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符號：山寨消費與消費政治

　　精彩句摘：

　　——在20世紀的后半葉，數億血汗工廠中的農民工參與到這一進程中，用5D工作獲得的微薄收入，中國勞工建立起“中國制造”的形象，中國人勉勉強強能成為世界低端用品的制造者，背后是世界勞工不平等的集體顯現。21世紀初，剛剛具有消費能力的中國人又成為全球消費需要培養和規訓的消費者，中國勞工變成是全球消費話語制約下的低收入山寨消費者，背后則是消費社會中符號霸權的深刻表現。

　　——當說中國是“世界制造中心”之時，中國也就成為工人階級分析的主陣地，而當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時，消費主義就成為中國社會研究的新核心。不過，除了數量巨大的消費社會跟隨者(followers)，在全球消費的不平等中還有相當數量的反抗者(rebels)，山寨正是展示消費社會階級壓迫與抗爭的絕佳實踐。

　　——當代社會中的商品不僅僅具有馬克思主義商品理論所說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更重要的價值體現為包含風格、豪華、身份、權力等在內的符號價值。山寨消費的意義正在于對這種符號價值和新剝削的發現，資本主義社會合法性的基礎，正在由對生產方式的占有轉變為對符號意義和符號價值的占有，相應的，對資本主義的反抗也由針對生產方式霸權轉變為針對符號霸權。

　　——世界工廠中的生產者也是全球消費的潛在消費者，代工廠中的品牌游戲使底層消費者逐漸認識到品牌商品背后的虛偽性，消費者不僅僅是征服和利用的盲從者，也是具有創造性的反抗者，不再愿意成為品牌移動的廣告身體，而是選擇成為品牌的玩家。

　　——山寨并非簡單的盜版品牌符號，而是通過戲謔和拼貼的方式，對西方符號在全球更大范圍建立霸權的企圖進行游擊隊式的反抗。山寨產品由單純的假冒偽劣向一種更廣泛文化的轉變，與網絡化時代下底層群體的權力變遷緊密相連，在網絡1.0的時代，網民不過是信息的消費者，而在網絡2.0時代，每一個個體都已變成富有創造力的信息生產者，反映了網絡社區中的政治性是如何被想象和組織的。

　　——全球消費社會擴展中的中國山寨消費者，如同不滿足與在生產社會中被剝削剩余價值的工人階級一樣，消費社會中的工人階級也不甘被剝削消費中的符號價值，山寨消費是全球消費中底層消費者的一種本能反抗，對符號虛偽性的發現正是這種反抗的出發點。

　　內容摘要：現有的社會理論多建立在生產社會的基礎形成，對消費社會的不平等與抗爭行為難以提供有效的解釋。基于中國邁向消費社會過程中的山寨現象為例，從全球消費社會的結構性背景出發，從消費政治與生活政治的階級斗爭邏輯，分析了底層消費者反抗魅力意識形態和爭取文化領導權的實踐，對新馬克思主義從物質不平等到符號不平等的理論演化進行了進一步討論，提出反抗符號霸權是山寨消費的核心。新的社會不平等需要從消費政治角度出發理解，底層消費群體的山寨消費是全球化消費結構轉變過程中符號神化與去魅過程的深刻體現。

