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開放初期，只要一提是為了改革，人們便會無條件地擁護。但隨著社會階層的日益分化，改革本身不再是一個自明的前提，而是變成被拷問的對象。對于任何一項舉措的出臺，人們都要加以甄別，而不再是盲目認同。顯然，利益的分化妨礙著共識的基礎。毛澤東的治理理念和策略能夠為我們擺脫困難提供重要的資源和啟迪。
毛澤東作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和邏輯象征，從根本上觸及到了人的生存悖論這個人類所特有的永恒主題。毛澤東主張一種超越性，即精神對于肉體存在的優(yōu)先性和至上性。由此決定了他所代表的文化取向，不可避免地同現(xiàn)代性偏好之間存在著某種不相侔乃至沖突。
對毛澤東的截然相反的考量和評價，歸根到底源自人性的緊張關系本身。人的靈與肉的分裂所造成的人類學本體論悖論，注定了毛澤東必然成為一個永遠說不完的話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讀不懂毛澤東，就讀不懂中國，讀不懂中國文化;反過來也一樣，讀不懂中國及其文化，也就讀不懂毛澤東。作為一位改變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改變了現(xiàn)代中國歷史進程的偉人，不管怎樣評價毛澤東，都繞不開對他的深入思考。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作為一種巨大的象征，具有極其豐富的意蘊。本文僅從一個有限的視角，就毛澤東同現(xiàn)代性的關系問題做一粗淺分析，以就教于學界。
毛澤東治理方式帶有道德本位主義取向
毛澤東盡管在自覺層面上立志與傳統(tǒng)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但在其無意識層面上卻不能不受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先行約束。中國文化的道德本位主義傳統(tǒng)，深刻地影響了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這種傳統(tǒng)特別強調人的超越性方面，認為只有道德才標志著人之為人的本質規(guī)定。這一立場作為底色，深深地浸染了毛澤東的理念和治理方式。經(jīng)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毛澤東，不可能充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人格化形式;但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tǒng)和特定的具體國情所帶來的路徑依賴，卻在客觀上制約了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晚年梁漱溟在總結自己一生關于東西方文化的看法時，認為中國文化重主觀情理，而西方文化重客觀事理，兩者的旨趣迥然有異。因此，“革命從心出發(fā)是中國革命的特色”。尤有進者，“非但革命從心出發(fā)，抑且革命所以勝利要即得力在此一在征服了人心喚醒了人心，團結了人心”。這一特質，的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某種特點。
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毛澤東就十分注重從思想和品德上建黨、建軍。共產(chǎn)黨人夏明翰在慷慨就義前寫下了不朽的詩句:“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體現(xiàn)了何等的信仰的力量!離開了“殺身成仁”的道德信念，絕不可能做出這種超越人的求生本能的抉擇。早在《井岡山的斗爭》(1928 年)一文中，毛澤東曾舉例說:“……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這雖然是就一個特定情形而言的，但卻具有廣泛而深刻的象征意味。我們從中不難看出在物質和精神的天平上，毛澤東所著意看重的究竟是什么。毛澤東的重要文章《為人民服務》(1944 年)、《紀念白求恩》(1939 年)、《愚公移山》(1945 年)等，無一不是側重于對道德訴求的推崇。埃德加·斯諾通過自己親歷和切身體驗，發(fā)現(xiàn)精神和信念的力量在紅軍勝利中所發(fā)揮的決定作用，寫道:“紅軍的勝利行軍，……這首先是由于共產(chǎn)黨的正確領導，其次是由于蘇維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偉大的才能、勇氣、決心以及幾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勞和革命熱情”。這不禁令人想起孟子所謂的“仁者無敵”那句話。
