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文化大革命 ——發生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說說文化大革命

　　——發生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話題是由所謂“文革道歉”引起來的。

　　2013年，幾家報刊興風作浪，上演“文革道歉”的鬧劇，再向文化大革命發難。后來發現這是一條只能用于“自縛”的“火繩”，就不怎么“玩”了。

　　“道歉”的“高潮”，可怕要數陳小魯的道歉了——鬧出不小的“動靜”：不僅高調亮明他是“陳毅之子”，還說他是“八中校革委會主任”、“‘造反派’學生領袖”。

　　議論文革，如果是嚴肅的，是要“認知”文化大革命，就要牢守實事求是的底線。如果不是，那就另說了。

　　《紅旗》改成了《求實》，可見“求實”也是一面旗幟。如果不能“是事求實”，就談不上“實事求是”了。

　　比如，陳小魯不是八中校“革委會主任”！他應該是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或者“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學校“革委會”是學校“革命委員會”的簡稱，八中成立革委會的時候，陳小魯應該不在八中。就是在八中，有了他所“道歉”的那些言行，也進不了“三結合”，更不可能做學校“革委會主任”。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的簡稱是“文革會”，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老文革”、“老文籌”，是工作組包辦成立、操縱活動的“御用工具”。

　　陳小魯也不是“‘造反派’學生領袖”。“造反派”是從工作組和老文革統治下沖殺出來的革命師生，恰恰是老文革的“對立面”。

　　報紙的鼓噪歪曲了歷史的事實，還是“把水攪渾”的老手法！這一“渾”，就把工作組、老文革造的“孽”，硬栽到了“革命委員會”和“造反派”的頭上了！

　　過去的報紙出了錯誤，甚至錯字，都要“聲明更正”，向讀者“道歉”；現在的報紙出了這樣的“花活”，又被讀者指了出來，卻不見道歉，也不見相關方面的更正：報紙的光環在消失！

　　使陳小魯們“道歉”的那些作為，發生在“五十多天里”，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具體表現。圍攻、批斗、站桌子、跪板凳、游街、抄家、戴高帽、掛黑牌、噴氣式、拳打腳踢、限制自由、強行囚禁、摧殘致死人命，挑動群眾斗群眾，全都肇始于這個“工作組時期”。在撤銷工作組的時候，劉少奇和鄧小平承擔了責任，陳小魯們至今仍“愧疚于心”的行為，沒有被追究，他們被“原諒”了。

　　在今天，陳小魯們自思、反省，追悔、慚愧，都可以理解，都在情理之中，但是拿出來“演”，就太“作秀”了。有些人想要由此抹黑文化大革命，恐怕不能如愿，只不過是“以昨天的卑鄙行為來為今天的卑鄙行為進行辯護”，枉費心機罷了。

　　議論文化大革命，不論是贊成還是反對，無論是說好還是說壞，都要尊重事實、弄清事實，不能籠而統之。要總結、汲取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就不能由性而發、由興而發。若要發表出來，更要有認真的負責的態度。

　　鄧小平說，對文化大革命“宜粗不宜細”；毛主席可就不是這樣說的。毛主席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

　　毛主席說：“到一個單位去了解情況，要了解運動的全過程，開始怎樣，后來怎樣，現在怎樣，群眾是怎么搞的，領導是怎么搞的，發生過一些什么矛盾和斗爭，這些矛盾后來發生了什么變化，人們的認識有什么發展，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

　　毛主席說：“要過細，粗枝大葉不行，粗枝大葉往往搞錯。”

　　對發生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單位”、延續十年之久、七八億人口規模的群眾運動，只說現象，不說過程，不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和斗爭，不說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矛盾和斗爭，不分主流和支流，看不見革命和反撲，不認清人性“惡的表現”和盲目沖動的差別，不區分領導者的失誤和故意破壞的不同，就不可能作出中肯的評價，就不能有正確的結論。

