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社會主義是人類所共同擁有的一種高尚的情懷。這種高尚的情懷，必然通過制度安排成為人類文明的偉大社會實踐。近兩百年來，社會主義已經從空想變成了豐富多彩的社會現實，世界各國人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建設著自己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唯一的，社會主義的形式是多樣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在實踐社會主義，他們在內容和形勢上更具開創性和現實性。西方和東方的社會主義實踐，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偉大的貢獻。我們必須找到適應中國歷史和中國現實的社會主義。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榮•阿斯莫格(Daron Acemoglu)與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 合著的書《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為什么國家會失敗》于2012年3月出版，此書被知識界公認為一本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研究宏觀社會發展的重要著作。此書是制度學派的一個里程碑，此書提出了制度決定論的新的理論框架。他們認為，成功的制度是廣納型的制度，失敗的制度是榨取型的制度。其中，對于廣納的基本定義，包含了共和、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則，這些基本原則需要一定程度的公有制做為基本的保障，這實際上是對新社會主義論的理論概括和系統論證。這本被稱為《國敗論》的巨著，昭示出人類對新社會主義的一些共識。事實上，全世界兩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同樣是豐富多彩的，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實踐尤其令人矚目。我們需要站在全新的歷史高度上重新審視并梳理社會主義思想，我們需要立足于全人類的寬闊視野歸納和總結各個國家的經驗教訓，我們需要完成中國關于制度變革和創新的歷史性飛躍。我們珍惜前輩們的艱難的探索和卓絕的努力，共和國六十五年的奮斗歷史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正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攀登新的高峰。對于新社會主義論的探索和實踐，將成為新一代中國社會主義者對全人類的偉大貢獻。
子思，孔子嫡孫，著有《中庸》①。筆者認為，《中庸》是人類政治哲學的巔峰之作。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筆者最折服這兩句話：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這是政治哲學的最高境界。站在這樣的高度上，我們才能梳理中國的現代史，我們才能超越毛澤東和鄧小平。沒有這樣的思想高度，我們根本無法化育資本主義，我們也就無法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
一、讓我們重新梳理一下共和國的歷史。
1、關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和資產階級法權。
認識中國的社會主義，需要理解兩個基本的概念：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資產階級法權。
什么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就是無產階級運用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終止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成功，使無產階級成為國家的主人，成為共和國的管理者，獲得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權利。請注意，這里面存在一個悖論：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一旦成功，無產階級就獲得了資產階級的所有權利。當中也包括了資產階級的資產。這樣，無產階級就不再是革命前的無產階級了。無產階級在消滅資產階級的那一刻，事實上也就完結了其自身的存在依據。當然,也就終結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
什么是資產階級法權?就是基于資產占有而形成的法定權利。在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之后，這個法定權利依然存在。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之后，自然繼承了資產階級的遺產，從而擁有了“資產階級法權”。當然，法權的范疇可以更為廣泛，它包括了一切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權利。事實上，用資產階級定義法權并不恰當的。這意味著，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接受了資產所有者擁有特殊法定權利的資本主義邏輯。這仍然是無視基本公民權力的階級特權觀念。也就是說，在法權問題上，無產階級只是戰勝了資產階級，卻沒有能夠超越資產階級。當無產階級革命成功之后，自然擁有了資產階級法權，擁有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性或者是必然性。這也正是毛澤東哲學思考的深邃之處。
2、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業態。
毛澤東認為，由于“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存在，就意味著保留了資產階級再生的可能性。資產階級完全可以從無產階級當中化生出來的(毛澤東具有超越常人的歷史眼光)。這就意味著，單純從肉體上消滅資產階級是不夠的。毛澤東認為，必須從精神上消滅資產階級。所以，必須將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毛澤東是偉大的政治家。他堪稱最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有無與倫比的意志、智慧和能力。他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他也試圖進行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建設。遺憾的是，他終于未能完成哲學的超越。他終于未能完成對資產階級法權的征服。毛澤東在消滅了資產階級之后，無產階級成為了資產階級資產的持有者。無產階級僅僅是理論上的資產持有者，卻無法直接管理他們“擁有”的資產，他們只能通過代理人間接管理屬于他們的資產。請注意，這是一次性授權的委托管理模式(所謂的代表制)，而不是定期授權的委托管理模式(所謂的選舉模式)。代理人一旦獲得資產管理權，即“資產階級法權”，就擁有了資產分配的特權。代理人們不是圣人，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發生蛻變。毛澤東敏銳地意識到“資產階級法權”的生命力。而且，毛澤東超越了常人和常理，清醒地知道，“資產階級法權”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濕生，而是化生。也就是說，有此法權存在，資產階級必然生長出來，而且是從無產階級內部生長出來。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遺憾的是，毛澤東沒有來得及找到治理“資產階級法權”的有效方法，毛澤東終于沒有找到遏制資本主義復辟的有效方法。
晚年的毛澤東是極其痛苦的。毛澤東無法跨越歷史，一步踏入共產主義。這就注定了，“資產階級法權”將幽靈附體，資產階級將會以某種方式實現復辟。毛澤東深愛著他的人民和他的祖國，在關乎人民利益的問題上是不會妥協的。為了防止資產階級復辟，他決定鏟除“資產階級法權”存在的土壤。毛澤東發動了他的戰友們至死無法理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奪權，就是要爭奪法權。但是，新的奪權者，可能比舊的更壞。毛澤東終于陷入了哲學的困境，他的敵人更像是化于無形的魔鬼。毛澤東在他的晚年，對擁有“資產階級法權”的無產階級官僚體系(代理人們)進行了義無反顧的最后打擊。這就是那場觸及靈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然而，打擊的也僅僅是魔鬼的化身，魔鬼安然無恙。這是一個偉人最悲壯的遠征，這是一次孤寂而蒼涼的遠征。毛澤東永遠留在了這次遠征的路上。
