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另類史鑒》目錄、緒與結語

　　這段時間偷懶了，愧對網友的督促。偷懶期間寫了一本書《另類史鑒》，從歷史經驗反思當今各時髦主張。寫成后印了幾十本散給周圍的朋友，以征求意見。兩位出版業的朋友告知，這樣的書沒人敢出版。現將其目錄、緒與結語掛在這里。

　　另類史鑒

　　對中華傳統文明的觀察

　　王中宇

　　(征求意見稿)

　　2012年 7月8日第一稿

　　2013年10月30日第二稿

　　目 錄

　　緒：誦經還是讀史?

　　第一章 私有制的形成

　　1.1 “大同”：真實的還是虛構的?

　　1.2 “大道既隱”之途

　　1.3分工，一把雙刃劍

　　1.4慘痛的教訓：從盛世到覆滅

　　第二章 宗族：利益集團認同還是社會認同？

　　2.1 自治的宗族

　　2.2 產官學一體化與豪強

　　2.3 “宗法人”與“江湖人”

　　2.4 皇權與豪強

　　2.5 擬宗族組織與利益集團

　　第三章 官僚政治----私有化的公權力

　　3.1 “秦政”與“荀學”

　　3.2 精英集團的“中國特色”

　　3.3 毛澤東評論譚延闿

　　3.4 無腦的社會

　　3.5 “鄉愿”由來

　　3.6走出輪回?

　　第四章 毀譽千年王安石----官僚政治與改革

　　4.1 壓抑憂郁的江寧知府

　　4.2 “悲涼之霧”

　　4.3“豎刁、易牙、開方”還是“堯、舜、禹”?

　　4.4盛世耶?魚腩耶?

　　4.5結語：“一民之生重天下”

　　第五章 當官僚政治遇到資本主義

　　5.1 倭仁:“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5.2 洋務運動:“平中國”、“敵外國”?

　　5.3 北洋時代：亂世梟雄

　　5.4 從“國家資本”到“接收大員”

　　5.5 “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5.6 從“隔世報”到“現世報”

　　第六章 市場經濟與本末之爭

　　6.1 市場經濟的濫觴

　　6.2 春秋到兩漢的市場經濟

　　6.3 兩宋—市場經濟的一個高峰

　　6.4 明清時期

　　6.5 結論：客觀認識市場經濟的運行特征

　　第七章 民營資本的前世今生

　　7.1竇乂--唐朝的“民營資本家”

　　7.2“溫州模式”

　　7.3 資本積累的來源

　　7.4 擴張的極限

　　7.5 理論與現實

　　第八章 從現代“上黨戰役”看“新民主主義”

　　8.1 風乍起

　　8.2 劉華川與華茂商業園區

　　8.3 閩商蘇福倫與“8.15”案件

　　8.4 尷尬的司法、立法機構

　　8.5 敲棋細品茶

　　8.6 路問：“新民主主義”?

　　第九章 貨幣與財富

　　9.1 貨幣=財富?

　　9.2 “交子”：紙幣的起源

　　9.3 “無信不立”

　　9.4 信用的基礎

　　9.5 “先進”之謎

　　9.6 視角：整體與個體

　　9.7 何為社會財富?

　　9.8 從經濟體的全局看貨幣體系

　　第十章 科技救國？

　　10.1漢陰丈人看李約瑟難題

　　10.2 良渚：興盛與消亡

　　10.3 情景劇：站在那個時代的觀察

　　10.4 “祀與戎”

　　第十一章 “鳳凰涅槃”之謎

　　11.1 整體主義

　　11.2 大同思想

　　11.3 理性傾向

　　11.4 社會環境與思想共鳴

　　11.5 文化基因之戰

　　11.6 思考

　　結語：讓歷史告訴未來

　　緒：誦經還是讀史?

　　當今中國思潮四起，意味著我們面對嚴峻的道路選擇。觀察諸多思潮，盡管主張各異，卻有一個相當顯眼的共性：大多以某個學派、理念為出發點，構建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左翼多以馬克思學說為出發點，右翼則對馬克思學說嗤之以鼻，尊奉從亞當·斯密到哈耶克等各路尊神。而“國學”家們則從古代經典中尋找思想資源，不同的學派分別尊崇儒家、道家、法家等等，連佛教、道教也都有人視為救世良方。控制大眾傳媒的主流學界，則以“普世價值”作為其主張的基石。

　　這不禁讓人想起當年魯迅與章士釗的一場論戰。1925年2月8日，魯迅寫了一篇短文《讀經與讀史》，針對章士釗主張讀經，指出讀經不如讀史。讀史可以“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胡涂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并且都鬧糟了。”“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

　　“經”還是“史”?魯迅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

　　“經”無論是國粹的還是西洋的，無論偏向左翼還是右翼，都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特定人物思考的結果。讀“經”可以借鑒前人的思想，尤其是他們觀察、分析問題的視角。但歷史是發展的，認識應隨之深化。若指望從某經出發，通過理論演繹就可以認識今天的現實，得到今天的方略，豈不荒謬?前人的見解又怎能對我們今天的選擇負責?