　　關鍵詞：消費社會 全球消費 山寨 反抗 符號　

　　一、消費社會中的反抗者

　　由生產社會向消費社會的轉變，可能是全球化進程中影響最為深刻的變革之一，但理論解釋的滯后性，使得生產社會中形成的各種理論依然影響著人們對消費社會諸種現象與問題的認知。正因如此，在現實社會中難以進一步繼承馬克思理論力量的理論家將解放的潛在支點放置在了“現實社會”以外，新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馬爾庫塞力圖通過自然革命和藝術革命恢復人作為革命主體的新感受力，霍乃特更是提出承認理論來表達社會不平等帶來的人的權利問題，但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評判所言，“葛蘭西在意大利的與世隔絕和逝世、科爾什和盧卡奇在美國和蘇聯的隔離和流亡生活，標志著西方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群眾中活動自如的階段已告結束。從此以后，西方馬克思主義就以自己的密碼式語言來說話了，它與工人階級的距離愈來愈遠。”[1]實際上，馬克思本人對不平等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問題有著最為清醒的認識，在出版法文版《資本論》時，出版商認為他們或許應該出一個縮寫本，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出版《資本論》，馬克思就此與出版商進行了談判。他知道，工人不讀書，即便是讀了《資本論》，大部分人也不會明白黑格爾哲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不大可能全部看懂他的所有論證 [2]。馬克思對理論與實踐之間距離的清醒認識，并不是對理論本身所具有力量的否認，而是對理論在認識和指導不平等時實踐感的清醒認識。遺憾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似乎使西方馬克思主義全面回到理論自身的空間之中，與資本主義全面占領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全面異化的生活實踐之間聯系逐漸切斷。直到金融危機爆發，西方理論家才以“馬克思又回來了?”為題重估馬克思對社會不平等的認識[3]。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尋求革命的夢想破滅之后，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轉型成為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陣地，在西方社會學界頗具影響的伊萬·賽列尼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社會學”(Neoclassical Sociology)與以麥克·布洛維為主要代表的“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Sociological Marxism)兩大學術派別是這一發展的典型代表，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市場轉型在人類歷史上所具有的深遠影響上達成共識，因此都從社會學誕生之時的古典理論家那里汲取精髓、展開對話。不過，在研究的路向上，二者卻有著極大的區別，“新古典社會學”似乎更注重自上而下思路，首要的問題是當傳統的資產階級已經被社會主義革命徹底消滅后，要依靠誰來建設一個市場社會。他們的答案則傾向于知識階層是資本家的有效替代，文化資本具有至高無上的意義。“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則更強調自下而上的視角，將研究的重點置放在工人階級和底層民眾身上，研究市場轉型對他們的影響以及他們如何成為轉型的動力[4]。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和印度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辦公室”后，當代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重點進一步從充滿意識形態和精英意識的革命向工人階級和底層民眾轉變，使得過去在工人階級中沉默的消費話題得到了充分的重視。底層群體的消費研究延續了1964年英國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成立以來的文化批判精神，將文化置于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理論中加以研究，力圖揭示各種文化形式是如何用來鞏固社會控制以及解剖人們如何對此控制加以抵制和抗爭。在伯明翰學派的關注中，“抵抗”毫不客氣地占據了核心關鍵詞的地位，特別是青年亞文化被作為一種體現代際間不平等關系的反抗，對主流文化的一種反抗成為其核心。默多克將青年還原到各自的階級領域與特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來觀察青年的消費行為，針對特定青少年團體的各種休閑模式與風格展開對青年亞文化的研究。發現青年群體的休閑、消費并非一種自在的、遠離意識形態的行為，而是社會結構和沖突的突出表征，一言以蔽之，消費同樣深深地嵌入在意識形態和權力之中[5]。佩魯在分析嘻哈文化(hip hop)的美學與政治維度時，同樣提出嘻哈通過給社區成員提供一種文化性的體認而得以興盛，也因對美國文化中白人文化霸權的反對而不斷產生權力感和自主意識 [6]。伯明翰學派肯定沒有預料到，市場迅速將這種規訓與抵抗的邏輯擴展到全球范圍，消費社會中體現出來的全球不平等與沖突在范圍上大大延展，抵抗的參與者也大大超出青年群體，而將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納入其中。[7]遺憾的是，這種從階級角度來審視消費的洞見很快就被消費主義本身所夷平，消費在當代社會中似乎成為一種中立性的社會行為。

