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帝國主義的資本積累與剝奪方式

　　【內容提要】新帝國主義雖然與傳統帝國主義存在諸多差異，但在追求資本的擴張、拓展資本積累的空間問題上兩者是一致的。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推進，美國構建了一種不同于傳統殖民掠奪的靈活的新型全球資本積累和剝奪體系，這一體系是借助于新自由主義、金融全球化和國際經濟組織完成的，且與傳統帝國體系相比，范圍更大、運行更靈活、成本更低?？梢哉f，新帝國主義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對世界經濟和政治進行滲透和控制的集中體現，也是當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公正的總根源。

　　“新帝國主義”一詞在戰后被廣泛使用，它是相對于殖民時期傳統帝國主義而言的“帝國主義”。傳統帝國主義的資本積累和剝奪主要是殖民掠奪，其方式主要是通過暴力手段把不發達國家、民族和地區變成自己的原料產地、商品市場、投資場所，以及廉價勞動力的來源地。對此，盧森堡就曾指出：“帝國主義是一個政治名詞，用來表達在爭奪尚未被侵占的非資本主義環境的競爭中所進行的資本積累的。”“它的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國際借款制度，勢力范圍政策和戰爭。在這里是完全赤裸裸的暴露出公開的暴力、欺詐、壓迫和掠奪。”列寧根據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特征也指出：“壟斷是從殖民政策生長起來的”，“極少數最富強的國家剝削愈來愈多的弱小國家。”而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確保自己有一個穩定的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必然要拼死爭奪，這就引起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和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國際法西斯陣營的垮臺，民族解放運動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到處沖擊著帝國主義殖民體系，殖民體系隨之土崩瓦解。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推進，一種不需要通過殖民戰爭，但卻能更有效地開拓資本積累空間，實現世界財富轉移的“新帝國主義”逐步產生。那么新帝國主義是怎樣通過隱蔽的手段來進行全球掠奪的呢?看似合理的、合法的理論的背后究竟隱含著什么樣的目的?這就需要我們通過揭開其一層層面紗，暴露其真實的面孔。

　　一、新自由主義及其實踐：新帝國主義資本積累與剝奪道路的開辟

　　自由主義分為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以亞當•斯密為代表，該理論體系鼓吹市場萬能，斷言只要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就可以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狀態。然而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表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并不是萬能的，也由此顯露出該理論體系的巨大缺陷。在此背景下，美、英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轉向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3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實行了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經濟政策，迅速恢復了經濟，并實現了在20世紀60年代的高速增長。但到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和由此造成的巨額財政赤字問題逐步暴露出來，西方社會普遍出現了“三高一低”的“滯脹”局面，即高通貨膨脹率、高物價上漲率、高失業率和經濟低速增長甚至負增長。這樣一來“曾經能夠很好地為資本積累這一資本主義目標服務的政策、實踐和制度，現在不起作用了”。

　　面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滯脹”和資本積累危機，曾經被邊緣化的自由主義思想又開始抬頭，并經過調整、精心修琢，逐漸形成了自己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該理論認為，國家全面干預不僅妨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西方經濟空前的“滯脹”，而且引發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嚴重威脅了個人自由。為此，新自由主義主張以市場為導向，在經濟理論方面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在政治理論方面堅持三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公有制”、“否定國家干預”;在對外經濟政策上，主張實行徹底的自由貿易，并對外國投資實行完全自由化。 在英國，“撒切爾新政”的實施，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思潮由理論轉為實踐。撒切爾夫人通過強化市場競爭、企業減稅、減少國家干預、精簡政府機構和壓縮社會福利等一系列強硬措施，將國家活動的整體方向從福利國家轉向積極支持資本積累的“供給”環境，從而使國家所掌握的資產或公共資產被釋放到資本可以對其進行投資和投機的市場，由此為資本的積累進一步創造了條件。在美國，1981年里根上臺后推行“里根經濟學”，主要舉措包括限制政府權力、減少政府對市場干預，以及放松金融管制等。

