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偉東（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
馬克思一生的革命家與理論家作為，貫徹始終的就是徹底不妥協的批判哲學、批判精神、批判建構、批判性的革命逆轉。這不但但集中在對資本主義的制度與文化的批判上，集中在對舊有社會制度的以偽國家精神與普遍意志的所謂德意志的意識形態的批判上，對舊權貴集團的神圣家族代言人的批判上，而且同時集中體現在以《貧困的哲學》對蒲魯東主義，《哥達綱領批判》對拉薩爾主義和巴枯寧無政府主義，《法蘭西內戰》對一切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甚至《波拿巴霧月18日政變》對新瓶裝舊酒，法蘭西帝國的王莽式偽君子小人物冒充大人物的無情揭露與批判之上。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一生都同魯迅一樣，是躺著中槍，腹背受敵。但他們之所以成為頂天立地的英豪偉丈夫，成為真君子大丈夫，而非真小人偽君子，成為世界公認的偉大導師和領袖，就在于他們的批判性、革命性，同人民性、科學性始終處于徹底的和完美的結合之中。
他們都不是空洞的浪漫主義的理想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的在戰略與戰術，策略與政策的完美靈活之中，在始終如一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中，牢牢把握革命、斗爭、發展、建設大方向，從而使革命轉敗為勝，轉危為安，從失敗與挫折中走向勝利。其中除斯大林外，他們都清一色的反對任何的偶像崇拜，都是天下一流的反權威主義，反教條主義，反潮流，而不是強權即真理，反隨大溜而科學理性，反盲從與迷信，而唯真理從事。
馬克思哲學區別于黑格爾哲學的根本就在于革命的辯證法與調和的辯證法之間的根本區別。因此，馬克思哲學的批判理性和批判哲學是建立在革故鼎新，從而是歷史的解放和重新開始的歷史展開。而黑格爾的“凡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合理的都是現實”的批判理性，卻是西方勝利、西方文化完成的所謂歷史終結歷史論。
改革哲學本應在這樣的宏大敘事的革命哲學之下，成為共產黨人在不斷革命哲學旗幟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然而1989年后的世界現代史的大分流、大逆轉、大黑暗出現了地緣政治上的先后兩大空前的歷史事變。蘇東坡和整個社會主義體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至此以后，改革哲學徹底逐步墮落成改革教，變成由人民主權向權貴資本與封建甚至奴隸制主權轉化的精神鴉片。
改革教沒有理論。其哲學僅僅是美國杜威以降的實用主義，歐洲近代的虛無主義和充斥人類階級社會的市儈哲學的三位一體的雜種怪胎。這個所謂哲學從本質上是反哲學、反人類、反社會的個人主義的基于感官享樂的人生感悟似的理念群。(當然人們可以參照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下卷，對起源于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的哲學實用主義，做西方認識論與真理論認知上的包含適當合理性的解讀)。改革教也講實事求是，但求得是強權、霸主、富豪大家之統治秩序下的豐裕和富足。因此，價值在尼采的哲學體系中，在最高層被貶黜，走向實用主義的徹頭徹尾的“不管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最高境界下的評估。這就是效率優先、市場配置、無條件發展，不惜代價維穩的沒有哲學的哲學理念根基。
改革教因其理論基石、價值虛空(璇置)的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實用化及其市儈哲學的低級、庸俗和理論思想上的虛無與無聊，就只能在休克主義的震蕩療法的經濟恐怖主義和文化虛無與歷史虛無主義上大做文章。于是社會控訴、政治翻案、輿論鉗制、理論洗腦、美學顛覆、教育墮落、文化糜爛，直到不得不借助于最后連他們的教主都不能接受的三俗之迷亂、低級與下做。
改革教沒有主義，沒有靈魂，沒有良心。從而事實上也就沒有思想。由此，人們才會看到大量地充斥社會的無處不在的矛盾、悖論、沖突、語言不詳、模棱兩可、朝令夕改、混沌亂序、左騙右哄。
小人物就是小人物。小人物冒充大人物，就是皇帝的新衣，拿破侖三世，既沒有拿破侖叔父的雄才大略，也沒有拿破侖皇帝的敢作敢為，卻偏要以大人物的空前絕后招搖過市，就只能是徒生歷史的滑稽劇和皇帝新衣的丑劇再現。
