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斗士們，總是以為西方的月亮比中國圓，總是貶低具有人文精神和民本、民主思想的中華文化，總是否定中國文化的人民性，總是否定中國古代社會存在奴隸主民主和封建地主民主實質，總是否定中國古代社會制度具有一定的“人民性”民主，總是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因而不遺余力地號召中國人民“回到康德去”，“回到漫長的19世紀”(所謂“漫長的19世紀”，是指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世界史)，希望以法國啟蒙主義為代表的“理性之光”給中國人民以民主啟蒙，倒真激發了草民我的“理性”：理性地看一看“漫長的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民主政體和“民主意識”的產生和發展情況，對當代中國倒是很有現實意義。
首先，不妨看一看歐洲資本主義民主政體的產生和發展情況。
上個世紀初葉，英國著名科幻小說家兼歷史學家喬治.威爾遜在他的《寫給年輕人的世界簡史》中，曾這樣描述了歐洲“漫長的19世紀”的“政治實驗”。
十六世紀以來的人類政治、社會生活，不過是“不知牢房失火而在做著夢魘的囚徒生活”：十六世紀的歐洲人心，猶在做著統一在天主教會之下的拉丁帝國和神圣羅馬帝國之夢。然而，英格蘭亨利八世、路德的改革和皇帝查理五世使這一夢魘真的成了夢魘。
十七、十八兩個世紀，歐洲的這種夢變成了專制君主國夢。這個時代全歐洲不論有多少夢，但畢竟只是想強化君主制度。當然，這一夢魘遭到了新興的“商賈與有產階級的斷然反抗”。“他們任何一方都沒有能夠得到全面性的勝利。”“一方面是國王占優勢，另一方面則是有產階級壓倒了國王。”這種變化，正好顯示出歐洲這種種形形色色的政體，“是如何富于實驗性與地域性”。
這些君主與共和國，都在打著擴張勢力的算盤。并且也都在推進著對鄰國的侵略，或執行侵略性的同盟——即“對外政策”。“直到今日(指1910年代——筆者注)歐洲人仍然生活在這種君主國時代的最后階段，也依然在為這局勢所惹起的憎恨、敵意、猜疑而苦惱著”。
這是西方現代民主的發源地英國的一位“智者”在蘇聯成立之初寫的書。也許是這位“智者”還未意識到“共產主義幽靈”的巨大威脅，因而對資本主義民主政體產生和發展的闡述尚算客觀。喬治.威爾遜的客觀闡述告訴我們，資本主義民主政體的產生和發展并不神奇和美妙：資本主義民主不是什么“理性之光”的產物，而是與封建勢力斗爭出來的結果;資產階級不是不要民主的共和國，而是沒有足夠的能力要“民主的共和國”因而直到今天“仍然生活在這種君主國時代的最后階段”;資產階級不是什么“理性”——按照蘇格拉底的說法，所謂“理性”，就是“真理性”，而是精于算計、唯利是圖的地地道道的市儈;資本主義在資產階級內部也許是民主，但對于全人類來說絕對不是什么民主、自由、公平和正義而是戰爭、掠奪、欺凌和殺戮!
再來看一看歐洲資本主義民主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情況。
古希臘雅典的“理性主義”思想是歐洲資本主義民主思想的源頭，這不是問題，這我們在前頭已經闡述過了;基督教新教的倫理精神是歐洲資本主義民主思想的源頭，這也不是問題，這我們在前面也已經涉及過了。我們的問題是：歐洲資本主義民主思想的源頭是否就是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傳教士告訴我們的古希臘雅典的“理性之光”和基督教新教的倫理精神?古希臘雅典的“理性主義”思想和基督教新教的倫理精神是否就是歐洲資本主義民主思想家闡釋的“理性之光”和倫理精神?