　　比如有人說，毛澤東武斷、專斷，聽不進不同意見，錯誤地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可是他們不說毛澤東曾經拿著憲法和黨章為自己爭取發言權，不提毛澤東曾經對斯諾說，“許多權力——各省各地方黨委，特別是北京市黨委內的宣傳工作的權力——他都管不了了”（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不說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局、中央全會的決定。

　　毛澤東是人民的領袖。他不但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對地主資產階級壓迫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他也反對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壓迫廣大人民群眾。他說：“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

　　不是武斷、專斷，是為人民保權、爭權；不是聽不進不同意見，是拒絕采納錯誤的意見！

　　要“認知”文化大革命，就要實事求是。這個“實事求是”，是毛主席重新闡發的意義，即：“‘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而不同于《河間獻王傳》中的原意，也與鄧小平的“實事求是”有別。

　　毛主席對“實事求是”的這個解釋，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指出：要獲得可靠的認識，就要去“研究”；研究的對象和基礎，是“實事”；研究的目的，是洞察“事物的內部聯系”，獲得“規律性”的認識。“研究”，就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就要站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用歷史的、唯物辯證的觀點進行分析。文革的全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站在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立場，不是唯物地、辯證地、歷史地去看，就不能理解“三七開”，就不能得到可靠的認識。就會像鄧小平那樣，因為“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而不能把“七分成績三分錯誤”與文化大革命聯系起來。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國一段不短的歷史，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部分，是毛主席竭盡心力的作為，被他看作是自己一生所作的兩件大事之一，是全中國人民的一次偉大實踐，是付出了巨大代價的一場革命，它也取得了偉大的業績。比如，它提升了人民群眾對“民主”的覺悟，人民群眾對于民主的要求和感受都與文革前大不相同了——取消“四大”，只是剝奪了人民群眾的“一種”民主手段，而民主的意識是消滅不了的；它清晰了人民群眾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意識，不再把隨便什么領導人都看作共產黨的化身了——不管多么理直氣壯的語詞和冠冕堂皇的“理由”，都要拿“人民利益”的尺子靠一靠；它使中國人民看清了自己的希望所在，“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毛澤東思想能夠救中國”的信念深入人心——雖然被糊弄，也只是暫時的，終必會醒悟過來，而且正在醒；……文化大革命在上層建筑領域實行了改革，不論是政治，還是教科文衛，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績——取消它們，是因為不再適合后來的形勢，然而，“利弊”卻慢慢地顯示出來；文化大革命觸及了中國社會的層層面面，暴露出形形色色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給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治世理政提供了基礎、經驗和借鑒——其中就包括“防止文革重演”。經過文化大革命，中國人民的思想大大解放，精神面貌呈現出新的狀態——它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必將影響深遠。它被否定了，但否定的同時也是肯定！所謂“徹底否定”云云，無非是一些人們的心態，說是他們的利益訴求也無不可。但那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因為從量上說，他們只是極少數，跟世界人民、全中國人民相比，簡直就是一小撮；從質上講，他們的認識、要求，是違背社會發展方向、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歷史的事實，怎么否定它？無非是不說它好而說它不好，這只不過說明了這是一伙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或者被他們忽悠了。這些人得勢于一時，是因為他們“主導”了社會，霸占了話語權，就像奔騰的江水里打了個漩渦。但是，事情是會變化的，而且正在變——歷史發展的邏輯是阻擋不了的。其實，宣告文革的結束和隨后的歷史，就把文革“否定”了——社會就是在否定此前的歷史中前進的。這沒有什么奇怪。這種否定是歷史的必然。但要“徹底否定”，就暴露了一種“恐懼”，以及恐懼者們反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立場；暴露了一些人為了掩蓋自己的丑惡甚至罪惡而嫁禍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企圖。

　　正確地認識文化大革命，有利于推進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認識不當，就會成為歷史的“包袱”。我們現在正是在“背著包袱前進”，而對于“社會主義”，不是那么明晰、那么堅定了。