雅斯貝爾斯的《大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形而上學導論》等等都要求西方哲學徹底走出理性認識論的誤區，走出理性認識論的虛無主義迷霧，學會東方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自然主義之“大公無私”大道天理(而海德格爾看得透徹和高度前瞻，中國卻不幸，放棄了自己的絕世精寶，反倒學起了西方)。尼采的超人(The Ever Man)企及的是高度與高貴，而非明明為低下卻硬要拔高與比附的小人不干與小人得志，特別是馬克思的實踐本體論，毛澤東的能動的革命反映論，同古今中外的真正偉大的先賢圣雄，才是人類文明的路標、燈塔和太陽。
毛澤東不是神，但比神還要神(南街村的班長王洪斌說毛澤東思想勝過神)。這是歷史的真實，現實的存在，未來的必然(而非或然)。
所謂現代性按美國逝去的被喻為當代蘇格拉底式的芝加哥大學里的現代柏拉圖學園圣哲，列奧·斯特勞斯的觀點，是從馬基雅維里、霍布斯，經盧梭而到尼采實現的。但他對現代性保持的與其說贊頌，不如說是高度警惕與批判。從哲學真理的本源上，人們可以說他更欣賞古代性和古典性。漢娜·阿倫特的現代性西方軌跡，則主要是以馬克思-尼采為軸心的。
從培根的“拷問自然”到康德的“人為自然立法”，同“人是萬物尺度”，同“人是萬物主宰”的矛盾到海德格爾們的技術社會、工具理性，一直走向奧威爾的《1984》的集權主義，最后走向利奧塔的《后現代現狀》，其中以福柯、德里達等的后現代主義，西方的批判哲學，始終扮演著蘇格拉底以降的西方牛氓的角色。
兩相對照，改革教連波普爾，甚至哈耶克的學術批判水平和精神都沒有，變成了弗里德曼為首的芝加哥大男孩兒們的學術密謀、輿論欺騙和知識仿真騙子招牌后的財富與國家強盜。正是在這種婊子立牌坊的鬧劇荒唐之下，人們再次回憶起老子的振聾發聵：“大道廢 有仁義”。
海德格爾說，真理從詞根上含有兩部分：除弊和陽光照進來。中國古代先哲“誠意、正心、修身”，而后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更形成了“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不剔除污垢清洗心靈、思想，不清除心理上的齷齪、封閉和劣根性，不大公無私，不光明正大，不向往光明，在狹隘萎縮的小我、小家、小人的私有制、私有觀念、個人名利，和家族得失的“損不足而補有余”，而不是“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天理公道之下，永遠不可能獲得真知、真理、真學。
社會政治現實和國際安全文化格局迫使人們徹底省思，從三十幾年的沉渣泛起，污濁泛濫，道德淪喪，金錢通吃，黑白兩道，黃色娘子軍代替紅色娘子軍，小三、二奶代替妾媵，逐步走向沉思，走向反省，走向心靈天窗重新開啟。偌大一個神州大地，好端端一個錦繡中華，令人引人入勝的一個在平等、尊嚴、幸福的軟、硬指標上，不但走向世界前列，而且令西方發達國家治國生存者，知識良心敬佩，羨慕不已的偉大新中國，短短的幾十年后，似乎將長期持久性的鎖定在霧霾下喘不上氣的海市蜃樓迷霧米之中，將長期持久地在食品不安，飲水不保，江河污染，大的不潔的生存危機生態之中，將長期的持久性地生活在日益走向財富金字塔，文化教育金字塔，權貴社會地位金字塔的奴役沉重之下。
這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資源配置?又是一個怎樣的高速增長的怪胎經濟奇跡?又分明是哪個天國下的“善治”和優化組合?
粉碎改革教，徹底拋棄市場哲學，在馬列毛主義的統合人類文明全部的哲人先賢的偉大學說與文化精華基礎上，開拓前進，以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戰略做為基石，形成令人期許的改革哲學，才能挽救當下，開啟明天。
一、改革哲學的政治哲學
政治哲學的領域和方面很多，在關于社會主義改革這個歷史階段，首當其沖的是國體與政體兩大哲學范疇。
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只容許，也只能夠在政體上做文章，決不允許動搖國體與國本。
國體者，國家中的階級地位與結構的制度建構和政治準允，也就是各個階級的統治地位、社會政治經濟角色空間和作為定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根本大綱或大法，階級結構的基石是工人階級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主權的共和國。這個國體要求無條件實現和保障：(一)人民當家作主。絕不僅僅是勞動權，即當下的就業權、休息權、生存權，即生活權，也就是現實的生活幸福權、自主權，而且包括管理權。這個完整的人民權力束是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的重大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經典著作中，甚至包括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等著作中，對這一方面的設想都太過理想化和簡單化了。列寧，盡管不遺余力地防官僚反專制，力圖鏟除權貴黨閥特權，但執政時間太短。