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與“非正常死亡”：
從歷史和比較視角看“大饑荒”[1]
王紹光
今天上午聽發言時，我感覺有一個幾乎沒有言明的假設，即統計與政治的主要問題是數據的質量，大家關心的是數據質量好不好，數據存不存在虛假。但實際上，統計與政治的關系存在于使用數據的每個階段，首先是數據本身，數據的真假、好壞。二是關于數據的描述性分析。我待會要講的就是描述性分析，哪怕數據全部真實，政治對數據的描述性分析可以影響很大。三是使用數據做因果分析，那里面的政治影響就更是不得了。凡是做過因果分析的人都知道，如果最初做出的統計結果不符合自己預期，就會用別的方式再試一下，一直試到滿意為止。前兩天有一個人到我系里來工作面試，他做那個因子分析太漂亮了、太完美了，這其中就隱含著問題，很可能是通過反復調試，才達到這種完美的結果。除了因果分析，還有預測性分析，用現有統計數據做未來的預測，那里面的問題也非常多。實際上統計與政治的關系存在于跟數字相關的每個階段，而不僅僅在于某一個階段。
上面是題外話，今天我講的主題是《“正常”與“非正常死亡”——從歷史和比較視角看“大饑荒”》。
我今天不討論數據的質量問題，也不估算死亡人數，因為我沒有這個能力，更何況做估算的大有人在。我要討論的是如何從歷史與比較的視角看中國的“大饑荒”。
我所使用的是中國與國際組織的數據，并假設它們是可靠的。當然，我并不認為這些數據都是可靠的，只是不在這里糾纏數據的質量問題罷了。有些被廣泛使用的數據其實問題很大，孫經先老師會討論這方面的問題。
有一本新書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香港大學馮克寫的《毛澤東的大饑荒》，有中文版，有英文版。兩種版本的封面都帶有饑民的照片，很悲慘，讓人心酸。
這種封面可以讓不明就里的人誤以為這些照片真實反映了大躍進以后中國的情況。但是這兩個封面實際上反映了作者在使用“證據”方面極不負責的態度。其實，這兩張照片與所謂“大饑荒”毫無關系，它們不是拍攝于大躍進之后，而是拍攝于1946年5月，畫面中是湖南醴陵的饑民。熟悉中國災荒史的人都知道，1946年中國沒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災荒，但還是出現了這么多饑民。拿解放前的饑民作為解放后所謂“大饑荒”的證據，這一方面是誤導讀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暗示一種比較，即解放前后的比較。
馮克書中有一句話我覺得說得很正確。他說，“人口學家會區分‘自然’與‘非自然’死亡，為的是估算大概有多少人本不會死，卻因為饑荒而喪命”。他接著說，“為了估算有多少‘額外’死亡，就必須設定一個平均死亡率。那么什么是比較合理的平均死亡率呢？”
這是一個相當好的問題，但對它的回答恐怕并不簡單。凡是講統計與政治關系的書都會講到使用平均值的問題。有一本有趣的書，題為《怎么用統計來說謊》（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大家知道馬克·吐溫有一句著名的話：“世界上有三種謊言：一種是謊言，一種是可恥的謊言，第三種叫統計”。這本書就是揭露有些人怎么用統計說謊。該書第二章專門講平均值的問題，標題為“精心選擇的平均值”。作者說，“因為平均值的含義非常寬泛，它時常被人用作影響公眾看法的小把戲”。作者還說，“因為平均值對復雜的現象做出過于簡單的描述，它往往比無用更糟糕”。
2007年出版了一本書，書名是《狐假虎威》（The tiger that isn’t）。這個書名的意思是，擺弄數字看起來很不得了，其實往往不過是借數字來唬人而已。這本書的第五章也專談平均值，標題是“平均值：白色的彩虹”。這是什么意思呢？本來彩虹由七色組成：紅、橙、黃、綠、靛、藍、紫，很多彩多姿；但如果你把彩虹弄出個平均值來，各種顏色一平均就是一片白了，黯然失色。這也就是說，如果用平均數來分析彩虹，彩虹就不再是彩虹了，毫無意義了。作者說，玩弄平均值有兩種手法，一種是把生活中的起起伏伏全部抹掉，使它變得平淡無奇；二是把平均值當作“典型”、當作“正常”、當作“合理”。馮克說要找到一種“合理”的平均值。而這本書的作者告誡我們，要避免把平均值當作“合理”、當作“正常”。
還有一本書值得一提，它已有中譯本，題為《統計數據的真相》，其第五章的標題很醒目“受操縱的平均值”。 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平均值通常模糊了事實上所存在的巨大差異，原因在于它完全掩蓋了平均值的離散度……在這里可能存在兩種不同的情形，一種情形是，所有這些數值非常緊密地集中在平均數的周圍；另一種情形是它們四處分散，而不是集中在平均數的周圍。然而，人們僅僅根據平均值指標是看不到這兩種情形的區別的”。