　　幾十年過去了，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歷史，要真正認識它，就要從感性上升到理性，從個別上升到一般，就是說，既要擺事實，也要講道理。

　　黑格爾說，“不能表述的思想不是思想”。本文試著說說，想給出對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種”理解。

　　發生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有其必然性，否則，就不會發生。

　　有人說：要不是毛澤東，就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句大實話。但只是直觀的、表面的、膚淺的大實話。問題在于，毛主席為什么要發動這個文化大革命，他是怎樣想的，又為了解決什么問題？也就是說，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是什么。事實表明，毛澤東關于文化革命的思想，源于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當然也借鑒了斯大林。他說：馬列主義是源，我們的是流。

　　馬克思通過批判舊哲學，創立了“新觀點”——辯證唯物論。他用“新的世界觀”研究資本主義，是從“商品”開始，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商品生產占統治地位”（列寧《卡爾·馬克思》）；他考察人類歷史，是從“人”著手，因為人是社會的主體。他說：“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揭示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回聲的發展。”（《德意志意識形態》）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

　　“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關于“人”、人類社會的歷史，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其他幾篇文章中，有著極其精彩的闡述。實在想不出還能用別的說法來揭示這些關系，揭示這些身處其中卻說不出、想不到然而卻不很深奧的道理。網友諸君不妨讀一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開頭的幾篇文章，享受享受“振聾發聵”的喜悅！

　　馬克思說，“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系。”

　　“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

　　因此，“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德意志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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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的眼界是廣闊的，材料的占據是普遍的，探究是深入的，理解是透徹的，邏輯是嚴密的，理論是徹底的，因而，他的論斷是可靠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使我們明白了：

　　人們要生存、要發展，就要進行獲取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人們同自然、社會接觸和改造它們，就能獲得關于客觀世界的認識——知識；這些知識又反過來指導人們的實踐，使人們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更有成效。

　　人們改變客觀世界的實踐活動，同時也改變著人類自身：擴展著人們的眼界，深化著人們的認識，豐富著人們的知識，增強人們適應和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

　　人們索取物質生活資料的活動，受他們的能力的制約。人們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是人的智力和體力的結合、融合，這是人類社會存續、發展的根本依據。人的精神和肉體，須臾不能分離。

　　人們靠語言和文字維系他們之間的關系，靠語言和文字，交流和傳播思想、保存和流傳思想材料，靠語言和文字承繼和接受既往的思想和見解，加速了人類智力的進化、能力的增強和社會的進步，形成了人類的歷史。

　　人在社會中的活動，人的能力在社會中的實現，就是社會生產力。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提高，人類社會呈現出了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逐漸演變、發展的規律 。生產力不發展，人和社會就不能進步。

　　人們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用從實踐活動中得到的認識，指導自己的行為，作用于外部世界，使環境（自然界、社會）發生合乎自己意愿的改變：理想和希望指引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理想是實現理想的首要因素；決定的因素，自然是客觀條件的具備。

　　人是社會的動物，在社會中生存、生產、生活，就有了關于社會的意識。離開了社會，生產力就不能實現，人就不能生存，不能有語言能力；離開了社會，人就無法生產和生活，就不成其為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

　　人們意識到他們之間的關系的存在，就使他們的群體成為了社會，與獸群（畜群或其他生物群）有了根本的區別。人們的社會關系從最初的簡單的血緣關系發展到現在，已經是十分復雜和多種多樣的了，例如血緣關系、親屬關系、朋友關系、交往關系（交換關系、協作關系、競爭關系、平等和不平等關系、統治與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等等。其中為了從事生產、在生產活動中發生的聯系、關系，被稱為生產關系，它是交往關系的主要內容。“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系。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才會有生產。” （《雇傭勞動與資本》）

　　在通常的情況下，生產關系與既有的生產力總是相適應的；不適應了，就會改變。“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為所謂社會關系，構成為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為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雇傭勞動與資本》）

