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問題在戰(zhàn)時很多國家都有過，不應單獨批評日本。”
NHK會長籾井不久前口出暴言。
不過，如果說籾井完全是一派胡言，倒也并非如此。
比如，在慰安婦問題上對日本猛烈抨擊的韓國，從第一代李承晚政權(quán)到現(xiàn)任總統(tǒng)的父親執(zhí)政期間，都為美國軍隊提供過類似的服務。朝鮮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韓國便建立了以所謂“基地村”為中心的性奴隸制度，并且將其美化為“英雄行為”。停戰(zhàn)之后，為了“犒勞”美軍和獲取寶貴的外匯，韓國政府繼續(xù)強化對“基地村”的經(jīng)營管理。直到1990年代，韓國政府又與“基地村”中的“俱樂部”經(jīng)營者勾結(jié)，從東南亞和俄羅斯等地以“歌手”名義誘騙外國女性到“基地村”中去，以作為韓國女性的“替代品”。“基地村”中的女性——尤其是在80年代以前——大部分都遭到過美國人和少數(shù)本族同胞包括性暴力在內(nèi)的各種形式的暴力侵害。今天的韓國政府在為日軍慰安婦受害者立銅像之時，卻對自己這些犯罪的歷史諱莫如深。
又比如，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戰(zhàn)勝國中國的山西省的大地上，國民黨閻錫山勢力為“殘留”日軍同樣提供了“慰安”式制度。雖然“慰安”的女性大都是職業(yè)妓女，但一個戰(zhàn)勝國為一個戰(zhàn)敗國提供有組織、系統(tǒng)化的性服務，除了用奇恥大辱來形容，恐怕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詞了。而我們現(xiàn)在卻仍沉浸在虛假的1945年“全面勝利”的幻象之中，在影視劇或者某些“紀實”節(jié)目里，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所有人物都美化成了抗日勇士。
不要誤會，舉出這兩個例子不是證明籾井之流的狡辯有理。韓國和中國的例子，屬于自國反省其歷史的范圍，這與日帝對中國、朝鮮女性的性犯罪行為完全是不同的性質(zhì)。換言之，不論韓國或韓國的統(tǒng)治集團本身有什么污點，但始終具備著對于日本歷史罪行進行抨擊和追究的權(quán)利，中國也是如此。
籾井勝人之辯解是一種典型的日本主流右翼的邏輯。在《大東亞戰(zhàn)爭的總結(jié)》這本主流右派的“集大成”之作中，一名叫總山孝雄的日本學士會會員在其發(fā)言的前半部分大談美國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但你千萬不要以為會有一個左翼或者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的結(jié)論在下面：
如果美國人現(xiàn)在向印第安人、夏威夷人和日本人道歉，會產(chǎn)生什么效果呢?美國人為全力以赴地贏得過去的生存斗爭而自豪，美國如今又成了世界正義的保護者，嚴密監(jiān)視世界。這有利于人類。美國人民不會謝罪。生存斗爭不需要謝罪。勝利就是正義。
真是太精彩了!這段話把日本主流右翼的大腦構(gòu)造看了個一清二楚：第一，大家都“壞”，因此也就談不上誰更壞，所以也就不存在壞;第二，“勝利就是正義”。日本被亞洲各國指責，惟一的原因就是沒能“勝利”，沒能“勝利”的根本原因是敗給了美國，而不是日本試圖“解放”的亞洲各國;第三，美國戰(zhàn)勝了日本，因此代表了正義，日本現(xiàn)在的戰(zhàn)略就是緊緊追隨著“世界正義的保護者”，一起來對付那些“不正義”的國家。
籾井的邏輯正是出于以上的第一點：既然大家都“壞”，所以就不存在壞。這當然很滑稽。在琉在日美國軍事基地的美國兵，經(jīng)常發(fā)生強奸當?shù)貗D女的事件，人民對此義憤填膺。但如果按照籾井的邏輯，那日本人之間也有強奸事件，既然大家都是強奸，那單單指責美國大兵，就是不對的了。