正是因為平均值具有簡化復雜現實的功能，它經常被政客引用，也經常出現在學術討論中，，因此我們常?？吹接善骄狄鸬臓幾h。有笑話說，一位聚會的主持人向來賓介紹了比爾·蓋茨后宣布了一個好消息：由于蓋茨的到來，所有與會者的平均收入瞬間翻了無數倍。但這個好消息有任何實質意義嗎？
回到馮克的問題，為了計算“大饑荒”產生的“超額”死亡人數，先得有一個“合理”的平均死亡率。那么，如何得出這個“合理”的平均死亡率呢？無非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進行歷史比較，根據饑荒前各年的死亡率來計算平均死亡率。這樣做的話，需要確定包括饑荒前幾年？我看到，有些人直接用1957年的死亡率，把它當作“合理”的平均值；還有人拿1957、1962、1963年的數據進行平均。這里的關鍵是，用哪些年份進行平均，這本身就是政治性的選擇。因為選哪些年進行平均，關系到分子和分母。
第二種方式是進行跨國比較，根據一組參照國家的死亡率計算平均死亡率。如果這么做，關鍵在于包括哪些國家？哪些國家才算得上可比國家？
平均粗死亡率的變化：芬蘭
數據來源：Palgrave Macmillan Ltd., InternationalHistorical Statistic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April 2013)
計算平均死亡率聽起來很簡單，其實未必如此。如果把芬蘭從1751年到現在的死亡率變化情況放在一張圖上，我們會看到芬蘭在1866-1868年饑荒時期死亡率達到千分之八十，這個死亡率是非常之高的，中國災荒的死亡率一般沒有那么高，只達到千分之四、五十左右，但是它達到了千分之八十。計算芬蘭這次饑荒前的平均死亡率比較容易，因為災荒前的各年的平均死亡率呈上下波動狀，沒有明顯的趨勢。
平均粗死亡率的變化：德國
數據來源：Palgrave Macmillan Ltd., InternationalHistorical Statistic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April 2013)
但是，換一個國家德國，情況就不同了。德國在1916-1918年也出現一次饑荒，死了不少人，死亡率攀升至千分之二十五。但德國在1877年以后，死亡率長期持續大幅下降。1916-18年間千分之二十五的死亡率雖然比前幾年高出很多，但低于下降趨勢出現前的正常死亡率。這樣，如要計算德國以前的平均死亡率就不容易了，取決于選多少年平均。
平均粗死亡率的變化：希臘
數據來源：Palgrave Macmillan Ltd., InternationalHistorical Statistic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April 2013)
再看希臘的例子。希臘1941-44年經歷饑荒，死亡率超過千分之二十五。不過在饑荒前那些年，希臘的死亡率只是在短期內有所下降。在這種情況，應該如何計算平均死亡率呢？
平均粗死亡率的變化：美國
數據來源：Palgrave Macmillan Ltd., InternationalHistorical Statistic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April 2013)
在1918年大流感發生時，美國黑人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二十五，白人的死亡率是千分之十八。但什么是“正常”的平均死亡率呢？是用黑人此前各年的死亡率計算“正常”？還是用白人同期的死亡率作為參照“正常”？還是用白人此前各年的死亡率計算“正常”？如何用后兩個指標，黑人的超額死亡簡直太高了。事實上，美國黑人與白人在死亡率上的差別一直持續到六十年代末。人們完全有理由得到這樣一個結論：在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以前，黑人在美國一直是大規模超額死亡，也就是非正常死亡太多。
平均粗死亡率的變化：南非