毛澤東曾經戰勝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毛澤東曾經給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以沉重打擊。毛澤東解放了中國人民。毛澤東給全世界無產階級帶來了希望和勇氣。但是，毛澤東終于沒有戰勝“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逝世之后，“資產階級法權”迅速化生出了新生的資產階級。新生的資產階級恰恰是他殘留的戰友，他們在形式上結束了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由于，復辟是對歷史的反叛，巨大的歷史慣性往往會將反叛推入歷史的極端。中國極速轉向原始的資本主義，中國極速地走向食利社會，中國正在滑向悲慘的原始資本主義深淵。
毛澤東走了。全世界向右轉。資產階級的事業欣欣向榮。歷史再一次走向了歷史的反面。
3、資產階級法權的現實與實現。
鄧小平敏銳地意識到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性。并且，他的認識，與劉少奇、林彪、陳伯達和張春橋相比，要深刻得多。鄧小平明白，可以化生的“資產階級法權”是難于消滅的。同時，他也清醒地認識到，善用“資產階級法權”將會極大地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既然難于消滅，就勇敢地接受它，用它來發展生產力。或者，鄧小平認為，可以讓“資產階級法權”為無產階級服務。于是，他撕去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封條。一個巨大的魔瓶被打開了。一場深刻的變革一發而不可收了。“資產階級法權”是化生的。它就像是一個幽靈，它附著于最陰暗的人性。其生命力極其強大，強大到革命者為其折服。只要給與些微的時間和空間，強大的“資產階級法權”，就能迅速化育出強大的資產階級。強大的資產階級，就能迅速化育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澎湃的動力和活力。舉世震驚的經濟奇跡發生了。但是，奇跡是有代價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準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重新淪為了無產階級。部分官僚和知識精英不僅僅變成事實上的資產階級，他們以及他們的親朋故舊迅速地淪為食利階級。中國的經濟在迅速地發展，中國的政治卻在急劇地倒退。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毛澤東留下的政治封條。當這個封條被揭掉之后，資產階級就必然重新崛起。那意味著：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結業;資產階級革命事業開業。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化生于無產階級的管理層(所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雖然數量很少，但是能量巨大。現代資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已經不再是從肉體上消滅無產階級了，而是和平地對無產階級進行權力和財富的占有與轉移。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的能力是驚人的。他們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就初步完成了對公共權力和國民財富的基本占有和轉移。
鄧小平可能沒有預見到，資產階級再生后的恐怖狀況。在揭掉魔瓶封條的那一刻，他沒有為中國無產階級預備下出路。中國無產階級手中的“資產階級法權”被變相剝奪了。他們由領導一切的主人變成了弱勢群體。他們由財富擁有者變成了被保障的對象。鄧小平既然能夠深刻理解資產階級法權的意義，為什么想不到為無產階級預備一條出路呢?為什么不在有生之年讓無產階級完成整體轉型呢?至少，你可以告訴繼承者，中國社會主義的出路在哪里?一句“共同富裕”的遺言，根本無法形成制度與政策的自覺。鄧小平之后，中國的經濟在歷史慣性中繼續發展，中國的政治也在歷史慣性中繼續墮落。作為政治家，鄧小平是要對政治選擇負責任的。當然，最需要負責任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集體。至少，后人應該具備起碼的反思能力，后人不能放縱政治經濟制度的自由墮落。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鄧小平保留了中國共產黨《黨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中國，在理論上，無產階級仍然擁有“資產階級法權”。這就為未來的新社會主義運動留下了契機。
二、哲學的幼稚。
中國近代以來的悲劇歸根結底是哲學的悲劇。哲學的幼稚必然導致行為的愚蠢。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深受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其中，尤其深受黑格爾辯證法的影響。必須說明的是，德國古典哲學是后發達國家爭取民族獨立、自主、自由的思想武器。這個理論強調后發展者權力的合法性。筆者將德國的古典哲學稱為被壓迫者的哲學。康德和黑格爾生活于剛剛完成民族國家整合的德國。以農業為主體的君主制德國需要面對完成工業化的大英帝國和正在工業化的法蘭西帝國的嚴峻挑戰。德國需要思想。康德和黑格爾等大批德國思想家應運而生。康德和黑格爾思考了存在的合理性。然而，他們沒有來得及思考如何實現存在的均衡。德國的古典哲學沒有來得及成為王者的哲學。德國古典哲學缺乏王者雍正圓融的氣度。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到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主要強調的是存在的客觀性、合理性和必然性。這是弱者對于爭取自身權力的合法性解說。這就自然導出了矛盾與沖突的必然性。存在既然合理，斗爭則不可避免。所以，共產主義者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毛澤東深受德國古典哲學影響，寫出了自己的哲學著作《矛盾論》。問題在于，無論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都沒有超越黑格爾辯證法的局限性。黑格爾雖然注意到了同一性的問題。但是，黑格爾沒有解決同一性的時間和空間均衡的問題。毛澤東延續了矛盾對立統一的判斷。對立是分別，統一是執著，這就必然走向事物的反面。應該認識到同一性的永恒性，應該認識到二元對立的短暫性。應該把握同一性的空間均衡和時間均衡。這就是說，存在的客觀性、合理性、必然性是相對的。在相對性中，必然存在單一方的極限。高明的政治家不在于挑戰極限，而是在于建立高水平的均衡。
歷史地看，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仍然是基督教倫理的自然延伸。《圣經》是猶太人反抗羅馬人壓迫形成的思維邏輯和行為邏輯。康德和黑格爾將之進行了形而上學的再詮釋。康德和黑格爾的理論是基于德意志民族國家主體性的詮釋。馬克思比他們前進了一步，馬克思理論是基于階級主體性的詮釋。無論如何，本質上這些思維邏輯沒有脫離《圣經》邏輯的歷史約束。他們的理論是被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被壓迫階級進行反抗的有效思想武器。然而，由于歷史的局限性，他們也僅僅是反抗的思想武器。問題在于，反抗成功之后呢?反抗之后，必須建立新的社會均衡。否則，反抗之反抗將成為歷史性的輪回。
當代中國人未必明白，2000年來，中國人不遠萬里到印度求取《佛經》，何以不到相對較近的中東求取《圣經》或《古蘭經》?因為，中國始終是強大的宗主國。古代中國強大的含義不僅僅是政治上的，也是哲學上的。中國古代歷史上，漢民族始終擁有哲學上無與倫比的優勢。漢民族即使在軍事上出現問題，被外族征服和占領，哲學的優勢也一刻未曾消失。漢民族會用文化消解軍事上的征服和占領。古代中國根本不需要被壓迫者的反抗哲學。相反，中國擁有系統的王者哲學。然而，中國的王者哲學，隨著宋明理學的興起，開始了異化的過程。近代以來，形勢發生了逆轉。異化了的王者哲學遇到了活潑的工業革命。中國淪為了國際政治中的弱者。中國異化了的王者哲學無力解釋也無法解決被西方殖民的問題。于是，中國人開始在西方哲學中尋求答案。德國古典哲學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弱勢中國的選擇。其中，發端于德國古典哲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中國現代社會實踐的有力思想武器。甚至，異化為近乎宗教的思維邏輯。
