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末、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意識形態沖突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在綜合國力的競爭中，文化軟實力的競爭在加大，而核心價值觀的沖突首當其沖。西方的政界和學界開始密集地使用“普世價值”表征其核心價值觀。美國奧巴馬政府每年的國情咨文，都將“推行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視為美國的“國家戰略”。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是，資本主義各國在承認其存在各種各樣的缺陷的同時，卻異口同聲地捍衛和宣揚其核心價值觀，并極力貶損在危機中表現最好的中國。美國《福布斯》雜志網站曾載文稱，“美國依然代表著全世界民眾向往的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美國人一直在向世界傳達著一種清晰的理念。與美國人不同，中國人自己都沒有明確的價值觀，更別提影響世界了”。
不能用普世價值來指導改革的實踐
“普世價值”之爭表明，核心價值觀上的滲透與反滲透，既是當前意識形態沖突的動向，也是我們借以判斷當前意識形態態勢的重要依據。
“普世價值”問題現在之所以使一些人嚴重困惑，原因就在于人們往往偏離了這一討論的關鍵所在，陷入了人類有否“共同價值追求”的抽象爭論。其實，問題的關鍵就是為什么“踐行普世價值”必然導致“全盤西化”，而堅持改革開放則必須批判抵制所謂“普世價值”。實際上，關于普世價值問題無論存在著多少歧見，認為“爭論的要害不在有無價值共識(或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而是這些共同價值能否成為行動指南，能夠成為誰的行動指南”，卻成為真正爭論雙方的唯一共識。在極力推行普世價值的人看來：“以自由、理性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啟蒙價值’成為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精神力量，成為現代性社會的價值基礎。”“批判普世價值的人士所反對的，不是普世價值這個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權這些價值理念，他們所反對的，是根據這些價值理念來設計和建設的制度。他們反對按照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來改革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這才是問題的本質所在。”
而在我們看來，在今天，推行“普世價值”不僅是西方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主要方式，也是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深入改革開放所必須克服的重大干擾。因此，問題根本不在于是否承認人類有否某些共同的價值追求，而在于為什么不能用“普世價值”來指引我國的改革實踐。
西方以普世價值的名義推行自身價值觀
“普世價值”不是抽象的價值共識，而是思想統治的形式，即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支配人們頭腦、規范人們行為、支撐相應國家制度的統治思想。人類的某些共同價值追求，無非以兩種方式存在：
一是作為美好的愿望存在，例如人類“大同”的理想等，可以說是各民族世世代代的一種追求。其對于人類的道德進步和人性修養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也只限于道德價值，而不能作為實踐的行動指南，因為愿望不能代替現實。歷史發展并不以人們的主觀愿望為轉移，不以人性的訴求為路徑，只有客觀條件已經具備的理想才具有實踐意義。人們的主觀愿望可以超越客觀歷史條件，想象美好的社會和完善的人性，也可以據此對現實作道德批判，但歷史只能解決客觀條件已經具備的問題，科學理論只能回答已經進入實踐視野的課題。這就是說，作為美好愿望的人類共同價值不是科學理論，不能作為現實運動的行動指南。
二是作為一個時期社會的主流價值存在，例如封建社會的榮譽、門第，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民主等。其作為具體時代的價值共識，甚至獲得了并不適合該價值的一些社會群體的認同，因而成為思想統治的最好方式，成為維護特定社會秩序的手段。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當今世界，西方資本主義憑借其在經濟科技上的優勢，依然維系著其思想上的統治，把持著強勢話語權，有資格以“普世價值”名義推行自身價值觀。
中國夢的圓夢力量
“普世價值”否認現代化過程中的道路之爭，視社會主義現代化為虛構，而視資本主義現代化為“普世道路”。在這方面，西方意識形態制造的一個神話，就是這種不平等與資本主義所制造的剝削無關，而是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必然現象。他們提出，“在現代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財富分配里的不平等起初在拉大，隨后出現拉平的效果，后來事情的發展就顛倒了過來……發生這種過程的兩個主要原因在于技術和人口，而不是社會和政治原因，雖然在增長和不平等的三個階段中的第二階段里，政治干預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會強化拉平不平等差距的過程”。