數據來源：Palgrave Macmillan Ltd., InternationalHistorical Statistic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April 2013)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南非，1935年以后，南非白人死亡率幾乎維持在千分之十左右，但黑人死亡率最初高達千分之二十五，以后雖逐步下降，但仍然大大高于白人，差距到八、九十年代才變得比較小。如果白人的死亡率是“正常”死亡率的話，黑人長期大規模“非正常”死亡。
上述各國的例子說明，計算“合理”的平均死亡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平均粗死亡率的變化：中國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歷年
中國的官方統計數據顯示，解放后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從1949年的千分之二十，猛降至1957年的千分之十一，但在1960年又猛升至千分之二十五。饑荒過后不久，死亡率就跌至千分之十以下了。短期內，變化如此劇烈，應該怎么計算“正常”的平均死亡率呢？這不是個簡單的問題。
上面提到計算“正常”平均值的思路。從歷史比較的視角看，應與過去比，如與大躍進之前相比，這是大多數研究者的作法。但也可以和解放前相比，因為事實上馮克無心且但潛意識地暗示了1946年的情況和大饑荒的情況差不多。，從跨國比較的視角看，應與其他國家比。跟哪些國家相比呢？印度恐怕最可比的國家，也可以與其他最不發達的國家比。因為中國1960年前后的發展水平屬于最不發達國家，比印度還差一點。
跟大躍進以前比較的話，必須記住阿瑪蒂亞·森在《饑餓與公共行為》中的告誡： “然而，必須記住，因為中國的死亡率早在饑荒前就已顯著下降，因此基于饑荒前死亡率的‘額外死亡’估計，是與一個低于世界上大多數窮國的饑荒前死亡率相比而得到的。”這句話是放在一個注腳里面，而不是正文里面。研究大饑荒的人都喜歡引用阿瑪蒂亞·森，但似乎很少人注意這段話，但是這段話警示我們，計算額外死亡率所需的“合理”的平均死亡率不易確定。
中國的粗死亡率1949年是20‰，1957年降至11‰，只用了八年。那么，一般而言，粗死亡率從20‰降為11‰需多少年呢？請看下面這張圖表。
|
|
死亡率20‰ |
死亡率11‰ |
從20‰降至11‰經過多少年 |
|
死亡率20‰ |
死亡率11‰ |
從20‰降至11‰經過多少年 |
|
毛里求斯 |
1947 |
1959 |
12 |
菲律賓 |
1912 |
1953 |
41 |
|
新加坡 |
1939 |
1952 |
13 |
印度 |
1946 |
1987 |
41 |
|
斯里蘭卡 |
1940 |
1953 |
13 |
意大利 |
1906 |
1948 |
42 |
|
埃及 |
1963 |
1978 |
15 |
塞浦路斯 |
1901 |
1944 |
43 |
|
墨西哥 |
1944 |
1961 |
17 |
薩爾瓦多 |
1920 |
1963 |
43 |
|
馬來西亞 |
1940 |
1959 |
19 |
烏拉圭 |
1882 |
1926 |
44 |
|
俄羅斯 |
1926 |
1946 |
20 |
德國 |
1901 |
1948 |
47 |
|
臺灣 |
1932 |
1952 |
20 |
哥倫比亞 |
1915 |
1962 |
47 |
|
巴巴多斯 |
1936 |
1956 |
20 |
澳大利亞 |
1854 |
1905 |
51 |
|
圭亞那 |
1935 |
1958 |
23 |
委內瑞拉 |
1894 |
1952 |
58 |
|
智利 |
1941 |
1964 |
23 |
日本 |
1887 |
1950 |
63 |
|
羅馬尼亞 |
1930 |
1955 |
25 |
法國 |
1901 |
1964 |
63 |
|
瓜地馬拉 |
1953 |
1978 |
25 |
瑞士 |
1883 |
1948 |
65 |
|
西班牙 |
1922 |
1948 |
26 |
葡萄牙 |
1892 |
1962 |
70 |
|
牙買加 |
1928 |
1955 |
27 |
保加利亞 |
1881 |
1953 |
72 |
|
南非有色 |
1950 |
1977 |
27 |
奧地利 |
1912 |
1989 |
77 |
|
阿爾巴尼亞 |
1929 |
1958 |
29 |
芬蘭 |
1870 |
1950 |
80 |
|
阿根廷 |
1910 |
1940 |
30 |
希臘 |
1860 |
1946 |
86 |
|
波蘭 |
1921 |
1953 |
32 |
比利時 |
1887 |
1987 |
100 |
|
哥斯達黎加 |
1922 |
1954 |