　　中國社會中的日常消費現象是認識中國社會與權力結構的重要載體，而中國學術界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實證分析和現象的解釋，比較缺乏理論的建構，在理解中國的消費問題上比較依賴西方傳統理論[8]。對中國社會中的消費現象與問題缺乏針對性的解釋，對正在興起的世界上最為龐大的消費跟隨者(followers)更是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消費的權力屬性被大為忽略，而“我們所‘消費’的，就是根據這種既具技術性又具‘傳奇性’的編碼規則切分、過濾、重新詮釋了的世界實體。世界所有的物質，所有的文化都被當作成品、符號材料而受到工業式處理，以至于所有事件的、文化的或政治的價值都煙消云散了”[9]。伴隨著新興國家的發展，消費的符號競爭在全球維度上得到擴展，隨之而來的地位消費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動態演進和追逐過程[10]，時尚替代率大為加速，炫耀性消費中的勢利者(snobs) 群體與跟隨者(followers) 群體互相促動，推動炫耀性消費的不斷升級[11]。然而，將消費社會的觀察范式轉換到中國時空之中時，可以發現，當說中國是“世界制造中心”之時，中國也就成為工人階級分析的主陣地，而當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時，消費主義就成為中國社會研究的新核心。不過，除了數量巨大的消費社會跟隨者(followers)，在全球消費的不平等中還有相當數量的反抗者(rebels)，山寨正是展示消費社會階級壓迫與抗爭的絕佳實踐。

　　二、從反抗價值剝削到反抗符號剝削

　　面對當代消費社會的權力不平等，對馬克思理論揚棄的最典型代表可謂非布希亞莫屬。布希亞延續了馬克思商品政治經濟學的邏輯，但對馬克思主義基于生產社會的局限性有著清醒的認識，通過《生產之鏡》給予系統的批評，即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并非“一般政治經濟學”對于社會權力關系揭示的不足，而是因為馬克思所觀察到的資本主義更多的是以商品的生產為核心展開的，他用“生產”說明一切，把生產想象為一面鏡子，社會、歷史和人都反映在這面鏡子當中 [12]。但今天已經進入加爾布雷斯所說的“富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這一社會中起決定作用的已不再是生產而是消費，以生產為中心的社會觀不能分析消費這一對當代社會起決定性作用的現象，而且自己限制了自己的解釋力，這正是將馬克思主義應用于當代社會解釋面臨的最大問題。在這種邏輯下，也就不難理解布希亞在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繼承性批判之后，對自己提出的“符號政治經濟學”也進行了自我革命，那就是雖然在當代消費社會中對符號的追逐與迷失構成了社會權力運行的最基本場景，但符號價值的出現不單純是《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知識、良心、道德、感情和藝術等文化現象的商品化，它更意味著所有的社會價值都在符號系統的霸權下轉化為交換/符號價值，因而它包含了比剝削更微妙、更全面的控制。布希亞在《惡之透明》中提出當代消費社會在符號系統的統治下，價值不再有任何參照甚至價值不存在，存在的只不過是某種流行病般的價值、某種病態轉移的價值，是價值的隨意性增殖和擴散。不過，布希亞在西方社會中很難找到結構性展現統治形式從經濟剝削向符號控制的轉變過程，更難以觀察到在“模仿秩序”下對符號的反抗實踐，他對大眾文化革命和總體革命的判斷更多的傾向于“破壞性的超模仿、破壞性的超順應”或者“在模仿中抵抗”[13]。

　　延續布希亞的思路來認識消費社會變遷的邏輯，則可發現2009年以來在中國出現并洶涌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山寨消費,并非簡單的知識產權盜用或者品牌模仿那樣簡單，而是底層大眾在面對消費霸權時的一種“模仿中抵抗”的消費政治策略。由于西方社會中很難找到相應的經驗材料，所以絕大多數研究都簡單的延續馬克思主義傳統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即使借鑒布希亞本人的“符號政治經濟學”，也很難將中國消費經驗與全球消費社會結合起來，使得這種批判某種程度上恰恰變成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無意識重寫。

　　從全球消費的角度來看，完全不同于生產社會甚至傳統消費社會的“新的非物質化的符號、形象和符碼所控制的新型消費社會”正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深入，我們的社會是被大量符號所控制的社會，因而也是徹底異化的社會，山寨消費是出于全球消費社會生產和消費底層對符號霸權反抗的一種天然反映，使得布希亞在理論上構想的“符號政治經濟學”得以在現實經驗層面真切展現出來，對山寨現象社會科學化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反思中國邁向消費社會的理論轉型，而且將大大推進消費社會中不平等問題的認識，提升社會理論對當代消費社會的認識與批判能力。