　　今人讀史，主要思路有二：或關注奇文佚事，以作談資;或劃分領域，成就專著，以彰顯博學。非史家而關注歷史，最著名的可能是唐玄宗李世民，他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以史為鑒的結果，幫助李世民開創了貞觀之治。其影響之深遠，大唐成了中國歷史上壽命最長的王朝。作為帝王，李世民史鑒的視角是王朝興替，這也是歷代史鑒的正統視角。筆者一介草民，只能以草民的視角借鑒歷史，故成此另類史鑒。

　　在筆者眼里，人類社會無疑是一個動態系統，它應有自己的運動特性。從某種意義上看，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試錯史，人類這個物種在不斷的反思中摸索前進，探尋合理的集體生存方式。人類在這個過程中逐步認識自己的社會系統。

　　作為人類最大的一個種群，中華民族在這塊土地上生存了數千年。這數千年的集體經驗，是全人類最寶貴的財富之一。尤其寶貴的是，我們的前人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文字記載的歷史資料極其豐富，這為我們提供了極為寶貴的條件，使我們得以系統觀察人類社會這個動態系統的運行特征。

　　數千年的輪回，既是慘痛的傷痕，又是豐富的經驗。它既不是“資本”，可以讓我們像阿Q那樣據以傲人;也不是“玩意兒”，可任袁騰飛者流隨意戲弄。它是我們的先輩用鮮血與生命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教訓。珍視這些教訓，深入研究這些經驗，才對得起我們的先輩，才有可能讓中華大地走出輪回。

　　科學家承認現象的客觀存在，力圖尋找現象間的邏輯關系，并檢驗自己發現的關系是否成立。這一思路放在歷史上，必然產生許多科研課題。

　　例如，其中一個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為何長達兩三千年之久，為何呈現周期性的治亂循環?無數的學者從各個角度探尋，得出了許多深具啟發性的觀點。這些觀點的是非、得失自有后代學人評價。這種探索卻提醒人們思考權力與財富的聚集機制，這種聚集的后果;思考田制、稅制、兵制、吏制、學制的演變，思考這種演變背后的動力與機制。

　　又如，今天困擾世界的“全球化”問題，本質上是在一個封閉的空間內，一個以聚斂為基本動力的社會制度不可避免的問題。在我國兩三千年的歷史中，華夏與地球的其他部分，如歐、美、非諸州的經濟往來微乎其微，可近似地看作一個封閉空間。于是私有制與專制帝國形成的聚斂機制可以成為今天分析全球化問題的參照系。所不同的是，在當時的生產力與統治手段下，聚斂造成不可調和的矛盾需要兩三百年的過程，而如今，這個速度大大加快了。

　　從這類角度看待中華民族數千年的集體生存經驗，浩瀚的史料就成了寶貴的研究素材。人類在方法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為我們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與視角。循此往復，我們可能變得更理性、明智，更少犯前人犯過的錯誤，那些錯誤的代價，往往是千百萬人的性命。

　　更進一步，這數千年的集體生存經驗不僅對中華民族自己極為重要，也許還蘊含著整個人類未來的出路。

　　當今地球上的主流文明無疑是西方文明，這是一個與中華文明相當不同的文明。西方學者觀察這個文明時，往往喜歡稱某個世紀是某國的世紀，如：荷蘭的世紀、西班牙的世紀、英國的世紀、美國的世紀等等。這種議論的潛在的背景是：世界由許多國家組成，這些國家在世界這個舞臺上爭雄爭霸，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霸主。這大體符合500年來的歷史。

　　500年來，西方學界所謂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國際舞臺上的主角。“民族-國家”誕生于西歐。西歐的傳統社會是神權統治下的封建社會，有無數大大小小、自給自足的封建莊園，卻不知“民族”與“國家”為何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基于大范圍的商業活動，它需要克服方言障礙、打破封建割據，將社會整合成一個整體。其結果陸續形成了西班牙、英國、法蘭西、德國、意大利等原生的“民族-國家”。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必然產生激烈的內部矛盾，它無法在“民族-國家”內部解決，為了緩解內部的階級矛盾，維護國家的民族認同，“民族-國家”們先后走上了向外擴張、殖民、掠奪、奴役的道路。被其侵略的傳統社會不得不被動地改造為“民族-國家”，以求“救亡圖存”。這一過程持續到今天，全世界的疆土都被“民族-國家”們劃分殆盡。

　　商品與勞務跨國流動、就業機會此消彼長、時尚與疾病全球流行、這個半球的一支軍隊瞬間推翻另一個半球的某個政府，無數每天發生的事件讓我們感受全球化正在將地球變成“地球村”。然而這里“村”只是一個借代詞。“地球村”里的“住戶”不是傳統村落里彼此大體相似的家庭，沒有公認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準則。他們不大像守望相助的村民，倒像是相互對峙的獵食者。雖然有一個聯合國，但它的功能遠不及傳統村落里的宗祠。