　　“撒切爾新政”和“里根經濟學”對于克服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出現的“滯脹”，對于釋放資本擴張的空間的確具有很大的作用。以極低的價格所釋放出的一系列資產的確為資本的贏利開啟了新的機會，正如大衛•哈維所指出的：“如果資本主義必將面對并必須克服過度積累的壓力的話，那就總是需要大量外在于它的資產。如果這些資產，如空地或新的原料產地都沒有現成的，那么資本主義就必須以某種形式來制造它們。”但由此帶來一系列的消極后果，主要表現為：一是社會福利開支的減少，工人工資的降低，導致消費需求不足，經濟停滯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解決。二是私有化導致由少數人壟斷社會資本，而大多數人受到了剝奪。在英國，“隨之而來的公共設施(水、電信、電力、能源和運輸等)的私有化，出售所有的公有公司……資產的重新分配日益朝著有利于上層階級，而非下層階級的方向發展”。在美國，“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口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開始迅速上升，在20世紀末達到了15%”。這一切使得“通過多年艱苦的階級斗爭而贏得的共有財產權(政府養老金、福利和國家醫療保健等權利)又回到了私人的手中，這也是在新自由主義的名義下所推行的其中一項最為惡劣的剝奪政策”。三是新自由主義主張“解除金融管制，從而實現一個純粹和完美的市場”，即通過推行金融自由化為資本積累開拓更加廣闊的空間。其所帶來的結果是：在傳統制造業等產業部門盈利機會減少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資本轉入房地產市場和股票、證券等金融市場進行投機，使大量資本從生產系統轉變為投機系統。

　　新自由主義不僅要在國內釋放資本擴張的空間，同時也要在世界范圍尋找贏利的機會。“新自由主義的目標是建立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新秩序和資本的世界積累制度。”美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僅自己積極地實踐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策略，而且還在世界范圍內遵照新自由主義的處方尋求重新設計國際經濟制度，誘使蘇東、拉美、東南亞各國采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斷高漲，為了更符合(資本主義)資本積累的需要，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獲得了新的發展形式，這就是“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系統地提出了指導拉美、東歐、東南亞等國經濟改革的主張，其中心思想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限制以及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等，后來人們將這些觀點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新自由主義也最終蛻變為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的意識形態和政策。

　　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的擴張，不僅導致實踐新自由主義國家的經濟命脈被國內外大資本所控制，大量利潤流入國內外資本寡頭手中，而且創造了全球范圍資本積累所需要的“他者”。因為隨著這些國家對經濟干預的放棄，并采取開放商品和服務市場、資本市場、股票市場以及放松投資限制等舉措，破除了國際資本流動的障礙，使得資本擴張的空間得到大大釋放。“在過去的30年里，如果這些新的積累區域沒有開放的話，誰能預見過度積累的資本將何去何從?”所有這一切都為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積累和對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剝奪鋪平了道路。除了下面筆者所要闡述的金融掠奪之外，還表現為：一是將發達國家過剩的資本與發展中國家廉價而充沛的勞動力供給相結合，提高剩余價值率和利潤率。二是迫使第三世界國家采取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形成新的經濟依附關系。三是跨國公司將其生產經營過程分解為各個環節，對產品生產進行國際垂直分工，形成了具有等級制特點的全球價值鏈，以此將發展中國家納入資本主義全球生產和經營的有機鏈條之中。

　　二、金融全球化：新帝國主義資本積累和剝奪的利器

　　金融化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的產物。“金融化進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義的重構”。1929年-1933年美國經濟危機以后，美國實行的是管制的資本主義，其原因主要在于：“受到剛過去不久的大蕭條的強烈影響。廣大的生產部門堅持金融自由主義與生產、增長所需的穩定環境相悖，而穩定的環境是積累優化所必需的。”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經濟自由主義重振旗鼓，認為政府的監管是低效的、甚至多余的，讓金融市場自由運行，資金的配置才是最有效的，金融市場才會更有效地推動現代經濟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會通過了兩個重要法案，即《存款機構放松管制和貨幣控制法》、《加恩•圣杰曼存款機構法》，解除了對金融機構的管制。這樣，美國的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潤。加之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資本主義產業資本競爭日趨激烈，其利潤率不斷下降，由此進一步促進以金融資本為核心的虛擬經濟的膨脹，金融資本逐步實現了由服務于產業資本向主宰產業資本的轉變，借助于這種形式，資本獲得了最大限度的自主性和靈活性。

　　金融資本形成以來，一直處在擴張的沖動之中。金融資本對利潤的追逐，必然要求跨越國境而向全世界發展，由此推動了金融的全球化，與此相適應的是當代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方式實現了由產業資本的積累方式向金融資本的積累方式的轉變。這種積累方式，不僅通過將勞動者收入金融化，從而利用金融方式掠奪國內民眾，而且還利用金融工具和貨幣體系去掠奪他國財富。

