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以成功地解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問題而在世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獨特的群眾思想在某種意義上是20世紀馬克思主義向前發展的重要新生地,也是成功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案例:毛澤東的群眾思想既淵源于馬克思主義的群眾思想,又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與群眾觀的中國式發展;既回答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了誰的問題,又回答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依靠誰的問題;毛澤東的群眾思想既是解決黨群關系的中國經驗,又是這種經驗馬克思主義式的理論升華;既是讓馬克思主義掌握群眾的理論橋梁,也是讓群眾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橋梁。
毛澤東在許多方面以其獨創性的理論貢獻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因成功解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基本問題而在世界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他提出的群眾觀點、群眾方法、群眾路線等群眾思想既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群眾路線還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三個基本方面之一),也是貫穿于毛澤東思想整個體系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并以其思想上的原創性、作用上的奠基性開辟了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生地,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如果我們將毛澤東的群眾思想放置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歷史視野中,深入思考他這一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相互關系可能會看得更清晰一些。
一、毛澤東的群眾思想既淵源于馬克思主義的群眾思想,又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與群眾觀的中國式發展
毛澤東的群眾思想淵源于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階級斗爭觀和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等基本觀點,形成于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的科學體認。
毛澤東在反復研讀革命導師經典著作的基礎上,高屋建瓴地概括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并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1]1318。這個概括不僅表明毛澤東科學準確地把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也表明其群眾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存在著確定無疑的理論淵源關系。事實上,毛澤東不僅經常直接引用馬恩關于人民群眾及其作用的論述,而且他的許多關于群眾思想的觀點也是對馬恩相關論述的化用。例如毛澤東經常講到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世界歷史的發展動力”[2]1031,在革命戰爭年代他始終把千百萬真心擁護革命的群眾看作是無論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銅墻鐵壁”,始終把人民的力量看作是戰爭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這都是對馬克思主義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基本觀點的直接化用。他的另外一句名言“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2]790,其中“起碼的知識”指的就是馬克思主義“起碼的知識”,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或常識。
毛澤東用中國人民喜聞樂道的言說方式進一步發展了唯物主義的群眾思想,使已有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觀點不僅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具有了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特點,而且增添了許多新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群眾思想。例如他指出群眾是“諸葛亮”、“力量的來源”和“銅墻鐵壁”等,“`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這就是說,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等。他用形象的比喻例如“種子”和“土地”、“學生”和“先生”說明革命者和群眾的關系。他曾說:要在人民群眾那里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眾。要想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3]324這些論述對馬克思主義群眾思想的中國化無疑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
毛澤東還非常重視用群眾思想來指導革命斗爭與建設實踐,把它轉變成為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根本路線,轉變成為過去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無往而不勝的法寶和今天改革開放年代中國共產黨保持先進性的傳家寶,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把認識世界的精神力量轉變為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例如毛澤東指出“共產黨的路線,就是人民的路線”[4]409、“有無群眾觀點是我們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5]、“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2]809等,對于今天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建設、理論建設和作風建設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南和思想指導作用。
二、毛澤東的群眾思想既回答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了誰的問題,又回答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依靠誰的問題
作為一個體系嚴整的理論或學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對象或問題域,有一系列邏輯自洽與相互關聯的理論范疇,有被科學哲學家庫恩稱之為“范式”的基本概念。而這些問題域的確定、范疇的推演與“范式”的存在都是基于最基本的“總范式”的,或者說它們就是“總范式”的邏輯展開與延伸。當然這里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些類似科學哲學的理論特征,無意否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性、階級性和與時俱進的開放性、發展性。相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恰恰是因為有了這些實踐性、階級性等的強力支撐才成為一門理論科學的。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科的這一“總范式”,或者說貫穿于其發展始終、體現于理論內容各方面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呢?本文認為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基本命題。這一基本命題不能僅僅理解為是一個學科名稱。那么,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呢?
這個問題毛澤東早在革命戰爭年代就開始了探討。例如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該包括“解決中國問題”和“創造些新的東西”[4]408,要把“抽象的馬克思主義”變成“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的具體革命行動,要使馬克思主義“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6]707表現出來,“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4]374等。概言之,它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具體地說,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更進一步地同中國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7]這個定義一方面回答了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基本理論問題,另一方面也回答了如何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縱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其發展自始至終都是圍繞著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怎樣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進行的。例如圍繞著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的回答,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圍繞著“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一馬克思主義又一重大問題的回答,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等。
然而,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屬人的理論,其生成、傳播和變化的背后都需要一定人們的推動與參與。因而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馬克思主義發生“中國化”這一變化是滿足了誰的需要或者說是由誰參與的?又是誰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而實現中國化的?而且,作為結合的對象的“中國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又是誰的實踐、誰的歷史和誰的文化?簡言之,回答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理論問題離不開對這一問題隱含的“主體是誰”的回答,亦即“為了誰”和“依靠誰”的問題。那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為了誰和依靠誰呢?