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但是，仍然處于弱勢的中國人，很難完成對于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和超越。我們從德國古典哲學左的分支，又倒向了德國古典哲學右的分支。我們還沒來得及超越唯物主義，又陷入到了極端理性主義。這一次的陷入，更為深入和徹底。我們是如此地執著于“科學”和“發展”。所謂的科學，不過是物理意義上的理性;所謂的發展，不過是經濟意義上的趕超。弱勢的中國人急于“現代化”。然而，忽略了天理和人性的中國人，已經找不到現代化的真正內涵。現代化被庸俗化為數字游戲。我們正是在理性中喪失了天理和人性。誰說中國人不信教?誰說中國人不迷信?我們六十年來陷入深度的“現代化”迷信之中。忘卻了自我，忘卻了祖宗，忘卻了天地，我們虔誠地祈求“現代化”，自豪而光榮地走向毀滅。
哲學上的迷失，導致了文化上的卑賤。現代中國人在經濟迅速崛起的同時，無意識地進行了文化上的自殘。建國六十年來，這一自殘的過程越來越嚴重。中國所謂的現代化過程，是一個被西方文化同化的過程。我們幾乎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語言。現在的中文，不過是用漢字羅列的西方概念和邏輯的集合。文化的自殘使得精神的殖民得以暢通無阻。中國人在“科學”與“發展”的邏輯下，自覺成為西方300年殖民歷史進程中金融殖民的組成部分。西方300年的殖民歷程是全面而深刻的，軍事殖民是初級階段，經濟殖民只是中級階段，文化殖民才是高級階段。中國已經開始進入了西方殖民歷史進程的高級階段。就經濟而言，任何殖民地和戰敗國都未曾像中國這樣，以令人吃驚的規模和速度向西方國家轉移財富。同時，任何殖民地和戰敗國也未曾像中國這樣徹底喪失文化自信。中國人對于西方的迷信遠遠超出了西方人對于上帝的迷信。文化上的自甘為奴，必然導致經濟以至于政治的自覺奴化。西方人用中國人提供的借款，享受著前所未有的國民福利。而中國，在獲得數字(GDP)的同時，正在整體性地失去“資產階級法權”。就哲學意義而言，中國并沒有逃脫被殖民的悲慘歷史命運。
中國人在哲學上的幼稚，仍然在制造中華民族歷史性的災難。
三，未完成的使命。
二十世紀，中國人進行了四種資本主義實踐。
第一種，是慈禧在滿清末年意圖進行的皇權壟斷資本主義。
第二種，是蔣介石在民國時期進行的家族壟斷資本主義。
第三種，是毛澤東在新中國進行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第四種，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意圖進行的社會資本主義試驗。
這并非危言聳聽。嚷嚷了六十年了，其實我們始終沒有真正進入社會主義。今天，我們距離社會主義不是更近了，而是更遠了。
雖然，從歷史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進步。但是，距離人類文明的發展水平仍然存在著顯著的差距。最為嚴重的是，中國人無法清醒認識這種差距。他們在形而上學的誤導下，仍然在沉醉在嚴重的誤判之中。
1、舊社會主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筆者在閱讀德國宰相脾斯麥傳的時候，深感震撼。其思維邏輯與中國的舊社會主義邏輯驚人的相似。脾斯麥的皇權壟斷國家資本主義，使得初生的德意志農業國家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并崛起為世界強權之一。日本人成功復制了德國人的經驗。此后，俄國人、中國人以及其他后進農業國家，用黨權代替皇權，實施了黨權壟斷資本主義，迅速實現了各自國家的工業化。當然，也有個別國家走了極端，將黨權家族化，變相退回了脾斯麥的皇權壟斷資本主義，朝鮮就是一個經典的案例。
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一旦與民族主義相結合，其結果只能是脾斯麥主義。筆者認為，在舊殖民主義的時代，社會主義是超越現實的空想。脾斯麥的邏輯倒是發展中國家的最佳選擇。或者說，唯一正確的道路。毋庸置疑，斯大林對此有著深刻地認知，他毫不猶豫地將自己變成了紅色脾斯麥。至于用皇權或者用黨權來實現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那要根據國情來決定。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的選擇同樣是明智的。或許，可以說這是當時中國唯一正確的出路。那些批判毛澤東專制的人們，沒有站在哲學的高度上審視歷史，仁慈專制有時候就是最快捷、最有效和最經濟的民主形式。
筆者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被壓迫國家的無奈選擇。它是巨大外部壓力下的強人政治的發展模式。一旦外部壓力弱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會迅速異化，成為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二十世紀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均未逃出這個歷史的宿命。南美如此，前蘇東如此，北非中東如此，中國顯然也未能免俗。中國正在經歷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毋庸置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是原始資本主義的一種形態。家族壟斷資本主義是沒有褪盡的封建主義余孽，它仍然鼓勵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血統傳承。它需要經歷漫長的革新來實現向社會資本主義的過渡。至于社會主義，那仍然是中國人的一個美麗的夢。
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是去除強權對于政治經濟的一切壟斷。社會主義反對的就是封建特權和資本特權。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全社會共同擁有財富、全社會共同創造價值和全社會共同分享成果。社會主義追求的是民族共和、社會共治與社會共享。社會主義反對皇權專政，反對資產階級專政，也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任何強權壟斷的模式，都是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
2、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不是社會資本主義。
鄧小平開啟的中國改革開放是針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改革。我相信，鄧小平的是希望用社會資本主義模式代替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問題在于，強大的國家壟斷實現分權，需要一個縝密的邏輯過程。在中國，“社會”是一個無組織依托的形而上的概念。而家族則是現實存在的最堅實的組織。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釋放其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時候，最現實的可能性就是倒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也可以稱之為財閥資本主義。這大體上就是蔣介石在民國試驗過的家族壟斷資本主義。這也是南半球廣譜性的資本主義模式。毫無疑問，這是后封建社會轉型過程中普遍的發展模式。今天的中國土豪，與俾斯麥之前的容克地主幾戶別無二致。
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后，順利完成了向社會資本主義的轉型。他們大多數國家(日本除外)由財閥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到了社會資本主義。這些國家在民族國家內部，初步實現了民族共和、社會共治與社會共享。雖然，資本仍然具有最終的決定權，但是，資本的分布已經漸趨大眾化(相對公有)，資本的收益實現了相當程度的共享，資本決定具有了多數人決定的特征。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最顯著的特征在于：出現了一個強大過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中產階級。我們不能忽略這個重要問題，社會構成決定社會主義實踐。中產階級是社會主義存在的基礎。毛澤東當年說，工人階級要領導一切，大體上就是這個意思。