　　歷史證明“民族-國家”們以自身的利益極大化為終極原則，恃強凌弱、以鄰為壑是其基本的行為模式。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社會。近30年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覆蓋了全球，再也沒有可供擴張的空間來緩解其內部矛盾了。這意味著主流文明走到了盡頭，人類被迫面對文明的轉型。人類不得不聚合為一個整體，恰如當年西歐各封建莊園不得不聚合成“民族-國家”一樣。

　　其實，類似的過程我們的先民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經歷過了。當年梁啟超回顧中國的歷史注意到：

　　“戰國以前，地理之勢未合，群雄角立，而國家主義亦最盛。顧其敝也，爭地爭城，殺人盈野，涂炭之禍，未知所極!有道之士，惄然憂之!矯枉過正，以救末流。孔子作春秋，務破國界，歸於一王，以文致太平。孟子謂：‘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其余先秦諸子，如墨翟、宋牼、老聃、關尹之流，雖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術，則莫不以統一諸國為第一要義。”(梁啟超《新民說》)

　　可見“天下”取代“國家”是中華歷史上的一個重大飛躍。當今的世界恰類兩千多年前的中華，中華當年的歷史經驗，或許能給今人以啟示。“民族-國家”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在全球是否已經走到晚期?人們是否應開始思考今天意義下的“天下”問題了?這不是基于道德、理想的訴求，而是勢之必然。

　　從春秋五霸、戰國七雄過渡到大一統的“天下”后，我們的先輩既創建過多次大范圍的統一、和平時代，在其中經濟、技術、文化、藝術高速發展，奠定了中華民族龐大的人口基數;也陷入過多次暴烈的戰亂、割據、殺戮時代，在其中道德淪喪、戾氣泛濫、社會瓦解、經濟崩潰、人口銳減。

　　正反兩方面反復的經驗教訓，促使我們的先輩思考：天下太平需要怎樣的“普世價值”?人們應當追求怎樣的目標?思考的一個結論，凝聚在宋代張載的《正蒙·乾稱篇·訂頑》中：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人類社會是一個整體—一個大家族，精英集團應是家長，家長的任務是維護整個家族的利益，無論“疲癃殘疾，煢獨鰥寡”都視若兄弟，所以需“尊高年”、“慈孤弱”。非但人類社會如此，人類社會與大自然也本是一體，社會的價值標準須與大自然一致。

　　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發現：中國不是一個通常西方意義上的所謂“民族-國家”，而只能是一個“文明-國家”。他們稱現代中國是“是一個裝扮成一個國家的文明”(A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state)。(轉引自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對中國的古人而言，“天下”比“國家”更熟悉，也更常用。當禮記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時，李世民稱“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時，范仲淹寫“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時，黃宗羲說“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時，歐陽直公警告“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后治”時，民諺稱“蘇湖熟，天下足”、“得中原者得天下”時，人們所稱的“天下”為當時視野所及的整個社會—“普天之下”之謂也，沒有“民族-國家”疆界的含義。中國讀書人的正統發展道路是：“格物、致知、修身、正意、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見“以天下為己任”決非張狂，不過是循規蹈矩。即使進入了現代，“天下”仍是中國人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國民黨元老于佑任就主張“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古名。”—覆蓋了整個時空!

　　“天下”與“民族”最大的區別在于：其內部包含了巨大的差異性，生態環境、氣候、語言、民俗千差萬別。我們的先輩在數千年“平天下”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正、反兩方面經驗。不妨隨意列舉一二：

　　漢字長期被視為中國落后的根源，以至于上個世紀上半葉，“文字改革”成為學界共識。1954年10月，周恩來總理提議設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以拉丁化為改革方向。

　　然而表意的漢字可以克服方言的障礙，使廣袤的東亞大陸不同的方言區，甚至不同的民族可以方便地溝通信息。其結果是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漢字文化圈”（圖1）。在整個農耕文明時代，漢字覆蓋的人口與地域最大。可見漢字具有強大的社會整合力量。

　　圖1：漢字文化圈

　　綠色：完全使用漢字的地區

　　淺綠色：位于圈內但仍然主要或同時使用其他文字的地區

　　深綠色：古代使用漢字、現在部分使用或廢止漢字的地區

　　黃色：過去漢字文化圈曾涉及到的地區

　　取自：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cn/%E6%BC%A2%E5%AD%97%E6%96%87%E5%8C%96%E5%9C%88

　　郡縣制有效地消除了封建割據，帶來了大范圍、長期的和平局面;使遠距離的人流、物流成為可能，為商貿發展提供了空間;促進了生產的發展。郡縣制靠官僚集團運行，管理官僚集團成了體制健康的核心問題，所以古人總結出“治國即治吏”的經驗，從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到黃宗羲的民本思想，在吏治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彌足珍貴。