32 |
愛爾蘭 |
1864 |
1975 |
111 |
|
匈牙利 |
1923 |
1955 |
32 |
挪威 |
1815 |
1930 |
115 |
|
捷克 |
1919 |
1952 |
33 |
瑞典 |
1824 |
1942 |
118 |
|
波多黎各 |
1913 |
1949 |
36 |
英格蘭 |
1876 |
1995 |
119 |
|
南斯拉夫 |
1921 |
1957 |
36 |
丹麥 |
1816 |
1937 |
121 |
|
美國黑人 |
1912 |
1953 |
41 |
蘇格蘭 |
1855 |
1999 |
144 |
數據來源：Palgrave Macmillan Ltd., InternationalHistorical Statistics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April 2013)
從這張表中可以看出，在發達國家，粗死亡率從20‰降為11‰需要很長時間，最少40年，最長144年，這發生在19世紀與20世紀初，那時全球的醫療衛生水平都太低。越往后，需要的時間越短。毛里求斯粗死亡率從20‰降為11‰用的時間最短，只用了12年。但并不是所有后發達國家都是如此，如印度花了41年，菲律賓也花了41年。是中國“正常”，還是它們“正常”？所以，要講什么是“正常”的平均數，不太容易。
實際上，最早研究分析大饑荒問題的美國學者JudithBanister也注意到這一點， 她說“在降低死亡率方面，中國是個超級成功者””。留美人口學家王豐最近也在一篇文章中說，“在二十世紀后半葉全球人口轉型的過程中，中國是個超常成功者”。如果1949年以后，中國在死亡率下降方面一直都是“超常”的，我們應該拿什么作為“正常”平均死亡率呢？
前面說，中國1960年的死亡率是25‰那是官方的數據。也許有人會說，官方數據靠不住。大量非官方的數據當然更不靠譜。講非官方數據，要看學術界比較認可的數據，如朱迪斯•班尼斯特（JudithBanister）、安斯利•科爾（Ansley Coale）、杰拉德•卡洛（Gerard Calot）、巴茲爾•艾希頓（BasilAshton）、蔣正華的測算。這些學者對都認定1960年死亡率最高，但對死亡率到底有多高的估算不同，基本在30‰至45‰之間。
與大躍進前后相比：測算比較
假設大饑荒最糟糕時的死亡率在25‰至45‰，與解放前相比可以得出什么結論呢？關于解放前的死亡率有大量研究，下面這張表列舉了學界比較認可的估算。
關于解放前死亡率的估算[2]
從表格上看，學界對民國期間正常的死亡率估算處于25‰到45‰之間。 當時的一些研究也列舉了印度以及其它國家同期的死亡率數據。我們看到，民國時期的死亡率不僅高于印度，而且高于其它一切有數據的國家，是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國家。需要指出的是，這里引用的估算排除了戰爭（包括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影響，是對民國“正常”狀況（尤其是所謂“黃金十年”）的估算。也就是說，大躍進以后最糟糕的情況相當于解放前的“正常”情況。如果沒有解放后的快速進步，1960年的死亡率也許會被看作很“正常”。
與印度比較：聯合國數據
數據來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2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
與印度比較：世界銀行數據
數據來源：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CDRT.IN
跨國比較，先跟印度進行比較。因為到1960年時，印度的人均GDP仍高于中國。我有兩組數據，一組是聯合國的數據，另一組是世界銀行的數據。兩組數據都顯示，除了1960年，在此前后中國的死亡率都大大印度（約低10‰左右）。前面說過，研究中國大饑荒的人都喜歡引用阿瑪蒂亞·森的話，但這些有意無意忽略了他的另外幾句話：“我們必須看到，盡管中國饑荒死亡人數很多，但印度正常時期經常性剝奪所造成的額外死亡人數卻使前者相形見絀。對比中國7‰的死亡率，印度為12‰。將這一差別運用于印度1986年7.81億的人數，我們可以估計得到印度每年390萬的過多死亡人數。這表明，由于更高的經常死亡率，印度八年左右的死亡人數要比中國1958-1961年大饑荒中的死亡人數多?？雌饋恚《让堪四甓荚谂ν约旱耐霗恢刑钊嘤谥袊诓还獠实哪攴菟胖玫暮」?rdquo;。這里，森與合作者承認使用了學界最高的死亡估計（2950萬），如使用較低的死亡估計，那么印度額外死亡人數就超過了中國1958-61年饑荒造成的額外死亡人數所需時間不是8年，而是更短。此外，森與合作者假設中印在死亡率上的差別是5‰，但在六、七十年代，兩者之間的差距實際上是7‰-10‰。因此，相比中國，除1958-62年間以外，印度每3年、每5年的額外死亡人數要比森與合作者估計的中國大饑荒死的高得多。