一百多年前，法國產生了一位名叫威克多爾的思想家，這位思想家由于中國某個權威人物推薦了他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在當下的中國名聞遐邇。就是這位名聞遐邇的思想家在它的名聞遐邇的著作中告訴我們：在整個的18世紀，在法國資產階級虎虎生氣的歲月里，對于法國啟蒙思想家“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贊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贊美——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后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勵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考試獲得;國家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和知識分子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嘆為觀止，心往神馳”。(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 第198頁)
令法國啟蒙思想家“嘆為觀止，心往神馳”的，不僅僅是這種和平的社會秩序、理性的政治制度，更主要的是中國經濟在“理性”的“看不見的手”指揮下在19世紀之前所占據的世界核心地位：中國一個國家至少生產了當時世界上三分之一以上的產品。而中國能做到這一點，在法國重農學派看來，是因為中國形成了一整套的“勤勞社會”的發展模式。1720年代，法國人皮埃爾.普瓦夫爾在中國旅行所做的日記中感嘆：中國為什么能用如此至少的土地能養活如此之多的人口?后來他的中國旅行日記成為西方現代“民主之父”孟德斯鳩的西方現代民主的奠基之作——《論法的精神》的重要資料來源。(參見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
在法國如此，在充滿哲學思維的德國思想家那里也依然充盈著中國的“理性之光”。
德國哲學家康德是中國當代資產階級民主斗士極力推崇的現代民主“理性之父”，“回到康德去”也是當代中國資產階級震耳欲聾的大音。但是，康德這位現代民主“理性之父”的“理性”恐怕不是資本主義民主傳教士傳播的西方現代“理性”，而主要是對歐洲以“債務--戰爭”為主題的“民族國家”的批判、對建立新的國際性秩序的“理性”，他說：
“在‘國家’這種痼疾和災難面前，任何人要否定人類的健康或者有改善的希望，我都不會責怪他。不過，我還是信賴休謨開出的那付英雄主義的猛藥，他說：‘當我看到目前各個國家間殺伐不止時，我就仿佛看到醉漢們在瓷器店里用棍棒互相毆打，他們必須慢慢地治療他們互相給對方造成的創傷。但這還不夠，因為他們事后還必須賠償他們所釀成的損失。’弗萊婭人總是覺悟得太晚。然而，當前戰爭的慘痛后果，卻可以使政治預言家們認識到：人類走向改善的轉折點即將到來，它現在已經是遙遙在望了”。(康德：《永久和平論》 第85頁)顯然，康德的“理性”就是面對歐洲以“債務—戰爭”為主題的“民族國家”造成的綿綿不斷的戰禍，讓“世界”超越“民族國家”，構建起一個“理性”的“世界”。而這個“理性”的“世界”，就是去訴諸一個“國際”和國際秩序，去制訂國際法。國際法的目標，就是制止國家間的戰爭、懲罰戰爭罪犯，以達到世界永久和平。
康德“世界永久和平”的“理性”讓我們不難看到，康德的思想深受中國“兼愛”、“非攻”、“天下觀”、“大一統”、“和為貴”等思想理念的影響，并且是深深地嵌入了他的“理想主義”的思想中。
如果說，中華文化對康德的影響還不很直接的話，那么，黑格爾的哲學則幾乎是對中國老子辯證法哲學的直接繼承和發展了。
黑格爾歷史辯證法的本質是為現代資本主義立論。黑格爾哲學的核心是“絕對精神”，即“精神”和“自由”。在他看來，物質的世界是彼此依賴又相互沖突的，而精神和自由的世界則是“ 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實現自己，自己造成自己”，因此，公理和正義只存在于“上帝”和“精神”那里，上帝代表自由，而人追求私利;同時，他又認為，自由又“潛伏在人類歷史中”，可 以在“歷史”中“現實地呈現它自己”：國家可能使個人對私利的追求符合公共利益。這種自由又可以分為“觀念”的呈現和“意志”的呈現，而“觀念”的呈現就是國家，“意志”的呈現 ，就是資產階級主導的市民社會。沒有“觀念”即“意志”，就沒有目標和目的，社會就會陷入動亂;沒有“意志”即市民社會，就沒有熱情和動力，社會就會死氣沉沉。這就是資本主義現 代國家。這個現代國家就是“觀念”與“意志”也即“國家與社會”的“自由”在“歷史”中“現實的呈現”;這個現代國家分明就是“國家與社會”的辯證統一：它們是對立的，同時又是 同一的。正是這種對立統一，才使民族國家走向了資本主義現代國家。
那么，怎樣才能實現“國家與社會”的辯證統一從建立資本主義現代國家呢?黑格爾認為，必須從以下兩個維度出發，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第一，必須是“依法執政”的憲政國家。黑格爾認為，現代民族國家應是一個包含談判、辯論程序在法律范圍內活動的國家，國家必須與市民社會達成法律妥協，國家必須公開其稅收、財政 。在這個意義上看，不是簡單的“市民服從國家”，而是國家和市民社會必須服從“法律”。不是法律高于國家，人權高于主權，而是國家必須是“依法執政”的憲政國家，主權必須是代表市民社會的權利尤其是市民階級的財產權。法律就是“國家意志”，它代表市民社會的利益，而市民社會事實上是分階級和階層的，有工人、小商人、手工業者、工廠主，有無產者、有產者 ，因而國家與市民的談判只要與有產者談判訂立契約就成了，這樣現代國家事實上也就成了有產者的國家——資產階級的國家。