　　人的精神活動的內容，根源于他們的物質生活。“物質生活關系的總和”，就是“市民社會”。（《〈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在一定的生產力和與其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下，人們的社會生產活動的形式，就是他們的生產方式。人們互相交換其勞動的形式、方式，被稱為交換方式。“市民社會”包含所有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其中主要的生產和交換方式決定了社會形態。“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社會的經濟基礎，從它所產生的法律、政治機構，以及與它相適應的道德、法律、藝術、哲學、科學等等的文化形態（意識形態），就相應地叫做上層建筑。“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生產力的發展，使社會產生了階級。隨著階級的分化，人們的社會行為就具有階級的屬性，“生存競爭”的規律，在人類的階級社會中就表現為階級與階級的斗爭，以階級斗爭的方式存在、發展。

　　生產力的發展，造成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使得人們對于客觀世界的認識，更快、更深入地發展著。人們逐漸認識到，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有規律的，是受規律支配的。這個規律，就是事物存在、發展的自身邏輯。規律，并不預先存在于什么地方，而是與事物的產生、出現同時存在的。沒有一事物，就沒有該事物存在、發展的規律；任何事物，一經成為“存在”，它的發展變化就受其自身規律的支配。為了探索研究“規律”，產生出許許多多的學科，發現了許許多多的“真理”，了解了許許多多的規律。

　　到了1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就發現了：

　　“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任何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劃分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這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無產階級爭取徹底解放（實現共產主義）的斗爭的理論表現。從此，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斗爭，就提到了歷史的面前。

　　馬克思和恩格斯探究了無產階級斗爭的前景和實現它的條件，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這就是有名的“兩個決裂”，實現哪一個都不容易。但是，無產階級要爭得徹底的解放，“兩個決裂”，哪一個都不能少！

　　這里說的“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就是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生產關系；“傳統的觀念”，就是維護私有制關系的意識形態。

　　我們知道，無產階級革命所面對的、致力推翻的是資本主義的所有制，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還或多或少地殘存著既往歷史階段上的所有制形態，比如奴隸制、封建制的殘余。這些私有制形式同樣產生著維護它們自己的意識形態。它們與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一樣，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阻力。意識形態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可是一經產生，就反作用于社會，是維護既存生產關系、社會關系的極大力量。不與這種“傳統的觀念”實行徹底的決裂，就不可能與“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徹底的決裂。事實上，沒有逐步地與一定的“傳統觀念”的決裂，就不可能發生革命。在革命前和革命中，這種決裂就表現為“思想的解放”。無產階級革命所要求的，不過是“徹底決裂”而已。

　　“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就是要推翻、消滅私有制的最后形態——資本主義和一切私有制關系；“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就要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歷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極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版導言）——這，就是發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網友諸君請原諒我的笨拙，不能用更簡明的句子更好地復述老祖宗們講得很明白的道理。總之是，人們在自己的生產生活中，終必要認識到人類共產主義的前途，并且會為這個前途的實現而斗爭。這樣，共產主義社會就一定會實現，因為“人民生活的現實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們的腦子里生長起來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

　　阿爾圖塞說，馬克思發現了“歷史的大陸”，實現了哲學的變革，從馬克思開始，不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變世界了。（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15.4《“馬克思主義的結構主義者”阿爾圖塞》） 他這是局限于哲學來說的。事實上，正像馬克思所發現的，人類從來就是用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來指導自己對客觀世界的改造的。但是，馬克思不僅從理論上揭示了這種情況，更具歷史意義的是他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出了人類社會的共產主義方向。從馬克思以后，凡是推動歷史向前發展，推動無產階級徹底解放的事業的，是革命的；相反，阻礙人類目標的實現，阻礙歷史前進，所謂使現存社會永保存續，不愿承認共產主義的，是反動的。

　　發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必然性，應該算是說明白了：無產階級要實現共產主義，要搞社會主義，就必得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就得要進行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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