　　“天下”是一個再無擴張余地的單元，無法以鄰為壑。統治者不得不在系統內尋找出路，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一再告訴人們，放縱精英集團聚斂，必定導致天下大亂。于是“克己復禮”，克制物欲，破“心中賊”乃“平天下”之本。治理天下的要點首在倫理，用時髦的話就是“精神文明建設”，而非刺激、滿足物欲。

　　“天下”各區域間千差萬別，在一個地區合適的做法，未必適合另一個地區，強制推行多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于是古人得出了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經驗。發展到后來形成了朝貢體系。不同于殖民體系的掠奪，在朝貢體系中，中原王朝對外藩“厚往薄來”，其目的不在于經濟剝削，而在于穩定邊陲。

　　凡此等等，與當今主流文明大異其趣。當初正是這些特征，使中國在西方強權面前被動挨打，而今當全球人類文明陷于困境之時，我們先輩數千年積累的經驗教訓卻能給出有益的啟示。

　　對“黃色文明”痛心疾首的《河殤》，這樣評價鄭和下西洋：

　　“它是一次幾乎純而又純的政治游行，它要施恩于海外諸國，以表達中國皇帝對它們名義上的最高宗主權。多么慷慨溫和的君子國行為呵。黑格爾說，大海邀請人類從事征服和貿易。可是，太平洋邀請來的中國人，竟是所謂‘正其誼而不謀其利’的謙謙君子。”

　　不能不佩服《河殤》作者的深刻，看出了“藍色文明”與“黃色文明”的差異：“從事征服和貿易”還是“正其誼而不謀其利”。

　　“藍色文明”從事的征服和貿易，導致了數百年無數的戰爭和殺戮，中華民族深受其害。而這一切的根源是，“藍色文明”向外擴張以圖緩解其內部矛盾。《河殤》作者內心的期望是：中華民族拋棄“黃色文明”而擁抱“藍色文明”，這就是后來“與國際接軌”的濫觴。

　　然而人們似乎忘了，“藍色文明”的基礎是“征服和貿易”，征服與貿易并列，而且排在前面。美國就是這個文明的典型。它的“兩個基本點”一是全球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不是一般的強大，而是要保持與世界各國間的代差;二是獨一無二的金融霸權，而金融是攫取貿易利益最有效的手段。

　　當“全球化”將世界聯為一體后，這種基于暴力的擴張型文明還能向哪里擴張?沒了擴張空間，其內部矛盾如何緩解?中華民族能走這樣的道路嗎?

　　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提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在毛澤東的心目中，“較大的貢獻”是什么?

　　在農耕文化時代，中華民族創造了延綿數千年不中斷，且多次登上世界頂峰的奇跡。說它是奇跡，因為它在整個文明史中獨一無二。這奇跡的意義在于：它在實踐中探尋著文明的可持續性。數千年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理應是整個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基于此，探索“平天下”之道，將人類引向“環球同此涼熱”的新型文明，才是中國應對人類做出的貢獻。

　　本書不是正統的史學著作，只是從筆者個人的視角觀察中國歷史，雖是一孔之見，卻也看到了許多在鴻篇巨制中看不到的東西。不像一些著名人士，本書沒有提出什么“政策主張”、“治國方略”，沒有張揚什么“主義”。本書關注的是提出主張、主義、方略者需認清、想透的問題，不能清晰地認識這些問題，沒有有效的手段處理這些問題，所謂“主張”、“主義”、“方略”勢將淪為空談。

　　讀者朋友何不也從這個視角看看，然后做出自己的獨立判斷?

　　邏輯上，本書可分為四大部分。

　　第一章和第二章觀察中國私有制社會的形成和這個社會的基礎單元—宗族。

　　第三章到第五章觀察中國的官僚政治與由此衍生的官僚資產階級。

　　第六章到第八章觀察中國的市場經濟和民營資產階級。

　　最后一部分觀察三個敏感問題：貨幣、科技、文化基因。

　　現在，讓我們從中華文明的起點，回顧歷史的經驗教訓。

　　結語：讓歷史告訴未來

　　為了給自己釋疑解惑，筆者從自己的視角觀察了中華傳統文明。這種觀察得出的見解，讓筆者擺脫了對主流學界的依賴與盲從,當然它未必合于主流學界的胃口。

　　史實告訴我們：文明史的基本社會結構總體上是由“治人”(統治)而“食于人”(被供養)者和“治于人”而“食人”者兩大基本集團構成,用今天流行的語言，前者是“精英”，后者是“P民”。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域，這兩大集團的形成途徑不同，“治人”、“食人”的方式各異。就中華大地而言，宗族既是形成社會分化的重要基礎，也是掩蓋社會分化的重要機制。所以既有令人神往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又有令人膽寒的“誅九族”。

