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占據極其重要的位置。馬克思將勞動視為人的本質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既通過勞動獲得維持生命的物質資料，也通過勞動改造客觀世界，正是在人的生產勞動中，“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可以更直白地理解為，勞動將人和動物區分開來，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產所需的產品，而動物只能被動地消費自然的造物。
毛澤東說過，世界上的一切壞事，都是從不勞動開始的。在毛澤東思想中，勞動是劃定人民這一政治主體的最重要的標準。建國前夕，毛澤東對人民的界定是，“以工人、農民(兵士主要是穿軍服的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
將勞動視為一種高尚的價值，尊重普通勞動者是中國革命和建設歷程的典型特征。中央蘇區使用的小學課本上有新編的“三字經”，開頭是這樣的：“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1944年，一位來自重慶、名叫趙超構的記者報道了在延安的見聞，在他的觀察中有這樣一點：“農工兵的自尊心是提高了，肉體勞動是成了風氣了。”在前一個30年中，最受尊重的人不是財富英雄，而是勞動模范。
有了這樣的視野，就不難理解勞動的教化功能，也才能理解“勞”字和“教”字為何能組合成一個新詞。新中國把“舊人”改造為“新人”當作使命，采取的手段是“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結合”。
首先是改造“游民”(即通常說的流氓無產者)。按照毛澤東的看法，這個群體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許多迷信職業家”，他們來自舊社會城鄉失業人群，“不得不尋找不正當的職業過活”。改造的目的一是行為矯正，二是幫助他們學會生存的技能。
改造“反動派”的政治意味更濃一些。末代皇帝溥儀也經歷了勞動改造，被關押期間他一度被安排糊紙盒，從他的回憶錄《我的前半生》中可以看出這段經歷對他的觸動。他說，“如果我沒有經過那一段勞動(生活和生產方面的勞動)，我到現在也不會明白封建制度造了什么孽”;在另外一處，他又說：“我忘記了是誰告訴過我，許多人都錯誤地把勞動看作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只有共產黨人才正確地把勞動看作是人類自己的權利。”
歷史的軌跡是清晰可辨認的。從改造“舊人”的歷程看，勞動改造作為一種制度，在那個特定的時代不但不是什么“惡政”，反而是中國革命特有的人道主義和最大的悲憫。
改革開放以后，生產關系發生了變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成為經濟要素之一，在市場上和資本自由結合并在生產過程中被吸納為資本的一部分;附著在勞動之上的價值維度在事實上消失了，而且，勞動的內涵也大大拓寬，不僅包括體力勞動，也包括腦力勞動和其他非體力勞動。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體力勞動的教化功能喪失了，勞教制度的改造人的職能也就喪失了，淪為一種純粹的懲罰機制。可是就懲罰機制來說，中國已經逐步建立起了另外一套法律體系，于是勞教不但成了多余的，而且也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
勞教制度被廢止了，這是改革的一部分。我們應該好好地向它說聲再見，把它完整地記入歷史，并公允地評論它的得與失。不要學那些缺失基本歷史常識和理論視野的庸人，在談論歷史的時候聳著肩膀攤開雙手，做出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姿態;也不要學那些知識分子中的市儈，一味地攻擊和詆毀勞教制度和它曾發揮了積極作用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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