、鮑德里亞、德波、齊澤克和拉康等人的后現代理論，作者主張，對網絡資本主義進行反思性把握的最好依據是精神分析的 “沖動”概念，在拉康等人的理論中，沖動和欲望不是先于語言的，而是由符號和象征體系所塑造的，在這里， “欲望”是他者欲望的欲望，而塑造這種欲望的正是電子媒體和虛擬的金融工具。《博客理論》一書代表著媒體理論的新發展，它從關注大眾文化的主題轉向更為根本的主體性和政治問題。作者認為，日常傳媒的交流不僅瓦解了民主的能力，而且使我們陷入到統治的循環網絡之中。
五、“文化資本主義”批判
自從鮑德里亞提出“仿真”、“虛擬”和“超現實化”等概念以來，欲望、符號、想象等概念就進入到對資本主義的解釋和批判之中。正如詹姆遜在《后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中所指出的，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商品與文化之間的界線已被消除，文化不再是抵制商品化的特殊領域，而是作為商品化的中介直接參與到商品化過程中，成為商品支配人的欲望和想象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當代資本主義不僅是一種經濟體制，而且是文化和想象的體制改革。
呂克·博爾坦斯基 ( Luc Boltanski) 和夏娃·夏佩羅 ( Eve Chiapello) 合著的 《新資本主義精神》也看到了當代資本主義與文化的特殊聯系。他們把近代以來的西方社會理想分為家庭之城、靈性之城、公民之城、商業之城、工業之城和創意之城。其中，后三個概念與資本主義歷史緊密相關。商業之城與自由資本主義相聯系，崇尚那些靠自己的產品或成功的商業運作而獲得財富的人，亞當·斯密是商業之城的教父。工業之城代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理想，崇尚那些主宰大公司和官僚機構的管理者，圣西門是其主要的闡述者。今日的新資本主義是 “籌劃之城” ( city of project) ，崇尚比爾·蓋茨、馬克·扎克伯格、史蒂夫·喬布斯等網絡和 IT界英雄。作者強調，新資本主義精神的特征是: 以適合網絡時代資本積累的方式將反資本主義的批判能量結合到自身的體制之中，從而既為新資本主義體制提供了合法性辯護，也消除了其潛在的顛覆性能量。作者認為，與網絡化、扁平化、彈性生產等特征相聯系的 “新資本主義”是工業資本主義遭到批判和抵抗之后出現的。面對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對工業資本主義的等級化和同質化的藝術式批判，新資本主義將本真性、差異性、個性、流動性等價值要求中立化和商品化， “使資本主義承認了批判的有效性，并通過把它結合到自身的機制中而成就自身:聆聽批判所表達的要求，做一個通過產品和服務滿足它并能夠出售它的創業者”。新資本主義精神是悖論性的，它一方面對工業資本主義的異化和非人道化持批判態度，另一方面卻把這一批判所追求的價值商品化，結果本真性本身被轉化為對商品的差異性和多樣化的追求，于是， “欲望的解放不再敲響資本主義的喪鐘”。在這個意義上，當代資本主義不僅有效地同化了對資本主義的文化批判，而且把對工業資本主義的文化批判轉變為新資本主義的心理動機和文化資源。
菲利浦·皮涅阿( Phillipe Pignarre) 和伊莎貝拉·斯唐熱( Isabella Stengers) 在解釋資本主義秩序時也注意到了文化的作用，并提出了“資本主義魔法”( capitalist sorcery) 的概念。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從危機中死而復生，在于它可以找到一種魔法，把生活于其中的人們扣為人質。在我們這個時代，資本主義魔法的咒語就是: “如果不削減赤字，我們將永遠不再有競爭力。”這種魔法把資本主義危機轉化為資本進一步擴張和強化的條件。正如本雅明把資本主義視為“沒有神的宗教”一樣，當今資本主義體制是沒有魔法師的魔法體系，是一種使古代巫術與現代制度相結合的體系。作者受到德勒茲和瓜塔里在 《千高原》中的 “捕獲機器”概念的啟發，認為資本主義魔法體系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意識形態，是一個與客觀和真實相分離的表演劇場，在這里，通過觀賞表演，人的欲望和生命能量被資本積累的機器所捕獲，從中獲得資本主義體系的行動指令和思考方式。因此，反資本主義的關鍵首先必須破除魔咒和解除魔法的控制。
安迪·梅里菲爾德 ( Andy Merrifield)在 《魔幻馬克思主義: 顛覆政治學和想象》一書中提出了一個針鋒相對的概念:“魔幻馬克思主義” ( magical Marxism) 。他指出，資本主義的勞動和日常生活是單調沉悶的，但是在任何情況下總是存在著各種 “反抗的寶典”。在某種意義上，梅里菲爾德的觀點與約翰·霍洛威 ( John Holloway) 的思想是一致的。霍洛威在《敲打資本主義》一書中指出: “社會的真實決定物是隱藏在國家和經濟背后的: 它是一種組織我們的日常活動的方式，是我們的行為對抽象勞動即價值、金錢和利潤的屈從。這種抽象歸根到底就是國家的存在本身。如果我們要改變世界，就必須中止我們的行動對抽象勞動的順從，以別樣的方式行事。”霍洛威強調，對任何要求，我們總是保留著說 “不”的可能性，因為我們是人，而不是物。梅里菲爾德也認為，人們可以通過諸如 “公平交易”、“食物主宰權”、 “全球無地者組織”、“自由軟件運動”等活動，表達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和抗議。這種建立在即興的、想象的、創造性的反抗活動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他所說的 “魔幻馬克思主義”。