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后，毛澤東所采取的治理方式依然帶有明顯的道德本位主義取向。我們注意到，毛澤東時代的整個社會動員，主要是通過訴諸人的思想覺悟來實現(xiàn)的，而非借助于物質利益的誘惑和經(jīng)濟的動機。“抓革命，促生產(chǎn)”的口號就具有典型的意義，其中所說的“革命”，不再是指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統(tǒng)治的暴力行動，而是指人的思想的革命化，亦即人們在道德覺悟上的自我革新。毛澤東對科層制的不信任、對物質利益原則的懷疑和拒斥(例如提出限制“資產(chǎn)階級法權”、對八級工資制的反感)、對商品貨幣關系的擔憂和防范、人為地縮小“三大差別”等，都顯示出毛澤東時代在治理方式上同現(xiàn)代性制度安排存在著異質性和某種緊張。毛澤東在建國后所遇到的基本難題是:如何使人們在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保有道德情操?因此，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貫徹并體現(xiàn)著這樣一個基本理念，就是使中國人在現(xiàn)代性日益逼近以至于受其宰制的條件下獲得道德免疫力。毛澤東為此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實驗和嘗試，甚至不惜尋求體制外的力量和方式，其中充滿著悲劇性的努力。西方現(xiàn)代化運動的逼迫和歷史本身所固有的辯證法，雙重地決定了我們又不可能繞開或跨越商品經(jīng)濟這一“卡夫丁峽谷”。所以，毛澤東的這種努力受到了歷史本身的匡正。
毛澤東對現(xiàn)代性作預防性批評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對現(xiàn)代性所做的預防性的批評，主要不是從現(xiàn)代性內部引出揚棄或超越現(xiàn)代性的規(guī)定，而是訴諸異質文化的否定性來實現(xiàn)的。他充分利用民族性的文化資源，試圖獲得對于現(xiàn)代性的免疫力。這在根本上不能不帶有某種外在性的特點，從而潛在著這樣一種危險，即陷入馬克思所曾批評過的那種以人為的方式超歷史地拒絕和反對商品貨幣關系的做法。馬克思說:“如果取消貨幣，那么人們或者會倒退到生產(chǎn)的較低的階段(和這一階段相適應的，是起附帶作用的物物交換)，或者前進到更高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交換價值已經(jīng)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規(guī)定，因為以交換價值為代表的一般勞動，不再表現(xiàn)為只是間接地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勞動”。前者是非歷史的、機械的否定，后者才是基于歷史本身的成熟而實現(xiàn)的自我揚棄。那種人為地“取消貨幣”的做法，只能導致馬克思所反對的“粗陋的共產(chǎn)主義”。作為“對整個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這種粗陋的共產(chǎn)主義不過是“向貧窮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僅沒有超越私有財產(chǎn)的水平，甚至從來沒有達到私有財產(chǎn)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簡單狀態(tài)的倒退”。因此，馬克思告誡:“如果我們在現(xiàn)在這樣的社會中沒有發(fā)現(xiàn)隱蔽地存在著無階級社會所必需的物質生產(chǎn)條件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關系，那么一切炸毀的嘗試都是唐·吉訶德的荒唐行為”。
毛澤東對現(xiàn)代性的拒斥，在西方持反現(xiàn)代性的激進立場的人們那里獲得了共鳴。這又反過來進一步印證了毛澤東在文化取向上的反現(xiàn)代性姿態(tài)。“毛澤東愛走基層民眾路線，熱衷發(fā)動民眾繼續(xù)革命，亦被視為明顯不同于蘇聯(lián)所采取的由科技精英指導的城市工業(yè)化道路。他的這種思想傾向深獲西方那些反對由好戰(zhàn)的專家官僚嚴密管控的西方社會的人們的歡迎”。阿爾都塞就是在對現(xiàn)代性的防范和拒斥的意義上肯定毛澤東的治理理念和舉措的，他寫道:“的確，這些政策一直是反人道主義和反經(jīng)濟主義的”。而正是他所謂的“人道主義”和“經(jīng)濟主義”，構成現(xiàn)代性的基本要件。