(二)人民行為主體的直接化的國家管理，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直接從人民大眾群體產生。而更加現實和普遍的政治制度保證和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就是在黨政軍政治作為同黨的領導的同時實現，能夠徹底地完成包括人民監督在內的，更高的是人民主權般的人民自覺和人民相當比例的直接領導。黨政軍都必須以動態開放有序和合理的結構，保證人民階層的必要比例，包括男女和少數民族比例。(三)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所有領域和層面，通過制度，主要是分配和權力社會角色，亦包括社會文化輿論，保證人民大眾的社會主體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性質。
國體是通過政體的而實踐權力分配、再分配的，并在實際運作體制中，完成國體的政治價值取向和政治結構穩定有序化的。
社會主義的政體的根本原則應當是同共產黨的原則相一致的。這就是民主集中制。這個原則有兩大權力指向，其一是對人民內部矛盾和一切人民同事急案事物，逐步地實行徹底的全面的真正的民主決策和準自決化的管理。其二是對一切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和進攻，實行最堅決有力的無產階級專政。其中既包括反擊侵略，捍衛主權和領土完整，即保證人民與國家免于外部侵略、顛覆和干涉，又包括對內的內部敵人的復辟、修正勢力和作為進行清除和鎮壓。
政體安照人類歷時史演進，包括原始軍事民主和政治民主部落與部落聯盟制，原生態國家禪讓與選賢制，個人或朝廷獨裁與君主制，少數精英專權貴族制，多數與全體人民共和民主制。西方步入理論上的最后一種，實際上的影子倒數第二種，表象的第一、二種。
社會主義的政體，從革命起源和現實政治邏輯，就已經徹底清除了個人君主制的可能。這不但是共產黨與人民武裝的革命邏輯之必然，而且是共產革命政治家起源的現實要求。所有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都是處于弱勢下的星星之火。這時候，只能通過集體領導和人民大眾團結，才能形成無堅不摧的革命洪流。
從井岡山革命搖籃到延安邊區革命圣地，毛澤東治下的朱毛紅軍和第一代領袖集團的動態集體領導，主要是毛澤東創造性地建構了包括經濟民主、軍事民主、政治民主的雙元政體結構，成就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文明理性和實際功效。周恩來說，毛主席領導三大戰役的統帥部是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指揮全世界最大的戰爭運動。其實，毛澤東的從二七年秋收起義起，或從三五年遵義會議起，整個領導，始終是在弱勢，甚至地地道道的最小指揮部的最有效的動態指揮體系下，完成從勝利走向勝利的。
建國后，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文化大革命時期老中青三結合領導班子，也包括政協與民主黨派的長期共存，包括文化大革命中重大的大民主嘗試，甚至包括文革期間的工農兵上大學，工人階級占領上層建筑，軍管與支左的軍人參與參政，57指示的社會組織集團改造，人民公社的農村基層建政，成就和貢獻是偉大的。政體的積極、向上是主流，建構的政治價值是值得專門研究和充分肯定的，但始終沒有形成毛澤東設想的那樣“一種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探索的整個過程變成了不是出現左傾，就是過右的干擾，從而未能形成制度化而有序的政體模式。
政體與政治體制而非國體，應該成為改革哲學中的政治哲學的基點。但改革教始終，就是從徹底否定，一路走向通過經濟權力的迂回包抄和文化權利的解構，而變成徹底摧毀國體的政治反動的全面集結和改旗易幟的巧妙地與神不知鬼不覺溫水煮青蛙似的奪權、變政和改制。
國體與國本的動搖，集中體現在：(1)工農聯盟已經成為社會弱勢群體，從文化資源、財經資源到話語體系，他們成為社會的無足輕重的雇傭勞動群體;(2)
黨政軍、國家、社會團體，甚至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群眾，人民大眾成為比例微不足道的小群、小眾和可憐的花瓶;(3)黨和國家領導人，甚至省市縣地方政權，人民大會的直接身份代表已經被徹底逐出伊甸園;(4)文化和教育領域，工農后代和貧民后代，不但難以再現昔日的“跳龍門”，而且包括絕大多數的工農出身的學術精英、專家權貴的相當多數，已經從感情到理智，徹底背叛大眾，走向權貴意識，變成人民的老爺，僅僅剩下了中國傳統幾千年的對其生身父母的不得不搞地“孝”和對家族的面子上的照顧。
毛澤東時代既不是終身制，也不是家長制，更非老人政治。中國改革從馬科思·韋伯的《經濟與社會》這部鴻篇巨制中，從其龐大的學術體系中，單單抽出一些被他們演繹過的東西，在中國大地上，里應外合，徹底解構了社會主義政體，動搖了國企，打斷了毛澤東時代幾十年的卓有成效的艱辛曲折的政體探索，幾乎葬送了社會主義中國的政治全部遺產。