從理論上說，資本主義現代化之所以此路不通、而社會主義現代化之所以成為必然的歷史選擇，是因為進人帝國主義時代以后，對于后發展國家，尤其如中國這樣的后發展大國，由于一些初始條件(如形成統一的世界市場，形成穩固的勢力范圍，形成世界范圍“核心-邊緣”的二極結構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競爭)的喪失，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自發地走向現代化已無可能。從實踐上看，后發展國家之所以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維艱，就是因為落后和受控使得資本主義國家所經受過的歷時性矛盾擠壓成共時性矛盾，因此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各種惡果疊加顯現。而且，資本主義利用與其經濟政治實力相應的思想文化上的優勢，不斷地制造落后是因為沒有實行資本主義的神話，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混亂和分裂。
選擇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對于中國只能意味著國家分裂、國內混亂、國際依附、歷史中斷的無序狀態，只能是死路一條。因此，中國現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會自覺力量的領導下，先取得政治獨立和民族解放，繼而取得經濟獨立和國家發展，再借此參與國際競爭，全面走向世界，實現現代化目標。在這一過程貫穿始終、起領導核心作用的自覺社會力量，就是中國共產黨。承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以及自覺利用歷史規律的可能性，形成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國社會主義形成的歷史和理論前提，也是中國夢的圓夢力量。因此，是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就成為辨別中國夢和借中國夢兜售“西化夢”的根本界限。
普世價值的玄機
“普世價值”否認人性的歷史變化，因而把資本主義制度視為符合人性的“終極設計”，認為人類的理想狀態是橄欖形的“中產階級社會”，而不是沒有階級和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普世價值”營造的一種思維定勢，就是資本主義不可超越。不管你是否喜歡資本主義，可你必須得接受它;不管目前和未來還有多少思潮在碰撞、在挑戰現實，可最終還是無法逾越自由民主的制度架構;也就是說，你可以批判它，卻無法取代它。支撐這一思維的有兩個“論據”：一是我們注定不能生活在一個“無缺陷的社會”，而資本主義是缺陷相對最小的社會;二是人性注定有其不可克服的弱點，而資本主義是與人性最為相符合的社會制度。問題的實質在于，階級劃分是一種歷史現象，還是永恒的社會現實?人的利己主義本性是資本主義歷史條件的產物，還是永恒不變的人性?進一步，是人性創造歷史，還是歷史改變人性?
“普世價值”以現下大多數人的主觀認同為前提，不是以符合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科學為前提，因此它不能等同于“普遍真理”。這里也暴露了“普世價值”的一個玄機：它看似意味著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實際上與普遍真理、客觀規律有本質的區別。作為體現歷史必然性的普遍真理，具有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普遍性，不以人們的主觀認同狀態為依據，換言之，歷史發展的客觀真理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往往是結果，而不是前提。因此，鄧小平在蘇東劇變后堅定地表示：“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
他充滿信心地預言：“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普世價值”則不然，它的力量主要來自某一時段大多數人的主觀認同。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主張照搬西方制度論者的一個似乎很充分的論據，就是認為雖說西方制度并非完美無缺，但它畢竟為現下絕大多數國家認可并實行，中國為什么要例外呢?然而歷史反復證明，如果大多數人的認同就等同于歷史規律，人類社會可能就止步于原始社會了;新制度、新道路的開辟，總是由小到大、由弱變強;歷史潮流不取決于一時的人數多少，而取決于是否遵循客觀真理和歷史規律;甚至可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歷史的每一個進步，都是對于某種“普世價值”的顛覆。
資本主義必然是對封建社會的“尊貴血統”和“家族榮譽”一類價值共識的顛覆，而社會主義則必然是對資本主義“自由”、“民主”一類價值共識的顛覆，這難道還需要論證嗎?反過來，成功顛覆了資本主義社會價值共識的共產主義，就必然被現今依然占據統治地位的“價值共識”視為洪水猛獸般的“惡”，這同樣是不爭的事實。這也駁斥了一些人試圖通過劃分價值和價值觀、把“普世價值”冒充為普遍真理的辯稱。如果把“普世價值”視同普遍真理，就必須具體分析共產主義對于西方“自由、民主、人權”的超越，而不是抽象地談論和全盤接受當今流行的民主、自由價值觀。
由此可見，應該把能夠使我們對非資本主義獨有的價值作出自己解釋的價值依托，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這些價值依托主要是：人民至上、勞動偉大、共同富裕等。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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