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問題在于兩極分化。這是一條家族壟斷資本主義的老路。中國沒有將無產階級的主要部分轉化成為中產階級。中國正在經歷一個非常危險的歷史蛻變過程。
3、社會資本主義不是完美的社會主義。
當代西方國家的社會資本主義是一個相對較為合理的方式。這種模式在追求資本收益的同時，開始顧及到了本國國民的基本人權。初步實現了民族國家內部的公平正義。正是因為如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獲得了比較制度優勢，資本主義制度用新的方式得以延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贏得了比較幸福的生活。
但是，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意義只存在于民族國家內部。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的國際形態仍然是壟斷性的，具有完整的帝國主義特征。當代帝國主義的表達方式發生了歷史性的改變。當代帝國主義不再以軍事殖民為主要手段。不在追求土地、勞動力、自然資源的直接占領。當代帝國主義是以金融殖民為主要手段，輔之以文化和軍事壓迫。不過，就殖民效果而言，與過去的軍事殖民相比，毫不遜色。
同時，由于當代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是以金融資本方式表達的。這就極其容易受到金融寡頭的操縱。形成社會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和重新分配。從而形成社會發展的相對停滯，甚至引發社會動蕩。美國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就是這種現象的充分寫照。在冷戰之后，西方的社會資本主義出現歷史性的倒退，金融壟斷資本再一起崛起并失控，制造了迄今仍為完結的金融危機。危機刺痛了西方的思想家，他們再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意義。西方的左翼運動重新興起，左翼政治家紛紛等上歷史舞臺。奧巴馬也是這個歷史進程的產物，奧巴馬新政意在重建更為合理的社會資本主義。
無論如何，社會資本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它對于人性的尊重有時間的局限性和空間的局限性。它對于天理的尊重更是存在歷史的局限性。人類面臨社會壓力的同時，更主要的是開始面對自然的壓力。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尚未找到根本解決之道。人類的希望在真正的社會主義身上。真正的社會主義可以更接近自然主義。人類解決根本問題的出路，仍然需要更完美的社會主義制度。
4，中國社會主義的曲折之路。
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在于，沒有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成功之后再升華。簡而言之，毛澤東沒有想到如何消滅無產階級。他們沒有超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本身。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不是中華民族的終極目標。毛澤東沒有意識到無產階級需要整體轉型。毛澤東沒有思考如何建立強大的中產階級。毛澤東甚至沒有認真思考“資產階級法權”使用的效率問題。毛澤東一直處于巨大歷史慣性之中，他考慮的是如何捍衛人民得來不易的勝利果實。他想到的方法仍然是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不懈的努力。然而，歷史是無情的，成功的斗爭遠遠不等于斗爭的成功。
鄧小平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們，最大的失誤依然在于，沒有安排無產階級的集體轉型。他們沒有遏制資產階級再生和過度發展。他們似乎忘了，經濟發展，也不是中華民族的唯一目標。鄧小平沒有來得及為無產階級預留出路。鄧小平“共同富裕”的遺言未能催生中國的中產階級。鄧小平有效的提高了“資產階級法權”的使用效率，卻沒有解決“資產階級法權”繼承的合法性和分配的公平性。鄧小平希望，先富而后公，先富而后強。然而，寄托于人性的改革是靠不住的。中國正在迅速滑向家族壟斷資本主義。中國社會正在迅速分化。中國正在醞釀嚴重的社會危機。
鄧小平之后的中國政治家們，缺乏進行哲學批判和歷史反思的能力，中國整體上在喪失深刻思辨的基本能力，中國只是在制度上漂流。
顯而易見，我們這一代有著沉重的歷史使命。
中國一定會出現變革。當這種變革是出于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是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執政者的自覺，那就意味著另一次革命。筆者倍感憂慮。因為，下一次革命極有可能不再是單純的無產階級革命。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不再具有產業工人的組織特性，他們充滿了游民或流民的特色。他們極有可能成為另一場顏色革命的工具。那將不過是一場資產階級之間的利益紛爭。2014年，又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我們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了。
四，新社會主義論。
社會主義(socialism)是一個美妙的詞匯。
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廣義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是共和、共治、共享的集合。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前提，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社會財富的相對公有;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前提，是必須將立法權交于完全獨立于政府的社會組織;實現社會主義的文化前提，是人民要學會尊重為人民利益奮斗的社會主義者。
就學術意義而言，社會主義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學概念，更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從哲學的角度觀察，社會主義不僅僅需要定性分析，社會主義更需要系統的定量分析。從歷史的角度觀察，社會主義是一個進化的過程，社會主義不是一次變革的結果。從現實的角度觀察，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相同的，社會主義的形式是多樣的。就哲學意義而言，社會占有資產，并不一定表達為國家占有或集體占有。就經濟學意義而言，社會占有資產，是一種資產分布的、動態的社會狀態，是多數人擁有多數資產的一種相對狀態。簡單地說，公有的前提恰恰是獲得法律保障的私有，人人皆私有的集合才是真正意義的公有，這才是區別于共產的社會主義的本來意義。當社會多數人擁有多數資產的時候，建基于資產權力的法權也必然將為多數人擁有。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社會主義是一個集合的概念，而絕不是一個一統的概念。國家壟斷資產，往往并不能成就社會主義，向左的國家壟斷資產容易形成蘇聯式的模式，向右的國家壟斷資產容易形成納粹式的模式。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基本的結論，壟斷無法產生真正的社會主義，壟斷必然形成某種專政的法權模式。新社會主義論的最顯著特點在于重新解釋社會。新社會主義的社會是聯合的、集成的、同一的社會。
從來沒有抽象存在的社會。社會是具體的。社會只能是特定時間和特定空間的社會。抽象的社會主義理念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空間的約束下，只能成為理想或空想。于是，抽象的社會主義被異化為某種特殊模式。例如，蘇聯模式。筆者認為，蘇聯模式，根本不是社會主義模式。蘇聯模式是帶有社會主義特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那是國家持有資本和管理資本的特殊模式。蘇聯沒有找到社會公有制的合理模式，蘇聯沒有真正完成無產階級的轉型，也沒有真正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蘇聯解體是必然的。當然，這和蘇聯有多少男兒沒有必然聯系。在社會主義的發展歷史上，曾經有許多卓有智慧的人們，他們發現了資產階級法權的客觀存在。他們很早就意識到，就如同資產階級無法離開無產階級而獨立存在一樣，無產階級也不可能脫離資產階級而獨立存在。這是一個并不復雜的哲學問題。托洛斯基②在十月革命后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中國也有人發現了這個問題，早期一些的是劉少奇，晚一些的是林彪。因此，國際的修正主義者們提出了“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同樣，中國的修正主義者們也曾經考慮保留“資本主義的尾巴”。遺憾的是，修正主義者們沒有完成自己的哲學論證。當然，他們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進行系統的實踐。遺憾的是，今天的中國恐怕仍然無法進行正常的討論。