　　（一）對消費社會中階級的發現

　　消費主義的全面擴展似乎夷平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不平等的分析力，然而著名歷史學家Crazia和Lizabeth Cohen感嘆，我們缺少的恰恰是不平等和消費的政治經濟，即其與階級關系和階級權力的聯系。科恩提出亞文化“抵抗”的理論，用以“表明亞文化沖突與一般社會沖突的根本區別，這種沖突不是一種直接的、現實的解決問題的方式，而是亞文化青年在想象層面上解決問題的方式”[14]。但是，這樣的視角都大大局限于生產社會的不平等邏輯，沒有注意到中產背后隱藏的社會不平等困局。現實的狀況是，社會分層隨著社會的急劇轉型而加速，中產階級的數量激增，被精英拒之于高高筑起的圍墻之外，不愿與“草根”階層等同的尷尬局面之中，所以就急于建構自己的生存體系，而走文化路線無疑是最保險而又便捷的渠道 [15]，即樹立反壟斷、反中心、反權威、反主流、反規則的態度。問題在于除了極少數和極邊緣的例外，大眾無法也未曾生產出自己的物質商品或文化商品[16]，導致小資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文化的畢恭畢敬又處處捉襟見肘的尷尬。中國山寨消費的形成正是具有文化資本的中產階級成為影響和主導“草根”群體的消費榜樣，生產出反符號霸權的另類消費模式，并引發龐大規模“山民”的形成，山寨消費從根本來看是全球消費中的底層反抗方式[17]。

　　山寨消費者這樣表述他們的消費立場，“原來有一句話說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國人，現在有時候又說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山寨。其實中國人蠻可憐的，永遠想學別人，卻永遠跟在別人后面，被別人看不起。山寨特別像《水滸》，你看不起我，我還看不起你，我還造反了呢!造反的時候就明白，什么那些奉天承運都是假的，什么名牌大牌也是假的。皇帝是老百姓供起來的，名牌也是老百姓抬起來的，大部分也是中國制造呢。”(SZFX-44)

　　“山寨的東西有意思，有點小調皮、小可愛的意思。就像是我們年輕人和父輩之間的關系吧，不愿意按部就班，不愿意一切被規定好。當然，關鍵還是年輕人錢少又想穿好，呵呵!”(SZFX-06)

　　山寨的形成正是市場對消費分層的敏感反應，山寨手機生產商利用生產的服務化提供的深化分工，將以產業鏈為基礎的溫特爾生產體制進一步發展為一個以產業集群為支撐的、具有多部門特征的巨大的虛擬企業[18]。底層消費的市場被挖掘出來后進一步放大了對符號虛偽性和消費不平等的認識。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最初以假冒偽劣特征出現的山寨迅速變成一種擴展到整個社會層面的亞文化現象。山寨風起云涌的發展是消費者、生產廠商、知識分子、技術精英多重聯合推動的結果，在底層的話語關照下，山寨甚至獲得了某種道德優越性的社會支持。

　　（二）發現品牌符號的虛偽

　　為了應對全球化經營中全球—地方的緊張關系，跨國公司大多采用全球化的“平臺建設”來生產商品，這一平臺先設計出一個基本的產品，然后在進行各種細小的、表面的改變，把它變成某個特殊品牌的商品，制造商將這種基于現代平臺的變化稱為“鍍金”，這種比喻是很貼切的。在銷售一件基本標準化的商品時，銷售方將會夸大那些能夠被快速和輕易制造出來的細微差別的價值，這樣一來銷售成功的關鍵作用就是在消費分層中來制造產品的區分化策略。如在英國的廣告中，斯柯達是作為物體本身出現的，車里車外被呈現得清清楚楚，廣告上通常還配有大量的介紹性文字。與之相反，高端的奧迪的廣告往往是從駕駛員座位向外看到的風景。那些廣告搭配很少的文字，至于風景，則每個廣告各個不同，取決于那輛車是敞篷車還是轎車，背景是撒哈拉大沙漠還是大商場。這種視覺差異的目標在于阻止買家在思維中把斯柯達和奧迪聯系起來。通過降低消費者對商品的物理屬性的注意力，廠家希望能夠銷售它的附加屬性;通過不斷地改變窗外的風景，廠家希望強調“駕駛經驗”，亦即一個不斷變化、似乎能夠在不同的品牌和型號的轎車中提供不同的窗外風景的過程[19]。一言以蔽之，品牌必須讓消費者覺得他消費的商品不僅僅是物品，而是與消費者期待的社會身份相一致。通過這種標準化商品的區別包裝策略，消費者的行為看起來好像是集中和對準了目標，事實上是通過運用符號的區分來形成社會價值的產物。其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對象主體內部個人利益的功能，而是符號主體內部價值交換、傳遞和分配的特殊社會功能[20]。當代社會中的商品不僅僅具有馬克思主義商品理論所說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更重要的價值體現為包含風格、豪華、身份、權力等在內的符號價值。山寨消費的意義正在于對這種符號價值和新剝削的發現，資本主義社會合法性的基礎，正在由對生產方式的占有轉變為對符號意義和符號價值的占有，相應的，對資本主義的反抗也由針對生產方式霸權轉變為針對符號霸權。