當下，中國政體改革的關鍵，高度集中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制度上。改革的主旨，應當指向行政體制改革上。改革的根本突破應當放在：(1)官員及其家族的財產公布、財產監督和清查方面;(2)人民信訪和人民主權基層實踐上;(3)黨政基層組織民族選舉而非任命制度上，并在不太長的時期內完成黨內直接民主選舉制度和民主決策制度的建立;(4)高教人民教師，馬列主義教育家治校政治制度上;(5)文化思想戰線上馬列毛主義的教育、研究而非莫名其妙的創新，人民大眾主導而非被洗腦的資本和黑市配置文化資源的文化領導權改革上。
砸碎鐵交椅變成了而今的權貴資本的金交椅。砸鐵飯碗變成了新三座大山下的數千萬下崗失業。這種完全不對稱的兩極化改革，對中共和社會主義的殺傷力是巨大的，甚至會有致命的危害。再不認真總結，怕機會不再。
政治運作機制是包括政治文化在內的較政體更加彈性、全面和靈活的東西。
政治機制或體制的改革，實際上遠比經濟體制改革更加可怕和劇烈。
特別是與特色論，把那些簡單化的毫無哲學根底、根基、理論建構、思想支撐、歷史論證、社會系統、文化價值的一般性的講話、原則、建議，奉為改革的真經與圭臬，實質上是在重復當年赫魯曉夫式的工業黨、農業黨改革，勃列日涅夫主義的三個謬論：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這些東西早已被毛澤東主義定義為社會帝國主義和當代修正主義。正是這種在地位上，相當于蘇聯的《理想國》(柏拉圖到尼采對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思想影響)哲學上的貧困，才埋下了蘇聯最終垮臺的種子與根子。
毛澤東的畢生政治實踐，既非極左，也非極右。用林彪元帥的話說，“始終是八九不離十”。大體說來，在建設社會主義階段，在八大后第一線的首腦，劉鄧，開始表現為盲動主義的頭腦發熱的極左(當然建國初期少奇有右的偏向，而其主持土改時又有左的東西)，這包括劉倡導的大食堂，光美的“扎根串連，村村點火，戶冒煙”，鄧的畝產萬斤等等，后來則表現為極右。包括三自一包直到市場經濟和不問姓資姓社。
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共和國，如果把五風、共產風、大躍進中的極左和文革中的走資派的故意攪局和制造混亂，長期通過塵封歷史，偽造文獻，不公布真相，讓毛主席背黑鍋，尤其是制造禁區，不許批評，不做反思，壓制人民呼聲，扭轉社會深層理論探索，強制主導社會深層理論探索，營造假神，供奉偽圣，虛構假經，則最后的歷史結局必定是災難性的。
人民不是傻瓜，朝野都有智者。
任何理性的人，都可以看出，唱紅打黑在中國的旋風似的社會風暴，是社會情緒和政治走向的自然必然結果。是中國當下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的必然反映。
舉凡評價毛澤東，必須有資格，有資質，有資能：學不如毛，不能評;識不如毛，無法評;慧不如毛，無理評;能不如毛，只能老實評;功不如毛，最好在自家評，否則一開口就會丟人現眼的，而且同人民大眾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態。人民大眾是用自己的身心，用全部的集體無意識的歷史大智慧，來衷心敬頌和發自內心地贊美他們自己的領袖和導師的。全世界的真正的名家學者是在人類史上鮮少的巨人中的巨人的高山仰止試鏡下，把握毛澤東的。
從反毛，去毛，走向理性科學評毛、頌毛，這是世界現實，是中國與時代的政治晴雨表。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是說忘記革命過去，就意味著政治和良心背叛。如果僅僅打著他的旗號，坐擁他打下的基業與江山，卻干著反人民，摧毀社會主義，以任大家族，超級富豪徹底復辟，則是徹底的忘記和真正的背叛。
歷史不會忘記。人民不會上當。共和國不會在集體無意識中消失。
背叛的下場是可恥與暗淡的。前有赫魯曉夫，后有戈爾巴喬夫政治傻瓜和精神小丑和葉利欽一個十足地道的酒鬼。
做男兒，要做頂天立地的偉丈夫。莫做欺世盜名的草莽英雄項羽。
對歷史人物的擁戴和宣傳，永遠是社會政治的最大的晴雨表。搞不懂這一點，根本就不配做政治家，更不要說大政治家了。權力再大，不及自然魅力和路線正確使然的得民心、順民意、暢民情。與人民為敵就是做死而不可能是大政。而人民的眼睛又是雪亮的。從政治、社會到經濟上剝奪他們，幻想通過幾個騙人的口號，動聽的詞句，一邊大搞私有化，徹底的國退民進，一邊用兜底工程安撫民眾，怕只能是如意算盤。
把最大的經濟好處，政治權利，文化與社會地位給誰，給那個階級與階層，就是最大的政治函數。政策和方略，制度和體制，氛圍和時尚縱容和培育貪官、富豪、望族、大姓，制造精英、權貴，彰顯富貴強權，則只能是歷史少數階級統制的循環，而不可能是毛澤東的大破歷史周期率。不發動群眾，強行搞383的頂層設計，政治前景是可以預計的。其不會比強制維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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