筆者反而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一些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實踐。這些珍貴的實踐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筆者對于聯邦德國的實踐尤為欣賞。筆者對于以艾哈德③為首的社會主義者在聯邦德國的實踐十分欣賞。德國人將社會主義理想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上輕輕地挪移，他們在再分配方面進行艱苦卓絕的努力，他們用另一種方式實現了資產的重新分配，在資產大體實現正態分布的基礎上，基本實現了集體主義和共享主義。戰后聯邦德國政府遏制了資本擁有者對于政治和經濟的壟斷，強化了公共財政建設，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制實現有產者對于無產者的財政轉移支付。他們最大的成功在于，他們用極短的時間實現了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的轉型。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④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戰敗的德國人在哲學上獲得了嶄新的高度。佛萊堡學派⑤找到了德國發展的最佳路徑。德國不僅走出了內部的對立，而且走出了外部的對立，他們實現了絕高難度的統一。德國人完成了德國的統一。德國人進行了歐洲的統一。這是由同一而延伸出來的統一。這是由中庸而一統。“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德國人進行了一次完美的詮釋。
不能發現和承認事物客觀存在的歷史必然性是哲學的無知。不能處理事物客觀存在的歷史必然性是哲學的幼稚。數百年來關于階級和主義的爭論是人類文明進步必要的歷史過程。同時，這依舊是人類蒙昧的表現。文明和進步正是對于這個歷史過程的超越。沉陷于這個歷史過程，不能繼續前行，只能被歷史拋棄。中國關于左和右的爭論，仍然在不斷地重復著這種歷史的無知和幼稚。
筆者認為，對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經驗教訓的總結，將有益于重建我們的思想高度。他們偉大的歷史實踐，為我們驗證出了一條比較合理的道路。
馬克思關注于法權獲得的合法性;毛澤東關注于法權分配的合理性;鄧小平關注于法權使用的效益性。他們的認識都具有歷史的合理性，他們也獲得了他們所處時代的成功。但是，他們都沒有完成合法性、合理性、效益性的綜合平衡。而實現三性的綜合平衡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真正內涵。
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好東西。不過，筆者所言的社會主義是新社會主義。它是包容了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這是一種具體的社會主義。它不再抽象，不再是理想和空談。筆者愿意稱之為社會共享主義。人類是一種靈長類動物。但是，人類畢竟是一種動物。人類不是神。既然人類現階段仍然無法超越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那就沒有必要堅守生產資料絕對公有(共產主義)和大政府高度壟斷的計劃分配(計劃經濟)。我們應強調在產權私有和市場交易條件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共治(也是自治)和社會共享。這才是符合天道和人道的主義。實現社會共享，必須同時解決這三個問題：法權獲得的合法性;法權分配的合理性;法權使用的效益性。這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關于新社會主義，早就存在各種不同的解說。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先生⑥就是新社會主義的積極倡導者。加爾布雷思先生是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新制度學派的領軍人物。他的權力轉移論、生產者主權論、二元體系論和新社會主義論，被認為是加爾布雷思新制度學派理論的核心。其中，他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化趨勢的探討，以及對兩種理念的互動和互補的精辟分析，對于美國新制度學派產生了深遠影響。當然，中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也是對新社會主義論的積極探討。
筆者相信，中國需要新社會主義(new socialism)。筆者堅信，中國能夠建立新社會主義。
五、新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
就本質而言，新社會主義是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超越。進一步說，是對任何專政的超越。再進一步說，這是對階級的超越。這是全體國民共和、共治、共享的制度范式。
筆者知道，對于缺乏哲學訓練的社會主義者而言，社會主義原則會必然演變成僵死的教條。筆者甚至認為，有時候悲憫的資產階級學者反而更能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神髓。一百年前的美國總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⑦(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就是一個深得馬克思主義神髓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正是這個不被承認的馬克思主義者較好地實踐了馬克思主義。或者說，威爾遜總統用馬克思主義成全了二十世紀的美國。
筆者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是極其深刻的。他知道，資產階級的產權必然產生資產階級的法權。要剝奪資產階級的法權，就必須首先剝奪資產階級的產權。于是，馬克思主張公有制。可惜的是，巴黎公社的有限實踐無法證明，到底人民應該用何種方式實現社會公有。在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帝國時代，列寧和斯大林選擇了國家資本主義，毛澤東也選擇了國家資本主義。但是，威爾遜先生卻走了另外一條路。威爾遜先生借重民粹主義運動在美國的高歌猛進(其實就是社會主義浪潮在北美的興起)，迅速進行了一系列決定美國未來的重要立法。資產階級壟斷的財產權被巧妙地分割和削弱了，美國中產階級開始成為多數財產的擁有者，資產階級的法權開始發生歷史性轉移，美國較好地實現了共和、共治和共享。美國的成功，鼓勵了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用同樣的方法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他們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他們用馬克思主義粉碎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衰亡的預言。至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有關于資產持有和資本利得的嚴謹稅賦安排。在西方，少數人壟斷多數產權是不可能的;所以，少數人壟斷法權也就非常困難了。歷史有時候很諷刺，一些西方國家大體上消滅了無產階級，馬克思關于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會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的預言真的實現了。
中國的思想家們，可以從過去兩百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中獲得啟發嗎?
