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國家是西方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典型形態。二戰后這些國家普遍實行了福利制度，通過推行各種福利政策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發展進行干預，從而實現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有效緩解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矛盾，使資本主義社會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但是，20 世紀 70 年代中后期，這些福利國家普遍陷入困境，經濟停滯、通貨膨脹、高失業等一系列問題接踵而至，這些國家表面繁榮背后隱藏的各種矛盾暴露出來，由此引發了國外眾多馬克思主義學者對福利國家的深刻反思。
一、福利國家出現的背景及福利國家的性質
福利國家是從 19 世紀 80 年代逐漸發展起來的，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產物。當時，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不斷激化，馬克思主義思想廣泛傳播，社會主義思想漸漸被人們所了解，資本主義社會所依賴的思想理論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政策等都發生了顯著變化。在思想理論方面，各種改良主義理論層出不窮; 在社會經濟政策方面，隨著國家壟斷的萌芽，歐洲各國先后制定并實施了一系列社會保障法[1]。
進入 20 世紀后，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階級矛盾日益尖銳。1929—1933 年的經濟危機導致工人大量失業，民眾極度貧困，階級矛盾進一步加劇。為了緩和階級矛盾，1942 年，英國的貝弗里奇提出，應當建立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通過國家干預控制市場經濟所導致的社會不公，應對社會風險，增進公民的普遍福利。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廣泛實施福利制度，它們把實施福利制度作為確保經濟和社會穩定的戰略性措施。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言，福利制度被用來阻止資本主義危機的發生[2]。1948年 7 月，英國首先宣布成為“從搖籃到墳墓”均有保障的“福利國家”，隨后，西歐、北歐、北美洲、大洋洲、亞洲的經濟發達國家陸續宣布實施普遍福利政策。盡管福利國家幾乎遍布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但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這些福利國家的階級性質決定了它們并不能成為工人階級的福利國家。
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者伊恩·高夫指出，資本主義福利國家“體現了增加社會福利，發展個人權利，增加社會對市場盲目性作用的控制趨勢; 同時，它又體現了鎮壓和控制人民，使他們適應資本主義經濟要求的趨勢”[3]( 36)。也就是說，福利國家是在工人階級為維護自身權益而進行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福利國家的出現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努力緩和社會矛盾的結果。
諾爾曼·金斯伯格也頗為深刻地指出: “從資本家的觀點上看，國家福利為積累資本的持續斗爭作出了貢獻，因為它從物質上幫助把勞動和資本有力地結合在一起，并控制工人階級的必然反抗和革命的潛力……社會保障制度是同再生產一個勞動后備軍、家長制家庭和勞動力紀律相聯系的。它作為緩和貧困和提供收入保障的手段而僅僅起一種次要的和偶然的作用。”[4]( 2)
諾爾曼·金斯伯格還詳細論述了資本主義福利國家的階級性質。他指出，福利國家的福利供給并不同工人的實際需要相聯系，而是富有特征地同資本的需要相聯系。許多福利政策源于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的精英，他們意欲管理或調節資本主義，以紀律約束勞動力，而不是想要減輕工人階級的社會苦難。這些福利政策并不源于社會主義或社會民主黨[5]。
哈貝馬斯則從刺激經濟增長、保障社會一體化的角度論述了福利國家的性質。他指出，西方福利國家一方面可以通過影響社會生活和分配條件以實現促進經濟增長、保持價格穩定等目標，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支配社會總產品實施就業政策、社會福利政策以保障社會一體化和保持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力[6]( 71 -72)。尤瑞·翟爾伯士則認為，馬克思是現代福利國家的創始人，馬克思不僅說明了何為“福利國家”，而且還指出了福利國家的階級性質。他指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和《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中提出新的社會秩序的構建原則( 如生產方式的私有制關系的揚棄等) ，就是為了建立平等和包容的社會，這種社會經濟系統可以被稱為“福利國家”。他認為，馬克思建議實行混合的社會經濟體系，這一體系在本質上是工人階級和改良的、生產性的、部分的資產階級的聯盟。這樣的聯盟，通常受到勞工運動的推動，是現代福利國家的基礎[7]。
