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當今西方主流經濟學，正確認識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及其影響，有助于我們排除干擾，保證改革發展健康進行。
一、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流行與影響
當人類社會處于自然經濟時，人們對經濟活動和經濟規律的認識是表面的，像重商主義認為財富來源于貿易，重農主義則把農業看成財富的惟一源泉。工業革命后，經濟活動趨于復雜和活躍，客觀上要求建立深入和系統的經濟理論，從18世紀中后期開始，英國古典經濟學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斯密、李嘉圖等人。古典經濟學有兩個重要思想：一是經濟增長產生于資本積累和勞動分工的相互作用，即資本積累推動分工發展，而分工發展又提供更多積累;二是要通過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來保證資本流向更有效率的領域，政府只需充當創造良好外部條件的“守夜人”。古典經濟學關于自由競爭的內容，被稱為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
西方在經歷上百年繁榮后，從19世紀后期開始出現周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進入20世紀愈發嚴重，甚至在1929—1933年爆發了災難深重的全球性大危機。這時，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開始受到重視。凱恩斯提出危機是需求不足造成的，他認為，在完全自由競爭市場體系下，不存在生產和充分就業的自動調節機制，他主張國家參與經濟活動，通過擴大政府開支、實行財政赤字等手段增加有效需求，促進經濟增長。他的政策主張被美國“羅斯福新政”采納，差不多戰后40年，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顯然，凱恩斯的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思想與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存在明顯差別。
由于凱恩斯沒有從生產上尋找問題，看不到增長的根本動力，其擴大的需求也只是通過國家超發貨幣創造出來的，它雖降低了周期性危機的嚴重程度，但也抑制了周期性增長的沖動。這一問題被二戰后大規模經濟重建所掩蓋，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西方出現了嚴重“滯脹”，即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發生。此后，已經沉寂幾十年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逐步活躍，并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內容豐富，影響較大的有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和以盧卡斯、巴羅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等，它們的政策主張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相仿，強調市場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參與經濟活動、主張推行私有化。
實際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流行以后，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要大于發達國家。1990年，一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與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了一次研討會，就發展中國家如何改革等問題，形成了“華盛頓共識”，其主要內容是開放市場、取消國家干預和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等。但經濟自由化改革后，拉美國家不僅沒能解決，反而加重了失業、分配不公和貧困化三大社會問題，經濟增長幾近停滯，到2001年拉美國家外債已接近8000億美元，比上世紀80年代翻了一番。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東歐國家變革中，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又提出更加激進的“休克療法”等主張，致使這些國家經濟急劇惡化。經過20多年實踐，拉美和東歐國家仍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俄羅斯后來被迫將一些重點企業收歸國有，近年情況才要好一些。再反觀發達國家，2008年美國發生金融危機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主張并沒有被貫徹到底，美國政府沒有聽任市場自然調節，而是強力干預了危機擴展，政府對部分重要企業進行了收購和注資，美聯儲也大幅增加了貨幣供應，較快穩定了經濟。