人均GDP 1960年
數據來源：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我們還可以拿中國1960年的情況和其它最不發達國家相比。 按照1990年國際不變價格的美元計算， 1960年， 中國的人均GDP在全球各國中排倒數二十，印度排倒數三十一，換句話說，印度在1960年的人均GDP比中國要高。所以，拿當時的中國跟最不發達國家相比是有道理的，中國當年就屬于最不發達國家。
數據來源：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上一張圖上的橫軸是當年的人均GDP，豎軸是粗死亡率，每一點代表一個國家，其中中國由紅色三角形代表。表中使用的是中國官方數據25‰，在其他收入水平與中國相似的最不發達國家，死亡率在18‰-35‰左右擺動。如果用1962年的數據畫一張同樣的圖，中國的紅三角就降到了10‰左右，可以與當時的發達國家相比了。這就是說，按官方數據25‰算，中國最糟糕那一年的狀況相當于最不發達國家的平均粗死亡率。
數據來源：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我們可以把上面的各種觀察做個小結：
|
1958-61年死亡率的對比參照 |
觀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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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躍進前相比 |
死亡率急升，但此前曾快速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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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解放前相比 |
相當于解放前的“正常”情形 |
|
與印度相比 |
最糟時比印度的“正常”情形略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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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它最不發達國家相比 |
相當于這類國家的“正常”情形 |
最后，順便討論一個問題：與大躍進前后相比，困難時期什么樣的人最容易折壽？
不少研究發現，嬰兒與兒童期的營養不良可能導致后期死亡率較高。例如，對芬蘭1866-69年大饑荒的研究發現，這個時期出生的人，在17歲以前，死亡率比其它人更容易死亡。另一項研究聚焦對意大利那些在嬰兒與兒童期經歷過磨難的人群，它發現，直到45歲以前，這些人的死亡率都比旁人高。也有人研究中國大躍進后困難時期出生的人，發現在11-12歲以前，這些人的死亡率比較高。
我的推測是，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是營養不良的，這也許是導致1958-1961年死亡率較高的原因之一。憑什么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營養不好呢？有實際證據，這就是不同時期出生人群的平均身高。
大量歷史與比較研究發現，在一國之內（假設基因相同），各年齡組（不是個別人）的平均身高與其胎兒期與嬰兒期的健康和營養情況有關。一位澳大利亞學者研究了1935年到1975年出生的中國男人與女人的身高。他的數據統計表明，1935-49年出生的男人平均身高在1.67-1.68米之間上下波動；1935年以前出生的人沒有數據，但想必其在胎兒期與嬰兒期的營養狀況也不會好到哪里去。1949年后，男人的平均身高開始持續上升，到1957年已接近1.7米。女人平均身高比男人低，但變化趨勢也差不多。 換句話說，解放前出生的那些人在胎兒期與嬰兒期的營養狀況是比較糟糕的。大躍進后困難時期出生的人平均身高也有所下降（約0.3厘米），說明營養狀況影響了他們的身高。但即使下降，這群人的平均身高仍比四十年代末出生的人高1.5厘米。