二、福利國家的分類、模式及特征
自福利國家出現后，福利國家的分類、模式及特征就成為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的主要內容。學者們依據不同標準，對福利國家進行了分類，總結了其模式和特征。
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安東尼·吉登斯認為，西方福利國家具有相同的目標與結構。此外，他還進一步把社會福利制度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的代表國家是英國，它主要強調提供社會福利與醫療保健服務。第二種類型的代表國家是北歐各國，這些國家通過高額征稅為民眾提供包括醫療保健服務在內的眾多國家服務。第三種類型的代表國家是中歐各國，它們在收取社會保險費的基礎上籌集資金，在很多方面提供數額頗多的福利金。第四種類型的代表國家是南歐各國，它們所實行的福利制度與中歐各國較為相似，但是提供福利的范圍較為狹窄，救濟水平也較低[8]( 7)。
之后，英國學者杰索普對福利國家的類型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盡管福利國家的分類方式多種多樣，但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艾斯平 - 安德森的分類方式。杰索普對安德森所界定的四種福利體制作出解釋: 第一類，自由主義類型。此種類型國家福利依賴三個重要支柱，分別是弱化國家的作用( 即使在提供社會福利方面國家也是僅扮演剩余的角色) 、勞動市場參與方面風險個人化而非社會化、以市場解決經濟與社會問題。第二類，保守主義類型。這種類型國家福利包含一個中等程度的去商品化。第三類，社會民主福利型。這種福利體制在北歐經濟體中發展得最為成熟，這種福利體制接受國家為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的延伸角色，并將風險社會化，同時提供高水平的福利補助和再分配措施。第四類，家庭式或南歐式福利體制。這種體制在面對市場偶發狀況時，依賴延展的大家庭進行經濟和社會再生產，在這種大家庭中，主要由男性承擔生計重任[9]( 62)。
在艾斯平 - 安德森分類方式的基礎上，杰索普進一步從福利體制如何與經濟增長模式( 包括其嵌入國際勞動分工的方式)以及更為廣泛的調節模式相契合的角度，將歐洲國家和北美國家的福利模式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自由主義福利體制。這種福利體制與以金融為基礎、依靠市場調節的資本主義體制密切相關，在這種體制中資本的貨幣概念占據主導地位。第二類，社會民主福利體制。這種福利體制與小型開放經濟體相關，這些經濟體有強大的福特主義出口導向部門和以利基市場為導向，擁有高技能、高生產力、高工資的出口部門。第三類，保守主義和合作主義型福利體制。這種福利體制與較大的經濟體( 無論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 相關。這種體制在工業與金融之間、大型工業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進行協調，強調工藝生產、協會組織、傳統階級和新的小資產階級的作用。在這種體制中，資本的生產性概念占據主導地位。第四類，南歐福利模式。這種福利體制與發展中的外圍福特主義經濟體相關，有大型農業部門、傳統社會結構，具有家庭資本主義特征[9]( 68)。
杰索普結合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理論對福利國家的特征進行了歸納。他認為，凱恩斯福利民族國家具有四個特征: 第一，凱恩斯福利民族國家是凱恩斯式的。凱恩斯福利民族國家的發展目標是確保在相對封閉的國民經濟體內實現充分就業，這一目標主要通過需求管理來實現，凱恩斯福利民族國家依賴于規模經濟和對相對剛性的生產方式的充分利用來調節有效需求。第二，凱恩斯福利民族國家以福利為導向。國家試圖在與就業增長水平一致的范圍內調節集體議價，推廣大眾消費的準則，使享受福利者不限于在福特主義板塊中賺取工資的男性，這樣，所有的男性國民及其家屬都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國家以此促進國內有效需求的增長，同時還推動了有利于福特主義增長模式的集體消費形式的發展。第三，凱恩斯福利民族國家是民族的或者說是國家的。國家承擔了引導凱恩斯福利政策的責任。各種和大西洋式福特主義相關的戰后國際政體意在挽救歐洲民族國家，為國內經濟增長創造條件，促進國際合作以確保各經濟體能夠穩定運行，如果可能還要進一步增進這些經濟體的互補性。地方政府和地區政府主要是執行國家制定的政策，并且根據當地條件來調整政策，而不是重新制定不同的政策。第四，凱恩斯福利民族國家主張國家主義。這是因為不同級別的國家制度在福特主義積累體制中是市場力量的主要補充，而且在公民社會的制度中起主導作用。市場的作用與國家的力量相結合，可以保證國家福利目標的實現。當市場不能實現預期的促進經濟增長、平衡區域發展、確保充分就業等目標時，國家就要去彌補市場失靈，并確保發展成果全體公民共享[9]( 59 -61)。
三、福利國家的困境與改革