就政治而言，執政黨必須完成對于階級的超越。中國是共和國。共和理念不容動搖。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中國政府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主要是無產階級)的利益的人民政府。這是中國人民(主要是無產階級)賦予中國共產黨執政權(亦即法權)的法理依據。執政黨要尊重歷史，更要勇敢地創造未來。中國共產黨忽略了哲學上的辯證，執政黨的階級代表性是不能變質的(那意味著背叛);但是，她代表的階級是可以變質的，無產階級可以變成有產階級(中產階級)。唯其如此，中國共產黨才永遠是原本階級的先鋒隊，才有資格成為代表大多數人民的執政黨。新社會主義的根本標志就是出現占中國人口超過一半的中產階級。并由中產階級實現對政治經濟的主導(毛澤東關于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主張就是這個意思)。真正實現高水平的共和、共治與共享。就此而言，政治制度的創新方向和創新模式是不言而喻的。
就經濟而言，共和、共治、共享的標志就是中產階級代替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要構成。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應該清楚，必須立即采取制度性措施，遏制惡性的資產吞并，遏制收入差距的急劇擴大。經濟上的啞鈴型兩極分化，正在制造完全對立的兩個階級。新社會主義要求政府強化公共財政管理，必須建立遺產稅、贈予稅和房產稅等針對資產持有的課稅，必須建立針對資本利得的嚴謹課稅，必須讓全民的多數享有多數的產權，必須讓全民的多數享有主要的法權。執政者必須進行無差別社會保障，強制實現有產者對于無產者必要的財政轉移支付，必須讓所有國民擁有必須的生活資料和一部分生產資料。執政黨不應過分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市場的社會意義是有限的，那意味著資本決定論，這是最糟糕的國策。執政黨必須有實現共和、共治、共享的勇氣，必須扎扎實實地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一些國家為什么失敗?那不是市場的失敗!那是制度的失敗!是執政者的失敗!好的市場，恰恰是源于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市場不是制度的孵化器，市場不能創造良好的社會制度。我們不能將“資產階級法權”拱手交于資本，特別是拱手交于國際金融資本，那無疑是一種對民族、國家、人民和歷史的背叛!
就文化而言，中國應當提倡樸素的社會主義文化。占有并不光榮，奉獻才值得尊重。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越演越烈的資本至上的文化并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唯物質享樂主義扭曲了全體國民的價值觀。中華民族整體性道德墮落情況已經極其嚴重。社會高端人士的物欲和獸性近乎失控。國民在物質生活無法得到充分滿足的情況下，精神生活又極度蒼白、空洞、頹廢。新社會主義要求執政者，必須保有對于社會道德和社會倫理的基本堅持。在政教無法分離的特殊時期，執政者必須是道德倫理的楷模，執政者不是占有者，執政者是奉獻者。中國領導人必須高揚社會主義理想，必須用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社會倫理和法理，必須用社會主義審美代替資本主義審美。那些為全社會默默工作的人們，應當受到執政黨和全社會的尊重;那些非法占有產權和法權的人，必須遭到執政黨和全社會的鄙視和唾棄。我們的文化態度，決定了我們的政治和經濟趨向，決定了國家民族未來的走向。
筆者將新社會主義的內涵概括如下：在共和國體制內，通過立法的形式，承認和保證國民行使政治權力，承認和保護國民私人財產的合法性，承認和保障國民勞動收益的最低水平。政府將通過強制性手段，遏止過度資產持有和過度資本利得，并不間斷地維護多數人擁有多數資產的相對公有狀態。政府通過強大的國家機器，保障國家間公平交易的進行，避免國民財富大規模向境外轉移。政府通過強制性手段，遏止破壞環境的經濟行為，絕對不以環境資源為發展手段。政府應建立和維護公平交易的市場。政府應建立和維護適當規模的財政系統。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批準后，通過公共財政對于低收入國民進行合理的轉移支付，確保每一個國民擁有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平等機會。政府在獲得立法機構授權后，對國民經濟進行適度的計劃調節，以保障國民經濟的均衡與效率。政府在立法機構指導下，管理和使用國民共有的財產。政府在立法機構的監督下，實現政府制度成本的最優化安排。
新社會主義的外延，意味著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中國同一、中庸、均衡的新社會主義理念，將有助于重建新的世界秩序。中國應該超越弱者反抗和趕超的哲學。中國應該超越工業革命形成的唯物主義審美邏輯。中國不需要用輝煌的GDP來證明什么。中國的復興和崛起，絕對不是單純的物質上的富有。可以化育共生才是真正的王者。真正的王者自然會獲得敬佩與尊重。中國應該為人類做出更加偉大的貢獻。
六、中國變革的大趨勢。
中國蓄積了來自內部和外部進行變革的強大動力。
中國持續了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已經無法繼續。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問題再一次趨近于歷史的極限。中國的制度成本已經逼近社會承受的極限。中國的自然環境已經被破壞到生存的極限。中國的社會系統和中國的自然系統都存在崩潰的可能性。
席卷世界的金融風暴，清晰昭示了金融資本主義的深刻危機。這是涉及到宗教、文化、政治、經濟的全面性的危機。冷戰的紅利已經耗盡。資本主義三十年的黃金歲月已經結束。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殖民模式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激烈反抗。
中國三十年來所依賴的內部發展模式和外部發展條件都在發生顯著變化。中國必須迅速做出調適。中國要重新建立內部的平衡和外部的平衡。
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變革，是深刻的、系統的、漸進的。
筆者認為：
首先，中國改革的首要工作在于道統。
道統無外乎天理人性。天理人性需要周延。可周延者，即是信仰。中國人需要信仰。信仰需要形式。形式就是準宗教的理想主義。我們確實需要完善毛澤東思想，我們需要高揚社會主義理想。理想主義對世俗的解釋，轉化為人間倫理，就成為法理依據。理想主義的代言人，成為天理人性的終極解釋者，也就自然成為合理合法的執政者。關于天理人性的解釋，成為執政者言行的法外規范。當然，也就成為世俗大眾的法外規范。中國需要高于權力和金錢的力量。這就是道統的力量。道統的力量，是文明的力量。道統的廢棄，必然導致社會墮落。毛澤東熟讀歷史，清楚道統的分量，他用共產主義理想作為新中國的道統。在毛澤東之后，我們失去了道統的支撐，我們用世俗的利益代替道統。如今，我們發現利益驅動無法規范社會倫理，我們發現GDP邏輯根本無法作為法理依據，我們開始陷入倫理和法理的全面混亂和潰敗。我們必須汲取歷史的教訓，任何技術性的“理論”只能是道統的解說，而不能代替道統成為教條，更不能成為道統本身。社會主義首先是一種崇高的理想，社會主義必須成為具有宗教情懷的道統。沒有社會主義的道統，就談不上任何社會主義實踐。放棄那些技術性的說教，高揚起社會主義旗幟，去贏得新的勝利。
其次，中國改革真正的難點在于法統。