根據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和毛澤東的相關論述,筆者認為上面問題中的這個“誰”就是毛澤東經常講到的“群眾”或者“人民群眾”(準確地說,是中國人民或中國人民群眾),而不是中國共產黨或黨的最高領袖或者理論家。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在早期的革命活動中也認識到人民群眾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作用。例如,1922年中共二大通過的黨章要求黨的一切運動必須深入到群眾里面去,1925年中共中央提出革命的命運取決于共產黨會不會組織群眾、依靠群眾與引導群眾,1929年《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指出紅軍的革命行動“一定要經過群眾路線”。1945年中共七大把群眾路線作為黨的根本路線和組織路線。而毛澤東更是重視群眾的作用與群眾運動。例如,他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就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總結農民運動經驗,在古田會議決議中提出一切工作“要經過群眾路線去執行”,在抗戰時期提出把人民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筑成革命的“銅墻鐵壁”,提倡工作“群眾化的方式”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等等。
聯系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生動歷史我們更能清楚地理解這一點。應該說,馬克思主義來到中國還是很早的。1898年,上海廣學會出版的由吳貽谷譯的英國人可卡普著的《泰西民法志》(即《社會主義史》)可以認為是第一部翻譯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該書最早介紹了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20世紀初,不少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如梁啟超)、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者(如孫中山、馬君武、朱執信)、小資產階無政府主義者(如劉師培)和海外留學生都向中國人民介紹了馬克思主義。這些介紹很快就湮沒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之中。梁啟超等不能說不是近代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思想家與理論家,孫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在屢屢受挫的情況下也未必就一定排斥馬克思主義。為什么這個時候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開端呢?實事求是地說,這一歷史時期既不缺少優秀的革命領袖,也不缺少天才般的理論家。從一定意義上講,僅僅是當時中國缺少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需要的群眾力量或階級力量即中國工人階級及其革命運動形成的歷史發展潮流。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李大釗發表《法俄革命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馬克思之名喧傳于全國,上自所謂名士,下至初級學生,殆無不汲汲于馬克思學說之喧囂”。[8]特別是從1919年到1921年,馬克思主義與胡適的改良主義,與張東蓀、梁啟超為代表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和黃凌霜、區聲白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等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進行論戰并取得勝利,使許多中國先進分子最終選擇和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甚至連戴季陶在內的理論界人士都熱衷于參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使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成為一股不可遏抑的歷史潮流。何以在這么短的時間內發生這么急劇的歷史變化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個時候具備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階級基礎——二百多萬中國工業無產階級,風起云涌的工人運動需要和呼喚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無產階級在五四運動中以獨立的力量登上歷史舞臺激勵著人們進行理論創造。極具思想創造力與理論敏感性的毛澤東及時捕捉到這一難以為常人所關注與察覺的變化,在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進行艱苦卓絕的28年革命斗爭中,先后提出了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革命統一戰線、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群眾路線等思想觀點,逐步形成了獨特完整的群眾思想,具體回答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主體和理論主體的問題。
三、毛澤東的群眾思想既是對中國共產黨經驗做法的真實寫照,又是對這些做法的馬克思主義式的理論升華
在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看來,中國革命是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而不是“一次革命”論者想當然認為的社會主義革命。這種性質決定了革命的出路是正確尋找到根本依靠力量,也就是在不同時期提出符合實際的統一戰線結成鞏固的政治同盟問題。基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與解答,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提出了“最廣大的人民”這一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群眾思想的核心概念,并對其作用唯物辯證地加以理解。“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2]808,“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6]674,認為這些人民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9]139。基于這種認識,毛澤東還獨創性地提出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形成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義革命的總路線,也形成了內容豐富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群眾理論。
毛澤東的群眾思想既是他終身心系人民的精練概括與理論寫照,又是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體問題的科學回答與實際解決。綜觀毛澤東的群眾觀點與群眾理論,無論是他對人民群眾本身與作用的認識,黨群關系與干群關系的認識,還是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牢固樹立群眾觀點、自覺貫徹群眾路線都離不開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體問題的科學回答與實際解決。特別是毛澤東正確地把農民作為中國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甚至提出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與當時一些黨的領導人例如陳獨秀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而忽視農民、張國燾只注意工人運動而輕視農民形成鮮明對比。
毛澤東一生都心系群眾與依靠群眾。在艱苦的革命戰爭年代,他明確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9]136“依靠民眾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民眾則將一事無成。”[10]因而,他非常重視群眾工作與關心群眾生活,對群眾的關心達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例如他指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么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9]138他提出“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這些都是領導干部們應時刻注意的”。[11]可以說,這些飽含深情的話語與論述是對“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等唯物史觀基本觀點的最生動的中國化表達。