上引右翼的發(fā)言中還牽扯出另一個問題，就是“美國人民不會謝罪”。美國人民中當然有“謝罪”的。如果這句話改成“美國政府不會謝罪”，恐怕就比較準確。作為世界上最窮兵黷武，發(fā)動過無數(shù)次侵略戰(zhàn)爭的美國，其統(tǒng)治集團確實從沒有向任何被它踐踏過的國家“謝罪”。央視國際時政節(jié)目中，當一位專家反駁安倍將“靖國神社”與“阿靈頓公墓”相提并論的時候，他說(大意)怎么能把“靖國神社”里供奉的那些人同“阿靈頓公墓”中的“英靈”......且慢!“英靈”?“阿靈頓公墓”中難道沒有參加過美國歷次侵略戰(zhàn)爭的士兵嗎!?“阿靈頓公墓”與“靖國神社”當然不同，但區(qū)別不在于一個代表邪惡，一個代表正義。不得不指出，在對日本追究歷史罪責的同時，我們的“主流”對于西方列強的歷史罪責完全采取寬大甚至是顛倒是非的態(tài)度。最后連在對日本追究歷史罪責時，也表現(xiàn)出極端的幼稚和糊涂——像《東京審判》這樣的“主旋律”電影，竟然把同日本方面串通一氣的美國檢察官季南描繪成正義的化身，作為日帝最大的受害國，實在不應該對歷史這樣無知。
中國1840年之后的苦難，西方列強為罪魁禍首：鴉片戰(zhàn)爭、英法聯(lián)軍、中法戰(zhàn)爭、八國聯(lián)軍......可你什么時候看到英國、法國或者其他西方國家向中國正式“謝罪”了?——除了原民主德國和拉法蘭這樣的原法國政要的某些舉動或私人表態(tài)之外——不僅沒有，還有意識的掩蓋、歪曲、湮滅犯罪的歷史;而更有一幫中國所謂的“歷史學家”、“知識分子”、“精英”會跳將出來，用“文明”與“野蠻”，“閉關(guān)鎖國”與“自由貿(mào)易”之類的絕妙理論為西方辯護。在中國，鼓吹日本的殖民帶來“近代文明”的“王道樂土派”不是沒有，但這些人往往理不直氣不壯，只能偷偷嘀咕兩句，一旦暴露了會遭到全民討伐;然而那些聲稱歐美的暴行帶來了“近代文明”的勢力，卻可以大搖大擺，招搖過市。在鳳凰衛(wèi)視一套關(guān)于義和團運動的紀錄片中，張鳴先生高聲問道：“沒有義和團，怎么會有八國聯(lián)軍!”張先生的反問戛然而止，他至少應該再多問一句：“沒有帝國主義，怎么會有義和團!”但這位“歷史學家”恰到好處的停止了發(fā)問。在同一節(jié)目里，對于八國聯(lián)軍占領(lǐng)天津之后的“近代化舉措”，一位受訪專家陷入了道德上的“困惑”，核心意思就是：說八國聯(lián)軍好，當然不妥當;但說人家壞，畢竟人家?guī)砹?ldquo;先進”的“文明”，比起愚昧落后義和團來......
從“現(xiàn)代化史觀”到“奴隸史觀”，只有一步之遙。
現(xiàn)在我們對日本“定罪”的邏輯，更多地是納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與反法西斯陣營的敘述范圍內(nèi)，這里存在著非常實用主義的一面：即美英等今天“國際社會”的“主流”國家，當時是中國的盟友，而那時的日本則是“我們”共同的敵人。所以在中國的媒體上到處可以看到引用昔日盟國的“主流輿論”對日本的批判，而完全不在意這些“主流輿論”一直不間斷地對中國的攻擊。駐英的中日大使互相指責對方是“伏地魔”;某國內(nèi)“主流”大報，把安倍參拜的那些人與“希特勒、本•拉登”作比——本•拉登和希特勒、東條英機可以相提并論嗎?——采取的都是讓西方輿論“喜聞樂見”的方式。美其名曰“爭取國際主流輿論的支持”，但在我看來，卻和十九世紀末中日政府租借列強的船只運送軍隊，嚇唬對方的“挾洋自重”之策相差無己。說到底，在這一點上，無論中國還是日本，都對自己缺乏自信，認定只有得到西方的輿論支持才能在輿論戰(zhàn)上壓倒對手。