他認為，魔幻馬克思主義“關乎發明，而不是發現，關乎非理性，而不是理性。在這里，不存在任何拜物教以及潛存于虛構和幻想的世界圖景之下的絕對真理”，它的 “批判力量不是來自批判，而是來自爭議、再發明的能力，來自創造欲望和激發想象的能力”。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只辯論階級、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等，而且應該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發明新的政治活動和辯論模式。在他看來，魔幻馬克思主義來自馬克思本人的思想。馬克思指出，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因為他具有蜜蜂所不具有的想象和創造能力。人類應該發明未來的生活場景，左翼應該成為 “軟心腸的夢想家，理智的工程師”。顛覆政治學要求的主要不是對世界的科學知識，而是對世界的詩意想象。
馬克斯·哈文( Max Haiven) 明確把金融資本主義理解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和想象體制。他認為，金融資本不僅是一種經濟形式，而且是一種社會的想象形式，對資本主義不僅需要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而且需要想象政治學的批判。那么，如何進行想象政治學的批判呢? 作者指出: ( 1) 社會合作、創造性和再生產是社會價值不斷溝通的結果，這一過程總是被精神的綜合和創造力所支配的想象活動所強化，由于資本主義盜用了這種想象力并置于自己的邏輯之下，因而是一種對想象力的專政。( 2)由于想象力受到資本的專政，因而資本主義必然使得其社會合作和人的能動性處于毀滅的邏輯之下。( 3) 金錢是這種毀滅邏輯的物質鏈接形式，它通過把豐富的、質性的、稠密的社會價值世界置于無所不包的量化的經濟邏輯之下，毀滅了人類合作和想象力所創造的意義和價值世界。( 4)金融是金錢的復雜性和抽象性的加倍，它創造了一個符號母體的世界，從而構成了對世界的總體性和未來性的綜合理解形式，因而強化了資本主義。( 5) 當今新自由主義金融化的出現，既依賴于又生產出日常生活層面和更廣泛社會層面的金融化想象，這種金融化想象是以犧牲激進的想象力為代價的。基于上述思考，作者認為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是一場支配想象力和價值的辯證法的斗爭。
結 語
當代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內容豐富、視角多樣，無論是其提出的問題和觀點，還是其理論中所蘊含的難題，對我們深思資本主義都有重要的意義。金融資本主義和債務資本主義批判并揭示了資本主義矛盾的當代表現形式。馬克思在 《大綱》中明確指出: “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而他們以前是互相依賴的。”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異化的形式，其特征是，人們是受匿名的抽象的規則統治的，而非像以前一樣直接受他人統治。在這里，“毫不相干的個人之間的相互的全面的依賴，構成他們的社會聯系。……每個人行使支配別人的活動和支配社會財富的權力，就在于他是交換價值或貨幣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裝著自己的社會權力和自己同社會的聯系”。馬克思的核心觀點在今天看來仍然是正確的，只是這種抽象依賴的關系發生了變化。在馬克思的時代，這種抽象的機制主要體現在商品的交換價值和貨幣上，在今天，則進一步發展為日益抽象化和符號化的金融媒介和債務關系。馬克思指出，人類歷史是在矛盾中展開和發展的，社會依賴關系的抽象化和媒介化是一種物化和異化現象，但是，它們也為人類創造了比以往更多的社會聯系。由于異化與異化的揚棄走的是同一條道路，因此金融資本主義和債務資本主義本身也為未來豐富的、全面的和新的社會依賴關系創造了條件。
災難資本主義和文化資本主義的批判則指向了另一個方向。這些理論比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更為深刻地揭露了資本主義的破壞性及其給人類造成的災難性后果。災難資本主義概念表明，資本主義不僅破壞了人類合理生活所需要的合作和團結的條件，而且正在摧毀著人類個體和整體的生存前提和基礎，因而，資本主義不僅是反文明的，而且是反自然的。文化資本主義批判并揭示了資本主義不僅是對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削，而且是對人的欲望和想象力的剝削，因而，人類的解放不僅是政治和經濟體制的解放，而且是創造性、想象力、藝術和文化的解放。
但是，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理論也包含著明顯的弱點。雖然絕大多數理論仍然堅持馬克思的辯證立場，強調資本主義的剝削、異化和支配形式中包含著矛盾和未來解放的可能性和條件，但是，這些理論給人們的總體印象是，資本主義具有極大的自我調整的彈性和消化其消極后果的能力。即使那些積極探索反資本主義戰略和策略的理論，如魔幻馬克思主義和霍洛威主張的“不服從”的行動政治學，也更多地停留在修辭層面。在這里，馬克思主義更多地還是 “幽靈”，對資本主義的理論批判與爭取 “另一個世界”的現實政治仍然是脫節的。(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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