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古希臘雅典民主制度、古希臘雅典“理性之光”和基督教文明是西方民主的源頭是顛撲不破的事實，說西方之外沒有民主和沒有民主的思想則是歪理邪說，說除古希臘雅典之外、西方現代文明之外沒有“理性之光”更是文化霸權。
何謂“理性”，何謂“理性主義”，眾說紛紜。一般地，對“理性”的理解主要有兩個參照系：一是本體論視角，把對“理性”的理解與對世界的理解聯系起來;另一是認識論和人性論視角，把對理性的理解與對人性和人的能力的理解結合起來。從本體論視角看待理性問題，產生了傳統的和絕對的理性主義。這就是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為代表的古希臘雅典的理性主義。在他們看來，“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歷史因此而成為一種合理的過程。絕對精神是理性的最高形式，它是宇宙的最高本體、世界的最終本源和靈魂，自然、人類和社會不過是絕對精神的外化和表現，是理性本質的一種展示。從認識論和人性論的視角看待理性，理性就是人所特有的一種能力和本性。這種理性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特性，也是人性區別于神性和非人性的根本特點。在這個意義上，理性首先是人類特有的一種本質力量或主題能力，同時又是一種人類本性或人類追求，因而也是人類特有的一種價值標準和評價尺度。運用理性方法去認識社會，就意味著從人的內在本性要求出發，運用人類所特有的思維能力去認識和評價各種社會現象、歷史事件，去構建未來的理想社會。上述兩種理性主義盡管表現不同，但二者是相互滲透并且其實質都是對理性的絕對信任和無條件張揚。在理性主義者那里，理性就是世界，人性的全部;理性是評價一切的絕對標準，而理性本身是不需要評價的;理性可以批判一切，而理性則是非批判的、不證自明的;理性可以建構一切，而理性本身則早已建構完畢，沒有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的問題。
從上述對“理性”、“理性主義”的簡短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西方的“理性之光”雖然相對于神學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并且也事實上極大地解放了人性，但西方的理性主義根本上是一個沒有神的“神邏輯”，是頭足倒置的唯心主義世界觀，是徹頭徹尾的文化霸權。建構在理性主義之下的西方民主制度到底有多少民主性就可以不證自明、不言而喻了。
除西方之外，很可能沒有“理性”、“理性主義”的詞匯，但并不表明西方之外就沒有“理性之光”。咱們中華民族就早就創造了比古希臘雅典“理性之光”、比西方理性主義更文明燦爛的“理性之光”。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一萬年以前，就創造了“水稻文明”;早在五千年以前，就發明了文字;歐洲還在茹毛飲血的時候，中華民族就已經有了燦爛的文明。中華民族很早以前也是眾神共歡的民族。凡物皆有神，山川湖澤、草木花卉，皆有神。但至少四千年以前，中華民族就自己掌握著自己的命運而不再用神來掌握人的命運。這里我們不妨引述《史記》對黃帝的記述作為佐證：
“黃帝......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淳化鳥獸蟲娥，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
黃帝能將他的民眾組織起來，并帶領他的民眾向自然開戰，難道不就是中華民族在自己主宰自己的命運嗎?
有人說，黃帝時代，尚矣，幽冥難明。但中華民族從黃帝開始的文明史至少是一部有文字可考的歷史，總比那個沒有文字可考的古希臘雅典的文明史可信度大得多。
至少2500年前，中華民族就建構起了比古希臘雅典的“理性之光”更文明燦爛的“理性之光”——一個擺脫了“神性”和人的動物性的以儒家和道家為典型代表的諸子百家中華文化，這個中華文化的精髓主要體現在老子、孔子和孟子的著作里。
中華民族“本體論”視角的“理性之光”，主要體現在老子的世界觀里。
老子是春秋時期道家學說的創始人。 老子的《道德經》是中華民族歷史上首部自成體系的哲學著作。這部哲學著作不同于古希臘雅典充滿“神邏輯”的“理性”哲學，而是充滿辯證法的哲學。它既是關于世界觀的學問，又是關于“無為而治”的家國治理的方法論。老子在《道德經》里開篇就說：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無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恒無欲也，以觀其眇;恒有欲也，以觀其所徼。兩者同出，異名同謂。玄之又玄，眾眇之門”。
意思是說：“道”如果可以用言語來表述，那它就是常“道”(“道”是可以用言語來表述的，它并非一般的“道”);“名”如果可以用文辭去命名，那它就是 常“名”(“名”也是可以說明的，它并非普通的“名”)。“無”可以用來表述天地餛飩未開之際的狀況;而“有”則是宇宙萬物產生之本源的命名。因此，要常從“無”中去觀察領悟“道”的奧妙，要常從“有”中去觀察體會“道”的端倪。“無”與“有”來源相同而名稱相異，都可以稱之為玄妙、深奧。它不是一般的玄妙、深奧，而是玄妙又玄妙、深奧又深奧，是宇宙天地萬物之奧妙的總門。
老子的世界觀雖然既可以作唯物主義的詮釋，也可作唯心主義的詮釋，但一個不容置疑的根本問題是它是關于人性的哲學而不是關于神性的哲學。他關于宇宙的生成理論可能更接近于宇宙產生的“歷史真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他的“無為而治”的家國治理主張比古希臘雅典的“理性”哲學、歐洲文藝復興的“理想主義”更充滿人性。尤其值得中國人榮耀的是，古希臘雅典的“理性”哲學、歐洲文藝復興的“理想主義”充滿了“神邏輯”，而老子的哲學卻充滿了辯證法：他建立起了“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的辯證法哲學。單就這一點，中國文明就已站在了世界文明的高峰之上，因而中華文明是真正的光輝燦爛的“本體論”視角里的“理性之光”。
中華民族認識論和人性論視角的“理性之光”，幾乎在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都得到了體現，尤其是在老子和孔孟的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體現。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雖然互相爭雄、相互攻訐，但毋庸置疑，諸子百家幾乎都是“人”學而不是“神”學;同樣毋庸置疑，在認識論和人性論的視角，老子和孔子構筑起了更為人性的辯證的認知體系。
老子提倡守柔、寡欲、無為、善為下、居后不爭。這這是深刻的認識論，又是可取的人性論。而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更是創立了一個“修心、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性的辯證的家國治理觀。