　　國際金融投機是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對他國進行經濟掠奪的常用手段。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實行了資本項目的貨幣可兌換，放松或取消了對外國居民到本國進行證券投資的限制。與此相適應的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流動加速。“1980年，全球日均外匯交易量僅為870億美元，到2007年達到了32100億美元。”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運動的根本目的仍然是攫取高額利潤，但與產業資本不同的是，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對利潤的獲取主要是通過運用現代科技和其資本優勢在國際金融市場(如匯市、股市和債市)上進行套利、套匯等金融投機，以此攫取高額利潤。其慣用的手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步：一是造市，使資產(包括證券、外匯、貨幣、房地產等)價格非常規地暴漲，形成經濟泡沫;二是誘惑，即以資產價格的快速攀升為誘餌，誘惑中小投資者的紛紛加入;三是撤資，在價格上升到一定程度時，資本家迅速撤資，由此造成資產價格的暴跌，引發投資者恐慌性拋售;四是趁火打劫，在資產被大量拋售之后，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家通過極低的價格進行全面收購(如廉價房、破產企業、地產、股票等)。其獲取利潤的速度要遠遠高于產業資本獲取的利潤速度，結果不僅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遭受嚴重剝奪，而且也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造成很大的破壞。墨西哥1994年的金融危機，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1997年的金融危機都說明了這一點。

　　國際金融投機是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掠奪的常用伎倆，而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是美國對全球進行財富掠奪最為鋒利的武器。美元霸權是指美元作為國際主導貨幣，在全球外匯儲備、外匯交易及貿易結算中處于主導地位，形成事實上的美元本位制，但美元本身已經成為沒有實物支撐的信用貨幣。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是美元霸權體系確立的標志。其核心內容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但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美國的經濟實力逐步下降，以美元支付逆差的數字越來越大，黃金逐漸流失。為維持本國的經濟利益，20世紀70年代美國率先放棄黃金與美元掛鉤，其最終的結果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使得美元演變為完全虛擬的信用貨幣，取得了“紙黃金”的特權地位。這就使得美國可以以美元為武器對其他國家進行財富“掠奪”，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在全球范圍內征收鑄幣稅。鑄幣稅最初含義是指所使用的貴金屬內含值與硬幣面值之差。因此，鑄幣稅并不是國家通過權力征收的一種稅，而是鑄造貨幣所得到的特殊收益?，F代信用貨幣制度下，鑄幣稅主要指的是由于紙幣的成本比它們的面值要小很多，貨幣的幣面價值超出生產成本的部分也被稱作鑄幣稅。當一個國家的貨幣只能在國內流通時，那么鑄幣稅征收的對象僅限于本國國民。但成為國際貨幣時，它就可以向其他國家的人征收鑄幣稅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事實上獨自享受了全球范圍的國際鑄幣稅收益。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美元的霸權地位并沒有被動搖，而且由于其擺脫了黃金的約束，因此，實際上依然獲取國際鑄幣稅收益。美國“1990年一2004年平均每年獲得的傳統意義上的鑄幣稅為181億美元”。

　　第二，利用國際收支的結構性失衡獲取利差。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始終保持著貿易逆差，“由1999年的3000億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5580億美元”。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資本和金融賬戶由于美元的回流而一路順差，其主要原因就是美元是國際首要的流通貨幣，美國直接對外支付美元就可以購買商品和服務，而其他國家則需要將本國的貿易盈余以外匯儲備的形式重新投放到美國金融市場。“美國利用了全世界近70%的凈儲蓄額，全球資本持續大規模流入美國，這導致美國金融市場長期繁榮，并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從2003年初開始，平均每天有23億美元流入了美國。”正是得益于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使得美國成為國際資本的“集散地”，這種“資本逆流”造成了窮國補貼富國的不公正現象以及債務國美國支配所有債權國的反常規的新型世界秩序體系，使全球特別是依賴美國經濟的經濟體為美國的財政赤字、國際收支赤字融資，包括間接為美國對外戰爭和美國公司收購外國經濟融資。