當然，作為一位歷史的偉人，毛澤東又是復雜的。毫無疑問，他首先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但同時又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者和體現(xiàn)者。在毛澤東那里，這兩種角色之間既存在某種緊張，又互為中介，有其交互作用，有著彼此的揚棄。譬如，盡管毛澤東在讀蘇聯(lián)政治經(jīng)濟學教科書所做的筆記中，反對物質利益原則，反對獎金刺激和利潤掛帥，反對“資產(chǎn)階級法權”，但他仍然認為商品貨幣關系在當時的中國還是一種必要的惡，應該給予歷史主義式的肯定，并對主張立即取消商品經(jīng)濟的人加以嚴厲的批評。再如，20 世紀 50 年代，毛澤東同梁漱溟曾發(fā)生過一場有關“施仁政”問題的著名爭論。毛澤東說:“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yè)。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照顧小仁政，妨礙大仁政，這是施仁政的偏向”。可見，毛澤東有著一種清醒的歷史代價意識。這無疑也是使他不同于那種以溫情主義為特征的浪漫主義者的地方。其實，毛澤東從來就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浪漫主義者。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外國人以為毛想固守田園式的社會，其實不然，他從未停止鼓勵發(fā)展斯達漢諾夫式(Stakhanovite)運動與快速工業(yè)化(他疾呼:我們必須兩條腿走路)”。這同毛澤東的思想有關，同他的政治家角色有關，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毛澤東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某種距離。
利益的分化妨礙著共識的基礎
毛澤東為我們留下的這筆巨大遺產(chǎn)，在今天的歷史背景下究竟應該怎么看?我們今天面臨的迫切問題是:如何有效地重建共識基礎以應對改革共識危機，如何尋求新的動力源以應對改革動力不足。當代中國社會處于分層進程中，資本與勞動、精英與大眾、官員與民眾之間的關系充滿張力。在改革開放初期，只要一提是為了改革，人們便會無條件地擁護，哪怕是具體改革措施有可能妨礙到自己的某些既得利益，也會在所不惜。但隨著社會階層的日益分化，特別是利益多元化格局的逐步確立和固化，改革本身不再是一個自明的前提，而是變成被拷問的對象。現(xiàn)在人們追問的是:什么樣的改革才是可接受的，什么樣的改革又是不可接受的?對于任何一項舉措的出臺，人們都要加以甄別，而不再是盲目認同。顯然，利益的分化妨礙著共識的基礎。物質鼓勵和獎金刺激并不是萬能的，其固有的不可避免的衰減效應，決定了它最終必將遇到一個極限，即獎勵份額絕對不能大于貢獻份額。當獎勵的份額達到這一臨界點時，其作用就會趨于零。正是在這兩個方面，毛澤東的治理理念和策略能夠為我們擺脫困難提供重要的資源和啟迪。
對于毛澤東的思想及與之相應的治理方式，以及其所塑造的歷史及其帶來的巨大成就和不足，最近 30 多年來在國際和國內，尤其是在民間特別是互聯(lián)網(wǎng)世界，出現(xiàn)了截然相反的評價。這是非常耐入尋味的。何以如此?原因固然很多，但不容否認，一個內在原因就是毛澤東作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和邏輯象征，從根本上觸及到了人的生存悖論這個人類所特有的永恒主題。毛澤東主張一種超越性，即精神對于肉體存在的優(yōu)先性和至上性。由此決定了他所代表的文化取向，不可避免地同現(xiàn)代性偏好之間存在著某種不相侔乃至沖突。現(xiàn)代性的物質主義偏好，不可能認同毛澤東的選擇;追求超越肉體存在的道德價值取向，在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中能夠找到有力支持。可見，對毛澤東的截然相反的考量和評價，歸根到底源自人性的緊張關系本身。人的靈與肉的分裂所造成的人類學本體論悖論，注定了毛澤東必然成為一個永遠說不完的話題。
(社會科學報/2014 年/1 月/23 日/第 0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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