法統不能確立。在于法力有邊。除了神明，世間應該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世間有高于法律者，有法等于無法。法統的第一要務，在于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權力的憲法尊嚴。中國需要盡早建立高于一切世俗權力的憲法法院。法統的第二要務，在于司法的相對獨立和垂直管理。法統決不能融入體統，融入體統法統必亡。法統的第三要務，在于建立執法者的崇高威望。法統的有效性，來源于立法的獨立性。這不是獨立于人民，而是獨立于行政。在法統建立的歷史過程中，中國曾經產生過法家學術體系。歷史地看，中國一向是建立和完善制度的高手。毛澤東最大的缺憾，就是未能構建可以繼承輪替的法統。有毛澤東在，毛澤東就是法統，他一個人就代表了人民的立法原則和立法過程。但是，當毛澤東不在了，誰可以代表人民實施立法呢?一眾退休的高官嗎?一批賄選的土豪嗎?改開以來，法律形式在不斷進化，法統卻在迅速地死亡!事實上，如果我們可以學會仁慈，將立法權交還給獨立的人民立法機構，中國就一定有機會實現較高程度的社會共治，中國就一定能建立全球最公正、最人性、最效率的法統。人民無立法權，何談社會共治?就此延伸，法統不能確立，改革就是體統的化妝游戲，貌似美麗動人而毫無實際意義。
最后，中國未來改革的主體在于體統。
政治有其固有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和國。共和國不承認任何血統的特殊性。共和國不能容忍準血統的政治權力傳承。即便是通過權力資本化的繼承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共和國政體是公器。政體不屬于任何個人和團體。任何通過暴力和金錢占有公器者皆為人民公敵。在一個依據血統而建立的法統模式下，體統必然蛻化墮落走向死亡。毛澤東解決體統問題的方法是低成本且高效的，毛澤東高度重視基層社會組織的高度自治，他使用的就是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方法。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創造了一種良好的社會共治模式，那曾經是最經濟的社會治理模式。但是，毛澤東的方法是有前提的，人民的參與必須是有效的。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中國無法永遠有一個心明若水的毛澤東。就是說，當法統失去作用，體統的廢弛是不可避免的。社會共治也可以轉變成為高壓管制，維穩的成本會高到社會無法承受。那是所謂“行政體制改革”所不能解決的。當然，更是“市場決定論”所不能解決的。三十余年了，我們就是不能建立一個專業的公務員隊伍，我們非要搞一個門閥習氣深重的血統官僚體系。中國當下體統之沒落，幾乎是處于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狀態。連萬惡的舊社會，都能公車舉孝廉，都能科舉取士，裙帶若此，情何以堪!社會主義的共治共享，要靠體統來予以協同和調適。一個官商勾結的血統政體，如何能踐行社會主義理想?中國最需要改革的當然是體統，但是，體統永遠也無法自己改革體統。中國改革的主體是法統，法統不立改革必然走向反面。
三統之論，了無新意。三統不立，綱不舉，目不張。古今中外的政治，其實莫不如此。筆者借用三統論政，不過是為了條縷清晰而已。西方現代政治學，浩繁如煙海，要旨相同。事實上，新社會主義論已經不僅僅是社會主義者的一種認識，新社會主義論正在開始成為全球思想界的某種共識。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達榮·阿斯莫格(Daron Acemoglu)與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 合著的書《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為什么國家會失敗》⑧于2012年3月出版，此書被知識界公認為一本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研究宏觀社會發展的重要著作。此書可以說是制度學派的一個里程碑，此書提出了制度決定論的新的理論框架。他們認為，成功的制度是廣納型的制度，失敗的制度是榨取型的制度。其中，對于廣納的基本定義，包含了共和、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則，包含了對社會財富相對公有的基本認同，實際上是對新社會主義論的理論概括和系統論證。這本被稱為《國敗論》的巨著，昭示出人類對新社會主義的某種共識。相信，中國也必將順應偉大的新社會主義歷史潮流。
最后，筆者借用佛祖的話來結束全文。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注：
① 《中庸》是儒家經典的《四書》之一。原是《禮記》第三十一篇，傳為孔子嫡孫子思所著。宋朝的儒學家對中庸非常推崇而將其從《禮記》中抽出獨立成書，朱熹則將其與《論語》、《孟子》、《大學》合編為《四書》。“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釋即是之意，而執中又當求“中和”。其主旨在于修養人性。其中關聯及學習的方式(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做人的規范如“五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達德”(智、仁、勇)等。中庸所追求的修養的最高境界是“至誠”。中庸強調“誠”的重要，誠即是《大學》中所述說的“誠意”。“誠”被說成是人先天的本性，而所謂“不誠無物”，至誠的人才能充分的發揮本性與感化人群，進而成為人們的最高典范。
②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或譯托洛茨基)，1879年11月7日出生于烏克蘭沙俄赫爾松省亞諾夫卡村一個猶太富裕農民家庭。蘇聯共產黨、第四國際領袖，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政治理論家、作家。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紅軍最高統帥(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斯基主義代表。因反對斯大林獨裁1927年被開除蘇共，隨后流放驅逐他國。1940年在墨西哥被蘇聯特務暗殺。
③ 路德維希·威廉·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1897年2月4日-1977年5月5日)，德國政治家、經濟學家、“社會市場經濟之父”。他從1949年到1963年任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經濟和勞動部長，從1963年到1966年任聯邦總理。
④ 聯邦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是“根據市場經濟規律進行的并以社會因素為補充和社會保障為特征的經濟制度”,亦即“市場的自由原則和社會均衡原則相結合”的經濟制度。這種經濟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之上,認為市場經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而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又是以社會安定為保證的。強調通過二次分配實現全社會的共享。