　　在這樣的社會中，被統治者的反抗不可避免。如何維持統治(即如何保障自己的“執政能力”)遂成為精英集團不得不念茲在茲的首要問題。在數千年無數“成、住、壞、空”的輪回教訓后，精英集團發現了“山中賊”與“心中賊”兩條戰線。前者是公開的造反行為，后者是內心造反的動機。史實一再證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在絕大多數場合，草寇絕非職業軍隊的對手，不難擊破之。但只要“心中賊”不滅，那就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史上一再出現星火燎原的局面，到此刻，一個王朝的壽命就走到了盡頭。

　　于是統治集團不得不“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所以皇帝都追求“文治武功”。將“文治”放到“武功”之前是有道理的，既然問題的癥結在“心中賊”，即被統治者的造反動機，精英集團治理工作的重心，就在于盡力使“P民”成為順民，而非刁民。于是歷代均大力旌表義夫、節婦、孝子、賢人、隱逸以及累世同爨者，留下了許多“**牌坊”之類的古跡。

　　然而導致“P民”產生“心中賊”的首要原因，是精英集團對生產資料(那個時代主要是土地)的聚斂兼并，這使越來越多的“P民”失去生計，成為“江湖人”。對這些衣食無著的“江湖人”，旌表了無意義，不擇手段是他們得以生存的必要前提。聚斂兼并的趨勢假以時日，“江湖人”漸漸積累成遍地干柴，終將形成這樣的局面：一個小事件就會導致星火燎原，而為這熊熊烈火提供能源的，大多是與此事件無甚關系的“非直接利益相關者”—這表明社會已充滿戾氣，王朝已喪失“天命”。戾氣往往是在前幾任執政者手中積累起來的，到了最后時刻，執政者已無可奈何了。所以明亡后，李自成吊崇禎曰：“君非甚黯，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這里“臣盡行私”正是長期聚斂兼并的必然結果。

　　對聚斂兼并的危害，早在兩漢時期就有了深切的認識。王莽、王安石等的變法，無非是試圖緩解聚斂的速度。但這直接妨礙了精英集團成員的利益，遭到了體制內的強烈抵抗，王莽死于亂兵，王安石則被主流學界定評為“陰賊險狠，與人異趣”、“豎刁、易牙、開方是也”。兩次變法的后果都是王朝的覆滅，真是“不變法等死，變法找死”。

　　到了明代，人們思考歷代變法失敗的原因時，找到了這些變法的共同點--周禮。

　　“敢用《周禮》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王安石其下也。”(霍韜(1487年-1540年)《與夏公謹書》)

　　“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綽、王安石也。”(夏言(1482年-1548年)《申議天地分祭疏》)

　　《周禮》的時代，土地私有制還在其“初級階段”，在“公有制”的外殼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井田制之后，生產資料逐步私有化，但《周禮》的精神遺產還在起作用，政府仍感到需保障每個家庭有一塊可以養家糊口的土地，而“市場機制”總是導致的土地所有權日益集中，無地流民的數量漸成暴漲之勢。政府的反應就是創立這樣那樣的“田制”，對市場機制進行行政干預。然而這種干預一次次失敗，中唐以后，“不立田制”，政府放棄了對生產資料所有權分布的行政干預，生產資料私有制確立。產、官、學三位一體的精英集團成員，既有聚斂兼并的強烈動機，又有聚斂兼并的高效手段。變法者要阻遏他們聚斂兼并，當然是犯眾怒之舉。

　　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核心，是所有者的自由處置權。這是聚斂兼并得以實施的法理基礎(也是一些勢力拼死也要強行通過“物權法”的深層原因)。變法者動用行政權力干預這種處置權，其實就是在限制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所以明代學者將歷代變法歸結于“用《周禮》誤天下”。這樣的歸結是有道理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對公權力私有制的適應性反應，在公權力私有制的大環境下，生產資料公有制已被歷史證明行不通。然而生產資料私有制下，聚斂兼并趨勢不可避免。聚斂兼并的機制，既有市場動力—“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又有行政動力--“宦游而歸，鮮不買田”。

　　體制內感受到聚斂兼并危機的，只有中央政府和皇帝，而中央是靠各級官僚統治社會的，官僚們之所以跑來當官，圖的無非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中央不可能完全斷了他們的財路—那誰還來給你賣命?于是皇帝與官僚、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就成了官場的常態。當中央強勢時，吏治相對清廉，聚斂兼并速度較慢，但公權力私有化的體制下，中央的總趨勢是一代弱于一代，于是朝綱日漸敗壞，聚斂兼并日漸加速，當中央對地方漸漸失控后，聚斂兼并就呈幾何級數發展，結果就是天下大亂。