福利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貧富差距，確保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然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迅猛推進以及在這一過程中新自由主義引發的新矛盾、新問題的集中出現，一系列新的問題擺在了福利國家面前: 社會福利開支數額過大、財政負擔加重、財政赤字增加、食利階層出現……這種狀況顯然與這些國家建立福利制度的初衷相違背。到 20世紀 70 年代中后期，福利國家普遍陷入了財政困難、經濟停滯、通貨膨脹、福利依賴日趨嚴重等福利危機之中，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盡管自由民主國家試圖通過制定各種社會福利政策消除社會不平等，但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10]。
詹姆斯·奧康納較早關注福利國家的財政危機。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危機不僅對資本主義自身的生產能力造成破壞，而且還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產生了嚴重威脅。隨著生產力社會化程度不斷加深，資本主義國家必須不斷增加財政投入以實現擴大再生產，但是，由此產生的社會剩余( 包括利潤) 卻被私人所占有，并沒有實現社會化。這就出現了財政投入的社會化和社會剩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而形成了國家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之間的“結構性缺口”，引發了國家的財政危機。從根本上來看，資本主義國家的財政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矛盾所導致的。此外，國家的合法性又要求增加社會資本投入，提供令人滿意的社會福利，因而國家的財政負擔進一步加重。而它所作出的擺脫或減輕這種財政負擔的努力，則會引發社會風險和政治風險[11]。
哈貝馬斯在《合法化危機》一書中明確指出，由于國家過多地介入經濟生活，承擔起取代市場和補充市場的職能，最終將導致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這種官僚福利體制陷入一種新的合法性危機。由于福利國家干預職能的增強，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經濟危機，它所面臨的主要危機是政治系統的合理性危機和合法性危機。他說，“合法性危機必然建立于動力危機的基礎之上”[12]( 74 -75)。
哈貝馬斯認為，資本主義過多地依賴于資本主義的、傳統的價值體系，但在成功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該體系受到了侵蝕。此外，資產階級現代價值體系，比如占有性的個人主義和成就原則等，在現代也都遭到了侵害。所以，市場化進程的結果不再被認為是公平的，教育體系在培養足夠數量的合格的社會化個人方面的失敗，以及追求工資平等的趨勢，都侵蝕了傳統的職業道德。這些變化都有產生動力危機的危險，而這將最終引發合法性危機[13]( 185)。
奧菲在吸收借鑒哈貝馬斯和奧康納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盡管福利國家對資本主義積累可能具有破壞性，但福利國家提供了住房補貼、公共教育、醫療服務以及廣泛強制性社會保障計劃等，如果突然廢除福利國家，后果將是毀滅性的。商品化是使資本主義國家積累得以維持的基本保障，因而資本主義國家不斷進行著“行政性再商品化”。它們通過教育、培訓等手段增強勞動力的可銷售能力，通過資本和產品市場等的跨國聯合增強資本和商品的可銷售能力，通過提升那些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商品關系中求得生存的經濟領域的現代化程度，使其成為適于銷售的商品。但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國家的“福利國家”戰略又是以勞動力的“去商品化”為基礎的，因此資本主義福利國家陷入“行政性再商品化”和“去商品化”的矛盾之中。此外，資本主義福利國家還面臨著“危機管理的危機”( 即政治危機) ，國家在決策和執行過程中無論是采用官僚的模式、技術專家的模式還是參與式的模式，都會對資本積累產生消極影響。官僚主義的決策模式比較死板，不能起到推動計劃實施或包容外部社會利益來幫助執行計劃的作用。技術專家的決策模式與具有合法性的民主標準相抵觸，而且在社會偏好的測量過程中產生了無法解決的問題。參與式的模式則可能導致在選舉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政黨奪取重要國家機關的控制權[12]( 183)。
奧菲進一步指出，判定福利國家的調節( 或者稱為管理) 能力，就應當把“危機管理的危機”作為常量，換句話說，也就是要“系統地預測和分析國家在維持穩定的活動中所存在的不足和局限”[14]( 45)。奧菲將資本主義社會劃分為三個系統，分別是經濟系統、政治—行政系統、規范( 合法性) 系統。政治—行政系統一方面要采取調節措施來解決經濟系統內部的功能失調問題，另一方面又要與規范系統相聯系，以福利國家的形式提供服務以滿足社會上的各種需要。政治—行政系統主要依靠財政資源、行政理性和大眾忠誠來調節經濟，保持社會的穩定發展。但政治—行政系統并不能有效預防經濟危機或是消除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嚴重后果。這源自“國家政策上的自我矛盾需要: 盡管國家政策必須承擔因私人生產所導致的功能失調這一社會后果，但它又不能侵害私人生產的首要地位”[14]( 68)。如果想要國家政策充分有效，便不得不依賴于這樣一些手段，即“要么違反處于支配地位的資本關系，要么破壞政府管理自身的功能性要求——合法性和行政能力”[15]( 175-177)。