第二，必須明確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黑格爾的理性和“普遍人權”的基礎，是民族國家內“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是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相互制衡和約束，是對市民社會公開的國家原 則和意志。這種國家原則和意志的體現，就是國家憲法，就是市民社會——資產階級的憲法：國家依法保護私有財產，私有財產者依法繳納稅收，從而構成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基礎，“歷 史各國過程應當達到的目標——就是‘客觀的一種’和‘主觀的意志’在‘國家’內的結合。‘國家的觀念’——它的抽象的基礎屬于‘法律哲學’的范圍。人類在全屬自然的狀態里是不自 由的，大家長制原則并不是政府唯一合法的基礎，而只是一種過渡的基礎，一個合法的政府并不需要全國各分子的同意，一個國家的憲法不是細心抉擇的結果，而是滿民族精神的產物”。( 黑格爾：《歷史哲學》)
具有私有財產即體現“意志”的市民社會!具有“上帝精神”即“觀念”的國家!主權屬于有產階級，國家必須“依法執政”;有產階級依法納稅，國家依法保護有產階級，于是，資產階級 現代國家生成或者說建立;豈止是建立，那簡直是美輪美奐并充滿理性的千年王國。
但是，辯證法告訴我們，沒有永恒的事物，事物會自己否定自己。黑格爾在為資產階級現代國家開辟道路的過程中，創立了辯證法，并用辯證法證明了資產階級現代王國的理性和完美;可是 ，辯證法本身卻是革命的——當民族國家才走向資產階級現代國家，資產階級現代國家就開始了否定自己的過程。“歷史同認識一樣，永遠不會把人類的某種完美的理想狀態看做盡善盡美的 ;完美的社會、完美的‘國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東西;反之，歷史上依次更次的一切社會制度只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無窮發展進程中的一些暫時階段。每一個階段都是必然 的，因此，對它所由發生的時代和條件說來，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對它自己內部逐步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于更高的階 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同樣是要走向衰落和滅亡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四卷 第212-213頁)按照黑格爾的命題就是：“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只是黑格爾的辯證法很不徹底，忘了加上一句：“凡是現實合理的，都是要滅亡的”罷了。
黑格爾“絕對精神”的辯證哲學為資產階級找到了完美的“理性”，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意識形態的障礙。但是黑格爾哲學的內在邏輯又存在直接顛覆資產階級統治的致命“缺陷”，難怪在資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后——就在黑格爾離開他的“絕對精神”不久，就被他后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宣布為“死狗”了。至今，更是“泥牛入海，更無消息”了。
顯然，黑格爾這個“絕對精神”的頭足倒置的辯證法哲學，不是從德國、從歐洲那方辯證哲學貧瘠的土壤里突然冒出來的，它是對中國老子辯證法哲學的直接繼承和發展，并且正好適合了德國那個時代的需要發展起來的。
資本主義的民主政體的產生和發展是如此的不堪，資本主義的民主思想的產生和發展竟與中華文化有如此深厚的淵源，今天的中國人聽起來好像是天方夜譚，但這是歷史的事實。這是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傳教士長期向中國人民灌輸的結果，這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斗士長期布下西方民主“無知之幕”的結果——面對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竟那樣孜孜以求地學習和吸收中華文化和中國政治智慧，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斗士們不知作何感想?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斗士長期鼓吹民族虛無主義，否定中華文化的理性和優越，高舉向中國人民民主啟蒙的大旗——而這面旗幟上竟歪歪斜斜大都寫著中華文化的思想——不知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斗士們如何面對中華民族的祖先和中國人民?又不知他們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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