必須指出的一點是：英美法荷這些西方國家在二次大戰(zhàn)中的正義性和合法性，不是來源于“抵抗”日本的入侵，因為他們只是在保護自己的殖民利益，本質(zhì)上并不比日帝高尚到哪里去，也從來不具有比為了反對殖民統(tǒng)治，而不幸地與日本或納粹德國合作的諸如鮑斯、巴穆、阿明•侯賽尼等民族領(lǐng)導人更高的道義性。西方國家在二次大戰(zhàn)中的正義性和合法性，其惟一的來源是一種“賦權(quán)”，即由那些既抵抗了日軍，又同時反對西方殖民統(tǒng)治——盡管其間可能存在過短暫的聯(lián)手——并在之后獲得了真正獨立的民族解放運動歷史的“賦權(quán)”。日本最杰出思想者之一的竹內(nèi)好有句名言：帝國主義不能審判帝國主義。雖然這似乎有全面動搖“東京審判”合法性的危險，但我們必須考慮竹內(nèi)的觀點，或者應該將其改成“帝國主義不能消滅帝國主義”。很明顯，如果沒有以英國為代表的舊帝國主義，就不會有二戰(zhàn)前的日本帝國主義;而如果沒有以美國為代表的新帝國主義，就不會有二戰(zhàn)后始終處于蟄伏狀態(tài)的日本帝國主義。
對日本“定罪”，遵循的不是反日的邏輯，而是反帝的邏輯。對日本“定罪”，是要從根本上對帝國主義的歷史“定罪”，而不只是對某一個國家的帝國主義“定罪”。對待任何帝國主義都應該一視同仁。美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是明確無疑的“反人類罪”。然而今天很多中國人，包括一些令人尊敬的愛國將領(lǐng)，都把這看成是“正義之舉”，是“霹靂手段，菩薩心腸。”我完全理解這種見解的本意，但原子彈和對東京的大空襲絕不是什么“菩薩心腸”，不下十萬朝鮮人死于東京大空襲和廣島長崎的原子彈，這是美日帝國主義的共同犯罪：一方編造出原子彈使更多人免于犧牲的謊言;一方編造出自己是惟一受害者的謊言。我們不應忘記，寒春正是因為美國投下的原子彈，才認清了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zhì);我們也不應忘記，如果不是斯大林也擁有了同樣的武器，美國是不會在對蘇聯(lián)、中國、朝鮮或其他“敵人”再次使用原子彈的問題上手下留情的——盡管無法再次使用原子彈，但空襲東京時的無區(qū)別轟炸的戰(zhàn)略，很快就被用在了整個朝鮮半島。我們對歷史的考察，不能局限在以一戰(zhàn)、二戰(zhàn)、戰(zhàn)后之類單純的劃分方式，而是要整個地考察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脈絡。必須要警惕一種日本特殊論的觀點。日本搭上了舊帝國主義的末班車，那時的世界差不多已被先來者瓜分殆盡，留給日本的空間和時間都極其有限，再加之人多地少無資源的焦躁感，這才是其在之后的擴張過程中異常野蠻的原因之一，而不能老在諸如國民性或者宗教因素上作文章——德川幕府鎖國達二百五十年，而明治維新才十年，就吞并北海道、琉球，入侵臺灣、朝鮮，只用國民性、宗教、文化因素完全無法解釋這種差異。
今天，罪行累累的人扮演著道德天尊的角色，最近甚至聲稱要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領(lǐng)導人送到國際法庭去受審——對此，朝鮮外務省發(fā)言人的回應依舊痛快：“進行侵略和干涉，在世界到處濫殺無辜、造成無數(shù)災難，系統(tǒng)地非法竊聽和監(jiān)控本國甚至別國公民而引發(fā)爭議。這一蹂躪人權(quán)的元兇——美國，才是應該坐到國際人權(quán)被告席的主犯”。打著“聯(lián)合國”的旗號，背后由一群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分子和反共斗士操縱的機構(gòu)，憑著純粹的霸權(quán)為所欲為。它們根本無須顧忌什么“國際社會”，因為它們自己就是“國際社會”。
如果不對過去舊帝國主義的罪惡進行徹底清算，不對今日新帝國主義的統(tǒng)治進行真正的質(zhì)疑和挑戰(zhàn)，要想完成對日本的最終“定罪”，并使之成為再也翻不了的鐵案，恐怕將永遠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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