　　身處世界制造中心前沿的廣東，聚集了世界最大的代工廠，對品牌的虛偽性有著最為直接的認識，廣州成為山寨的勃興之地也就成為必然。從品牌商品的加工來看，一個售價3000元的COACH包，賣給香港貿易公司120元，成本占100元，其中45元為材料成本、20元為人工成本、35元為水電租金等成本，一個包只有20元可賺。成本控制不佳的情況下一個包經常只賺5元人民幣。消費領域對符號的控制和管理非常嚴苛，一些奢侈品生產商抱怨，代工奢侈品牌沒有經營活動的自主性，連零配件的供應商都是客戶指定的，但一旦供應不及時造成交貨期延遲，責任又全在廠家。品牌商按每批代工產品的數量配發五金配件，而一旦有一套五金配件丟失，代工企業都必須到當地公安機關報案登記后，品牌商才同意補發給生產商。這主要是因為奢侈品品牌商對國內代工企業十分不信賴，防范代工企業利用配件制造假冒高仿奢侈品”[21]。

　　世界工廠中的生產者也是全球消費的潛在消費者，代工廠中的品牌游戲使底層消費者逐漸認識到品牌商品背后的虛偽性，消費者不僅僅是征服和利用的盲從者，也是具有創造性的反抗者，不再愿意成為品牌移動的廣告身體，而是選擇成為品牌的玩家。

　　(三)軟文化領域的反抗

　　在中國社會步入耐用消費品時代后，日常生活領域的消費逐漸成為消費的主要領域。正是日常消費的潮流變遷更為迅疾，使得山寨消費在尚在形成的消費社會中大行其道，也因為這個原因，山寨消費主要集中在服裝、電子器材、體育用品等一些消費領域，這些領域的商品消費周期短、更新換代快、符號價值體現力弱，更容易比較符號消費的虛偽。“好不容易咬牙買了一件名牌T恤，穿著沒怎么風光呢，有錢的哥們就笑我老土，我穿的是去年的流行款，今年的款不一樣，郁悶。穿山寨的哥們更是損，笑我傻帽，花那么多錢可以買山寨的最新款最起碼三件。一來一回老土加傻帽，以后一直就買山寨，覺得還是劃算，不然讓奸商盤算了多少呢。”(SZFX-34)可以發現，消費者消費山寨商品的心理是不斷發生變化的，由最初的品牌崇拜，到被品牌替代所拋棄，到經濟性考慮來選擇山寨，到對品牌本身的符號價值的懷疑。正如語言學家對山寨一詞翻譯演化經歷的原始、引申、泛化、通俗化四個階段，當代的山寨已經更多的代表非正式、民間和底層的意義[22]。山寨已經變成一種更為廣泛的與品牌權威、奢侈消費相對應的亞文化象征，在很大意義上成為與意識形態、知識產權等“硬文化”區別的一種底層反抗姿態，不過在后現代的消費世界中，山寨消費所采取的生活策略的中心不是建立身份，而是逃避限制[23]，逃避來自于知識產權、品牌利潤、全球資本的限制。理解山寨消費就必須跳出生產社會的邏輯，從生活政治的角度來理解新的不平等與權力關系[24]。

