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陣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帶領全國人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而奮斗的戰略高度，著力解決改革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大力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在2013年8月舉行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立足全局，對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進行了總體部署，深刻闡明了一系列有關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對于保證深化改革的正確方向、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具有重要和深遠的意義。本文著重就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和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一

　　“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習近平的這一論述，把我們對于意識形態工作重要性的認識提升到新的高度。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的思想，今天已經深入人心，這是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的根本要求，也是解決當代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要求。那么意識形態工作又為何“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呢”?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意識形態問題從來就不只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而是深刻影響其他領域和整個社會生活的問題。試想，哪個領域沒有方向道路問題?哪個領域的人們沒有理想信念問題?社會生活中又有哪些人沒有人生觀、價值觀和精神狀態的問題呢?再說，要正確認識形勢，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就需要正確的思想方法論，并為排除盲目迷信西方模式的影響，堅持中國道路，奠定正確認識方法的基礎。而這些問題就是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所要引領和解決的問題，也是十八大報告要求的“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凝聚社會共識”所要解決的問題。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和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必須堅持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激發全社會團結奮進的強大力量”，“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幫助干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他又說：宣傳思想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是引導人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使人們懂得“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從而懂得找到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很不容易，懂得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缺乏自信、盲目迷信西方模式是沒有出路的。

　　我們還要清醒地看到：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國際敵對勢力把和平演變的重點指向了中國。這種和平演變戰略是以意識形態的腐蝕與演變為突破口和先導的。當年杜勒斯的所謂“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的設想，就露骨地表明了這一點。在當今復雜的國際國內條件下，我國內部也存在著順應西方國家的要求，主張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力量和思想基礎。因此，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有時是很激烈的。

　　從近些年的情況看，對人們的理想信念危害最大的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傳播和泛濫。它以否定黨的領袖、否定黨的歷史和新中國歷史為重點，妖魔化毛澤東，詆毀毛澤東思想，否定中國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已有正確定論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企圖把人們的腦子“弄亂”，瓦解我們黨執政的群眾基礎。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一個焦點，是一些人打著“維護憲法”、“依法治國”的旗號，鼓吹西方“憲政民主”，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他們把黨的領導同憲法和法律的實施對立起來，否定、反對我國憲法規定的根本原則，以西方憲政民主來否定黨的領導、取消人民民主。有人甚至公然聲稱：“中國憲政改革的總體目標就是解構以致終結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體制，再造共和，建設名副其實的憲政民主國家”，把他們主張的作為西方國家制度設計的“憲政”，看作最有可能改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推翻四項基本原則的策略與途徑。各種錯誤思潮為了搶占話語權，又紛紛以“普世價值”作為理論包裝和理論支撐。從企圖改變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新自由主義，到主張我國應走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路的民主社會主義，再到挑戰中國共產黨領導媒體的原則、宣揚西方新聞觀，以及宣揚西方憲政民主等思潮，都把自己標榜為“普世價值”的代表，即把西方國家的價值觀說成超歷史、超階級、超越國家民族差別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把資本主義文明奉為終極式的“人類主流文明”，借以蠱惑人心、欺騙群眾，企圖在我國社會植入西方的價值體系。與此同時，也還存在著質疑改革開放、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錯誤傾向。而境外的網絡滲透對于錯誤思潮、負面信息的傳播，使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呈現出復雜的局面。