數據來源：李若建，“困難時期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解分析”《人口研究》，第25卷第5期（2001年9月），第47頁
解放前出生的人營養不好，他們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年齡應是15歲以上。在這里，我引用李若健老師“困難時期人口死亡率的初步分解分析”一文提供的數據，我的解讀對不對，請李老師指正。文中列舉了貴州1958年和1960年死亡人口的年齡分布。一般而言，嬰兒與兒童比較容易夭折。但對比1958年，我們發現1960年，10歲以下各年齡組（即解放后出生的人）的死亡人數占全部死亡人數的比重沒有上升的，而是下降了。反倒是十歲以上各年齡組（即解放前出生的人）死亡人口占的總死亡比重是上升的。這似乎意味著，由于胎兒期與嬰兒期營養相對更差一些，解放前出生的人到1958-60年困難時期更容易死亡。與其它各省相比，貴州在1958-1962年間粗死亡率全國第二高，僅次于四川。貴州的數據基本上支撐我前面的假設。其它省是否有數據引證這個假設？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1] 在《開放時代》2013年年度論壇上的發言。
[2] 陳長蘅，《中國人口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年），第72-73頁；言心哲，《農村社會學概論》（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第95-96頁；Frank W. Notestein, "ADemographic Study of 38,256 Rural Families in China," The Milbank MemorialFund Quarterly, Vol. 16, No. 1 (Jan., 1938), pp. 57-79；George W. Barclay, Ansley J. Coale,Michael A. Stoto and T. James Trussell, "A Reassessment of the Demographyof Traditional Rural China," Population Index, Vol. 42, No. 4 (Oct.,1976), pp. 606-635；飯田茂三郎，《支那人口問題研究》（東京：橘書店，昭和9年 1934年），第108-109頁；Ta Chen, "Births, Deaths, andMarriag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2, Supplement(1947), pp.25-42；喬啟明，《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45年），第101-106頁；實業部中國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編，《中國經濟年鑒：民國二十五年第三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33頁；內政部編印，《戰時內務行政應用統計?？谖宸N：衛生統計》，（1938年9月），第114-118頁；米紅、蔣正華，“民國人口統計調查和資料的研究與評價”《人口研究》第20卷，第3期（1996年5月），第49頁；United Nations, "FuturePopulation Estimates by Sex and Age, Report IV: The Population of Asia and theFar East, 1950-1980," Population Studies, No. 31 (New York: UnitedNations, Dep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1959), pp. 81-86；侯楊方，《中國人口史》，第六卷 1910-1953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84-3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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