　　天下大亂往往被稱為“革命”，它其實是老精英集團因聚斂兼并過度而喪失“天命”的結果。“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逐鹿中原”的實質是追逐對公權力的控制，最終獲得公權力的集團成為新的統治集團，它同老統治集團一樣，由若干個宗族為核心，擁戴其中最強大的宗族為皇族，再次建立起控制公權力的郡縣制政府結構。郡縣制靠職業官僚控制社會上層，靠宗族控制社會下層，勢將再次形成產、官、學一體化的新精英集團，它勢將再次走向聚斂兼并之途。

　　由此觀之，兩三千年的歷史中，一再重復的其實是改朝換代。許多被稱為“革命”的宏大事件，其實是輪回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環節：當社會演化到那個地步時，已經是在劫難逃了。本來意義上的“革命”，其實質不在于有無暴力，而在于社會結構和運行機制的質變。滿清覆滅，不過是一個老統治集團喪失“天命”的必然結果。此時，對未來道路的選擇，大體出現過四種主張：

　　其一，是國人駕輕就熟的改朝換代。最典型的就是袁世凱稱帝。然而帝制在外敵面前的孱弱顢頇，使人們對之失去了信任，洪憲皇帝只好在國人的唾罵聲中一命嗚呼。但幾千年改朝換代的歷史，在我們的社會中留下了沉重的遺產。其后的歷史證實，許多弄潮健兒，其內心的動機仍是改朝換代。“彼可取而代之”，“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這觀念深深地烙在每個華人的心頭。沒有條件時，它不過是談資，一旦有了條件，就會顯化，制造出大大小小的專制君主。

　　其二，是舶來的自由資本主義。在學界，因為歐美列強這個宏大的背景，它勢力頗大。既有言之鑿鑿的理論體系，又有歐美國家強大而文明的范例。從嚴復到胡適，一批著名的學者是其旗手。在社會上，它的載體是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百年實踐證實，這個階級短視、貪婪而軟弱。它總是成為當時當權者的附庸，而同時又不斷地腐蝕它依附的當權者。

　　柳傳志傳神地展現了這個階級的特色：“不要對企業家抱有多大的希望，一切取決于政治環境——環境好，我們就會更努力，在經濟方面發揮作用;當環境不好的時候，我們就少說話，或者是少經營業務。”“作為一個企業家，我從來軟弱，但是我不搖擺。”(《柳傳志：我希望改革 中國企業家是很軟弱的階層》2012-10-15財經網(北京))

　　柳傳志正確地指出：“絕大多數企業家把謀取利潤、增加社會財富作為最終的目標”(同上)。筆者在《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透視》中，通過對統計數據的歷史分析證實，正是對利潤的持續追逐導致了貨幣構成的失衡，進而阻滯了整個經濟體系的運轉。在不改變經濟運行機制的前提下，應對這個問題唯一可行的選擇，在邏輯上是超額發型貨幣，而這勢必導致貨幣與可交換財富的失衡，其邏輯結果只能是貨幣體系崩潰。西方列強應對之策是擴張—歷史上的殖民主義和今天的全球化。通過占據全球產業鏈的頂端，使自己的貨幣覆蓋范圍遠遠超出國界。而實現這一點，需要依托軍事實力的金融霸權。而這一切，對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而言，根本就匪夷所思。

　　其三，是由官僚體制衍生的官僚資本主義(或稱權貴資本主義)。清末以降，這是中國政經舞臺上最顯眼的力量，它活躍于甚至主導著洋務運動時代、北洋政府時代、南京政府時代，直到今天，它還風采依然。可以確當地稱其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學界每有人將其與當年德國的李斯特主義相提并論，然而兩者差距甚大。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是在西方列強的陰影下，在郡縣制的官僚體制上生長出來的。對內，它天然地依賴行政權力把持利源;對外，它有濃厚的買辦色彩。于是它成為國際資本在中華大地上的代理人、包工頭。李斯特主義使德國、俄國、日本迅速崛起，成為新的列強，并在二十世界的兩次世界大戰中扮演了令人目眩的角色，而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卻將自己的國家引向半殖民地，任人宰割。

　　其四，則是本書第十一章涉及到的馬克思主義。當整個社會在迷茫中探尋道路時，當上述道路都被證實走不通時，馬克思主義傳到了中國。它與傳統文化中的整體主義、大同思想、理性傾向一拍即合，于是導致了幾乎是全球獨有的奇觀：知識界整體左傾，社會上層眾多的一流大知識分子籌組了一個張揚社會底層公眾訴求的激進政黨。

　　這個事件意義之深刻，恐怕還要等上兩三百年才能被真正認識到。前面三條道路都是在私有制大背景下的探索，而這第四條道路則直接向私有制挑戰。

　　要知道，整個數千年文明史都是私有制，它根基之深厚令人難于想象。它有強大的武力，有久經磨練的統治經驗，有雄厚的經濟基礎，這一切還不是最強大的，它的真正強大在于人類在這樣的社會中生活了一百多代，它的觀念已經深深地刻在了每個社會成員的心里。“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自孟子以降，這樣的社會分化就被精英集團視為“天下之通義”，翻譯成現代語言，就是“普世價值”。一切被視為“革命”的宏大事件，不過是改變人們在這格局中的地位，這樣的格局本身則被視為天經地義。