　　在這種深刻、復雜的意識形態斗爭中，如果缺乏抵制錯誤思潮的定力，就會在潛移默化中被植入錯誤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陣地如果馬克思主義不去占領，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就必然去占領。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的動蕩、政權的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思想防線如果被攻破，其他防線就很難守住。如果喪失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在輿論導向、價值導向上出現全局性、方向性的錯誤，就可能導致社會動亂，以致喪失政權。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國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個堅持的對立”，在當時特定的國際、國內條件下，發展成為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斗爭。這個教訓要時時牢記。而蘇共亡黨、蘇聯解體，其直接原因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聯社會已經面臨由于沒有認真進行社會主義改革而長期積累起來的政治、經濟和民族矛盾，蘇共本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上，深入進行各方面的改革。但此時上臺的、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叛徒集團，卻以“改革”為名，公開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方面，他們再次大搞歷史虛無主義，自上而下地掀起一股從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寧和否定蘇共與蘇聯革命歷史的惡浪，造成人心渙散、信念崩潰。另一方面，他們又用迎合西方敵對勢力要求的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理論來改造黨、改造社會主義制度，誤導輿論和群眾，造成大眾價值觀的顛倒、“內心深處的迷失”。這就使蘇聯本來就已經相當嚴重的政治、經濟、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黨和國家的瓦解一發而不可收拾，最終釀成了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歷史悲劇。

　　正反面的經驗教訓都告訴我們，必須堅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陣地，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關系黨的前途命運，關系國家的長治久安，關系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提升，也關系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培養。對于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有十分清醒的認識。

　　二

　　為了深入研究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和話語權的問題，有必要對杜勒斯當年提出的“和平演變”的一個重要策略作進一步剖析。

　　杜勒斯所說的要使人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的設想，是一個很陰險的策略，即企圖發動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通過腐蝕和演變的方法、思想文化滲透的方法，來改變社會主義國家人們的價值觀念，代之以美國式的價值觀念，不知不覺地改變人們的價值追求、價值標準，并最終改變人們的理想信念與制度選擇。杜勒斯知道，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光靠外部的力量是不夠的，必須有內部力量的呼應與配合。所以他又說，我們一定要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也就是說，要扶植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對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前面所說的國際因素和國內因素，這種企圖使人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的情況，多年來就在我們身邊發生著。

　　例如，“以自由主義的概念偷換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把馬克思主義偷換為人道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這種偷換，是通過抽掉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的基石，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來進行的。

　　他們的主要手段，一方面，否認青年馬克思在世界觀轉變過程中從人道主義向唯物史觀的飛躍.用所謂“早期馬克思”來“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即用人道主義的唯心史觀來修正和篡改、否定馬克思主義。有人立足于這種唯心史觀，聲言：“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是人、人道主義。但是，這又同要達到這個境界的手段，即其革命學說的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尤其經濟學說的消滅私有制和執行計劃經濟等大相矛盾”，因此，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的基本觀點是有錯誤的，包括唯物史觀和勞動價值論這兩大馬克思主義的基石，以及得出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等”。有人在用抽象人性論篡改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還走到了否定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對立的地步，說什么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爭論是一種“永世”的“兩難辯證”，唯有“呼喚人性歸來”的“唯人主義”，才是“一種極高明的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所在”。這種言論由于違背基本常識而顯得荒唐，但呼喚抽象人性，否認人的社會性，否認人性因不同歷史條件和不同階級、不同社會集團，以及不同的社會環境、文化傳統而產生的差異，一味求諸用所謂人性化標準來衡量一切事物的傾向，在我國學術界卻漸成時髦。

　　另一方面，他們又歪曲篡改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著作，并欺騙群眾說：“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所謂‘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沒有什么‘共產主義’大目標，這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年提出來晚年拋棄了的命題”。說什么“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成果”，恩格斯晚年“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后的反思和修正”，他主張“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等等。這種對馬克思主義歪曲篡改的手段十分卑劣，已受到眾多學者的揭露和批判。但一些人仍然頑固地歪曲篡改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無論是用所謂“早期馬克思”來“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還是篡改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著作、用民主社會主義來修正馬克思主義，都集中于否定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否定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否定馬克思主義揭示的歷史發展規律，企圖顛覆人們的理想信念，使人們從根本上“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以達到國內外某些勢力要使中國改旗易幟的目的。

　　再如，把我國在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方式方面的轉變和轉型，偷換為社會形態改變的“社會轉型”，借以兜售改變我國社會性質的主張。