建國后,毛澤東仍然在許多場合強調群眾工作的重要性,發展出在和平建設年代如何認識與處理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群眾方法和群眾觀點。例如《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人民群眾》一文指出:“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12]581“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干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3]293因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3]291。“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12]581這些觀點今天看來也不過時。
由于毛澤東看到包括農民在內的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巨大作用,因而他不止一次將黨群關系比喻為魚水關系,用這一比喻說明其對于革命建設事業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如果黨群關系搞不好,社會主義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鞏固”[13],因而要求每個黨員擺正好自己與群眾的關系:“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6]522他要求牢固樹立人民群眾觀點的思想,“共產黨員決不可脫離群眾的多數,置多數人的情況于不顧,而率領少數先進隊伍單獨冒進”[12]581,他強調永遠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
四、毛澤東的群眾思想既是讓群眾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橋梁,也是讓馬克思主義掌握群眾的理論橋梁
馬克思主義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的本質特征是革命性和實踐性。但是,馬克思主義這種本質特征的實現離不開馬克思主義與工人和勞苦大眾相結合這個條件。正如馬克思曾經指出:哲學是頭腦,無產階級是心臟;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無產階級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4]在中國,馬克思主義本質特征的體現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離不開馬克思主義掌握群眾、群眾掌握馬克思主義這個客觀的條件。而這個客觀條件的創造是與毛澤東的群眾觀點、群眾理論和群眾路線的科學指引分不開的。
毛澤東歷來重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廣大干部和群眾,讓馬克思主義走進群眾、掌握群眾。例如毛澤東通過在全黨提倡“為人民服務”、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2]1096、確立“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等使馬克思主義在感情上走進群眾、掌握群眾。毛澤東通過開辦農民講習所等形式宣講馬克思主義,通過延安整風運動等廣泛開展馬克思主義教育和理論武裝工作,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使全黨乃至全國更加明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進方向。
因而,毛澤東十分重視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化和群眾化。他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中指出:“為了做好我們的工作,各級黨委應當大大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的思想武器。”[15]毛澤東許多著作大量地體現了用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民族語言形式通俗化地宣講馬克思主義理論。例如他用“實事求是”表達唯物主義認識論與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用“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來說明認識的發展過程,用“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來說明壞事和好事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辯證法,用“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來說明具體情況必須具體分析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思想具有特殊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意蘊與方法論價值,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掌握群眾與群眾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有機統一。毛澤東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2]899不難理解,由于人民群眾的認識在整體上是分散和不系統的,有正確的也有錯誤的,需要甄別、加工與提煉,因而“從群眾中來”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與觀點,對來自群眾的認識、意見與要求進行科學的抽象,化為總體上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客觀事物本質的集中的、有系統的、有條理的認識或領導意見。這個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掌握群眾的過程。“到群眾中去”就是把這種認識或領導意見化為群眾的認識并見之于群眾的實踐,實際上也就是群眾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過程。概而言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一概括,是把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提升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法、工作方法在理論上的無縫對接與直接統一,這是毛澤東又一獨創性的貢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這樣一種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認識論也是一種實現馬克思主義與群眾相結合的工作方法,因而,毛澤東要求共產黨員不僅要自覺貫徹兩個原則即“一條是群眾的實際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里頭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群眾的自愿,由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群眾下決心”[2]1012-1013,而且,還要自覺地把群眾是否滿意作為衡量工作做得好壞的尺度。毛澤東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愿原則,害了急性病”[2]1095;“善于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善于使我們的每一個運動,每一個斗爭,不但領導干部懂得,而且廣大的群眾都能懂得,都能掌握,這是一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我們的工作犯不犯錯誤,其界限也在這里”[1]1319-1320。這樣中國共產黨就不會犯命令主義的錯誤,也不會犯群眾尾巴主義的錯誤,就能真正地使共產黨人和人民結合起來,像種子一樣在人民群眾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
當然,毛澤東的群眾思想博大精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際進程所產生的影響遠非本文所述的這些方面,對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發揮著同樣不可小視的作用。限于篇幅,這里不再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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