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方法論上的缺陷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米塞斯、哈耶克帶領下，忙于同巴羅納、蘭格等經濟學家，進行一場有名的關于“市場和計劃”的論戰時，爆發了席卷全球的生產過剩大危機。危機使剛剛形成不久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沉寂下來，以至隨后幾十年也沒有多大影響。這是因為，以生產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使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暴露出嚴重問題。該理論的基本觀點認為，市場自由競爭能夠保證市場的均衡狀態，雖然可能出現部分產品生產過剩，但同時一定會有另一部分產品供不應求，這種供求關系會通過價格機制自動調節資本流向，從而實現產品數量和價格的均衡，絕不會出現普遍的生產過剩。但是，面對1929—1933年這樣的大危機，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啞然無聲，陷入深深的理論困惑。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暴露出理論問題的同時，也反映出方法論的缺陷。我們知道，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繼承了古典經濟學自由競爭思想，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更多批判繼承了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分工、資本的內容。他們這種對古典經濟學繼承脈絡的不同，反映出其哲學思想和理論方法的不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強調市場、價格、競爭這些經濟現象，卻拋棄了古典經濟學對生產本質的探索;而馬克思則不同，他透過市場、價格這些現象，去研究勞動、分工、資本等內在經濟因素。馬克思將辯證唯物主義運用于經濟學，強調生產力是決定經濟關系和經濟現象變化的根本力量，在這一運動中，存在著各個發展階段所特有的經濟規律和現象。
馬克思從內在經濟關系上，對生產過剩危機作出了科學解釋。他認為，當時生產的積極和消極方面，都源于剩余價值生產。在工業社會早期，正是剩余價值生產推動了生產力迅速發展，因為，工人的收入大大低于所創造的價值，從而有條件進行較高的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使人類創造性勞動所帶來的文明成果得到快速擴展。但是，在生產迅速發展的同時，又隱藏了一對矛盾，一方面工人的收入低而穩定，另一方面在資本積累驅動下，生產呈無限擴大趨勢，從而導致生產與消費的矛盾，這時，擴大出口就成為緩解危機的重要途徑。但是，經過上百年武力開拓，當世界市場被主要西方列強瓜分完畢后，市場擴大的運動一經停止，矛盾就開始加劇，生產過剩的危機就越來越突出。
當然，現代西方國家生產過剩危機在減弱，但這并非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是市場充分競爭的結果。事實上，它只是反映了形成生產過剩危機的條件發生了變化。由于科學技術和社會分工快速發展，社會生產特征發生明顯變化，重復性勞動向創造性勞動轉變，外延擴大再生產向內涵擴大再生產轉變，資本積累向智力積累轉變，這些變化使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地位提高、收入增加，生產和消費趨向平衡。但同時，新的矛盾和問題也會隨之產生，需要人們深入研究才能發現和解決。
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反對國家參與經濟活動的政策主張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兩種不同的國家參與都持反對態度，它不僅反對在發達國家通過超發貨幣擴大需求的凱恩斯主義，而且更加反對發展中國家保護和扶持民族經濟的政府行為。這里重點分析后一個問題。
早在19世紀中后期，以李斯特等人為代表的德國歷史學派，就發動了一場針對英國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批判。他們認為，當時英國是工業發達國家，德國是落后的農業國，英國古典經濟學提出的自由貿易主張、成本比較學說、國際分工理論等，都是有利于發達的英國，而不利于落后的德國。德國要趕上英國，國家就要干預經濟，例如，要采取貿易保護政策，保護新發展起來的德國工業。
其實，在工業革命以后，英國政府并非像“守夜人”那樣消極對待經濟活動，而是積極通過殖民擴張和掠奪參與經濟活動，這極大地加速了英國原始積累，促進了經濟發展。到上世紀初，世界經濟的高低格局基本形成，國際市場和殖民地已被列強瓜分完畢，落后國家以何種方式才能跨入發達國家行列，成為迫切的現實問題。二戰后，雖有少數經濟體進入高收入行列，但這些經濟體人口規模都不大而且還具備一些特殊條件，人口在5000萬以上的經濟體趕上發達國家的情況始終沒有發生。這是因為，落后大國快速發展對外界影響太大，一些發達國家不愿看到世界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必然在經濟政治軍事上打壓，使得發展中大國受到更多更強烈的外部干擾。
我國和前蘇聯都曾試圖通過國家全面直接管理的計劃經濟，來實現跨越式增長。這一模式在社會生產以重復性勞動、外延擴大再生產和資本積累為特征時，曾表現出強大力量。但是，當社會生產開始向創造性勞動、內涵擴大再生產和智力積累轉變時，資源配置難度越來越大，比例失調問題日益突出。這是因為，創造性勞動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使社會分工日趨紛繁復雜，國家很難通過人為計劃來全面科學配置資源，需要建立客觀的市場經濟來決定資源配置。但由此得不出國家不參與經濟活動的結論，相反，國家在市場經濟下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這是因為，現代市場經濟仍不能超越國家利益而存在。所謂全球化、國際化，只是發達國家利益和意愿在國際分工體系上新的表現形式，完全不存在他們根本利益的自愿讓渡。在新的國際分工體系下，重復性勞動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創造性勞動成為發達國家的重要特征，資本、商品和服務的全球性流動，都服務于這一新的分工體系。在國際市場經濟下，也不存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說的平等自由的市場競爭。例如：發展中國家需要進口高技術，但卻受到發達國家的嚴格控制;本來發展中國家具有勞動成本低的優勢，但卻被發達國家以傾銷為由而加以嚴厲制裁;發達國家要自由進入發展中國家的所有產業，但卻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進入自己的重要產業加以堅決限制。所有這些，都是發達國家在自由競爭旗號下實行的國家干預。新的國際分工使富國和窮國的競爭力出現了根本性差距，如果發展中國家沒有新的舉措，將永遠被拋在后邊。因此，國家必須要參與到經濟活動中，一是保證社會資源向科學技術領域，特別是基礎科學和重大科研工程傾斜;二是要按市場經濟規則，控制經濟命脈和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保障經濟安全，帶動整體經濟發展;三是利用人類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對市場運行實施科學調控，只有充分保護和扶持好本國經濟，才是落后國家的正確選擇。