　　“社會轉型”的說法近些年來很流行，常見于各種輿論，有人甚至振振有詞地把它作為正面論述問題的“論據”，對于現實矛盾動不動就用“社會轉型”來解釋。但在黨的文件中并沒有社會轉型的說法，更沒有以“社會轉型”為論據來說明問題。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堅持科學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可以理解為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并非社會轉型。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一定的社會形態是一定的生產力前提之上的一定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統一體，主要的經濟基礎及其相應的上層建筑決定著社會形態的性質。因此，不應將同一社會形態內部的調整、變革與不同社會形態之間的更替混淆起來，把它們都稱之為社會轉型是不科學的。當然也不應把我國在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管理方式、產業結構方面的轉型說成社會轉型，以免混淆其與不同社會形態更替之間的本質區別。既然我國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堅持科學發展、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則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所以，從根本上說，我國當今也就不存在社會轉型的問題，而是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的問題。這是我們不可動搖的底線。

　　因此，如果說“轉型”，一定要分清它是什么意義上的“轉型”，而不能籠統地講“社會轉型”。有些人利用“轉型”概念的模糊和混亂，把它置換成具有鮮明政治指向的“社會轉型”說，從改變社會形態的意義上來宣揚“社會轉型”說。他們用西方的“社會轉型”理論來規范我國的發展，將其所稱的轉型定位為轉向西方的“憲政民主”，說美、英是“主動有序成功轉型”的典型，日本是“被迫成功轉型”的典型，俄羅斯、中國則是“正在轉型中”的國家，等等。這豈不是說，所謂“轉型”，就是要轉到福山在“歷史終結”論中所說的美國的自由主義及其社會制度的那一套去嗎?還有一種鼓吹中國應轉向“公民社會”的“社會轉型”說。有一篇《轉型成功依賴公民社會成長》的文章，宣揚“公民社會是轉型的方向”，“尋找中國公民社會的生長路徑是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必須完成的任務”。

　　公民社會是一種源自西方的社會政治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在社會領域個人權利至上，國家不得干預。近年來，公民社會概念被西方反華勢力包裝成對付和瓦解中國的政治工具，很值得警惕。

　　目前，國內學術界關于公民社會的觀點比較龐雜。對于什么是公民社會，據此如何看待我們的國家，所謂“社會轉型”又究竟要轉到哪里去等問題，我們提到的這篇文章給出了很有代表性的回答。且來看看它是怎么說的。

　　該文說：“公民社會可以與‘臣民社會’相對應”，在公民社會里“一個人成為公民，而不是奴隸、臣民、附屬物”，并稱中國向公民社會轉型的困境“說到底是‘家天下’的傳統社會秩序向‘公民’主體的現代秩序轉型中的困境”。這不是明顯地把社會主義新中國比作封建社會、奴隸社會，把正在建設新生活的中國人民說成是臣民、奴隸嗎?這種所謂“公民社會是轉型的方向”，只是否定新中國歷史，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同義語而已。