　　這種來自于底層的反抗和意義的再塑造過程，實際上貫穿于工人階級研究歷史的始終。威利斯對美國早期工人階級子女的研究發現，青年群體通過家庭錄音、再翻錄與配制從而變成生產活動的方式，以及消費過程中，青年人的主動性，也即他們不會滿足于商品固有的魅力，而會將自己的見解注入商品和消費中。消費在此是一種中介方式，幫助消費者在使用中建構起屬于自己的意義[25]。身處底層的消費者需要在向上的社會流動中追求更高位置，但缺乏足夠的經濟支持，山寨消費成為管理和整飾身體的一種可行策略，但是消費者往往會為山寨消費尋求合理的解釋，“買名牌你說真正買的是什么?就是一個牌子和自信。你覺得穿了這個牌子就能證明你自己。質量呀、款式呀什么的，根本不見得，有些名牌設計的怪怪的，很難看的樣子。所以，你真正有自信的話，山寨穿在身上也不會有什么差異。”(SZFX-28)由此來看，消費者對自身在消費社會中階級地位的有著很清晰認識，那就是底層消費者永遠不可能反抗最為稀缺的符號資源，穿著正品和山寨都不會改變自身處于底層消費、被消費和符號剝削的命運。正是因為認識到符號消費的限度，消費山寨絕非簡單的貪圖價格便宜或者傍名牌心理，恰恰是消費者理性對消費符號的借用，那就是通過符號的借用消解附著在消費不平等上的權力關系，進而反抗消費社會中的符號虛偽與霸權。

　　這種消費的犬儒主義是一種通過幽默或厭倦塵世的方式來抑制焦慮在情緒上影響的模式[26]。與過去根據階層、種族、地位等劃分群體不同，在網絡空間中群體的劃分可以“根據穿著相似的服裝、參加相似的體育活動、擁有相同品牌的計算機、欣賞相同類型的音樂，或者是相同的課而定的”[27]。山寨消費者在網絡空間中可以在高仿、A貨、貼牌等多種選擇中進行選擇，并形成較為固定的消費批判群體。與傳統消費相比較，網絡消費是一個自主性的消費過程，作為受眾的消費者在信息接近權、消費主動權、消費話語權等方面享受極高的獨立性[28]。網絡消費成為底層消費者聯合與抵抗的新場域。

　　(四)消費社會中反抗與認同

　　山寨消費已經形成一批專門的售賣店，并且通過網絡形成一個新的亞文化群體。互聯網購物的發展使得山寨產品在銷售層面建立起一個消費的新型空間，售賣商通過網絡說服消費者接受山寨產品，消費者也可以通過網絡搜索貨比三家，這就使得具有一定文化資本和技術知識的消費者得以擺脫傳統商業模式下買方、賣方以及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狀況，大學生和青年白領成為山寨消費的主體也就成為必然。正如波斯特所分析的那樣,由于沒有面對面語言情境中顯明的體態語言、地位狀態、人格力量、性別、衣著風格等暗示，交談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由于電腦書寫取消了社會權威，因此對他人的干預更加不合慣例，更不遵從禮節。有效回應的標準轉變為打字的速度和表述的簡潔性[29]。“我跟你說像手機這東西吧，最大的區別就是軟件和功能，它大廠家的技術雖然好，但是從研發到手機真正上市的這段時間，軟件早就在共享平臺中傳開了，山寨機的軟件可能還是帶更新和補丁的。再就是功能，現在大牌都搞什么饑渴營銷，什么意思，就是本身已經成熟的技術他捂著，慢慢的搞一代二代子孫代，讓你一遍遍的當大頭掏錢，山寨不管這個，共享網絡的東西基本免費，他直接一步到位。而且，買大牌的錢可以買四五個山寨機，玩的行家愁什么售后和返修?”(SZFX-17)兼具文化資本和技術知識的消費者憑借互聯網絡和社交平臺分享山寨消費的經驗，往往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加入，大大加強了亞文化消費和商業邏輯之間的聯系，這就使得山寨消費日益變成一種以反抗符號為核心的亞文化現象，山寨消費者建立起一種基于對符號虛偽性的批判與反抗。這種認同建立的過程既來自于網絡空間中無關現實身份的討論、批評與比較，也來自于線下消費場域中對品牌商品與山寨之間的比較，推動山寨消費成為一種沒有階級意識但是充滿不平等意識的消費活動。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古德納曾經在理論上論證知識分子與生產關系和文化資本的關系中的共同點，他認為新階級的力量來自于其有根有據的、批判性的話語文化，一種在歷史上具有解放性的理性，這種理性將知識分子與技術精英聯合起來，顛覆了一切建制、社會邊界與特權，并有可能成為一個占統治地位的階級[30]。如果在消費社會中尋找古德納所設想的這種新階級的話，具有一定文化資本和技術知識的中國山寨消費者顯然是最符合這一特征的。