杰索普則主要從六個方面論述了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面臨的危機: 第一，主權國家自身的集中性對其宣稱的“大政府”提出質疑，“大政府”的存在有可能導致合法性危機。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逐漸增加的沖突以及美國霸權主導下的國際政權危機則增加了上述危機爆發的可能性。第二，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民族國家不能滿足大西洋福特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福利民族國家所提出的經濟和社會預期。而且，它也不能有效支持積累策略、國家項目或是領導權愿景。民族國家很難實現諸如充分就業、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實現收支平衡等經濟目標。第三，民族國家的區域經濟( 或者被稱為地方經濟) 自身面臨很多具體的問題，這些問題不能通過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或是統一強加的微觀經濟政策加以解決。這就產生了實施區域政策的需求。第四，在社會再生產領域鼓勵那些為了達到經濟目的想要移居入境的人，與此同時，福利民族國家內部對國家公民權的邊界問題以及與公民權相聯系的福利權利問題的關注度不斷提升，各種矛盾日趨尖銳。第五，福利民族國家存在著執政黨、工聯主義、資本主義聯合的政治代表形式的危機，主要表現為日益增加的選舉波動性以及對主要政黨不滿等。第六，霸權斗爭的“國家流行”維度開始轉換。總的來講，它是朝著一個充滿國家主義、民粹主義和獨裁主義的方向轉換，朝著較少國家干預的新自由主義所要求的更加開放的方向轉換。凱恩斯福利主義正在喪失領導權[16]( 38 -39)。
安東尼·吉登斯則指出了福利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面臨的巨大壓力。他說，在出現全球化趨勢( 特別是信息技術飛速發展)之前，“西方社會是一個個政治化的階級體系”。其中，福利國家基本上是勞資雙方“階級力量的一種平衡”。之后，由于全球化不斷推進，“資本的流動性使勞動被遠遠拋在后面，使這一平衡失衡了”。一旦平衡狀態被打破，“政治上的組合就越來越多地偏離階級間的劃分”，福利國家將承受巨大的壓力[17]( 52)。
福利國家也意識到了福利制度的弊端。20 世紀 80 年代初，源自英國的大規模削減社會福利的行動，逐步蔓延到整個歐洲大陸。盡管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活躍了市場、激發了經濟活力，但貧富差距擴大、失業人數增加、福利依賴嚴重等問題卻一時無法解決。就在此時，吉登斯針對福利國家出現的這些危機，提出了一種新的福利國家理論，這種理論既反對完全取消福利國家，也反對堅持傳統的福利國家模式。他的主張主要涉及三個方面: 第一，確立“無責任即無權利”原則，以積極福利取代消極福利。他指出，“作為一項倫理原則，‘無責任即無權利’必須不僅僅適用于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適用于每一個人”[8]( 68)。他說，那些從社會產品中受益的人“應當反過來回報更廣泛的社會群體。作為公民權利( citizenship) 的一個方面，‘無責任即無權利’的原則必須對政治家和公民、富人和窮人、企業機構和個人同等適用”[18]。這就意味著，只有使個人享有的福利與其承擔的義務相匹配，才有助于社會財富的創造，才能使福利政策得到有效保障。第二，以社會投資型國家取代福利國家。社會投資型國家強調進行人力投資而非直接提供經濟資助，注重利用風險資源建立積極福利，注重投資主體多元化。第三，以福利社會取代福利國家。福利開支不應當由政府獨自承擔，而應當由政府與其他機構( 包括企業) 共同承擔。
四、簡評
眾多國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對福利國家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和批判，這對于考察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變化，尤其是預測經歷了歐債危機之后福利國家的發展趨勢，以及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都具有積極的意義。這些學者普遍認為，福利國家的出現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努力緩和社會矛盾的結果。學者們揭示了福利國家的資產階級性質，他們對福利國家進行了分類，概括了其模式及特征，豐富了關于福利國家的理論，進一步擴大了馬克思主義者關于福利國家的研究視野，為馬克思主義福利國家研究理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不僅如此，這些學者對福利國家進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揭示了資本主義表面繁榮背后隱藏的各種弊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加深了人們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各種危機的認識。這些有益的探索和有價值的論斷，在一定程度上為福利國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為其走出危機提供了參考。