　　老聃、墨翟、許行等人質疑這種“普世價值”，向往一個沒有階級分化的社會，他們被視為乖戾、悖謬、烏托邦。在清末民初的亂局中，一批博學之士選擇了這個“烏托邦主義”，籌組了一個窮棒子黨。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股幾乎一文不名勢力居然打敗了依賴江浙財團和列強的“民國政府”。在這場斗爭的最后階段，展現出摧枯拉朽，“橫掃千軍如卷席”的態勢，震驚了全世界。

　　這支土包子軍隊進城后，曾打算搞“新民主主義”，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發展一段資本主義。而那些高聲擁護“新民主主義”的民族資產階級，則自覺而本能地去腐蝕剛進城的土包子軍隊。腐敗案例大面積發生，土包子軍隊淪落到臨李自成的下場，幾乎就是必然的。中共高層不得不對腐敗案件痛下殺手，才遏制了這股危險的趨勢。正是這樣的經驗，將“新民主主義”送進了歷史檔案館。中國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

　　1949年的勝利往往被稱為革命的勝利，但它很類似于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如果獲得勝利的集團，有意識地“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那它就是地道的改朝換代了----改變原有社會結構中部分成員的社會位置，卻不改變社會結構本身。正是社會主義改造使之不再是改朝換代，而是真正的革命----力圖改變社會結構。毛澤東在戰爭勝利前對黨內強調：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顯然，在毛澤東心目中，真正的革命將在戰爭勝利之后展開。這革命的本質是試圖擺脫沿襲了幾千年的等級社會。所以毛澤東治國，始終以反對官僚主義、縮小三大差別、保障工農權益為主軸。

　　歷史告訴我們，這場革命進行了不到30年。此后，主導思想變成“從革命黨轉向執政黨”。主政者念茲在茲的是“強化執政意識，提高執政本領”。與之呼應，學界則大倡“告別革命”。沿此前進30余年，遂有了今天人人熟知的現實。

　　革命為何未能繼續下去?這是個嚴肅而重大的研究課題。非本書可以討論。迄今為止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以歷史尺度衡量，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文明，以當今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為其高峰。基于貨幣制度的國際金融壟斷集團，擁有史無前例的聚斂兼并手段，將全人類都卷入了一場巨大的漩渦之中。人類如果不想在這場漩渦中滅亡，就只能尋找途徑，以擺脫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文明。

　　這個問題早在“空想社會主義”的年代就提出了，對公有制社會的新文明，馬克思力圖為其建立理論基礎。在實踐上，巴黎公社進行了62天的實驗，蘇聯進行了幾十年的實驗，中國進行了不到30年的實驗，其他一些國家也進行過或長或短的實驗。在社區一級，至今仍有許多實驗在進行。與有數千年歷史的私有制相比，這些實驗的時間短得就像一瞬間。它們不可避免地稚嫩、粗糙、充滿錯誤，它們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如果人類不想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中自我毀滅，就必須百折不撓地探索下去，這些實驗就是人類珍貴的精神財富，人類必須從中獲得經驗教訓，一步步找到理性的集體生存方式。

　　這樣的集體生存方式到底是何樣?如何從現狀走到未來?尚需艱巨的探索，這既需學者的研究與辯駁，又需實踐中的實驗。從歷史經驗看，以下幾點似乎值得特別注意：

　　1、當今的全球，類似于春秋戰國的中華----處于“大爭之世”。梁惠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答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當年的學者們見解各異，但大多認同孟子的“定于一”。只有一個統一的公權力，才能避免以國家的名義以鄰為壑、爾虞我詐、巧取豪奪、攻伐殺戮，才能有一個太平的天下----此即“平天下”之謂也。由此引發了以下兩個問題：誰可能統一全球公權力?全球公權力如何面對有限資源與無限物欲間的矛盾?

　　2、當初，齊物質文明有舟楫之便、漁鹽之利，精神文明有稷下學宮;楚地域遼闊;其他山東諸國也曾先后稱霸，然而實現天下“定于一”的，卻是被視為野蠻落后的秦。想當年，齊為東部發達地區，而秦是緊靠西戎的落后地區，用今天“梯度發展戰略”的時髦思維，秦追隨齊，齊按自己的面貌一統天下是順理成章的。然而歷史偏偏和邏輯開了個大玩笑。原因何在?李斯的見解值得注意：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來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李斯《諫逐客書》)