　　山寨經濟的認同還與全球化背景下非正式經濟興起有著直接的關聯。制造商從扁平化網絡社會的開源社區中獲益良多，山寨一詞的產生地深圳被譽為制造2.0的代表，其發達的制造業、工業設計、應用開發，將制造業變得靈活、迅速、廉價、民主，后續的銷售環節則更是避開反壟斷與知識產權規制，在局部市場聚焦，形成重點領域絕對控制的市場占領策略。山寨的設計者與制造者更認同“創客”的稱謂，更認為自身是符號與消費市場中的新興尖刀，特別是山寨并非簡單的盜版品牌符號，而是通過戲謔和拼貼的方式，對西方符號在全球更大范圍建立霸權的企圖進行游擊隊式的反抗。山寨產品由單純的假冒偽劣向一種更廣泛文化的轉變，與網絡化時代下底層群體的權力變遷緊密相連，在網絡1.0的時代，網民不過是信息的消費者，而在網絡2.0時代，每一個個體都已變成富有創造力的信息生產者，反映了網絡社區中的政治性是如何被想象和組織的[31]。

　　三、邁向消費社會的不平等分析

　　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主義論述最顯著的成就乃在于，以所謂“癥候沉默”(symptomatic silence)的方式，針對傳統政治經濟學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時所“看不見”(invisible)的部分予以顛倒披露[32]。從這種角度來看，在20世紀的后半葉，數億血汗工廠中的農民工參與到這一進程中，用5D工作獲得的微薄收入，中國勞工建立起“中國制造”的形象，中國人勉勉強強能成為世界低端用品的制造者，背后是世界勞工不平等的集體顯現。21世紀初，剛剛具有消費能力的中國人又成為全球消費需要培養和規訓的消費者，中國勞工變成是全球消費話語制約下的低收入山寨消費者，背后則是消費社會中符號霸權的深刻表現。如果馬克思目睹這一過程的話，絕對不會對充滿不平等的歷史過程保持沉默。但是中國山寨現象中充斥的道德批判與簡化的法律批評，完全忽視了山寨現象背后折射的全球化與權力關系，正如沈原批評所言，人們在形成階級分層的時代去研究職業分層，在頻頻發生社會沖突的時代去研究穩定結構;在制度變遷的時代去討論“微小實踐”;在勞動生產過程之外去研究勞工;面對底層社會的苦難卻強調“價值中立”。這樣一來，社會學就陷入了某種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變形為布迪厄所說的“社會巫術”那一類的手藝：它借用科學的手段來遮蔽生活現實，麻痹人們的思想，但卻絕不提供新的知識[33]。我們認為，山寨首先是經濟日益全球化背景下產業集群與信息革命合力作用下的一種非正式經濟現象[18]，山寨雖然得益于這一結構性變遷可以從長尾經濟中分得一杯羹，但是終究處于全球消費社會中的底層市場，是一種“模仿中反抗”的群體表達。

　　后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葛蘭西提出“文化領導權”，意在意識形態本身已經被消費社會日益消弭的狀況下，從文化的角度爭取被壓迫者的權利，但是他并沒有為這種領導權找到現實的基礎。布迪厄深刻的體認到，文化領域里任何天然稟賦、普遍價值的宣稱不過是所謂的文化“魅力意識形態”(ideology of charisma)的產物，在有關于慣習、文化資本與社會不平等的研究中，布迪厄為反思型的行動者超越這種意識形態效果，通過變革符號系統來改變社會秩序留下空間，但最終并未給出消費社會中如何反抗社會不平等的渠道。全球消費社會擴展中的中國山寨消費者，與20世紀初美國科納威爾地區將反抗精神和實際行動結合的“街角青年”的叛逆風格不一樣，也與1960年代在西方外形標新立異的嬉皮士、摩登族、光頭黨不一樣，他們是通過進入消費社會的符號陰影，又通過篡改逃離的方式來表達對全球社會不平等的反映。如同不滿足與在生產社會中被剝削剩余價值的工人階級一樣，消費社會中的工人階級也不甘被剝削消費中的符號價值，山寨消費是全球消費中底層消費者的一種本能反抗，對符號虛偽性的發現正是這種反抗的出發點。