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這些學者對福利國家的探討還存在一些不足。其一，一些看法相對片面，作出的論斷不夠科學。比如，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福利國家干預經濟社會的能力也相應增強，這就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危機，相對于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經濟危機的威脅不那么明顯，由此哈貝馬斯就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福利國家面臨的主要不是經濟危機，而是政治系統的合理性與合法化危機，這一論斷顯然不夠科學。其二，這些學者對福利國家的研究，主要是以一些歐美國家為對象展開的，他們對東亞國家的福利模式和福利制度的研究相對不足。其三，眾多學者指出，福利國家面臨著諸如通貨膨脹、老齡化、高失業等一系列具體問題，但對于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卻很少有人能夠給出建設性的意見。
參考文獻:
[1]王福林，李海祥. 福利國家剖析[J]. 湘潭大學學報，1991( 3) .
[2][美]阿里夫·德里克. 馬克思主義在當代面臨的挑戰: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全球化[J]. 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 11) .
[3][英]尼古拉斯·巴爾. 福利國家經濟學[M]. 北京: 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3.
[4]Norman Ginsburg. Class，Capital and Social Policy[M].London: Macmilan，1979.
[5]楊玉生. 福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批判[J]. 海派經濟學，2003( 3) .
[6][德]烏·貝克. 全球化與政治[M].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7]尤瑞·翟爾伯士得，夏昌奇. 馬克思革命理論中的福利國家[J]. 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年刊) ，2002.
[8][英]安東尼·吉登斯. 第三條道路: 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9]Bob Jessop.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2002.
[10]李義天，薛曉源，陳家剛，等. 民主、全球化與歷史的未來——弗朗西斯·福山教授訪談錄[J].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 2) .
[11]James O’Connor. The Fiscal Crisis of The State[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73.
[12]Habermas，J. Legitimation Crisis[M]. London: Heinemann，1976.
[13][英]帕特里克·鄧利維，布倫登·奧利里. 國家理論:自由民主的政治學[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4][德]克勞斯·奧菲. 福利國家的矛盾[M].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15]Bob Jessop. State Theory: Putting the Capitalist State in its Plac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0.
[16][英]安東尼·吉登斯. 現代性[M]. 北京: 新華出版社，2008.
[17][英]安東尼·吉登斯. 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M]. 北京: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
[18][英]安東尼·吉登斯. 左派癱瘓之后[J].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 1) .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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