　　由余、百里奚、蹇叔、來丕豹、公孫支、商鞅、張儀、范雎、韓非、李斯、呂不韋這些人分別從軍事戰略、外交戰略、經濟建設、社會組織、價值標準、政治制度等方面改造了落后的秦國。打破了舊的貴族壟斷體制，開辟了社會底層人士靠耕戰上升的通道，使秦的社會活力與內聚力遠超出山東六國。這才是國家競爭力之所在。春秋戰國的主題是“變法”，因為老的貴族世襲制已經腐朽墮落。相比之下，秦的變法最徹底。今天私有制已經陷入困境，“變法”再次成為全人類的主題，在這個社會環境下，“變法”的主導方向何在?誰深刻地認識到這個問題，并有效地解決它，誰就有可能統一全球的公權力。

　　3、對于一個基于全球的公權力，它將無法效仿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無法向外擴張、轉移矛盾，將自己的富庶建立在其他地區的貧困與混亂的基礎上。于是它必須探索新的道路，以解決人類的物質欲望與有限的物質資源間的矛盾。而這正是中華傳統文明長期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于是，中華傳統文明對人類的未來，具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史實告訴我們，在中華大地上，盡管公權力早已私有化，但主流價值標準卻是整體主義的，正如緒言所引張載的《正蒙·乾稱篇·訂頑》所言。“家天下”一方面固然是一個家族把持整個公權力，另一方面又蘊含了“天下為家”的理念，所以士人的理想是“格物、致知、修身、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各級官僚的正式倫理價值是“父母官”。在這樣的理念下，維持“家”內部的和諧、公正，消弭各種矛盾;保護“家”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對執政者是題中應有之義。

　　當這些理念較好地被實踐時，就會有大范圍的“治世”。然而這一切均取決于官僚集團本身的選擇，當他們將這些理念僅當做自我標榜時，天下就只能走向亂世了。這樣的事例反復出現，以至于民間將為官格言“愛民如子，執法如山”調侃為：“愛民如子，金子、銀子，皆吾子也;執法如山，錢山、靠山，其為山乎”。

　　可見，在公權力私有化的社會中，充其量只能有限度地遵循整體主義。史實告訴我們，公權力的私有化先于生產資料的私有化，生產資料私有制是對公權力私有制的適應性反應。馬克思主要關注生產資料是公有還是私有。而蘇聯、中國的經驗證實，當公權力為少數精英集團把持后，所謂“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事實上成了任精英集團自由處置之物，精英集團為了提高其使用“效率”，勢必以各種借口、手段將其私有化。在蘇聯，是500天休克式“改革”，在中國，則是小步快走，從減員增效、承包、合資、分灶吃飯、股份制、“靚女先嫁”、“抓大放小”、“引進戰略投資者”、“倒逼改革”、“MBO”……，一路走來，令人眼花繚亂。窺其目標，卻異常清晰：將生產資料從名義上的“全民所有”變為法律上私人所有;將勞動者從名義上的“國家主人”變為法律上的簽約雇員。

　　于是，公權力的公有化，就成為核心問題。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對此都進行了理論探討。但在實踐上，蘇聯、中國的革命都有濃厚的布朗基主義色彩----一個以知識精英為核心的、無私無畏的理想主義革命集團，動員底層人口，依靠暴力奪得公權力，進而剝奪私有生產資料，建立起一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在第一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革命理想與數千年形成的社會習慣勢力間的矛盾，執政集團只能靠專政來壓制頑固的社會習慣勢力，并期望假以時日，使社會習慣勢力得到改造。然而專政對革命隊伍是一種強烈的腐蝕劑，它引誘大量逐利之徒涌入官僚隊伍，使阿諛逢迎之徒漸次淘汰基于理論認同而加入革命的人。僅僅兩三代人之后，當初的革命理論就淪為標榜之物，官僚集團成為這個社會事實上的主人，而他們對私利的追逐必然導致其走向官僚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這已被蘇聯、中國革命的經驗所證實。所以如何建立一個可以穩定存在的，公有化的公權力，使其不再為官僚集團所竊據，是一個遠未完成的任務，它既需要艱難的理論探索，又需要不斷的實踐探索。這一探索中，對布朗基主義的分析研究不可或缺。

　　4、史實告訴我們，私有化是一個綜合的、立體的過程，它至少包含三個逐次發生的子過程：知識資源、公權力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化，知識資源私有化為公權力的私有化創造了必要條件，公權力私有化為生產資料的私有化創造了必要條件。由此觀之，建立一個公有制的社會，亦須相應的三個子過程：只有社會公眾知識水準大幅提高，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務的人才不再奇貨可居時，才可能實現公權力的公有制;只有公權力穩定地掌握在社會公眾手中，其使用目標不再取決于掌權人自己的好惡與私利時，才可能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

　　既然私有制的確立經歷了數千年的歷程，公有制的建立也必然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即使考慮到歷史演化在加速，這一過程也需數百年。在這數百年間，這兩種文明的交疊、斗爭將是歷史的主線，這一斗爭的結果，將決定人類這個物種是自我毀滅還是鳳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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