　　該文又說，公民社會的特征是“公民的自主性”，“社會的自治性”，“公共權力的分享性”。即這是一種“基于個人自主的自組織秩序”，是“公民自己組織起來的大量形形色色的社會團體”、是“以各種的公民自愿結社為主構成的社會部門”，這些團體和部門按照“市場是典型的互惠秩序”的原則，“多元地、自愿參與地解決遇到的問題”，這種“互惠原則同樣適用于政治生活”，等等。在這樣的“公民社會”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地位完全被邊緣化甚至徹底排除了。片面強調公民的自主性、自治性，有時也可以欺騙一些人。但是，中國人民很清楚，如果離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只能是一盤散沙，四分五裂，哪里還有什么社會的“自組織秩序”呢?美國社會是一些人極力推崇的公民社會，在這個社會里，每一個公民真正自由、自主嗎?斯諾登揭露出來的美國政府對全體公民的電話、電子郵件等進行的監控，極大地侵犯了公民的隱私權，激起廣大民眾的反對，他們要求政府停止對民眾的監視。然而，美國政府卻狡辯這是國家安全的需要，決不停止。請問，在當今美國“公民的自主性”、“社會的自治性”在哪里?就連美國人自己都不認可自己完全可以自由、自主，而我們的一些人卻一再宣揚美國人如何充分自由、自主。這不是別有用心是什么?另外，他們宣揚市場原則“同樣適用于政治生活”的言論，也令人吃驚，豈非是同黨和國家的宗旨全然相悖的致腐之道?需要明確和澄清的是，在我國的社會治理體系中，重視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并不是新問題。城市和農村的居委會及村委會就是憲法規定的“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并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了寶貴經驗。對于在新形勢下如何完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增強社會建設的創新能力，十八大報告有明確論述：“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要圍繞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管理體系，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闡述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時，又提出“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的系統治理的新思路。“公民社會”論的所謂“自主性”、“自治性”，顯然與此要求背道而馳。其實質只能是把基層黨組織和基層政權排除在基層群眾自治機制之外，并與之對立起來，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

　　那么，“公民社會是轉型的方向”要轉到哪里去呢?該文說蘇聯和我國臺灣地區都是“自上而下的主動轉型、執政者改革”，“中國臺灣地區和蘇聯的轉型是兩個典型的案例”。稱我國臺灣地區因公民社會的生長而“平穩進入了民主制度”，而蘇聯雖然經過戈爾巴喬夫的7年改革，但因準備不足，“改革步伐與公民社會和其他民主機制的發育不匹配”，故“其后又出現強權政治回潮”。關于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和教訓，我們在前面已經說明了。雷日科夫(蘇聯解體時的部長會議主席)的《大國的悲劇》一書，在大段引用前面所提到杜勒斯的那次演說后說：“我當然絕不會以為，這樣一個大國的悲劇性解體能夠僅僅發生在外部因素的影響之下，如果內部沒有一個實際上完全奉行蘇聯的敵人所樹立的目標的‘第五縱隊’，而只靠外部力量，誰也不能夠把我們國家怎么樣。”隨后，他嚴厲批評了戈爾巴喬夫一伙“消滅蘇聯”的“改革”，指出：“人們終于明白，原來第一撥‘民主派’是厚顏無恥地欺騙了他們”，“所以，許多人對‘改革’的態度絕對是負面的。這是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墒?，這篇鼓吹中國應轉向“公民社會”的文章卻執迷地贊揚蘇聯解體是“自上而下的主動轉型、執政者改革”，它一面贊賞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一面為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因公民社會發育不足，改革步伐與公民社會的發育不匹配，致使“改革斷裂”，而深為惋惜。他給中國開出了“轉型”藥方：“從前述的國際經驗看，自上而下的主動改革與自下而上的公民社會生長相匹配，是最理想的轉型模式。”這里又是“國際經驗”，又是“最理想的轉型模式”，使我們明白無誤地看到了它竭力主張的一種導向，即為使戈爾巴喬夫式的“改革”順暢地進行下去的一種路徑設計，并幻想使這種設計成為中國“最理想的轉型模式”，使制度劇變、國家解體的災難降臨到中國人民頭上。我們當然要揭露和拒絕這種設計。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對于力圖使人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的情況，必須保持頭腦清醒和高度警覺。在意識形態領域各種社會思潮互相交融、激蕩、交鋒的環境中，這種現象并不少見。如果我們不能清醒地認識它的實質和嚴重危害，就會出現如列寧在揭露自由派愚弄工人的伎倆所造成的后果時，引用一位俄國作家的話所說的那樣，本來要進這間屋子，結果卻跑進了那一間屋子。這對于國家來說，是關系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關系國家民族命運的至關重要的大問題。

……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17期，摘自2014年第1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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