　　第三，通過美元貶值等途徑掠奪全球財富。“美元貶值推動的赤字政策是美元戰略的重要部分，美國國際收支逆差是有利于美國利益最大化的。”如上所述，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存在巨大的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國家債務也屢創新高。“2009年，美國國債達到7.5萬億美元，2011年飆升到15.3萬億美元，加上其他債務超過50萬億美元，占稅收比重高達674%。”但面對巨大的貿易和財政赤字，美國可以通過增發貨幣，制造美元貶值來稀釋對外債務。由于世界各國持有大量的美元資產和外匯儲備，美元的貶值不可避免地導致這些資本和外匯儲備的縮水，相當于美國對世界各國的債務得到了自動減免，實際上是一種價值的轉移，即財富從債權國向債務國的轉移，由此形成美元對全球的剝奪。以中國為例，“截至2009年5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8015億美元，已經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由于美元對人民幣的貶值幅度較大，美元貶值產生的債務自動減免額高達700億美元”。最為典型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實施了三輪的量化寬松，向市場投放的資金總額達2.4萬億美元，這不僅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更加大了其他國家通貨膨脹的壓力，是美國對其他國家進行盤剝的明顯例證。

　　三、國際經濟組織：新帝國主義資本積累和剝奪的有力工具

　　新自由主義是通過一系列國際政治經濟制度安排達到擴張目的的。這些安排包括一系列國際經濟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這些制度安排從本質上說，是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利益服務的。而美國也正是通過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主導國際規則的制定，進而推行新自由主義、新帝國主義政策，把接受西方國家的價值觀作為其提供援助和貸款的先決條件，把國際組織變成促進或維護其本國實力、遏制或削弱他國實力以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正如邁克爾•赫德森所指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以及美國的對外援助項目，成為了在政治上增強美國經濟力量的一套正式的制度。”

　　就世界貿易組織而言，其規則就是在壟斷資本的主宰下制定的。例如，《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就是大型企業聯盟在最大滿足自己利益的情況下起草的，而《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由跨國公司，包括摩根大通公司、花旗集團和巴克萊銀行，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授權下起草議題，并在之后的談判中通過游說才使該協議生效的。雖然世界貿易組織體制及與此相關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目標是貨物和服務貿易的自由化，但美國等發達國家卻通過政府補貼、非關稅壁壘等措施，實行貿易保護主義。近年來，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為了保護本國經濟和就業增長，維持其在國際競爭中的支配地位，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而首當其沖的便是發展中國家。一是發展中國家雖然有低成本的競爭優勢，卻常常成為發達國家反傾銷的對象。二是發展中國家正在發展的產業大都屬于低端產業，通常需要政府的保護與補貼，而這又恰好成為發達工業化國家對其進行反補貼調查的理由。三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還處在從傳統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然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為了本國的利益，反而利用發展中國家的這一體制弱勢將它們列入非市場經濟國家加以歧視。由此可見，“世界貿易組織并不缺少帝國主義體制，借以實現壟斷資本對國內市場和世界經濟的支配”，“世界貿易組織構成了帝國主義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壟斷資本取代殖民化掌控著市場規則的霸權”。

　　那么美國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有什么關系呢?對此，邁克爾•赫德森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加入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僅僅是因為它們滿足了它提出的條件：賦予美國獨一無二的否決權。”也就是說，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都有絕對的主導權，這對于保證美國戰略意圖的實現，對于保持美國的霸權地位無疑是有力的工具。

　　首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充當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工具。這不僅表現為“華盛頓共識”就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與美國財政部共同達成的，而且表現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利用第三世界、俄羅斯和東亞等國的債務作為一種杠桿，迫使債務國執行“華盛頓共識”所推行的路線。俄羅斯和東歐，為了換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提供的經濟援助，被迫承諾其所提出的前提條件，即全面實施生產資料的私有化。于是，美國經濟學家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這些國家制定了改革方案，其中最為著名的就是“500天計劃”、“休克療法”，其核心就是要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實行國有資產的私有化。在拉美，“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官員使用其美元債權，強迫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負債經濟體遵循華盛頓共識”。“從1978年到1992年，70多個國家執行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強加的566個結構調整方案。這些方案改變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把這些發展中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完全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正因為如此，邁克爾•赫德森直言不諱地指出：“世界銀行越來越成為一位干涉主義者，最為臭名昭著的是以俄羅斯改革為縮影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即有利于竊國寡頭的模式。世界銀行的支持條件，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許多情況下放貸的條件。”