孔子主張禮治。禮的意義甚為廣泛，既是國際間交際的禮節儀式，又是貴族的冠、婚、喪、祭、餮等典禮，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規范等。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后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論語·學而》)似乎周禮是千秋不變的規范。晉國鑄了刑鼎，他尖銳地反對，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孔子極力維護西周的田賦制度。《左傳·哀公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爾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妨焉’。” 孔子主張維護等級制度的正名思想。他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種合乎“禮”的等級制度。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跏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 孔子主張克己復禮。《論語·顏淵》記載：“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又問“克己復禮”的具體內容是什么，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孔子在倫理思想方面主張仁。孔子的“仁”的基本精神是教人根據周禮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他說：“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論語·憲問》) 孔子在哲學上主張天命觀。他說：“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在孔子看來，“天”是宇宙萬物無言的主宰者。孔子認為他自己就是秉承天命而說話做事的。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孔子在教育上主張“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和“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孔子在品德方面主張“寬、恥、信、敏、惠、溫、良、恭、儉、讓”，使人“皆能為堯舜”，這比蘇格拉底的“道德淪”不僅深刻，而且更完善和具體。
孔子的再傳弟子孟子更是發揚了孔子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提出了”仁政“學說、性善論、與民同樂說和民貴君輕論、積極主動的進取精神，孟子更對當時統治階級發動的兼并戰爭更是進行了猛烈的批判。這一切都表現出了強烈的”人民性“一面。
因此，從上述老子、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主張看，說中國文化是合乎”天道“的“人”學文化并不為過，說老子、孔子和孟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圣人并不為過，說中國文化是真正的普世價值并不為過，說中國文化是“以人為本”的文化并不為過，說中華文明是真正的“理性之光”并不為過。
當然，既然中華文化本質上就是”以人為本“的”人“學，它就避免不了時代和歷史的缺陷。然而，這正是中華文化的特點和優點。
“以人為本”的中華文化，使中華成為世界上唯一尚存的文明古國，使中華成為偉大富強的文明古國，“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 第3頁)
“以人為本”的中華文化，不能不產生一定的民主思想。春秋晚期齊國的政治家晏子就認為，“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他甚至直面齊景公：“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國為主要，君為次要，而國之基礎在于民。這就是人民、國家和統治者在晏子心目中的地位。孟子更是繼承和發展了晏子的民主思想和孔子的仁政思想，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更是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主張。很顯然在中國的思想家、政治家那里是有強烈的”民權“思想的，只是隨著封建專制的加強，中國古代的民主思想才被擠到夾縫里去了。
誠然， 中國沒有產生民主的道統是歷史的事實，中國沒有產生西方標準下的民主政體也是歷史的事實。如果以西方的民主標準為標準，中國歷朝歷代的社會制度就是標準的專制獨裁政權。但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所謂民主是統治階級的民主，是民主和專政的對立統一，那么中國奴隸社會是有奴隸主階級的民主的，中國封建社會是有地主階級的民主的。就近古以來的歷史看，晚明嘉靖皇帝四十年不理政事居然能保持政權的正常運轉、滿清八旗鐵帽子王爺議政說明在統治階級內部是有一套”自然法“民主制度的。我們之所以說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是奴隸主階級專制、封建地主階級專制，是因為中國古代社會總體上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地位和利益的，是因為中國古代社會總體上只有較少的人民性，是因為我們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批判統治階級的兇狠、虛偽和貪婪的。但是中國古代社會終究是有“人民性”的，否則中華民族不會綿延不絕，中華民族不會長期雄踞世界民族之上。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古代社會，又是有幾分“人民性”民主的。因此無論從統治階級內部看，還是從”人民性“的角度看，中國雖沒有典型的民主制度，但還是有幾分的民主實質的。
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斗士們，總是以為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總是希望以古希臘雅典的“理性之光”和民主制度、文藝復興時期的“理性主義”和西方的現代民主制度給中國人民民主啟蒙，總是貶低具有人文精神和民本、民主思想的中華文化，總是否定中國文化的人民性，總是否定中國古代社會存在奴隸主民主和封建地主民主實質，總是否定中國古代社會制度具有一些“人民性”民主，不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中國人民的江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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