⑤ “二戰”之后，世界經濟有兩個“奇跡”，就是日本和聯邦德國在廢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為經濟強國。這是耐人尋味的。這主要歸功于：德國經濟快速復蘇的內在原因——社會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供應者——弗萊堡學派。弗萊堡學派又名聯邦德國新自由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聯邦德國弗萊堡大學為中心形成的主張“社會市場經濟”的經濟學流派。是在20-30年代以后逐漸形成的一個重要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弗萊堡學派在歐根提出的“理想類型概念”基礎上，創立了社會市場經濟理論，認為社會市場經濟要以實現“全民福利”為基目標;強調社會市場經濟秩序要以利伯維爾場機制的調節為主;反對在社會市場經濟中有任何壟斷形式存在，提出自由原則和國家有限干預原則。弗萊堡學派試圖超越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之外的“第三條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調和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的政策主張：頒布“防止限制競爭法”，實行“勞資共同決策”制，穩定物價水平，保持財政預算平衡，工人非無產階級化，推行社會保障制度等。此學派反對傳統的自由放任主義，反對實行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主張國家采取措施，實行自由競爭和價格自動恢復均衡的機制，政府的職能限于為企業創造自由競爭的環境。認為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是保障生產效率、自由和人類文明生活的理想體制。因其反對國家干預或過多干預經濟，一般被視為西方經濟學中的“右派”。代表人物主要有：瓦爾特·歐根、弗蘭茨·伯姆、漢斯·格羅斯曼、盧茨、艾哈德、羅布凱等。
⑥ 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Galbraith，John Kenneth，1908—2006.4.29) 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新制度學派領軍人物。權力轉移輪、生產者主權論、二元體系論和新社會主義論，被認為是加爾布雷思新制度學派理論的核心。加爾布雷思的新社會主義論其實質就是，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最終會走向趨同，只要進行社會改革就能夠實現“新社會主義”。在加爾布雷思看來，這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趨同是現代經濟和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計劃終究要取代市場。其具體表現就是管理需求、控制物價;技術階層終將取代資本家掌管計劃體系的權力;國家必將行使調節總需求、物價和工資的職能，并且致力于興辦教育和發展科技。加爾布雷思認為，通過限制資本主義社會計劃體系的權力，提高市場體系的地位，就能夠在這兩個部門實現權力和收入均等化，從而實現“新社會主義”。加爾布雷思的新社會主義論看到了現代化大生產的某些一般發展趨勢，如計劃體系和市場體系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不過，他為解決這對矛盾所開的處方(如國家負責調節總需求、物價和工資等)也許只能起到緩解矛盾的作用，卻達不到根治的目的。
⑦ 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國第28任總統。作為進步主義時代的一個領袖級知識分子，他曾先后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紐澤西州州長等職。1912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由于前總統狄奧多·羅斯福和時任總統威廉·塔虎脫的競爭分散了共和黨選票，他最終以四成普選票及四十州的選舉人票，以民主黨人身份當選總統，成為1893年至1933年為間唯一一位民主黨總統。迄今為止，他是唯一擁有哲學博士(Ph.D.)頭銜的美國總統(法律博士銜除外)，也是唯一一名任總統以前曾在紐澤西州擔任公職的美國總統。在第一個任期中，威爾遜支持民主黨控制的議會通過聯邦儲備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克萊頓反托拉斯法案(Clayton Antitrust Act)，聯邦農田貸款法案(Federal Farm Loan Act)，還通過新的收入法在聯邦一級開征收入稅，以及建立聯邦貿易委員會。1916年美國總統選舉勉強勝出后，威爾遜第二個任期的中心議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盡管他在競選時打出了「他讓我們遠離了戰爭」(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的口號，美國的中立政策卻未能持久。德國經外交秘書阿瑟·齊默爾曼發送給墨西哥、保證其若兩國結盟德國將幫助墨重新獲得被美國占領之北方數州的電報，以及發動無限制潛艇戰促使威爾遜多次對德國給予警告，并最終于1917年4月要求國會宣戰。不過威爾遜主要是關注參戰的外交和財政面，而把作戰任務交給了軍事部門。在大后方，他于1917年發動美國歷史上首次實際有效的征兵，通過建立自由公債(Liberty Bonds)籌集了數十億戰爭資金，設立戰爭工業委員會(War Industries Board)，促進工會運動，通過史密斯-萊佛法案(Smith-Lever Act)監督農業和食品生產，控制鐵路運輸，通過首個聯邦級致幻藥物取締法案，并鎮壓反戰運動。此外，在他的任期內婦女普遍實現了選舉權。在戰爭的最后階段，威爾遜親自主導了對德交涉和協定停火。他發表了十四點和平原則，從中闡述了他所認為的能夠避免世界再遭戰火的新世界秩序。1919年赴巴黎籌建國際聯盟以及擬定凡爾賽條約，并尤其關注了自戰敗帝國中建立新國家的問題。后主要由于他對創建國聯的貢獻，于同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在與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圍繞美國加入國聯一事而進行激烈斗爭時，因中風而昏倒。由于拒絕妥協，威爾遜最終未能使加入國聯案在參院通過。不過，盡管沒有美國的加入，國聯還是于1920年成立。威爾遜所秉持的理想國際主義，也被后人稱為「威爾遜主義」，主張美國登上世界舞臺來為民主而戰斗。這成為以后美國外交政策中一個頗有爭議的理念，持久地為理想主義者所效仿，卻為現實主義者所排斥。
⑧ 該書由麻省理工學院的達隆•阿齊莫格魯(Daron Acemoglu)與哈佛大學的詹姆士•羅賓遜(James Robinson)合著。兩位作者在(新)政治經濟學領域耕耘多年，這本書是他們近年來的研究一個小結。這本書及其背后的經濟學研究，是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以來，經濟學家思考政治學問題最重要的嘗試之一。此書被知識界公認為一本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研究宏觀社會發展的重要著作。此書可以說是制度學派的一個里程碑，此書提出了制度決定論的新的理論框架。他們認為，成功的制度是廣納型的制度，失敗的制度是榨取型的制度。其中，對于廣納的基本定義，包含了共和、共治、共享的基本原則，包含了對社會財富相對公有的基本認同，實際上是對新社會主義論的理論概括和系統論證。這本被稱為《國敗論》的巨著，昭示出人類對新社會主義的某種共識。
注：謹以此文紀念親愛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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