　　其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還充當了美國盤剝世界的工具。以美元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貨幣體系，就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各項規定而確立起來的。美國擁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5以上的投票權，而根據協定，基金組織的重大決策必須經85%的多數票通過，一般決策須經75%的多數票通過，這就是說，美國在該基金組織的重大決策中具有獨家否決權，而美國也正是憑借其所擁有的決定性的投票權來掌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從實踐中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以后，美國通過該組織把貨幣的匯價固定在美元上，從而使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制度得以維持。世界銀行的情況也類似，其投票機制也是由各個國家上交資本額決定的，這保證了世界銀行主要為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資本利益服務而不是為第三世界服務。而且長期以來，世界銀行行長一直由最大股東國(即美國)人擔任，這就確保了美國對世界銀行的主導權。不僅如此，世界銀行所發放的貸款還可以促使其他國家購買美國商品，促進資本的回流，“自世行建立以來，由世行融資的項目在美國采購的商品總計達到了33億美元;支付給美國及其民眾的利息總計有8.6億美元左右”。世界銀行由此成為美國盤剝世界的工具。

　　四、幾點思考

　　第一，資本天生具有擴張的本能，對外擴張既是它生存的內在需要，也是其發展的外部條件。新帝國主義與傳統帝國主義形式上雖有很大不同，但其實質沒有區別，追求資本的擴張、拓展資本積累的空間是其永恒不變的主題。在市場競爭壓力下，努力追求最大利潤的資本將產生兩個方向上的空間擴張運動：一是原有市場內企業不斷聯合兼并而走向壟斷，二是向國外尋求新的市場空間。由此而產生的結果是壟斷資本集團向全球的擴張，以此為發達資本主義中沉積的不能流通的資本打開流通的渠道，釋放資本積累的空間。因此，對于資本主義而言，要使自身的生命得以延續，就“必須創造，而且經常創造其自身的‘他者”’。新帝國主義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對世界經濟和政治進行滲透和控制的集中體現。

　　第二，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推進，美國構建了一種不同于傳統殖民掠奪的靈活的新型全球資本積累和剝奪體系，這一體系與傳統帝國體系相比，范圍更大、運行更靈活、成本更低，具體表現為：一方面，對于第三世界債務國，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強迫廣大發展中國家放松資本流動的限制，將發達國家過剩的資本與發展中國家廉價而充沛的勞動力供給相結合，形成經濟上的依附關系。另一方面，美國利用金融化的浪潮掠奪全球的財富，尤其是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使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不得不將其盈余的儲蓄輸往美國，或者購買美國國債。美國還通過美元貶值直接掠奪全球財富。這樣，有來自第三世界廉價的產品和來自通過金融掠奪所獲得的資金支持，美國的資本積累空間就大大拓展了。“中-美”之間的情形就是這種情況的典型代表。中國現在事實上同時受到美國雙層的剝奪，一是向美國輸出大量廉價產品，二是以巨大的外匯儲備形式向美國輸出資金。

　　第三，資本主義具有與生俱來的矛盾--生產的社會化與私人占有的矛盾，它導致資本淤積。新帝國主義通過新自由主義的推進固然可以疏通自身淤積的資本，但也導致一系列的矛盾和沖突，如環境污染、生態危機、資源枯竭等。更為嚴重的是，目前無論是美國國內還是全球范圍都面臨著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從美國國內來看，“2009年，美國的基尼系數已達到0.468，創1967年以來富人和窮人收入差距的歷史紀錄”。從世界范圍來看，“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擁有世界財富的85%，世界底層的半數人口僅擁有世界財富的l%”。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認識到新帝國主義的實質，可以預見，新帝國主義的資本積累和剝奪必在個人、國家和全球體系三個層面遭到強烈抵制和激烈反抗，而社會主義因素也會不斷增大。

　　第四，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壯大自身實力的同時，應積極利用國際組織，即在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熟悉游戲規則的基礎上，從適應規則轉向善于運用規則和改進規則。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一是改革聯合國安理會的構成和機制，增加發展中國家的理事名額，一方面解決發展中國家代表性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發揮發展中國家在構筑國際新秩序中的作用。二是逐步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中的投票權，改革世界貿易組織的決策機制，以此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三是將社會主義中國主張的公平、公正、包容、和諧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價值理念貫穿到具體國際事務的處理上，以此增強社會主義的影響力，促進社會主義因素在全球范圍生長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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