　　?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1CSH031)

　　作者簡介：焦若水(1977-)，男，博士，副教授，從事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理論、社區研究。

　　參 考 文 獻

　　[1] [英]佩里·安德森著，高铦等譯.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美]邁克爾·哈特，秦蘭珺.概念的革命和革命的概念[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1):1-11.

　　[3] [美]伊恩·莫里森，葛晶晶譯.馬克思回來了嗎?—訪美國約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利奧·帕尼奇[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10):13-17.

　　[4] [美]麥可·布洛維.公共社會學[J].社會，2007(1):192-200

　　[5] Murdock Gramham. Education, culture and the myth of classlessness. J. Howarth and M.Simth ,eds,.1975, Work and Leisure, London: Lepus Books.

　　[6]Perry, Imani. 2004. Prophets of the Hood: Politics and Poetics in Hip Hop.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7] 焦若水.全球消費研究的底層視角[J].社會科學評論，2011(1):27-33.

　　[8] 朱迪.消費社會學研究的一個理論框架[J].國外社會科學，2012(2):33-41

　　[9] [法]讓·波德里亞著,車槿山譯.象征交換與死亡[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10] Hopkins & Tatiana Kornienko, 2004. "Running to Keep in the Same Place: Consumer Choice as a Game of Status," ESE Discussion Papers 92, Edinburgh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1] Amaldoss, W. and Jain S. :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and Sophisticated Thinking,Management Science, 2005,Vo .l 51, No. 10, pp. 1449-1466.

　　[12] Baudrillard, Jean,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elos, 1975.

　　[13] 楊善華，謝立中.西方社會學理論(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14] 黃曉武.文化與抵抗——伯明翰學派的青年亞文化研究外國文學[J].2003(2):30-39

　　[15] 趙勇剛.山寨文化的兩種經濟模式探析—兼談對待“山寨”的理性態度[J].理論與改革，2009(4)：124-126.

　　[16] 約翰·菲斯克著，王曉玨，宋偉杰譯.理解大眾文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17] 焦若水.全球消費與底層反抗—山寨現象的社會學解讀[J].人文雜志，2010(4):155-159.

　　[18]Bai Gao.信息革命與全球化時代的非正式經濟:中國山寨手機產業探究[J].社會，2011(2):1-40.

　　[19] [美]理查德·桑內特.新資本主義的文化[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20] [法]波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

　　[21] 奢侈品代工廠利潤薄如紙：3千元包僅賺20元.經濟經濟參考報[N].2013-05-17.

　　[22] 武和平,王玲燕.強勢模因的生成、復制及傳播：“山寨”一詞的個案研究[J].語言教學與研究，2011(5)：78-83.

　　[23] [英]齊格蒙特·鮑曼.生活在碎片之中[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24] 焦若水.生活政治視野中的山寨消費—山寨現象的社會學再解讀[J].社會科學研究,2011(5):120-124.

　　[25] [美]保羅·威利斯.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26]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27] [法]讓·波德里亞.消費社會[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28] 蔣建國.論網絡消費文化的特征[J].貴州社會科學，2010(12):49-53.

　　[29] [美]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時代[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100.

　　[30] Gouldner, Alvin W. 1978b./The New Class Project, II: A Frame of Reference, Theses, Conjectures, Arguments, and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and Intelligentsia in the International Class Contest of the Modern Era.Theory and Society6 (3): 343-389.

　　[31] Patricia Hill Collins，The New Politics of Communi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0(75): 7.

　　[32] [法]路易·阿爾都塞，顧良譯.保衛馬克思[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33] 沈原.市場、階級與社會：轉型社會學的關鍵議題[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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