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私有化目標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私有制理論淵源，主要來自古典經濟學關于人的本性是自私和懶惰的思想，他們認為滿足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利己理性，是市場存在和效率發揮的基礎。這一理論由于脫離生產力實際，抽象地分析人的本性，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勞動者會通過偷懶來獲取個人利益最大化，表明私有制存在效率下降的內因，那么，它又是如何對大生產進行多級和復雜的監管來提高效率呢?上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阿爾契安和德姆塞茨提出了“索取剩余論”，認為由于勞動者會有偷懶行為，要使每個生產者的報酬(工資)等于他在生產中的貢獻(邊際產品)是很難的，因為準確測量邊際產品的多少是辦不到的。所以，要有監督者來督查，以提高生產效率，但監督者本人也會偷懶，因此，所有者需要讓渡給他們一定“索取剩余權”。但是，剩余權的讓渡，一方面動搖了私有制的基本法則，另一方面仍然無法解釋以創造性勞動為特征的生產如何管理的問題。
馬克思承認自私現象的存在，但不承認自私是人類永恒不變的本性。勞動本來是人類進化的根本力量，是人的本質表現，但在生產力特定階段，勞動者卻與勞動相對立，逃避勞動。他認為，這與勞動者奴隸般服從分工，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對立等有直接關系，當這些現象消失，勞動會再次成為人的第一需要。
馬克思這一重要思想，是在他的所有制理論研究中形成的。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包括占有關系和法律關系，占有關系是指人們在生產活動中的地位和利益關系，法律關系是對這種地位和利益關系的法律界定。他認為，占有關系是經濟基礎，法律關系是上層建筑，占有關系決定法律關系。但同時，占有關系與法律關系又不可能完全一致，在所有制關系進一步發展的情況下，必然會造成這樣的現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享有某物的占有權，但實際上并沒有占有某物。例如，馬克思曾注意到，在私有的法律關系沒有變化情況下，股份制卻使占有關系發生了變化。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了。如今，在發達國家一些大企業，以職業經理人為首的經營團隊，已全面負責企業重大決策和管理，私有者基本退出管理層。這一情況表明，在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條件下，勞動特征從重復性勞動轉向創造性勞動，社會分工日益細化和復雜化，它們進一步引起占有關系的深刻變化：一方面，資本積累向智力積累轉變，資本的效能在下降;另一方面，創造性勞動不僅使勞動者地位提高、收入增加，而且也使人們對勞動的興趣大大增加。因此，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所宣稱的，人類永恒不變的自私本性，以及不變的私有制關系是不存在的。
對于我國來說，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張的全面私有化，是要將我國已經進行深入改革，并已成為市場主體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在客觀上，這種產權轉換，一方面會使國家喪失參與經濟活動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必然肢解企業經濟力量，極大地降低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目前我國整體經濟水平落后，外部政治和經濟打壓相互疊加的情況下，保持一定規模的大型國有企業至關重要。第一，掌握經濟命脈，是保證經濟穩定的基礎。正是因為國家牢牢掌握著金融系統，才使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們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第二，大型國企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在一般市場競爭環境中，落后國家難以建立這樣的大型企業。由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對海外資源依賴不斷增加，大型國企保證了我們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捍衛著國家的經濟安全，一旦國企被分割肢解，外國資本會大舉進入，我國經濟將面臨嚴重困難。第三，大型國企是經濟發展的骨干力量。經過長期積累，我國在能源、交通、電信、航天航空、核能等領域的國企，已成為國民經濟穩健發展的基礎。第四，大型國企已建立了完整的科研和生產體系，是提高我國工業生產水平的中堅力量。
繼續深化國有企業與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不是簡單數量與比例上的進退，更不能一“化”了之，而是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提高效率的制度安排與運行機制，打造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中國脊梁。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